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有着陆地边界的国家来说，国土防守永远是它军事问题的主要方面；然而，直到最近这些年之前，一个岛国的“国土防守”要次于去维持海上力量。然而，现在这变成了一个超过以往任何时候的更大责任，在所有军事计算中都要占最优先地位。命运的嘲讽是：这种新局势正是作为一些老风险而发展起来的，这些存在了几个世纪的老风险，似乎正在消失为零。1914—1918年的经验表明，一个国家必须跨海进行的武力入侵，对于侵略者来说是越来越危险了。尽管英国在国内留有众多部队来防范这种危险，但这种危险从来没有真正出现过。现在，随着空中力量的巨大增长，让大批力量登陆敌方海岸的企图看来较之以往更为困难，因为这要面对大量的岸基飞机，它们可以快速集中于任何一地，来轰炸登陆部队的运送。另一方面，空中力量的到来，也带来了一种新的危险——对内陆城市和供养内陆城市的那些港口的危险，毁坏这些，让它们恐慌，让它们瘫痪。

那些可能的攻击者，就他们带来的风险程度而言，这些风险往往会不成比例地扩大。即使在陆地战争中，炮击的效果也靠炮火覆盖一个区域，从而扩大击中其中一个特定目标的机会，而不是靠一些炮弹直接打击想打击的目标。较之大炮，丢炸弹的飞机更不是一种精确武器，它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靠运气。效果要好，只能靠对任何目标发动袭击的飞机数量达到一定程度，可以大大增加击中目标的概率。3架飞机的袭击，重要命中次数可能少于1架飞机的袭击；但30架飞机的袭击，取得的效果可能超过3架飞机袭击10次。欧洲空中力量现在拥有的轰炸机数量，再加上它们加大了的作战半径，使得它们成为如此巨大的一种危险。速度和载弹量上的发展不那么重要。的确，轰炸的准确性已经随着近年来飞机速度的增长而减弱。

不过，如同空袭效果依赖所使用的飞机数量一样，“运气”也同样依赖一个国家所提供的目标数量和密度。不幸的是，在所有大国中，除了日本，英国是最容易受到空中打击的。日本远没有英国这样容易让空袭得手，除此之外，它的人口类型和生活水平，让它的基本食物不那么依赖来自远方的供应。在伦敦，这个最大的人口中心与一个大港合在一起，不仅是伦敦居民，其他中心的居民也靠这个大港运进食物来养活。而且，这个大都市更靠近欧洲大陆，所以比起任何其他重要港口和城市来，它就更靠近空中打击的来源地。英国“工业地形”的不利性质，因将工厂从兰开夏郡和其他地方搬到伦敦地区的趋势，以及人口普遍流向城市而雪上加霜。

旨在应对现代战争条件的任何防御计划，它首先要关注的应该是降低国家的脆弱性。它要采取措施来分散和隐藏那些可能构成轰炸目标的工厂；对基本供应的那些来源进行复制，以减少空袭对其中任何一个的影响；要尽可能从那些特别危险的地区疏散人口；为这些地区的工人和居民提供防空或防弹的避难所；建立紧急服务的组织，在空袭到来前发出警告，维持治安，清理残骸，处理火灾或煤气泄漏，恢复交通。在大不列颠，到现在为止，这些事情绝大部分归内政部管，执行的责任托付给了一个“空袭防范”（air raid precautions）组织，简称a.r.p.，属于地方组织。

除了这些“消极防御”的措施，一个国家应对空袭的准备状态，也部分依赖它自己的空中力量，部分依赖地面防御。空中防御既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针对敌方轰炸机的直接防御，交给了战斗机，它们的行动得到地面探照灯的协助，得到各种防空设施的补充，其中气球防空网就是广为人知的例子。不过，也有我们自己轰炸机群针对敌国军事目标的轰炸，包括敌方飞机出发的那些基地，这样的反击力量构成了间接防御。地面的普遍防御由高射炮构成，它们的火力得到探照灯的帮助，还可以用削弱进攻者的其他新装置来补充。在大不列颠，召集、管理和训练这个国家地面防御的职责托付给了陆军部，只有气球防空网部队是例外，它是空军的一个分支。不过，就行动而言，参与大不列颠空中防御的整个力量，由“空军总司令—战斗机司令部”（the air officer commanding-in-chief the fighter command）指挥，它的那些指挥部设在伦敦郊区。

