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朔部汇考
上古
黄帝轩辕氏，初定正朔，以建寅月为岁首。
按《史记·五帝本纪》不载。按《宋书·礼志》：轩辕氏，以十三月为正。
少昊金天氏，以建丑月为岁首。
按《史记·五帝本纪》不载。按《宋书·礼志》：少昊以十二月为正。
颛顼高阳氏，以建子月为岁首。
按《史记·五帝本纪》不载。按《宋书·礼志》：高阳氏以十一月为正，荐玉以赤缯。
帝喾高辛氏，以建寅月为岁首。
按《史记·五帝本纪》不载。按《宋书·礼志》：高辛氏以十三月为正，荐玉以白缯。
陶唐氏
帝尧，以建丑月为岁首。
按《史记·五帝本纪》不载。按《宋书·礼志》：唐以十二月为正。
有虞氏
帝舜，以建子月为岁首。
按《史记·五帝本纪》不载。按《宋书·礼志》：虞以十一月为正。
夏后氏
夏以建寅月为岁首。
按《史记·夏本纪》不载。按《宋书·礼志》：夏以十三月为正，法物之始，其色尚黑。
按《郑樵·通志》：帝禹受舜禅，践天子之位于安邑，以建寅之月为正月。
商
商以建丑月为岁首。
按《史记·殷本纪》：汤践天子位改正朔，易服色，上白，朝会以昼。
按《宋书·礼志》：殷以十二月为正，法物之牙，色上白。按《汲冢周书》：商汤用师于夏，除民之灾，顺天革命，改正朔，变服殊，号一文一质，示不相沿。以建丑之月为正。
按《大纪》汤归于亳，践天子位，定都焉。以斗杓建丑冬十二月为岁首，是谓地统。以日中为朔，改岁曰祀，行甲寅历。
周
周以建子月为岁首。
按《史记·周本纪》不载。按《宋书·礼志》：周以十一月为正，法物之萌，其色尚赤。
按《册府元龟》：武王践天子位，以建子之月为正。
秦
秦以建亥月为岁首。
按《史记·始皇帝本纪》：秦初并天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
汉
高帝仍秦制以建亥月为岁首。
按《史记·汉书高祖本纪》不载。按《史记·封禅书》：高祖初起，祷丰枌榆社。徇沛，为沛公，祠蚩尤，衅鼓旗。遂以十月至灞上，与诸侯平咸阳，立为汉王。因以十月为年首。
文帝十五年诏议改正朔。
按《汉书·文帝本纪》：十五年春，黄龙见于成纪。上乃下诏议郊祀。公孙臣明服色。
按《史记·封禅书》：孝文帝即位十三年，鲁人公孙臣上书曰：始秦得水德，今汉受之，推终始传，则汉当土德，土德之应黄龙见。宜改正朔，易服色，色尚黄。是时丞相张苍好律历，以为汉乃水德之始，故河决金堤，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内赤，与德相应。如公孙臣言，非也。罢之。后三岁，黄龙见成纪。文帝乃召公孙臣，拜为博士，与诸生草改历服色事。
武帝太初元年，始定以建寅月为岁首。
按《汉书·武帝本纪》：太初元年夏五月，正历，以正月为岁首。色上黄，数用五，定官名，协音律。
〈注〉师古曰：谓以建寅之月为正也。未正历之前谓建亥之月为正，今此言以正月为岁首者，史追正其月名。张晏曰：汉据土德，土数五，故用五，谓印文也。若丞相曰丞相之印章，诸卿及守相印文不足五字者，以之足之。
魏
文帝黄初元年诏正朔仍汉制。
按《魏志·文帝本纪》不载。按《辛毗传》：文帝践祚，毗迁侍中，赐爵关内侯。时议改正朔。毗以魏氏遵舜、禹之统，应天顺民；至于汤、武，以战伐定天下，乃改正朔。孔子曰行夏之时，《左氏传》曰夏数为得天正，何必期于相反。帝善而从之。
按《宋书·礼志》：魏文帝虽受禅于汉，而以夏数为得天，故黄初元年诏曰：孔子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此圣人集群代之美事，为后王法制也。《传》曰夏数为得天。朕承唐、虞之美，至于正朔，当依虞、夏故事。若殊徽号，异器械，制礼乐，易服色，用牲币，自当随土德之数。每四时之季月，服黄十八日，腊以丑，牲用白，其饰节旄，自当赤，但节幡黄耳。其馀郊祀天地朝会四时之服，宜如汉制。宗庙所服，一如《周礼》。尚书令桓阶等奏：据三正周复之义，国家承汉氏人正之后，当受之以地正，牺牲宜用白，今从汉十三月正，则牺牲不得独改。今新建皇统，宜稽古典先代，以从天命，而告朔牺牲，壹皆不改，非所以明革命之义也。诏曰：服色如所奏。其馀宜如虞承唐，但腊日用丑耳，此亦圣人之制也。
明帝太和元年诏议改正朔。
按《魏志·明帝本纪》不载。按《宋书·礼志》：明帝即位，便有改正朔之意，朝议多异同，故持疑不决。久乃下诏曰：黄初以来，诸儒共论正朔，或以改之为宜，或以不改为是，意取駮异，于今未决。朕在东宫时闻之，意常以为夫子作《春秋》，通三统，为后王法。正朔各从色，不同因袭。自五帝、三王以下，或父子相继，同体异德；或纳大麓，受终文祖；或寻干戈，从天行诛。虽遭遇异时，步骤不同，然未有不改正朔，用服色，表明文物，以章受命之符也。由此言之，何必以不改为是邪。于是公卿以下博议。侍中高堂隆议曰：按自古有文章以来，帝王之兴，受禅之与干戈，皆改正朔，所以明天道，定民心也。《易》曰：《革》，元亨利贞。有孚改命吉。汤武革命，应乎天，从乎人。其义曰，水火更用事，犹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也。《易·通卦验》曰：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以应天地三气三色。《书》曰：若稽古帝舜曰重华，建皇授政改朔。初高阳氏以十一月为正，荐玉以赤缯。高辛氏以十三月为正，荐玉以白缯。《尚书传》曰：舜定钟石，论人声，乃及鸟兽，咸变于前。故定四时，改尧正。《诗》曰：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三之日于耜。《传》曰：一之日，周正月，二之日，殷正月，三之日，夏正月。《诗推度灾》曰：如有继周而王者，虽百世可知。以前检后，文质相因，法度相改。三而复者，正色也，二而复者，文质也。以前检后，谓轩辕、高辛、夏后氏、汉，皆以十三月为正；少昊、有唐、有殷，皆以十二月为正；高阳、有虞、有周，皆以十一月为正。后虽百世，皆以前代三而复也。《礼大传》曰：圣人南面而治天下，必正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乐稽曜嘉》曰：禹将受位，天意大变，迅风雷雨，以明将去虞而适夏也。是以舜禹虽继平受禅，犹制礼乐，改正朔，以应天从民。夏以十三月为正，法物之始，其色尚黑。殷以十二月为正，法物之牙，其色尚白。周以十一月为正，法物之萌，其色尚赤。能察其类，能正其本，则岳渎致云雨，四时和，五稼成，麟凤翔集。《春秋》十七年夏六月甲子朔，日有蚀之。《传》曰：当夏四月，是谓孟夏。《春秋元命苞》曰：王者受命，昭然明于天地之理，故必移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以明天命圣人之宝，质文再而改，穷则相承，周则复始，正朔改则天命显。凡典籍所记，不尽于此，略举大较，亦足以明也。太尉司马懿、尚书仆射卫臻、尚书薛悌、中书监刘放、中书侍郎刁干、博士秦静、赵怡、中侯中诏季岐以为宜改；侍中缪袭、散骑常侍王肃、尚书郎魏衡、太子舍人黄阙以为不宜改。
景初元年，改建丑月为岁首。
按《魏志·明帝本纪》：景初元年春正月壬辰，山茌县言黄龙见。于是有司奏，以为魏得地统，宜以建丑之月为正。三月，定历改年为孟夏四月。服色尚黄，牺牲用白，戎事乘黑首白马，建大赤之旂，朝会建大白之旂。改太和历曰景初历。其春夏秋冬孟仲季月虽与正岁不同，至于郊祀、迎气、礿祀、蒸尝、巡狩、蒐田、分至启闭、班宣时令、中气早晚、敬授民事，皆以正岁斗建为历数之序。 按《高堂隆传》：明帝以隆为侍中。时军国多事，用法深重。隆上疏曰：夫拓迹垂统，必俟圣明，辅世匡治，亦须良佐，用能庶绩其凝而品物康乂也。夫移风易俗，宣明道化，使四表同风，回首面内，德教光熙，九服慕义，固非俗吏之所能也。今有司务纠刑书，不本大道，是以刑用而不措，俗弊而不敦。宜崇礼乐，班叙明堂，修三雍、大射、养老，营建郊庙，尊儒士，举逸民，表章制度，改正朔，易服色，布恺悌，尚俭素，然后备礼封禅，归功天地，使雅颂之声盈于六合，缉熙之化混于后嗣。斯盖至治之美事，不朽之贵业也。然九域之内，可揖让而治，尚何忧哉。不正其本而救其末，譬犹棼丝，非政理也。可命群公卿士通儒，造具其事，以为典式。隆又以为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自古帝王所以神明其政，变民耳目，故三春称王，明三统也。于是敷演旧章，奏而改焉。帝从其议，改青龙五年春三月为景初元年孟夏四月，服色尚黄，牺牲用白，从地正也。
按《宋书·礼志》：青龙五年，山茌县言黄龙见。帝乃诏三公曰：昔在庖牺，继天而王，始据木德，为群代首。自兹以降，服物氏号，开元著统者，既膺受命历数之期，握皇灵迁兴之运，承天改物，序其纲纪。虽炎、黄、少昊、颛顼、高辛、唐、虞、夏后，世系相袭，同气共祖，犹豫昭显所受之运，著明天人去就之符，无不改易制度，更定礼乐，延群后，班瑞信，使之焕炳可述于后也。至于正朔之事，当明示变改，以彰异代，曷疑其不然哉。文皇帝践祚之初，庶事草创，遂袭汉正，不革其统。朕在东宫，及臻在位，每览书籍之林，总公卿之议。夫言三统相变者，有明文；云虞、夏相因者，无其言也。《历志》曰：天统之正在子，物萌而赤；地统之正在丑，物化而白；人统之正在寅，物成而黑。但含生气，以微成著。故太极运三辰五星于上，元气转三统五行于下，登降周旋，终则又始，言天地与人所以相通也。仲尼以大圣之才，祖述尧、舜，范章文、武，制作《春秋》，论究人事，以贯百王之则。故于三微之月，每月称王，以明三正迭相为首。夫祖述尧、舜，以论三正，则其明义，岂使近在殷、周而已乎。朕以眇身，继承洪绪，既不能绍上圣之遗风，扬先帝之休德，又使王教之弛者不张，帝典之阙者未补，亹亹之德不著，亦恶可已乎。今推三统之次，魏得地统，当以建丑之月为正。考之群艺，厥义彰矣。改青龙五年春三月为景初元年孟夏四月。
