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我是什么人？现在我是什么人？我全说不清。
司汤达：《亨利·勃吕拉的一生》
说谎的兴趣和说真话的快乐
我最好是戴上假面具，并更名改姓。
书 简
说谎蒙蔽世人，很少有人比司汤达说得更多；说真话，同样很少有人比司汤达说得更好，更彻底。
他的假面具把戏和欺骗人的行径，简直是数不胜数。你刚刚翻开他的一本书，一件骗人的事实便从封面和前言跃入你的眼帘，因为作者从来都不直截了当地承认亨利·贝尔是他的真名。他时而给自己加上一个贵族头衔，时而化装成“恺撒·邦贝”或者给他姓名开头字母h.b.添加一个神秘莫测的a.a.。连恶魔也猜不到他原本是一个极其卑微的“法院助理办案员”；只有使用假名字，谎报事实，他才感到自己是安全的。有一次，他装扮成奥地利的退休者，还有一次装扮成古代骑兵队的军官。他最喜欢的是冠以连他的同胞也不理解的名字司汤达（这是根据普鲁士一个小镇的名字取的，那里因他突发奇想而变成不朽的城市）。如果他写出日期，你要坚信，那不是真的。如果他在《巴马修道院》的前言里说这本书写于一八三〇年离巴黎一千二百里的地方，这种可笑之举也掩盖不住真实的情况：实际上，这部长篇小说他是一八三九年在巴黎写成的。在许多事实中种种矛盾也是混乱不堪，纠缠不清。在一部自传里他夸夸其谈地说，他曾在瓦格兰、阿斯佩伦和埃劳打过仗；这里没有一个字是真的，因为他的日记无可争辩地证明：在这些战役期间，他正舒舒服服坐守在巴黎。有几次他讲到他跟拿破仑的一次重要长谈，但真是罪恶啊，就在下一卷里你就会读到他的极其令人信服的自白：“拿破仑才不跟我这样的傻瓜谈话呢。”因此，对司汤达的每一个论断你都必须小心考证，最可疑的是他的信件，据说他是为了逃避警察的追踪，才标注假的日期，用不同的假名字落款。本来他是在罗马信步闲荡，他却注明发信地点是奥尔维埃托，他自称信是在贝桑松写的，实际上那天他是在格勒诺布尔，有时是年份的标注，大多是月份的标注起着误导的作用，署名几乎是有规律地变化着。但这不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他干这种蠢事仅仅是为了逃避奥地利警察局的牢房，他这样做也是出于他对使人上当以及伪装和隐蔽自己有一种天生的兴趣。司汤达让神秘的东西和虚假的名字旋转，就像使一柄闪光的花剑围着他人飞舞，目的无非是不让任何一个好奇的人靠近他，因此他从不隐瞒他对存心欺骗和施展诡计的酷爱。当一个朋友在信里愤怒地责怪他可耻地说谎时，他竟心安理得地在责备他的句子旁边写上“一点不假”——“正确！不错！”他笑容可掬地怀着嘲弄的满意心情在他的供职证件上填写假的履历，时而忠于波旁王朝，时而忠于拿破仑。像在沼泽里飘浮着的鱼卵一样，在他所有的文章里，包括已复印的文章和私人的文件里，都充满着种种矛盾。他的最后一次故弄玄虚——简直可说是一切谎言的最高纪录！——是根据他遗嘱里特别强调的愿望，被雕刻在蒙马特公墓的碑石上的文字。在那里至今仍可读到这样骗人的碑文：阿里果·贝尔，米兰人，受过典型法国式洗礼、（令他恼火地）出生在外省寒酸小城格勒诺布尔的亨利·贝尔的长期住所。就是面对死，他也要着假面具出现：他为死披上了浪漫的外衣。
但是，尽管如此，这位经常披着伪装的艺术大师像这样对世人敞开心扉、吐露真言，还是为数甚少。必要时，司汤达会像他喜欢说谎那样讲真话。他的坦率开始是令人吃惊的，甚至常常是令人恐惧的，随后才是动人心魄的，他初次就以这样的坦荡胸怀勇敢地说出最隐秘的经历和对自己的观察，别人却在意识到这种情况之前赶快掩饰这一切，或像变戏法似的把它们变走。司汤达说真话和说谎话一样勇敢乃至胆大包天。他毫不踌躇地越过社会道德的一切障碍。他通过一切国界和国内检查的所有关卡进行走私；他生活上胆小怕事，面对女人羞怯退缩；但只要一拿起笔，他立刻就变得无比勇敢；于是便没有任何“障碍”阻挡他了。相反，无论在哪里，只要在自己的心里发现有这样的阻力，他就抓住它们不放，把它们从内心掏出来，以便用最严格的客观态度解剖它们。恰恰生活中的最大障碍，他在心理上控制得最好。一八二〇年前后，他就直觉地以真正的天才的幸福感撬开了那心灵机械上的一些精制的扣锁，一百年以后心理分析学才以其复杂而精巧的仪器，拆开和改造这种心灵机械。——他那天生的、在体育锻炼中获得的心理学家的胆量，使缓慢发展的科学的一个原理提前出现了一个世纪。因此，当时司汤达除了自己的观察没有任何别的实验室：他惟一的工具一直是一种无比强烈的、极端精明的好奇心。他观察他所感到的一切，凡是他所感到的东西他都坦率而大胆地说出来，而且说得越大胆便越好，说得越深刻便越热情。他最喜欢透彻研究他的最坏的、躲藏得最深的感觉：我只记得他是多么经常多么狂热地炫耀他对父亲的憎恨，他多么傲慢地说他曾白白浪费了一个月时间去竭力体味听到父亲死讯时的痛苦。他对性生活障碍的最痛苦的自白，他的极端虚荣遇到的危机，他在女人当中的接二连三的失败——这一切他都像摆出一张总参谋部的地图一样那么客观精确地摆在读者的面前。人们在司汤达那里发现一些最隐私最微妙的坦诚报告，写得像临床记录那样冷静，从来没有一个人对他的这种坦率真诚感到厌恶，也没有人认为他的这种坦率真诚是被迫流露出来的。这便是他的功绩：在他的聪明才智凝结的清澈透明、利己冰冷的结晶体里，永远为后世存留着对精神的最宝贵的认识。没有这位披着伪装的神奇的大师，我们就不会了解到这么多感觉世界和他所处的底层社会的真实情况。因为谁曾坦诚地对待自己，他就会永远坦诚。谁悟得出自己的秘密，谁就发觉了所有人的秘密。
肖 像
你很丑，但你气度不凡。
加尼翁舅舅对年轻的亨利·贝尔说
暮色苍茫，黎塞留街的小阁楼里。写字台上点着两支蜡烛，从中午开始司汤达就在写他的长篇小说。现在他突然扔下了笔：今天就到这儿了！现在要休息一下，出去走走，好好吃一顿饭，去参加聚会，快活地谈天说地，与女人周旋，凑凑热闹！
他开始做准备，穿上外衣，理正了假发，又赶快照了照镜子！他仔细端详了一下自己，立刻嘲讽地撇了撇嘴：不，他对自己并不满意。这是一张多么粗俗的哈巴狗似的面孔，略圆，红红的，肥胖市民阶级的面孔，那个宽大的鼻子多么像讨厌的短粗块茎镶嵌在这张外省人的脸上！那双眼睛谈不上令人讨厌，很小，黑黑的，闪闪有光，充满不安的好奇的神情，但它们在阴沉的方额头的两道浓眉下面却显得太深太小。在这张脸上还有什么是好的呢？司汤达气恼地端详着自己。没有什么是好的，没有什么是柔和的，没有充满生气的线条，一切都是笨重的、粗俗的，最丑恶的资产阶级的庸人相。这个镶在棕色胡须框里的球形脑袋说不定算得上这个令人讨厌的身躯上最好的部分。因为下巴往下一动，脖子便显得太短，压出一个小肿块，下巴再低一些，他简直连看都不敢看了，因为他恨透了他那蠢笨的、极不相称的大肚皮，那长得太短的难看的腿。这两条腿如此吃力地支撑着亨利·贝尔沉重的身子，以致他的同学总是把他叫做“能移动的塔”。司汤达还在镜子里寻找某种安慰。充其量也就是这双手，是的，它们算得上是一种安慰，这手像女人的手似的细嫩，因为有那些磨得很光滑的长指甲而显得颇有弹性，从这里透着些许才智和高贵。还有这皮肤，是少女般敏感的、柔软的皮肤，它温情脉脉地显露出少许上流社会的特质，给人以高雅的印象。但是谁会注意这个男人身上的一些微不足道的女人特征呢？女人只问面貌和身材，根据五十年的经验他知道，女人都是不可救药的粗俗。奥古斯丁·费龙称他的这副嘴脸为裱糊匠的脑袋，蒙塞莱特则说他是一名“长着药剂师面孔的外交家”；但即使是这样的评定似乎对他也太友好了，因为司汤达现在恼怒地凝视那面没有怜悯心的镜子，自我断定：一张意大利屠夫的脸。
但他这个肥胖笨重的身体，至少是粗野的，有男子气概的！——确实也有这样的女人，她们钟情于有宽阔肩膀的男人，在她们眼中，一个哥萨克人往往比一个花花公子更体贴。不过，他知道，用下流的话来说，这种粗壮的农夫身形，他身上的这种血液旺盛的红色只是肉体的一种假象。在这个巨人的身体里面闪烁着一个微妙的甚至病态的敏感性的神经束，所有的医生都像注视一个“敏感的怪物”似的惊讶地注视着他。而这样一个蝴蝶的灵魂——说来罪恶！——竟被嵌入如此肥厚的肉体里：想必是某种梦魔在摇篮里更换了肉体和灵魂，因为在它粗糙的外壳里面，每当激动时那病态的超等敏感的灵魂都要不停地打寒战。看见邻室有一扇开着的窗户，剧烈的颤抖便爬过他脉络交错的皮肤；一扇门自动关上了，神经立刻在粗野的撕扯中抽搐起来；嗅到一种难闻的气味，于是他感觉有些头晕；在一个女人的身旁，他会心乱如麻，谨小慎微，或者相反，变得粗暴，不讲礼貌。这种矛盾的心理真是难以理解！干吗长了这么多肉，长了一个大肚皮？长了这么些粗笨的赶车人的骨头，内心却有如此精细和脆弱的感情？干吗有这样一个没有吸引力的、粗笨的身体，里边却是一个如此复杂、如此敏感的灵魂？
司汤达转过身来，不再照镜子，外形的不可救药，这一点他从青年时代就知道了。在这方面，就连魔术大师似的裁缝也帮不了什么忙，尽管这位裁缝给他的马甲下面加了一件紧身胸衣，巧妙地从上面压住大肚皮，还给他做了里昂丝的出色的长仅及膝的裤子，以便掩盖那可笑的短腿。生发剂虽然能使那早已花白的络腮胡子变成更具男人特质的棕色，但也无济于事，时兴的假发虽然能护住秃顶，但也无能为力。镶金边的领事馆制服和精细磨光、闪着微光的手指甲同样帮不了他。这些器具和小手法只起到少许虚饰和装扮的作用，它们能掩盖肥胖和衰老，但是在林荫大道上，还是没有一个女人转身瞧他一眼，什么时候也没有一个女人像德·雷纳尔夫人朝他的于连，或者像德·夏斯特莱夫人朝他的吕西安·娄凡那样深情地看过他。不，她们从来都没有注意到他，身为年轻的少尉时没有人注意过，到了现在，他的灵魂已深藏在一身肥肉里，年龄已在他额头上刻上皱纹了，还是没有人注意到他。过去了，好时光都在嬉戏中虚度了！一个人长了这么一张脸，是不会走桃花运的，从来没有例外！
这样，就只剩下一个办法了，那就是要聪明，机智，有吸引力，招人喜欢，把人们的注意力从脸上转到他的内心，靠令人惊异的言谈举止吸引人和诱惑人！“有才能遮三分丑”，在必要时才能可以代替美。一个人其貌不扬，便不得不靠才智打动女人，因为他不能从美的方面使她们见了动心。在多愁善感的女人面前要装出忧伤的样子，在轻薄的女人中要显得玩世不恭，有时要正好相反，保持警觉，总是显得才华横溢。“把一个女人逗乐，你就会得到她。”如果人家冷淡，你就机敏地抓住每一个弱点装出热情的样子，如果人家满腔热情，你就冷若冰霜，变着法儿使人惊诧，耍耍手腕使人心慌意乱，永远表现得与众不同。首先是不要错过机会，不要害怕失败，因为女人有时会忘却一个男人的脸，就连提坦尼亚也在一个奇妙的夏夜亲吻过一个丑陋的蠢人。
司汤达戴上那顶时兴的帽子，拿起那副黄色的手套，对着镜子试演了一个冷嘲热讽的微笑。好，今天晚上他就这样出现在德·t.夫人家里，要摆出嘲弄、讥讽、玩世不恭和冷冰冰的样子：这恰好可以使人惊异，使人感兴趣，使人迷惑，这正好可以用闪光的假面具一样的言词掩盖他丑陋的外形。只是要使人大为惊愕，要做到一出现就把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来，这是把内心的沮丧隐藏在大言不惭的吹嘘背后的最好的方法。当他走下楼梯时，他便虚构出一个人声鼎沸的前厅：仆人将通报商人恺撒·邦贝先生到达，然后他才走进来，装作喋喋不休高谈阔论的羊毛商人，不让别人说话，夸夸其谈地讲述他编造出来的生意情况，直到他撩拨起人们的好奇心，女人们习惯了他的面孔为止。然后再用一连串有趣感人的轶事趣闻使她们感到轻松愉快，一个昏暗的角落成功地把他的体形罩在阴影里，喝上一两杯潘趣酒，也许，也许到了午夜，女人们会发现他很迷人呢。
他的生活掠影
一七九九年。
从格勒诺布尔到巴黎的邮车在奈穆尔停下来换马。激动的人群，各式的标语牌，各种报纸都集中在一条新闻上：年轻的波拿巴将军昨天在巴黎扼杀了共和国，踢开国民议会，自己做了执政官。所有的旅行者都在热烈地争论，只有一个宽肩膀、红脸膛、年仅十六岁的小伙子对此不大关心。共和国或执政任期跟他有什么相干，他到巴黎去，说是为了进综合技术学院学习，实际上是为了逃离外省，去体验巴黎的生活。巴黎呀，巴黎！这个响亮悦耳的名字充满了五彩缤纷的梦想。巴黎，意味着奢华，优雅，轻松愉快，繁华，自由，特别是女人，许多女人。他梦想着，随便哪一个年轻、漂亮、温柔、时髦的女人（也许与他在格勒诺布尔从远处偷偷地爱过的那个女演员维克托里娜·卡布利相似），他都将会以一种浪漫的方式突然结识。他梦想着，他将迎面冲向受惊的马，从破损的双轮马车里把她救出来，为她去做出某种伟大的壮举，而她则将成为他的情人。