1918年停战协定签署时，英国已经创建了世界上最大的空中力量。随着重归和平环境，它比欧陆那些战时与它结盟的其他国家中的任何一个都更快地削减了自己整体军力。所有军种中，削减得最厉害的是空军的力量，这是服务业“晚来晚得”的做法，与国内家庭的做法不同，最后出生者通常是第一个遭殃者。战争中，空军力量扩大为185个中队，现在削减为28个中队，在满足了履行海外职责的最低要求之后，保卫英国自身仅仅只剩下3个中队可用。而且，被指定审查国家支出中哪些可以节省下来的戈德斯委员会（the geddes committee），在1922年建议空军可以削减至总量为8个中队。

接下来的那一年，因法国占领德国鲁尔工业区，我们后期与这个盟友的关系变得紧张了。与这种紧张局面相伴的是一种感觉，当人们得知法国空军的126个中队，有一大部分部署在英吉利海峡附近后，就感觉到了我们抗议背后的缺乏实力。回应公众的批评，首相鲍尔温（baldwin）先生宣布，用于国土防守的空军力量将增至52个中队，要尽可能快地组建，并明确了一条原则：“英国空中力量必须包括一支具有足够力量的国土防守力量，足以保护我们不受一个空军最强国家在其打击范围内的空中打击。”然而，这个扩军过程却在1926年搁置下来，当时还远远不到所批准的数量，而好几个其他大国却正在发展它们的空中力量。所以，到1929年时，在世界各国空军力量排名中，英国只排第5位。然而，想弥补这种差距的努力，又一次被延误了，首先是由于经济危机，然后是由于1932年裁军会议的召开。1933年，纳粹在德国攫取权力，他们想创建一支强大空军，这很快就变得清晰了。不过，他们几乎是从零开始，而我们的一线力量已有800架飞机左右，背后还有其他欧陆国家所不具备的工业资源和财政资源作为支撑。我们本来是可以保持领先地位的。法国也可以做到，因为他们已有的一线力量，其飞机数量几乎是我们的两倍。

然而，在1934年之前，英国政府并没有去研究这种局势以及自身力量的不足。尽管这种情况仍在持续，但他们批准了一个空军扩充的五年计划，其中国土防守力量要增至75个中队，比例大致是轰炸机中队占三分之二，战斗机中队占三分之一。1935年年初，英国的一线力量是1020架飞机，其中688架可用于国土防守，飞机总数到年底可望达到1180架，1936年增至1300架。当时，苏联的空中力量已超过法国，成为欧洲最强。法国一线飞机为1650架，苏联一线飞机人们相信是超过了2000架。

1935年5月，访问柏林进行磋商的英国大臣，惊诧地听到希特勒宣称德国已经在空中力量上与英国平起平坐了，目标是要与法国平起平坐。就英法两国实际上的一线力量比较而言，希特勒的宣称看来是有点说大话了，这是因为德英双方都误解了比较的基础。然而，德国的意图是不会让人误解的。于是，英国政府决定将自己计划的国土防守力量再增加50个中队，到1937年春季生产出总数为1500架的一线飞机。随后，计划增至为120个中队的国土防守力量，提供1750架一线飞机。这个数字不包括舰队航空兵。

