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节　《伊利亚特》和《奥德赛》

关于希腊进入信史时代前的历史研究，我们能通过古迹碑刻、考古发掘、现存旧俗和无穷无尽的神话传说——对此我们必须极其谨慎——来进行。凭借这些研究，我们可以一窥古希腊人的生活方式。然而，如果说这些希腊的史前研究亮起了点点微光，那么以荷马命名的不朽名篇则迸发出了耀眼的光芒。与这耀眼的光芒相比，那些微光不过是一片漆黑。

《伊利亚特》和《奥德赛》都是长篇史诗，讲述了一场大战中的两个事件。诗中写道，迈锡尼国王阿伽门农是当时希腊境内最伟大的君主。希腊各小城邦的贵族都集结在他麾下，辅佐他远征亚细亚。铁乌克洛伊人普里阿摩斯的儿子帕里斯诱拐了阿伽门农的弟弟墨涅拉俄斯之妻海伦，并将海伦带到父亲普里阿摩斯的特洛伊城。之后，为了惩戒引诱者帕里斯，希腊人驶向特洛伊并围攻特洛伊长达十年。但以上并不是《伊利亚特》要讲述的全部战争内容。“阿喀琉斯是弗提奥提斯国的王子，也是整个希腊最英勇和俊美的希腊人。但他傲慢固执，和国王阿伽门农仇隙颇深。阿喀琉斯一度退出战争，在自己的营帐内抑郁沉思。直到希腊人被迫撤退到海岸边，特洛伊王子赫克托耳杀死了他的挚友普特洛克勒斯，阿喀琉斯才从狂怒中奋起，一路对赫克托耳穷追不舍，最终将赫克托耳杀死，并将特洛伊人困在城内。”以上就是《伊利亚特》的内容梗概。虽然诗中有很多离题的地方，但毫无疑问，阿喀琉斯的狂怒是《伊利亚特》的主题。暴怒驱散之际，也是故事结束之时。与《伊利亚特》相似，《奥德赛》讲述了攻陷特洛伊后，凯法洛尼亚人的国王——伊萨卡岛的奥德修斯——因暴风而偏离了回家的航线。在茫茫大海上漂泊数年后，奥德修斯最终重返故土，夺回王位，并在成群的求婚者中挽救了自己的妻子。

帕里斯诱拐海伦回到特洛伊城

上世纪(1)的学者一直都在争论是否确有荷马其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否出自同一作者之手；诗中的每一首诗是否可以独立成篇；荷马的诗篇是写于亚细亚还是欧罗巴；成书日期是公元前14世纪还是公元6世纪；编辑者和注释者是否或多或少地篡改了诗篇内容。对于这些问题，我们不必自寻烦恼去详尽地回答。《荷马史诗》的内在逻辑足以证明各个诗篇构成了有机统一体。《荷马史诗》并不是创作于不同时期的各诗篇拼凑而成的作品。或许《伊利亚特》的各篇章之间，或《伊利亚特》与《奥德赛》的衔接处有一些不一致的地方，但历经三代学者孜孜不倦的研究努力，这个领域的成果还是少之又少。或许在原诗完成后，该史诗中又增加了内容，但《荷马史诗》绝不是才智品位各异的一群诗人共同创作的产物，也不是他们所作的一系列孤立故事拼凑而成的作品。