邮车继续颠簸向前，无情地碾碎了这些为时过早的梦幻。这个孩子几乎没看一眼风景，几乎没跟他的同行者说一句话。车夫终于把车停在一条道口横木前。车轮隆隆地从高低不平的街道滚过去，进入那些高大房屋之间的狭窄、肮脏的深巷，腐败食物和穷人汗臭的气味呛得人喘不过气。这个失望的孩子吃惊地看着他的梦乡。原来这就是巴黎，巴黎就是这个样子吗？日后他将一再重复这句话，在他参加第一次战役以后，在越过大圣伯纳山口的时候，在头一个爱情之夜。在这些狂热的梦想化为乌有之后，与这种非分的浪漫要求相比，现实总显得无力而乏味。
在圣多米尼克街一家很平常的旅馆前面，他们让他下了车。旅馆六层的阁楼，没有窗户，只有一个小天窗，那是地地道道的滋长愤怒伤感的温床，小亨利·贝尔就在这里住了几个星期，没有看过一眼他的数学书籍。他总是一连几个小时信步走在街头，欣赏女人，研究她们身穿袒胸露背的新罗马时装是多么迷人，她们跟追求者开玩笑又是多么热情。她们多么会笑，笑得又诱人又轻松。但他不敢接近任何一个女人。这个粗手笨脚的少年身穿外省人的绿色大衣，一点也不时髦，怎敢上前搭讪。连那些围着路灯转悠的只给几个小钱就行的姑娘他也不敢问津，只有愤怒地妒羡那些更勇敢的同伴。他没有朋友，没有交际，没有工作。他像一个梦游人似的愁眉苦脸地穿过一条又一条街道，期待着罗曼蒂克式的艳遇，完全沉浸在内心的幻想中，有几次差点被马车撞倒。
终于，在完全被拖垮了以后，在他渴望说话、温暖和亲密关系时，他去拜访了他的亲戚，那个富有的达吕一家。他们对他很友好，他们请他搬到他们漂亮的房子里来住，但——亨利·贝尔的原罪在作怪！——他们出身于外省，而这正是他不能原谅他们的；他们过着资产阶级的富有舒适的生活，而他却囊空如洗，一文不名，这使他非常气恼。他厌烦、沉默、笨拙地跟他们坐在一起用餐，简直像他们的一个隐蔽的敌人。他把他追求亲切体贴的热烈愿望深藏在郁闷的嘲讽的倔强性情的背后。大概正如达吕家老一代人私下断言的那样：这是一个讨厌的忘恩负义的家伙。晚上很晚的时候，这家的英雄人物，威力无比的波拿巴的得力助手——皮埃尔·达吕（后来封了伯爵）才从国防部回来，他是那样的疲惫，困倦，沉默不语。按照他内心的爱好，这个军人是可以成为这个小诗人的可爱的同行的（因为他一直用沉默来封闭自己，这位军人便认为亨利·贝尔是一个不开窍的蠢货，特别像一条鲤鱼似的没有教养）；因为这位军官在闲暇时翻译贺拉斯的诗，写哲学论文，而且准备在退役后撰写一部威尼斯的历史。但现在他在波拿巴的庇护下肩负着重要的使命。他是一个永不疲倦的老黄牛，他夜以继日地坐在参谋部的秘密工作室里做计划，思考问题，写公函，但谁也不知道目的何在。小亨利憎恨他，因为他想帮助他发达，而他不想发达，他只想随心所欲。
但有一天，皮埃尔·达吕把这个懒汉叫去，要亨利立刻跟他一起到国防部去，说他为亨利谋到了一个差事。在达吕的强迫下，这个胖乎乎的小亨利只好从早上十点钟到夜里一点不停地写信，写报告，直写得他手腕酸疼难忍。他一直不知道，所有这一切没完没了的抄写是干什么用的，但不久以后全世界却都知道了他所抄写的一切。他万没想到他竟参与了意大利战役，这个战役从马伦哥[1]开始，以帝制的建立而告终。这位“导师”终于讲出了秘密：宣战了。小亨利·贝尔松了一口气，谢天谢地，现在这个折磨人的达吕必须出发到司令部去了，恼人而乏味的书信抄写结束了。他松了一口气。尽管战争仍然是世上最可怕的东西，但比起他所憎恨的工作和寂寞这两件事来，他更喜欢战争。
一八〇〇年，五月。
波拿巴的意大利军团后卫队在洛桑。
几名骑兵队的军官并辔前行，大笑不止，筒状军帽上的羽饰不停地摇晃。一个逗人发笑的景象出现在眼前，前面，在一匹不驯顺的老马的背上，坐着一个短腿的胖少年，他像一只猴子似的笨拙地紧紧抓着缰绳，服装是半军半民；那匹老马想让这个业余骑手来个嘴啃泥，那少年一直在跟这匹不听话的老马搏斗。他的重剑斜绑在腰间，对着马的臀部不停地摇摆，使得这可怜的马痒得难受，最后它便抬起前蹄，突然急速狂奔起来，横越田野和沟壑，摇动着那忧虑不安的骑手。
几个军官乐不可支。“骑过去，”队长比雷尔维耶终于同情地命令他的勤务兵道，“帮帮这个半吊子！”那勤务兵催马疾驰，紧紧跟在后面，向那陌生的老马狠狠地抽了几鞭子，直到它站住为止。然后他抓住缰绳，把那个生手拉过来，那生手的脸愤怒和羞愧得像锅里的螃蟹一样红。“你们要干吗？”他激动地问队长，这个永远的梦想家已经想到拘捕或决斗了。但这位爱开玩笑的队长一听说他是位高权重达吕的表弟，便立刻对他十分客气。队长请他加入他的团体，并且问这个可疑的新兵此前都在什么地方混事。亨利脸红了，心想：不能向这些凡夫俗子供认，他曾在日内瓦眼含泪水在让－雅克·卢梭诞生的那所房子前伫立过。他装出敏捷而大胆的样子，以一种蠢笨的方式捉弄这些勇敢的人，倒使他们大家都很喜欢他。军官们首先以同志的情谊教他骑马时把缰绳抓在二、三指之间，皮带上扣紧军刀的高超技巧，此外还教了他一些当兵的秘诀。亨利·贝尔立刻就觉得自己成了士兵和英雄了。
他觉得自己是英雄，至少他不容许别人怀疑他的勇敢。他宁可撕下自己的舌头也不提出一个愚蠢的问题，也不因恐惧而唉声叹气。在跨越举世闻名的大圣伯纳山口以后，他在鞍桥上漫不经心地转过身来，近于轻蔑地向队长提出一个他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这就是一切吗？”当他在巴尔特要塞附近听到几门大炮的轰鸣时，他又惊奇地问：“这是战争吗？仅仅如此吗？”至少，他闻到了火药味。面对生活的一种天真无邪的心理现在消失了，他越发不耐烦地用马刺踢了一下马，便疾驰下山奔向意大利。这时其他人都失散了，惟独他通过短时间的冒险，迎着爱神的无限的艳遇奔驰。
一八〇一年，米兰，沿着东方港口乘船游览。
战争把意大利皮埃蒙特地区的妇女从被监禁的状态中唤醒了。自从法国人到了这个国家，她们每天都乘坐自家低矮的贵宾车在蓝天下沿着闪闪发光的大街行驶，时而让车停下来，跟她们的情人或跟她们丈夫家的世交闲聊几句，也很愿意面带微笑注视年轻放浪的军官，用扇子和鲜花做传情的游戏。
在稀疏的阴影的笼罩下，一个十七岁的士官贪婪地看着那些时髦的女人。是的，亨利·贝尔没参加过一次战役，就突然成了六个龙骑兵中的一个士官；作为大权在握的达吕的表弟，干什么不是轻而易举呀！法国龙骑兵亮晶晶的钢盔上的黑色马毛在前额上飘动摇摆。大军刀在他白色的骑兵队大氅后边发出响亮的丁当声，马刺在皮靴的翻口上丁零作响。这个守旧的矮胖粗壮的小伙子，看上去的确透着尚武的精神。
他不应该在这里四处闲荡，成天挎着重剑走在石子路面上贪婪地端详女人，他本应该待在连队里，为把奥地利人赶到明韶河彼岸出把力。但这个十七岁的少年不喜欢干平庸的事。他已经发现，“用马刀劈砍厮杀根本不需要什么才智”。既然他是大人物达吕的表弟，那他就不要去做粗俗的大兵该干的事，他最好留在这个繁华的后方驻地米兰。因为在临时宿营地没有这么美丽的女人可以追求，首先没有斯卡拉歌剧院，那里正在上演奇马罗萨[2]的歌剧，聘有著名的女歌唱家。就在米兰，而不是在北意大利偏僻沼泽地的一个帐篷里，亨利·贝尔建立了自己的真正的大本营。晚上，每当斯卡拉歌剧院的五层楼包厢里渐渐亮起灯光时，他总是第一个到达。小姐太太们走进来，看得见个个薄纱衣下面“比半裸更裸露的”身体，而那些身穿闪闪发光的军服的人都对着她们光亮的肩头屈身鞠躬。啊，这些意大利女人，她们多美呀！她们是多么快活，多么招人喜爱呀，多么幸福地享受着这一切，因为波拿巴把五万名年轻小伙子带到了意大利，给这些女人的意大利丈夫减轻了负担，也增加了痛苦！
遗憾的是，在所有这些女人当中一直没有一个女人想到，在这五万青年人里选择来自格勒诺布尔的亨利·贝尔。这个骄矜的安吉拉·皮特拉格鲁瓦，这个丰满的布商的女儿，她喜欢在客人面前袒露她那白皙的胸脯，在军官的小胡子上温暖她的嘴唇，她怎么能知道，这个长着一对黑黑的闪光的眯缝眼的小圆脑袋——“他是中国人”，她多少有点冷淡地戏称他是中国人——会爱上了她？他怎么能知道，他像梦想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偶像一样日夜想着她这个并非硬心肠的人，而她，这个固执的资产阶级的姑娘怎么会因为他的罗曼蒂克的爱情而一下子就坠入情网呢？当然，他每天晚上都来跟别的军官玩法老牌，他默默地羞怯地坐在角落里，她一跟他说话，他的脸就变得苍白。但他那时握过她的手，悄悄地把膝头向她的膝头移过去，或给她写过一封信，甚至对她小声地说过“我爱你”吗？这个胸脯丰满的安吉拉对法国龙骑兵的其他明确的表示早就习以为常了，她几乎没有注意到这位小个子士官，所以这个笨拙的家伙错过了得到她恩宠的机会。他没有想到她多么喜欢和愿意把她的爱给予每一个追求者。尽管亨利·贝尔佩带大号重剑，脚穿翻口大马靴，但他仍然像在巴黎一样腼腆。这个怯懦的唐璜一直像少女一样拘谨。每天晚上他都打算冒险冲击一番。他小心地在笔记本里写下年长的朋友们怎样用暴力战胜一个女人的贞洁心理。但刚刚来到那个可爱的圣洁的安吉拉身边，这个空谈的卡萨诺瓦立刻就手足无措，神思慌乱，满面通红，像一个少女。为了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他决意抛弃他的忸怩心态。某一个米兰的职业妓女（“我完全记不得那是谁，她长得什么样了。”他后来在他的笔录中这样写道），在他看来就是圣坛，但遗憾的是，她却以相当不雅的礼貌回报他最初的奉献，她把她的病传给了这个法国人，据说这种病是法国波旁王族的康奈塔布尔元帅的人带到意大利的，从那时起就叫法国病。所以，这个寻求维纳斯温柔服务的战神马尔斯的仆人，就这样供奉严厉的商业神墨丘利达数年之久。
一八〇三年，巴黎。又是在六层阁楼里，又是身着便装。
军刀没有了，马刺和缰绳也没有了，少尉委任状被抛进了角落。士兵的经历使他尝到了足够的甜酸苦辣，他已经厌烦了军旅生活——他用法语说：“我已经烦透了。”那些傻瓜还没来得及严格要求亨利·贝尔认真地在那些肮脏的村子里执行卫戍任务，要求他洗马，要求他服从命令，他就逃跑了。不，服从命令不是这个任性的人该干的事，他的最大的幸福是“既不命令任何人，也不当任何人的部下”。于是，他给那位部长写了一份辞职书，同时给他的严父也写了一封信，希望父亲能给他点钱。亨利在他的书里曾以最粗野的方式诽谤过他的父亲（说父亲是以笨拙的隐忍的态度爱自己的儿子，就像亨利爱那些女人一样）。亨利在他的笔录中，总是讥讽地称他的父亲为“神父”，“私生子”，但父亲却真的每个月汇钱给他。当然钱不多，但也够用，足够他为自己做一件说得过去的上衣，买几条很讲究的领带，买一些白纸供他写喜剧剧本用。因为现在亨利·贝尔有了一个新的决定：他不想学数学了，他想做一名戏剧家。
他首先是采取进法国喜剧剧院看戏的方式向高乃依和莫里哀学习。其次，对一名未来的剧作家十分重要的经验则是：必须了解女人，必须爱女人和被女人爱，找到一个“美的灵魂”，一颗“有吸引力的心灵”。他向小阿黛丽·勒布菲特献殷勤，得到的却是那种不幸情人的充满幻想的乐趣；所幸这位小姐的耽于享乐的母亲每周都以尘世的方式给他几次安慰（正如他在日记中所写的）。这虽然很有趣，很有效益，但总不是真正的、热狂的、伟大的爱。所以他坚持不懈地寻找高尚的崇拜偶像。最后，路阿松，法国喜剧剧院的一个娇小的女演员缚住了他那不断高涨的激情；她接受他向她表示崇拜而无需首先得到允许。但在遭到一个女人的拒绝时亨利会爱得更热烈，因为他只爱永远得不到的崇拜偶像。可是不久以后，这个二十岁的青年人便坠入情网了。
一八〇三年，马赛。发生了惊人的变化，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这真的是亨利·贝尔，拿破仑军队的编外中尉，巴黎的纨绔子弟，明日的作家吗？这个批发兼零售殖民地农副产品的莫涅－希耶公司狭小的一层楼里腰束黑色围裙的店员，这个在马赛港口左边这个肮脏的小胡同里一个充满油烟和无花果气味的郁闷的地下室，坐在写字高凳上的伙计，果真是他吗？这确实是那个崇高的人吗？昨天他还以最高尚的情怀合辙押韵地作诗，今天却在这里零售葡萄干、咖啡、白糖和面粉，给顾客写催款单，在税务所跟那些官员讨价还价。是的，这就是他，就是那个圆脑袋，那个倔强的家伙。既然特里斯坦为了接近心爱的伊瑟装扮过乞丐，既然公主为了跟随那个知心的骑士参加十字军东征换上过宫廷侍童的服装——那么他，亨利·贝尔也是完成了一项英雄壮举。为了陪伴他的情人，陪伴那个被聘到马赛演戏的路阿松，他在一家殖民地商贸公司当了雇员，当了面包师助手和站柜台的店员。白天手指上沾满了白糖和面粉，晚上却能去剧院把一个女演员接回家来，领这个情人上床，这有什么不好啊？
多美妙的时刻，多美妙的满足！但遗憾的是，对一个耽于幻想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离他的理想太近更危险的了。后来他发现，马赛这个梦寐以求的南方城市，其实跟格勒诺布尔一样土气，到处是南方人的喧闹和装腔作势，街道像巴黎的街道一样又脏又臭。即使他跟他心中的女神一起生活，他也只能得到这样一种令人失望的体验：这个女神尽管一直很美丽，但实在是愚蠢至极，于是他便开始觉得无聊了。假如有朝一日剧院解聘了这个女神，她像一片云似的飘到巴黎去，他甚至会很高兴呢。他将摆脱幻想，明天又不知疲倦地去寻找下一个女神。
