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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是人类亘古不变的业余爱好。就算在现代，战争被相对较长的和平时期所打断，那也并非表示人类已经找到威廉·詹姆斯希望他们会找到的东西：战争的道德替代品；而只不过表明，人类近来如此全心全意地、如此狂暴猛烈地放纵他们的战争爱好，以至于在相对较长的时期里让他们精疲力竭。我们19世纪和20世纪的战争可能比早期的战争更短暂，但规模更庞大，也更要命。最近的这场世界大战，尽管只持续了四年，但人类生命和财产付出的代价更大，制造的毁灭更多，超过了拿破仑时代二十年的冲突，17世纪的三十年战争，英法两国之间的百年战争，中世纪三百年的十字军东征，一系列旷日持久的波斯战争和古希腊人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或原始人当中任何数量的部落冲突。
最近的这场世界大战也并没有证明自己是战争的决定性的、巨变意义上的终结。1926年的作战人员比1901年还要多；毫无疑问，每一支庞大的军队都有一个能干的总参谋部；很显然，在飞机、潜艇和毒气的完善上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一些深受尊敬的权威人士称之为“进步”）。正如最近这场大战主要是对大炮的检验，下一场大战很可能主要是化学武器的证明。正如过去一百五十年里欧洲的每一场大战或迟或早都把美国卷入了进来，尽管有华盛顿的告别演说，尽管有门罗主义，尽管有参议院里一大帮孤立主义者英雄般的慷慨陈词，这个国家注定要或迟或早被下一场世界大战的触须给缠住。接下来，如果我们所说的现代文明和现代科学还留下了那么一点点残余的话，它们也会在另一场世界大战的准备工作中被重新集合起来，加以利用。没有人知道，这个过程能够持续多长时间。如果它不受约束地一直继续下去，最终必定会毁灭一切科学和一切文明。
我们为什么要打仗？为什么，尤其是在当下这个时代，当我们大肆吹嘘“进步”、“科学”和“人道”的时候？ 不久前我们为什么打这场世界大战，眼下我们为什么看着各方在准备另一场世界大战？作为回答，今天的心理学家向我们提到了人类的动物性思维，提到了人类掩盖得并不好的洞穴习性，以及人类的好斗本能。作为回答，今天的经济学家向我们提到贸易竞争，提到煤、铁和石油竞争性的搜寻，提到对落后地区贪婪而好斗的开发；一言以蔽之，提到了经济帝国主义。
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们无疑是对的——就他们各自的领域而言。经济帝国主义肯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为大多数战争铺平了道路，而没有参战者的好斗本能，战争就不可能发生。但是，真正的文明——真正的文化——始终意味着对原始本能的抑制，而不是升华，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其公民被认为最有文化、最文明的国家都在不断控制他们的好斗本能，最和平、最友善地生活在一起。在我们这个国家之内，我们惩罚任何一个允许自己的好斗本能在抢劫和谋杀中得到表现的人。我们的好斗本能似乎在对付外国人这方面得到了充分表现。然而，如果我们能够在国内事务上控制我们的原始本性，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在国际关系上也控制它呢？
认为只有经济帝国主义才是战争的原因是站不住脚的。毫无疑问，今天像过去一样，也有一些贪吝之徒争相垄断全世界这种或那种必需品、这种或那种奢侈品的供应，还有贪吝之徒可能对全世界的福祉一概视而不见，以至于让他们的追随者为了他们自私的利益而打仗。但是，我们的经济帝国主义者，尽管其中有些人愚蠢、短视，甚至顽固不化，但他们还不至于糊涂到拿经济利益作为公开的开战理由。普通百姓不会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而放弃自己的生命，也肯定不会为了一些在外国有投资的匿名同胞的财务收益而牺牲生命；最高的牺牲只能奉献给理想。美国在古巴的投资（事实上或预想中）跟西美战争有一定的关系，但美国的平民大众之所以支持这场战争，并不是因为投资，而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理想主义。有相当数量的美国人在最近的这场世界大战中有财务股份，或认为自己有股份，但作为一个整体的美国人民之所以参战，乃是因为他们是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对于每一个民族和每一场战争，莫不如此。经济帝国主义可能造成走向战争的情势。不受约束的好战本能使得战争成为可能。但是，如果普通民众的心里没有理想主义、嘴里没有口号，战争也打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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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古怪的事实是，人身上最好的方面——他的理想主义，尤其是他的宗教理想主义——连续不断地被他的同胞中一小撮唯利是图的野心家所利用，并经常释放出他身上最坏的方面：他的战斗激情，他对流血和荣誉的渴望。部落神和部落宗教激发了其信徒的好战热情和战斗技能。“我要歌颂上帝，因为他大显神威，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1]“尽管他要杀我，但我依然信任他。”[2]伟大的世界宗教也为人类的杀戮提供了借口，并唤起了人们的热情。穆斯林的“依真主的意愿”和基督教十字军战士的“以上帝之名”都是一种普遍的流行信仰的表达——这一信念依然是真诚的，因为它促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使得萨拉丁能够重建一个强大的穆斯林帝国，并在基督教世界使得某些封建领主和有魄力的商人能够为自己积累现世的财富。16世纪西班牙人与荷兰人之间及西班牙人与英国人之间的战争对几个重要人物来说都产生了财务后果，但对平民大众来说，它们根本没有经济意义：对一方来说，它们构成了一场高贵而英勇的、条件十分不利的斗争，为的是保护民族的自由和纯粹的新教信仰，为了打破偏执而野蛮的西班牙强权；对另一方来说，它们代表了一场同样高贵而英勇、条件同样十分不利的斗争，为的是保卫基督教文明和天主教信仰，使之免遭狂热叛乱者和无耻异端分子的攻击。
