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在缅甸，一个雨水湿透的早晨。惨淡的灯光像黄色的锡纸斜照过高墙，照到监狱的院子里。我们等在死囚牢房的外面，那是一排平房，正面钉着两重铁栅栏，就像关动物的小笼子。每间牢房大约十英尺见方，里面空空如也，只有一张木板床和一壶饮用水。在有几间牢房里，棕色皮肤的人默默地蹲在里面的一道铁栅栏后，床单裹着身子。他们都是死囚，在一两个星期内就要被绞死。

有一个囚犯已给带出了牢房。他是个印度人，身材瘦小，剃了光头，眼睛混浊。他长着浓密茂盛的胡子，大得同他的身材很不相称，显得可笑，很像电影里滑稽角色的胡子。有六个高大的印度狱卒看守着他，为把他送上绞刑台作准备。其中两个扛着上了刺刀的步枪站在一旁，其余几个在给他上手铐，把一条铁链穿过他的手铐再系到他们的腰带上，然后又把他的胳膊捆紧在他身子两侧。他们挨他很近，手总是放在他身上，小心地抓着，好像时刻要感觉到他在那里，就像对一条仍旧活着、可能跳回到水里去的鱼一样。但是他站在那里，一点也没有反抗，听任双臂给绳子缚紧，好像他根本没有注意到发生了什么事情。

钟敲了八下，有一声军号从远处营房那里飘过来，在湿漉漉的空气中，显得声音很轻，有点凄凉。监狱长同我们其余的人分开站着，他闷闷不乐地用手杖在沙砾地上戳着，一听到号声就抬起头来。他是个军医，留着牙刷一样的灰色胡子，声音粗哑。“快些，快些，弗朗西斯，”他不快地说，“这人现在早该死了。你难道还没有准备好？”

狱卒头子弗朗西斯是个身体肥胖的达罗毗荼人[1]，他身穿白色斜纹粗布工作服，鼻上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他挥一下黑色的手。“好了，长官，好了，”他赶紧说，“一切都准备好了，没有问题。刽子手正等在那里。我们可以去了。”

“那么快走吧。这活不干完，犯人们还不能吃早饭呢。”

我们向绞刑台进发。两个狱卒走在囚犯的两旁，肩上扛着步枪；另外两个紧挨着他，抓住他的肩膀和胳膊，好像是一边推着他，一边扶着他。我们其余的人，包括法警等人跟在后面。我们刚走了十码远，行列突然停止了，事前没有命令或警告。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不知从哪里蹿出来的一条狗，出现在院子里。它大声吠叫，冲到我们中间来，围着我们蹿跳，全身摇晃，看到有这么多的人在一起，十分兴奋。这是一只多毛的杂种大狗。它在我们周围蹿跳了一阵子，就突然冲向囚犯，跳起来想舔他的脸，我们都来不及阻止。大家都吓呆了，站在那里，惊慌之下竟没有人敢去抓那条狗。

“谁放这条该死的畜生进来的？”监狱长生气地问道。“你们快抓住它!”

押送囚犯的队伍中有个狱卒走出来，笨手笨脚地追那条狗，但是那狗奔跑着蹦跳着不让他走近，好像这是一场游戏似的。一个年轻的欧亚混血狱卒抓起一把石子扔去，想把那条狗赶走，但是它躲过了石子，又向我们奔来。它的叫声在狱墙上发出回声。那个囚犯给抓在两名狱卒手中，一点也不觉得好奇地看着，好像这是绞刑的一个手续。过了几分钟才有人设法抓住了那条狗。然后大家用我的手帕拴住它的领圈，再次出发，那条狗仍在挣扎着、呜咽着。

到绞刑台有四十码左右的距离。我看着那个囚犯赤裸着棕色后背走在我的前面。他的胳膊给捆紧了，走路有些不便，但是他走得很稳，那种一颠一颠的步态是膝盖从来不伸直的印度人的特有步态。他每走一步，肌肉就一张一弛，脑袋上的那绺头发上下舞动，双脚在湿地上留下脚印。有一次，尽管有狱卒抓住他的两肩，他还是稍微侧身，躲开地上的一洼水。

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但是一直到这时候为止，我从来没有认识到杀死一个健康的神志清醒的人意味着什么。当我看到那个囚犯闪开一边躲避那洼水时，我才明白把一个正当壮年的人的生命切断的意义，它的无法用言词表达的错误。这个人并不是病得快死的人，他像我们一样是活人。他身上的所有器官都在工作——肠子在消化食物，皮肤在更新，指甲在生长，组织在形成——所有这一切都在一本正经地傻忙着。他站在绞刑台上时，他吊在半空中还有十分之一秒可以活时，他的指甲仍在长。他的眼睛看到黄色的沙石和灰色的墙头，他的脑子仍在记忆、预见、思考——甚至想到那洼水。他和我们都是一起同行的人，看到的、听到的、感觉到的、了解到的都是同一个世界；但是在两分钟之内，啪的一声，我们中间有一个人就去了——少了一个心灵，少了一个世界。

