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在创造之序中原本互相平等，破坏这种平等的只能是后天的环境。富裕与贫穷之分可能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而且，我们在此处谈及贫富所破坏的平等时甚至不用提到诸如“压迫”和“贪婪”之类的刺耳字眼。压迫通常是富裕之后的产物，而甚少或从不会是致富之道；贪婪能让人摆脱贫困潦倒之境，但这类人往往因患得患失而发不了大财。

然而，人与人之间还存在着一种概无任何自然或宗教缘由可循的区分，这种区分泾渭分明：　君主与臣民。男女之分源于自然，善恶之分归于天堂；但为何有一类人能生而凌驾于他人之上，如新物种般地位显赫，这个问题值得探究。同样需要探究的是，君主于人类而言究竟是幸福之源还是苦难之本。

在《圣经》关于世界之初的记载中并不存在君主，于是，战争亦不存在；让人类陷入混沌的正是君主之傲慢。在过去的百年里，不设君主的荷兰比任何欧洲君主制国家都更为和平。人类之初的状态也佐证了这一点：　我们的祖先均过着安静自足的田园生活；这种闲适随着犹太王权的诞生而消失殆尽。

异教徒最先发明了王权政府，犹太人的子孙仿建了这一体制。这是撒旦为鼓动偶像崇拜而插手推广的发明中最具成效的一件。异教徒向逝去的先王封神致敬，基督徒则在此基础上将同等的荣耀赋予了在世的君主。将神圣之威名冠予如此微不足道之人，其如蠕虫一般，最辉煌鼎盛时期亦不过是在尘埃中翻腾，这真是大不敬啊！

自然之平等无法解释为何一个人可以如此凌驾于他人之上，《圣经》之明文亦无法给予辩护。基甸与先知撒母耳均传达过上帝明确反对王权政府之意。君主政府巧妙地抹去了《圣经》中所有关于反对君主制的内容，但对于正酝酿成立政府的国家而言，这些内容无疑值得关注。君主援引着《圣经》中上帝的回答：“属于恺撒的，当归恺撒，”但这其实并不是上帝对君主政府的赞同，当时的犹太人根本没有国王，他们处于罗马人的统治之下。

自摩西描述创世记起至犹太全民因受蛊惑而要求设立国王，其间相隔约三千年。除了上帝在几次特殊情况下介入了犹太人的管治之外，犹太人在设立君主之前的政府是一种由士师和部落长老管治的共和制。他们非但没有国王，而且，除上帝外，奉任何人为王均会被他们视为罪过。如若认真反思身居王位之人所享有的全民崇拜，人们便可确信上帝不会赞同这种政府形式：　国王的高高在上让上帝都心生嫉妒，王权政府是如此大不敬地侵犯了本专属于上帝的荣耀。

《圣经》将君主制列入犹太人之罪，犹太人会因此而受到惩罚。这当中的来龙去脉值得梳理。

犹太人的子孙饱受米甸人的压迫，于是基甸带领若干战士与米甸人开战。基甸和他的战士在神的帮助下获得了胜利。欢欣鼓舞的犹太人将战争的胜利归功于基甸领导有方，于是提议拥他为王。犹太人说：“我们愿臣服于您、您的儿子和您儿子的儿子。”这真是世上最大的诱惑，基甸不仅可以统治一国，更可将王位世代传承。然而，虔奉上帝的基甸是这样回答的：“我不会统治你们，我的子孙也不会统治你们。统治你们的只有上帝。”基甸的回答毫无模棱之处。他并非只是拒绝接受这一荣耀，而是彻底否认了犹太人有权拥立任何人为王；他亦没有言不由衷地感激犹太人，而是主动以先知之态谴责犹太人背离了其理应臣服者：　上帝。

