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大多数亚洲国家来说，西方的到来绝不是纯粹的福音。期望得益于商贸活动的增加，他们却成了外来帝国主义的牺牲品；相信基督教传教士旨在行善，他们却在军事侵略的使者面前弯下了腰。对于他们，大地不再平静祥和，使他们能安居乐业。若是一些欧洲国家愧疚的良心能招来黄祸的幽灵，难道亚洲痛苦的灵魂就不能为白种人带来的灾难哀号吗？
西方人一般或许会认为，怀着纯净的胜利喜悦来看待当今世界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在这个世界里，各种机构和团体把社会变成一部巨大的机器，以满足自己的需求。是机械发明的迅速发展造就了目前这个不停运转与投机的时代。伴随着礼仪和语言普遍西化的趋势，这种发展生出不同的表现形式，如商业化和工业化。这个导致声望和财富急剧增加的运动起源于对值得赞赏的男子气概、同志关系和相互信任的深刻领悟。这种躁动不安不断转移自己的注意力，从蒸汽机转向旅馆酒店，从火车站转向温泉度假地，使大都会文明的出现成为可能。19世纪见证了科技、卫生和外科手术的惊人普及，给人类带来了福音。知识及金融行业实现了组织化，打造出能够采取集体行动的大型社区，个体意识也得到了发展。
对于西方世界的居民来说，这些或许都使他们感到满意。他们似乎无法想象别人竟然会有其他想法。然而，在中国温和的讽刺者眼里，机器看起来只是个玩具，不是完美的目标。古老而可敬的东方仍然把手段和目的加以区分。西方支持进步，但朝哪个方向进步？亚洲询问说，实现了物质效益之后，将达到什么目的？当博爱的激情在普遍合作的过程中达到顶点之后，将为什么宗旨效力？如果仅仅是为了自我利益，我们在哪里才能找到人们所吹嘘的进步？西方繁荣的景象不幸有其阴暗面。仅仅靠规模不能成就真正的伟大，奢侈的享受也并非总会产生优雅。参与制造所谓现代文明的伟大机器的人们成了机械习惯的奴隶，并被他们所创造的怪物无情地操纵。尽管西方鼓吹自由，真正的个性在争夺财富的过程中被摧毁，快乐与满足被无止境地渴望占有更多而牺牲。西方为自己从中世纪的迷信下解放出来感到自豪，然而取而代之的对财富的盲目崇拜又是什么？现代社会光鲜的外表下隐藏着什么样的痛苦与不满？社会主义的呼声是对西方经济学带来的剧痛，对资本与劳动力的悲剧发出的哀鸣。
但是，怀着其广阔土地上的无数受害者都无法满足的欲望，西方也谋求掠夺东方。欧洲在亚洲的推进不仅意味着他们把自己的社会理想强加于亚洲，还颠覆了亚洲所有现存的法律与权威。而那些社会理想，东方人认为即使不是未开化的，也是原始的。带来西方文明的船只也带来了征服、保护制度、治外法权、势力范围以及堕落等诸如此类的东西，直至东方这个字眼变成腐朽的同义词，“土著”变成奴隶的诨名。
在日本，那些在五十年前带着中国义和团式的强烈义愤高呼“西方蛮夷滚出去”的激昂爱国者今天完全绝迹了。自从那时以来，我们的政治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在与外国接触的过程中所取得的物质便利彻底改变了大和民族对西方的情绪，我们简直无法想象到底是什么激发了我们祖父辈们的敌意。相反，我们热切希望认同西方文明，而不是亚洲文明，以致我们的大陆邻国认为我们是叛徒，不，甚至是白种人灾难的化身。但是在几代人之前，我们的心态就像今天中国思想保守的爱国者们的心态，在西方的推进中只看到我们可能会彻底毁灭。对于被践踏在脚下的东方来说，欧洲的荣耀仅仅是亚洲的耻辱。
