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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承认，宽容——“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精神——并不是所有人长期的品质和理想。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宽容显而易见，人们就把它和极少数精英分子令人愉快的通情达理联系在一起，或者更经常把它和群体所表现出来的冷漠、怀疑或疑虑联系在一起。在后面的实例中，群体可能对他们已经失去兴趣的东西宽容，但这并不是说，他们因此一般而言在原则问题上变得宽容；同时他们可能在那些他们已经有了重大利益的事情上极不宽容。源自冷漠的宽容是一种特殊的宽容，它和由理性信念而产生的普遍宽容只有遥远而微弱的关系。
人们常说，宽容——普遍的而有原则的宽容——是“进步的快速冰溃”的组成部分，而“人类事务的平底雪橇”[1]越来越快地——在我们的时代则格外快——从上面滑过，滑向完美的健康、快乐和理智的目标。相信这个说法当然令人欣慰。但是，只要一点点反思，只要我们自己有一点点理性思考，我们就会对接受这样一个信念十分谨慎，不管它看上去多么令人欣慰。对于人类来说，完美的健康、快乐和理智无疑是一个颇有吸引力的目标——它们一直是迷人的——但我们是不是能够肯定：我们比古希腊人离这个目标更近了一些？难道这些目标不总是带有一点乌托邦的色彩吗？如果是这样，“进步的平底雪橇”难道不是仅仅为华丽的修辞？无论如何，我们在断言真正的宽容取得了稳定进步之前，不妨停下来，提出诚实的怀疑。
流行观念认为，今天的世界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宽容了。这个观念是事实与想象混合的结果。事实是：对宽容——正如对每件事情一样——抱持乐观态度是现时代的一个典型特征；但是，在我们看来，认为所有这样的乐观都不无道理则纯属幻想。还有一点大概也是事实：在改进施加给不宽容受害者的惩罚和刑罚上，确实取得了一些进步。一个确凿无疑的事实是：某些特定的不宽容明显减少了。异教徒不再把基督徒扔给狮子，并以此为乐了。天主教徒不再在火刑柱上烧死异端分子了。新教徒不再在绞刑架上吊死天主教徒或把他们血污的头颅悬挂在城门旗杆上了。但有一个假设纯属幻想：对异教徒或基督徒、新教徒或天主教徒已经变得更宽容的人，对其他事情也变得宽容了，尤其是对于那些如今对他们来说在利益和感情上都攸关重大的事情。不宽容的对象变了，但不宽容本身依旧存在；结果，尽管基督徒和异教徒像这样在宽容上取得了一些真正的进步，但无数其他的人——甚至包括基督徒和异教徒——在不属于基督教或异教的方面所取得的进步很少，甚或根本没有。
民族主义如今是绝大多数人的切身利益之所在；它是一种富有感情色彩和令人感动的利益。它在学校里被讲授，通过军事训练来灌输，被媒体和讲坛所鼓吹，体现在民族国家中，被国旗所象征，触及了现代人的生活——从摇篮到坟墓。它是人民大众所相信的一种信条，是人民大众所践行的一种崇拜。它是人类理想主义的一个新奇表达。它激励着高尚的行为和英勇的牺牲。有时候它被证明不容怀疑，不容异议，还有什么比这更自然的吗？
我们已经看到，民族主义产生了许许多多战争——民族自决战争、领土收复战争和帝国主义战争——它促进了一种新的、特别持久的军国主义。如今，民族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战争本身与不宽容密切相关。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不宽容所导致的；随着这些过程和结果，它们通常巩固和强化了国际间的不宽容。总而言之，它们显示了一个人类群体消灭另一个人类群体的欲望和冲动；无论这种欲望多么合理，这种冲动多么理想，它们都预示了一种当代的、大众化的不宽容，本质上与亨利八世时代、托尔克马达时代或尼禄时代的不宽容并无不同[2]。毫无疑问，现代的国际不宽容，记在它们账上（欠账或被欠账）的受害人，已经远远多于古代或中世纪宗教间的不宽容。异教徒或基督教徒（或穆斯林）的不宽容可能已经走到或正在走向及时的、无人惋惜的终结，但国际不宽容的终结还看不到端倪，而且，如果终结的话，民族主义者多半会感到惋惜。
在民族主义者看来，系统性地、大规模地消灭外国人是如此光荣而有益，以至于国际不宽容的这一最高形式的任何减少，必定会引发最伤心的惋惜。正如一位有点阴郁却非常雄辩的民族主义教授所言：“战争和战争权是人类的一件财产，应当把它的价值看得高于宗教，高于工业，高于社会福祉；战争中有一种人类看重的力量，把生命提升得超越于生命之上，为人的精神所掌握，去追求理想……国家间的友谊是一个空洞的名字；和平充其量不过是时间战场上的休战而已。”[3]或者，正如另一位同样有才华的哲学家和教授所证明的那样：“一场胜利的战争可以让一个国家彻底重生——道德活力被唤醒，罪恶被抑制，生命得到保护，教育兴盛，卫生普及，国家以科学重建，繁荣不断增长，节制和律己盛行，家庭生活在新的富足中不断扩大。”[4]为了维护这两位教授从国际战争中采摘的幸运果实，一位十足是民族主义权威的马汉将军留给我们一篇严重警告——几乎是作为他最后的文学遗产——他警告我们不要让民族间的不宽容有任何减少。“至关重要的是，”他写道，“欧洲各国必须充分保留民族自主权——民族群体的情感［民族主义］是它的精神，军事武装是它的化身；惟有如此，惟有借助各国力量的激烈竞争，欧洲的整体力量才能依靠其自身而得以维护，并最终因吸收外部的反对力量而削弱。”[5]
所以，如果我们听从那些最有能力的人代表民族主义提出的告诫，我们就应该不断增强我们的民族军国主义，不断发动民族主义战争，并必然变得对外国人越来越不宽容。几乎不可能沿着这个方向铺就人类进步之路，让进步的雪橇滑向完美的健康、快乐和理智的目标。不过，如果沿着这个方向，我们就不会以沾沾自喜于我们正变得越来越宽容来取悦自己。
然而，与国际战争和民族军国主义相伴随的不宽容，只是民族主义不宽容的一个方面，尽管或许是其最重要的方面。另外一些方面看来与每个民族国家的内部关切有关。如果说，在国际关系紧张时期，民族主义鼓励整个民族群体或一个民族国家的全体公民组成统一战线，对某个外族或外国展示集体的不宽容，那么，在所有时期，民族主义始终会驱使一个民族群体内部的某些个人或群体想当然地认为他们就是标准，是本民族百分之百的爱国者，并采取适当程度针对性的不宽容，对付那些天资稍逊的本国同胞。民族主义这种专门的对内不宽容，实际上可能不像集体对外不宽容那么要命，但它们有着各种不同的重大意义，其比例也不断增长，因此需要进行一定的审视。讨论民族主义在国内事务上的这种不宽容趋势时，方便的做法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它们进行区分：（1）国际性宗教的虔诚信徒；（2）源于外国的社会和经济运动的追随者；（3）外国或“劣等”种族的成员；（4）本国少数持异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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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也不奇怪，民族主义与“世界性”宗教之间存在冲突。每种伟大的国际性宗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宣扬人类的平等和友爱，而不管他们的民族身份；相反，民族主义总是在一个特定民族中反复灌输本民族的优越感。而且，世界性宗教划定了宽阔的文化区域的边界，比如西方、近东、中东和远东，在每个这样的文化区域，风俗习惯的共同体与民族边界部分重叠；另一方面，民族主义试图为每个民族群体提供一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并把它提升到高于更宽阔的宗教区域的文化之上。
其次，国际性宗教也有某个中心权威，对它们各自的信徒拥有或大或小的实际权力，并通常在任何特定民族群体的外部行使权力，而民族主义则警惕地守护着每个独立民族国家绝对的和最终的主权，提防它受到任何真实的或幻想的侵犯。就国际性宗教的情形而言，中心权威可能是一本书（《圣经》或《古兰经》）的权威，也可能是一个人（教皇、大主教、达赖喇嘛或哈里发）的权威。一种国际性宗教的首脑人物，很少有能力或愿望把自己的宗教职能和精神服务与世俗关切分离开来；这样一种宗教中最神圣的经书并不只是包含宗教规诫，而且还有政治的、社会的、甚至经济的指导，它们可能违背一个民族国家的原则和法规。对世界性宗教的虔诚信徒来说，宗教权威所认可的良心命令必须遵循，不管它们是不是违反国家的法律。对民族主义者来说，民族国家的法律必须遵守，不管它们是不是遵循了神圣经文的规诫，是不是符合一个神圣之人的告诫。
民族主义者不喜欢本国公民三心二意的忠诚——他们时而服从于国家，时而服从于一个外国教会；每当协调这两者成为一个问题时，他们都保留个人判断的权利。因此，满腔热情的民族主义者总是努力让教会服从于国家，尽可能多地把前者的职能转移给后者。在每一个被灌输了民族主义的国家，都有一个明显的趋势：本国政府从国际性宗教的本地机构手里接管人口统计重要资料的保管、家庭关系的调整以及公共慈善与公共教育的管理，而且，在某些实例中，还拒绝给予这些机构以组织和宣传的充分自由，并监督——即便不是切断——他们与本国宗教狂热分子的交往，甚至还有他们与其他国家宗教首领的交往。这个过程被委婉地称作“去宗教化”，或曰“世俗化”；直白地说，它就是“民族主义化”。尤其是围绕教育，过去一百年里民族主义者与国际宗教信徒之间爆发了冲突。教育究竟是应该继续留在一个国际组织的活动范围之内并受它的控制，还是应该被民族国家民族主义化并受国家的主宰？争论双方都知道，其信仰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年轻人的恰当教导。