过了约一百三十年之后，犹太人重蹈覆辙。他们非常莫名地羡慕着异教徒的偶像崇拜风俗；以至于有一天，他们在抓住撒母耳两个负责俗务的儿子的把柄后，吵吵嚷嚷地径直找到了撒母耳。他们对撒母耳说：“您看您年纪那么大了，您儿子行事又不及您，您给我们立个国王吧，让我们像列国人民一样臣服于国王。”我们不得不说，他们动机不正。他们希望与其他国家的人民，即异教徒，别无二致；而实际上，他们真正的荣耀却是极尽可能与异教徒迥然有异。撒母耳对犹太人要求臣服于国王非常生气，他向上帝祷告，上帝告诉他：“听清这些人话语中的心声吧，他们不是在抗拒你，而是已然抛弃了我，他们认为我不应是他们的主。从我引领他们出埃及的那一日起，直至今日，他们的所作所为都表明已将我抛诸脑后，另奉他神；于你亦然。所以，听清他们的心声并庄重地做出反驳，让他们知晓国王会以何种方式管治他们。”此处并非特指某位国王，而是泛指世上所有君主之行事，而犹太人正渴求着这种君主的拥立。尽管斗转星移、地北天南，众君主的行事亦不尽相同，其本质却始终未变。撒母耳将上帝所言转告了要求其立王的民众，并告诉他们，统治你们的国王会这样行事：　他会让你们的儿子为他赶车驭马、奔走在车前（这与如今役使他人之行径无异），他会派他们做千夫长、五十夫长，为他耕作收割、制兵器备车马；他会让你们的女儿制糕饼烹佳肴（这既描述了君主的压迫又揭示了其奢侈挥霍）；他会将你们最丰产的田地和橄榄园占为己有并赐给他的仆役；他会要求你们奉上十分之一的粮食和葡萄，用以打赏官员与臣仆（由此可见，贿赂、腐败与偏宠乃君主惯有之恶）；他会让你们把男仆女佣、劳力牲口各取十分之一献予他差遣；你们的羊群他也要分去十分之一；而你们也都会成为他的仆役。终有一天，你们会因你们自己拥立的君主而哀求上帝，到时，上帝不会倾听你们的苦楚。这正解释了君主制一直持续着的原因。自君主制诞生以来，确实曾有过几位贤明之君；但区区这几个人的品行既未能神化君主之衔又未能抹去原始之罪。大卫王所获之赞誉是因其乃虔奉上帝之人，而非因其任一国之君。但是，民众对撒母耳所言置若罔闻；他们表示，反正，我们就是希望有位君主统治我们，如列国一般无异，让国王管治我们、统领我们、与我们共战。撒母耳不断规劝民众，但毫无成效；他让人们看清他们对上帝的忘恩负义，但也是徒劳无益。眼看着民众固执地坚持着愚蠢的想法，撒母耳大声呼喊：“我将呼唤上帝，他必打雷下雨（当时正值麦收时节，打雷下雨实为惩罚），到时你们就会意识到，上帝将你们求立君主视为大罪。”然后撒母耳呼唤上帝，上帝便在那日打雷降雨；于是，所有人都深深地惧怕上帝和撒母耳。他们恳求撒母耳：“请您为我们这些仆人向上帝祷告，以免我们一死；我们请求立王真乃罪上加罪之举。”《圣经》中的这些内容表述得直接明确，不容任何模棱之解。除非《圣经》记载有误，否则上帝对君主制的反对是明确无误的。人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教皇统治的国家，君主与教士都会耍尽手腕不让民众知晓《圣经》中的这部分内容，所有的君主制其实均属政治上的教皇制。

我们在君主制之恶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层世袭制之罪。如果说君主制是我们自身之贬损，携着权力之名的世袭制则是强加于我们子孙的侮辱。所有人本应生而平等，概无任何人有权让自己的家族生来便永远凌驾于他人之上；其自己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值得同时代人尊崇，但其子孙未必有资格传承这份尊崇。王权世袭制之愚蠢甚至无需人类去证明，造化便已否决了这种制度；否则它怎会频频让王者之子丧失王者之质——在理应赐予人类一头猛狮的时候却只给了一头蠢驴，这真是对世袭制的讽刺。