景初三年正月，齐王即皇帝位。十二月诏仍以建寅月为岁首。
按《魏志·齐王本纪》：景初三年正月丁亥，即皇帝位。十二月，诏曰：烈祖明皇帝以正月弃背天下，臣子永惟忌日之哀，其复用夏正；虽违先帝通三统之义，斯亦礼制所由变改也。又夏正于数为得天正，其以建寅之月为正始元年正月，以建丑月为后十二月。 按《宋书·礼志》：景初三年正月，齐王即位。是年十二月，尚书卢毓：奏烈祖明皇帝以今年正月弃离万国。《礼》，忌日不乐，甲乙之谓也。烈祖明皇帝建丑之月弃天下，臣妾之情，于此正日，有甚甲乙。今若以建丑正朝四方，会群臣，设盛乐，不合于礼。博士乐祥议：正日旦受朝贡，群臣奉贽；后五日，乃大宴会作乐。太尉属朱诞议：今因宜改之际，还修旧则，元首建寅，于制为便。大将军属刘肇议：宜过正一日乃朝贺大会，明令天下，知崩亡之日不朝也。诏曰：省奏事，五内断绝，奈何奈何。烈祖明帝以正日弃天下，每与皇太后念此日至，心有剥裂。不可以此日朝群辟，受庆贺也。月二日会，又非故也。听当还夏正月。虽违先帝通三统之义，斯亦子孙哀惨永怀。又夏正朔得天数者，其以建寅之月为岁首。
晋
武帝泰始二年，承魏制以建寅月为岁首。
按《晋书·武帝本纪》：泰始二年九月戊戌，有司奏：大晋继三皇之踪，蹈舜禹之迹，应天顺时，受禅有魏，宜一用前代正朔服色，皆如虞遵唐故事。从之。
北魏
道武帝天兴元年，诏仍以建寅月为岁首。
按《魏书·道武帝本纪》：天兴元年十有二月己丑，帝临天文殿，太尉、司徒进玺绶，百官咸称万岁。诏有司议定行次。尚书崔元伯等奏从土德，服色尚黄，数用五；未祖辰腊，牺牲用白。五郊立气，宣赞时令，敬授民时，行夏之正。
北周
孝闵帝受魏禅，诏仍以建寅月为岁首。
按《周书·孝闵帝本纪》：魏恭帝三年十二月庚子，禅位于帝。百官奏议云：帝王之兴，罔弗更正朔，明受之于天，革民视听也。逮于尼父，稽诸阴阳，云行夏之时，后王所不易。今魏历告终，周室受命，以木承水，实当行录，正用夏时，式遵圣道。惟文王诞元气之祥，有黑水之谶，服色宜乌。制曰可。
唐
中宗嗣圣七年，太后改建子月为岁首。〈即武后天授元年〉按《唐书·武后本纪》：天授元年正月庚辰，大赦，改元曰载初，以十一月为正月，十二月为腊月，来岁正月为
一月。〈按通鉴纲目作嗣圣六年事〉
嗣圣十七年，太后复唐正朔改一月为正月。〈即武后久视元年〉
按《唐书·武后本纪》：久视元年十月甲寅，复唐正月，大赦。
按《旧唐书·武后本纪》：圣历三年五月癸丑，改元为久视。冬十月甲寅，复唐正朔，改一月为正月，仍以为岁首，正月依旧为十一月，大赦天下。
肃宗上元二年，复以建子月为岁首。
按《唐书·肃宗本纪》：上元二年九月壬寅，以十一月为岁首，月以斗所建辰为名。
宝应元年，复以建寅月为岁首。
按《唐书·肃宗本纪》：宝应元年建巳月乙丑，复以正月为岁首，建巳月为四月。
后唐
明宗天成元年，百官请改正朔诏仍唐制。
按《五代史·唐明宗本纪》不载。按《北梦琐言》：庄宗晏驾，明宗皇帝为将相推举，霍彦威、孔循上言：唐运以衰，请改国号。明宗谓藩邸近侍曰：何为改正朔。左右奏曰：先帝以锡氏宗属，为唐雪冤。继昭宗皇帝后，国号唐。今朝之旧人，不欲殿下称唐，请更明号耳。明宗泣下，曰：吾十三事献祖，洎太祖至先帝，冒刃血战，为唐室雪冤。身编宗属。武皇功业，即吾功业也。先帝天下，即吾天下也。兄亡弟绍，于义何嫌。运之衰隆，吾当自受。于是不改正朔。人服帝之独见。
正朔部总论
《书经》
《商书·伊训》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见厥祖。
〈《蔡传》〉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一也。元祀者，太甲即位之元年。十二月者，商以建丑为正，故以十二月为正也。丑日也，不系以朔者，非朔日也。三代虽正朔不同，然皆以寅月起数。盖朝觐会同，颁历授时，则以正朔行事。至于纪月之数，则皆以寅为首也。或曰：孔氏言：汤崩，踰月，太甲即位。则十二月者，汤崩之年，建子之月也。岂改正朔，而不改月数乎。曰：此孔氏惑于序书之文也。太甲继仲壬之后，服仲壬之丧。而孔氏曰：汤崩，奠殡而告，固已误矣。至于改正朔而不改月数，则于经史，尤可考。周建子矣，而《诗》言四月维夏。六月徂暑，则寅月起数。周未尝改也。秦建亥矣，而《史记》：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腊曰嘉平。夫腊必建丑月，秦以亥正，则腊为三月。云十二月者，则寅月起数，秦未尝改也。至三十七年，书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十一月，行至云梦。继书七月、九月者，知其以十月为正朔，而寅月起数未尝改也。且秦史制书，谓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夫秦继周者也。若改月数，则周之十月为建酉月矣。安在其为建亥乎。汉初，史氏所书旧例也。汉仍秦正，亦书曰元年冬十月，则正朔改，而月数不改，亦已明矣。且经曰：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则以十二月为正朔，而改元何疑乎。惟其以正朔行事也。故
后乎此者，复政厥辟，亦以十二月朔，奉嗣王归于亳，盖祠告复政，皆重事也。故皆以正朔行之。孔氏不得其说，而意汤崩，踰月，太甲即位，奠殡而告，是以崩年改元矣。苏氏曰：崩年改元，乱世事也。不容在伊尹而有之，不可以不辨。
《周书·泰誓上》
惟十有三年春，大会于孟津。
〈《蔡传》〉春者，孟春建寅之月也。按汉孔氏，以春为建子之月，盖谓三代改正朔，必改月数。改月数，必以其正为四时之首。序言一月戊午，既以一月为建子之月，而经又系之以春，故遂以建子之月为春。夫改正朔，不改月数，于太甲辨之详矣。而四时改易，尤为无艺。冬不可以为春，寒不可以为暖，固不待辨而明也。或曰：郑氏笺诗：维暮之春，亦言周之季春，于夏为孟春。曰：此汉儒承袭之误耳。且臣工诗，言维暮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于皇，来牟将受厥明，盖言暮春则当治其新畬矣。今如何哉。然牟麦将熟，可以受上帝之明赐。夫牟麦将熟，则建辰之月，夏正季，春审矣。郑氏于诗，且不得其义，则其考之，固不审也。不然，则商以季冬为春，周以仲冬为春，四时反逆，皆不得其正。岂三代圣人，奉天之政乎。全问：子丑寅之建正，如何。朱子曰：此是三阳之月，若秦用建亥之月为正，直是无谓。大抵三代更易，须著如此更易一番。
《春秋四传》隐公元年
《春秋》：元年，春，王正月。
〈疏〉王者，革前代，驭天下，必改正朔，易服色，以变人视听。夏以建寅之月为正，殷以建丑之月为正，周以建子之月为正。三代异制，正朔不同。故《礼记·檀弓》云：夏后氏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唯时王所建。故以王字冠之，言是今王之正月也。王不在春上者，月改则春移，春非王所改，故王不先春，王必连月。故王处春下，周以建子为正，则周之二月、三月，皆是前世之正月也。故于春，每月书王王二月者，言是我王之二月，乃殷之正月也。王三月者，言是我王之三月，乃夏之正月也。既有正朔之异，故每月称王，以别之也。全朱子曰：孔子作《春秋》，以天时加王月，以明上奉天时，下正王朔之义。而加春于建子之月，则行夏时之意，亦在其中。
《公羊传》：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注〉天王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
《胡传》：按《左氏》曰：王周正月，周人以建子为岁首，则冬十有一月是也。前乎周者，以丑为正，其书始即位，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则知月不易也。后乎周者，以亥为正，其书始建国，曰元年冬十月，则知时不易也。建子非春，亦明矣。乃以夏时冠周月，何哉。圣人语，颜回以为邦，则曰行夏之时。作《春秋》以经世，则曰春王正月。此见诸行事之验也。或曰：非天子不议礼，仲尼有圣德，无其位，而改正朔，可乎。曰：有是言也。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以夏时冠月，垂法后世，以周正纪事。示无其位，不敢自专也。其旨微矣。
〈《大全》〉可堂吴氏曰：夏承唐虞，皆以寅月为岁首。而谓之正月始春终冬，四时具为一年。商革夏命，以丑月为岁首，仍谓之十二月，而未尝改月。周革殷命，以子月为岁首，不特改月，而又改时，以齐其年。《泰誓》云：惟十有三年春，大会于孟津。《武成》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魄。戊午，师逾孟津。春即一月，一月即子月也。《春秋》所书之春，即夏之仲冬。正月即夏之十一月也。
《周礼》《春官》
大史正岁年以序事，颁之于官府及都鄙。
〈《订义》〉郑谔曰：周以建子为正，而四时之事，有用夏正建寅者。用建寅，谓之岁。用建子，谓之年。事有用建寅者，如正岁，则读法三岁，大计群吏之治之类。事有用建子者，如司稼以年之上下，出敛法，丰年则公，旬用三日之类。大史正岁与年，而次序其事，颁于官府，都鄙使，以次举先后，不失其序。如月令所建十二月之事，是亦并与岁而皆正也。 王东岩曰：愚案此以周人建子，兼用夏正，说极是。《尔雅》云：周曰年，夏曰岁。经所谓正月之吉者，建子之正年，只读法朝会等事，用之而岁，则便于事功。然有合用周时之正，亦有合用前王之正，不可不正之以叙其事也。《豳风·七月》一诗称一之日，二之日，与夫七月、八月，即此义。孔子作《春秋》，亦两存之。书四时而兼月用时，王之正则建子。书四时而不月，则行
夏之时而建寅。如书二月，无冰。以夏正论之，二月春暖无冰，亦是时之常。不知此二月，乃用周正夏之十二月。
《孔丛子》《杂训》