然而，这个扩军过程却慢于事态发展所要求的。在当局那里，有一种趋势，似乎我们的官方时间表可以控制国际局势的步伐，紧急情况不能出现，必须等到我们的计划完成之后。1935年秋季，因意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亚而引发的地中海危机，导致训练飞行员和机械师进程的中断，但这并不是飞机生产延误的原因。1936年年底，英国国土防守的常规力量，总数是900架一线飞机不到。德国的空中力量已是明显跃升，飞机数量升至很可能接近1200架。这种反向对比因一个事实而更加突出：法国空中力量跌至1400架飞机左右，法国本土可用的飞机不过1000架多一点，其他的是在海外。据报道，意大利的一线飞机从1050架增至1500架左右，这是阿比西尼亚战争爆发后扩充的结果。除了数量上的规模，由于生产了时速约为220英里、作战半径将近500英里的新型轰炸机，意大利人又有了质量上的优势。这样的表现，让他们此时有了超过英法空军轰炸机的明显优势，而且他们轰炸机的速度比许多要用来对付它们的战斗机还要快。不过，从数量上看，德意飞机加在一起的总数，只比英法总数稍多一点。这点差距不大，若能加上捷克的空军力量，就能够恢复力量平衡。如果力量已增至超过3500架一线飞机的俄国空军，如同法苏协定(1)中承诺的那样，在一场危机中投入法国一方，那么捷克将会转向全力对抗轴心国。

更糟糕的是1938年9月呈现出来的力量对比，当时我们必须面对战争的可能性了。我们在国内的力量只是德国力量的大约一半，它的力量已增至大大超过了3000架一线飞机。它的增长速度被低估了，这显然是因为没有考虑它每个中队所拥有的机组人员和飞机的当下储备，所以实际兵力被严重低估了。此事让我们的扩军计划显得既迟缓又不足。就飞机生产而言，德国的飞机产量据说是每月超过500架，可能是600架，而英国不到这个数字的一半——然而，1918年，我们的产量曾达到一个月3500架。法国的情况更为不妙，它的常规力量为1500架飞机，绝大部分是时速不超过150英里的老式飞机，新飞机的产量随后报道为每月勉强50架。

尽管难以确定德国力量的任何准确数字，但一些颇为权威的报道认为它的一线飞机为3300架左右，这个总数包括轰炸机数量，至少是1500架。人们估计，德国轰炸机能够一天投掷2000吨以上的炸弹。的确，有报道说御前大臣在12月的一次讲话中认为，“德国人握有这样的能力，一天就能够投下3000吨炸弹”。大概他说的是轰炸相对短程的目标吧。即使考虑到德国飞机一部分要用来对付其他反德国家，也考虑到德国飞机中作战半径不足以抵达者所占的比例，我们仍然要估计到一种可能性：对伦敦的空袭，一天达到600吨炸弹，而且持续一段时间。这种威胁的严重性，与一个事实相比就更可以看出来：上次战争整个期间，被敌方飞机扔到英国地面的炸弹只有74吨，在不同时间和地点扔下的这个总量，炸死了857人，炸伤了2058人，造成的物质损失，折算成金钱约为140万英镑。以此为对比基础，如果爆发战争，第一周的空袭就会造成将近25万人伤亡，超过1亿英镑的损失。不过，也要明智地看到，所有这类计算都是高度推测性的，因为被轰炸的目标可能会很快疏散一空，而防空手段的改进，对敌机飞行员士气的潜在影响也不大可能计算出来，防空手段改进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到敌机轰炸的持续性和造成的物质损失，这也很难计算。

9月危机显示出来的最糟糕特征，就是我们名义上拥有的部队那种毫无准备的状态。尽管我们有将近60个中队的轰炸机力量，但9月的紧急情况揭示出太多的问题。这些中队没有一个显得在作战准备上已经完成，因为在现有体制下，那些有待于完成训练的飞行员也编在这些中队之中。于是，紧急关头这些中队就不得不匆忙地进行重组，如果战争真的爆发，他们的功效将因这种临时组合而受损。而且，他们之中有相当大一部分不能算数，因为这些中队装备的仍然是过时的老型号飞机。一般认为，只有布伦海姆轰炸机（the blenheim）和“战斗”轰炸机（the battle）才被视为适宜于白天轰炸行动，只有惠特利轰炸机（the whitley）和哈罗轰炸机（the harrow）才适宜于夜间轰炸。