一八〇六年，不伦瑞克。又一次改变服装。
又穿上了军服，不再是粗糙的士官服，不再是那种只在随军女贩和缝纫女工眼里才受尊敬的服装。现在，每当这位伟大军队的军需官代表亨利·贝尔先生，同封·施特罗姆贝克先生或同随便哪一个不伦瑞克社会的杰出代表，穿过街道时，那些德国小镇士绅便毕恭毕敬地刷的一声把帽子从脑袋上摘下来。不过，他现在已经不是简单地称作亨利·贝尔了；我们应该做一个小小的更正，自从他到德国身居要职以后，他便在签名时写“封·贝尔先生”，法文为“亨利·德·贝尔”了。虽然拿破仑没有封他为贵族，甚至连一个小荣誉勋章或其他荣誉饰物都没有赏给他，但亨利·贝尔是一个敏锐的观察者，他发现老实的德国人倾慕头衔就像燕雀喜欢飞向黏胶。在贵族社会里，总有各式各样妩媚的金发美女吸引人们去跳舞，他不愿意在这种场合被视为庸俗的平民：字母表中的de（德）这两个字母极巧妙地使华丽的制服变幻出一种特殊的光轮。
原来种种恼人的使命都加在了贝尔先生身上。上司要他从劫掠一空的管区搜到七百万战时特种税，要他在管区建立和维持秩序；对这些事他仿佛只用左手便可应付自如，腾出右手可以打台球，拿起猎枪练习射击，参加别的文雅的消遣活动。德国也有讨人喜欢的女子。他可以对一个金发贵族女子明欣表示他的柏拉图式的爱情；一个朋友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叫克纳伯尔胡伯，对这个朋友的可爱的女友他却倾泻出更粗野的情欲，满足夜间的需要。这样，亨利就又使自己的日子过得很舒适了。所有的元帅和将军都在奥斯特里茨和耶拿的露天下熬汤，贝尔一点也不羡慕他们，他在没有战争的地方静静地读书，让人给他翻译德文诗篇，而且又给他的姐姐保琳娜写了一些优美的书信。他越来越有意识地、越来越出色地成长为一个善于生活的人，他是一切战场上迟到的旅行者，一切艺术的有才智的业余爱好者，他越能广泛地认识世界，越能正确地观察世界，他便感到越自由，越接近他本人。
一八〇九年，五月三十一日。维也纳。清晨。
绍滕教堂，昏暗，只坐了一半人。
有几个老头和老太太身穿褴褛的黑色丧服跪在第一排凳子上，这都是来自罗劳的善良的海顿老爹的亲戚。法国的燃烧弹突然呼啸着飞进他可爱的维也纳，把这位风烛残年的正直老人吓死了。这位人民颂歌的曲作者临死时满怀爱国主义热情结结巴巴地说：“上帝保佑弗兰茨皇帝！”于是他们便不得不在进驻军队造成的混乱局面里急急忙忙把这具像孩子一样轻的尸体从贡喷多尔夫郊区的那所小房子送到教堂墓地。现在是维也纳的音乐家们事后在绍滕教堂里为他们的大师举行隆重的安魂弥撒。相当多的人从被占领的家中挺身而出，前来悼念死者。说不定在这些人当中也站着贝多芬先生，那个留着头发蓬乱的狮子头的短腿怪人。说不定在上面那个合唱队的男孩当中就有一个来自利希滕塔尔的名叫弗兰茨·舒伯特的十二岁的小男孩。但没有一个人注意别人，因为突然进来一个身穿制服的法国高级军官，陪同他的是身穿音乐学院刺绣礼服的副主持人。所有人都不禁大吃一惊：难道法国入侵者禁止大家在这里最后一次悼念善良可亲的海顿吗？根本不是，这是封·贝尔先生，大军的高级法官，他完全是以个人身份来到这里的。他在城区某处听说，这里要为这次纪念活动演奏莫扎特的安魂曲。为了听莫扎特或奇马罗萨的音乐，这个可疑的战争的奴隶可能骑马跑了一百里地，因为在他看来，这位可爱的大师的四十小节音乐比历史上消灭达四万敌人的威武的步兵营更有价值。他小心翼翼地走到教堂长凳前，倾听此刻缓慢开始响起的音乐。这个安魂曲他非常不喜欢，他发现这个曲子“过分喧闹”，不是“他的”那个轻柔的无忧无虑的莫扎特。只要艺术超越了清晰的歌唱的界线，只要它越出人的嗓音使永恒因素达到野蛮、放纵的程度，他总觉得它陌生。晚上，在凯伦特纳托剧院里，他觉得唐璜也是慢慢地才变得可以理解。有一次，在大厅里，他的邻座贝多芬先生（关于这位先生他一无所知）冲着他大发脾气。在这种一点也摸不着头脑的混乱中，司汤达感到的惊异真是不亚于他的那位魏玛的伟大诗人兄长，那位歌德先生。
弥撒结束了。亨利·贝尔身穿闪闪发光的军服，愉快而高傲地走出教堂。他沿着壕沟漫步，发现维也纳这个美丽清洁的城市十分迷人，这里的人都能创作美好的音乐，不像北方其他各地的德意志人那样在创作音乐时要冥思苦索地先写出草稿。这时他本应到办公室里为大军的给养操劳，但他似乎觉得这种公务并不怎么重要。达吕表兄工作时像一匹马，拿破仑即将取胜，感谢上帝，是他创造了这么一批怪人，工作使他们感到乐趣无穷，他们靠自己的收入可以生活得很好。贝尔表弟更喜欢承担比较舒适的工作，在他表兄狂热工作的情况下安慰表兄在维也纳的妻子达吕夫人。从青年时代起，贝尔就熟知以怨报德的魔鬼心术，他想，对恩人的报答，有什么能比以感情和温存善待他的妻子更好的呢？他们一起骑马出城到普拉特游乐场去，在被毁坏的别墅亭榭里，他们俩各种各样的亲昵行为开始发展起来。他们参观画廊、珍宝馆和贵族美丽的乡村府邸，直到乘坐有软垫的四轮带篷马车向匈牙利疾驰。就在这期间，士兵们在瓦格兰被击穿头盖骨，她正直的丈夫达吕正在挥汗谋划战争。他俩下午谈情说爱，晚上去凯伦特纳托剧院看戏，他们最喜欢听莫扎特的音乐，凡是音乐会他们都去听。这个身穿军需官外衣的古怪的人渐渐明白了，对他来说，生活的一切意义和甜美都存在于艺术之中。
一八一〇年至一八一二年。巴黎。帝国的光辉年份。
生活越来越美丽。他有钱而不必工作（众所周知，他并没有功劳！），他却通过女人温柔的手变成国务委员会的成员和皇室家具的管理者。所幸拿破仑并不当真需要他的国家顾问。他们这些国家顾问有的是空闲时间，可以随意散步——不，可以随意乘车兜风！亨利·贝尔的钱包由于突然获得的高官厚禄而变得鼓鼓囊囊的，现在他可以驾驭自己漆得闪光发亮的双轮活篷轿车了，他在富瓦咖啡馆用餐，雇用上等裁缝做衣服，跟他的表嫂要好，还养了一个名叫贝莱特的舞女为情人（这是他青年时代的理想！）。真离奇，人到三十竟比二十岁时更走桃花运！多么难以解释，他越冷淡，她们越热情；现在，对这个贫苦的大学生来说曾经如此丑陋的巴黎，也开始慢慢使他中意了；真的，生活变得美好了。而最美的则是，他有钱了，也有时间了，时间甚至多得使他为了消遣，一再回忆起可爱的意大利，写了一本那个世界的书，一本绘画史。
啊，撰写艺术史，这确实是一项无拘无束的令人愉快的娱乐，特别是当一个人像亨利·贝尔这样舒舒服服地去写，即四分之三的内容直接从别的书里抄录，而剩余的部分则用轶事和笑话松散地填充，就坐享作家一样的成就，是多么幸福呀！亨利·贝尔想，也许他到老年才能写书，才能在回忆中描写已逝的时光和那些女人。但现在干什么好呢？现在生活这么富有，这么充实，这么美好，可不能把时间浪费在写字台上呀！
一八一二年至一八一三年。
一个很小的干扰，拿破仑又进行了一次战争，这一次是远征好几千里。但是，俄国，那个十分遥远的国度，吸引着这位永远好奇的旅行者，去看一看克里姆林宫和莫斯科人，公费到东方去逛一趟，是多么难得的机会呀！当然是随着后卫部队，舒适又没有危险，就像当初在意大利、德国和奥地利一样。事实上，他带着玛丽·路易丝给的一个大皮包，里面装满了写给她伟大丈夫的信，她郑重委托他乘坐快速专用马车和铺着毛皮的雪橇把这些秘密邮件送到莫斯科去。贝尔凭经验知道，因为他将在近处看见战争，他会越来越觉得百无聊赖，所以他便私下里带上了一些别的东西供个人消遣，这里有用绿色摩洛哥羊皮装帧的《绘画史》十二卷手抄本，还有他早年开始写作的喜剧；因为一个人为自己工作，哪里能比在大本营更好呢？最后，连塔尔玛和大歌剧团也得来到莫斯科，那时他就不会太感寂寞无聊了，随后将有新的异性：波兰女人，俄罗斯女人……
半路上，什么地方演戏，贝尔就在什么地方停留，即使在战争时期，即使在旅途中，他也不能没有音乐。不论在哪里，总得有艺术做他的伴侣。但还有更令人惊诧的一幕剧在俄国等待他呢，莫斯科，这个世界闻名的大都会，自尼禄以来没有一个诗人看到过它壮观的全景。亨利·贝尔在这激动人心的时刻并没有创作出一首颂歌。他的书信也很少写到这个令人不快的事件。在这个难以捉摸的、会享受的人的眼里，世界的军事征讨，早已不如十拍音乐或一本明智的书重要了。心的微弱颤动比波罗金诺大炮的轰击更使他感到震惊，因此他觉得除了他个人的生活，其他的历史都没有多大的意义。所以他在大火中挑出一部装帧精美的伏尔泰著作，打算把它带在身边作为到过莫斯科的纪念。但这一次战争却狠狠地伤害了这位战地的空想者。在别列西纳河畔，这位军事法官贝尔还从容不迫地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在军队里他是惟一想到要刮胡子的人），然后才急急忙忙越过那座吱嘎作响的大桥，否则就没命了。日记本，《绘画史》，精美的伏尔泰，马匹，皮衣，旅行包，全都留给了哥萨克人。他只穿着撕破的衣服，尘土满面地疲于奔命，逃回了普鲁士，皮肤都冻裂了。又是歌剧使他得以喘出第一口气，为了恢复精神，他像别人跳进澡盆一样立刻跑去听音乐。对亨利·贝尔来说，这次远征俄罗斯，伟大军队的被歼，只不过是两个晚会之间的一个间奏曲而已，撤退时在柯尼希贝格看的是歌剧《狄托的仁慈》，出征时在德累斯顿看的是《离婚》。
一八一四年至一八二一年。米兰。
又穿上了便服，亨利·贝尔受够了，彻底受够了战争的磨难。从近处看，一次战役跟另一次战役没有什么不同，一个人在每次战役中看到的都是同样的情形，“也就是虚无”。他已经厌烦了一切任务和官职，厌烦了祖国和争战，厌烦了文件和军官。如果拿破仑由于严重的战争狂发作，又一次征服法国，那也好，他这么干好了，但他不会再得到军事法官先生的支持。亨利·贝尔绝不想再命令谁，也绝不想再听命于谁了。除了最自然的事和最艰难的工作，他什么都不想做了，最后他终于要过他自己的生活了。
早在三年前，在两次一般性的拿破仑战争之间，他腰包里还有两千法郎的时候，他幸福愉快得像个孩子似的南下意大利度过假。在青年时代之后，乡愁就在他的心里涌动了，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这种乡愁一直没有离开日益衰老的贝尔。——意大利便意味着他的青年时代，意大利啊，他作为士官羞答答爱过的安吉拉·皮特拉格鲁瓦啊，自从马车向南驶过那些老山口以后，他便突然情不自禁地想到了她。晚上，他到了米兰，急忙洗了洗手和脸，换了一套衣服，便走进心灵的故乡，走进斯卡拉歌剧院去听音乐。的确，按照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音乐唤醒爱情”。
第二天早上，他就赶到她那里，通报自己已经到来。她出现了，仍然是那么美，她客客气气地跟他打招呼，但显得很陌生。他自我介绍道：亨利·贝尔，但这个名字没有引起她任何反应。现在他开始回忆儒安维尔和其他朋友。终于，那张可爱的、他多日朝思暮想的脸泛起一丝微笑。“哦，您就是那个中国人。”——这个带鄙视性的绰号便是安吉拉·皮特拉格鲁瓦对她的罗曼蒂克的情人所知道的一切。不过，亨利·贝尔现在已不是十七岁的青年了，也不再叫布拉肯堡了，他勇敢而贪婪地承认他当时和今天的激情。她不胜惊异地说：“是啊，为什么您当初不告诉我呢？”这么一点小事她本来是很乐意接受的，这在一个慷慨的女人看来根本算不得什么，但所幸还有时间，于是，在十一年以后，这个耽于幻想的人的背带终于绣上得到安吉拉·皮特拉格鲁瓦爱情的日期：九日二十一日，中午十一点半。
但是后来，他们又把他召回了巴黎。一八一四年，他不得不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为那个战争狂科西嘉人管理外省事务，保卫祖国。但很幸运——确实很幸运，这个卑劣的法国人亨利·贝尔乐得要死，战争尽管失败了，但军事指挥事宜也幸好结束了——三个皇帝进了巴黎。现在他可以完全彻底地到意大利去了，永远摆脱了任何职务，也永远离开了祖国。这是最美好的岁月，他全身心地把自己献给音乐、女人、谈话、写作和艺术。这是跟情人在一起的岁月，当然是跟那些寡廉鲜耻地欺骗他的情人在一起，如过分慷慨大度的安吉拉，或者为了保持贞洁而拒绝他，如美丽的玛蒂尔德。但在这些年里，他越来越清楚地感觉到和认识到自我，每天晚上在斯卡拉歌剧院借助音乐净化自己的灵魂，有时跟当代最高贵的诗人拜伦先生谈谈话，从那不勒斯到拉文纳把整个山川的美景、一切有艺术才华的名人的财富都尽收眼底。他不从属任何人，不受任何人阻碍。总是自己做主，不久便成为自己的老师，这是无可比拟的自由的年月！“自由万岁！”
一八二一年。巴黎。