县子问子思曰：颜回问为邦。夫子曰：行夏之时，若是，殷周异正为非乎。子思曰：夏数得天，尧舜之所同也。殷周之王，征伐革命以应乎天，因改正朔，若云天时之改耳。故不相因也。夫受禅于人者则袭其统，受命于天者则革之，所以神其事，如天道之变然也。三统之义，夏得其正，是以夫子云。
《白虎通》《三正》
王者受命，必改朔，何。明易姓，示不相袭也。明受之于天，不受之于人。所以变易民心，革其耳目，以助化也。故丧服，大传曰：王始起，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服也。是以舜禹虽继太平，犹宜改以应天王者。改作乐，必得天应而后作，何。重改制也。《春秋瑞应传》曰：敬受瑞应而王，改正朔，易服色。《易》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民也。文家先改正，质家先伐，何。改正者，文。伐者，质。文者先其文，质者先其质。正朔有三，何。本天有三统，谓三微之月也。明王者当奉顺而承之，故受命各统一正也。敬始重本也。朔者，苏也，革也，言万物革更，于是故统焉。《礼·三正》记曰：正朔三而改文质，再而复也。三微者，何谓也。阳气始施黄泉，万物动微而未著也。十一月之时，阳气始养根株，黄泉之下，万物皆赤。赤者，盛阳之气也。故周谓天正，色尚赤也。十二月之时，万物始牙而白。白者，阴气，故殷为地正，色尚白也。十三月之时，万物始达，孚甲而出，皆黑，人得加功。故夏为人正，色尚黑。《尚书大传》曰：夏以孟春月为正，殷以季冬月为正，周以仲冬月为正。夏以十三月为正，色尚黑，以平旦为朔。殷以十二月为正，色尚白，以鸡鸣为朔。周以十一月为正，色尚赤，以夜半为朔。不以二月后为正者，万物不齐，莫适所统。故必以三微之月也。三正之相承，若顺连环也。孔子承周之弊，行夏之时，知继十一月正者，当用十三月也。天道左旋，改正者，右行，何也。改正者，非改天道也。但改日月耳。日月右行，故改正，亦右行也。日尊于月，不言正日，言正月，何也。积日成月，物随月而变。故据物为正也。天质地文，质者据质，文者据文。周反统天正，何也。质文再而复，正朔三而改，三微质文，数不相配。故正不随质文也。
《蔡邕·独断》《三代正朔》
三代建正之别名，夏以十三月为正，十寸为尺，律中大簇。言万物始簇而生，故以为正也。殷以十二月为正，九寸为尺，律中大吕。言阴气大胜，助黄钟宣气，而万物生，故以为正也。周以十一月为正，八寸为尺，律中黄钟。言阳气踵黄泉而出，故以为正也。
《郑樵·六经奥论》《正朔总论》
或问：三代之建子丑寅，何也。古今之历，皆建寅，其朔建子丑者，商、周二代耳。然则汤武何以独异之也。曰：殷、周之所以异其建者，上以明历数之归己，下以示诸侯之从违也。汤武革命而有天下，三千国之多，八百国之众，其从我也，吾不得而知之，其违我也，吾不得而知之。独以正朔之异，尚以承天命之归己，以示人心之从违。是故服则缵禹，政则反商，独于正朔，微有更易尔。初非各出其术，以求异也。然则何以谓，古之历，皆建寅也。曰：三皇之事，吾不得而详。五帝以来，岂无可传之政。孟春，正月，朔旦，立春，会于天历之营室，是颛帝之历，已建寅矣。析因夷隩，始以仲春，终以仲冬，尧帝之历，又建寅矣。舜之正月，元日，禹之正月，朔旦，则无非建寅矣。尝观《豳风·七月》之诗，述公刘后稷之事，实当虞夏之际，其劝相农事，亦准七月流火之候。此古历建寅之明验也。至汤建丑以首事，复建子以起数，而历元亦不以立春为节，更以十一月朔旦冬至为元。周人因之，而正朔与历，若与夏异矣。然《商书》曰：元祀十有二月。《周礼》曰：正岁十有一月。虽建子丑以命月，而占星定历修祠举事，仍案夏时，皆不自用其制。秦汉之建亥，亦犹是也。朝贺典礼，皆首十月。至于太初，首用夏正，迄于今而不能易也。新莽尝建丑矣，曹魏明帝亦尝建丑矣。未几而复建寅。唐肃宗亦尝建子矣，未几而复建寅。岂汤武能易之，后人独不可得而易之邪。以汤武易之为是邪，胡为不能以传远。以汤武易之为非邪，胡为亦可行之一代而遂止也。盖尝论之，编年始于春秋，改元始于秦惠文君，纪年始于汉之武帝。自武帝立年号以纪元，改秦正而用夏，吾知千万世而下，汤武复兴，不能易也。何者，汉非用夏也，盖用古历也。殷周未有改元之法，此子丑之所由，建武帝易之而为年号，有年号以明历数之归己，以示天下之从违。虽易代之法，不过如此，又何必复建子建丑，以为赘乎。此新莽、曹魏、唐肃宗所以随改而随废也。吁，孰谓武帝之智，犹有殷周之所不逮者哉。
《朱子全书》《语类》
问：古者改正朔，如以建子月为岁首，则谓之正月。抑只谓之十一月。曰：此亦不可考。如诗之月数，即今之月。孟子七八月之间旱，乃今之五六月：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乃今之九十月。国语夏令曰九月成杠，十月成梁，即孟子之十一月、十二月。若以为改月，则与孟子春秋相合，而与诗书不相合。若以为不改月，则与诗书相合，而与孟子春秋不相合。如秦元年以十月为首，末又有正月，又似不改月。
某亲见文定公家说，文定春秋说夫子以夏时冠月，以周正纪事。谓如公即位，依旧是十一月，只是孔子改正作春正月。某便不敢信。恁地时，二百四十二年，夫子只證得个行夏之时四个字。据今周礼有正月，有正岁，则周实是元改作春正月。夫子所谓行夏之时，只是为他不顺，欲改从建寅。
《与张敬夫书》
春秋正朔事，比以书考之，凡书月皆不著时，疑古史记事例只如此。至孔子作《春秋》，然后以天时加王月，以明上奉天时，下正王朔之义。而加春于建子之月，则行夏时之意，亦在其中。观伊川先生、刘质夫之意，似是如此。但《春秋》两字，乃《鲁史》之旧名，又似有所未通。幸更与晦叔订之，以见教也。
《答吴晦叔书》
《春秋》书正，据伊川说，则只是周正建子之月，但非春而书春，则夫子有行夏时之意，而假天时，以立义耳。文定引《商书》十有二月，《汉史》冬十月为證，以明周不改月，此固然矣。然以《孟子》考之，则七、八月，乃建午建未之月，暑雨苗长之时。而十一月、十二月，乃建戌建亥之月，将寒成梁之候。又似并改月号，此又何耶。或是当时二者并行，唯人所用。但《春秋》既是国史，则必用时王之正，其比《商书》不同者，盖后世之弥文。而秦、汉直称十月者，则其制度之阔略耳。愚意如此，未知是否。
又
前书所谕周正之说，终未稳当。《孟子》所谓七、八月，乃今之五、六月。所谓十一月、十二月，乃今之九月、十月，是周人固已改月矣。但天时则不可改，故《书》云：秋大熟，未穫。此即止是今时之秋，盖非酉戌之月。则未有以见夫岁之大熟，而未穫也。以此考之，今《春秋》月数，乃《鲁史》之旧文，而四时之序，则孔子之微意。伊川所谓，假天时以立义者，正谓此也。若谓周人初不改月，则未有明据。故文定只以商、秦二事为證，以彼之博洽精勤，所取犹止于此，则无他可考，必矣。今乃欲以十月陨霜之异證之，恐未足以为不改月之验也。盖陨霜在今之十月，则不足怪。在周之十月，则为异矣。又何必史书八月，然后为异哉。况《鲁史》不传，无以必知其然。不若只以《孟子》、《尚书》为据之明且审也。若尚有疑，则不若且阙之之为愈，不必强为之说矣。
《答林择之书》
三代正朔，以元祀十有二月考之，则商人但以建丑之月为岁首，而不改月号。以《孟子》七、八月，十一月、十二月之说考之，则周人以建子之月为正月，而不改时。以《书》一月戊午，厥四月哉生明之类考之，则古史例不书时。以程子假天时以立义之云考之，则是夫子作《春秋》时，特加此四字，以系年见行夏时之意。若如胡传之说，则是周亦未尝改月，而孔子特以夏正建寅之月为岁首，月下所书之事，却是周正建子月事。自是之后，月与事常相差两月，恐圣人制作之意，不如是之纷更烦扰，其所制作，亦不如是之错乱无章也。愚见如此，而考之刘质夫说，亦云先书春王正月，而后书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皆天理也。似亦以春字为夫子所加。但《鲁史》本谓之《春秋》，则又似元有此字，而杜元凯《左传后序》载《汲冢竹书》，乃晋国之史，却以夏正建寅之月为岁首，则又似胡氏之说可为据。此间无竹书，烦为见拙。斋扣之，或有此书。借录一两年，示及，幸甚幸甚。又《汉书》元年冬十月，注家以为武帝改用夏时之后，史官追正其事，亦未知是否。此亦更烦子细询考也。
《魏了翁·正朔考》《七月陈王业也》
《七月》之诗，大概述天时，以勤民事也。先儒谓：《七月》一诗，皆以夏正为断。愚则曰：非特《七月》一诗也，凡诗篇，如《正月》、《四月》、《六月》、《十月之交》，皆夏正也。然则商正建丑，周正建子者，非改正朔欤。曰：改正朔矣，不改月次也。正朔之改，示一代之兴，各有所尚也。月次之不可改，四时之序，不可紊也。苟紊之，则时令乖张，民听疑惑，虽耕耘敛藏，亦将失其候。《尧典》所谓钦若昊天，敬授人时者，万世不可易也。若夫正朔迭尚，不过以新民视听。如大朝会、大典礼，尊用此日，名曰岁首，太史公所谓朝以十月者，是其例也。世儒遂谓，商周既改正朔，则并其馀月次，亦应递改。噫，为此说者，臆度之过也。《临卦》所谓八月者，指观而言也。临观反对，故圣人预以为戒。观之为卦，其画四阴，其辰在酉，晓然夏之八月也。而何氏以为周八月，属未之遁。孔氏以为商八月，属申之否。夫文王、周、孔，简易以从夏正，而何氏、孔氏反崎岖以求合商、周之正，不亦异乎。故曰：凡谓改正朔，而并其月递改者，皆臆说也。《书·伊训》：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奉嗣王祗见厥祖，太甲三祀。十有二月，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归于亳，夫奉嗣王初见厥祖，重事也。故以改元之岁首。以冕服奉嗣王归亳，亦重事也，故以三祀之岁首。然而仍称十有二月，则是殷人未尝改十二月为正月也。孔氏以商正解之，不通，则乃曲为之说曰：此汤崩，踰月，太甲即位，而奠告也。考之《孟子》：外丙二年，仲壬四年，然后继以太甲。则太甲乃汤之孙，所谓祗见厥祖者，是矣，非嗣汤而立也。假使太甲嗣汤而立，亦安肯踰月，而遽改称元年邪。