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当我和马克·布洛赫需要在我们历史学家小组之外，再建立一个混合小组，处理一些有能力描述的当代事件时，我立即去找阿尔贝·托马。我知道在日内瓦时，他身边有一些经过挑选的撰稿人，他能不能让我跟他们中的某些人联系呢？我立即得到答复，“到日内瓦来吧”，他立刻写信给我（而且没有老式的客套语，当时正值1928年9月，接二连三发生了不少事情，别的不说，国际联盟的财政委员会发生的激烈辩论，国际劳工局管理委员会在华沙召开的会议，筹备远东旅行，这些都占据了他的时间），“到日内瓦来：尽管我对不再能做科学工作有点遗憾，但你可以放心，我会尽力帮你”。说这话的是历史学家托马，他言而有信。
阿尔贝·托马骨子里就是历史学家，而且可以说是天生的历史学家。1899年11月，当时的他在高等师范学校的同届同学当中，毅然走上了想走的路，我不知道这些同学中谁会有一天与他为敌或嫉妒他。人们看到他怀着朴实而兴奋的热忱，坐在我们的老师面前，孜孜不倦地学习居斯塔夫·布洛赫的艰深课程；在加卢瓦那里初步领略新地理学的魅力；从一种朴素学说的余烬中，找寻还在莫诺的灵魂中酝酿着火焰的东西。这还不包括贝迪埃或夏尔·昂德莱在各自领域向我们提供的那些历史的、考证的和自由研究的课程。这个年轻人热情，富有同情心，工作能力很强；因为优秀学生总是追求成功，对自己要求严格，因而这种能力大大增强。即便是对他的根底可能一无所知的人，也能有把握预言：他具有历史学家的光辉前途。他也许比精于心理分析的人更热情；可以说他是浮士德式的，而不是阿波罗式的。他总是让我想到，有一项事业能让他在其中充分发挥自己的最卓越的天分，这种泛神论的狂热有时似乎使他激奋不已。我想，这就是一部受米什莱、马克思和让·饶勒斯的三重影响的伟大农民战争史吧。
对他的根底可能一无所知的人都能这样预言……那么，如果知道他的根底呢？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人们在尚皮尼，在他父母住的小房子里，见到过阿尔贝·托马的父亲的话……这不只是一位为儿子的成就非常自豪的父亲，他就是一种传统的化身：巴黎人的传统；手工业者的、桀骜不驯的和好斗的、革命的和感情用事的、勤劳的、谨慎又狡猾的老法国的传统。这个小面包店老板骨子里就是这样的人，五十年里，他密切介入一些人的生活，不遗余力地为他们工作。他目睹了多少场景，听到了多少生动的话：1848年，大幕拉开，第二帝国、战争、巴黎公社、梯也尔和镇压、工人觉醒、早期工会依次登场，这是一段混合着蒲鲁东主义的教训的傅立叶主义的记忆；是一部完整的，既是法国的又是工人的简史；是一部以那种无情的道理，那种直白的理性，那种惯常的但是表达细腻的朴直进行评判的历史。确定它的范围无疑比破除幻想容易。人们在星期日，随着阿尔贝·托马在他居住的市郊享受这种家庭的气氛，然后和他一道，沿着缓缓流动的马恩河在牧场上溜达，或者由他亲手套上并驾驭一匹小马，慢步攀登，直到拉克昂布里，农业大高原就从那里开始，是一片农场聚集的单调地区。在进入这个地区时，人们就觉得，没有谁逃脱得了自己的命运，而且觉得阿尔贝·托马不会是历史学家，因为对他来说，问题不是如何“到人民中去”，而是本来就生于人民，生于如此迷人、如此充满活力的巴黎人民的他，如何去割断自己的根。
然而他奋斗了。一段时间他曾经尝试一边过着研究者和历史学家的生活，一边过着非常活跃的报人和宣传者的生活。真正的政治生活对他的吸引并非难以抵御。这个人，在饶勒斯被暗杀后，扮演过一段时间的党首角色，他会对他的能力有点不自信吗？他不确定自己身上有一种真正的领导者气质吗？他也不是一个天生的演说家。而且他对社会问题的态度本身：他以一种客观的改革精神研究一些市政管理和救济问题的努力（例如，摆在我眼前的这些《社会主义者杂志》中，有和比安科尼、罗伯特·赫尔兹、葛兰言、埃德加·米约、霍布瓦赫以及其他许多人一起撰写的完整的系列研究文章，这些人的时代是多么久远啊！）——这种态度可能会使他在“一个大党的创建和招募成员的宏大事业”首先吸引的人中有点孤立。毫无疑问，他没有马上屈服。