我们必须承认，目前并没有与荷马有关的传记或记载。但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理智地认为是一位杰出的天才作家创作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或许我们也该承认，直到创作完成很久后，《荷马史诗》才能成书。我们必须切记，在书写出现前，“吟诵史诗者”凭借的是自己超强的记忆力。因此，两部作品中不免有添补和疏漏的地方。篡改文本的情形或许真的存在，但也不能因而就全盘否定《荷马史诗》作为希腊史前珍贵权威材料的地位。但确认《荷马史诗》的成书年代至关重要。在将其作为研究希腊早期生活的权威史料前，我们必须指出，《荷马史诗》的确年代久远。毫无疑问，在公元前6世纪时，《荷马史诗》就已经存在。但至少有一位当代学者(2)试图将《荷马史诗》的成书日期推迟到伯里克利和雅典全盛时期。尤须指出的是，公元前7世纪末期涌现的一系列诗歌显然都是对《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增补和续写。由于都是围绕着特洛伊的故事而展开，并构成了一个完美整体，这些作品因而被称为“循环史诗”。但在风格上，循环史诗和它们的创作原型大不相同。不幸的是，这些史诗都已经失传。因此，我们无法详细地考察其中的内容，只知道这些史诗都是刻意创作的产物，用以填补《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之间的空白，并为《荷马史诗》提供恰当的前言和后记。希腊文学的传统是将莱斯克斯和阿克提努斯及其他史诗诗人放置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650年。虽然该日期可能大致准确，只是我们却无从考证。但无论这些“循环史诗”创作于什么时候，它们的作者一定是将《荷马史诗》作为创作的标准和样本的。

荷马与他的侍从

伯里克利

第2节　《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成书年代

内在证据才是推定《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成书年代的可靠标准。多利亚人征服伯罗奔尼撒半岛，伊奥尼亚人和伊奥利亚人定居亚细亚海岸昭示着希腊信史时代的开始。在荷马的诗篇中，所有这些大事件都毫无痕迹。当然，就算荷马生活在那个时代，并在经历过那些大事件后才开始创作诗歌，他也完全没有必要过多地描述那些事件。但只言片语总会留下些蛛丝马迹，以示荷马本人对发生的一切有所了解。在远古时代，一位不谙世故的诗人要想面向一群毫无甄别力的听众吟唱，除非有敏锐的历史意识和考古知识，否则总会存在时代错乱。在文字出现的时代，博学而谨慎的作家普布利乌斯·维吉利乌斯·马罗时常沉迷于运用时代错乱的手法。在刻画环境时，希腊的悲剧作家虽然力求精确再现历史原貌，但也总是会暴露出自己所处时代的些许特征(3)。难道只有荷马能幸免于此？或许在史诗中，荷马重构了早已经不复存在的希腊政治地理版图。到了荷马生活的时代，这些部落和城市的格局已经全部发生了变化。值得注意的是，“荷马的希腊地图与之后该区域的地图相差很大，难以想象荷马勾勒的希腊地图仅仅是后期加工杜撰的产物。”(4)譬如，在史前，迈锡尼并不是重镇，因此，著者就不太可能会将它作为国家的所在地。在长达四十八章的鸿篇巨著中，谁才会在编年史开始之后，仅仅提到一次多利亚人和伊奥尼亚人，而提到阿哈伊亚人却达七百一十四次？在描述特洛伊地区的战事时，谁又能不给出之后特洛伊地区将成为希腊领地的暗示——而这也是历史上唯一能吸引听众的事件？虽然诗中对这些事件都未提及，但现在普遍的说法是，《荷马史诗》的创作是为了鼓舞那些自称是阿伽门农后人的首领们，使他们在日后与特洛伊人的战争中不屈不挠。因此，很难相信《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创作于公元前11世纪的大迁移后期。然而，在荷马进行创作时，特洛伊战争早已成为历史。因此，他可以自由地用自己想象的花朵来点缀历史。荷马并非作为一个亲历者来记录历史，而是站在远观者的角度审视历史。正如荷马自己常常抱怨的那样，荷马生活的时代已经堕落了，全然丧失了先人们的英勇无畏——而这也是荷马在诗中所歌颂的。《荷马史诗》中的一切都显得极不真实：众神幻化成人形行走在人间；英雄单枪匹马就能让整个军团溃不成军。