绞刑台设在一个小院子里，同监狱的大院分开，长满了高高的刺人的野草。这是用砖头砌的，像一所三面有墙的平房，上面铺着木板，木板的顶上有两条大梁和一条横杆，横杆上挂着绳子。刽子手是个头发花白的囚犯，身穿白色的监狱制服，他等在绞刑架旁边。我们进去时他向我们谄媚地低头哈腰相迎。弗朗西斯一声令下，两个狱卒把囚犯抓得更紧了，他们半推半拉地把他带到绞刑台前，帮他笨手笨脚地爬上了阶梯。然后刽子手爬了上去，把绞索套到了囚犯的脖子上。

我们在五码外的地方站着等。狱卒们围着绞刑台成了一个大致的圆圈。在绞索套好了以后，那个囚犯就开始喊叫他的上帝了。这是一阵高声重复的喊叫，“罗摩!罗摩!罗摩!罗摩!”[2]叫得不急，也不像祷告或求救那样害怕，而是不慌不忙有节奏的，几乎像教堂的钟声那样。那条狗听到叫声就呜咽起来。刽子手仍站在绞刑台上，拿出一只像面口袋一样的小布袋，套在囚犯的头上。但是叫声仍在继续，只是隔了一层布而有些发闷，一遍又一遍地叫着：“罗摩!罗摩!罗摩!罗摩!”

刽子手爬下绞刑台，站在那里，准备着，手放在拉杆上。似乎有好几分钟过去了。那个囚犯的不慌不忙的闷叫声仍在继续，“罗摩!罗摩!罗摩!”从来不打顿。监狱长的脑袋搭拉在胸前，手杖慢慢地拨弄着地面；也许他在数点喊声，让囚犯喊到一定数目——五十声，也许一百声。大家的脸色都变了。印度人的脸色发灰，像劣质咖啡，不知有一把还是两把刺刀在摇晃。我们看着那站在绞刑台上被绳子捆着、脑袋蒙着的囚犯，听着他的喊叫——叫一声就是一秒钟的生命，我们心里都是一个想法：唉，快点杀了他吧，快点把事办完，别让他再发出这讨厌的叫声了!

监狱长忽然下定了决心。他抬起头，迅速地挥一下手杖。“查洛!”他几乎愤怒地叫了一声。

咯噔响了一声，接下来是一片沉默。囚犯消失了，绳子自己转着绞了起来。我放了狗，它立刻蹿奔到绞刑台的后面，但是它一跑到那里就止了步，吠叫着。接着又缩回到院子的一个角落里去，站在野草丛里，胆怯地望着我们。我们绕到绞刑台的后面去视察囚犯的体。他吊在那里，脚趾笔直朝下，身子慢慢地转动着，已经死了。

监狱长伸出手杖，戳一戳赤裸的体，它轻轻地摆动一下，“他没事了。”监狱长说。他从绞刑台下退出来，深深地透了一口气。闷闷不乐的表情突然从他的脸上消失了。他看一下手表。“八点零八分。好吧，今天上午就这么着了，谢谢上帝。”

狱卒卸下了刺刀，开步走开了。那条狗也清醒过来，明白了刚才行为失检，乖乖地跟着他们。我们走出绞刑台的院子，走过死囚室和里面等着的死囚，回到了监狱中央的大院子。在带着警棍的狱卒的监督下，囚犯们正在开始领早餐了。他们一长排蹲在那里，每人手里端着一只铁皮缸子，两名狱卒提着饭桶舀饭给他们；在绞刑以后，这个景象看上去很安宁祥和。我们大家因为该做的事已经做完而感到松了一口气。你感到有想要唱歌、奔跑、大笑的冲动。刹那间大家都开始在轻松愉快地交谈了。

那个走在我身旁的欧亚混血儿用头指一指我们过来的方向，心照不宣地微笑道，“你知道吗，长官，咱们的朋友（他指的是死去的那个人)听到上诉被驳回，尿了一裤裆。那是给吓的。请你不要客气，抽一支烟，长官。我这新买的银烟盒怎么样，长官？这是从小摊上买的，两个卢比零八个安纳。高级的欧洲式样。”

有好几个人笑了——到底笑什么，似乎谁也不知道。

弗朗西斯走在监狱长身边，喋喋不休地唠叨着：“真是不错，长官，一切进行得十分令人满意。一切都很快结束了——咔嚓一下，就是那样。以前并不是总能这样的——哦，不!我知道有几次还得要请医生来钻到绞刑台下去拉囚犯的腿才肯定他死了。真是够讨厌的!”

“还在扭动，唔？那太糟了，”监狱长说。

“啊，长官，他们不听指挥时更糟!我记得有一个人在我们去带他时死拽住笼子的铁栏不放。说来不像话，长官，派了六个狱卒才把他拉开，三个人扯一条腿。我们向他讲道理。‘朋友，’我们说，‘你想想，你这样给我们招来多少麻烦!’但是他不听!啊，他真是不好对付!”

我发现我在大声笑着。大家都在笑。甚至监狱长也宽容地咧着嘴。“你们不如都出来一起喝一杯，”他很和蔼地说。“我有一瓶威士忌在车上。我们可以喝了它。”

我们走出监狱的双扇大门，到了路上。“拉他的腿!”一个缅甸法警忽然说道，格格地大笑起来。我们大家又都笑了起来。这时，弗朗西斯的故事似乎特别好笑。我们大家在一起相当亲热地喝了一杯酒，本地人和欧洲人都一样。那个死人就在一百码以外的地方。

一九三一年八月《阿代尔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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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印度的一个民族。

[2] 印度教神名，最高神毗湿奴的化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