倘若我们将自己置身于中国爱国者目前的处境，我们就能理解当前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在我们祖父辈眼中是什么样子。他们的担心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因为对于东方人受了伤害的想象力来说，历史将会陈述降临在亚洲大地上的白种人灾难是如何逐渐扩展的。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标志着一个时期的开始，那就是在摆脱了锁链之后，西方企业喜好漫游的精神初次开始攫取地球上任何有利可图的角落。马可·波罗从中国朝廷返回时，捎去了最遥远的东方拥有不计其数的珍宝的消息。美洲只是西班牙在企图寻找人们垂涎三尺的印度财富时偶然发现的。我们还记得葡萄牙人的残酷统治和荷兰人背信弃义的日子，当时牛皮能换来一个殖民地，授予工厂特许权能建立起一个帝国。
17世纪初，法国人、荷兰人、丹麦人和英国人创建的东印度公司纷纷兴起。然而，出于种种原因，他们的政治野心未能得到满足。这些原因包括他们之间的相互倾轧，德里的穆斯林政权固若金汤，以及他们对庞大的土耳其帝国的畏惧。那个帝国依然勇敢地承受着西方挺进的主要压力，并时常勇猛地反攻到维也纳城下。然而，在西方持之以恒的联合打击下，新月的光芒迅速暗淡了，不久签订了灾难性的库楚克开纳吉和约[33]，开始了俄国对土耳其宫廷事务的强行干预。1803年，印度莫卧儿帝国的最后一任皇帝成了英国养老金的领取者。1839年，阿卜杜勒—迈吉德在欧洲列强的“保护”下登上奥斯曼帝国的王位。
18世纪后半叶，随着信贷与资本的增加，欧洲工业化的创造力开始启动。煤炭取代了木材在冶炼中的地位，飞梭、珍妮纺纱机、走锭精纺机、机动织机和蒸汽机层出不穷地涌现。商业化使西方自己的生活要依赖为其产品寻找市场。她现在的角色是销售，而东方的角色则是购买。战争是她的工厂宣布的，西方较有人情味的政治家的抗议被淹没在工厂机器的轰鸣中。以个体经济为主的东方贸易有什么机会来抵御有组织的商业大国势不可挡的炮台呢？廉价又极具竞争力，就像机关枪一样，他们在这些东西的掩护下前进，把手工艺品一扫而光。建立在土地和劳动力基础上的东方经济生活，通过霸道的外交行动被剥夺了保护性关税，向机器和资本的大军俯首称臣。
看看印度已经变成了什么？它今天是个连阿育王和超日王的名字都遗忘了的国家，是个胸前挂满了耻辱的邦主国。它的国民议会都不敢表示抗议。缅甸只是在昨天存在过：在锡袍王[34]的红宝石上，曼德勒[35]无辜的鲜血在哭泣。科依诺尔钻石[36]犹如印度戈尔康达[37]的一滴泪珠。还需要提及在波斯和暹罗上演的令人伤心的喜剧，要人们去注意法国在北部湾建立的“保护区”吗？保护区！防备谁？
1842年，一个基督教国家在大炮的威逼下迫使中国接受了鸦片，并通过勒索攫取了香港。1860年，英法联军以一个微不足道的借口侵入北京，劫掠了圆明园。圆明园的珍宝现在是欧洲各个博物馆的骄傲。而俄国人一直沿着阿穆尔河（位于黑龙江）和伊犁边境不断对天国的世袭领土进行侵蚀。甲午战争爆发后，三国联盟仁慈的干预只是一场闹剧，因为俄国从中获得了旅顺港，德国得到了胶州湾，法国对云南的控制也更加严密。确实，亵渎其神圣的庙宇驱使义和团喷发出怒焰，但是面对各大列强的联军，他们的旧式武器能有什么用？他们的愚昧行动只给中国带来排山倒海般的屈辱和数额极高的赔款。尽管多次承诺要撤军，俄国竭力在满洲永久驻扎下去，摧残那里的居民，让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挚爱的祖先的墓地变成火车站。与此同时，神圣的祭天的殿堂成了哥萨克骑兵的马厩。如果说亚洲落后于时代，欧洲难道就公正吗？如果说中国试图昂起头来，蠕虫在痛苦地挣扎，难道欧洲没有立即大叫“黄祸”要来了吗？确确实实，西方的荣光就是亚洲的耻辱。