普布利乌斯·维吉利乌斯·马罗

《荷马史诗》真正且独特的价值就是它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希腊社会的生活画面。虽然场景或许有些理想化，但毋庸置疑的是，《荷马史诗》真实再现了多利亚人迁移前总体的时代特征。对于远古时代的诗人而言，虽然荷马会依据想象创作情节和人物，但生活的社会环境是无法篡改的。如果剔除那些魔幻的或超自然的情节，那么如《亚瑟王之死》(5)、《尼伯龙根之歌》(6)和《罗兰之歌》(7)之类的英雄罗曼司(8)作品都将是研究它们的作者所处时代思想和习俗的珍贵的权威史料。作者或许会美化当时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但决不会令作品与这些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相矛盾。荷马也是如此：荷马虽然刻画的人物形象更高大英勇，远胜与他同时代的常人，但描绘的社会状态仍然是听众们习以为常的。

《亚瑟王之死》

第3节　荷马时代的希腊民族

在荷马生活的时代，希腊境内部落众多，彼此同宗同族，但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民族称谓。“希腊人”这一名称还不适用于弗提奥提斯的居民，也不用来指代整个希腊民族。同样，也没有相关的词汇“野蛮人”来指代非希腊民族的人。如果要指代希腊全境的人，人们通常会称他们为“阿哈伊亚人”。当时，阿哈伊亚人是希腊最显赫的部落。此外，人们有时也会称他们为“阿尔格娅人”和“达那俄斯人”，但仅适用于阿伽门农国王的部族，并且使用频率极低。值得注意的是，阿哈伊亚人和达那俄斯人正是埃及纪念碑上提到的希腊入侵者的名字。

《荷马史诗》中最显要的城邦值得简略地提一下。帕罗普斯的孙子阿伽门农是最伟大的君主，当属同辈中的翘楚。阿伽门农国王统治着阿尔戈利斯，但不住在阿尔戈斯。阿伽门农国王住在“富饶的迈锡尼”，一个矗立在阿尔戈斯平原的山丘上的新城市。毫无疑问，伯罗奔尼撒半岛北部及东部地区大都奉阿伽门农国王为宗主。在阿伽门农国王的属国中，狄俄墨得斯统治着老城阿尔戈斯及周边的小片区域。作为阿伽门农国王的弟弟和心腹，墨涅拉俄斯的王国包含拉科尼亚及麦西尼亚东部地区。皮洛斯的涅斯托耳统治着考寇涅斯人，而涅斯托耳的城邦包含麦西尼亚东部和伊利斯南部地区。伊利斯北部地区是无足轻重的伊庇安人的王国。在科林斯地峡的另一端，最有名的城邦要数《伊利亚特》中的英雄阿喀琉斯统治的弗提奥提斯。底比斯的卡德摩斯人和奥尔霍迈诺斯的米尼埃伊人也举足轻重；伊萨卡岛国王奥德修斯统治的西部岛屿中的刻法勒尼亚岛人同样至关重要。在《伊利亚特》中，一些日后强大起来的希腊城邦居于次要地位。科林斯和雅典尤其显得无关紧要。显而易见，当时并不存在迈加拉、拉里萨、德尔斐和奥林匹亚这样的地方。基克拉迪群岛还不属于希腊；但克里特岛上都是希腊人，罗得岛上也有大量希腊人。这两处的人口形成了希腊种族的前哨。当然，我们不必深究《伊利亚特》里国王的名字和个性；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伊利亚特》中描绘的国家状态再现了荷马时代的既存现实。