总的来说，民族主义者在他们努力减少世界性宗教威胁的斗争中取得了显著进步。民族国家的强制性对教会的自愿性的优势给了他们极大的帮助。今天的人民并没有被迫属于一个教会或缴纳养活教会的什一税；如果他们被强迫这样做的话，民族主义者肯定会愤怒地抱怨宗教的不宽容。但人民必须属于国家，必须缴纳维持国家的税赋；他们必须服从法律，否则的话就会被判处罚金、监禁，甚或被处死；对此，民族主义者丝毫不觉得有任何不宽容。此外，民族主义者所赢得的每一次胜利都给他们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当一项接一项世俗职能从教会转移给国家时，平民大众开始一步一步地把国家而不是教会看作家庭的守护者、慈善的分配者，以及教育和文化的促进者。最终，随着实际上的渐进过程——扩大国家职能和建立法国人所说的étatisme（法语：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持久而高效的宣传得以完成：把它宣传为一种情感力量，一种精神“使命”，一种其他宗教的替代品——即便不是宗教本身。结果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公民能够从他们呼吸的空气中吸收民族主义，一种国际性宗教名义上的信徒实际上成了民族主义的忠实追随者。这一发展极大地减轻了那些自称坚定民族主义者的劳动，他们反反复复地从他们的“敌人”那里得到帮助和安慰。
我们完全可以详细地描述民族主义与佛教之间或者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之间冲突的性质，并具体地说明日本和土耳其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对那些碰巧是佛教或伊斯兰教——或者基督教——信徒的本国公民的不宽容。然而，为了简明扼要起见，更可取的做法似乎是：在这里，我们仅仅局限于简短描述和扼要说明欧美民族主义者的不宽容——这种不宽容首先影响到基督徒，其次影响到犹太人。
基督教一直纠缠于耶稣的精神和教义。所有种族、所有民族群体和所有人的平等和友爱，对所有人公平和仁慈，与尘世间一切善良的人们和平相处，谦卑、自我牺牲、温顺和长期受苦受难——这些概念和规诫，作为一个恒久不变的中心主题，反复出现在四福音书中，出现在圣保罗的《使徒书》中，出现在神父们的护教辩护词中，出现在圣托马斯·阿奎那的著作中，出现在圣方济各的诗歌中。说到这些观念如何直接地与极端民族主义——靠剑为生的民族主义——的精神针锋相对，从19世纪一位极有才华的作家的下面这段话中可以管窥一二：“你在旧时代听到有人说，温顺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将继承土地；但我要对你说，勇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将让这土地作他们的王座。你曾听人说，虚心的人是有福的；但我要对你说，心灵伟大、精神自由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将进入忠烈祠。你曾听人说，缔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但我要对你说，制造战争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将被奥丁神的孩子们——即便不是耶和华的孩子们——所召唤，奥丁神比耶和华更伟大。”[6]尼采本人并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而且，有一些温和而仁爱的民族主义者也否认他对力量和勇敢的大声赞美。另一方面，很多名义上的基督徒的行为却仿佛他们同意查拉图斯特拉的说法，而不是“登山宝训”。然而，极端而严格的基督教与极端而严格的民族主义之间，不可能有妥协。一方的忠实信徒不可能与另一方的忠实信徒谈判。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斗；这样一场战斗必定涉及迫害和不宽容。
基督教不像儒教那样纯粹是一套道德说教。它过去是、而且一直是一个组织化的社会，有主教、牧师和助祭，有使命去教导所有民族遵守其创立者的任何命令，尤其是有一项特殊的命令：让恺撒的东西归恺撒，让上帝的东西归上帝。在区分什么是上帝的东西、什么是恺撒的东西时，在履行它自己的使命时，以及在确保它自己的这个有形社会的统一和独立时，基督教有各种各样的机会与现代民族主义发生冲突。
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基督教承认民族群体的原则，并经常对它作出一些不大重要的让步。在某些情况下，基督教的仪式用民族语言来主持；一个民族群体比另外一个民族群体更尊敬某些基督教圣徒；每个基督教民族通常都有它自己的下级教会组织，有本民族的大主教和本民族的主教，以及本民族的宗教会议。有时候，统一的基督教所拒绝承认的东西——为了民族群体的利益——则通过反叛教会权威、以牺牲基督教的连续统一和完全独立为代价而获得。以这种方式，早在现代民族主义出现之前，亚美尼亚人、科普特人、希腊人、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和俄罗斯人当中就已经出现了本民族的基督教会。也是以这种方式，在现代之初，日耳曼人、斯堪的纳维亚人、荷兰人、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当中就出现了本民族的基督教会，甚至在基督教普世教会的残余领地之内，对几个民族群体给予了额外的让步——法国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意大利人，等等。而且，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组织化基督教的这种渐进民族主义化，不管是通过东欧的正教分裂，北欧的新教反叛，还是通过南欧的天主教改革，对于现代民族主义的兴起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因素。本国教会对民族群体的原则作出了很大的让步；反过来，本民族的爱国者也颂扬它们——与他们对外国教会或普世教会的态度截然不同——并越来越多地利用它们，充当民族主义的传播媒介。
毫无疑问，一切民族教会，无论是正教还是新教，如今在解释基督教福音时，往往都会抵制极端民族主义，并在用基督教解释民族主义这个方向上，对它们的信众发挥一定的影响。因此，它们很容易招致极端民族主义者的不快或激起他们的敌意——这些人致力于傲慢、自私而好斗地吹捧他们各自的民族群体或民族国家。例如，像新教中的贵格会和正教中的杜霍波尔派，是如此不容置疑地致力于和平、友爱和宽恕的基督教理想，以至于拒绝拿起武器，拒绝参与战争；贵格会教徒和杜霍波尔派教徒都受到了民族主义同胞的公开谴责和残酷迫害。特别是杜霍波尔派教徒，遭受的苦难尤其惨烈。沙皇尼古拉二世治下的俄国民族主义者以数不清的方式处罚他们，很多人移民加拿大，不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激发了来自加拿大民族主义者的怀疑、厌恶和迫害。然而，尽管有这些例外，还是可以断言，一些主要的新教和正教教会与现代民族主义并没有发生非常严重的冲突。这些教会的起源，在公众的头脑里，也和民族主义的发轫紧密相关；它们的组织主要是民族的；它们的宗教信仰与民族主义的宗教信仰的融合，有可能更进一步。不管是新教，还是东正教，在普通的民族主义者看来似乎都不是什么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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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主教那里，情况则有所不同。天主教尽管传统上尊重民族群体的原则，后来还对民族情感作出了让步，但它依旧是一种国际性的宗教，有一个国际性的组织，有表述其思想的权威方式——其思想经常与民族主义的思想不一致。民族主义者，不管他们对新教多么漠不关心或者多么友好，他们对天主教从不漠不关心，也很少友好。在天主教中，他们所察觉到的，不仅仅是多少有些乌托邦色彩的关于友爱和平等的布道，也不仅仅是多少有些敷衍的国际和平、正义与博爱的说教，而是一个非常真实、非常有效的国际组织，以及一种至关重要的影响力——从一个核心人物（罗马主教，教皇）发出，越过民族国家的边界，辐射到国家政策和民族教育的领地。“三心二意的忠诚”并不是对新教和正教基督徒的平常嘲弄；它是狂热民族主义者对天主教徒的日常责骂。
随着民族主义在19世纪和20世纪无所不在的兴起，一场被称作“反教权主义”的反天主教运动出现在每个传统上的天主教国家。这种无所不在的反教权主义，其根源并不是民族主义的，而是源自对基督教启示真理的普遍怀疑，源自对耶稣的神性和教会的神圣的怀疑，源自科学与神学之间的假想冲突，源自对神职人员具体行为和言论的理性反对与情绪抵触。相当数量的人认为，天主教是迷信的和骗人的，或者说是落后的和愚昧的；这些人肯定会欢迎它的衰败和早死，他们在思想和意图上都与民族主义相去甚远。但几乎不用怀疑，民族主义者利用了反教权主义，通过它对平民大众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的吸引力，获得了大众化的推进。迄今为止，非民族主义的反教权主义者所取得的成功，与其说是扑灭“迷信”或开始一次新的“启蒙”，不如说是帮助民族主义者火中取栗。有意也好，无意也罢，所有反教权主义者都参与了对天主教会的攻击，常常伴随着民族主义的不宽容，最引人注目地走向了民族主义。
法国大革命攻击、随后几乎是取缔了天主教，只是当教皇同意被没收的教会财产毋需归还、牧师应当是领薪水的政府官员、主教应当根据法国政府的提名来任命时，天主教才在拿破仑一世治下的法国得以重新确立。整个19世纪，国民政府不断侵蚀法国天主教会的职能和自由，尤其是宗教教育的自由。1901年，法国政府取缔了很多宗教协会，把它们的成员赶出了法国。1905年，它废除了拿破仑与教皇之间的协定，收回了对神职人员的财政支持，没收了教会自大革命之后获得的所有财产。在采取这些措施时，法国政府受到了抱持各种不同观点的很多反教权主义者的鼓掌欢呼：有人认为，出于政治理由，这些措施是必要的；另一些人认为，它们对知识的或文化的目的来说是可取的；还有人认为，它们对社会的和经济的目标来说是有益的。但事实情况是，引人注目的法国反教权主义立法提倡者都是纯正的法兰西民族主义者，比如革命时期的爱国者，以及后来的m.m.基佐、甘必大、费里、比松、康比斯、维维亚尼和克列孟梭。还有一个事实是，尽管多半只是一个巧合，法国天主教会的每一次削弱，都伴随着和紧跟着法国民族主义的一次增强。