故曰：凡谓改正朔，而并其月递改者，皆臆说也。《诗》篇如《正月》曰：正月繁霜。《四月》曰：四月维夏。《六月》曰：六月栖栖。此为夏正无疑。虽欲曲说，不可得也。虽有曲说，不足惑也。至《十月之交》，郑氏则释之曰：此夏之八月也。夫十月之交，则十一月矣。是周人朔月也。故曰：朔日辛卯正朔，日食。古人所忌，故曰亦孔之丑。不然，八月日食，何足以言甚丑也。以是證之，则周人以十一月为朔月，未尝改为正月也。又《七月》之诗之五章，自五月数至十月，而继之曰曰为改岁，是以十一月为岁首，而未尝改之为正月，又一證也。故曰：凡谓改正朔，而并其月递改者，皆臆说也。《周官·凌人》：十有二月，斩冰。与《月令》季冬之月，命取冰相合。则不惟时皆夏正，而月亦皆夏正矣。而正月之吉，始和悬法观象。郑氏强解之曰：周正月也。夫以夏正言之，建寅之月也。三阳既交，斯谓之和。若指为周正，则建子之月矣。时方寒冬，安得谓之和邪。又党正四时之孟月吉日，则属民而读法。夫言孟月，则夏正建寅之月，非周正建子之月也，明矣。故曰：凡谓改正朔，而并其月次递改者，皆臆说也。《春秋》所书时，皆夏时也，月皆孟月也。虽《左氏传》亦然。隐三年传曰：夏四月，郑祭足，帅师取周之麦。秋，又取周之禾。其为夏正，明白如此。杜氏以周正解之曰：四月，今之二月也。秋，今之夏也。麦禾皆未熟，取者盖蹂践之。夫左氏祇曰麦禾，而杜谓之未熟，左氏直谓之取，而杜谓之蹂践，几于迂疏可笑，良由曲泥周正，有所不通。故迁就其辞，以至于此。故曰：凡谓改正朔，而并其月递改者，皆臆说也。或曰：汉晋唐诸儒，以三正说六经，岂凿空驾说之哉。曰：亦必有一二疑，似以启之。如春无冰，冬大无麦禾之类，皆其藉口者也。然疑似者，一二尔。明白者，十百也。以疑似盖明白，以一二胜十百，岂非惑与。夫有一二之明白，犹将胜十百之疑。似今乃反是，又岂非大惑与。噫，六经不幸，而经秦火。幸而赖诸儒之补缀也。然而使学者得见秦灰之残编断简，当反无惑。惟其出于诸儒之补缀也，是以惑学者滋甚。盖不知其几事，不特如改正朔之一端而已也。亦幸而改正朔之事，證验尚多，可以是正。不然，又乌睹其真邪。
夫既因《七月》之诗，而考六经所书之月，皆夏正矣。六经之外，先秦他古书，及秦汉以后正史，凡所书月，亦皆夏正也。吕氏《月令》，或以为周公作，是与否，固未可知。然其所言时令，则夏时也。岐伯《素问》，伊川以为战国间人所作，是与否，固未可知。然其所言月候，则更月也。《竹书纪年传》谓：晋太康初，汲人得之魏冢，是与否，固未可知。然其言三代之正月，则皆建寅也。由是观之，先秦古书所纪之月，则皆夏正也。秦正建亥，汉仍秦旧，太史公作《史记》书十月于每年之首，班固作《汉纪》书秋九月于每年之终，所谓春正月者，自在年中，不改称谓。至武帝太初元年，正历法，以正月为岁首。明年所书，始以春正月起之，而以冬十二月终之。是后，惟魏明帝用景初历，尝以建丑为正，并改三月为孟夏，馀皆递改。然而郊祀蒐狩，颁宣时令，则复以寅为正。二者交互，徒惑民听。行之未几，复用夏正。又其后，惟唐武氏，改年曰载，以十一月为正月，以十二月为腊月。然复以正月为春，一月自二月以后，不能易其次也。由是观之，秦汉以后，凡正史所书之月，则皆夏正也。或曰：孟子之书，亦先秦书也。其言七八月之间，旱，赵岐以为此周七八月，夏之五六月。以苗槁證之，宜若可信。愚则应之曰：泛言苗槁耳。既不可以为夏之七八月，亦何以證其为周之七八月邪。孟子又言岁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直谓仲冬以后，农隙之馀，可治桥梁，以利民涉。而赵氏泥于周正，谓夏之九月十月也，亦可信乎。或者又曰：刘歆以三代之正，作三统历，述此，亦正史所载也。何以谓之，皆夏正邪。愚则应之曰：刘歆，汉儒也。与孔安国盖递相祖述者，自是历家从而和之，又岂足为确论乎。且不信圣经，而信历述，复以历述，而伸传注，是皆学者厌平实，而喜奇誇之过也。必有务平实，而后可与论古事，而学古道也。
或者问曰：六经子传，及先秦他古书，与历代正史所书之月，皆为夏正，亦既白矣。然姚大老辨三代，秦汉置正博，引经传，以为皆用夏时。而平庵项氏，独以为《春秋》自是孔子之书，非即周王所用。此一说也。胡文定经解，谓以夏时冠周月，是圣人垂法后世之意。此又一说也。陈止齐后传谓，以夏时冠周月，自是鲁史之旧，夫子因之，每孟月书时，以见鲁史，每正月书王，以存周正。盖尊周而罪鲁也。此又一说也。三家者之言，何如。曰：三家者，皆近世博雅大儒也。特其立说，犹未免牵于传注。故虽卓然有见于始，然卒不能不自变于其后者也。孔子之《春秋》，即鲁国之史记也。鲁史之时月，即周家之纪历也。夏周之岁首虽殊，夏周之时令则一。安得孔子所书，与周王所用不同邪。项氏固尝谓，周历本称，决无改月之理，其说卓然当于理矣。而末乃谓，《春秋》四时十二月，恐皆夫子革之，以为万世法，是则惑也。是岂非牵于传注，虽卓然有见于其始，而卒不能不自变于其后邪。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言正朔，惟夏得其正也。胡氏乃谓夫子，以夏时冠周月，信斯言也。是《春秋》所书春正月者，乃今之冬十一月也。秋七月者，乃今之夏五月也。以冬为春，以夏为秋，虽甚愚者，犹不为，曾谓圣人而为之乎。传之当时，犹且不可，尚可为万世法乎。胡氏固尝有言曰：周人以子为岁首，则冬十一月也。前乎周者，以丑为正，其书始即位，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则知月不易也。后乎周者，以亥为正，其书始建国，曰元年冬十月，则知时不易也。其说卓然当于理矣。而末乃谓，夫子作《春秋》是天子之事，可以改正朔，故以夏时冠月，又以夫子无其位，不敢自专，故以周正纪事，是则大惑也。是岂非牵于传注，虽卓然有见于其始，而卒不能不变于其后耶。至陈氏谓，鲁史旧以夏时冠周月，夫子仍之此说，似胜然于胡氏之说，特添一转语尔。事不如此，亦祇费词。假使周人改朔，并移月次，则天王在上，鲁人安敢自以夏时冠周月乎。如此，是不奉天子正朔也。又岂有鲁奉天子正朔，而史官纪事，私以夏时冠周月乎。如此，则是无故而陷其君于僭逆也。假使鲁史官无识，以是纪事，吾夫子修之，肯仍其僭谬乎。陈氏固尝谓，凡西周之史，言时皆夏时也。于是援《周官》季春出火，非周正月，季秋纳火，非周九月，以为證据。其说卓然当于理矣。而末乃谓，西周之史，言月皆周月也。于是曲借《康诰》三月不言春，《毕命》六月不言夏，以为證据。至《泰誓》十有三年，春一月，于己说有碍，则反指为讹误，是则惑也。是岂非牵于传注，虽卓然有见于其始，而卒不能不变于其后邪。呜呼，自传注之学兴也，各以三统解经，不特何氏之于《易》，孔氏之于《书》，郑氏之于《毛诗》、《周官》，杜氏之于《春秋》《左氏》而已也。然而此五六人者，古博雅大儒也。三统之外，不可废也。至于《春秋》一经，以周正解之者，则滔滔皆是，又岂特胡、陈、项三家而已也。
《荆川稗编》《赵汸熊朋来周正考》
《春秋》虽修史为经，犹存其大体，谓始年为元年，岁首为春，一月为正月，加王于正，皆从史文传。独释王正月者，见国史所书，乃时王正朔月为周月，则时亦周时。孔氏谓月改则春移，是也。后于僖公五年春记，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昭十七年夏六月记，太史曰：在此月也，日过分而未至，当夏四月。是谓孟夏。又记梓慎曰：火出于夏为三月，于商为四月，于周为五月，皆以周人改时改月，春夏秋冬之序，则循周正分至启闭之候，则仍夏时，其经书冬十月雨雪，春正月无冰，及冬十月陨霜杀菽之类，皆为记灾，可知矣。《汲冢竹书》有周月解，亦曰夏数得天，百王所同。商以建丑为正，亦越我周作正，以垂三统。至于敬授民时，巡守烝享，犹用夏焉。其言损益之意甚明。经书，冬烝，春狩，夏蒐，以此盖三正之义，备矣。而近代说者，往往不然。夫以左氏去圣人未远，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以及战国之际，中国无改物之变。鲁未灭亡，传于当时，正朔岂容有差，而犹或有为异论者，何也。盖尝考之曰，殷、周不改月者，据《商书》言元祀十有二月，而秦人以十月为岁首。曰夏时冠周月者，则疑建子非春，而孔子尝欲行夏之时也。按《太史公记》：三代革命，于殷曰改正朔，于周曰制正朔，于秦曰改年始。盖正谓正月，朔谓月朔。何氏公羊注曰：夏以斗建寅之月，为正，平旦为朔。殷以斗建丑之月为正，鸡鸣为朔。周以斗建子之月为正，夜半为朔。是也。殷、周即所改之月为岁首，故曰改正朔，曰制正朔。秦即十月为岁首，而别用夏时数月。故曰改年始。其言之已详《汉书·律历志》。据三统历，商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即《书·伊训篇》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祠于先王，以冬至越，茀行事，其所引书辞有序，皆与伪孔氏书伊训篇语意不合。且言日，不言朔，又不言即位，则事在即位后矣。凡新君即位，必先朝庙见祖，而后正君臣之礼。今即位后，未踰月，复祠于先王，以嗣王见祖，此何礼也。暨三祀十有二月朔，奉嗣王，归于亳。是日，宜见祖，而不见，又何也。所谓《古文尚书》者，掇拾傅会，不合不经，盖如此说者，乃欲按之，以證殷周不改月，可乎。又言后九十五岁十二月甲申朔旦冬至，无馀分。《春秋历》周文王四十二年十二月丁丑朔旦冬至，后八岁，为武王伐纣克殷之岁，二月己丑晦，大寒，闰月庚寅朔，三月二日庚申，惊蛰，周公摄政。五年正月丁巳朔旦冬至，《礼记》孟献子亦曰：正月日至七月日至，其说皆与传合。夫冬至在商之十二月，在周之正月。大寒在周之二月，惊蛰在三月，夏至在七月。而太初历，其在立冬，小雪则曰，于夏为十月，商为十一月，周为十二月。唐人《大衍历》追算《春秋》冬至，亦皆在正月，孰谓殷、周不改月乎。陈宠曰：阳气始萌，有兰射干芸荔之应。天以为正，周以为春。阳气上通，雉雊鸡乳，地以为正，殷以为春。