在19世纪和20世纪，历史上著名的宗教没有像更早时期那样扮演激发战争的角色。无论是像巴力或耶和华那样的部落神，还是像伊斯兰教或基督教那样伟大的世界性宗教，都没有为近代战争提供——至少是没有直接提供——口号。例如，在最近这场世界大战中，数百万人战斗并死去，并不是“依真主的意愿”，也不是因为要捍卫基督教正统免遭异端侵犯。然而，尽管驱使更早几代人参与致命战斗的那种类型的理想主义影响越来越小，但一个不证自明的事实是：跟之前任何一个世纪的战争比起来，上个世纪的战争更具群众性，也就是说，全世界很大比例的人口都参与其中，对生命和财产更具毁灭性。
我们的论点是：在晚近时期，民族主义已经取代其他宗教，成了那种使战争变得更具群众性的理想主义的强有力的来源和对象。任何试图解释现代战争强度的努力，都必须考量这一取代。当然，有人可能认为，近来的战争之所以比古代或中世纪的战争更加血腥，代价更大，乃是因为工业技术的显著进步。比方说，假如中世纪的基督徒和穆斯林也有普遍强制性军事训练，也装备了机关枪、手榴弹、大炮、汽油发动机和氯气，也有铁路、蒸汽船、冷藏设备和“黄色”小报给他们效力，那么，12世纪的十字军东征也会像20世纪的民族主义世界大战一样具有毁灭性。或许会这样吧。这样的“假如”从来是时评家们的消遣，却让历史学家感到绝望。我乐于承认，在中世纪，人们偶尔打着真主及其先知或基督的旗号犯下了当时人类所能犯下的最残忍的暴行。此外，我也愿意承认，自18世纪和19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已经能够在更大规模上，更精细、更科学、更巧妙地实施残忍的暴行。但我的个人看法是，不管有没有机器的帮助，对于唤起和维持人类的战斗精神，对于鼓励他们在理想主义的狂欢中，放开手脚，去实施他们在任何特定时代有能力犯下的最残忍的暴行，现代民族主义都是一个远比基督教或伊斯兰教更加有效的工具。
伊斯兰教很大程度上是靠刀剑来传播的，但是，一旦它成了地球上一些大地区的主流宗教，它就在五花八门的部落和民族当中充当一根联合的纽带，并在其边界内部长期促进比之前更坚固、更持久的和平。即使是持不同信仰的少数派，比如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的犹太人，以及亚美尼亚人、科普特人和近东的东正教基督徒，也得到了胜利的伊斯兰教的宽容，并在大多数情况下被给予了相当程度的政治自治；这些异议者，在他们采用现代民族主义之前，只要他们的大领主主要是穆斯林，而不是民族主义者，他们并没有遭受过大规模的屠杀。
基督教从一开始就是作为和平与友爱的福音而宣讲的，它对古代罗马帝国的征服几乎完全是“和平渗透”的功劳；后来，在一些野蛮国王——克洛维或查理曼之流——的手上，它抓起了刀剑，杀戮了撒克逊人和撒拉逊人。但是，基督教一旦被确立为欧洲人的最高宗教（不管用什么手段），其所作所为无疑就像异教的罗马皇帝们一样，要保证给“文明世界”一个pax romana（罗马帝国的太平盛世），而中世纪基督徒的文明世界比古代罗马人的文明世界在范围上更大，在民族性上更迥然不同。而且，不管个体基督徒有什么实际缺点，或者不管那些仅仅在名义上是基督徒的自私而傲慢的人对基督教教义有什么样的曲解和滥用，基督教会本身都始终如一地指引着平民大众，走向上帝的父性和人类友爱的理想，走向正义、博爱、人道与和平的美德。它做出过一些实际的正式努力，直接借助于“上帝的休战”和“上帝的和平”，间接地通过仲裁手段，力图减少战争和战争威胁。个体基督徒也不可能完全而持续地不在乎爱人如己的职责、宽恕敌人的职责、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职责。基督教的圣徒通常都不是用尘世的武器战斗的勇士。亚西西的圣方济各、圣沙勿略、锡耶纳的圣凯瑟琳、帕多瓦的圣安东尼都到基督教理想主义中去寻找一个合乎道德的战争替代品。
现如今，人们普遍没有把任何合乎道德的战争替代品与任何一个民族主义圣徒联系在一起。正相反，民族主义圣徒几乎总是战斗英雄。对今天的平民大众来说，现代民族主义的情感和宗教信仰在他们身上人格化了，理想化了，而正是这种情感和信仰，已经导致了世界大战，而且，如果不加遏制和控制的话，肯定还会导致更多的世界大战。考虑到不同国家的资本家和商人之间的经济竞争，目前的总体形势十分有利于战争。再考虑到海陆大规模的军备竞赛，打一场最具毁灭性的战争的工具如今触手可及。但是，如果各个国家的人民完全没有受到民族主义情感和信条的影响，并确信自己是一种崇高而卓越的理想主义的捍卫者，那么，枪炮就不会响起，有利害关系的金融家就不能促成战争（即便他们想要这样做）。平民百姓必定是一如既往地充当炮灰，如果仅仅以经济理由为号召，任何国家的平民百姓都一如既往地不可能被说服去和另外一个国家的平民百姓打仗。让我们再说一遍，一如既往，普通公民不可能为了直接的经济利益而慷慨捐躯；他们只会为了一个理想而付出最高的牺牲。民族主义以最新的、最可怕的形式，提出了这样一个理想。
最近，民族主义在地球上每个所谓文明国家的普通公民面前树立起了这样一个理想：要为了获得本民族曾拥有任何权利的或者本国国旗曾升起过的任何一片领土而战斗，要对任何一个曾经让本民族同胞遭受过人身或财产损失的国家实施报复——这一理想希望极端延伸一个民族的“使命”，而以损害任何其他民族的使命为代价。民族主义，尽管有着已被证明的现代性，有着公认的理想主义，但除非让它从愚昧无知转向批评反思，从骄傲自大转向谦虚低调，否则的话，它不可能促进任何真正的人类进步。它所预示的，不是统一，而是分裂；它不是保护和创造文明，而是摧毁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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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民族主义通过人们试图实现民族自决理想的普遍努力，开始了它与国际战争的联系。我们应该还记得，在18世纪，当我们所了解的那种民族主义已经兴起时，欧洲的政治版图——就这个问题而言，包括全世界的政治版图——并不是按照民族的分界线画出来的。在那个时候，奥地利大公、奥斯曼苏丹和俄国沙皇的多语言领地，以及中国、印度、不列颠、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四处蔓延的帝国，在地图上显得乌泱泱一大片，模糊了民族的边界。意大利和德意志纯粹是“地理概念”，波兰在18世纪被灭掉了。只有西欧才存在民族国家；即便在那里，民族主义也几乎没有安全而稳固的立足点：西班牙包含两个民族群体（卡斯蒂利亚人和加泰罗尼亚人）和另外两个民族群体的残余（巴斯克人和加泰罗尼亚葡萄牙人）。法国包括阿尔萨斯相当数量的说德语的人口、布列塔尼说凯尔特语的人口，以及南方加泰罗尼亚普罗旺斯人的残余和巴斯克人的民族群体。英国有三四个历史上的民族群体（英格兰人、威尔士人、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挪威人和冰岛人，连同斯堪的纳维亚同胞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日耳曼人，联合在丹麦国王的统治之下。瑞典依然保留了她曾经庞大的波罗的海帝国当中芬兰的大部分和德国的一小块土地。荷兰在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中被迫放弃了尼德兰南部，也就是比利时（部分法国人，部分佛兰芒荷兰人），先是交给了西班牙，后来又交给了奥地利。