在所有传统上的天主教国家，类似的反教权运动产生了类似的结果。正如在法国一样，过去一百年里，在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时、奥地利和一些拉丁美洲共和国，或多或少，天主教会都被剥夺了权利和特权，与教皇的关系被中断或受到审查，教会的财产被宣布为国家财产，修道士和修女被驱逐出境，天主教公民在选举或任命公职上受到歧视，要不然则遭受一些小规模的骚扰——如果不是迫害的话。其中一些不宽容的证据，被这几个民族的新需求证明为不无道理，这一点几乎没有疑问。很大程度上，它们是新兴民族主义的原因和结果，这一点则没有任何疑问。当然，在意大利，教皇主要作为民族统一之敌而受到攻击；自马志尼、加里波第和加富尔时代，直到松尼诺、奥兰多、邓南遮和墨索里尼时期，意大利的反教权主义一直是意大利民族主义的前锋。
在大多数天主教国家，天主教都是一个太过悠久的传统，依旧太过强大地控制着平民大众，不可能立即而彻底地被打垮。事实上，所有这些国家的爱国者群体都试图给天主教贴上他们特定的民族主义商标，使之服务于他们的政治利益。因此，在法国，最近五十年的保皇主义者，作为一个在民族主义上并不比他们的共和主义同胞稍逊一筹的群体，一直是天主教会可靠的资助人；但是，必须补充一句，他们所资助的天主教会与其说是普世教会，不如说是法兰西民族的天主教会：高卢派教会。在意大利，墨索里尼先生后来也表现出了这样一种趋势：倾向于把意大利天主教会和教皇在罗马的存在看作是意大利民族主义的资产，而不是负债。但是，这里就像其他地方一样，民族主义者对天主教会的帮助，很大程度上跟越来越普遍的不宽容一样，有着相同的动机和效果。可以肯定，这些帮助来自民族主义者，而不是天主教徒；它们对民族主义而非天主教更有益，更会带来成效。
在一个像捷克斯洛伐克那样的国家——其人口传统上是天主教的，但也有伟大却并不成功的反叛教皇的传统——民族主义者从不错过机会把从前的“殉道”异端提升为神圣的民族遗产，把天主教会贬低为外国制度。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和“元老”托马斯·马萨里克是一个热心的民族主义者和国家主义的坚定倡导者，尽管在基督教方面是一个不可知论者和“自由思想者”，而且是一个公开宣称的反教权主义者，但他一直对扬·胡斯表现出极大限度的尊重和崇敬，竭尽其政府的全部力量和他的个人声望，来建立和培养独立于罗马的本国基督教会。绝大部分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都依旧与罗马交往，拒绝加入本国教会；仅仅这一事实，无法阻止政府坚持开展一场对天主教会的迫害和不宽容运动。
在一个其人口中忠诚大致均衡地分布在天主教和某个其他形式的基督教的国家，对于民族主义的不宽容，首当其冲的通常是天主教。例如，尽管德意志民族至少有一半人、德意志帝国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居民在信仰和传统上是天主教的，尽管德国的天主教徒并不缺少德意志爱国主义，但是，德国的统一是1866至1871年间在一个新教政府的统治下实现的。渴望维护和巩固民族统一的俾斯麦和他的同事们立即采取措施，让德国天主教会从属于国家。结果就是所谓的kulturkampf（德语：文化斗争）。政府在新教徒、反教权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的帮助下，制定了一系列法律，规定只有在德国公立学校接受过初等和中等教育、在国立大学读过三年书并通过了德国历史和德国文学的国家考试的人，才能担任天主教会的职务；接收男孩子们的教会神学院被取缔了，其他所有培训神父的学校都被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经教皇批准，德国的天主教主教谴责了这些法律，敦促德国天主教徒不要服从它们。接下来，政府以更严厉的措施进行报复：任何犯有不服从本国法律之罪的神职人员都被剥夺公民权利，被命令生活在特定的地区，或者被判处罚金、监禁或流放；德国政府与教皇正式断交；未经政府授权，任何人不得履行教会的职能；某些宗教团体，尤其是耶稣会，被驱逐出境；而且，在继续拒不服从的情况下，将收回对天主教教士的财政支持。这些措施的执行是如此严厉，以至于在短短一年之内，就有六位天主教主教遭到监禁，超过一千三百个教区停止了天主教崇拜。然而，大多数德国天主教徒联合起来捍卫教会；最后，文化斗争的不宽容法令要么被废除，要么被允许暂不执行。
然而，德国天主教徒直到今天继续拿出充足的证据，证明本国公民同胞对他们的不宽容态度，以及五花八门的民族主义社团的不宽容活动。尽管德国天主教徒一样拥有那种把所有德国人卷入世界大战的爱国主义情感，尽管他们在这场艰巨斗争中做了自己的分内之事，但后来，不止鲁登道夫将军一个人指控他们是背叛德国的叛国者，对德国战败负有责任。对天主教政治家埃茨贝格尔先生的谋杀，是那些受到反天主教思想——这和他们的反和平主义不相上下——激励的年轻民族主义者们的最高成就。在马克斯博士与兴登堡将军竞选德意志共和国总统的选战中，天主教对一方有害处，就像民族主义对另一方有帮助一样。
正如德国见证了新教民族主义者对天主教公民同胞的不宽容，今天的南斯拉夫也正在目睹东正教民族主义者对天主教同胞的不宽容。目前的南斯拉夫实际上是塞尔维亚王国的扩大，后者传统上是东正教的，长期以来拥有一个本民族的教会，它如今扩大到了包括整个南斯拉夫民族群体，其很大一部分成员从前属于奥匈帝国，是天主教徒。因此很自然，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把本民族的教会看作民族主义的纪念碑和堡垒，必定让所有南斯拉夫人区别于其他民族群体；他们应当与斯洛文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这些民族更多地是民族主义的，而不是天主教的——通力合作，削弱南斯拉夫的天主教会。甚至就在眼下，一场文化斗争即将降临在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的王国。
然而，有些国家在宗教渊源或传统上主要是非天主教的，但有人数可观的天主教少数族群，在这些国家，天主教徒遭受来自民族主义不宽容的苦难最多。在沙皇的俄罗斯，以及在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的俄罗斯，天主教都被攻击为外来的和异族的，是“波兰的”或“奥地利的”，是“西方”自由主义和民主的伪装，或者是“西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工具；一连串无休无止的针对天主教的歧视和迫害法令得以颁布。在今天的罗马尼亚，东正教政府和多数民众在对待新教徒、尤其是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天主教少数派上，表现出了明显的不宽容；他们决心要把这些少数派彻底“罗马尼亚化”，而“罗马尼亚化”在逻辑上涉及一个民族采用同一种信仰，也就是大多数罗马尼亚人对本国东正教会的普遍接受。
在说英语的国家，反天主教长期以来就是特别盛行的民族主义纲领中一个显眼的条目。自伊丽莎白女王时代以来，一代接一代英格兰人、苏格兰人和美国人都有这样的感觉和发自内心深处的信念：天主教徒不可能是好公民。这种感觉不仅在17世纪和18世纪的刑法中，而且在戈登暴乱、“反天主教”示威、英国肯塞特分子的活动以及一大堆美国社团——一无所知党、美国保护协会、三k党，等等——的反复宣传中得到了表达。一个不偏不倚的学者很难——实际上是不可能——在最近三百年的历史中发现有任何时候，这些民族主义者当中的天主教少数派在履行公民义务上落后于他们的公民同胞；在他们各自国家的民族主义战争中，他们总是很乐意承担鲜血和财产损失中的相应份额。然而在今天，英格兰、苏格兰和美国的天主教徒，尽管在法律上得到宽容，却一直是民众猜疑的对象，有时候甚至沦为社会排斥和政治及教育歧视的受害人，始终是职业巡回演讲者和广泛流通的廉价出版物诽谤中伤的靶子。正如英国人至今依然认为，保留下面这条法律规定很重要：他们已经没有实权的国王必须是一个“忠实的新教徒”。同样可以指望有足够多的美国人团结起来，时刻警惕，防止美国总统的巨大权力被一个美国天主教徒所拥有。（译者注：迄今为止，美国的历任总统只有肯尼迪一人是天主教徒。）
在专门提到美国的反天主教不宽容时，梅克林教授最近指出：“当然有一些表面上的刺激，比如那种心胸狭窄的嫉妒和恐惧——涉及罗马教会的权力和威望，天主教徒出了名的抱团排外，对神父与政客之间密谋控制社会的指控，以及天主教徒对公立学校的所谓敌意。但比所有这一切更深刻的原因在于这样一种模糊的感觉：相对于新教来说，罗马天主教会的权威中心在美国社会之外，并高于美国社会……”[7]正是民族主义和民族主义者对“三心二意的忠诚”的担心，把美国和英国所有反天主教的感觉和情绪的趋势集中了起来。正是新教对民族主义的认同，使得英国和美国的很多新教徒成为不宽容的代理人——这种不宽容是反天主教的，尤其是民族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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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某些形式的基督教一样，犹太教也是当今时代民族主义不宽容的一个对象。但民族主义者对犹太人的不宽容，其解释稍稍不同于对基督徒的不宽容。不像基督教，犹太教本质上并不是一种世界性宗教；就信条与法规、起源与历史发展而言，它是希伯来民族的一种部落宗教。如果大多数希伯来人留在巴勒斯坦，他们到今天就会继续构成相当同质的人口，说希伯来语，信奉犹太教，他们的部落宗教就会十分适合全世界当代民族主义的格局；每个地方的民族主义者今天都会承认犹太教是希伯来人的民族宗教，正如他们有点大惊小怪地承认神道教是日本人的民族宗教一样。然而，希伯来人长久以来几乎不再是一个民族群体；绝大多数人已经从巴勒斯坦移居国外，在不同的遥远国度安家落户，疏忽或忘记了希伯来语，学会了他们所定居的地方的民族语言，并接受了它们的民族群体。惟一有一件东西，他们走到哪儿带到哪儿，这就是对犹太教宗教传统的忠诚，或者至少是情感上的尊重。就这样，通过犹太人的漂泊流离，人们发现，犹太教尽管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世界性宗教，却在下面这个意义上成了一种国际性的宗教：它为大量民族群体和民族国家中一个有影响力的少数民族提供了宗教、文化和道德的背景。