阳气已至，天地已交，万物皆正，蛰虫始振，人以为正，夏以为春。盖天施于子，地化于丑，人生于寅。三阳虽有微著，三正皆可言春。此亦历家相承之说，所谓夏数得天，以其最适四时之中尔。孰谓建子非春乎。乃若夫子答颜子为邦之问，则与作《春秋》事异，盖《春秋》即当代之书，以治当代之臣子，不当易周时，以惑民听。为邦为后王立法，故举四代礼乐，而酌其中。夫固各有攸当也。如使周不改时，则何必曰行夏之时。使夫子果欲用夏变周，则亦何以责诸侯之无王，议桓文而斥吴楚哉。何氏哀十四年传注曰：河阳，冬言狩获麟，春言狩者，盖据鲁变周之春，以为冬去周之正，而行夏之时。以行夏之时说《春秋》，盖昉于此。然何氏固以建子为周之春，但疑春不当言狩，而妄为之辞。至程子门人刘质夫，则曰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时以立义尔。则遂疑建子不当言春，此夏时冠周月之说，所从出也。先儒见《孟子》谓，《春秋》，天子之事，而述作之旨无传。惟斟酌四代礼乐，为百王大法，遂以为作，《春秋》本意在此。故番阳吴仲迂曰：若从胡传，则是周本行夏时，而以子月为冬。孔子反不行夏时，而以子月为春矣。何氏之失，又异于此。故朱子以谓，恐圣人制作，不如是之纷更烦扰、错乱无章也。薛氏又谓，鲁历改冬为春，而陈氏用其说于后传曰：以夏时冠周月，鲁史也。是盖知《春秋》改周时为不顺，而又移其过于鲁尔。然谓鲁有历，实刘歆之误。按《律历志》言：刘向所总，有黄帝、颛顼、夏、殷、周及鲁历为六历，自周昭王以下，无世次。故据周公伯禽以下为纪，自炀公至湣公，冬至殷历，每后一日，则由历家假鲁君世次，逆推周正交朔之合否，因号鲁历，非鲁人所自为，明矣。《宋书·礼志》又言：六律皆无推日食法，但有考课疏密而已。是岂当代所尝用者哉。刘歆惑于襄哀传文，遂谓鲁有司历，而杜氏因之，谬矣。然说者，亦是病夏时周月，不当并存，故直谓《春秋》以夏正，数月又疑若是，则古者大事，必在岁首，隐公不当以寅月即位。其进退无据如此，固不足深辨。而或者犹以为千古不决之疑，则以《诗》、《书》、《周礼》、《论语》、《孟子》所言时月不能皆合故也。夫三正通于民俗，久矣。《春秋》本侯国史记，书王正以表大顺，与颁朔告朔为一体，其所书事，有当系月者，有当系时者，与他经不同。《诗》本歌谣，又多言民事，故或用夏正，以便文通俗。《书》乃王朝史官记言之体，或书月则不书时，或书时则不书月。况伪孔注二十五篇，决非真古书，其有合有否，皆不可论于春秋。《周礼》所书正月、正岁，皆夏正也。诸官制职掌，实循二代而损益之。其著时月者，又多民事，与巡守烝享自夏者同。故仍夏时，以存故典。见因革，盖非赴告策书，定为一代之制者，皆得通言之。则又不可论于春秋矣。若《论语》言莫春，亦如《诗》《书》言春夏，皆通民俗之恒辞也。不可据以为周不改时。《孟子》言七八月之间旱，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在《左传》后，则周改月，犹自若。《竹书》又记晋曲沃庄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鲁隐公之元年正月也。《竹书》乃后人用夏正追录旧史，故与《春秋》不同，然亦未尝辄以夏正，乱春秋之时月也。盖殷周改时月，与所损益，只是一理。如尚齿之由，贵德而贵，富而贵，亲亲迎之由庭，而堂而户，大事之由昏而日中，而日入之类，皆是迭进法，所以顺天道，通世变。在当时，自不为异。故孔子以为百世可知，非徒曰以易人之观听而已。彼秦人以三代为不足法，既不足以知之，而后之蔽于今。而不知古者，亦不足以言之也。自啖赵而后，学者往往习攻左氏，而王周正月为甚。以其尤害于经，特详著焉。
熊朋来曰：孔子所谓行夏之时，见于答颜渊问为邦者，然也。至于因鲁史作《春秋》，乃当时诸侯奉时王正朔，以为国史所书之月，为周正所书之时，亦周正经传日月，自可互證。而儒者犹欲执夏时之说以弃之，譬如孔子言车，岂必止言殷辂哉。《小戴记》孟献子之言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此言冬至在周正之春正月，而夏至在周正之秋七月。《明堂位》所言孟春，即建子月。所言季夏六月，即建巳月。《礼记》尚然，况《春秋》乎。證于《左传》，可见已若拘夏时周正之说，则正月二月须书冬，而三月乃可书春尔。且如桓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周人用仲冬狩田，此以春正月书之，即建子之月书春也。哀十四年春，西狩。亦以周正之春，行中冬之狩。经十四年春正月，无冰。若夏正春正，则解冻矣。惟建子之月无冰，故纪异而书。成元年春二月，无冰。襄二十八年春，无冰。皆可为證。定元年冬十月，陨霜杀菽。此夏正秋八月而书冬也。若建亥之月，则陨霜不为异，而亦无菽矣。大抵周人虽以夏时并行，《豳诗》《周礼》则然，惟《春秋》鲁史专主周正，阳生于子即为春，阴生于午即为秋。学者惑夏时之说，谓至朔同日，仅见于《传》，而《经》无有也。不思《经传》所书月日，参考相同。试以僖五年，《经传》言之正月辛亥，至朔月日，左氏欲以见分至之例，故《书》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自正月以后，日月可證者，《经书》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传书》八月甲午，晋侯围上阳。又《书》冬十二月丙子朔，晋灭虢，以六十甲子数之，自隔年十二月戊申，晋有申生之事。越三月，即正月辛亥朔，鲁闰，晋难，必在正月，故经以春书也。是年，岁在丙寅，正月辛亥朔，大二月，辛巳朔，大三月，辛亥朔，小四月，庚辰朔，大五月，庚戌朔，小六月，己卯朔，大七月，己酉朔，小八月，戊寅朔，大九月，戊申朔，小十月，丁丑朔，大十一月，丁未朔，小十二月，丙子朔，大闰十二月，丙午朔，小以八月，戊寅朔，至甲午，晋围上阳，八月十七日也。由八月甲午数，至九月朔正，得戊申。由九月戊申朔，至十二月朔，除两小月，该八十八日。故以十二月朔，得丙子。其言丙子旦日在尾，以冬十二月，而日在尾。此时尾度多在卯，且后逼闰月，宜其尚以建戌中气，而合朔于卯之尾宿。所谓九月、十月之交者，以夏正言之。所谓冬十二月者，以周正书之。以经传月日参考，可无疑矣。或谓昭二十年己卯，传亦书春王二月己丑朔，日南至。自僖五年，至朔同日为始数，至此年，得第七章本注，以为失闰。按本年十一月乙酉朔，故经于此月，有辛卯，乃初七日也。闰当在隔年十二月，而在是年八月。则正月至七月，皆以失闰，而差一月。二十一年庚辰，经书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自二月己丑朔，数至次年七月壬午，中间为己丑者，退小尽八个月。自壬午去己丑，恰退八日。经传正是相同。观僖五年，左氏南至之书，即孟献子所谓正月日至也。观昭二十一年，梓慎日食，以对孟献子所谓七月日至也，冬日至而传称春正月，夏日至而经书秋七月，则春秋所书时月，皆用周正，明甚。
《史伯璿三正说》
《书·伊训篇》：元祀十有二月。《太甲篇》三祀，十有二月。蔡氏传谓：三代虽正朔不同，然皆以寅月起。数十二月者，商以建丑之月为正，故以十二月为正也。
按：月数之说，朱子以为改，蔡氏以为不改。然以《诗·七月篇》考之，则凡七月、九月之类，是自寅月数起，夏正也。观于流火授衣之言，可见矣。凡一之日，二之日之类，是自子月起数。盖周之先公已用此纪候，故周有天下，遂定为一代之正朔也。以觱发栗烈之气候验之，可见矣。夏正、周正同见一诗之中，可见月数之未尝不改矣。蔡氏不改之说，恐不如朱子之的当。近代唯陈定宇、张敷言之论，最为分晓。故备其说于后，以俟知者之折衷焉。
陈定宇曰：愚按蔡氏主不改月之说，遂谓并不改时。殊不知月数于周而改春，随正而易。證以《春秋》、《左传》、《孟子》、《后汉书·陈宠传》极为明著。成十年六月丙午，晋侯使甸人献麦。六月，乃夏四月也。僖五年十二月丙子朔，晋灭虢。先是，卜偃言克虢之期，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朔，必是时也。偃以夏正言，而《春秋》以周正书，可见十二月丙子，为夏十月也。僖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王正月，冬至。岂非夏十一月乎。经有只书时者，僖十年冬，大雨雪，盖以酉戌为冬也。使夏时之冬而大雪，何足以为异而记之。襄二十八年春，无冰。盖以子丑月为春也。使夏之春而无冰，何足以为异而记之。《春秋》祥瑞不录，灾异乃载，惟夏时八、九月而大雪，不当严寒而严寒。夏时十一月、十二月而无冰，当严寒而不严寒。故异而书之耳。春蒐，夏苗，秋狝，冬狩，四时田猎定名也。桓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杜氏注曰：冬猎曰狩，周之春，夏之冬也。鲁虽按夏时之冬，而于子月行冬田之狩。夫子只书曰春狩于郎，此所谓春，非周之春，而何。哀十四年春，西狩，护麟，亦然。定十三年夏，大蒐于比蒲。鲁虽按夏时之春，于卯辰之月，乃春田之蒐。夫子只书曰夏蒐于比蒲，此所谓夏，非周之夏而何。次年，又书：五月，大蒐于比蒲。亦然也。《陈宠传》尤明白曰：天以为正，周以为春。注云：今十一月也。地以为正，殷以为春。注云：今十二月也。人以为正，夏以为春。注云：今正月也。《孟子》：七、八月之间旱等，不待多言，而明是三代之正。子丑寅三阳月，皆可以春言也。胡氏春秋传不敢谓王正月为非子月，而于春王正月之春字，谓以夏时冠周月，皆考之不审。安有隔两月，而以夏时冠周月之理。但得四时之正，适冬寒春暖之宜，则惟夏时为然。夫子欲行夏时，盖答颜子，使得为邦，则宜如此耳。岂可但知有夏时之春，而不知商正、周正之春乎。一阳二阳三阳之月，皆可为春。故三代迭用之，以为岁首。以一日论子时，既可为次日子月，岂不可为次年。观此，则三代皆不改月数，与冬不可为春之说，陷于一偏，明矣。