正如我们前面已经指出的，就是在这样一个政治世界和政治地理中，人民主权学说及其推论民族自决学说闯了进来，并在一个接一个国家，先是被知识分子所接受，然后被人民大众所接受。很显然，世界地理的旧现实并不符合民族主义的新抱负和新目标。如果民族自决盛行，政治版图就必须彻底重画。但对于在现有秩序中有既得利益的个人和民族来说，这是绝对不可接受的。一个民族群体越是大声地要求民族自决、民族统一和民族独立，非民族国家的皇帝和统治者们就越是努力地维持现状。革命派越是争取改变版图，保守派就越是努力地维护它。双方都大量谈到了文明，甚至是人性。但从一开始就很明显，只有诉诸武力，诉诸战争，问题才会得到解决。
最早的几场民族自决战争都是民众反抗所谓暴君——“外族”国王——的起义。本质上，早在16世纪和17世纪，荷兰人反抗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的成功起义和捷克人反抗奥地利国王斐迪南二世的失败起义都是如此。在18世纪，说英语的美国人反抗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成功起义也是如此。然而，从法国大革命起，出现了一连串几乎不间断的臣服民族反抗“外国”统治者、争取民族自决权的战争。这些为数众多的战争，以及较早的相同性质的战争，经常超出了纯粹的国内叛乱的范围，常常引发了巨大的国际冲突——人们发现，民族理想主义在其信徒身上唤起的热情和战斗力可以用于另外一些较少民族主义的、更加世俗的目的。因此，荷兰独立战争混合了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与法国波旁王朝之间的冲突，混合了西欧各民族之间共同的重商主义斗争；捷克独立战争被证明只不过是大规模的、国际的“三十年战争”的序幕；美国独立战争是旷日持久的争夺殖民霸权和海上霸权的斗争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一方是英国，另一方是法国和西班牙。法国革命者不仅热衷于把所有法国居民“法兰西化”，而且还热衷于把所有说法语的地方都并入他们的民族国家，包括比利时——这大概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使得法国与英国之间的国际大冲突重新开始，并因此让大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变得旷日持久，充满敌意。
就算只是列出现代民族自决战争的清单，也是一件有点费劲的差事，既枯燥乏味，也没什么意义，其拼装起来的结果并不能令人信服地展示19世纪和20世纪民族主义的力量，而且肯定带有火药味。这里有一份不完全清单：1798年的爱尔兰叛乱；1804年的海地叛乱；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在英国人的帮助下抵抗法国人的半岛战争（1808～1814）；德国人反抗法国人的解放战争（1813～1814）；希腊独立战争（1821～1829），在英国、法国和俄国的干涉中达到高潮（1827）；1828～1829年间的俄土战争；塞尔维亚独立战争（1804～1930）；南美、中美和墨西哥的西班牙殖民地的成功叛乱（1810～1830）；比利时人反抗荷兰国王的叛乱（1830），以及随之而来的法国和英国对荷兰的胁迫；意大利人反抗奥地利、波兰人反抗俄罗斯的失败叛乱（1831）；1837年的加拿大叛乱；德克萨斯反叛墨西哥的起义（1835～1836），以及随后墨西哥与美国之间的战争（1846～1848）；1848～1849年间欧洲的一波民族主义战争浪潮——意大利人反抗奥地利，捷克人反抗奥地利，马扎尔人反抗奥地利，斯拉夫人反抗匈牙利，日耳曼人反抗丹麦；俄罗斯对土耳其、法国和英国发动的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最后建立了一个统一而自治的罗马尼亚（1862）；法国对墨西哥的军事占领和墨西哥解放战争（1862～1867）；1863年波兰人反抗俄国的起义；意大利统一战争——连同法国对抗奥地利（1859）、普鲁士对抗奥地利（1866）和对抗波兰（1870）；美国南北战争（1861～1865）；德国统一战争——对抗丹麦（1864）、对抗奥地利（1866）和对抗法国（1870～1871）；古巴叛乱（1868～1878）；波斯尼亚人和保加利亚人反抗土耳其的起义（1875～1876），随后导致了1877～1878年间的俄土战争；智利与秘鲁战争（1879～1883）；布尔人反抗英国的起义（1881）；1885～1886年间的塞尔维亚与保加利亚战争；争夺朝鲜控制权的中日战争（1894～1895）；克里特岛反抗土耳其的起义（1895～1897），并导致了1897年的希腊与土耳其战争；古巴人反抗西班牙的叛乱（1895～1898），以西美战争（1898～1899）而告终；菲律宾人反抗美国的起义（1898～1901）；南非的詹姆森暴动（1895），随后引发了第二次布尔战争（1899～1902）；保护朝鲜免遭俄国入侵和日俄战争（1904～1905）；阿尔巴尼亚人反抗土耳其的叛乱（1911～1912）；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希腊人、南斯拉夫人和保加利亚人武装起来抵抗土耳其（1912～1913）；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希腊人、南斯拉夫人、罗马尼亚人和土耳其人联合对抗保加利亚（1913）；整个一连串错综复杂的斗争，为的是争取民族自决，确保或完成民族的统一与独立，它们构成了1914～1918年间第一次世界大战引人注目的成就——最后的南斯拉夫统一战争，最后的意大利统一战争，最后的罗马尼亚统一战争，捷克斯洛伐克解放战争，波兰收复战争，芬兰人、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人摆脱俄国统治的战争，阿拉伯人摆脱土耳其统治的战争，把阿尔萨斯-洛林归还给法国的战争，把丹麦的石勒苏益格地区归还给丹麦的战争，把奥地利、匈牙利、日耳曼、俄罗斯和土耳其缩小为真正民族国家的战争。与此同时，出于同样的精神，还可以补充1916～1922年间的爱尔兰起义，以及1920～1923年间的希土战争。