分布广泛的希伯来人当中的宗教社群，长期以来致力于促进他们当中独特的抱团排外，使得他们明显区分于相邻的基督徒和穆斯林。只要这些居民都是狂热的基督徒或穆斯林，犹太人在其中成了一个宗教少数派，那么，尽管天主教主教和穆斯林哈里发都为了后者的利益而鼓吹宽容，但犹太人经常遭受各种打着宗教名号、普遍的迫害；所以，他们选择或被迫强化他们特有的抱团排外，并作为其他民族群体内部的且与之分离的一个民族群体而存在。但是，随着宗教宽容的增长，尤其是随着18世纪“启蒙运动”和“人道主义”的进步，对犹太人的迫害减少了。希伯来人走出了他们的聚居区，在“解放”的阳光下感到舒适；他们进入了那些解放并收留他们的民族群体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逐渐地，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不再是“希伯来人”，而是成了“法国人”、“意大利人”、“英国人”、“德国人”，甚至是“波兰人”、“俄罗斯人”或“美国人”。他们大多数人在宗教上依旧是犹太人，至少在形式上是这样，但是，在开明的时代，宗教被认为是一件非常私人化的个人事务。
一个犹太人为什么不该是个好公民呢，就像既是法国、意大利、英国或德国的一个爱国者，同样又是一个基督徒或无神论者一样？事实上，他的犹太祖先比本国同胞的基督徒祖先更早定居在某些国家；如果爱国主义指的是对故土家园的爱，那么，可以有把握地说，犹太人天生就有各种权利对他出生的土地比对其宗教所起源的那片土地更有爱国心。基督徒把巴勒斯坦看作是圣地，但这并没有阻止他们对他们各自祖国的神圣土地致以更高的敬意。
所以，在19世纪和20世纪，犹太人通常成了他们所生活的那个国家的自由公民，在大多数方面与他们的公民同胞没有什么区别。他们如今都是国民，共同享有民族权利，关注国家利益，警惕地守护民族尊严。一点也不奇怪，一些杰出的犹太人在法国、意大利、英国、德国、美国及其他地方都成了杰出的民族主义者。犹太人与民族国家的其他公民同样接受公立学校、国家军队和“黄色”媒体的民族主义教育；正是他们的解放，加速了他们对各种民族主义刺激的反应；他们当中很多人从温和的民族主义中感觉到了一种有用的东西，可以挫败早先的宗教不宽容，从民族国家中感觉到了最好的和最安全的担保，可以保证他们继续解放。在过去一百年里，一次又一次，犹太人积极地与反教权的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合作，或者与德国新教徒合作，与天主教战斗，巩固民族国家——以及民族主义。
当犹太人越来越成为各个现代民族群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时，他们的国际团结和抱团排外减少了。现如今，他们互相之间差别巨大。在他们当中，正如在其他人当中一样，存在着贫穷与富裕、保守与激进、美德与恶行、鸿儒与白丁、天才与笨蛋的两极。他们在智性上、文化上和国民性上反映了他们不同的生活环境。在他们自己当中，西班牙犹太人和葡萄牙犹太人自以为比德国犹太人高出一筹，而德国犹太人则瞧不起俄罗斯和波兰的犹太人。他们肯定没有种族统一；根据最可靠的人类学证据，他们在体型上有着广泛的差别；在这方面，就像其他人一样，他们往往接近于他们生活于其中、并在民族身份上构成了其组成部分的各个民族[8]。即使就他们的宗教而言，他们也没有单一的中心权威；并且，他们自己之间也在所有方面都有所不同，从正统会堂的犹太教和对摩西律法的严格遵守，到“改革”犹太教的无数变种，直至“伦理文化”或最先进的怀疑主义；少数人信奉基督教科学教派或基督教惟一神教派。从所有这些情形看来，犹太人似乎纯粹是现代民族主义不同组织内部的一个宗教教派，或各教派的大杂烩——有犹太法国人或犹太德国人，其方式恰如有加尔文教派的法国人或路德教派的德国人。
然而，很多当代民族主义者并不这样认为。尽管犹太人自己之间差异悬殊，尽管他们几乎普遍采用了他们的非犹太邻居的民族身份，尽管他们在很多情况下明显忠诚于民族主义，但他们依然被认为是持异议的少数派，是一个分散在其他民族群体当中的民族群体，是完全彻底的民族主义的一个障碍。民族主义的兴起，连同与之相伴而生的不宽容，造成了这个悖论。民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把他们从宗教迫害中解放了出来，却把自己的迫害精神施加在他们的头上。因为普通的民族主义者都热衷于保护自己的民族国家，使之免遭任何外国影响的侵蚀，热衷于促进本国公民的统一性，不仅有语言的统一，而且还有习俗和观念的统一。如今，普通的犹太人，不管他是“正统派”还是“改革派”，是“保守派”还是“激进派”，都倾向于结交犹太同胞，而不是其他公民同胞，抱持犹太祖先传给他的观念，遵守犹太祖先传给他的习俗——这些都不符合任何民族群体中占支配地位的多数派的习俗和观念——而且，他还倾向于对希伯来传统和世界上不同地区的其他犹太人至少是抱有情感上的尊重。因此，普通民族主义者总是对普通犹太人侧目而视，在后者身上看到了一个国际主义者，一个“外国人”，一个在民族生活和民族经济中的不和谐成分。
民族主义者对犹太人提出的指控有很多：他们抱团排外；他们是普世主义者；他们是特别不择手段的资本家；他们是特别暴力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很狡猾；他们很怯懦；他们在军队服役只是为了把一个国家出卖给另一个国家；他们是颠覆现代文明的主要阴谋家；最重要的是，他们不是、也不可能是真诚的爱国者或好公民。民族主义者还做了大量的工作，来传播下面这些流行观念：犹太人是一个截然不同的“种族”——闪米特“种族”——他们拥有巨大的国际凝聚力和团结感，他们说着一种半秘密的共同语言，他们作为一个单位，根据某个中央权威的指示统一行动；一言以蔽之，他们是这样一个民族群体——下定决心要不择手段在其他所有国家的废墟上建造他们自己的民族国家。在强调此类指控和通俗化此类观念上，民族主义者常常得到了有些人的支持；这些人并非狂热的民族主义者，但他们出于宗教或经济的理由，对特定的犹太人有着或真实或幻想的怨愤。例如，在法国和奥地利，反犹（反闪米特）运动代表了民族主义与天主教的一次临时结盟；在普鲁士、英国和美国，它们代表了民族主义与新教的一次联手，而在俄罗斯和罗马尼亚，则代表了民族主义与东正教的一次有效联合。在所有这些国家，经济考量也在民族主义的反犹主义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
民族主义者对犹太人的实际上的不宽容，在过去五十年里十分明显。在俄罗斯和罗马尼亚，它采取了普遍的残杀——种族大屠杀——以及政府行动的形式：取消他们的公民资格，要求他们生活在特定区域，限制他们受教育的机会，禁止他们从事某些职业，并且以数不胜数的方式去骚扰他们。通常，反犹主义采取了某种社会放逐的形式，在商业、公职、教书职业、大学、俱乐部和度假胜地等方面歧视他们。针对他们采取了一些明确的民族主义运动，比如法国与爱德华·德尔蒙特先生的名字、与德雷福斯事件联系在一起的运动，或者奥地利由已故的维也纳市长鲁格尔先生资助、由“基督教社会党” 发起的运动，或者德国由皇帝陛下威廉一世和威廉二世的福音派宫廷牧师施特克尔主持的运动。
反犹主义在19世纪晚期的传播，导致有些犹太人越来越怀疑犹太人在非犹太民族群体中同化的可能性或可欲性，并开始为希伯来民族发展政治的民族主义。如果他们现有民族国家的公民同胞决心要把所有犹太人当作一个截然不同的民族群体来对待，那么，他们就很可能会接受这样的情境，承认自己是一个民族群体，而不仅仅是一个宗教教派，不再寻求被其他民族群体所同化，并通过复兴希伯来语和希伯来传统，努力在所有犹太人当中促进共同的希伯来民族的意识。这最终将会鼓励犹太人普遍逃往巴勒斯坦，在那里建立一个希伯来民族国家。这就是犹太复国主义，作为一场明确的运动，它是维也纳的西奥多·赫茨尔博士在1896年创立的，迅速得到了一些著名的犹太文学家的拥护，比如马克斯·诺尔道博士和伊斯雷尔·赞格威尔先生，并（在1910年）被整个欧洲和美洲超过三十万犹太人所追随。
犹太复国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赢得了一场胜利：设法让英国政府正式宣布[9]，他们“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的民族家园，并尽力为这一目标的实现提供方便”；并且，借助于阿拉伯人的鲜血和犹太人的财富，一位英国将军成功地从奥斯曼帝国手里夺取了巴勒斯坦。但是，战后越来越多的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以及英国政府通过犹太事务高级专员给予他们的支持，在阿拉伯人当中激起了愤恨——他们占到了巴勒斯坦居民的绝大多数，如今自己也成了民族主义者——并同样招致了基督徒和穆斯林的批评。
全世界只有很小比例的犹太人对犹太复国主义十分感兴趣，绝大多数犹太人没有表现出抛弃他们已经成为其公民的国家、动身逃往巴勒斯坦的意向。然而，多亏了日益增长的反犹主义和随之而产生的犹太复国主义，每个地方的犹太人都在发展他们自己的民族意识，并因此为继续发展的反犹主义提供了一定的基础。看来，由于急于对抗反犹主义的民族主义不宽容，犹太复国主义更加热情地鼓吹希伯来民族主义；这反过来会证明它自己也是不宽容的，并可能加重了反希伯来民族主义对犹太人的不宽容。
无论如何，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有了利用民族主义的机会，反犹主义变得比过去更加显著。在罗马尼亚、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这样一些新近统一的民族国家，都爆发了反犹民众暴动。鲁登道夫将军最近把犹太人与天主教徒并称为德国灾难的始作俑者；在天主教徒埃茨贝格尔被杀的同一年，年轻的德国民族主义者谋杀了犹太裔政治家拉特瑙。法西斯党最近把犹太人与社会主义者联系在一起，视之为意大利民族灵魂的破坏者。在美国，亨利·福特先生和他的《德宝独立报》（dearborn independent）对犹太人发泄怒火；三k党作出了英勇而持久的努力，试图从犹太人和天主教徒手里拯救美国。即使在英国，号称是宽容的天堂，《伦敦邮报》（london post）也传播了最恶毒的、最具煽动性的反犹宣传。在这些狂暴民族主义的日子里，属于一个有国际联系的宗教少数派，就有可能令人担惊受怕。
5