其次，任何人的公众头衔均是他人授予的；因此，这些头衔的授予者无权剥夺其子孙后代的这种权利。尽管人们可以说，“我们将您选为我们的首领，”但是，人们无法以一种对其子孙毫无不公的姿态说，“您的子孙可以世世代代地统治我们的子孙。”因为这种不明智、不公平且有违常理的约定（可能）会让子孙在王权交替后沦入恶棍或蠢材的统治。大部分智者都会在私下鄙薄世袭权。有些邪恶的制度一旦建立便难以废除，世袭制正是其中之一。许多人因惧怕而屈从，亦有人因迷信而服从，而更强势的人则与君主共同搜刮民脂民膏。

以上种种均首先认定现世的君主有着光彩的出身；然而，若是掀开历史的面纱追溯其祖上的发迹史，我们很可能会发现，他们不过是无赖团伙中的恶棍首领而已。这些人凭借残暴手段和精明心机赢得了团伙首领之位，随后通过不断积聚的权力和不断扩张的掠夺威逼不反抗且无力反抗的人们频频进贡以换取安全。不过，选他做首领的人们应该不会想着要给予他的子孙世袭的权利，因为这种将自己永远排除在权势范围之外的做法与他们宣称的自由无拘束的人生原则相悖。因此，早期君主制中存在的世袭现象并非出于要求，而是偶然为之或出于对首领的恭维。鉴于当时流传于世的记录少之又少，历史传说中又充斥着杜撰的故事，于是在历经了几代人之后，君主便可很容易地捏造些穆罕默德式的迷信故事向百姓灌输世袭权的思想。早期的世袭制也可能归因于原首领辞世后至新首领拥立前存在或也许存在的混乱，毕竟恶棍群体的选举不会太有序，很多人最初因考虑到这种混乱的可能性而赞成世袭的提议；于是，世袭制就此诞生并从此延续。起初的权宜之计逐渐演变成君主声称其拥有的权利。

自英格兰被诺曼底人征服以来，英国的国王中确实有过个别贤明之君，但绝大部分属昏庸无德之辈。任何稍有理智的人都不会认为威廉一世的世袭子孙有多光彩。一个法国无赖带着一帮武装匪徒在英格兰登陆，他未征得民众同意便自立为王；用通俗的话讲，这就是一段卑鄙的流氓发迹史，与神威毫无关联。不过，对于世袭权之愚蠢，我们无需多言；若还有无法明辨是非的人迷信这种权利，那就欢迎他们不加区别地去膜拜猛狮和蠢驴。我既无法效仿他们的谦卑，亦不会妨碍他们的忠贞。

不过，我倒是很乐意问问这些人：　你们认为第一位国王是如何产生的？答案不外乎三种：　随机抽中、选举拥立及谋权夺位。如果第一位国王是随机选中的，则其为后世树了先例，这便将世袭排除在外。扫罗王便是由抽签选出的，而继承王位的大卫王并非其子嗣，这段历史中看不出丝毫世袭的意图。如果第一位国王是民众选举拥立的，则其同样成为后世之佐例；也许有人会说，选举拥立第一位国王的选民不仅选出了自己这一代的国王，而且选出了可世代处于统治地位的王室家族，因而这些选民的子孙便没有权利另行选举；这种说法在《圣经》和其他历史文献中均找不到相呼应的记载，不过我们倒是能在原罪中找到对应——亚当偷食了禁果，于是所有人的自由意志都随之消失。这一绝无仅有的对应无法给世袭制带来任何光彩。亚当一人之错让所有人生而有罪、让全人类落入撒旦之手、让清白纯真消失殆尽；拥立第一位国王的选民让所有子孙服从其选择、让世代子嗣臣服于王权、让民权民威不复存在。亚当和选民都让我们无法重拾昔日之姿态地位与基本权利，因而，原罪与世袭之雷同无可辩驳。多么不光彩的相提并论！多么让人憎恶的同源同种！最高明的辩论家都无法给出比这更恰当的类比。