阿伽门农

狄俄墨得斯与维纳斯

阿喀琉斯

第4节　《荷马史诗》中的国王

正如修昔底德(9)欣喜地注意到的那样，荷马的王国都是“有明确特权的父系君主制国家”(10)。王族总是众神的后代，拥有天赐的神力。因此，荷马这样歌咏阿伽门农国王的权杖：“赫菲斯托斯为宙斯锻造它；宙斯将它赐予信使赫尔墨斯，以转交给驯马者帕罗普斯；而帕罗普斯又将它交给人类的引路人阿特柔斯；弥留之际，阿特柔斯将它交给拥有成群牛羊的堤厄斯忒斯；接着，堤厄斯忒斯又将它传到阿伽门农。阿伽门农因而可以统领一众岛屿和阿尔戈斯全境”。和近代不同，王权并不总是严格的世袭制。如果有足以胜任的成年子嗣，王位则由父传子。而如果国王驾崩之际，子嗣尚在襁褓之中，或是继承王位者极其无能，那么王位将由国王的兄弟或其他近亲接任。如果国王年事已高，无法履行职责，那么往往在他有生之年，他就将王位交到继承者手中。如果老国王不这么做，很可能会遭到众怒而被驱逐下台。

赫菲斯托斯

堤厄斯忒斯

国王将得到部落敬奉的一个王宫、一大片土地和额定的税收。这些所得都用于王国运作，与王族的祖业严格区分开来。国王的角色分为三类：首领、祭司和法官。作为首领，国王统领部落所有重要的征战——怯战的国王会让人无法容忍。国王身披黄铜铠甲，乘坐一辆由钦点护卫驾驶的轻型战车身先士卒；装备相似的贵族侍奉在国王左右；自由民们尽力武装自己，步行在后。当时还不存在骑兵——无论是埃及同时代的碑刻，还是荷马的诗篇中，都没有与骑兵有关的记载。

作为法官进行审判的时候，国王坐在集市当中，元老则坐在他的两旁，听取臣民们的各种案件。国王作出的决断并不是依据法律——因为当时法律还不存在，而是依照公认的权利和公正的准则。先是原告陈述事件，并请证人出席；然后元老们各抒己见；最后，国王站起身来，手握权杖宣布裁决。

作为祭司，国王是臣民与上天的天然媒介。国王象征着部落的统一，并代表部落祭祀上天。虽然也有其他祭司，但还没有祭司阶层。和普通人一样，在和平和战争时期，其他祭司都做着平常的事情。其他祭司往往服务于特定的神灵，居住在神殿里或资助者的圣地上。

国王的领地不大，拥有的贴身侍从也很少，更没有华服锦衣将他和贵族们区别开来。有时，国王会监察土地上的劳作与收割，有时会亲自做木工或打铁。荷马时代的希腊人和我们自己古斯堪的纳维亚的先祖(11)一样，都非常尊重手工技艺。

工匠技艺的衰落发生在后世。如果说国王是自己领地的管家，那么王后就是王宫的管家，管理着衣橱和食柜。在《奥德赛》中，最动人的一个片段就是一位公主忙于监管侍女们清洗王宫里的脏衣污布。王室尊严并没有因为参与平民的辛勤劳作而折损半分。

第5节　《荷马史诗》中的贵族和普通民众

在《荷马史诗》中的城邦里，国王以下就是贵族。和最高统治者一样，贵族常被称为“βαδιλῆεs(12)”。贵族由王室的年轻一代及部族的大地主组成。国王召集贵族共议国家要事。国王虽然听取贵族的意见，但并不一定会接受执行。一位明智的国王会意识到自己的王权来自于全体臣民的忠诚，而非个人的体力和财力。因此，在和贵族们意见相左时，国王总是很小心谨慎。一旦国王和议事者做出决定，全体自由民就会被召集到集市。贵族宣布自己的观点，国王则颁发政令。人群或以高声喝彩支持决议，或以静默表示不满。当时并不存在政治特权。

自由民的主体是在自己农场里耕作的小地主。但当时已经形成了一个没有土地的阶级——佣工。他们受雇于人，在别人的地产上劳作。吟游诗人、先知和医师组成了职业阶层。他们名声在外，自由地在国与国之间迁移。徒步旅人一路享受热情款待。他们的需求也全部得到满足——无论是在神还是人的眼中，虐待他们都是最阴暗的罪行之一。公众娱乐简单而健康。其中尤以体育竞技最突出，古希腊人常常乐在其中。希腊的奴隶制众所周知。国王和贵族都拥有相当数量的奴隶。这些奴隶或是战俘或是买自国外。但奴隶的数量不多。当时，由于蓄奴而引发的种种问题还没有出现。社会还没有堕落到那种地步。当时，奴隶似乎受到优待。主人和奴隶间的关系也常常是最亲密融洽的。