国际性宗教绝对不是民族主义不宽容的惟一对象。某些社会或经济性质的运动，尤其是当它们源自外国并被少数人所接受的时候，对民族主义来说就明显是不爱国的和颠覆性的，它们的追随者经常得到相应的对待。主要是出于经济的理由，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当今这个时代劳工骚乱的其他各种五花八门的广泛表现，无疑都遭到了大资本家和许多中产阶级业主的反对。但是，那些在经济上有很多东西可能由于社会主义或工团主义的胜利而失去的人，都有能力通过强调这些运动的外来特征和反民族特征，从而招募到大量公民同胞，参与他们自己的防守事业——激发这些人响应号召的，更多的不是经济，而是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与诸如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和革命的工团主义这些社会、经济运动之间的冲突，其根源甚深。这些运动，只要它们是某个民族群体内部的少数派运动，都是对民族群体内部经济和社会条件吹毛求疵，并因此敌视民族主义反复灌输的优越感。在民族主义者看来，不证自明的是：本民族已经实现了与人性和谐一致的最大幸福；他自吹，他所生活其中的经济条件是高度有益的国民福利体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他很欣喜，他的国家，照现在的样子，是最卓越的国家，为所有人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对于一些激进的演说家和小册子作者对本国和本民族的诽谤，他自然感到愤怒，并试图打败他们关于社会不满的阴险宣传。
接下来，这些运动，只要它们是少数派运动，还往往会反对现行政治秩序，亦即现行政府和现行政府的民族主义政策。对于一个民族国家来说，维持军备和促进帝国主义可能符合、也可能不符合社会主义的原则，但是，对社会主义少数派来说，反对一个他们千方百计要取而代之的政府特有的军备和帝国主义，则是社会主义战术策略的典型特征。一点也不奇怪，民族主义者指控社会主义者缺少爱国主义；在过去五十年里，每个民族国家立法机构里的社会主义代表几乎总是投票反对扩军，反对殖民事业，反对关税、奖金和补贴，反对所有那些在民族主义者看来对国家利益、民族权利和民族尊严必不可少的政策。
此外，这些激进的社会、经济运动，在下面这个意义上通常是国际性的：它们在各个民族群体都有少数追随者，有些是国际组织和国际合作的形式，有些是原则、理想和战术方面的国际计划。这些运动的成员举行国际会议，通过跨越国界的建议和金钱互相帮助和鼓励；而且，一般而言，其言说和行动都在民族群体之外和之上。另外，它们的宣传经常通过那些出生于外国或属于异议民族群体的人，在移民当中传播；四处漂泊的犹太人在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创立者和领导人当中以及在普通追随者当中的突出声望，强化了民族主义者对犹太人和社会主义者同样的不宽容。最糟糕的是，他们的宣传主要对准了全世界的一个特殊阶层——工人阶级——不管他们的民族身份；社会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都在每一个民族国家宣扬社会分裂，都使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的套话——“工人没有祖国”，“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难怪民族主义者义愤填膺，深感惊恐；难怪他们从这些运动的发展中感觉到了民族主义被夹在普世主义和阶级斗争这两块磨石中间被研磨。民族主义者说，民族群体是人类社会的组成单位；社会主义者说，阶级是人类社会的组成单位。民族主义者断言，每个民族群体内部一切阶级的个体成员必须和谐地一起工作；社会主义者断言，所有民族群体中同一个阶级的个体成员必须互相合作。民族主义者坚持认为，国际冲突是正常的，每个民族国家的全体公民都应当同等地为冲突做好准备；社会主义者坚持认为，冲突一般是阶级之间的，所有民族国家的工人阶级都必须接受特殊的教育。一方会破坏世界工人的团结；另一方会摧毁每个民族群体和每个民族国家的团结。他们之间，可能有被迫的停战，但不会有真正的和平——也不会有真正的宽容。
为保护自己免遭颠覆，每个受到民族主义影响的民族国家都试图遏制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工团主义，以及其他激进的经济与社会运动。每个地方都制定了针对革命暴力或暴力威胁的法律；一般说来，社会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都受到了比其他罪犯更严厉的对待——这样的对待，既来自国家法庭，也来自平民百姓。哪怕在不涉及暴力时，民族国家也常常会制定法律，限制激进主义者的活动和宣传，指导带有民族主义特征的原则和政策的公共教育，与带有社会主义或工团主义性质的原则和政策针锋相对。除了积极的政府立法之外，带有民族主义情绪的民众对“赤色分子”的反应是如此强烈，以至于经济激进主义者——即使他们是最微弱的“粉红色”，作为公立中小学或国立大学的教师，作为国家陆军或海军的军官，或者作为给新闻媒体撰稿的作家——很少有人得到宽容。
在某些国家，职业民族主义者针对“激进主义者”发动了一些尤其积极的民众运动，有时候还导致了一些尤其严厉的立法。在沙皇俄国，民族主义者站在了布尔什维克及其他激进经济运动的敌对阵线的最前列，而政府在民族主义者的支持下，长期使用它的秘密警察和恐怖主义方法，刺探和惩罚社会主义及无政府主义的倡导者和追随者。在俾斯麦时期的德国，在民族主义对天主教会的“文化斗争”之后，紧跟着民族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主义的斗争；1878年的反社会主义法禁止借助书籍、报纸或公开集会宣传社会主义，授权警察驱散集会和压制出版，授权随意逮捕和惩罚社会主义罪犯。在美国的某些州，尤其是在帝国州纽约，不仅禁止社会主义宣传，而且比德国还要激烈，按正当程序当选的社会主义者被剥夺了在民主立法机关的席位。
在某些情况下，民族主义者试图通过让工人阶级的福利成为民族国家的特殊关切，从而抵消激进运动的冲击。帝制德国明显就是这样的情形；过去五十年里一些民族国会制定的很多社会立法都是被民族主义者的勃勃雄心所推动的，他们不仅要确立民族国家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最高权力，而且还要挫败社会主义者，削弱其大众宣传的效果。
必须说，就经济激进主义者而言，就像就国际性宗教信徒而言一样，他们与民族主义的斗争并没有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功。民族主义者对激进主义者拥有几个优势：民族国家的成员身份是强制性的，而一个社会主义政党或世界产业工人联盟（i.w.w.）的成员身份则是自愿性质的；民族主义有更强烈的情感色彩，因此比经济有着更广泛的影响；普通个人仅仅出于自己的经济收益并不愿意扛枪打仗，而为了精神理想却满腔热情地驰骋沙场，战斗到底；而且，尽管有很多激进主义者把他们的激进主义弄成了一种名副其实的宗教，并在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主义或者革命的工团主义中找到了更多的情感福音和理想主义的“使命”——它们完全像民族主义的使命和福音一样令人信服——而不是理性的经济计划，但是，其他很多激进主义者在高压和紧张时期更容易倾听本民族的召唤，而不是本阶级的召唤，并且为了非常实用的民族主义，而牺牲多少有些不切实际的国际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社会主义者陷入令人绝望的四分五裂；只有一小部分人——少得可怜的一小部分——依旧绝对忠实于他们的原则，拒绝与他们在其他国家的同志刀兵相见。社会主义者，以及所有经济激进主义者，主要是沿着国界线分裂；在大多数国家，绝大多数人忠诚地支持他们各自的国民政府，尽职尽责地参与对国家敌人的杀戮。在民族主义者当中，那些背弃情感性的激进主义、走向更有情感性的民族主义的个人，对和平主义者及其他激进主义者表现得尤其不宽容。
此外，不难预料，一场激进的社会和经济运动，一旦它不再是一场纯属少数派的反对行动，而是正式与一个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从此之后，它就会采用民族主义的精神，通过给先前的社会经济条件贴上外族的标签，来赢得民众的支持。在引发1917年的俄国革命、建立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过程中，不管决定性的因素可能是什么，几乎用不着怀疑，布尔什维克党人掌权是因为——除其他原因之外——他们让俄罗斯的人民大众相信，布尔什维克主义如今是抵御外国资本主义、外族帝国主义和“西方”剥削的一支防卫力量。毫无疑问，掌权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已经显示出他们自己就像沙皇时代的前任一样对国内异议不宽容；像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任何民族主义者一样，以不宽容的态度致力于他们所认为的民族权利、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民族万神殿中的雕像换掉了——列宁取代了彼得大帝——但俄罗斯的万神殿，在布尔什维克党人治下就像在沙皇治下一样，依然是民族主义的。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俄罗斯的民族主义不宽容如今比从前更加明显。
俄国之外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没有掌权，因此，在俄国之外，民族主义的力量被动员起来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比方说在美国，1924年春，六十一个全国性组织接受了美国退伍军人协会的邀请，派代表出席一次“全美会议”，准备打“一场进攻战，以消灭革命的、破坏性的激进主义”。会议在华盛顿联邦政府内政部的礼堂举行；据一篇新闻报道说，代表两千多万美国爱国者的会议代表们采纳了下列决议：
1.反对一切形式的苏维埃宣传，不管是在政治活动中，在工会中，在公民与社会群体中，在政府中，还是在学校或教会中。
2.反对美国政府承认苏维埃俄国。
3.祝贺美国劳工联合会重申其反对反民主的、破坏性的激进主义的立场。
4.拒绝把美国参加并领导这场战争视为一个可争论的问题，而是要继续像战争期间一样有力地坚持这一路线，直接打击众议员贝格尔的众议院决议和参议员希普斯特德最近的演说中所包含的那些言论。