按：陈氏此说，援引的当，已无可议。但《商书》再言十有二月，正是蔡氏主意立说之张本。陈氏既不曰于彼处辨之，及至此处辨论，又无一言及彼，岂偶未之思耶。抑未得其说，故遂不敢牵动之耶。惟张敷言之说，可以补陈氏之缺。今存于后。
张敷言改月数议曰：或谓三代改正朔无异，议月数之改，诸儒议论不一，学者病焉。亦尝考之乎。曰：夏商之制，世远，无文，不可深究。周制尚可得而言之。谓不改可乎。曰：可。何以徵之。四月维夏，六月徂暑，周诗甚明。谓之改，可乎。曰可。何以徵之。《孟子》七、八月之间，旱。《春秋》正月，日南至。二月，无冰之类是也。然则无定论乎。曰有。间者伏读《春秋》，至春王正月，窃有疑焉。夫正月，固王之正月。如后世史书，书正月，即时王之正月也。何假称王，窃意必其别有所谓正月者，故称王以别之。及读僖公五年，晋献公伐虢，以克敌之期。问于卜偃，答以九月、十月之交。考之童谣星象之验，皆是夏正十月，而其传乃书在十二月，其改月，明矣。又襄公三十年，绛县老人自实其年，称臣生之岁，正月甲子朔，于今四百四十五甲子矣。其季三之一，所称正月，亦是夏正寅月。孔疏甚明，文多不载。考之老人所历，正七十三年，二万六千六百六十六日，当尽丑月癸未，其传乃书在二月，其改月，又明矣。然卜偃老人，并是周人，一则对君，一则对执政大夫。其岁月又二事中之切用，非若他事，泛言日月，何故舍时王之正月月数，而言夏正哉。听之者，亦何故都不致诘，即知为寅月起数哉。因是而知，周之正朔月数皆改，必其朝觐聘问、颁朔授时，凡笔之于史册者，即用时王正月月数，其民俗岁时相语之话言，则皆以寅月起数，如后世者，自若也。而《春秋》书王正月，以别民俗为无疑。周人之诗，孟子之书，亦各有所取也。不然，诸儒之论，各执所见。主改者，遇不改之文，则没而不书。主不改者，遇改月之义，则讳而不录。终不能晓然相通，以祛学者之惑。曰：周以子月为正，为一月，信矣。以为春乎，曰：然。寒暑反易，可乎。曰：未也。先王之制，易姓受命，必改夫正朔，易其服色，殊其徽号，新民之耳目，以权一时之宜，非谓冬必为春，子之一月，便可祈谷上帝矣。便可牺牲，不用牝矣。曰：有未安乎。曰：固也。不然，夫子不曰行夏之时矣。周公作礼正月之后，不复曰正岁矣。说正岁者，不谓夏得四时之正，殷周不得矣。必有复以子丑之月，为正者矣。曰：子谓必其笔之史册者，则用时王正月月数。《伊训》之元祀十有二月，蔡氏以为殷正月者，果何月乎。曰：建子月也。殷正固在丑月，然则嗣王祗见及《太甲篇》之嗣王奉归，举不在正月乎。曰：后世嗣王，冕服考之顾命，固有常仪，何待正月而放桐之事。又人臣大变，周公之圣，犹被流言。阿衡之心，为何如哉。朝而自怨，夕当复辟，尤不须于正月也。况正月但书十二，以《虞书》正月上日正月朔旦，及秦汉而下，例之殷，不其独无正乎。曰：秦以亥正，犹称十月，不亦同乎。曰：秦正之缪，安足取法。盖秦于寅月书正岁首十月，其制又异，不若殷之全无正也。曰：或者谓晋用夏正，故卜偃老人之言如此。则又何说也。曰：是，又不然，老人之言，在晋文伯后，容或有之。卜偃之言，乃献公之世。是时篡国日浅，二军始备。晋文未兴，齐桓尚在。虽尝灭霍灭耿，小小得志。方朝周纳贡之不暇，亦何敢毁冠裂冕，更姓改物，而用夏正哉。然则愚之所见，为有据，而春王正月之一辞，今古诸儒，不敢轻议者，固著明矣。
按：张氏此说，与陈定宇之说，互相发明，甚善。至于《商书》再言十二月之辨，尤可以补陈氏之缺。故备录于此云。或谓改正朔而不改月数，夏商西周之时皆然。故商以建丑之月为岁首，而书言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见厥祖。又言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归于亳。是商虽以丑月为正，而寅月起数，未尝改也。愚窃以为蔡传推之，固是如此。然张敷言之说，似亦有理。所碍者，即位之年，不当称元祀耳。崩年改元，乱世之事，不容在伊尹而有之。此是以周之礼，證夏商，则然耳。然三代之礼，至周大备。乌知自周以前，亦皆如周之制乎。舜禹即位，以孟子推之，当在尧舜既崩三年之后。不知踰年改元之礼，将朱均行之乎。将虚其年数，俟舜禹即位，而后行乎。是固不可考矣。其他夏商以前，礼有不如周之大备者，何限。政恐夏忠商质，踰年改元之礼，亦至周之文而后备。事固未可知也。苏氏推周制以律商，亦犹顾命中推春秋之礼，以议召公者相似。召公亲与周公同僚，为周公所敬信，知礼乃不得如苏氏耶。正恐苏氏以后，推前皆未得为至当耳。蔡氏引春正为不改月数之證，亦是以后推前，其得失，张敷言已辨之矣。愚奚容赘。
或又谓，因正朔之改，而并改月数，周东迁以后则然。《春秋》所书时月，以事考之，的是。子月起数，意者平王于迁洛之后，稍欲示有所革，以新天下之耳目。故因先王正朔之改，而并改月数，以合之焉。愚窃以为，蔡氏主不改月数之说，而为《春秋》所碍，故其援引，皆不及《春秋》。或谓此说，盖欲为蔡氏剔拨此碍，会诸经而定为不刊之说也。但此事须得先秦古书为据，方可以决数千载之疑，而取信于来世。今皆无之，而但以意者，平王之言，发其端，殊未得为定论也。且以夫子之圣，能言夏殷之礼，尚以杞宋无徵，而不敢从。况今并杞宋之属，无之乎。然则虽有夫子之圣，复生于今，若无證据，恐亦不敢以意言平王，示有所革之事也。平王不能自振，事事因循，何以见其独有志于此一事耶。若唐宋以来，儒者有此等议论，皆是臆度附会，不足引以为据也。
按：周亡于秦昭襄王五十一年乙巳，秦改正朔于始皇二十六年庚辰，当是时，周亡已三十六年矣。周在时，礼乐已不自天子出，号令已不行于天下。民间私称，已皆是以寅月起数。周既亡矣，则建子之正，既不得为时王之制，天下又安有所谓周正者乎。然则秦所谓冬十月者，是因民间私称夏正，而书之无足疑者。此于周改月之说，自不相碍，不足以为据也。不知识者以为然否。
按：四时改易，冬不可以为春之疑，今亦不在多辨。但以夫子行夏之时之一言證之，足矣。夫时之一字，非但指正朔月数而言，必是指春夏秋冬四时而言，甚明。既有所谓夏之时，则必有所谓商之时，周之时矣。颜子问为邦，夫子欲其行夏之时，则是当时所行，未必是夏时也。未是夏时，非周之时而何。夏之时，以建寅之月为春，则周之时，必以建子之月为春矣。若周之时，春亦建寅，无以异于夏时者，则又何以必曰行夏之时为哉。馀则陈定宇之言，备矣。至于郑氏笺诗，盖亦不知民间私称，只是夏时，而例以时王之制律之。故至此误耳。蔡氏非之，诚是也。若以张敷言史册所用，民俗所言，二说例之，则不待多辨，而自解释矣。盖诗为咏歌之辞，所言多是以寅月起数者，不特臣工一篇为然，正所谓民俗岁时，相与话言者也。郑氏必欲拗以从子，固误蔡氏，又欲援以为不改月数之證，要亦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馀则前辨已详，更不再述。
按：二孔、林氏，皆以一月为子月。蔡氏不从其说，窃意一月便是子月，无可疑者。其所以不曰正，而曰一者，以时方举事，商命未改时，王正在丑。周家虽因国俗纪候，而未得定正月之名，史官追书前事，亦不容因后改前，失传信之意也。与七月诗一之日者，正同。推彼，可以明此矣。又按夏书，明有三正之文，而天正、地正、人正之名，见者亦非一处。若如皆以寅月起数，与商正建丑，以十二月为正朔，故建寅之月，不曰正而曰一之言，则是惟夏为有正。殷周虽改正朔，而皆无正月之名。乌知其为天正、地正，建子为正，建丑为正也。
陈定宇又曰：愚按蔡氏传于《泰誓上》及《武成》，皆以孟春一月为建寅之月，与二孔之说不合。必證以《前汉·律历志》，始尤明白。志曰：周师初发，以殷十一月〈亥月〉戊子后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子月〉，明日壬辰至戊午，渡孟津。明日己未冬至〈正月二十九日〉庚申二月朔〈丑月〉，四月癸亥至牧野，闰二月庚寅朔，三月二日庚申惊蛰，四月己丑朔，死霸。死霸，朔也，生，霸望也。是月甲辰望乙巳旁之，故《武成》曰：惟四月既旁生霸，粤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庙。以节气證之，则《武成》以周正纪月数，而非夏正，不辨而明矣。
按《汉志》，虽非先秦古书，然终是近古可信，较之《陈宠传》，则此尤为近古，皆非唐宋以来，诸儒臆度附会，无所證据之比。读书者，宜有取焉。窃尝又按《易·临卦·彖辞》，有曰：至于八月，有凶。此八月，程、朱二夫子皆以为，自子月起数，当是今六月。遁卦虽本义兼存，或说是今八月，观卦之说，于古终是。不如主前说之力。况前说胜后说，又朱子平日解经之通例乎。兼语录答学者之问，又只主周正。可见愚窃以为临彖：元亨利贞，与有凶，皆主阳言，以二阳上进，凌逼四阴，故其亨在阳，将来诸爻尽变，则二阴长而四阳遁，故其凶亦在阳。况临观与遁三卦，皆就阳爻取义，名卦阳浸长，则为临阳退避，则为遁阳在上，示下则为观。然则退遁，可以有凶，言明矣。观虽亦是阴长阳消之卦，然圣人扶阳抑阴，固已别取义名卦矣。不应于此，又指为有凶也。然则八月，指遁而言，明甚。卦辞是文王所系，文王在商，而自子月起数者，亦犹先公一之日，二之日纪数也。
《周洪谟周正辨》
或问：南皋子曰：唐虞夏后，皆以建寅为岁首。今之历是也。周人以建子为岁首，是以子月为正月乎。曰：岁首云者，言改元始于此月。是以此月为正朔，非以此月为正月也。曰：正朔、正月，有以异乎。曰：正之为言端也。端之为言始也。正朔者，十二朔之首，史官纪年之所始也。正月者，十二月之首，历官纪年之所始也。或曰：正者，长也。正朔之为第一朔，正月之为第一月。犹长子之为第一子也。故皆可为之岁首。前乎商之建丑也，书曰惟元祀十有二月，是商之正朔，以十二月为岁首，而非以十二月为正月也。后乎秦之建亥也，史谓秦既并天下，始改年朝贺，皆自十月朔。故曰元年冬十月，是秦之正朔，以十月为岁首，而非以十月为正月也。由是推之，则周人之建子者，以十一月为岁首，而不以十一月为正月也。后世儒者，不得其义，故有纷纷不决之论。汉孔安国、郑康成则谓，周人改时与月。宋伊川、胡安国则谓，周人改月而不改时。独九峰蔡氏谓，不改时，亦不改月。至于元儒吴仲迂、陈定宇、张敷言、史伯璿、吴渊颖、汪克宽辈，则又远宗汉儒之谬，而力诋蔡氏之说。谓以言《书》，则为可从。以言《春秋》，则不可从。于乎四时之序，千万古不可易，而乃纷更错乱，以冬为春，以春为夏，以夏为秋，以秋为冬，位随序迁，名与实悖。虽庸夫騃子，且知其不可，而谓圣人平秩四时，奉天道以为政者，乃如是乎。予惧学者惑其言，未有不诬圣经，以乱先王之法者。故以《易》、《书》、《诗》、《周礼》、《春秋》、《论语》、《孟子》及《汲冢周书》、《史记》、《汉书》可以證诸儒论辨之失者，参考而详列于左云。