自由万岁？不，在意大利再也谈不上什么自由了，奥地利的统治者和当局一听到这个词就大发雷霆。他也不能写书，因为，即使这些书纯属剽窃，如关于海顿的通信，或四分之三内容抄袭别人的《意大利绘画史》和《罗马，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他也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往字里行间撒盐和胡椒粉，让奥地利官方鼻孔发痒想打喷嚏，不久后那位严格的书刊检查官瓦布鲁舍克（谁也捏造不出一个更好的名字，但他确实叫这个名字，的确如此！）就会向维也纳的警察总监塞德尔尼茨基汇报，说书刊中有“无数该受指责之处”。于是，一个有自由思想的人，一个自由迁徙者，便很容易陷入危险境地，被奥地利人当作烧炭党人，被意大利人看成奸细——因此，还是走为上计，不能再抱幻想了。此外，为了自由，还有一件东西是必不可少的，这就是钱。父亲这个“私生子”（贝尔很少更客气地称呼他）便完全证明了他是一个多么愚蠢的傻瓜，因为他连一小笔微薄的年金都没留给他这个冷酷无情的儿子。那么到哪里去呢？回到格勒诺布尔吧，那里能把人闷死。可惜，自从波旁王朝那些又胖又懒、傻里傻气的人头像被刻在硬币上以后，在后卫队里乘坐马车悠闲自在地游逛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那就回巴黎吧，回到那间阁楼里去，从事他迄今只当作娱乐和业余爱好的工作：写书，书，书。
一八二八年。巴黎。
在一位哲学家的妻子德·特拉西夫人的客厅里。
午夜。蜡烛几乎已经燃尽。先生们在打惠斯特牌，德·特拉西夫人，一位年纪稍长的太太，坐在沙发上跟侯爵夫人及其女友聊天。但她并没有全神贯注在谈话上，她一再不安地竖起耳朵倾听。从她座位的后面，靠近壁炉的另一个房间，传来各种可疑的声音，一种尖利的女人的笑声和一个男人的响亮的模糊的怪声大叫。然后又是愤怒的呼喊：“啊，不，这太过分了。”接着又是这种奇特的大笑爆发并迅速被憋回去。德·特拉西夫人变得神经紧张起来。这肯定又是那个讨厌的贝尔，他总要刺激太太小姐们。一个聪明而又善解人意的人，同时又很放肆很有趣，跟女演员交往，特别是跟这个名叫巴斯塔的意大利女士交往，这样做他就有失风度了。她道了声歉意，就小步跑到一边去了，她这样做，是要求对方注意礼貌。果然，正是他站在那里，俯身躲在壁炉的阴影里，为了掩饰那个大肚子，手里拿着一杯潘趣酒，讲着一些名人轶事，即使是一个旧式步兵听到这些趣闻也会脸红的。女士们好像要逃跑，她们大哭，她们表示抗议，但她们却被这位出色的讲故事的人吸引住了，一再感到好奇和兴奋。他看上去很像锡仑[3]，满脸通红，全身胖得滚圆，两眼闪闪发光，性情温和，十分聪明；现在，当德·特拉西夫人走近他时，他一看见她那严峻的目光便赶紧停止了讲述，其他女士趁机赶快笑着溜掉了。
不一会儿，灯烛熄灭了，仆人们换上蜡油直滴的枝形吊灯送客人下楼。三四辆马车等在那里，女士们和她们的丈夫上了车，贝尔独自一人情绪沮丧地留下来。没有一个女人带他走，没有一个女人邀请他。他的名人轶事讲得够好的了，他在女人面前还能做什么呢？居里亚尔伯爵大人中断了与他的关系；像以前一样占有一个舞女，他没有足够的钱。他慢慢地变老了。他情绪低沉无精打采地在十一月的苦雨中走回他在黎塞留街的家；衣服弄脏了，又能怎么办呢，已经付不起裁缝的钱了。总之，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已经过去了。应该有个结束了。他怏怏不乐地（连呼吸在他的短脖子里都有时变得很困难）爬上楼梯，走进最高一层的阁楼里，点上灯，翻阅那些票据和账单。多么令人悲哀的结算呀！财产都耗尽了，书籍没有一点收入，《情人》几年来只卖出二十七本（他的出版商昨天讥讽地对他说：“大家都把它称作一本圣书，因为没有人敢碰它。”）。这样一来，他每天就只有五法郎的社会保险金了，也许这对一个漂亮的精力旺盛的青年并不算少，但对一个喜欢女人和自由的肥胖老人却是少得可怜。最好是结束生命。亨利·贝尔取了一张账簿纸，在这个忧伤的月份里第四次写他的遗嘱：“我，遗嘱的签署者，把我在黎塞留街七十一号旅馆里的一切物件都留给我的表兄罗曼·科隆。我希望把我直接运送到公墓，安葬费不得超过三十法郎。”此外还有一段附言：“我请求罗曼·科隆原谅我给他带来的一切不快，我特别要请求他不要为这个不可避免的事件悲伤。”
“为了这个不可避免的事件”，第二天如果人们把他的朋友喊来，发现子弹不是放在军用左轮手枪里，而是留在头骨之间，他们就会理解这些谨慎地写出的字句了。所幸今天亨利·贝尔累了，他还要等一天才自杀，而在第二天早上，朋友们来了，他的心情顿时快活起来。一个人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看见桌子上有一张空白的账簿纸，上面写了一个标题：《于连》。他好奇地问，这是什么意思，哦，司汤达答道，他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朋友们都很兴奋，都鼓励这位过度忧伤的人打起精神来，于是他果真开始写这部作品了。这个标题被抹掉了，换上了一个后来成为不朽著作的标题《红与黑》。事实上，从那天起，他作为亨利·贝尔已告终结，另一个名字开始出现并流芳千古，那就是司汤达。
一八三一年。奇维塔韦基亚。又有了新的变化。
炮舰庄严地发射礼炮，信号旗匆匆挥动表示致敬，因为这时有一位身穿华丽法国外交官制服的矮小肥胖的先生从轮船上走下来。致敬！——这位身穿刺绣马甲、金银边裤子的先生，便是法国的领事亨利·贝尔先生。一次变革又一次把他推上了台，从前是战争，现在则是七月革命。当初作为自由党人坚定不移地反对愚蠢的波旁王朝，是很值得的。幸亏有女人们为他说情，新政府立刻任命他为驻可爱的南方即的里雅斯特城的领事，但遗憾的是，那里的封·梅特涅先生鉴于他是令人恼怒的书籍的作者，宣布他为不受欢迎的人而拒绝给他签证。因此，他很不高兴地来到奇维塔韦基亚做法国的代表，但这总是在意大利，所以他的薪金是一万五千法郎。
难道一个人因为不能立刻在地图上找到奇维塔韦基亚就感到羞惭吗？根本不必，在意大利所有的城市当中，这大概是最可怜的小巢，一个到处是石灰岩的、气候恶劣的蒸笼，待在里边像在非洲一样炙热烤人。这里是一个古罗马帆船集散的现已衰败的狭小运货港口，一个土地贫瘠的城市，荒凉、寂寥、空荡荡，“一个人会因寂寞无聊而憋死”。在这个被放逐者的驿站，最使亨利·贝尔满意的是通往罗马的大道，因为这条大道只有十七里长，贝尔先生立刻决定更多地利用它来为个人服务，而不是为他的要职服务。他本来应该工作，编写报告，从事外交活动，留在工作岗位。但外交部的那些蠢货压根儿就不看他的报告，干吗要把精力浪费在这些无用功上呢。因此，他宁愿把一切文件都交给他的部下，即那个无赖吕西玛丘斯·卡夫唐留酒店老板去办。此人是一个憎恨他的可恶的畜生，但为了让这个流氓对他的经常缺席守口如瓶，他不得不为他弄到一个荣誉勋章。即使在这里，亨利·贝尔也喜欢轻松愉快地干他的差事，一个国家竟然把一个诗人放在这样可憎的泥沼里，他欺骗这个国家似乎就是一个诚实的利己主义者的光荣义务了。难道跟罗马的聪明人一起参观画廊，找个借口乘车驶向巴黎，不比在这里缓慢地注定变成呆子更好吗？难道能总到那个古玩商布基先生那里去，跟这个无聊的半贵族闲谈吗？不，还不如自言自语呢。他可以从旧的藏书室里买来几本编年史材料，据此写出一些最美的小说，他现在可以在五十岁时描述自己了，他人虽然已经老了，但内心里仍然是年轻的。是的，这是对的，为了忘却时间，他回顾自己，这位肥胖的领事觉得他所描述的那个羞怯的男孩离他已经很遥远了，以致他一边写一边以为自己“发现了另外一个人”。亨利·贝尔，别名司汤达，就这样写他的青年时代，用暗号在厚厚的本子里写，让任何人也猜不到这个h.b.，从前的这个亨利·勃吕拉是谁。他在自我年轻化的骗人的艺术游戏中忘记所有人早已忘记的那个自己。
一八三六年至一八三九年。巴黎。
又一次——奇妙地！——复活了，又一次回到光明里来。上帝保佑女人，一切好运都是她们带来的。她们如此之久地讨好现在已担任部长的德·莫莱伯爵，直到他情愿闭目不看那个敌视国家的事实：奇维塔韦基亚的领事亨利·贝尔先生私下里大胆地把他的三周假期延长为三年，而且不想回到原来的岗位就职。是的，这位领事不是在他的那个泥沼里而是在巴黎待了三年，他让手下那个希腊骗子替他辛辛苦苦地工作，而他却在这里领他的薪水。他时间充裕，心情良好，可以参加社交，又一次非常羞怯地试着谈情说爱。他能够做他愿意做的事，尤其是能做他认为他一生中最美好的事情了：在旅馆中自己的房间里来回踱步，口授长篇小说《巴马修道院》。他不工作便可从国家领取丰厚的工资，是完全可以过着豪华的生活的，他不用亲自动笔就可以写成一部没有糖果和香味的长篇小说，因为他现在确实是完全自由了。在人世间，对亨利·贝尔来说，除了自由就没有别的天堂。
但这个天堂不久便分崩离析了。那位正直、宽容的部长德·莫莱伯爵，他的保护人（他说，真到了为他建一座纪念碑的时候了！）被拉下台了。一位新的法老进了外交部，这就是陆军元帅苏尔特，他根本不知道有一个司汤达，只在职务名单上发现一个亨利·贝尔领事先生，他以驻教皇国家法兰西代表的身份领取薪俸，但三年来没有在驻地办理公务，而是优哉游哉地在巴黎的各个剧院里闲坐。这位将军大人先是感到惊奇，接着便对这个只顾享乐而不办公务的懒惰的官员感到愤怒。一道严厉的命令马上下达，要求贝尔立即赴任。亨利·贝尔愁眉苦脸地穿上制服，结束了诗人司汤达的生活，这个五十四岁的人不得不在烈日炎炎的夏季到南方的流放地去，他很不情愿，而且已经心力交瘁了。他感觉到，这是最后一次了。
一八四一年，三月二十二日。巴黎。
一个相当肥胖、身子沉重的人吃力地拖拖拉拉地走过那条可爱的林荫大道。他在这里像一个花花公子手摇纤巧的手杖打情卖俏地张望女人的时光到哪里去了？现在则是每走一步，那颤抖的臂膀都要用力拄一下手杖啊。他，司汤达，怎么就老成这个样子了呢？去年一年中，他那闪闪发光的眼睛就开始萎靡不振地藏在透着微蓝阴影的沉重的眼睑下边，神经质的裂纹在嘴角不停地抽搐。几个月以前，他第一次得了中风，他愤怒地回忆起在米兰的第一次爱情礼物；医生给他放了血，使用了药膏，他吃了不少苦头，最后外交部便批准这个病人离开奇维塔韦基亚，他回国了。但现在，巴黎又能对他有什么帮助呢？巴尔扎克写的那篇论述《巴马修道院》的文章有什么助益呢？这种刚刚绽出第一批花蕾的荣誉对一个“行将就木”、已经触到死神冷手的人有什么好处呢？这个阴郁的影子疲惫地拖拖沓沓地继续走向他的住宅，几乎没有抬眼看一看那些华丽的灯火闪烁的四轮马车，那些边走边聊的闲人，那些衣裙窸窣的妓女——这个不幸的人像一个慢慢离去的黑点，走在夜晚人来车往的街道忽隐忽现的灯光中。
突然起了一阵骚动，人们好奇地拥来挤去，这位肥胖的先生昏倒在交易所大门跟前了，现在他就躺在那里，两只眼睛呆滞地凸起，脸色发青，第二次致人死命的中风向他袭来。人们撕开卡住这个呼吸微弱的病人脖子的衣领，先是把他抬到一家药房里，后来又把他抬到他住的楼上那个小房间里去。房间里到处都是纸片、笔录、刚开头的作品和很多日记本。在其中的一张纸上写着这样一句奇妙的有预见性的话：“我认为，死在大街上一点也不可笑，只要不是故意这么做。”
一八四二年。大木箱。
一辆车从奇维塔韦基亚出发，横穿意大利，向法国驶去，车上那个装着不值钱东西的大木箱被颠得摇来晃去。人们是要把这些东西送到罗曼·科隆，司汤达的表兄即遗嘱执行人那里去。（谁会关心这个死者呢，各家报纸连六行的讣告都不肯登载！）可是，这位遗嘱的执行人却出于对死者的崇敬，希望编辑出版这位怪人的作品全集。他让人们撬开这个箱子——哦，天呀，多大一堆纸，用暗号和密码写得多么杂乱，一个孤寂的著书人多么混杂的遗物啊！他从中找出几篇最容易辨认的已经写就的作品，抄成副本，随后这位忠实的执行人自己也累垮了。他在长篇小说《吕西安·娄凡》上面写了一句泄气的话：“没法办。”就连自传《亨利·勃吕拉》也被判定不合宜而被放回原处，一放就是几十年。现在怎么处理这一大堆东西，这些无用的杂物，这些杂乱无章的纸片？科隆又把这一切捆起来装到箱子里去，送给了司汤达青年时代的朋友克罗泽，克罗泽又把箱子送回格勒诺布尔图书馆永久保存。在那里，按照图书馆的古老惯例，这些纸片都编了号，贴上案卷标签，重重地盖上图章，登录造册。安息吧！六十大卷手稿，这是司汤达的毕生著作和自我记述的生活札记，全部由官方装箱封存，放在图书馆的书库里，除了积满灰尘不受任何干扰。一放就是四十年，没有人想到碰一碰这些沉睡的大部头的书稿。
一八八八年，十一月。巴黎。