5.要求美国中小学讲授没有搀杂、没有注水的美国历史，而不是现在如此普遍引入的被阉割的历史——从美国精神中剥夺了很多重要的东西，从民主中剥夺了它大多数宝贵的遗产。
6.谴责一个友好国家的外交代表最近干涉一个纯属美国政治的问题。
7.谴责参议员博拉终止关于他的承认所谓苏联政府的决议的听证，要求他无限期地继续这场听证。
8.为了保护美国的制度，要求限制入境移民。
很多组织派出了代表参加这届“全美”苏维埃，想必还为这些决议背书；这份名单很长，但它表明，各种不同的成分可以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聚到一起，与一场带有社会和经济性质的“外来”运动进行斗争。名单如下：“美国退伍军人协会，美国劳工联合会，美国国防协会，美国图书馆协会，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妇女会，报纸广告执行协会，美国军医协会，改善美国联盟，麋鹿保护法令组织，《独立宣言》签名人后裔协会，老鹰兄弟会，妇女俱乐部总会，共和大军，希伯来难民与移民救济会，哥伦布骑士会，外国出生的公民联盟，美国现代林业人员协会，美国电影制片人和导演协会，美国国民理事会，美国战时母亲全国委员会，国家天主教福利委员会，全国公民联盟，全国母亲代表大会与家长教师联合会，全国天主教妇女理事会，全国教育协会，全国地理学会，全国农民协进会，全国女性选民联盟，国立殖民学会，美国革命之女全国协会，1812年战争美国之女全国协会，基督教妇女戒酒联合会，东方之星兄弟会，美国残废退伍军人协会，基督教青年会国际委员会，南部邦联退伍老兵协会，联盟国之女联合会，以及美国商会。”[10]
上述探讨的目的并不是要为布尔什维克主义辩护，也并非暗示这次“全美会议”的行动没有理性的根据。我们可以承认，□□□□□主义和□□□主义者的□□主义[11]，以及革命的工团主义，都有着极其严重的缺陷——它们所导致的，是人类精神的奴役，而不是解放；他们所代表的“进步”，与其说是前进，不如说是倒退。不过有一点非常值得怀疑：普通的民族主义者，往往有着强烈的情感倾向，习惯于用行话取代定义，容易突然爆发出不宽容，他是不是明显有能力理解和辨别所有被贴上“反民族”标签的运动，或者说，他是不是明显有能力用理性的论证和理性的行动来应对邪恶的运动。我们的头脑里潜藏着这样一个怀疑：很多谴责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美国民族主义者对它知之甚少，甚或一无所知，他们只是很乐意把任何一个他们所痛恨的人或任何一件他们所憎恶的事归类为“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就这一点而言，我们抱有另外一个怀疑也就情有可原了：民族主义里面有某种东西，不仅使其信徒们在诸如布尔什维克主义这样的“外国”现象上容易上当受骗，而且还非常成功地把他们与任何信息流或逻辑隔绝开来，而这些原本可能对他们有所启发，使他们不那么容易上当受骗。例如，他们被告知，布尔什维克主义很坏（它可能确实如此），它是社会主义（只是部分正确），它正在美国迅速传播（这个缺乏证据）；接下来，他们被告知社会主义是反美的（这取决于你如何定义“社会主义的”和“美国的”）；而且，一部被提议中的童工法就是社会主义的（这再次取决于定义），这个时候，他们便突然得出结论：必须反对这部提议中的法律，因为必须把美国从布尔什维克主义手里拯救出来。他们带着一种高尚的热情来做这件事，完全无视严谨逻辑学家的“中项不周延”及其他bête noirs（法语：黑色怪兽；眼中钉）。任何一个美国人，如果胆敢准确解释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什么，提出它在俄国流行的理由，或者怀疑它对美国是一个威胁，他的民族主义公民同胞都有可能指控他自己就是个布尔什维克主义者，本身就是一个鼓吹立即暴力颠覆美利坚民族、美国政府和美国家园的人。
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这些对今天大多数国家的普通民族主义者来说是三个可怕的威胁。但是，还有另外一场社会运动，至少是有另外一个单词，对狂热的民族主义者来说，就像那些旨在经济革命的运动，即便不是一样危险，也是一样可恨。我这里指的是“和平主义”，更多地是指这个单词，而不是事情本身（因为，人民大众，甚至绝大多数民族主义者，都说他们渴望和平）。对百分之百的民族主义者来说，“和平主义”这个单词听上去很不吉利；它暗示了有这样一个公民同胞：他批评国家利益，贬低民族权利，古怪地对民族尊严毫不敏感，敦促裁减国家军备，而且，说起来很可怕，他竟然原谅外国人，甚至赞扬他们。此外，这个词经常被使用，当一个公民把另一个公民称为“和平主义者”时，他是在向民族主义者明确证实：他自己是一个心智健全、品格纯正的爱国者，而他的对手则是一个罪犯，一个疯子，或者一个傻瓜。
还有一种类似的不宽容，各处民族主义者群体偶尔对任何国际运动的支持者表现出这种不宽容。国际性的工会运动，国际性的女性主义运动，甚至国际性的共济会，都是民族主义者怀疑和谴责的目标。在美国，国际联盟的鼓吹者被指控渴望创立一个世界性组织——它会削弱美国的主权，阻止美国在拉丁美洲和远东履行她的“昭昭天命”；他们在不同的场合被指责为“国际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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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种族”，近来人们有过很多言论和著述。其中有一些颇有科学价值，但是，有很多这样的论述，尤其是在狂热民族主义者当中最流行的那部分，则主要是胡说八道。我们知道，白种人（高加索人）、黑种人（黑人）与黄种人（蒙古人）之间存在身体上的遗传差异，但是，没有一个人明确地知道，这些种族之间在心智或精神能力上的差异是什么——如果真有什么差异的话。我们知道，高加索人可以分为圆颅人（阿尔卑斯山人）、浅肤色长颅人（北欧人）和深肤色长颅人（地中海人），但没有一个人能够肯定，这些“种族”是“纯的”，或一个种族在智力天赋上优于另一个种族。我们知道，每个民族群体都代表了某种程度的种族混合，但下面这个说法更多地是一个假说，而不是已被证实的事实：某个特定的种族混合比不同的混合产生的大脑更大、更优良。还有一个纯粹的猜想：一个民族群体的智力与其种族的相对纯洁性成正比。
如今，如饥似渴地阅读这些关于“种族”的伪科学文献——至少在美国，它们如今像早点一样大量发行——的民族主义者发现，他和他的民族主义患上了一种可怕的消化不良症；而且，他通常会接受江湖郎中的诊断和处方。如果有人告诉他，他的大多数本民族同胞都是浅肤色的长颅人，特别是如果他本人就是一个浅肤色的长颅人，那么，他往往就会泰然自若地欣然接受这样一个喜人的、初步的消息：在勇气上，在智力上，在高贵品格上，在身体、心智和灵魂上，浅肤色的长颅人都极大地优越于全世界的其他所有人。可是，打击接踵而来。有人告诉他一个让人伤心的信息：在过去的某个时期，他的祖先懵然不知“劣等种族”难以消化，竟然允许那些浅肤色或深肤色的圆颅人或者深肤色长颅人的群体加入他的民族群体和他的民族国家，这些人像兔子一样繁殖，而浅肤色的长颅人则像绅士一样繁殖；这些人如今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多数，令人绝望地稀释着他和同类的鲜红血液，由此把整个民族群体的智慧和勇气减少到了接近消失的程度。要自救，要恢复本民族的健康，他该怎么办？很明显，他必须根据医生的建议采取行动，而且是迅速地采取行动。他首先必须唤醒所有本民族同胞——他们足够幸运，至今依旧拥有长头颅和浅肤色——让他们充分认识到他们可怕的困境，然后必须和他们一起，采取措施，把有毒的外来群体从民族的有机体中驱逐出去；或者，如果施加这样严厉的补救措施为时已晚的话，至少要节制饮食，戒绝接收“劣等种族”的其他成员，把那些已经和他在一起的成员隔离开来，放弃试图消化他们的一切努力。医生们尽管对于“种族”问题可能是冒充内行的江湖郎中，却是很棒的心理学家；他们严肃地摇了摇头，阴沉地暗示“只有一线妙手回春的机会”，隐瞒了几乎没有完全康复的希望；因此，他们的服务需求很大，而他们的患者怀着赌徒的绝望，决心要孤注一掷，赢得这场漫长而艰难的战斗，打败民族的消化不良症，以及那种“精疲力竭的感觉”。
要为圆颅人和深肤色的人辩护，也有话可说，而且已经有人说了不少——尤其是他们自己。在一个阿尔卑斯山人占绝对优势的民族——比如捷克斯洛伐克人——当中，或者在一个地中海人占压倒性多数的民族——比如希腊人——当中，普通的民族主义者不会承认本国同胞劣于瑞典北欧人或苏格兰北欧人，不管伪科学家们说什么，或者北欧人做什么。他自己会表现出某种“种族自豪”，并坚持认为，他的民族曾经有过光荣的过去，到达令人羡慕的今天，而没有借助于任何大量北欧人的血液。而且，正如经常发生的那样，如果一个民族群体有部分北欧人、部分阿尔卑斯山人和地中海人，后者往往并不喜欢北欧人为了对他们进行民族歧视而提出的设想或要求。事实上，他们并没有表现出集体自杀或移民国外的趋势；正相反，他们倾向于忙自己的事，以他们自己的方式，给这片土地添丁加口，越来越多地侵蚀北欧人的纯洁性。这更加刺激了北欧人中的民族主义者。
民族主义者在很多地方，披着很多的伪装，表现出种族上的不宽容。自法国戈宾诺伯爵论述“人种不平等”的幻想作品在1853～1855年间发表以来，“北欧民族主义”便打着这样或那样的名号，持续不断地引人瞩目。众所周知，先知无不受到敬重，除了在他自己的国家之外。事实证明，跟他的德国邻居比起来，他的法国老乡——倔强的他们更喜欢这样的观念：法国人多半不是北欧人——更加不接受戈宾诺伯爵的理论，而德国人很感谢他为他们自认的优越性提供了一个令人满意的人种学根据。很多英国人也逐步拜倒在日耳曼人北欧神话的符咒之下；他们为他们当中很多人的黑头发和黑眼睛辩解，并坚持认为，作为一个整体，“伟大种族”已经在他们身上开花结果。英国的北欧人不管走到什么地方，都会带上他们施过涂油礼的种族的福音，把它带到澳大利亚、南非、加拿大和美国。但在英国，北欧民族主义者想当然地认为，北欧人在全部人口当中已经占压倒性多数，以至于毋需法律保护他们免遭“劣等”种族的侵害，而在大海那边说英语的国家，他们要求并获得了针对“次要”种族的歧视性立法。正如麦迪逊·格兰特先生在他的著作——戈宾诺伯爵的北欧民族主义的20世纪版本——第四版序言中所说的那样：“就其最初的形式而言，按照作者的设计，《伟大种族的消失》（the passing of the great race）就是要唤醒美国同胞，使他们认识到种族的巨大重要性和‘民族熔炉’理论的愚蠢——即使以引发激烈的论战为代价。这个目的已经完全实现了；本书及其出版之后的讨论所阐述的学说，其最深远的影响之一，便是美国国会决定对那些不受欢迎的种族和民族的移民采用歧视性的限制措施。”[12]