如果我们把所有这些战争放到一起，试着评估它们的整体意义，我们无疑会对下面这个事实留下深刻印象：它们在主要目的上都成功了。也就是说，在一个半世纪之内，它们很大程度上根据民族边界重塑了政治地理。但我们也会对这种成功的可怕代价感到震惊。我们将会发现，为了在全世界建立和维护一套民族国家的体系，千百万人被杀戮，另有千百万人终身致残或沦为赤贫，数十亿财产被消耗，并造成了不可胜数的大破坏。如果我们确信下面这个结论，我们可能会对这些巨大损失听之任之：它们是一个多少有些不可避免的过渡时期里一个悲哀的、却是完全暂时性的事件——在这一时期，人类社会从不公正的、好战的阶段，过渡到一个基本上和平、公正和人道的阶段。但是，仔细审视19世纪和20世纪的民族主义战争却很难让我们安心，倒是更有可能在我们心里引发严重的怀疑：建立在民族边界基础上的政治地理究竟是不是促进了人道或正义，民族主义究竟是不是一个可靠的预兆——预示不远的将来将会出现一个更和平、更美好的世界？
如果现代民族主义战争仅仅是民族自决的战争，如果每个民族群体都在它占压倒性多数的国家获得了主权统一之后便立即把它的刀剑锻打成犁铧，如果从此之后它便在民族国家的互助和谐中和平地生活，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疑问或许更少一些。我们已经指出，民族主义战争都是作为民族自决战争而开始的。在半岛战争中战斗的西班牙人和在解放战争中战斗的日耳曼人，在玻利瓦尔领导下斗争的西班牙裔美国人和在卡拉乔尔杰领导下斗争的塞尔维亚人，19世纪20年代拿起武器的希腊人，19世纪30年代的比利时人和波兰人，19世纪40年代和19世纪50年代的意大利人，在每一种情况下都不是为了反对国外的征服或统治，而是为了反抗国内的外族暴政。他们的斗争既是为了人的自由，通常也为了政治民主，同时也是为了民族统一和民族独立。他们的战斗，尽管在某些实例中是粗鲁的，甚至是野蛮的，却促进了最英勇的行为，而且总是在各个地方唤起人道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强烈同情。他们的领导人异常雄辩地谈到“置暴君于死地，予人民以和平”。据称，必须不惜任何代价赢得民族自决的权利；据说，一旦获得了这一权利，人类的手足情谊就会从民族的手足情谊中发展出来。关于民族主义战争的性质和后果，马志尼的深情流露和狂热想象达到了乐观的顶点；马志尼生活在19世纪早期，那个年代如今已经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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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民族自决战争发动之后没过多久，按民族重塑政治地理的进程没走多远，并发症就出现了。这些并发症至今依然存在，而且可能无限期地继续存在下去；它们逐步改变了民族主义战争的性质，即便没有改变它的名声。有一种这样的并发症，人们通常用“领土收复主义（irredentism）”这个单词来描述它。这个单词源于意大利语，最早在1870年代被用来指称一场为了“尚未收复的意大利（italia irredenta）”而发起的民族主义煽动：这场运动的明确目标是扩张统一而独立的意大利王国，以便把一切居住着一定数量的说意大利语的人的土地纳入其中。下列因素使得这场意大利领土收复运动区别于民族自决的早期形式：首先，在1870年统一后的意大利，实际上几乎每个人在语言和感情上都是意大利的，他们即便不是渴望、至少也是乐意成为意大利公民，而在尚未收复的意大利，亦即在的里雅斯特、阜姆、伊斯的利亚和达尔马提亚，有很多南斯拉夫人和一些日耳曼人，与意大利人混居在一起，坚决不放弃他们的民族身份；其次，意大利本部之所以摆脱了外族统治，组成了一个主权民族国家，是一场满腔热情的民众起义和真正的民族自决战争的结果，而解放尚未收复的意大利，及其与意大利民族国家的合并，并没有涉及一场民众起义，而是涉及一场征服之战，必须给新意大利添加一些并不完全是意大利人的地区。
这恰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目标和结果。尚未收复的意大利最终在1919年并入了意大利，但它是通过征服而被吞并的，一起被并入的，既有意大利人，也有南斯拉夫人和日耳曼人。因此，在伊斯的利亚、达尔马提亚和蒂罗尔，曾经的“尚未收复的意大利”，如今成了“尚未收复的南斯拉夫”，或“尚未收复的奥地利”（日耳曼尼亚）。意大利证明其征服和吞并合理的主要理由是：她是老威尼斯帝国的继承者，新的边界对于她的军事防御来说必不可少。但南斯拉夫人完全可以同样正当地主张：他们是中世纪的斯特凡·杜尚的塞尔维亚帝国的继承者；或者，日耳曼人同样有权主张：他们是中世纪哈布斯堡帝国的继承人——而且，拥有阿尔卑斯山的最高峰对于军事保护来说必不可少，这个理由对日耳曼人和南斯拉夫人来说大概就像对意大利人一样正当。要是到了下一代，在民族主义的影响下，领土收复主义者没有在南斯拉夫和德国提高他们的嗓门，要求“收复”他们“丢失的行省”，煽动报复性的征服之战，那才怪呢。这样一场战争如果爆发，将会是一场民族主义战争，一场领土收复主义战争，但严格说来，它将不会是一场民族自决战争。
“领土收复主义”这个单词源于意大利，但它所描述的事物并不局限于意大利。它几乎普遍伴随着民族国家的建立，产生了可以称之为二度民族主义战争的后果。也就是说，民族主义者首先打的是民族自决之战，并建立一个民族国家，其公民属于同一个民族群体；他们接下来打的是领土收复之战，征服邻近的领土，其居民只有部分人属于共同的民族群体。换句话说，在地球表面的某些地区，居住着大抵同质的民族群体，他们的政治自由和统一就经由第一种情况下的民族自决战争建立起来；而在另一些地区，生活着民族身份有异或未定的人，他们成了第二种情况下相邻民族国家争夺的骨头、领土收复主义煽动竞争的目标，以及国际领土收复主义战争的根源。因此，民族主义战争最开始是争取人类自由的斗争，可能很快就引发征服和控制异质民族群体的斗争。这样的控制总是以下面这些理由为借口：被征服地区曾经全部居住着与征服者相同的民族群体；或者，征服者代表了更高级的文明；或者，这些地区对征服国的军事安全或经济安全来说必不可少。如果民族群体只是固定不变的实体，始终占据着边界清晰的相同领土，并且任何时候都没有经受过外族统治或外族移民，那么，很容易按照民族界线画出这个世界的政治版图，而毋需诉诸领土收复主义。然而，照现在的情况，必定不仅有民族自决战争，而且显然还有民族领土收复主义战争。