漫长的海上航道，天然对我们不利，对德国空军有利。它本身并没有那么重要，而是因为比起德国的相应目标来，伦敦和英国的其他重要目标要靠近海岸得多，如果敌方目标延伸得更远，就会缩短我们飞机的作战半径。开阔海面可以用巡航速度飞越，一旦飞临陆地，再以巡航速度飞行就有被攻击的风险，必须加足马力全速飞行，这就让燃料消耗比巡航速度飞行提高了三倍。这种地理上的障碍，又因我们轰炸机航程上的技术劣势而进一步凸显出来。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与其他国家相比，我们长期以来固执于双翼飞机，迟疑于开发长航程单翼机。我们较新轰炸机的作战性能，尽管它们新的动力驱动炮塔被认为大大优于德国轰炸机上老的手动炮塔，但当紧急情况到来后，许多飞机在等着装炮塔，而其他飞机则缺少机关枪。

另外一个严重障碍是已经完成训练，可以操作新的大型轰炸机的机组人员数量很少。这看来是因为我们专注于双座飞机的时间过长，与德国相比，我们未能较快地认识到一个问题：现代大型飞机的成员必须作为一个机组而不是作为单个人的集合来加以训练。于是，结果就是：尽管我们名义上有一支大约1000架飞机的轰炸机力量，但只有一小部分可用——据说是不到200架。

而且，这些飞机怎样抵达和找到它们的目标，也是一个没有进行充分研究的问题。比如，对于现代夜间轰炸机来说，将敌人机场作为目标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必须在6到8英里之外进行轰炸，这么远的距离，它们很难发现敌人的机场。我们空中战略中的许多想法，看来都是过去经验的残存，那个时候的飞机速度相对较慢。

就英国的直接空中防御而言，我们战斗机的总数，哪怕是名义上的，也不到500架，就敌方进攻的可能规模来看，这并不是一个很充足的数量。上次战争中，尽管德国拥有的可以轰炸英国的力量很小，最大的一次空袭只来了40架飞机左右，但我们是用将近400架战斗机，以及500门高射炮，来抵御这种危险。1938年9月，那些可用的战斗机中，只有一部分是新型的，比如“飓风”战斗机（the hurricane）和“喷火”战斗机（the spitfire），它们的速度可以超过德国轰炸机，而德国轰炸机中有许多，比如道尼尔17轰炸机（the dornier 17）和海因克尔iii k轰炸机（the heinkel iii k），最高时速都超过260英里。当然，它们编队飞行时难以维持最高时速，而最新的英国战斗机估计在速度上至少有高出30%的优势。比起追上敌人轰炸机来，一个更大的问题是如何找到它们，尤其是多云天气时，因为与其他国家已经发展出来的预警系统相比，我们的预警系统效率低下。这些条件中，还有一个障碍：我们飞得最快的那些战斗机，燃料装载量有限。还有一个航空界讨论得很多的问题：那些新型战斗机，尽管速度很快，或者说由于速度很快，是否适宜于它们的战术目的？它们速度太快，无法真正灵活操纵，然而它们又装备了固定的机关枪——好像它们如同上次战争中我们知道的飞机那样，能够近距离射击目标。要把这些新型飞机拉离它们的路线几乎不可能，300英里的时速下，最小的转弯半径也要3英里左右。尽管德国的战斗机力量不比我们大，但人们相信报道所言的35个中队中，至少有5个装备的是梅塞施密特战斗机（the messerschmidt），这种飞机装有机关炮，所以能够以相对较远的距离来射击敌方轰炸机。

总之，可以说，1938年9月时的英国空军，装备状态和训练状态都危险地处于不足，对空战新情况的适应程度危险得让人疑虑。这种缺陷和低效的状态，构成了英国政府参与劝说捷克斯洛伐克接受德国强硬要求的主要原因。然而，这却不能构成一个借口，因为此届政府已经执政7年。