人口在增长，城市在扩大，巴黎已经有八百万条腿了。这八百万条腿也不能总步行呀。于是，汽车公司便计划开辟一条通往蒙马特地区的线路。可惜道路上有一个令人烦恼的障碍：那就是蒙马特公墓。现代技术倒是有办法对付这个弊端，人们只要修一座桥，让活人从死人上边跨越过去。当然也不得不挖掉几座坟，就在这时，人们在第四排第十一号发现一个完全无人过问的衰败的坟墓，碑上写着稀奇古怪的题词：“贝尔之墓，米兰人，爱过，写过，活过。”这个坟墓里葬的是一个意大利人吗？奇怪的碑，奇怪的人！偶然有一个人路过，他想起有一个法国作家亨利·贝尔谎称自己是意大利人，埋葬在这里。人们迅速组建了一个委员会，凑了一点钱，买了一个新的大理石墓碑，换掉了旧的墓碑。这个已经消失的名字突然又在这腐烂了的尸体上空放出异彩，这是一八八八年，在他被人遗忘了四十六年之后。
就在人们想起他的坟墓，把尸体掘出重葬的同一年，又发生了一个古怪的偶然事件。当时有一个年轻的波兰语言教师，名叫斯坦尼斯拉斯·施特里恩斯基，他流落到格勒诺布尔，因为闲极无聊便到图书馆里去，想找点东西阅读，他看见有各种各样落满灰尘的手写书册堆在角落里，便开始阅读和辨认那些潦草的字迹。他越读，便越感到这些阅读材料有趣。他找到了一个出版商。日记，《亨利·勃吕拉》，《吕西安·娄凡》都问世了，真正的司汤达也第一次见了天日。他这个真正的同时代人热情地赞颂司汤达的博爱精神，因为他不是把他的作品献给他的真正的、同时代的人，而是献给未来的、下一代的人。“我将在一八八〇年闻名于世”，这句话多次出现在他的书里，那时的一句无可奈何的空话，现在则是一种令人惊异的现实。在与他的尸体被掘出检验的同一个世界性时刻，他的作品也从昔日的阴影里走了出来，直到这一年，过去那么不值得信任的人复活了，他的每句话都证明他永远是诗人，而他的这句话则证明他是一位先知。
* * *
[1]意大利北部的一个村庄，一八〇〇年五月拿破仑在此大败奥军。
[2]奇马罗萨（1747—1801），意大利作曲家。
[3]又译西勒诺斯，希腊神话中的精灵，形象是秃顶老人，经常醉酒，能预见未来。
我和世界
他不能使人满意，他太特殊了。
亨利·贝尔的创造性的矛盾性格，是从父母身上承袭来的。就他父母的精神而言，他们本来就是两种不同性情的勉强相配。谢吕宾·贝尔——你不要一听见这个前名就想到莫扎特，千万不要！父亲，或这个被愤怒的儿子和敌人一向咬牙切齿地称为“私生子”的人，完全代表着那种顽强、吝啬、精明和渗透铜臭气的外省资产者，福楼拜和巴尔扎克都把这种人愤怒地挥拳抛向文学的绝壁。亨利·贝尔从他父亲那里继承的不仅有粗壮肥胖的体形，而且有浸入头脑和血液的利己主义。他的母亲亨利埃特·加尼翁正好相反，她来自耽于幻想的南方，她的气质属于罗曼语民族。拉马丁很可能写诗赞颂她，让－雅克·卢梭很可能为她感伤：这是一种温柔而有音乐感的、感情饱满的、南方人的天性。从这位过早离开人世的母亲那里，亨利·贝尔继承了性爱的激情、充盈的情感、痛苦的几乎是女人式的神经过敏。这个奇特的造物，在血液里一直被这两种相互矛盾的气质摇来晃去，始终具有相互矛盾的性格，一生中都摇摆在父亲的遗传和母亲的遗传之间，摇摆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之间：因此，这个未来的诗人亨利·贝尔永远是不统一的、双重性格的人。
小亨利在感情上很早就有倾向性，他爱母亲（甚至像他自己承认的那样，他有一种危险的早熟的激情），他怀着嫉妒和鄙视的心理恨这个“父亲”，那真是一种西班牙式冷酷的孤傲讥讽的、像审讯般一追到底的恨啊，恐怕什么地方也找不到比司汤达自传《亨利·勃吕拉》头几页里更无可指摘的恋母情结的描写了。但是，这种过早的紧张心情突然中断了，因为母亲在他七岁上就死了。这个男孩十六岁时乘坐邮车一离开格勒诺布尔，就在内心里把这个父亲看成离开人世的人了。从这一天起，他就用沉默、憎恨和鄙视把他彻底埋葬在心底了。然而，尽管他严厉谴责父亲、冷嘲热讽地贬低父亲，这位顽强、冷酷、讲求实际的资产者父亲却又在他的血肉之躯中活动了五十年之久。他的两种精神品格，父母的先辈，贝尔的先辈和加尼翁的先辈，讲究实际的精神和耽于幻想的精神，在他的内心里一直不停地斗争，二者没有一方完全取胜。在这一刻，司汤达是他母亲的真正的儿子，在下一刻，往往在同一刻，又是他父亲的儿子，时而腼腆畏缩，时而死硬讥讽，时而热狂浪漫，时而又猜疑心重，工于计算，甚至以转瞬即变的间隔一秒钟又一秒钟地嘶嘶作响地冷热交替。感情淹没理智，理智又粗暴地堵塞感情。这个矛盾的造物从来都不完全属于这一方面，也从不完全属于另一方面。在精神和感情的永恒的战争中，很少见到比我们所说的司汤达的伟大的心理斗争更壮丽的战斗。
立即可以预见到，这里没有决战，没有毁灭性的战役。司汤达没有被战胜，没有被他内心的矛盾撕碎，这种享乐主义的天性可以保护某种伦理的冷淡，保护一种冷眼静观的有警觉性的好奇心，免遭任何真正的悲剧命运。这位本质上清醒的人一生一世都小心地躲避一切破坏性的自然力，因为他奉行的第一条准则便是保存自我，正如他在拿破仑的战争中每时每刻都理解的那样，要待在后卫队里，避开枪林弹雨，所以司汤达在他的精神战斗中宁愿选择观察家的安全地点，而不选择有生命危险的决一死战的阵地。他完全缺乏帕斯卡尔、尼采、克莱斯特那种道德上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些人都强行把他们的每一个矛盾提高到生命攸关的地步。而他，司汤达，在他直觉地忍受内心矛盾的同时，却满足于从精神上的安定出发，把这种矛盾当作美学的活剧来享用。因此，他的自相矛盾的本性任何时候都没有被完全动摇过，他从来都没有认真地恨过他的这种二重性，他甚至还爱这种特性呢。他把他的这种锋利而精密的理智当作宝贵的东西来爱，因为是理智使他理解了世界。另一方面，司汤达也爱他的充盈的感情，爱他的过分敏感，因为是过分敏感使他脱离日常生活的迟钝和麻木。他同样也认识到了走极端的危险：一种是理智的危险，恰恰是过分理智使他在热情高涨的时刻变得冷静，清醒；另一种是感情的危险，过于感情用事会诱使他的思维进入极其模糊失去真实的境界，从而破坏他借以生存的清醒理智。所以他最希望这两种精神类型的任何一种都具有另一种精神类型的特性。司汤达不断从理性上阐明他的感情，又不断向理智注入感情——他一生都是一个存在于同一个紧张而敏感的机体里的浪漫的理智主义者和理智的浪漫主义者。司汤达的每一个公式总是导出一个两位数，从来不会产生一个一位数：只有在这种双重的精神世界里，他才能实现自我。每逢他感到自己强有力的时候，他都把这种精神状态归因于他天生的内心矛盾的交错和并列。“没有情感的迸发，就没有理智。”有一次他这样谈到他自己，意思就是，在没有直觉地产生内心激动的情况下，他不能很好地思考，而在没有立刻测出自己激动的心跳时，他也不能有准确的感觉。他一方面把梦想尊为他生活感情的最宝贵的条件（“我喜欢梦想胜过一切”），同时没有梦想的对立面，即没有头脑清醒，他也不能生活（“如果我不亲眼目睹，我心中的整个世界就会化为乌有”）。正如歌德曾经承认的，人们通常称为享受的东西对他来说永远飘浮在感情和理智之间，司汤达也是由理智和感情的充分混合而感觉到世界的意义深远的美。他知道，只有他内心的矛盾不断地摩擦才能产生心灵的电，才能产生神经网络的每一次刺激和火花，才能产生我们今天一触及司汤达的一本书一张纸就感觉得到的各种紧张的、不断被激励的、噼啪作响的生命活力。多亏这种生命活力从一极到另一极的跳跃，他才感受到强有力的热量，他的天性中创造性的、开拓光明的强有力的热量。他那永远清醒的自我提高的直觉激发了保持这种高度紧张的一切热情。在他从心理学角度所进行的无数异乎寻常的观察中，他曾说出一次最突出的观察：正如我们身上的肌肉需要不间断的锻炼才不会变得软弱无力，精神的力量也必须得到不断的训练、提高和完善。司汤达比任何人都更加坚持这项完善化的工作。为了进行认识上的斗争，他爱惜和保护他性格中的这两个极端，像音乐家珍惜自己的乐器，像士兵爱护自己的武器。他也不断地锻炼他精神中的“我”。为了保持感觉的高度紧张，保持“精神坚挺”状态，他每天晚上都在歌剧院里通过音乐来激发他的官能，极力鼓励自己在年纪较大时不断投入新的情网。他已觉察到自己记忆力衰退的迹象，为了加强记忆力的准确性，他自己进行特种训练。像每天早上磨刮脸刀一样，他通过自我观察来磨练自己的感知能力。他每天通过读书和谈话获得“数倍新的思想”。他充实自己，他激动，他紧张，他约束越来越灵敏的感觉；他不断强化他的理智，不断地丰富他的感情。
由于有了这种实现自我完善的熟练而精湛的技巧，就心灵感知而言，司汤达在理智和情感上都达到了不同寻常的高度。必须在世界文学中上溯几十年，才能找到一种类似的感觉细微、理性深邃的意识，一种既有皮肤细腻、神经震颤的敏锐感觉，又有像水一样清晰、冷静的理智。诚然，他的神经末梢如此轻柔，不停地震颤，紧挨在皮肤下面又是那么会意那么欣喜，这是无可指摘的。感觉细腻总要造成轻微的伤害，凡是对艺术恩赐有加的东西，几乎永远成为艺术家的生活灾难。这种超常结构的本性使司汤达在自己的环境里受了多少苦啊！他在这种感伤而充满激情的时代里感到多么格格不入，多么不快！这样一个有知识讲礼貌的人必定把任何野蛮行为都看成一种伤害，这样一个浪漫的灵魂必定认为庸碌之辈的麻木和怠惰是一种精神压力。正如童话里的公主在上百层的鸭绒和羽毛的下面发现了豌豆，司汤达也痛苦地感觉到了每一句假话，每一个虚伪的姿态。一切虚伪的浪漫，一切愚蠢的夸张，一切怯懦的模棱两可，对他意识清醒的直觉的影响，就像冷水对病牙的作用一样。因为他的真诚和自然的感觉，他在精神上的识别能力，都因别人感觉太多和太少而受到伤害，无论是陈词滥调还是矫揉造作都会造成伤害（“我最憎恨庸俗和矫饰”）。只要有一句话，或者因为感情过分亲切，或者因为激情含有过多的酵母，都可能毁掉他的一本书的名声，一个不相宜的动作就可能损坏最美好的艳遇。
有一次，他怀着激动的心情观察拿破仑的一次战役：相互残杀的混乱场面，地动山摇的大炮的轰鸣，在腥风血雨中，落日的色彩变幻照得天边一片通红——所有这一切都不可抗拒地影响着他的艺术家的心灵，使他的神经猛然变得麻木。他站在那里，怀着同情的紧张心理全身瑟瑟发抖。不幸的是，这时，站在他身旁的一位将军突然心血来潮，竟用一句狂妄自大的话形容这宏大的场面。“真是一场巨大的会战！”他高兴地对身旁的人说。这句粗鲁的装腔作势的话立刻击碎了司汤达心里任何同情的希望。他赶快走开了，嘴里骂着这个笨蛋，心中备感气愤、失望和悲凉。每当他高度敏感的味觉器官感觉到感情表达中有些许空话或谎言的怪味时，他便会产生强烈的反抗。思想的模糊，言词的夸张，感情的夸耀和做作，都立刻从美学的角度使这位敏感的天才感到厌恶。这样，他也就很少从任何同代人的艺术中获得有兴味的东西，因为他们的艺术当时具有特别甜美的浪漫主义（夏多布里昂）和假英雄主义（维克多·雨果）的色彩，所以他能接纳并与之相处的人就很少。不过，这种过分的敏感也同样妨害了他本人。无论在哪里，只要他发现感情上的少许偏差，不必要的语声渐强，陷入多愁善感，或因胆怯而含混不清和不够诚实，他就会像一个严厉的小学教师惩罚学生那样责罚自己。他的永远清醒的、无情的理智偷偷进入他那怪癖的梦想里去，无情地撕去他的一切遮羞布。一个艺术家很少有被教育得如此正直的，一个灵魂的观察家很少这样严厉地监视自己最秘密的内心偏差和迷误。