例如，不妨考量一下阿尔萨斯和洛林。在中世纪，这两个地区讲日耳曼语，是神圣罗马（日耳曼）帝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接下来，在16世纪和17世纪，它们被法兰西国王占领，后者并不十分在乎这样一个事实：罗马法兰西——高卢——的古代北部和东部边界是莱茵河。法国对阿尔萨斯-洛林被占领土的征服发生在现代民族主义兴起之前，因此并没有在这两个行省产生强烈的民族主义反应，在整个德国也没有；当时没有人谈论“尚未收复的日耳曼尼亚”。随着时间的流逝，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居民除会德语之外，也学会了法语；而且，尽管会两种语言，但他们发展出了一种对法国的归属感，而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极大地强化了这种归属感。然而，最后，德意志的日耳曼人成了民族主义者，并通过民族自决战争——1813～1814、1848～1849、1864和1866年的战争——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
接下来，正是日耳曼民族主义与法兰西民族主义发生了冲突；在日益尖锐的民族主义时代，德国在1870～1870年的战争中对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征服产生了一些后果，完全不同于早年法国征服这两个行省所带来的后果。爱国的德国人（如今所有德国人都是爱国的）坚称合法占有阿尔萨斯-洛林，因为这块领土在中世纪是日耳曼人的，因为日耳曼文明优于法兰西文明（他们说，法兰西文明可怕地堕落），因为他们的总参谋部让他们相信：抵抗法国人未来的侵略，孚日山脉是一道比莱茵河更好的防御。另一方面，爱国的法国人（如今所有法国人也都是爱国的）都渴望有一次有利的机会，收复这两个“丢失的行省”，并为此而努力，因为那里的居民在1871年抗议并入德意志帝国，因为德意志文明残忍而野蛮，因为德国在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军备对法国的安全和保障是一个持续的威胁。法国的领土收复主义最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发现了有利的时机，到1919年，阿尔萨斯和洛林再次被征服，归还给了法国。无论对1914年的法国人方面，还是1870年的德国人方面而言，这不是一场民族自决的战争；无论1871年的德国人，还是1919年的法国人，他们都没有冒险通过一次充分而自由的全民公决，征询阿尔萨斯人和洛林人的意愿。1870～1871年间的法德战争和1914～1918年间的法德战争都是领土收复主义战争。
最糟糕的领土收复主义出现在前奥斯曼帝国的边界之内。在这里，几百年的帝国统治（先是罗马人，然后是希腊人，最后是土耳其人），几百年的宗教冲突（先是基督教正统派与基督教异端之间，后来是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教之间），共同创造了民族群体的大杂烩；很多不同民族群体的成员就像百衲被上的布片一样，分布四处，参差散乱。在某些受到限制的地区，生活着大抵同质的人口——罗马尼亚人在北方紧挨着多瑙河口，塞尔维亚人在贝尔格莱德及其周围，希腊人在希腊半岛和爱琴海诸岛，保加利亚人在多瑙河以南和塞尔维亚人的东边。但在别的地方，混居更乱。在马其顿和色雷斯，塞尔维亚人的村庄点缀于保加利亚人和土耳其人的村庄之间，偶尔可以找到一个罗马尼亚人的聚居区，一些更大的城镇是希腊人、亚美尼亚人、犹太人（既有巴勒斯坦犹太人，也有西班牙犹太人）、土耳其人和吉普赛人的混居区。希腊人在小亚细亚的许多海港城镇占主导地位，但一到腹地，就大部分是土耳其人的地盘了。在小亚细亚某些行省的部分地区（仅仅在部分地区），亚美尼亚人构成了多数；而在其他地区，他们则是少数民族，多数民族要么是土耳其人，要么是库尔德人。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占支配地位，但那里还有犹太人社群和几个基督徒社群，到处都有土耳其官员以及亚美尼亚、希腊商人。
19世纪的民族自决战争，有助于在奥斯曼帝国那些被大抵同质的人口所占据的地区产生出萌芽期的民族国家，因此诞生了一个很小的希腊，一个很小的塞尔维亚，一个很小的罗马尼亚，以及一个很小的保加利亚。但是，这些小国中的每一个国家从诞生时起就被这样一个远大抱负所激励：要尽快变得更大，要尽快把其真实的或假想的民族同胞所居住的一切土地纳入其中。这是一个很难实现的抱负，因为，根据完全一样的原则，马其顿和色雷斯必定是保加利亚人的，必定是塞尔维亚人的，必定是希腊人的，必定是土耳其人的；如果它们是保加利亚人的，那么，就必须摆脱掉塞尔维亚人、希腊人和土耳其人；如果它们是塞尔维亚人的，那么，保加利亚人、希腊人和土耳其人就必须被驱逐或杀戮；如果它们是希腊人的，那么，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和土耳其人就必须被除掉；在一个尖锐的民族主义时代，如果它们是土耳其人的，那么，土耳其人就必须“土耳其化（turkify）”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和希腊人，要么把他们消灭；而且，即便这样，还是要容忍犹太人、亚美尼亚人、罗马尼亚人、阿尔巴尼亚人和吉普赛人等异质群体所带来的次要问题。但是，现代民族主义从没有被这点问题和困难所吓倒。
尝试解决巴尔干人的这个问题激发了一些最为有趣的权宜之计。起初尝试了多少还算和平的劝诱办法。并非所有马其顿和色雷斯居民都对自己的民族身份很有把握；例如，有些人并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塞尔维亚人，还是保加利亚人，他们孩子气地只是称自己为“基督徒”或“农夫”，天真地说着自己的方言——保加利亚学者宣称那是保加利亚语，而塞尔维亚学者则宣布它是纯正的塞尔维亚语：这样一来，很快就有人向他们宣讲民族主义的福音，塞尔维亚人想方设法让他们相信自己是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费尽口舌让他们相信自己一直都是保加利亚人，希腊人则机智地向他们指出：由于他们究竟是塞尔维亚人还是保加利亚人极其可疑，因此他们必定是希腊人（他们难道不是希腊正教会基督徒么？）。