《易》：易临卦辞，至于八月，有凶。程子谓，八月者，阳生之八月。阳始生于复，自复至遁，凡八月。自建子至建未也。朱子本义亦从其说。又云，恐文王作卦辞时，只用周正纪之。按《汉书》：武王克商之后，始改周正。况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则文王固未尝改正朔也。善乎隆山李氏曰：一阳复，十一月至已为乾，则阳极阴生。一阴姤，五月二阴遁，六月三阴否，七月四阴观，八月方建丑，月卦为临，二阳浸长，逼四阴。当此之时，阳势方盛，至于八月，建西卦为观，四阴浸长，逼二阳，则临二阳至观，危矣。故曰：至于八月，有凶。所谓至于八月有凶者，言之于临，则当自临数，而不当自复数。以临则当数至观，而不当数至遁。临观乃阴阳反对消长之常理，文王于临，以八月有凶为戒，其义甚著。岂可外引遁卦，谓周八月哉。然则文王奉商正者也，而此所谓八月，乃夏正八月。则商周之不改时与月者，观于此，亦可见矣。
《书》：三正之说，始于《夏书》怠弃三正之文，传谓观此则子丑之建，唐虞以前，当已有之。愚则以为，唐虞以前，固不可考。伊尹谓，商革夏正。《汲冢周书》亦谓汤改正朔，以建丑之月为正。则改正自商始也。董仲舒谓，舜承尧改正朔，此则谬妄。观尧老而舜摄也，书曰：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舜老而禹摄也，又曰：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则舜始终用尧之正朔也，明矣。至于禹承舜，亦以建寅为正，未闻其迭建子丑，三正并用也。则子丑之正，固非当时之制，有扈氏何为，而怠弃之乎。盖三正必有所指意，如三极三纲之类，非后世之所谓三正也。《泰誓》曰：惟十有三年春，大会于孟津。《武成》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魄，戊午，师逾孟津。蔡氏以为，孟春建寅之月，是矣。汉孔氏以一月为建子之月，而《泰誓》又系之以春，故遂以子月为春，是谓周人改时与月，可谓谬矣。班固作《前汉志》亦因其说，以武王伐纣为建子之月，而又引伶州鸠，言武王伐纣之日，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辰在斗柄，星在天鼋。近世汪氏谓，以唐历愬而上之，日月星宿，无一不合。是皆惑于子为岁首之义耳。要之武王伐纣，不在子月，又何必揆以子月之星象，而实其所无之事哉。曰：何以知武王伐纣之不在子月耶。曰：周未改时与月也。曰：何以明之。曰：于《周诗》《周礼》而见之也。周人作诗，其论阴阳，皆合乎四时之序。周公作礼，其陈法制禁令，皆顺乎四时之宜。此皆昭如日月，而不可掩者。后儒不信圣人之经，而信传记之说，亦独何哉。又如《金縢》曰：秋大熟，未穫，必酉戌之月，然后可谓大熟。如仲夏季，夏为秋，何以谓之大熟乎。穆王命君牙曰：若蹈虎尾，涉于春冰，必孟春，东风解冻。然后冰不可涉。如仲冬季，冬为春，则何冰之不可涉乎。是周之不改时与月者，观于书，为可见矣。
《诗·豳风》之诗，说者皆谓，豳乃夏之列国，故周公述先公豳俗之事，必以夏正为言。殊不知历数之纪，三代一辙，何必谓，周公以夏时述夏事也。借使豳风为然，则何故他。诗之言时月者，亦皆从夏正乎。且尧时，仲夏，日在鹑火，大火昏中。至周公时，岁差既多，则六月日在鹑火，大火昏中。七月，日在鹑首，而昏中大火。已西流至未矣。故周公据目前所见，而曰七月流火，使以夏时追述夏事，则又何不验以夏时之星象，而据当时之星象以言哉。至于下章云十月改岁，言时至冬岁，时事将改，亦犹《尧典》称冬为朔易之义。或曰：以正朔之始于子，终于亥者，为改岁，非谓改十一月为正月也。曰流火，曰改岁，是周公即当时之星象正朔，以告成王，使之易晓。岂以夏时而述夏事哉。东莱吕氏，不察其说，而谓三正通于民俗，尚矣。周特举而迭用之耳。朱子亦谓，周历夏商，其未有天下之时，固用夏商正朔。然其国僻远，无纯臣之义，又自有私记其时月者。故三正皆尝迭用，是谓周之先公，私有纪候之法。故云十月改岁。然既以十月为改岁，则又何以云二之日为卒岁乎。是其一篇之中，自相矛盾，而不可通矣。元张敷言因其说，又谓周之月数皆改，必其朝觐聘问，颁历授时，凡笔之史册者，则用时王正朔，其民俗岁时相与话言，则皆以寅月起数。史伯璿又因其说，谓诗咏歌之词所言，以寅月起数者，即所谓民俗岁时相与话言者也。是不知《周礼》朝觐之类，皆从夏正，而诗人之咏歌者，未必皆民俗之言。如出车之劳还，帅臣工之戒农官，是果民俗之言乎。且三代三正之建，各新一代之制。在上者，不可纷更迭用，而惑生民之耳目。在下者，不可徇时立法，而违时王之制度。子思子生于周末，犹谓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以见制度之归于一也。岂有三代盛时，而使民家异政，人异法者哉。或又谓一之日，二之日者，是以子月起数。殊不知一之日者，一阳之日。二之日者，二阳之日。三之日者，三阳之日。四之日者，四阳之日。是以六阳先后之序数日，而非数月也。变月言日者，以文之顺尔。是岂以子月起数，而私立纪候之法哉。然而诗之与夏正合者，不止于豳风而已。而出车之诗云，春日迟迟，卉木萋萋。则夏正之春也。如仲冬季冬为春，何以见草木之荣乎。四月之诗云，秋日凄凄，百卉具腓。则夏正之秋也。如仲夏季夏为秋，何以见草木之瘁乎。曰四月维夏，如子月起数，则当云二月维夏也。曰六月徂暑，如子月起数，则当云四月徂暑也。小明之诗云，二月初吉，载离寒暑，乃大夫西征之日也。其后作诗，则曰昔我往矣，日月方燠。如以十二月为二月，何以谓日月之燠乎。此周之不改时与月者，观于诗，为可见矣。
《周礼》：新安汪氏谓，《周礼》凡言，正月指子月，岁终指丑月，正岁指寅月，州长正月，属民读法，正岁读法如初。言初则正月，居先可知矣。若以寅月为正月，不当又有正岁也。陋哉，言乎如周，既以子月为正月，则明年之亥月，方为岁终也。何遽以次月之建丑者，为岁终哉。既以寅月为正岁，则子月方读法，而寅月又何遽读法如初哉。盖正月指寅月，言岁终指亥月，言正岁指新岁，言《周礼》每以正月岁终正岁为序。盖正月既举其事，岁终则会其成，而来岁复举之如初。故州长于正月，属民读法岁终，会其政令，正岁读法如初。言来岁之正月，又读法如今岁之正月。不曰正月，而曰今正岁。以上文正月为嫌，故别而言之。犹俗云新正之岁也。又冢宰以正月悬治象之法，于象魏而小宰岁终，则令群吏致事。正岁则帅治官之属，观治象是冢宰之悬治象者，言于今岁之正月，而小宰之帅属观者，言于来岁之正月。彼此互文以见，每年冢宰悬治象小宰帅属而观者，皆在正月也。况冢宰悬治象者，挟日敛之，则不过旬日，而即敛之矣。如汪氏之说，则子月冢宰悬治象，又何待至寅月，而后小宰帅属往观哉。不特是耳。如周改时与月，则凡《周礼》所载，如山虞之仲冬斩阳木者，乃在九月。仲夏斩阴木者，乃在三月，而失阴阳之义矣。冯相氏之冬夏致日者，非冬至夏至。春秋致月者，非春分秋分。而失日月之次矣。大司马之春蒐，夏苗，秋狝，冬狩者，取非其时，不亦暴殄天物乎。雍氏之春令为阱擭，沟渎，秋令塞阱，杜擭者，动非其宜，不亦反失民利乎。至于凌人十有二月，斩冰，与诗言二之日，伐冰者。如合符节。是皆周公所作，灿然昭白，不待辨而明者也。若以十二月为十月，则又何冰之可斩乎。是周之不改时与月者，观于礼，为可见矣。
《春秋》：《春秋》春王正月之书，程子谓，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时以立义。胡氏谓，建子非春也，以夏时冠周月。朱子亦谓，周人改月，而天时不可改。《春秋》月数，乃鲁史之旧文，而四时之序，则孔子之微意。是三子者，皆谓周人改月，而不改时。意如十一月为正月，而时则仍为仲冬。十二月为二月，而时则仍为季冬。正月为三月，而时则仍为孟春。然以今年之十一月为正月，而系之仲冬，继以明年之十月为十一月，而系之孟冬，以月论时，则时之孟仲失其伦，以时论月，则月之始终紊其序。岂圣人平秩四时之义哉。若然，则《周诗》所称寒暑之节，皆失其度。《周礼》所载法制之事，皆违其时矣。鲁用周正朔者也。周之《诗》《礼》，鲁之《春秋》，皆周正朔之所在，又皆孔子之删定笔削者。其制何得而异哉。可堂吴氏谓，周人不特改月，而又改时，以齐其年。《春秋》所书之春，即夏之仲冬。正月即夏之十一月。此则袭汉儒之谬，而不足辨者也。新安汪氏亦谓，鲁史名以《春秋》，则似元书曰春王正月，是周历已改子丑月为春。又谓周以子月为岁首，而《春秋》以寅月为正月，每年截子丑月事，移在前一年。若然，则《春秋》之所谓正月者，乃鲁史之三月，而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皆非当时之日月矣。圣人岂为之哉。盖周之正朔，以子月为首，而历数仍以寅月为首。商不改夏之历数，周不改商之历数，鲁不改周之历数，《春秋》不改鲁之历数。但鲁史纪年，必始于冬十一月，所以遵周正朔也。《春秋》纪年，则始于春王正月，所以垂法后世也。是《春秋》之于鲁史，未尝改其时月。但其编年所始之月为不同耳。曰鲁既奉周正朔，则鲁公即位，皆当以正朔行之。而在十一月，何乃书于正月乎。曰：按《周礼》朝觐会同，巡狩祭享，凡国之大事，皆从夏正初，不始于正朔之月。书载四月，成王崩，而旬日之后，康王即位。亦不用夫正朔之月。则鲁公即位，岂必以正朔行之乎。