冬季的黄昏、恐怖、阿尔巴特街附近的屋顶和树木从西弗采夫-弗拉热克方向朝成月不拾掇的饭厅窥视。住宅的主人是一个留胡子的新闻工作者。他为人善良，然而疏懒成性，给人的印象是个老光棍，虽然他已有家小住在奥伦堡省。有空的时候，他才把桌子上足足摊了一个月的各种观点的报纸连同硬得像石头似的早餐残渣——早读间积存下来的像整齐的沉积层似的猪肉边皮和面包头搂在一起，一抱一抱地拿到厨房里去。在我尚未丧失良知之前，每月三十日炉灶下面总会出现呼呼作响的熊熊火焰，阵香扑鼻，活像狄更斯在圣诞节故事中所描绘的公司办事员和烤鹅的情景。天黑以后，民兵岗哨便会热情地用左轮手枪开起火来。他们时而一阵接一阵地，时而用杀伤力低得可怜的探询性点射朝着夜空射击，由于他们不能击中要害，而死于流弹的人则甚多，所以为人身安全计，我很想把街巷里的民兵撤走，并换上钢琴的节拍器。

他们的噼噼啪啪的射击声有时会变成发狂的号叫声。那时候经常会无法一下子弄清楚这声音是外面的呢，还是家里的。这是我家书房里的唯一住户——一架带插头的便携式电话机在从完全失去知觉的状态中清醒过来的几分钟里呼唤我去接电话。

那是有人打电话来请我到特鲁勃尼柯夫胡同的一幢别墅里去参加当时能到莫斯科来的全部诗坛人士的集会。我正是在这部电话里与马雅可夫斯基争执的，不过时间要早得多，是在科尔尼洛夫[30]暴乱之前。

马雅可夫斯基通知我，他把我的名字列在他的海报上了，跟波尔沙柯夫和里普斯凯罗夫排在一起，同时还有他的几个最最忠实的追随者，其中包括那个好像会用前额撞碎一俄寸厚的木板的人。那次我几乎感到很高兴，因为我有机会像同一个外人似的同我爱戴的人讲话，并越说越气地一一驳斥他的理由来为我自己辩护。使我诧异的倒不是他的无礼，而是他在这时表现出来想象力的缺乏，因为正如我说的那样，事情的实质并不在于他擅自使用我的名字，而在于他令人遗憾地深信我离开的两年时间并没有改变我的命运和作业。应该先关心一下我是否还活着，以及是否已抛弃文学去干更好的行当了。对此他理直气壮地反驳说，我从乌拉尔回来后已经在春季里就同他见过一次面了。最奇怪的却是这个理由并没有被我接受。我毫无必要地一再坚持要他登报声明纠正海报，因会期已近，这事是办不到的，还因为当时我并无名气，这样做也是毫无意义的，只会显得拿腔作势。

虽然我那时还把《生活，我的姐妹》藏藏掖掖，并试图掩盖我的变化，但周围的人若是认为我仍一如既往地毫无改变，那我就会受不了的。此外，正是马雅可夫斯基毫无成效地提到的那次春季谈话大概还在我内心深处暗暗地起着作用，因此在那次交换过意见之后竟还会发出这种不合逻辑的邀请，这就使我大为气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