很自然，最近出现了另外一些令人感兴趣的理想主义的领土收复主义的方法，在通俗说法中被称作恐怖主义和大屠杀。不仅在小亚细亚，穆斯林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屠杀亚美尼亚基督徒，而且在欧洲，土耳其塞尔维亚人屠杀保加利亚人，保加利亚人屠杀塞尔维亚人；并且，在这两个民族群体互相屠杀的同时，他们反过来又被希腊基督徒群体屠杀。有一次，绝无仅有的一次，所有这几个所谓基督教民族能够取得一致，并一致同意（1912）随心所欲地分配马其顿和色雷斯的战利品，然后一起进攻土耳其人，并决定性地打败了他们。但和平并没有随着土耳其人的失败而到来，当基督教民族重新开始彼此之间的领土收复之争时，希腊人和塞尔维亚人伙同罗马尼亚人和土耳其人（1913）强行抢走了保加利亚分到的大部分赃物。保加利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1915～1918）打了一场复仇之战，一场领土收复之战——而且失败了。马其顿和色雷斯很大一部分地区的居民必定要么是塞尔维亚人，要么是希腊人；他们不可能是保加利亚人。至少，在保加利亚领土收复主义抓住一次有利时机发动另一场领土收复战争之前，他们不可能是保加利亚人。
从近东地区最后一场领土收复主义冲突，即1920～1923年间的希土战争中，产生了一次既新奇又令人惊讶的试验。人们还记得，这场战争主要是为了争夺小亚细亚的控制权而打起来的。出于情绪化的民族主义理由，希腊希望吞并士麦那及另外一些沿海城镇，从远古时代起，希腊人就在这些地方构成了一个很大的、有影响力的成分；出于经济利益和政治威望的理由，他们希望吞并一块内陆地区，那里希腊人甚少，土耳其人很多。另一方面，土耳其最近成了一个以安卡拉、而不是君士坦丁堡为重心的民族国家，它决心不仅要防止丢失任何一块土耳其人占优势的领土，而且要防止丢失任何一个这样的地区：土耳其民族国家的经济繁荣和军事安全直接依赖于它。这场战争是报复性的，十分恐怖，也只有近东地区的一场领土收复战争才有可能如此。双方都有组织化的大屠杀、纵火、劫掠、强奸、破坏和毁灭。土耳其人赢了，希腊人被打败了。接下来，一份严肃的正式条约规定了一项革命性的安排：所有生活在土耳其的希腊人都必须放弃他们的几乎所有财产，迁到希腊去；而且，所有居住在希腊的土耳其人同样都必须离开他们的家园和土地，到土耳其去寻找新的家园和生计。条约签订之后的两年时间里，大规模的驱逐出境一直在进行。数十万人被连根拔起，离开了他们的祖先生活了若干世纪的土地，重新扎根于陌生的环境或荒芜之地；瘟疫和饥荒紧随着难民接踵而至。爱国主义——对故土家园的爱——就这样祭献于民族主义的祭坛上。或许，长远来看，希土战争的实验是领土收复主义问题的最佳解决办法；或许，为了民族理想而牺牲原先意义的爱国主义是最明智的，但迄今为止，这一疗法似乎像那个疾病一样令人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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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毫不能令人欣慰的是，随着民族国家在近代的普遍兴起，领土收复主义的问题非但没有减少，反而不断增加。从1914年至1918年，世界大战直接或间接地使很多新的民族国家得以形成；与此同时，也在政治地理学中创造了许许多多的“痛点”，它们已经成了今天的领土收复主义狂热病、或许还有明天的领土收复战争的滋生地。在1919～1920年间口授《巴黎和议》的先生们真心诚意地试图承认民族群体的原则并使之具有法律效力，但他们所代表的，当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者，他们自然而然地倾向于奖赏他们自己的民族国家，惩罚被征服的国家。如果有一个边境地区，在那里居住的人，部分是敌对民族群体，部分是友好民族群体，由主张拥有这一地区的战胜国所提供的人口统计数据，比起由曾经拥有该地区的战败国所提供的竞争性数字，通常更容易被接受，并因此被引为证据，来证明它的割让是合理的。又如果，某个地区——一个山口、煤田或港口——被认为对一个友好的同盟国的军事安全或经济繁荣绝对至关重要，便从敌国手里把它没收过来了，即便其人口全部或大部分属于该敌国的民族群体。换句话说，只要协约国能够满足他们，战胜国——法国、意大利、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南斯拉夫和希腊——主要的领土收复主张都得到了满足，而付出代价的，却是战败的德国、奥地利、匈牙利、保加利亚和土耳其。
由此给战败国的领土收复主义以强有力的刺激。法国人对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收复，法国人对萨尔河谷的军事和经济占领，以及比利时人对奥伊彭和马尔默迪的吞并，让德国人感到愤愤不平；捷克斯洛伐克境内三百万德意志同胞的并入，意大利对博尔扎诺的占有，德意志奥地利与德意志民族国家的法定分离，让他们满腹悲伤；而且，失去上西里西亚地区宝贵的矿产资源（还有一些德意志人），失去历史上属于德国的港口但泽，失去精耕农业地区波兹南（德国的很多地主居住在那里），尤其是失去波兹南到波罗的海的“走廊”（这条“走廊”的居民主要是德国人，它的割让把德国劈成了两半），莫不让德国人怒火中烧，悲愤莫名——获得这些地方的竟然是波兰民族群体，而爱国主义教育早已让德国人习惯性地认为，波兰人在文化和能力上远远低于他们自己，因此，这些损失也就倍加令人愤慨。马扎尔人已经习惯于一项自以为是的任务：在那些长期臣服于他们统治的“劣等”民族当中传播他们的“高等”文明。他们如今却不得不放弃令人愉快的劳作，停下来休息，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所鄙视的南斯拉夫人、罗马尼亚人和捷克斯洛伐克人对马扎尔民族的人大逞威风。但这些马扎尔人不会只是眼睁睁地看着，只要领土收复主义能够一直在他们心里熊熊燃烧，他们就不会袖手旁观；有朝一日他们将会努力收回“尚未收复的匈牙利”，而让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付出代价。
其他的“痛点”还有很多。保加利亚在马其顿、色雷斯和多布罗加有尚未收复的领土。希腊在塞浦路斯和多德卡尼斯群岛有尚未收复的领土，而且毫无疑问，她在君士坦丁堡一直就有最重要的尚未收复的领土。南斯拉夫在萨洛尼卡以及在阜姆、伊斯的利亚和达尔马提亚有尚未收复的领土。立陶宛和波兰沿着它们可疑的分界线有尚存争议的未收复领土。乌克兰在波兰的加利西亚以及在罗马尼亚的布科维纳和比萨拉比亚有尚未收复的领土。爱尔兰自由邦在阿尔斯特的六个东北郡有尚未收复的领土。秘鲁在塔克纳和阿里卡有尚未收复的领土。阿拉伯人在犹太复国主义的英属巴勒斯坦和法属叙利亚有尚未收复的领土。等到民族主义造成在整个亚洲和非洲确立民族自决权、按照民族界线重塑这两大洲的政治地理所需要的战争达到一定数目的时候，我们这个小小地球上尚未收复领土的数量就相当众多了。或许，民族群体大规模的互相放逐和转移，正如希腊和土耳其最近所试验的那样，未来将会越来越多地被使用；长期来看，也会对领土收复主义发挥有效的抑制作用。或许会这样，尽管可以肯定，这个进程将会很漫长，很要命。就希腊和土耳其的情况而言，只是在两个国家激烈地、几乎是连续不断地打了十年仗之后，只是把它作为最后的手段，双方才同意那样的试验。