格兰特先生骄傲地提到的那些措施，就是美国最近通过的限制外国移民的法律。这些法律出于各种不同的理由而被制定出来，既有经济的理由，也有民族主义的和“种族的”理由。这些法律规定，来自所有外国的移民应当同样限制在从前各国移民实际人数的某个特定百分比或配额以内——就这一点而言，很难说它们是歧视性的或不公平的。但是，其中最后的一项法律规定，各国配额的计算，不是根据美国最新的人口普查数据（1920年的人口普查），而是要根据189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这一法律既是歧视性的，也符合某些“北欧种族”的美国民族主义者不宽容的先入之见。因为，大多数外国移民都是在1890年之前从英国、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推测起来应该是北欧国家——进入美国，而1890年之后的大多数移民来自南欧和东欧，居住在这些地区的主要是地中海人和阿尔卑斯山人；因此，通过拿189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作为计算配额的根据，美国如今正式歧视“阿尔卑斯山人”和“地中海人”，而青睐于“北欧人”。澳大利亚也对“北欧”民族主义作出了回应，对外国移民有了类似的限制。如今，对澳大利亚、美国或任何其他民族国家来说，为了一个白种外国人而歧视另一个白种外国人或许是可欲的，甚至是必要的，但是，根据“种族”理由这样做，必定会助长一个“种族”的自豪感，而激发另一个“种族”的怨恨。
此外，种族问题由于下面这个流行趋势而复杂化了：人们把每个民族群体看作是一个截然不同的“种族”。照一般的说法，作为一个整体的德国人是一个“种族”，英国人、爱尔兰人、意大利人、波兰人和犹太人都是如此。这种无知的谈论和思考现代民族群体的方式，产生了很多稀奇古怪的结果，其中相当重要的是民族主义不宽容的“种族”刺激。例如，由于犹太裔美国人或意大利裔美国人有某些习俗和生活方式不同于英国血统的美国人，后者当中的民族主义者于是便推断，犹太人或意大利人的特性就是种族的特性，亦即，这些特性完全是遗传的，因此是消除不掉的，而且任何试图“美国化”犹太人或意大利人的努力都不可避免地必定失败。有时候，有人解释，丰富多彩的宗教节日，报复心重的家族世仇，以及喜爱通心粉和干红葡萄酒——据称这些是所有意大利人的特性——是“地中海人”血脉不可避免的结果，是深肤色长颅人命中注定的行为习惯；更经常的情况是，人们纯粹是想当然地认为，它们是意大利“种族”的永久性标志。有时候，有人声称，戒绝猪肉和上犹太会堂，做生意很精明，喜欢炫耀珠宝和毛皮——这些都被归于所有犹太人的特征——是“闪米特人”血脉不可救药的结果，是大鼻子们必不可少的伴随物；更常见的是，人们索性说，它们是犹太“种族”与生俱来的品质。换句话说，在某些美国民族主义者看来，意大利人和犹太人、“地中海人”和“闪米特人”的血液中存在污染；否则的话，这些民族的行为就立刻会完全符合新英格兰清教徒或弗吉尼亚农场主的偏好。
没有人喜欢自己的祖先遭人非难——至少在现代是这样；然而，现如今有很多“种族”民族主义者对整个民族群体、整个宗教群体或语言群体的祖先妄加非难。马扎尔人的民族主义者长期以来宣称，他们作为优等“种族”的成员，拥有多少是神授的权力，统治劣等的斯拉夫“种族”。德国民族主义者称法国人是一个堕落的“种族”，如今又把波兰人称为一个婴儿般的、不负责任的“种族”。英国民族主义者表达了这样一个遗憾：在爱尔兰人当中，应该是有一些最不体面的“尼安德特人”的残存。这样称呼“种族”名称的结果是两个方向的民族主义不宽容的加剧。一方面，它增加了一个民族国家对另一个民族国家的国际不宽容——匈牙利对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不宽容，德国对波兰不宽容，英格兰对爱尔兰不宽容，由此帮助制造了有利于国际战争的心态。另一方面，它在任何一个存在异议少数民族的国家增加了国内的不宽容，比方说在美国，定居时间很长的人对相对晚近的移民表现出敌意，由此创造出了有助于国内冲突的情境。
如果一个白人种族群体中的民族主义者对另一个白人种族群体表现出不宽容，那么，他们对黑种人或黄种人群体表现出的不宽容该会多多少！如果“北欧人”的民族主义者觉得他们的民族群体不可能舒舒服服地同化“地中海人”和“阿尔卑斯山人”、“闪米特人”和“斯拉夫人”，那么，他们着手消化日本人、中国人和黑人的意愿又会少多少！对于一个欧洲人来说，把黄种人和黑种人想象成不同于他自己的存在，并对他们抱有某些偏见，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在现代民族主义出现之前，明显的身体差异通常被视为气候或大自然的古怪反常而有趣的结果，流行偏见尚没有大到足以在新世界阻止白人移民——尤其是来自葡萄牙、西班牙和法国这些传统上天主教国家的移民——与印第安人、甚至黑人之间程度可观的融合。在整个现代，荷兰人和英国人更挑剔一些，但正是在19世纪——民族主义兴起和盛行的世纪——种族偏见和种族不宽容普遍扩大了。
对此，奴隶制无心插柳地做出了贡献，尤其是对于黑人。当然，对人的奴役是一种极其古老的现象，而且，从历史上看，它未必涉及奴隶主方面的这样一个臆想：他们在身体、心智或灵魂上优于他们的奴隶。在古代时期，白人经常被白人奴役，例如，在希腊和罗马，一个奴隶阶层与一个相同种族和民族的自由人阶层并存。奴隶制当时被认为是胜利的战争所带来的一个很便利的经济结果，而不是种族优劣的标志。在中世纪，在基督教的影响下，白人奴隶几乎从欧洲消失了；在18世纪和19世纪，很多欧洲人——还有美国人——被人道主义的和道德的考量所打动，要求废除一切形式和种类的奴隶制。当时，正是黑人奴隶的拥有者，求助于这样的论点：即使一个人不能奴役他的本族同胞，他也有充分的理由奴役那些不是其同胞的人；黑人是一个完全不同于并且劣于高加索人的种族。黑人奴隶制在大多数国家借助立法手段、在美国则是借助军事手段实际上被废除了。但是，那些在19世纪上半叶由伪人类学家最初提出的并被奴隶主们据为己有的论点，被民族主义者的群体抓住了，从此之后被用作在一个民族群体内部歧视黑人的根据。
西印度群岛和美国的黑人就民族身份而言不是“非洲人”；根据不同的情况，就他们所说的语言、他们所熟悉的宗教和文化，以及他们所珍视的传统而言，他们是“法国人”、“英国人”或“美国人”。弗吉尼亚或牙买加的普通黑人，完全就像弗吉尼亚或牙买加的白人一样，他们立即认识到，一旦来到廷巴克图或刚果，自己就是“外国人”。因为，必须记住，美国黑人作为一个整体，属于新世界“最古老的家庭”；他们不是新来的移民；如今，倘若不是美国人，他们就什么都不是，他们像大多数白人一样对美国拥有所有权。但美国的白人民族主义者——比方说——决意相信白人在美国民族群体内部至高无上，并因此依赖于政治和公民歧视、社会放逐与偶尔的恐怖主义，美国黑人或多或少与美国白人保持着不同；单一美利坚民族被分为两个种族部分，一个是白人优等种族，另一个是黑人劣等种族。任何黑白混合物都立即成了黑的和劣等的。“劣等人”方面的任何胡闹，通常都会遭到“优等人”的拜访，随之而来的就是那种在美国被描述为“私刑”的暴民屠杀。十分值得怀疑的是，犹太人在中世纪的几百年里遭受暴民暴力的人数，是不是比得上美国黑人在最近半个世纪里被美国白人同胞私刑处死的人数。
美国对黑人的不宽容，或许是现代民族主义的种族不宽容的最高点。但对黑人的不宽容并不像白人民族主义者对蒙古人的不宽容那么危险，至少在国际方面是这样。后者毫无疑问已经发展出了伟大的文化和文明，现在他们在日本拥有了一个民族主义强国，在中国拥有一个人口和资源的巨大宝库。诚然，“黄祸”主要是欧洲和美国的白人民族主义者幻想出来的，但是，如果白人民族主义者继续在美国和澳大利亚把它援引为种族歧视和种族不宽容的一个借口，它很有可能成为别的什么东西，而不仅仅是一个令人厌恶的东西。因为，从西方向远东传播的民族主义可能准备好了把激进的不宽容一并带到远东，同时带去的还有国际战争——这样的战争在西方已经成为民族主义的典型特征。
7
在今天这个民族主义的世界上，很少有民族国家由单一的同质民族组成。一个异质民族群体在一个优势民族群体政治轨道内的存在可以归因于三个历史进程之一：（1）军事征服——正是通过这个过程，很久之前威尔士被并入了英格兰的民族国家，最近蒂罗尔的日耳曼人和伊斯的利亚及达尔马提亚的南斯拉夫人被纳入了意大利的统治之下；（2）旷日持久的政治联系——正是通过这个过程，布列塔尼成了法国的组成部分，加泰罗尼亚人成了西班牙的组成部分；（3）移民和殖民——美国是这个过程的最好说明。
如今，不管一个臣服民族或一个异质民族最初如何受到外族的统治，当今这个时代有一个明显的趋势，那就是：它往往会保留和发展自己的某种民族意识。在极端情况下，尤其是在军事征服的情况下，这个趋势可能导致领土收复主义和叛乱。在这种情况下，民族感情引发了民族主义，自觉的团结一致得以加速，不满变得盛行。接下来，通常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多数民族当中热情的爱国者被异质民族主义的发展和对领土收复主义的担心给吓坏了，便对少数民族采取了不宽容的态度，极力通过社会压力和立法行动，摧毁它的团结，扑灭它的不满。然而，此类爱国者通常只在激化异质民族的不满、巩固他们的团结上取得了成功。因此，在很多情况下被描述为一个不断扩大的恶性循环：领土收复主义，不宽容，更强烈的领土收复主义，更强烈的不宽容，再更加强烈的领土收复主义，如此等等。
凡是一个民族群体的移民自愿在另一个民族群体当中定居的地方，正如美国那样，移民当然会带来他们自己的语言，以及本民族的传统和习俗——这些东西可能在一段时间内把他们与他们定居其中的多数民族清晰地区别开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会注意到，只要不使用法律强制，异质民族总是表现出这样一个自然趋势：在保留对故土家园某种模糊的情感依恋的同时，采用多数民族的语言、传统和习俗，成为热心的民族主义者，支持收留他们的国家。然而，在当今这个时代，优势民族的很多民族主义者被他们心中熊熊燃烧的信仰所诱惑，忍不住对异质少数民族使用法律强制。他们觉察到了单一语言和单一传统的直接好处：对商业、工业和新闻业，对公立学校体系，对民主的一致性，对完整民族统一理想的实现，都有好处。因此，他们对一个纯社会性熔炉的文火慢炖越来越不耐烦。他们要么怀疑这个大熔炉实际上不会熔化什么东西，要么怀疑他们自己投进去的优质肉会被其他人贡献的垃圾所污染和糟蹋。结果很有可能，在多数民族的一方，是对“外国人”的不宽容态度，几乎总是伴随着立法限制移民和入籍；而在异质民族的一方，则是更加抱团排外，这反过来对民主政治的运行产生有害的影响。