危机之后过去的这几个月中，出现了一些巨大的发展——不仅仅是在计划中。组织上的许多缺陷据说已被纠正，但鉴于以前所作保证总是会被推翻，所以，警惕自鸣得意是明智的。不过，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新飞机的产量有了巨大增长，上升到了可靠部门宣布已经达到的一个数字——一个月1000架飞机，各种类型都计算在内。固定式机枪的战斗机，其表现在时速超过350英里的新型号中得到了改进，速度相似的活动式机枪双座战斗机也投产了。新型长航程轰炸机的时速接近300英里，它们的平均装弹量比起德国轰炸机来大得多，德国轰炸机绝大多数只能装弹500公斤。从现在开始，英国空军的扩充，很有可能因飞行员，尤其是机械师的培训速度而受到限制，而不是飞机产量。1938年的计划，目标是到1940年3月建立一支2370架飞机的一线力量，在最新的计划中，这个目标进一步增加了。设想的战斗机与轰炸机的比例——原来是不到1比2，被去年秋季的决定作了改动：战斗机力量要增加30%，这就使两者之比达到了3比5。人们还在讨论，这样的调整是否足以适应变化了的条件，尤其是由于高射炮及其射击方式的巨大改进，轰炸机的作用不那么被看好了。

在空中，进攻以避开防守的力量，可能仍具有优势。然而，西班牙的经验——尽管分量不重，显示出一些迹象，表明防守的前景在改进。而且，也有迹象表明，空袭并不如同公众担忧所预计的那样势不可挡。当然，因西班牙和周围海域轰炸的效果有限而抱过分希望，这也是不智。随着轰炸机数量的增加，轰炸效果也自然会增加。不过，从过去的经验来看，鼓舞还是多多的：武器极少会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势不可挡。除了理论不同于实际之外，和平时期的实际与战时的实际，这两者也不相同。我们可以看一个例证。战前海军的射击训练，达到了75%的命中率，但到战时却降为勉强2%——几乎差了40倍！不符合这个规则的例外，有近距离武器，还有不依赖于准确命中的那类武器比如毒气——但毒气却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方的无准备。以“烧焦”一个地区从而让平民惊骇的轰炸，当然也属于这一范畴。

虽然空战中的防御仍不能与进攻相等同，但它的存在看来是一种强大的威慑。这种威慑会随着防御手段的倍增，以复利形式而增加。不过，即使是很好的防御，也只能击落进攻者的一个很小比例，但敌人轰炸命中数量上的小小增加，却可能吓倒一个大得多的比例。上次战争中，对英国的空中打击在1918年5月的大空袭后结束，那一次敌人出动了43架飞机，其中6架被击落——3架被高射炮击落，3架被战斗机击落，另有4架因意外原因坠毁。一个像我们这样的民族，急于和平，往往从自己成为目标的角度看待战争前景。他们看到战争扩散，于是倾向于去放大遭到致命打击的风险。其实，不妨从侵略者的角度来看目标——看到它的问题。它才是那个需要快速结果的人。

英国的问题是防止快速结果，最重要的是保护自己免受致命一击。这就要求，当我们进入一个发展我们自身力量不可避免会变慢的进程之时，就要采取快速步骤来尽量降低这个国家及其人民的脆弱。我们所拥有的那种打击力量可能作进攻之用，但必须条件允许。“进攻即是最好之防守”的倡导者们，太容易忘掉一个基本原则：行动必须从一个安全的基地出发。战争已是迫近之时，使用这个金句来忽视修建防空掩体和其他民用预防措施的需要，尽全力为未来建造一支当下能与德国相匹敌的轰炸力量，这是极危险的荒谬。有人宣称，用在这些预防措施和高射炮及战斗机上的钱，更好的是用来建造更多的轰炸机；然而，明智的做法是考虑一下：当前的情况是否有足够的机会，能让我们在竞争性的轰炸中占有优势？

这种“进攻”观点的流行，以及它们后面的权威分量，在今年春季议会上院因特伦查德爵士（lord trenchard）的动议而举行的一次辩论中显示出来。在英国这个世纪出现的军事领袖中，特伦查德爵士是很杰出的。他原是陆军军人，后成为飞行员，正因为这样，他展示出也许是高于上次战争的任何陆军军人的领导素质。今天的英国空军，在很大程度上是他的创造，空军的战略政策也仍然依据他在战后岁月阐明的那些原则。这些原则极好地适应了他那个时代的条件，当时很有理由假定“轰炸机总是能完成任务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不需要随着条件的改变而重新考虑。