民族自决的战争不可能结束，领土收复战争就更不用说了。或许，它们才刚刚开始。诚然，帝国统治权在欧洲和美洲已经被民族主权所取代，但在其他大陆则没有；很显然，亚洲人和非洲人能够主张和维护民族主权的惟一途径，与欧洲人和美洲人获得它的途径完全一样——民族自决的战争途径。正如欧洲的臣服民族在19世纪和20世纪拿起武器，反抗奥斯曼、哈布斯堡和罗曼诺夫的王朝帝国一样，未来亦复如是，臣服的民族群体如果忠实于民族主义，就必须在一个范围远为广泛的区域揭竿而起，反抗英国、法国、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日本和美国的殖民帝国。就后面这几个国家而言，国内的民族主义就很激烈，它们完全像过去君权神授的王朝统治者一样固执，抵制国外的那些据说是劣等的臣服民族的民族自决。在任何政治地理的民族主义调整中，帝国主义一直是一个复杂化因素，大概今后还会一直如此。现如今，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相互关系如何使得并发症更加严重，我们稍后将着手讨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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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我们不妨简短地考量一下历史上一些著名的民族自决战争和领土收复战争中的另一个复杂化成分——泛斯拉夫主义，泛日耳曼主义，泛拉丁主义，泛撒克逊主义，等等。几乎没有必要详细描述任何一场这样的“泛”运动。它们全都是19世纪的产物，全都是语言学和人类学早期幻想的鲁莽所结出的果实。由于几个民族群体说着同源的语言，人们便想当然地认为，他们属于相同的种族，他们是“兄弟”，他们注定要组成一个特别神圣的超级民族群体。这样一个假说可能纯属幻想，但在很短一段时间内，有一些著名学者从背后给予支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有大量时评家在前台予以宣扬；它在大多数欧洲人和美洲人的头脑和心灵里找到了安身之处，被证明有时候对政治家、偶尔对斗士们很有用。“泛民族主义”从未取代其构成民族中更强烈、更基本的民族主义，但它依然足够强大，足以影响国际政治，并使民族主义战争复杂化。
例如，拿破仑三世很喜欢提到“拉丁民族精神”；他想象，这一精神是沿着从未间断的种族血脉，从古罗马人一直传承下来的，构成了所有说拉丁系语言的民族不可磨灭的共同品格。这个法兰西皇帝，喜欢做梦的神秘主义者，实际上是个杰出的政治家，因此他是在迎合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罗马尼亚、拉丁美洲和他自己的国家许许多多民族主义者——尤其是文学领域的民族主义者——已经共同拥有的一种情绪。作为最重要的拉丁民族群体，法国人尤其热衷于无私地促进和自私地利用“泛拉丁主义”。正是有了法国泛拉丁主义者（并且为了法国的国家利益）所提供的热心支持，法国才在1859年为了解放意大利人而与奥地利刀兵相见，法国才在1862年确保了罗马尼亚各公国的统一，法国才在1863年入侵了墨西哥，法国政府才在1867年为了把比利时并入法国而和俾斯麦进行谈判，并在1870年反对日耳曼的霍亨索伦王室继承西班牙的拉丁王位。泛拉丁主义还为加里波第参与拉丁美洲的解放战争（1836～1846）和法德战争（1870～1871）提供了一个情感背景。它在拉丁货币同盟（1865）的组成上是决定性的。它对意大利和罗马尼亚与德国和奥地利的同盟后来的弱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拉丁语系各民族群体与法国的最终接合，都是有贡献的。对在整个南美、中美和墨西哥唤起民众的感情，抵抗北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任何文化、经济或政治侵略，它有一定的情感意义。
由于有很多分离的民族说“斯拉夫”语，某些文学家和伪科学家，尤其是在奥匈帝国的斯拉夫民族群体当中，在19世纪上半叶开始主张：所有这些民族在血缘上关系密切，应当融合为一个文化的和政治的单位。由于俄罗斯人迄今为止是所有斯拉夫民族当中人数最多的，也由于俄罗斯是惟一的斯拉夫强国，奥匈帝国——还有巴尔干半岛——的泛斯拉夫主义鼓吹者们自然而然地转向俄罗斯，寻求鼓励和领导，而俄罗斯民族主义者也很高兴——纯粹是为了他们自己帝国的目的而利用泛斯拉夫主义。在巴尔干半岛，俄罗斯的泛斯拉夫主义借助于一个宗教信仰和宗教仪式的共同体而增强，俄罗斯则挺身而出，成为奥斯曼帝国的坚定敌人和反叛民族的可靠朋友；在每一场扰乱欧洲部分地区的战争中，都有俄国军队或俄国阴谋在场。即便是在奥匈帝国的斯拉夫人当中——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和波兰人，他们在宗教上以及文化的很多外在方面都不同于俄罗斯人——俄罗斯人的影响也渗透了进来，打着泛斯拉夫主义的幌子，目标在于培养斯拉夫人的共同意识，让所有斯拉夫人习惯于把俄罗斯看作是他们的保护人和老大哥。以这种方式，泛斯拉夫主义结合了几个斯拉夫民族更狭隘、更强烈的民族主义，威胁并最终摧毁了奥斯曼帝国和奥地利帝国。
一场泛日耳曼主义运动与泛斯拉夫主义同时出现，因为德国的语言学家是全世界最具原创性的语言学家，在论证日耳曼语言的本质统一性，并因此论证德国人、斯堪的纳维亚人、丹麦人、佛兰芒人和英国人的种族一致性上，他们不可能落在后面。随着强大的德意志帝国在1871年的出现，泛德意志主义成了德国民族主义者（和德国帝国主义者）的一个很方便的把手，就像泛斯拉夫主义对于俄国狂热分子或泛拉丁主义对于法国爱国者一样。为了保护奥地利帝国的日耳曼少数民族对抗泛斯拉夫主义的阴谋和恐慌，德国人必须以最极端、最冒险的方式，动员他们的一切物力和人员，支撑哈布斯堡王朝，阻止奥匈帝国的民族自决。此外，为了预先阻止泛斯拉夫主义任何可能的巩固，泛日耳曼主义者必须心甘情愿地为捍卫奥斯曼帝国而慷慨赴死，就像俄罗斯人心甘情愿地在进攻奥斯曼帝国的战斗中而死一样。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面对泛日耳曼主义和泛斯拉夫主义不断上涨的汹涌浪潮，普鲁士君主与俄国君主之间曾经拥有的真挚友谊逐渐让位于日耳曼民族与俄罗斯民族之间报复性的竞争；这场竞争的赌注，首先是奥地利帝国的保全或毁灭，其次是日耳曼人或斯拉夫人对东南欧的控制权。说到泛民族主义复杂化的、悖论性的特征，有一个迹象是：在这场竞争中，俄罗斯帝国——严格说来，它不是一个民族国家——将提倡民族自决权，而通过民族自决战争获得统一的德国将捍卫这个非民族帝国的完整性。