因为他如此熟悉自己，所以司汤达本人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明白，这种过高的神经上和精神上的敏感性是他的突出的才能，他的美德，也是他的危险。“我总因那些伤害他人的事而感到痛苦。”凡是对别人有一点伤害的事，都会刻骨铭心地伤害这位超级敏感者。因此，从青年时代起，司汤达就直觉地把“他人”视为自己的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视为另一种类灵魂的成员。当这个笨拙的小男孩在格勒诺布尔看到他的同学无忧无虑地喧哗打闹时，他就在自己身上感觉到了这种异类的存在。后来，这位朝气蓬勃的下级军官亨利·贝尔在意大利更痛苦地体验到了这一点，他当时心怀嫉妒，无可奈何地模仿其他军官，赞赏他们，他们都善于使米兰的女人顺从，善于夸海口，故意把佩刀甩得丁当作响。不过，那时他总因自己的柔弱、窘迫和敏感而感到羞愧，认为这是一个男人的缺点，一种一文不值的卑贱。多少年当中他都——极其可笑而又徒劳无益地！——试图抑制他的这种天性，学这些喧扰不休的暴徒拼命吹牛，以便跟这些粗鲁的伙伴一样胡来，让他们佩服。这个爱动感情的人渐渐地十分吃力地，非常痛苦地在自己的不可救药的另类本性中发现了一种多愁善感的美——这个心理学家觉醒了。司汤达渐渐对自己产生了好奇心，开始发现自己。他首先认定，他与众不同，身体组织比别人更细密，感觉更敏锐，听力更灵敏。周围没有一个人像他感受如此强烈，思维如此清晰，像他有这样的混合的天性，使他在任何地方都能感觉到最细微的东西。尽管如此，他却不能在实践中实现他的感觉之万一。毫无疑问，肯定还会有另外一些具有这种奇异特征的人（“优越的人”），因为，如果不能根据自己的特性像莫扎特那样去感觉，如果在他心里没有同莫扎特一样的轻松灵魂主宰一切，他怎么能理解蒙田，怎么能理解他这位辛辣、聪慧、蔑视一切平庸的高人呢？大约在三十岁的时候，司汤达才头一次想到他并不是一个不幸类型的人，而是属于极少数高贵的“享有特权”的人，这种人总是零星地散布在不同的民族、种族和国家里，正如宝石隐在普通的矿石里。他觉得，他就定居在他们中间（不是法国人中间，他像扔掉一件穿着显小的衣服一样抛弃了这种属性），定居在另外一个看不见的祖国，定居在那些具有更细密的精神器官和更敏感的神经的人中间，这些人从不聚合成粗鲁的人群和庸碌的帮派，他们只是间或向时代派遣一名使者。他写书，只是献给那些耳聪目明者，献给那些无需强调、无需暗示，由于内心的直觉立即就能读懂的明白人——他超越他本人所生活的世纪，把他的书献给这样的人，他通过镜子般的书把个人情感的秘密透露给这样的人。自从他终于学会蔑视以来，他便这样想：周围那些眼里只有涂着粗大刺目的广告字体、嘴里只有可口的辛辣香料和油腻烤肉的说大话的粗人又关他什么事呢？他让他的于连骄傲地说：“别人跟我有什么相干？”不，一个人在这样一个下流、庸俗的世界里没有任何成就不必感到惭愧。“平等是使人愉快的最高准则。”要取悦这个庸俗下流的世界，一个人必须与他人采取平等的态度。但是，谢天谢地，他是一个“特殊的人”，一个“优越的人”，一个特殊体，一个与群体有细微差别的人，而不是愚蠢的羊群中的一只。因其貌不扬而遭受的一切侮辱，在仕途上发展缓慢，在女人面前屡屡出丑，文学上成功无望——司汤达自从发现自己的特殊以来，便把这一切看作自己高人一等的证明。他的自卑感突然胜利地变成了强烈的高傲，变成了司汤达的那种明显欢快而无忧无虑的高傲。现在他故意远离各种团体，只关心一件事，“塑造自己的性格”，把自己的性格、心灵的面貌独具一格地塑造出来。特殊只在一种美国化的即泰罗制世界里才有价值。他认为，“只有少许不同凡响的事物才会使人感兴趣”。那就让我们不同凡响吧，让我们保持和加强我们身上这个不同凡响的种子吧！没有一个酷爱郁金香的荷兰人，培育最宝贵种类的杂交体时，比司汤达保养他的矛盾性和特殊性更细心周到。他把这种特异性保存在他称之为“贝尔主义”的独特精髓里，保存在使亨利·贝尔永葆亨利·贝尔本色的、只能称之为艺术的一种哲学里。为了使自己更坚定地与他人相隔离，他有意识地与他的时代相对立，像他的于连那样生活：“向全社会开战。”作为诗人，他鄙视美的形式，宣称资产阶级的法典是真正的诗艺；作为士兵，他讥讽战争；作为政治家，他挖苦历史；作为法国人，他嘲笑法国。他处处在他自己和别人之间挖壕沟，拉铁丝网，防备别人接近他。当然这样一来，他也就失去了任何飞黄腾达的机会，无论是当士兵还是当外交官或当文学家，他都一事无成，但这却使他变得更加自豪了：“我不是畜群里的牲口，我什么也不是。”不，只对这些粗俗的人而言什么也不是，在这些微不足道的人而前始终什么也不是。他很幸福，没有什么地方需要他去适应，不需要适应他们的阶级、他们的种族、他们的阶层和祖国，他热情地提出用自己的脚走自己的路的怪论，而不是在奴性十足的愚蠢公仆中间走通向成功的康庄大道。他宁可停步不前，站在局外，孑然一身，但始终保持着自由。对这种自由自在，对摆脱一切束缚和影响的自由行动，司汤达有独到的见解。如果他有时出于需要不得不接受一种职业，穿上一种制服，那么，他为了保住饭碗，去做他非做不可的事，但不为此多花半点精力和时间。如果他的表兄给他披上一件轻骑兵的外套，他绝不会觉得自己便是一名士兵；如果他写长篇小说，他也并不因此而就说自己是在从事专业的写作；如果他必须戴上外交官刺绣的金银丝带，那么，他就得在工作时间内把一个贝尔先生拴在写字台前，而这位贝尔先生跟真正的司汤达仅仅有共同的皮肤、滚圆的肚子和骨骼。但不论对艺术，还是对科学乃至对公务，他都没有献出他真正生命的一份。事实上，他的一个同事一生也没想到，他是跟法国最伟大的诗人在同一个连队里进行操练，在同一张写字台上处理公文。即使他的文学界有名望的同行（巴尔扎克除外），也只把他看作一个有趣的闲谈者，一个星期天偶尔骑马越过田间的退役军官。也许在他的同代人当中，只有叔本华像他的心理上的伟大兄弟司汤达一样生活和工作在一种类似封闭的精神孤立的状态中。
司汤达独特本质的最后一部分始终在于袖手旁观。从化学上探究这种稀奇的因素则是司汤达惟一实际的深入细致的活动。他从来都不否认这种内向型生活态度的自私自利，自我欣赏，相反，他还夸耀他的自私自利，并给它取了一个新的挑衅性的名字：自我中心。自我中心——这个词不是印刷错误，千万别跟它的平庸而粗健的混血兄弟利己主义相混淆。因为利己主义是想要把别人的一切东西都粗暴地据为己有，它有一双贪婪的手和一副嫉妒的扭曲的嘴脸。利己主义是猜忌的，心胸狭隘的，贪得无厌的，即使它具有某种精神动力，也不能使它摆脱那没有幻想的粗野感情。与此相反，司汤达的自我中心则不想从任何人那里掠取什么，他以高贵的傲气让那些夺取金钱的人去抓他们的钱，让那些野心勃勃的人去抢他们的官职，让那些追逐名利的人去夺他们的勋章和绶带，让文学家去做他们获取荣誉的美梦——但愿他们因自己孜孜不倦的追求而安享幸福！从上面轻蔑地向他们微笑，看他们怎样围着猫金[1]伸长脖子，低三下四地弓腰屈背，身上挂满各种头衔，塞足各种身份，看他们怎样拉帮结派，误以为可以统治世界——很好！很好！他对他们付以嘲讽的笑，没有嫉妒，也没有贪欲：让他们装满衣袋，把肚皮填饱吧！司汤达的自我中心只是热情的防守，它不迈进任何人的管辖区，但它也不让任何人跨进自己的门槛，它只希图在亨利·贝尔这个人的内部创造一个完全孤立的空间，一个小暖房，有个性的热带稀有植物能在里边不受阻碍地生长。因为司汤达只想从自身为自己一个人培育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爱好，自己的欢乐。一本书，一件事，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他人，在他都无所谓，都不重要。一件事对现代、对历史或对千秋万代能产生怎样的影响，他都不予理睬。他喜欢的，他就说好；他眼下视为重要的，他就说是正确的；他所蔑视的，他就说是可鄙的。即使他因为有这种看法而陷入完全孤立，他也不会感到不安，相反，孤立能满足并加强他的自尊自信。“别人跟我有什么相干？”于连的这句座右铭在美学方面正好符合这位真正的、成熟的自我中心主义者。
“但是，”这里也许有人轻率地提出异议，“这一切都是绝对不言而喻的，有什么必要使用自我中心这个夸张的词语呢？一个人认为美的东西便称之为美，一个人只按照个人的感觉安排生活，这是再自然不过的！”诚然，人们可以这样想，但仔细看来，有谁能做到完全独立地感觉，完全独立地思考呢？在那些仿佛凭借个人的判断形成对一本书、一幅画、一件事的看法的人当中，有谁敢于坚持不懈地反对整个时代，反对整个世界？我们承认，时代的空气就藏在我们的肺腑里，我们的心房里，我们的判断和观点在无数同时代的判断和观点中磨砺，不知不觉地磨掉了棱角，众人看法的诸多联想像无线电波一样通过这种氛围振动，这时，我们就会在无意中受到超出我们想像的影响。人的自然的反射绝不是坚持己见，而是个人观点对时代观点的适应，是向多数人感觉的投降。如果多数人，绝大多数人，不是软弱地顺应人类，如果他们千百万人不是出于本能或惰性放弃私人的、个人的观点，那么，人类社会这个庞大的机器早就停止运转了。这就每每需要完全特殊的力量，需要一种高度的反叛勇气——能认识到这一点的人是多么少啊！——才能顶住来自千百万人的精神压力而坚持自己的孤立见解。一个人的身上凝结了非常稀有的、经过考验的力量，他才能具有特殊的品格：对世界准确无误的认识，精神上高度敏锐的感觉，对各类人不可调和的鄙视，大胆的无视道德的果决，特别是勇气，三倍的勇气，毫不动摇地坚持个人信念的勇气。
司汤达这个最彻底的自我中心主义者是有这种勇气的。从这一点出发可以更好地观察这个人：他是多么勇敢地猛烈攻击他的时代，一个人反对所有的人，他是怎样不用盔甲而只靠个人锋芒毕露的高傲或闪烁不定的佯攻或直截了当的攻击斗争了半个世纪，他受了伤，从许多看不见的伤口往外流血，但一直到最后一刻，也丝毫没有放弃他的特性和成见。敌对是他的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要素，独立自主是他的快乐。我们可以从上百个例子里看出，这位坚定不移的反对派是多么无畏多么义无反顾地对抗普通的观点，他是多么勇敢地向它们挑战。在一个所有的人都热衷于谈论战斗的时代里，正如他所说的，在法兰西都认为“英雄主义这个概念必然与军乐队的指挥密切相联”的时代里，他把滑铁卢战役描写成乌合之众的一场混战；他毫无顾忌地承认，在远征俄罗斯期间（历史学家把这次战役颂为世界历史的伟大史诗），他本人感到无聊之极。他不羞于承认，在他看来，到意大利去跟他的情人再见一面，比关怀他祖国的命运更重要，欣赏莫扎特的咏叹调比关心政治危机更有趣。“他不在乎被征服，”法国被外国军队占领跟他有什么关系，他早已是名誉上的欧洲人和世界主义者了，他一分钟也没关心过战争命运的急转直下，他不关心时兴的观点，“可笑而又愚蠢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他只关心他的精神本性的保存和实现。他在世界历史的可怕的崩落期间，如此自负而温柔地强调他的这种个性，以致人们在阅读他的日记的时候不时怀疑他是否真的目睹过所有那些重要史实。不过，就某种意义而言，司汤达根本就不在场，虽然骑马通过了战区或坐在机关里，但他只干他自己的事，他从来没有感觉到因为自己参加了行动而有义务从精神上参与那些不使他心动的事件。正如歌德在他的编年史里提及的年代只记录了他阅读过的译自中文的作品，司汤达也只在他的时代震惊世界的时刻里记下了他私人的大事：他的时代的历史和他本人的历史仿佛有不同的字母和词汇。因此，司汤达便成了他所处的世界的一个不可靠的目击者，同时又是他的个人世界的杰出的见证人。对于他这个完美无缺的、值得称赞的、无与伦比的自我中心主义者来说，一切事件只能还原为司汤达—贝尔个人从世界发展进程体验到的内心冲动。恐怕从来没有一个艺术家像司汤达这样为他的这个“我”更顽强、更果敢、更狂热地生活过，把这个“我”更巧妙地发展成“独特的我”，成为这个英雄的自我和坚信不疑的自我主义者。
不过，正是由于有这种竭尽全力的与世隔绝，这种小心谨慎地拔出软塞并密封地塞紧，司汤达的精华才毫不掺假、毫不减少地、连同其本性的芳香留给了我们。他并没有染上时代的色彩。我们看到，他是一个杰出的人，是在心理上完全不同的稀有敏感类型的永恒的个人。事实上，在他所生活的法兰西的这个世纪里，没有一部作品在形式上如此生气勃勃，保持着如此新颖和如此完好的精神。因为他让时代远离他，所以他的作品是不受时代限制的；因为他只过最内在的生活，所以他的影响充满活力。一个人越是跟着他的时代随波逐流，他就越会随着时代一起死亡。一个人越是在自己身上保留真正的本性，就越能凭借其本性流芳百世。
* * *
[1]即黄色云母。
艺术家
老实说，我不敢说我自己能读书。我往往更喜欢写作。这就是全部。
司汤达致巴尔扎克的信
司汤达这个不遗余力保存自我本性的人，没有完全献身于任何事情，没有投靠任何人，没有献身于任何职业，也没有献身于任何职务。如果他写作，无论是创作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还是撰写心理学著作，他都把自己融入书中。这种激情也只是为了满足他的个人乐趣。他在自己的悼文里说“凡是他不喜欢的事他从来不做”，把这颂为他一生最大的功绩。司汤达只在艺术这一行使他振奋的时候才是艺术家，只有艺术服务于他的最终目的，使他愉快，满足他的自我欢乐时，他才服务于艺术。他的遗嘱执行人简直是一意孤行，是他故意歪曲司汤达的最后意愿，把这种文学上的过高评价刻在了石碑上。“爱过，写过，活过。”他把这句话刻在大理石上，而遗嘱明确规定的则是另一种顺序：“活过，写过，爱过。”因为这个忠于自我选择的司汤达，希望凭借这个顺序让人们在他死后知道，他是把生活放在写作前头的。他认为享受比创作重要，所有的写作只不过是他的自我发展的一种有趣的补充，一副对付烦闷的强身剂。如果人们认识不到，在这个充满激情的生活享乐者的眼里，文学只不过是他性格的一种偶然的而非决定性的表现形式，那就是对他很不了解。