社会生活的全景不可缺少家庭生活。当时，家庭已经成为基本的社会组织单位。一夫一妻制非常普遍。只有特洛伊人和其他异族人才有一夫多妻的存在。当时，社会已经形成了女性美德的至高理想标准。英雄的妻子姐妹进入了公众视野，并深受尊重和爱戴，同希腊史上与世隔绝的女性相比，在生活中，她们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虽然社会上所有阶层的人都同甘共苦，但《荷马史诗》中却充斥着一股浓厚的贵族腔调。这种贵族腔调表现在对贵族出身的重视；表现在战场上贵族单枪匹马就能击退一众平民的气势；表现在对人民大众插手政治事务时的反感。忒耳西忒斯是《伊利亚特》中一位民众领袖。在《伊利亚特》中，他尖酸刻薄且品行卑劣，因为莽撞无理而遭受严酷的鞭打。但荷马对贵族和富人的宴会大肆歌颂。

第6节　荷马时代的道德精神

在审视和思考希腊史前社会的诸多优点时，我们不能忘记希腊社会普遍存在的想法：强权即正义。再高贵的首领也对掠夺弱小邻国习以为常；就连名门望族对待孤儿寡妇的手段也极其粗野蛮横；国王的特权常用来满足私欲；海盗横行。去问一位海上航行的陌生人是海盗还是商人甚至都不算是对他的侮辱。杀人事件屡见不鲜，只有被杀者的亲属会愤恨不已。而罚金用来抚慰被杀者的亲属，算作是弥补失去亲人的代价。战争中鲜有仁慈宽恕：被屠杀的敌人的尸体将遭受各种形式的侮辱虐待。活人献祭虽然不是很普遍，但还是存在。只有少数罪责——如虐待祈祷者、情节严重的伪证或是谋杀近亲——才被认为是真正的冒犯众神。

其实，荷马描绘的不是黄金时代，而是他所处时代理想化的政治和生活图景。《荷马史诗》的确切创作年代我们无从推断，但可以这样说，《荷马史诗》出现的时间远早于任何希腊人的文学创作时间。与后世作品相比，《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精彩卓绝在于它们古朴的思想和表达方式，因而才能独树一帜、与众不同。

* * *

(1) 此处指18世纪。

(2) 见弗雷德里克·阿普索普·佩利（frederick apthorp paley）《伊利亚特》的前言部分。——原注

(3) 显而易见的例子有索福克勒斯（sophocles）的《俄狄浦斯王》（oedipus the king），第六百九十五行。在该剧中，特洛伊战争前的二三十年，伯罗奔尼撒半岛（peloponnesus）就已经是多利亚人（dorian）的领地了。此外，欧里庇得斯的《阿尔克提斯》（alcestis），第二百八十五页。在该剧中塞萨利人（thessalians）移居佩纽斯河（peneus）流域的时间提前了不少。——原注

(4) 见爱德华·奥古斯塔斯·弗里曼（edward augustus freeman）的《欧洲历史地理》（historical geography of europe）。——原注

(5) 英国英雄史诗。

(6) 德国英雄史诗。

(7) 法国英雄史诗。

(8) “罗曼司”是一种文学形式。

(9) 修昔底德（thucydides，约公元前460年——约公元前400年），雅典历史学家、将军，著有《伯罗奔尼撒战争史》（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10) 希腊原文为“πατρικαὶ βαδιλεῖαι έπ ὶ ῥητoῖs γέραδι”。见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一章，第十三页。——原注

(11) 现今英国人的祖先盎格鲁-撒克逊人（anglo-saxon）来自北欧大陆，即古斯堪的纳维亚地区。

(12) 希腊文，意为“贵族”。——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