泛日耳曼主义也和泛拉丁主义发生了冲突，并加剧了德国和法国互相竞争的民族主义。德国民族主义者谈到了斯堪的纳维亚人与德国紧密结合的必要性，谈到了荷兰与德国合并是可欲的，谈到了佛兰芒人渴望从法国-比利时的奴役中解放出来的痛苦呼喊。法国民族主义者则强调比利时语言以及卢森堡和莱茵兰文化中的拉丁成分，为阿尔萨斯-洛林的悲惨奴役而伤心哭泣。欧洲已经为1914年的世界大战搭好了舞台，舞台道具当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泛拉丁主义、泛日耳曼主义和泛斯拉夫主义。泛日耳曼主义的风采和服饰是如此丑陋、如此险恶，以至于在接下来四年那场悲剧期间，泛拉丁主义在一项宏大计划中与泛斯拉夫主义携手并肩，这项计划的目标是：让世界变得更安全——为了民族主义。
英语是一门杂交语言——一半是日耳曼语，一半是拉丁语；这门语言不仅在大英帝国和它的自治领使用，而且还在整个美国被使用。对于泛民族主义的渔夫们来说，它是一个颇为诱人——尽管有些令人不安——的诱饵。泛日耳曼主义者对英国示爱，泛拉丁主义者和她打情骂俏。19世纪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当英法关系断断续续地出现紧张时，尤其是法国惨败于德国之后，很多有影响力的英国人和美国人都赞美他们的语言和文化中的日耳曼成分，并自鸣得意地说，盎格鲁-撒克逊主义是泛日耳曼主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20世纪，当英德关系接近断裂点时，另外一些同样有影响力的英国人则得意于其拉丁成分，并自吹法国人和英国人有着共同的“凯尔特”血统（和灵魂）。我们不妨承认，这种起伏是暂时的和局部的；而更持久、更普遍的，是英国人和美国人当中一种独立的信念：他们是“盎格鲁-撒克逊人”，截然不同于日耳曼人，截然不同于拉丁人，在种族、语言和民族精神上始终是同一的，他们“跨海牵手”，他们“血浓于水”；尤其是，他们有着共同担负起“白人责任”的“昭昭天命”，要统治那些“没有法律的弱小种族”。一点也不奇怪，当人们开始确信英国人和美国人抵抗德国闯入者的公海自由、担保遥远大英帝国的领土完整（和扩大）时，盎格鲁-撒克逊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与泛拉丁主义和泛斯拉夫主义并肩携手，对抗泛日耳曼主义，捍卫民族自决的权利——为了比利时人及欧洲的其他弱小民族。
其他一些“泛”运动有时候也被人们提及，比如泛美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泛乌拉阿尔泰主义，等等；但是，除了泛乌拉阿尔泰主义之外——它代表了一次最书生气的、最微不足道的努力，试图为马扎尔人、芬兰人、爱沙尼亚人和土耳其人提供一条感情纽带——它们几乎不能归类为我们这里所使用的那种意义上的泛民族主义。泛美主义是一场运动，主要是在美国培养起来的，也主要是促进美国的利益，为了把两个美洲大陆所有的民族——那些说英语的民族，以及那些说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或法语的民族——统一在和平合作的纽带中，并因此抵消泛拉丁主义的反撒克逊趋势。泛伊斯兰主义根本不是语言学上的；这个单词被基督教世界一些大惊小怪的作家所使用，以指称所有伊斯兰民族感情和行动上假想的团结，而这种团结，实际上就跟神经紧张的西方人所说的另一个妖怪——泛蒙古主义——一样，根本不存在。
当然，任何或所有更实际、更真实的泛民族主义，其重要性可能都被极大地高估了。它们并没有直接引发过去的任何一场国际战争，哪怕是最近的这场世界大战；在不远的将来，它们也不大可能给战争提供直接的刺激，尽管一个临时性的社会学家恳求欧洲人和美国人应当结束他们之间同室操戈、两败俱伤的民族主义战争，在泛高加索人的战争中联合起来，共同对抗泛蒙古人和泛黑人[4]。在今天的世界，民族主义本身是一股远比任何泛民族主义更加势不可挡的力量；任何时候，都可以相信民族主义者会在必要的时候为了本国的利益而牺牲任何更大群体的利益。此外，当代事件的趋势似乎是沿着更小的、而不是更大的民族单位的方向发展；不是语系群体，而是方言群体，不是属（genus），而是种（species），正在成为民族群体的目标和民族主义的sanctum sanctorum（拉丁文：至圣所）。另一方面，泛民族主义的重要性也不应当低估。像领土收复主义一样，它也使过去的很多民族自决战争复杂化了，并且有能力继续发挥它的复杂化作用，直至遥远的未来。列强可以用它来对付小国。在一个民族主义的时代，它可以令人赞叹地服务于帝国主义的目的。
泛民族主义和它那位更强壮的兄弟——领土收复主义——都是掌管民族自决战争的战神所生，并被那个现代复仇女神——她的另一个名字叫民族主义——所养育。战神依然带着不变的热情掌管一切，他的儿子们依然拥有无边的活力，自娱自乐；无论是他的任期，还是他那窝小崽子们的嬉戏玩乐，都不大可能在不远的将来结束于庄严的退休或昏然欲睡的安眠。因为复仇女神是他最新的女仆和他的野孩子们的母亲，她可不是一个腼腆而安静的家伙；她也在喋喋不休地催促他和孩子们。这些唠叨大多数时候可能是战斗，不过她自始至终一直威胁要战斗。因为，关于现代民族主义，有某种东西不仅把它的信徒带向频繁的战争，而且还让他们一直乐意战斗，并为战争做准备。军国主义——持续不断的战争威胁，现如今与民族主义密不可分。它还和现代帝国主义密不可分。军国主义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值得我们展开来论述，就像我们前面论述实际的民族主义战争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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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希伯来妇女所唱的歌，唱的时候“拿鼓跳舞”。《旧约·出埃及记》15:21。
[2] 《旧约·约伯记》13:15。译者注：这句经文我们没有引用和合本的译文。
[3] 参见下一章“民族主义与军国主义”，尤其是第206～215页。
[4] c.c.约西：《种族与民族团结》（race and national solidarity，1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