人们作出过很多努力，试图迫使异质民族顺从优势民族的民族主义。1871～1924年间，德国人相当系统地推行德国化异质民族波兰人、丹麦人和阿尔萨斯人的政策：他们强制在中小学、甚至在宗教机构使用德语；他们没收异质民族的农业土地，分配给日耳曼殖民者；他们在民事和军事服务中施行有利于日耳曼人的歧视。这种“德国化”或“普鲁士化”，在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做法，比如“马扎尔化”、“俄罗斯化”、“奥斯曼化”，等等。而最近在美国十分明显的“美国化”，即便没有使用“普鲁士化”的所有方法，但在设定的目标上是类似的。在最好的情况下，它可能会产生有益的结果；而在最坏的情况下，它是一种狂热的民族主义不宽容，其最终结果是国内冲突和对外战争。
8
民族主义的不宽容有很多不同的层次和程度。在爆发国际大战的时期，在现代民族主义圣战的时期，作为整体，一个交战国的平民百姓与另一个民族国家的民众竞相不宽容。在“和平”时期，各个民族国家的教育过程起到了这样的作用：给整个民族灌输一种至少是潜在的敌意，敌视“外国的”或“异族的”一切。
尽管一个民族国家的大多数公民——不管他们的政治、经济、种族和宗教如何——都很爱国，尽管他们认为自己是“好公民”，表示愿意为捍卫他们的国家而流尽最后一滴血，有时候会对其他民族国家的公民表现出一种集体不宽容，但是，有一定数量的精英公民，普遍宣称他们自己抱持的是更高级的爱国主义，是至高无上的民族主义。这些公民并不满足于战争时期国民行动的统一，他们必须确保和平时期国民言论、思想和习惯的统一，而他们所瞄准的这种统一，当然涉及所有公民同胞都采用特殊而独有的民族主义商标。如果这种采用不是自愿的，那么就必定是强制的，因为，对这些“百分之百”爱国者的头脑来说，不允许在一个国家内部存在任何语言、宗教、种族或历史传统的选择余地；一切都必须统一，仿佛他们就是一个人。正是这种民族主义的不宽容，集现代其他所有不宽容于一身，并激发了国内的纷争和冲突。依靠民族主义不宽容，真实的爱国主义——正如平常所定义的爱国主义——所向披靡。
例如，在德国，有一些公民群体，不仅相信高地德语是本民族的语言，德意志帝国是本民族的国家，而且还相信，北欧人种是本民族的人种，新教是本民族的宗教，个人主义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他们搞不懂，一个圆颅人、一个天主教徒、一个犹太人或一个社会主义者怎么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德国人和一个爱国同胞。德国社会主义者、德国犹太人、德国天主教徒和德国“阿尔卑斯山人”是不是热爱他们的故土家园，是不是对祖国宣布他们的爱国主义，是不是在德国的战斗中战斗并死去，这些一点都不重要。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鲁登道夫将军便成了德国一个有影响力的民族主义教派的代言人，不仅猛烈抨击所有法国人和所有波兰人，而且还抨击那些在头型、教条神学或政治经济学上与自己稍有不同的德国人。
一个类似的民族主义教派在美国兴盛一时。其成员在不宽容上并不专门针对谁；他们广泛而全面地对所有在经济学、神学、传统和种族上与他们相左的美国同胞不宽容。这些美国宗派主义者都是——或者自认为是——北欧白人种族、英国血统、福音新教、普利茅斯岩石、独立宣言、个人自由、公立教育、“昭昭天命”的独特传统的独家继承人以及神圣的指定监护人。他们始终是口炮党，偶尔诉诸暴力。他们从布道坛和演讲台上发言。他们出版数不清的小册子和杂志。他们组成秘密社团。他们渗透美国人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中。他们侵入政治、军队和教育等领域。他们决心要让美国成为一个白人国家，一个北欧种族的国家，一个说英语的国家，一个新教国家。他们连续不断地、不加区别地猛烈抨击黑人、天主教徒、犹太人、社会主义者、意大利人、斯拉夫人、日本人、中国人，以及他们认为在任何方面不同于他们自己、因此敌视美国民族主义观念的其他任何人——不管是外国人，还是本国人。
这些极端民族主义者的失控和不宽容，在任何一个现代民族国家都可以援引令人反感的例证。对我们来说，一个例证就完全足够了。那是美国广泛发行的一期半月刊，除了很多类似性质的其他内容之外，它包含了下面这几段话：
我们不得不承认，美国今天的理想和制度本质上源于北欧人，源于盎格鲁-撒克逊人。一千年的发现者莱夫·埃里克松，1620年的朝圣者先驱，1776年的殖民地建国先贤，都是北欧人；拉丁主义、天主教、哥伦布主义都是敌对的外来入侵者。
日本人并不属于这里，不可能影响我们的法律，绝不可能成为我们的一部分，必须完全拒绝他们进入，并把那些已经在这里的人驱逐出去。
我们以基督的名义宣布，根据我们美国的法律，罗马天主教徒在美国不能担任公职，也不能行使美国公民的权利，因为他们与外国君主——罗马教皇——结盟。
因为美国如今是惟一真正的基督教国家——它的国旗终将统治所有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王国——因为真正的美国人都渴望正义，因为美国是通过基督重临来实现预言的地方——因为这些理由，犹太人……和罗马天主教徒……都再也不能留在这里。美国的捍卫者们都知道，这是基督的土地，而且他通过他的人民，将把所有外族人从我们的海岸赶走[13]。
我们不妨马上承认，这样的宣传在美国或其他地方的知识分子和见闻广博的人当中没有什么市场。但事实依然是，在当今这个时代，在每一个民族国家，都有大量这样的人：因为他们学会了阅读，却没有学会思考，从而成为任何宣传的潜在受骗者，尤其是打着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名号的宣传。从不思考的平民大众只被告知了关于他们自己国家的美好事物，很大程度上对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美好事物懵然无知，他们很可能自豪和自夸——还有不宽容——就像他们的无知一样。影响这些不宽容、自夸和无知的人，让他们支持那些自称“百分之百”的爱国者所鼓吹和宣传的极端民族主义，相对比较容易。
在每个民族国家的内部，这样的宣传一般而言都是自夸、不宽容的民族主义的自然结果，但它经常有一个稀奇古怪的后果：让它自己的目标化为泡影。它并没有把对民族生活和民族抱负中一切美好的、有成效的特征的普遍尊重灌输给一个特定国家的所有公民，而是夸大了差异，不仅在最初的攻击者当中，而且也在与之相对的被攻击者当中，导致了特定的群体忠诚让人害怕的惊人发展。例如在美国，倡导“白人的、非犹太人的、新教徒的”美国主义的群体，正在引发另外几种美国主义——黑人美国主义，犹太人美国主义，天主教美国主义，意大利人美国主义，爱尔兰人美国主义，等等。不断增长的对黑人的不宽容，对于近来激发某种类似于黑人民族主义的东西贡献甚大。越来越多的对犹太人和天主教徒以及对少数民族的不宽容，有希望加强——而不是削弱——每个这样的群体的抱团排外。美国每个这样的群体正在变得越来越坚持认为，自己代表了最纯、最好的美国主义。任何一个了解美国中小学体系的人都知道，每个宗教群体、每个种族群体和每个亚民族群体是怎样固执地竞相争取官方承认他们作为“美国人”的与众不同的身份。通过极端民族主义者干劲十足的煽动，美国这个大熔炉成为一口不能熔化的狂暴民族主义的沸腾大锅的日子有可能到来。
如果民族主义继续不受遏制、自豪而不宽容，它就注定要产生更加凶险的国内冲突。有一点已经很清楚：在每一个助长民族主义的国家，源自谦恭礼让和通情达理的个人自由和宽容正在迅速衰落。
* * *
[1] 这两个短语是h.g.威尔斯的，它们出现的那部作品（《世界史纲》［the outline of history］，第二卷，第391页）整体上至少在一个读者的脑海里留下了一个令人困惑的怀疑：威尔斯先生究竟是把他的“平底雪橇”指向千禧年的目标，还是向后滑向他所害怕的穴居人及其“猩红眼睛”（第一卷第377页）的方向。
[2] 应当记住，这几位先生——以他们各自不同的方式——都是理想主义者，而且，他们每个人都可能证明自己的不宽容是有道理的，让他们自己满意，让他们的大多数同时代人满意。
[3] j.a.克拉姆：《德国与英国》（germany and england，1914），第67、147页。
[4] 雨果·闵斯特伯格：《战争与美国》（the war and america，1914），第195页。
[5] a.t.马汉：《军备与仲裁》（armaments and arbitration，1912），第9～10页。
[6] 参见f.w.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also sprach zarathustra）和《反基督》（der antichrist）。j.a.克拉姆教授的意译见《德国与英国》，第130页。
[7] j.m.梅克林：《三k党》（the ku klux klan，1924），第158页。
[8] 尤其可参看哈佛大学的罗兰·b.狄克逊教授对这个问题的论述，见他的著作《人类种族史》（racial history of man，1923），第162～175页。狄克逊教授发现，那种被通俗地称作“犹太鼻”或“闪米特鼻”的特定形状的鼻子，在西班牙犹太人和葡萄牙犹太人当中最为普遍，尽管只出现在他们当中大约三分之一的人身上。他的结论是：“从种族的观点看，如果有可能把今天的北方阿拉伯人或贝都因人看作早期说闪米特语的民族（他们是最初希伯来人的组成部分）最好的现代代表，那么，今天绝大多数犹太人只是在语言上是‘闪米特人’，他们真正的祖先更大程度上不是追溯到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半岛，而是追溯到安纳托利亚和亚美尼亚的高地、高加索和中亚草原，今天依然可以在这些地区找到他们关系最近的亲戚。”
[9] 即所谓“贝尔福宣言”，1917年11月2日。
[10] 《纽约时报》，1924年5月17日，第2版，第2栏。
[11] 编者按：此处空十字。
[12] 《伟大种族的消失》（1921），第28页。
[13] 《美国标准》（the american standard），第一卷，第8号，1924年4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