当然，作为年轻人，初到巴黎这个理想的坟墓时，他也想过要成为诗人，自然是成为一个著名的诗人，不过有哪一个十七岁的少年不这样雄心勃勃呢？当时他用心写了几篇哲学论文，还用诗体写了一部未完成的喜剧；在后来的四十年当中他完全忘记了文学，他不是坐在马背上就是坐在写字台前，或在大马路上闲逛，或抑郁地徒劳无益地向意中的女人献殷勤，关心绘画和音乐远远超过关心写作。一八一四年，在经济拮据时刻，更加令人不快的是他甚至不得不卖掉他的马，这时他急急忙忙用一个陌生的名字出了一本书：《海顿的生平》，说得准确些，他是厚颜无耻地剽窃了该书的意大利作者即那位可怜的卡帕尼的原文。卡帕尼后来竟面对这位不知名的邦贝先生大呼救命，因为他惊讶地看到他的书被这个邦贝先生洗劫一空。随后，司汤达又东拼西凑地写了一本《意大利绘画史》，同样是摘自别人的书，往里边塞了一点名人轶事。他这样做，一方面是因为书能给他带来点钱，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在这里能找到乐趣，他让手中的笔疾书不止，以各式各样的假名字戏弄世人，今天他称自己是艺术历史学家，明天则充当国民经济学家（《一个针对工业家的阴谋》），后天又变成了文艺美学家（《拉辛和莎士比亚》）或心理学家（《论爱情》）。在偶然做了这些尝试之后不久，他认识到，写东西并没那么难。如果一个人聪慧，能很快把心中所想形成语言，那么在写作和交谈之间就不会有很大的区别，而说话和口授笔录之间的差别就更小了（用什么形式，司汤达都觉得无所谓，他写书或者是用铅笔乱涂一气，或者口授，让人用手指轻松地打出来都一样）。他认为文学只不过是一种令人愉快的消遣。要知道，他从来都不觉得有必要把他的真名亨利·贝尔写到他的著作上，这充分证明了他对一切功名的冷淡。
四十岁他才更经常地坐下来工作。为什么？是因为他已经变得更看重功名，更充满激情，更热爱艺术了吗？不，根本不是，只是因为他变得更肥胖了，因为他——可惜！——更不能得到女人的青睐，重要的是钱更少了，而时间却充裕得填不满了。一句话，因为他需要找到代替的东西，“为了消愁解闷”，以免在烦闷中度日如年。正如用假发代替以前厚密蓬松的头发，现在对司汤达来说是用写长篇小说代替生活，他用各种各样虚拟的梦想补偿现实奇遇的减少；最后，他甚至认为写作是很有趣的事，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比沙龙里一切平庸的雄辩家更令人愉快更精神饱满的谈话对象。是的，假如一个人不像那些巴黎的文人墨客那样采取不太认真的态度，不像他们那样用汗水和功名弄脏自己的手指，写长篇小说真是无愧于一个自我中心主义者清白而高尚的乐事，一种完全无拘无束的精神消遣。这个日渐衰老的人在这种消遣中越来越多地找到诱人的美。这种事干起来倒也不很吃力，没有草稿，而是通过口授让报酬微薄的书记员笔录写成一部长篇小说只需三个月时间，确实无需花费太多的精力和时间。此外他可以嘲笑敌人，讥讽世人的粗俗，以寻开心。他可以戴上假面具，不暴露自己，把最温情的灵魂的冲动推给年轻人，以此表达自我忏悔之心。他可以表现得激情满怀而不丢面子，作为老年人像孩子似的充满幻想而不害羞。这样，司汤达的创作就变成了一种享受，逐渐变成这位善于享受者个人的隐秘的自我陶醉。但司汤达从来也没有意识到要创作出伟大的作品，甚至进入文学史。他坦率地向巴尔扎克承认：“我过去总爱讲我喜欢的事情，从来没有想到运用艺术手法来写小说。”他不考虑形式、批评、读者、报纸和千古流芳。他作为一个完善的自我中心主义者，在写作中只考虑自己和自己的乐趣。最后，很晚很晚了，在五十岁的时候，他才有了一个奇特的发现：人们甚至能够靠写书赚钱。他感到更愉快了，因为亨利·贝尔的最高理想一直是孤寂和独立。
但是，书没有获得真正的成功，读者的胃不习惯这种枯燥的、不抹黄油不加香料的食物，于是他便不得不为自己的人物形象想出一群读者，那是未来的什么时候，在另一个世纪里的一群精英，“一些幸运者，”一八九〇年或一九〇〇年的一代人。但同时代人的冷淡对司汤达的伤害并不严重，最后，那些书甚至只是写给他自己的书信。“别人跟我有什么相干？”司汤达只为自己写作。这位衰老的享乐主义者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新的、最后的、可心的乐趣：在上面阁楼里就着木桌上的两支烛光写作或口授，而这种跟自己的灵魂和自己的思想的完全的自我谈话在他生命终结前变得比所有的女人和欢乐都更重要，比富瓦咖啡馆，比在沙龙里的讨论，甚至比音乐都更重要了。孤独中的享受，享受中的孤独，他的这种头一个和最早的一个原始理想，终于被这个五十岁的男人在艺术中发现了。
不过，这是一个迟来的欢乐，一个已被断念遮蔽的阴沉的欢乐，因为司汤达的创作开始得太晚了，以致不能使他的生命得到创造性的发展，他的创作是在用音乐伴送和实现他缓慢的死。司汤达四十三岁开始写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红与黑》（早年的《阿尔芒斯》略而不计），五十岁写《吕西安·娄凡》，五十四岁写第三部长篇小说《巴马修道院》。三部长篇小说耗尽了他的文学才华，从主题来看，三部长篇小说只是一个主题，是同一个原始的基本生活经历的三个变种，即亨利·贝尔青年时代的精神历史。这个日渐衰老的人不让它在自己心中泯灭，而是想一再地更新它。所有三部作品都可以冠以他的后辈人和蔑视者福楼拜的标题：《情感教育》。
因为这三个青年人，受虐待的农民的儿子于连，娇生惯养的法布里斯侯爵和银行家的儿子吕西安·娄凡，以同样炽热的不受限制的观念走进一个感情日渐冷漠的世纪。他们都是拿破仑的热情拥护者，都是英雄业绩、伟大事业、自由的向往者；他们都是首先从充沛的感情出发寻找一种比现实生活所允许的更高、更明智、更轻松的形式。他们三个人都对女人充满隐忍的激情，都有一颗迷乱的童贞的心。他们三个人都深刻地认识到，一个人即使在一个冷冰冰的、与人敌对的世界里也必定隐藏着一颗热烈的心并抛弃他的寻欢作乐的情愫，所以他们才猛然醒悟过来。他们怀着纯洁的心所作的初次尝试都因遇到“他人的”（即司汤达的永久敌人的）心胸狭隘和市民恐惧而彻底失败。他们渐渐都学会了对手的阴险狡诈，耍小权术，诡秘地打小算盘，他们变精了，变得虚假、世故和冷冰冰的了。更讨厌的是，他们变得像年老的司汤达一样聪明、机智和自私，他们成了杰出的外交家、商业天才和高级主教。一句话，他们向现实妥协了，只要他们从自己真正的灵魂王国，从青年时代和纯洁观念的王国产生一种被摒弃的痛苦的感觉，他们就会适应现实。
为了这三个青年，或说得确切些，为了曾悄悄地活在他心中、后来下落不明的那个年轻人，为了“他二十岁的生活”，为了自己的缘故，为了再一次热情地体验那个二十岁的人，这个五十岁的亨利·贝尔写了这些长篇小说。作为一个博学、冷静而失望的英才，他通过他们叙述了他内心的青年时代；作为通晓艺术的头脑清醒的理智主义者，他开创了不朽的早期浪漫主义的先河。于是，这些长篇小说便把他本性的原始矛盾奇妙地统一起来；在这里，也把老年时期的清醒与青年时代的迷惘描述出来。司汤达一生中在精神与感情之间、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之间的斗争，在这三次令人难忘的战役中胜利地解决了，每一次战役都像马伦哥、滑铁卢和奥斯特里茨战役一样长久留在人类的记忆里。
这三个青年，虽然命运不同，阶层和性格各异，但在感情上却是兄弟，他们的创造者促使他们继承和发展了他本性中的浪漫主义成分。同样，他们的三个对立角色也是一个人，莫斯卡伯爵，银行家娄凡和德·拉·莫勒侯爵，又都是贝尔，但在这个完全精神化的理想主义者身上，在这位后来变明智了的老年人的身上，所有的理想主义观念都被理智的灵光渐渐烧尽和消灭。这三个对立角色象征性地指出，生活把这个青年最终造成了什么样的人，他怎样“体验了一切欢乐，然后感到厌倦了，渐渐变得清醒了”（《亨利·贝尔谈他的个人生活》）。
英雄主义的狂热消亡了，老谋深算的伎俩代替了美妙的陶醉，一种冷静的消遣代替了火热的激情。他们统治着世界，莫斯卡伯爵统治着一个侯国，银行家娄凡控制着交易所，德·拉·莫勒侯爵控制着外交界。但他们都不喜欢由他们任意操纵跳舞的木偶，他们看不起这些木偶，正因为他们太了解身边这些人的卑劣。他们对美色和英雄业绩还是有同感的，但也只是有同感而已，他们都把履行自己的义务换成了一事无成、永远耽于幻想的青年时代的朦胧而不切实际的梦想。正如那位冷静聪明的国务大臣安托尼俄对待年轻热情的诗人塔索一样，那些表现生活的散文作家也是又乐于帮助又心怀敌意、又瞧不起又暗含妒意地面对这个年轻的对手，像精神面对感情，清醒面对梦境。
司汤达的世界就是在这种男人命运的永恒的两极之间，即在孩童般对美色的朦胧的渴慕和对现实权势力量坚定自信而又嘲讽冷静的追求之间周旋。女人们所面对的就是这些青年人，这些羞怯而热情似火的追求者，她们穿着窸窣作声的美丽的衣裙，婉然拒绝他们强烈的渴念，她们用柔美的轻声细语平息他们得不到满足的愤怒。司汤达的这些温柔的、即使充满激情也不失高尚的女人，德·雷纳尔夫人，德·夏斯特莱夫人，桑塞维利纳女公爵，人人都怀着一颗纯真激动的心。不过即使是虔诚的献身，也不能为她们的情人保持灵魂的处女似的纯洁，因为这些年轻人每向生活迈进一步，就在人的卑劣性泥潭里深陷一寸。这些大智大勇的女人具有高尚的品质，她们能使人的心胸宽广，她们与龌龊的现实和低劣的实用主义世道是相对立，她们有别于蛇一样狡猾的渺小的阴谋家和钻营者——一句话，就是有别于司汤达以蔑视和愤怒的态度所面对的那些平庸者。司汤达以青年时代浪漫主义的眼光美化这些女人，作为一个年老的人依然蹚进爱的旋涡，这时，他便以郁积心头的全部愤怒把那伙卑劣的强盗推上了断头台。他以愤怒的态度和不洁的言词塑造了那些法官，检察官，部长，仪仗队军官，沙龙里的饶舌者和背后讲人坏话的卑鄙小人，每个人都像粪土一样黏滞和松软，但改变不了的厄运使所有这些无足轻重的人成群结队地膨胀，数量多得惊人，像通常在人世间一样，他们总能成功地闷死崇高的人。于是，在他的史诗风格的作品里，不可救药的梦想家的痛苦忧伤便与失望者匕首般犀利的讥讽交替出现。司汤达在他的长篇小说里怀着憎恶的心理描写真实的世界，不亚于他怀着火热的激情描写虚构的理想世界，他是两个领域里的艺术大师，在精神方面和感情方面都十分熟悉，能够驾轻就熟。
正是这一特点使得司汤达的这些长篇小说具有特殊的魅力和地位，因为它们都是晚期作品，感情是青年人的，思想却是深邃的。只有间距才能创造性地阐释每种激情的意义和美。——“受感动者本人在被感动的那一刹那并不知道自己感情的细微差别。”他也许会以抒情诗和赞歌的形式任意颂扬他的狂喜，却绝不会解释它，不会以叙事的形式说明它。真实的、叙事的分析永远要求洞察秋毫，心绪安宁，头脑清醒，要求有一种超越激情的立足点。司汤达的长篇小说就极具这种内涵和外延；在这些作品里，艺术家恰恰是在男人生涯浮沉之间的界限上意识清醒地描述了这种感情；他又一次心情激动地感受到他的激情，但他已经理解它并能从内心里抒写它，从外部约束它。仅只这一点就说明司汤达的这些长篇小说里存在着观察他的新生激情内幕的动力和强烈的渴望——外部发生的事情恰好相反，艺术家并不重视小说手法方面的东西，他只以相当即兴的方式草率从事（他自己承认，在一章结束时还不知道下面的情节该怎样安排）。他的作品只从内心的波涛起伏上看具有艺术魅力和动人心弦的特点。他的作品之所以是最好的，是因为人们觉察到他们在内心里也有同感，最不可比拟的是因为司汤达自己的羞怯和隐蔽的灵魂涌入了他心爱人物的语言和行动中，他让他的人物为他自己的双重性格而受到痛苦的折磨。在《巴马修道院》里关于滑铁卢战役的描写是他青年时期旅居意大利全部生活的精湛的缩写：像他本人奔向意大利一样，他的于连奔向拿破仑，想在战场上建立功勋，但现实却不断地夺走他关于意大利的想像。他经历的不是地动山摇人喊马嘶的骑兵进攻，而是现代战争丧失理智的混乱，他找到的不是大军，而是一群骂骂咧咧、玩世不恭的雇佣兵，不是英雄而是人，是跟穿着五颜六色或普通服装没有什么两样的平庸的人。这种清醒的时刻只能出现在他这个大师的笔下。在我们这个凡人的世界里灵魂的狂喜一再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化为泡影，还没有一个艺术家把这种心态描述得如此尽善尽美，他才会成为超出自己的艺术理念的艺术家：“谁没有激情，谁就没有精神。”