至于谋权夺位，没人会勇敢地为其辩护。威廉一世就是个篡权者，这是不争的事实；英国君主制的历史不容细究，这也是显而易见的真相。

不过，相比世袭制的荒诞性，其危害性对人类影响更大。如果所有的君主都是贤明之人，则其确实应得神权之印；但若王权之门向愚蠢、邪恶及不当之人洞开，则压迫便深扎世袭之本质。生而自视高高在上、他人均需服从于己的人很快就会变得傲慢无礼；与他人尊卑有别令其自小妄自尊大；而王室所处的圈子与普罗大众生活的世界有着本质的区别，因而他们甚少有机会知晓民众真正的利益所在。当这些王室子嗣继承王权时，他们通常是整个国家中最无知且最不适宜掌权的人。

世袭制的另一个危害是，王权可能由任何年龄段的未成年人继承；在此情况下，以国王名义施政的掌权者很有可能不负责任，亦面临各种诱惑使其背离责任。当君主垂垂老矣、体衰力竭之时，民众也会遭遇这样的不幸。在这两种情况下，民众只能陷于无赖的恶行之中，因为这些无赖完全能将年幼或年迈的君主控于股掌之间。

赞成世袭制的人所陈述的理由中有一个看似最讲得通：　世袭制能避免国家陷入内战。如果这一理由属实，则的确极具分量。然而，这其实是人世间最无耻的谎言。整个英国历史就是这个谎言的揭穿史。自诺曼底人征服英格兰以来，这个深陷混沌的国度已经历了三十位国王与两位幼主的更替，而在此期间至少爆发过八次内战（包括资产阶级革命）和十九次起义。因此，世袭制非但没能带来和平，反而摧毁了和平之根基。

约克家族与兰开斯特家族对王位与继承权的争夺让英国陷入了很多年的腥风血雨。亨利和爱德华之间的激战多达十二次，小规模的战斗和围攻数不胜数。亨利两次沦为爱德华的阶下囚，而爱德华也曾被亨利俘虏。当仅凭个人间的恩怨便可导致争斗时，战争演变和民心所向都无法捉摸：　亨利因一次胜利便从阶下囚跃上王位，而爱德华则被逼逃亡国外。然而，正如情绪的瞬变不会持续太久一样，下一次就轮到亨利被赶下王位，而爱德华则被迎接回宫。议会总是站在强势的那一边。

这场争斗从亨利六世在位时开始，直到这两个家族在亨利七世时联姻才完全结束，期间整整跨越了六十七年，即自一四二二年至一四八九年。

简言之，君主制和世袭制并不是仅让个别国度陷入战争，而是让整个世界充斥着血腥和硝烟。这是上帝明言反对的政府形式，是无法摆脱血腥的制度。

探究一下国王的日常事务便会发现，有些国家的国王无所事事：　他们在碌碌无为和了无生趣中打发一生之后就退出了历史舞台，让他们的子嗣重复同样无趣的生活。在君主专制的国度中，国王需负责整个国家的经济、民事和战争事务。犹太人的子孙在请求立王时曾这样强调：“让国王管治我们、统领我们、与我们共战。”而在诸如英国之类的国家，君主既非评判者亦非领军者，民众会很疑惑：　君主到底处理哪些事务。

一个政府的体制越共和，需要君主处理的事务便越少。给英国政府起个恰如其分的名字有些困难。威廉·梅雷迪思爵士曾将之称为共和政府；但如今看来名不副实：　王室有权掌控一切，其腐朽的影响已然吞噬了下议院的权力并抹去了下议院的效力（即英国政体中的共和因素）；英国政体与法国或西班牙的君主制并无太大差异。人们为名字争论不休，而实际并不理解这些名字的含义。英国人引以为荣的是其政体中共和的部分，而非君主的部分；而此处的共和，即指从民众中选出下议院议员——显而易见的是：　当共和效力衰落，奴役便接踵而至。英国政体出现问题的原因，难道不正是因为君主毒害了共和、国王掌控了下议院吗？

英国国王所做的无非就是挑起战端并封官加爵而已；简单来讲，就是将国家推入穷困与战乱。这样的人享有着八十万英镑的年饷，还被民众拥戴着，实在是一个划算的行当！相比历史上所有昏君，一个诚实的人对社会更为有益，在上帝眼中亦更为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