特伦查德爵士的动议大意是：创建一支进攻力量，这样的步骤不能“被在防御工事上投入过大比例的国家资源”阻碍。他评论说，所有的批评者看来只想到防守，但在他看来，他们是不赞同首相的避免战争的伟大政策。虽然当时不会，但现在看来为了拯救捷克斯洛伐克会走向战争。对他而言，他们的态度很难理解……他们强烈要求建造的那些深深的地下掩蔽所、防空措施和战斗机，能怎样阻止苏台德德语区被吞并至德国呢？这里，特伦查德爵士忽略了一件事：去年政府圈子里正是强调我们在抵挡空中打击上的薄弱，以此作为反对向捷克斯洛伐克提供支持的理由。特伦查德爵士还未能看到，知道自己国家面对空袭威胁而有可靠的安全，这可以让人在外交政策中持强硬得多的立场，可以不惧报复地施加经济压力。在去年9月的局势中，我们原来可用来帮助捷克斯洛伐克人保卫他们自己的、迄今为止最有效的武器，就是经济压力。

特伦查德爵士继续说：“唯一能够制止战争制造者的，就是让他们知道：如果他们进攻，他们将遭受到等于他们打击强度两倍的打击。”不管理论上多么对头，但这显然要求2比1的优势，并且还要乘上用来抵消防守天然优势的必要因素，就我们的情况而言，还要乘上数量和质量上的优势，以支撑我们轰炸机不得不以最快速度飞行的额外长度——与德国相比，由于我们固有的地理障碍，我们必须去飞行这段额外长度。由于德国轰炸机力量目前几乎是我们的两倍，要实现所要求的这些超过他们的优势，显然非常遥远！而且，特伦查德爵士的宣言，既不合逻辑，也不符合历史经验。没有国家会想制造战争，如果它知道自己会遭受两倍强度的打击的话。事实上，阻止战争制造者们的，一直是一种怀疑：他们是否有足够的优势去压倒他们计划用进攻来击败的那个国家？任何贪婪国家都不可能去发动战争，除非它有理由相信自己的努力会得到足够的结果。

衡量空中防守和进攻的相对价值，还需要花点时间来作一些实际考虑。赞同防守者的一个观点是：丧失战斗能力的战斗机是落在自己领土上，所以有一部分飞机可以获救，更高比例的飞行员因使用降落伞也会获救。对比之下，轰炸机是在敌方领土被击落，不管飞机受损多么轻微，都是完全损失掉了，机组成员也是。轰炸机的机组成员多于战斗机，受训时间也更长。它另一个内在劣势是装载——燃料和炸弹的装载，与战斗机相比，它必须装载它们。赞同防守者，还有一个实际考虑：一架轰炸机的花费，足以建造和维护好几架战斗机。所以，比起陆地进攻来，空中进攻是更多消耗的行动方式——人力、物力和财力都是如此。

如同所有其他领域一样，今天空中防御的需要也是根据手段调整方式，并考虑到目前的实际情况。尽管这些未必允许我们去放弃反击性轰炸的手段，但我们应该谨慎，不要高估它的前景，也不要高估它作为保护国家安全之手段的价值。如果在对付空中打击上，可以得到哪怕是接近于陆地防守具有的明显优势，我们就可以确保侵略者得不到什么成果，从而形成对战争最强有力的阻止。在考虑我们各种防御手段的比例和使用时，我们永远不要忘记我们的国家目的。要将这个问题作为一个整体来看，而不是支离破碎，这才是保存我们未来之完整的最好方式。

在欧洲，各方都面临一个共同危险：那些控制着由强大轰炸力量所提供之武器的人，有可能被诱惑去释放这种武器，而不管前景与后果。这些人可能为一种感觉所诱，他们觉得既然有这样一种武器，而且构成了他们空中力量的主体，那么就必须使用。如果敌对一方以行动打破僵局，甚至是威胁动手，他们使用这种武器的借口就太容易找到了。今天，最大的共同危险就在这里。作为对文明的一种危险，它完全超过了轰炸力量作为战争中达到国家目的之手段的可能价值。

* * *

(1)　希特勒执政后，法苏面临德国威胁，于1935年5月签订《法苏互助条约》，主要内容是当一方成为欧洲国家（特指德国）的侵略对象时，另一国保证立即支援和协助。——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