对于日本来说，1853年全副武装的美利坚合众国的使团似乎就是白种人灾难的可怕象征。当时，白种人灾难的降临对其他东方国家已经被证明是毁灭性的。11年前在中国发生的鸦片战争已经暴露出西方侵略的无耻本质。把欧洲对亚洲的侵蚀通报给我们的荷兰人毫不犹豫地把其他西方国家的所作所为描绘得一团漆黑，以提高其友谊的价值。事实上，不幸的是，我们已经从来自北方的俄国的推进中体验到外国的贪婪。
这是个不寻常的巧合：我们在战场上遇到的第一个欧洲强国，让我们希望它会是最后一个，其行为也首次告诫我们，外国可能会带来更多的麻烦。从西伯利亚和堪察加长驱直下的俄国很久以前就把手伸向萨哈林岛（库页岛）[38]和千岛群岛。18世纪末，俄国人在虾夷（北海道）烧杀抢掠。为此，1806年，德川幕府不得不在函馆设立军事总督来防范他们的进一步劫掠。北方进犯的恐怖故事充斥了我们的耳鼓，令人不安，许多大名主动提出要驱逐侵略者。1830年，德川家族一个有势力的亲王——水户藩主德川齐昭[39]提出要到虾夷落户，带着他所有的侍从及其领地的全体居民。他把领地上所有庙宇的铜钟都熔化了，铸成若干门庞大的火炮，并令其麾下的武士进行演练，准备应对紧急情况。然而，他的热情被德川政府误解了，他不得不让位给儿子，自己过起了退休生活。恐俄人士遭到监禁，被控散布危言耸听的谣言。许多人在囚禁期间死去。有意思的是，他们的一些回忆录预言俄国将会在亚洲进行扩张，而这些预言竟然不幸地应验了。
美国战舰在江户湾的出现对我们造成了强烈的震撼。在那之前，外国攻击的警报对日本大部分地区来说算不了什么，因为长期以来警报只是对函馆或长崎地区发出的。然而现在，在行军一天就可以抵达江户市（东京）的地方出现了黑压压的强大的舰队，这个舰队的司令官拒绝离去，除非签署一项条约。我们的祖父辈脑中闪过鞑靼舰队的影子。武士们要在自己国家的海域受到恫吓吗？这片神圣的土地不是一直准备击退外来入侵吗？其他国家有什么权力把我们不想要的贸易、我们没有寻求的友谊强加给我们呢？拿起武器！嚯！嚯！蛮夷滚出去！警钟声响彻了全国各地。大汗淋漓的骑兵冲进每一座城堡的大门，传递这个重要的消息。长矛从支架上扯下，老旧的盔甲从布满灰尘的盒子里急切地被拖出。无论白昼还是夜晚，都能听到敲击铁砧制作军事器械的铮铮之声。水户的老亲王在他隐居的茅庐受到召唤，要求他指挥战斗，他的大炮被架设在主要的防御地点。佛教徒们不停地捻着念珠，祈求战神伸出援手；神道教的祠官举行了斋戒，呼唤大海和风暴助我们歼灭入侵之敌。
历史精神一直在我们的民族意识中默默地燃烧，只是在等候这一时刻迸发出精诚团结的烈焰。在面临共同危险的时刻，习惯和形式都被撇在了一边。二百年来头一次，大名被德川幕府邀去商议国家大事。七个世纪来，幕府将军头一次派遣特使去觐见天皇，磋商帝国的政策。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头一次人们无论地位高低，都受邀就采取什么措施来保卫老祖宗的土地提出倡议。我们变成了一个人。在冉冉升起的朝阳的照耀下，亚洲的夜幕消散了，一去不复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