从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第二年起，他就开始对关于社会改革的流行观念认真进行研究，这些观念是从1832年6月到1834年4月，受形势所迫，受传统影响，在法国产生的。人们把“最初关于阶级斗争的流行的、完全政治的和不充分的表述”归于邦纳罗蒂，而正是这些观念尤其引导了托马去阐明这位邦纳罗蒂的作用与重要性。这是托马的思想的萌芽，是他为了拿毕业文凭而进行的初步研究，更广泛的研究想必永远不会再有了。但是我们别忘了，他还编写过一本出色的小书《劳工稗史》，适于青少年阅读，这本书曾经流传过，还将流传更广。如他所愿，这本书“从专业上说无可指摘”，不仅摈弃了歪曲的事实和错误的文献，而且还避免“在故事中介绍一些有可能把孩子们引入歧途，向他们灌输偏见的见解”，表明了他积极努力通过历史学来培养认真研究社会问题的精神——这些问题是生活中存在的，“对他们而言迫在眉睫”。托马最终为饶勒斯主编的《社会主义史》写了《第二帝国》一书，他很快能够第一次摆正了经济和社会生活在一个激烈动荡的时代中的位置。这本书成了他作为历史学家的绝笔。人在专心支持一个党的行动、宣传、内部生活时，是绝不可逃避对公众生活的直接责任的。托马曾被选为国民议会议员。他被错综复杂的事务缠住了。以后发生的事人们知道：参与战争，出任法国军备部长，以及停战后创建国际劳工局。不论他花的代价多么大，他都真正把它们当作分内事业，这是完全属于他的事业，而且带有他的标记。
这些生涯十分折磨人，不让他有时间重操旧业。四年前，在他的办公室隔壁的一个小房间，他伤感地把他珍藏的旧书、他的历史学著作，以及他青年时期的，仍在从事“学者”生涯的伙伴们的著作拿给我看……这种伤感不是装出来的。他天生就是历史学家，因此他受不了不能在一些非应用的著作中寻找“支持他日常管理工作的东西”。可是一旦某种工作能让他摆脱这种伤感，他就会高兴地去做。如他为《纪念昂德勒文集》写了一条评语；在阿尔萨斯的富代，在那位达尼埃尔·勒格朗的一次纪念仪式上，这位国际劳工局局长高兴地尊他为先驱者；在柏林，他对1890年国际会议的记录进行研究，另外还多次抱有梦想，要创建劳工大学，在国际劳工局支持下发展。历史学家托马从未死亡。他从来不想用一堵密不透风的墙把他的两段生涯、他的学习和学术研究的青年时期以及他的实干和创造的壮年时期分隔开。如果有人要问，过去的事跟我们现在的行动有什么关系？对于他们的幼稚的自负，他会耸耸肩膀，表示不认同。他广泛而自由地亲历他的时代；他知道奠基、创建和发展；他不反对最大胆的预测；他在所有方面都一直关心着传统，怀着对历史学的挥之不去的眷念。这种关心，这种眷念，不仅归功于他的老师，而且首先要归功于他的最有才能的导师，归功于一直都在告诉他世代之间存在相互关联的人。
因此托马完全了解我们的《年鉴》的抱负和目的。因此他愿意尽力关心它。我从一开始就拥有一个感人的证据。我们的杂志刚刚问世时，我在第一次了解订户资料时就惊讶地发现，它已经在远东拥有了几个订户。正是托马在中国和日本旅行时，在两次官方会见之间，有意找机会和办法介绍了这份充满活力的历史杂志，他怀着真诚的喜悦来欢迎它的纲领和诞生。而在最近，我们又有了最新证据，足以证明他对这份杂志怀有深厚感情。
阿尔蒂尔·方丹刚刚去世，我想到应该在我们的杂志中纪念一下这位既特殊又典型的研究者和活动家。我了解到他和托马的关系十分密切，便把主意告诉托马。他即刻回复道：“尽管危机有可能引起国际活动增加，有人还打算压缩我们的日常工作……我很生气，还得没日没夜地捍卫我们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组织。尽管遇到这种局面，而且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局面，我要告诉你：除了我，我不知道这时还有谁更加被方丹、他的生平、他留给我们的东西、他的人格吸引……因此，尽管这十有八九是一桩难以完成的任务；还可能需多等一些时间，但是我诚心告诉你：我就试着来写一写你要的这七八页吧……”这封信写于1931年9月21日。我没有想过向托马索要这七八页。我非常清楚，他之所以没有把稿子寄给我们，是因为他可能真的无法写。为什么今天他不该作为作者在我们的《年鉴》中出现呢？他就应该在“历史学家”“活动家”这种适合他的专栏标题下露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