故《春秋》，公即位，书于正月者七，书于六月者一，各据其事以书也。曰：若从夏正，则灾异之纪，多所不合。如隐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电。庚辰，大雨雪。若以三月为建辰之月，则大雨震电，何足以为异乎。曰：不然。《左传》大雨霖以震。又云：雨三日以往为霖。盖建辰之月，雷电固所宜有，而雷雨交作，已皆三日。故经以震雷系于大雨之下，以见其非常过度，固可为异。而雨雪之大，尤可为异。故《春秋》书之，以记异也。安在其不为异乎。亦若后世，晋泰始六年六月，大雨，河洛并溢流四千馀家。安知《春秋》之书大雨者，亦必不类乎此也。曰：三月之大雨雪者，固为异矣。而桓八年冬十月，雨雪。僖十年冬，大雨雪者。何足以为异乎。僖二十九年秋，大雨雹者。固为异矣。而昭三年冬，大雨雹。四年正曰：大雨雹者，何足以为异乎。曰：桓八年冬十月，雨雪，此或有缺文。恐雨雪上当有大字。如僖十年冬，大雨雪也。盖雨雪虽当其期，而太多过度，则亦为异。故书曰大，犹防范所谓极备凶也。安得不为异乎。亦若后世汉元狩元年冬十二月，大雨雪，民多冻死。安知《春秋》之书大雨雪者，亦必不类乎此也。至于雹者，阴阳和则为霜雪，雨露不和则为雹。雹且大焉，则虽冬亦为异，况秋与春，安得不为异乎。亦若后世汉元封三年十二月，雹大如马头。安知《春秋》之书大雨雹者，亦必不类乎此也。曰：桓十四年春正月，无冰。成元年二月，无冰。又十二年正月，雨木冰。襄二十八年春，无冰。若以夏正言之，则何以皆书于春，而不书于冬乎。故汪氏谓苟以发冰，而知无冰。则当常以二月，而不在正月矣。若曰：或藏冰无冰，而书无。或发冰无冰，而书无。抑何纪事之错乱哉。曰：不然。周人以十二月凿冰，正月纳冰，二月发冰。今正月无冰，若以为十一月，则十一月无之，而十二月有焉。亦又何害。是十一月之无冰者，固不足书也。要之正月无冰者，言藏冰之月，无冰可藏，则冬之无冰者，可知矣。二月无冰者，仲春献羔，开冰，先荐寝庙。今当荐寝庙而无冰焉。则凡以后之祭，无冰者，可知矣。不言凌阴寝庙之无冰，而但曰无冰者，圣人讳之。此正《春秋》因事而书，以垂鉴戒之法也。何乃谓纪事之错乱哉。襄二十八年春，无冰者，亦犹正月、二月之无冰也。至于正月雨木冰，孔氏谓仲冬时，犹有雨，雨著树为冰，记寒甚之，过其节度。殊不知鲁地，仲冬极寒，有雪无雨，使雨而成冰，亦不为过。何足为异。必孟春之月，三阳开泰，而犹雨木冰，故书之，以记异。亦犹后世魏黄初六年正月，雨木冰，而郡贼起。安知《春秋》之书雨木冰者，亦必不类乎此也。若以正月为十一月，则正月无冰。既谓仲冬当冰而无冰矣。正月雨木冰者，又谓仲冬不当冰而冰，无乃若汪氏之所谓纪事错乱乎。曰：庄七年秋，大水，无麦苗。说者谓，五月麦熟苗秀，大水漂尽。若以为七月，则何有麦苗耶。曰：四月麦秋至，则已刈麦。至五月，则刈已尽。经言秋无麦苗，言七月大水，苗既为水所漂，固无可望，而麦之刈未久，又皆已尽。故曰无麦苗，亦犹二十八年冬，书曰大无麦禾也。曰：定元年十月，陨霜杀菽，何以书乎。曰：诸灾异皆可通，惟此为不可通，恐有缺文误字。如君氏郭氏之类，秦火之馀，汉隶之后，安保其传录之无误也。曰：陈定宇谓，春蒐，夏苗，秋狝，冬狩，四时田猎定名也。桓四年春，狩于郎。哀十四年春，西狩获麟。此所谓春，非冬而何。定十三年夏，大蒐于比蒲。昭十一年五月，大蒐于比蒲。此所谓夏，非春而何。曰：否。陈氏但引其所可通者，而不敢引其所不可通者。《春秋》书狩者四，书蒐者五。桓四年春，狩于郎。哀十四年春，西狩。既以为冬矣。则僖二十八年冬，天王狩于河阳。庄四年冬，狩于禚者，又当皆为秋也。是冬狩之果有定名乎。昭十一年五月，蒐于比蒲。定十三年夏，蒐于比蒲。既以为春矣。则昭八年秋，蒐于红。二十二年春，蒐于昌间。定十四年秋，蒐于比蒲者，又当为夏与冬也。是春蒐之果有定名乎。其不足为證也，明矣。曰：汪氏谓，《左传》僖五年正月，日南至。《礼记》正月，日至。陈定宇引晋卜偃，及汉《陈宠传》之说，张敷言引绛县老人之语，其言皆彰彰然也，岂不徵乎。曰：《易》、《诗》、《书》、《周礼》，皆可信矣。诸儒乃舍之，而反信左氏、汉儒之说。左氏、汉儒，不得圣人作经之义，未有不妄意增改，而附会穿凿者矣。果何足徵之有哉。是周之不改时与月者，观《春秋》，为可见矣。
《论语》、《孟子》：《论语》曾晰曰：暮春者，春服既成，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此其为建辰之月，和煦之时者，审矣。如以为建寅之月，则何以浴沂而风舞雩之下乎。《孟子》言：七、八月之间，旱。朱子以为夏五、六月。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又以为九月、十月。其意谓申酉之月，禾稻将熟，不须雨泽。而子丑之月，寒气已过，始成杠梁，则太迟也。愚窃以为，七、八月之间云者，是谓孟秋、仲秋交代之际也。禾稻之熟，南方早而北土迟。然而南方孟秋、仲秋之际，旱暵为灾。则雨泽亦不可缺，况北土乎。是七、八月之间者，不必指为五、六月之间也。至于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者，盖主溱洧言溱洧，皆在大河之内，其寒不如北土之甚。九月未可成徒杠，十月未可成舆梁。况当九月筑场，十月穫稻之候，不可妨农。必田功毕，然后为之。至十一月而徒杠已成，十二月而舆梁已成，非谓至是月而始为之也。曰：然则合是数说，则周历之纪，皆夏时矣。而夫子又何必告颜子，以行夏之时哉。曰：商周历数，虽与夏同，而正朔则与夏异。夫子告颜子者，不以历数言，以正朔言也。意谓为邦者，必改正朔，以易制度。商周之正朔历数，分而为二，揆之于理，固有未顺。惟夏之正朔历数，合而为一，以三统言之，则为人。以四时言之，则为春。以十二月言之，则为正月。揆之于理，则无不顺。故举之，以为万世为邦者法也。
《汲冢周书》：《汲冢书》云：夏数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汤，顺天革命，改正朔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异械，以垂三统，至于敬授民时，巡守祭享，犹自夏焉。又曰：维四年孟夏，王初祈祷于宗庙，乃尝麦于太祖。按晋狼瞫所引周志之言，见于此书，则此书乃春秋以前之人所作。其言虽不合于经，而其谓周人改正朔，不改月数，及孟夏尝麦，则与五经所载，周之时月，亦无不合也。
《史记》、《汉书》：或曰：《史记》秦汉以亥为正，其纪年必先书冬十月，而后书馀月。则寅月起数，秦汉未之改也。而西汉书注文颖，乃谓秦以十月为正月。颜师古亦谓汉纪年，先书冬十月，继书春正月者，此皆太初正历之后记事者追改之，非当时本称也。以十月为岁首，即谓十月为正月。今之正月，乃当时之四月耳。而近世吴渊颖，亦是其说。且谓蔡氏以嬴秦视三代，然则秦汉之正，果改月乎，果不改月乎。曰：《史记》言：秦并天下，始改年，朝贺皆自十月朔。曷尝以十月为正月哉。如以十月为正月，则十一月为二月，十二月为三月矣。而始皇二十九年登之罘，刻石，其词曰：时在仲春，阳和方起。与《诗》所谓二月初吉，日月方燠同意。夫十一月，寒冱之极，微阳初生，和气未动。吕氏《月令》所谓阴阳争者也。果可以为阳和之起乎。必孟春东风解冻，仲春十月方燠，然后可云。是秦之二月，不为十一月，明矣。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腊月。嘉平是秦之三月，不为十二月，明矣。汉仍秦正，未之有改。至武帝太初，始改从夏正。若以为汉人作汉纪，而追改之。则何故亦兼秦纪而改之乎。是秦汉之不改月者，审矣。文颖、师古之言，皆谬妄者也。吴渊颖反取其说，而诋蔡氏，以嬴秦视三代，误矣。
《群书备考》《正朔》
自黄帝受河图，作甲子，岁纪甲寅，日纪甲子，而正朔之建，有自来矣。唐虞夏后，皆建寅，而商则建丑，周则建子，秦则建亥。自汉迄今，始用孔子之言，皆以夏时为首，得人生于寅之义矣。然三正之建，群议颇有异同。汉孔安国、郑康成则以为，周人改时与月。程伊川、胡安国则谓，周人改月而不改时。九峰蔡氏以为，不改时，亦不改月。元儒吴仲迁、陈定宇、张敷言、史伯璩、吴渊颖、汪克宽辈，则远宗汉儒，而排蔡氏之说，谓以言《书》，则可从。以言《春秋》，则不可从。然则将安所折衷乎。曰汉儒之言是也。昔孔子作《春秋》，系日系时，必曰春王正月。左氏去其时，犹未远也。故断以十一月为正月，而诸儒所以疑之者，正以《周官》仲春，逆暑，仲秋，迎寒，季春出火，季秋纳火，仲夏斩阴木，仲冬斩阳木之文，有所不合耳。殊不知，《周礼》其出最晚，正不必援之为据。而且可因是见《周礼》为后人附会之书。以经文考之，僖之五年正月，日南至。以十一月为正月，则冬至乃其时也。昭之二十二年二月，日南至。若谓周人不改月，则冬至乃在春二月乎。孟献子谓，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上帝。此又可验礼经者也。《豳风》谓，七月流火，十月改岁，此又可考于诗人者也。若乃易之临，曰至于八月，有凶。程子以为建未之月者，正得其旨，而何疑其为谬。《孟子》所谓七八月之间，旱。朱子以为周七八月，夏五六月者，正合其时，而何疑其为非，不信孔子之笔，而信附会之书。不信程朱大儒之言，而信纷纷之论。亦惑矣。且以历法推之，昭七年四月，日食于豕韦之末，降娄之初。若周果不改月，自应食在二月矣。昭三十一年二月辛亥朔，日食在鹑尾。今以历推，若不改月，自应在十月食矣。天道岂有谬，而圣经岂有误耶。此则灼有明验，而又不容以口舌争者。后曹睿之改元，景初以魏革汉正，遂以三月为孟夏四月，虽行之，不四年，而复然建丑之说。行于后世者，未闻其不改月也。武照之改元天授，以周革唐命，遂用十一月为正月。虽行之不九载，而复然建子之说。行于后世者，亦未闻有不改月也。今乃谓周人建子，特以此月为正朔之月，而非以为正月，则何取于改岁之义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