但是奇怪的是，司汤达这位长篇小说作家竟不惜任何代价隐藏他的这个感同身受的秘密。他羞于让一个偶然的、最终冷嘲热讽的读者猜到在虚构的于连、吕西安和法布里斯身上赤裸裸地暴露了多少他灵魂中的秘密。因此，司汤达在他的这些叙事作品中故意装出不动声色的冷冰冰的态度，他故意使他的文笔冷气逼人：“我尽力使人感到枯燥乏味。”宁可显得坚强也不显得感伤，宁可没有艺术性也不慷慨激昂，宁可要逻辑也不要抒情！于是他便把这期间反复说过的话令人作呕地传播于世，他每天早上工作之前都读民法，以便习惯于这种枯燥的务实的文风。但司汤达绝不认为枯燥是他的理想。事实上，他仅仅是凭借他的“过分理智的爱情”，凭借他的清醒的热情寻找那种在描写的背后显得雾蒙蒙的难以察觉的文风：“写作风格应该像清漆一样透明：它不应该改变事物的本色，不应该改变反映这一风格的事实和思想。”这句话不应该借助巧妙的声乐花腔，借助意大利歌剧的“装饰音”抒发出来，相反，它应该消失在具体东西的背后，它应该像一位绅士剪裁合体的西服那样不引人注意，只准确清楚地表达心灵的活动。因为司汤达的主要着眼点是明确，他的高卢人的清醒的知觉使他憎恨任何模糊不清、遮遮掩掩和臃肿累赘，尤其憎恨卢梭带进法国文学的那种自我享乐者的感伤情绪。即使在最混乱的感情里他也要求清晰和真实，直至罩在内心阴影中的迷宫都清晰可见。“写作”对他来说便是“解剖”，也就是把混合的感情分解成几部分，各部分可以按照度数测知热情，可以像临床观察疾病那样观察激情。只有清楚地测出自己感情深度的人才能真正以男子汉的气概欣赏自己的深奥感情。只有观察到自己的混乱感情的人，才能认识自己感情的优异之处。因此他愿意遵守古老波斯的美德，用这种道德精神认真思考，看他的这颗在幻想中自我陶醉的狂喜的心究竟暴露了些什么。就精神而言，他是受精神驱使的最幸福的奴仆；就逻辑而言，他同时又是他的激情的主人。
认识自己的内心，通过理解增加激情的奥秘，同时对激情加以研究——这就是司汤达的公式。他的精神上的儿子们，他的那几个主人公，都有跟他完全一样的感觉。就是他们也都不愿意被盲目的感情欺骗；对自己的感情他们要检查、监视、研究和分析，他们不仅想要感觉他们的感情，而且还要理解他们的感情。他们经常心怀猜疑地检验他们的情感是真是假，在这种情感后面是否还隐藏着另一种更深的感情。如果他们愿意，他们就总要在这中间中止内心的这检验飞轮的运转，查一查它的统计结果。他们不断地扪心自问：“我爱上她了吗？我还爱她吗？在这种情感下我感觉到了什么？为什么我没有什么感觉？我的倾慕是真实的还是被迫的？是我自己追她，还是我在逢场作戏？”他们不断地把手放在激烈跳动的脉搏上，只要他们在激动时体温曲线停顿一个节拍，他们立刻就会觉察到。即使在事件的发展犹如湍湍急流一往直前时，永远出现的“他想”，“他自言自语”等等就会使叙述的急不可耐的进程中断。他们像物理学家或生理学家一样试图对每一次肌肉的推拉和每一次神经的撕扯从知识上加以评注。在这里我以《红与黑》里那个著名的爱情一幕的描写为例来说明，司汤达让他的人物形象在一个少女献身于他的激情似火的时刻表现得多么理智，多么机警清醒。于连竟然冒着生命的危险，在夜里一点钟用一个立在母亲房间开着的窗户旁边的梯子爬进德·拉·莫尔小姐的房间里去——这本是一颗浪漫的心想得出来的、受激情支配的举动；但在他们热烈地相亲相爱时，二人都立刻变得理智起来。“于连很尴尬，他不知道应该怎么行动，他压根儿就没感到这是爱情。他在窘迫中认为必须大胆些，于是他便试图拥抱她。‘别碰我。’她说，伸手把他推开。对这样的拒绝他倒很满意，他赶快扫视了一下四周。”司汤达的主人公在冒险的艳遇中头脑还这么冷静，神志还这么清醒。现在请看这一幕的继续发展，看看经过心情激动时的各种思考，这个骄傲的少女最后怎样投入她父亲的这个秘书的怀抱。“玛蒂尔德对他以‘你’相称是费了很大气力的。因为这个‘你’说出来没有一点温柔的情调，于连听了一点也不高兴；他惊奇地发现，他一点幸福感都没有。为了体味这种幸福，他最终只好求助于思考：他看到自己受到一个少女的宠爱，不过她平时从不不无保留地称赞人。多亏这么一思考他才为自己缔造了一种虚荣心得到满足的幸福。”多亏有“这么一次思考”，也就是多亏有“这么一种发现”，这个满脑子情欲的人才在完全没有温情没有热情的情况下诱奸了这个浪漫的情人。她反而一字一句地直截了当地自言自语道：“我必须跟他谈一谈，一定要谈，一个人应该跟自己的情人谈一谈。”难道说一个女人在这种心境中就得到解脱了吗？难道我们在这里必须用莎士比亚的话来问一句吗？在司汤达之前有哪一个作家敢于让人在被诱骗的时刻如此冷静地受到检验和考虑一己的私利？再说，这些人就像司汤达笔下的所有人物一样根本不是像鱼一样冷淡的性格？但我们在这里已经接近了他的心理描写艺术的核心技巧，这种技巧本身就把热情分在不同的温度中，把感情分在不同的刺激范围内。司汤达从来不曾整体地观察激情，他永远都是观察激情的局部，他是用放大镜甚至用快速摄影机追寻激情的结晶。凡是在现实的领域里作为惟一的冲击和搐动的运动，都被他天才的分析精神精细地分成许多时间小段，他人为地在我们面前放慢心理活动的速度，使我们更容易理解它。司汤达长篇小说的情节只发生在心理的时间内，而不是尘世的时间内（这是它的创新之处！）。由于有司汤达的创作，叙事艺术第一次（而且预见到一种发展地）转向揭示无意识的官能行为。《红与黑》开创了“实验小说”的先河。这种试验后来使心理科学与文学创造彻底结为兄弟。司汤达长篇小说里的一些段落事实上总使人想起实验室的客观或教室的冷静。尽管如此，司汤达炽烈的写作热情仍然与巴尔扎克一样充满创造精神，不同的是，司汤达更注重逻辑，更狂热地追求明确，更有决心揭示心灵世界。刻画世界对他来说只是通向把握灵魂的间接途径，在整个壮观的宇宙里他的热烈的好奇心总是紧紧盯着人类，而在人类中却又总是盯着那个他无法理解的独特的人，那个人的缩影是司汤达。要探究这个人，他才成了诗人，成了只是为了刻画他这个人的创造者。虽然司汤达由于天资聪慧成了一位最完美的艺术家，但他本人却从来没有献身于艺术；他只是把艺术当作最精密最有灵气的工具来利用，目的是测知灵魂的振动，把这种振动转化为音乐。艺术从来都不是他的目标，艺术永远只是达到他惟一的永恒目标的途径。他所追求的目标是：发现自我，认识自我的乐趣。
令人愉快的心理学
我真正的激情是认识和感受的激情。它们永远都得不到满足。
在一次社会聚会上，有一个很老实的市民走到司汤达身边，彬彬有礼地问这位陌生先生的职业。一丝不怀好意的微笑掠过亨利·贝尔这个玩世不恭者的嘴角，两只小眼睛闪着狂妄自大的光，他故作谦逊地回答道：“我是人类心灵的观察者。”当然，这是一种嘲弄，出于喜爱虚张声势，他朝着一个大惑不解的资产阶级眨着眼睛，但在这种貌似戏弄人的游戏中却搀杂着相当一部分的坦率，因为事实上，司汤达一生中有目的地从事过观察心灵的活动。
司汤达是具有心理学家神秘爱好的人，这种人为数不多，他们沉湎在“令人愉快的心理学”之中，几乎是罪恶地沉湎在精神类型人的享乐者的激情里；但他以高尚的态度陶醉于探索心灵的奥秘是多么意味深长啊，他的心理学的艺术运用得多么轻松自如，多么扣人心弦啊！在这里，好奇心从敏感的神经，从耳聪目明的感官把它们的触角伸到前面来，怀着微妙的贪欲从有生命的东西里吮吸甜蜜的精神的精华。这种灵活的才智无需抓住手边的任何东西，他从来都不用暴力手段把奇特的现象挤压在一起，折断它们的骨头，以便使它们适合死板的普洛克儒斯忒斯的床。司汤达的分析使人感到有一种突然发现的惊异和愉快，一种偶然相遇的新鲜和欣喜。他的那种男人的、贵族的贪得无厌过于骄傲，不可能气喘吁吁、大汗淋漓地去追求知识，也不可能用一连串论据把它置于死地。他憎恨过分咀嚼事实并像哈鲁斯佩克斯那样在事实的内脏里翻寻这种叫人大倒胃口的手艺：他的敏锐的感觉，他的手指尖对美学价值的感觉，从来都不需要野蛮贪婪的抓握。各种东西的芳香，它们的本质飘浮着的气息，它们像乙醚那样轻的精神影响，向这位品尝的天才泄露出它们内在本质的全部意义和秘密，他从微小的刺激认识到一种感情，从轶事中了解历史，从格言中辨别一个人。只要有转瞬即逝的、几乎抓不住的细节，只要有“缩短的”、梅花草那么大的感觉，对他说来就足够了。他知道，正是这些对“细小的事实真相”的观察，在心理学里具有决定的意义。他的银行家吕西安·娄凡说：“细节中存在着独创和真实。”而司汤达本人则自豪地把这赞为一个时代的方法，“这个时代是喜欢细节的，而且完全有理由喜欢细节”，它已经预示着下一个世纪，这个未来的世纪不再凭借空泛、艰深和漏洞多的假设来推动心理学的研究，而是要从细胞和芽孢杆菌的分子情况来研究身体，从过细的观察，从振动和神经的震颤来计算出心理活动的强度。当康德的门徒谢林和黑格尔等人在他们的讲坛上还变戏法似的把整个宇宙都变到他们教授帽子的下面时，这个孤独的人已经知道了，哲学家称霸的高尖塔的无畏舰队的时代彻底结束了，现在只有悄悄接近的潜水艇施放的细心观察的鱼雷控制着精神的海洋。但他是多么孤单地在片面的专家和怪癖的诗人中间从事这种机智的猜谜艺术啊！他是怎样的孑然一身，他是怎样走在当时那些片面的权威心理研究家的前面，他是怎样由于背上没有被学识束紧的假设而跑在他们前面。他说：“我既不指责，也不赞同，我是在观察。”他把知识当作游戏，当作运动，他追求知识仅仅是为了自得其乐！正如他精神上的弟兄诺瓦利斯，诺瓦利斯像他一样通过诗人的感觉走在一切哲学的前面，他只爱知识的“花粉”，这些偶然吹来的，但包含着生物内部最核心意义的花粉内部却是假想中的盘根错节的广阔体系。司汤达的观察总是局限在细小的、只在显微镜下才能看到的变化，局限在感觉初次结晶的那短暂的一刹那。只有到那时他才会感觉到从肉体到灵魂都接近生活的那种内在联系的时刻，那些经院哲学家傲慢地把这种时刻叫做世界之谜，他正是从最小的感知预测到最大的感知。所以，他的心理学初看只不过是思想的金银丝编织品，是一种雕虫小技，一种有敏感性的游戏，但他具有一种不可动摇的（和正确的）信念：认为最细小精确的感知比任何理论都能赋予感情世界更重要的认识。“人心不像一般人想像的那样容易被感知。”心灵的科学除了这些偶然中断的感知以外没有其他任何通向黑暗的安全通道。“只有感觉才有可靠的真实性”，因此，“一生中注意观察五六种思想”也就足够了。从中可以——不是强制地而是符合个人意愿地——形成规律，这是一种精神的法则，理解这种法则或哪怕只意识到这种法则，便体现出每种真正心理学的兴趣和热情。
这样一些小的大有益处的观察，司汤达进行过无数次，难得的罕见的发现也不在少数。从此便使每一次艺术家的心理说明变得十分肯定，甚至完全彻底。但司汤达本人却从未利用过他的这些发现，他只是把这些在脑海里闪现的思想漫不经心地写在纸上，但不加整理，更不使它系统化。在他的书信、日记和长篇小说里人们可以发现这些散在的繁殖力很强的种子，一任将来在偶然中被人发现。概括说来，他的全部心理学的成果是由一二百个警句和长篇小说段落组成的，他很少下功夫把几个部分组合在一起，从来都没有对它们做一次真正的整理，使之成为一种完整的理论。就连那篇论述激情的专题文章，即那篇论述爱情的文章，也只不过是传奇、警句和轶事的一个大杂烩。他十分谨慎，并不把这篇研究文字称为《爱情》，而叫作《论爱情》，我们最好还是译成《关于爱情的一些研究》。他至多勾勒出了几个结构松散的基本区别，把爱情分为“激情的爱情”、“肉体的爱情”和“情趣的爱情”，或者他草草地写出了一种爱情的产生和消亡的理论，但实际上只是用铅笔来写的（事实上他写书也是使用铅笔）。他的目光只局限在暗示、猜测、不负责任的假设，这一切都贯穿在他闲谈时讲到的一些逸事趣闻里。因为司汤达绝不想成为深邃的思想家、彻底的思想家、服务他人的思想家，他从来都没有下苦功夫去继续深入探究偶然碰到的东西。这个心灵欧洲的懒散的“旅行者”，宽宏大量、满不在乎地把具体安排、扩大和充实故事的辛勤踏实工作留给那精神领域的赶车人和粘贴者。事实上，整个一代法兰西人已经对他顺便提到开头的大多数主题做了诠释。从他的关于爱情结晶的著名理论中产生了十几部心理分析的长篇小说（他的爱情结晶论是把感情觉醒跟一个在矿山盐水中浸泡很长时间后突然在一刹那间生出看得见的结晶的“萨尔茨堡的树枝”相比）。从他的一段仓促潦草写就的关于种族和环境对艺术家影响的评注中泰纳[1]引出了一个对奠定他的哲学的基础十分重要的假说。但司汤达这个不工作的人和即兴作者从来都是把他的心理学写在断简残篇和格言中。他的法国祖先在这方面的门徒帕斯卡尔、尚福尔、拉罗什福科和沃维纳克，他们和司汤达一样，出于对一切真理发展的敬重，从来没有把自己的观点压缩成一种坚实而持久不变的真理。他只是零散地抛出自己的见解，根本不关心它们是否能够被人接受，不关心它们今天已被认作真理，还是一百年后才被承认为真理。他不关心它们是某人先于他写出来的，还是别人将在他之后把它们写出来：他像呼吸、说话和写作那样毫不费力地自然而然地进行思考和观察。寻找同道者从来都不是这位自由思想家所操心的事。观察，更深刻地观察，思考，更透彻地思考，才是他最大的幸福。
像尼采一样，他不仅敢于想，而且有时会像着了魔似的毫无顾忌地想。他坚强而果敢，甚至把真理置于手掌上把玩，爱知识犹如怀着一种肉欲的喜悦。这个人充满生活情趣，像冒着泡沫的香槟酒，酒珠欲滴，晶莹透明！他的警句永远只是他内心财富偶然超出酒杯的边缘喷洒出来的零散的水滴。司汤达原来的精神财富兼有冷静和火热的两面，始终保存在他的内心中，犹如保存在透明的高脚杯里，只有死才能把这个杯子打碎。但是这些泼洒出来的水滴却具有极大的振奋精神的麻醉作用。它们像名牌香槟酒一样加速心脏的跳动，使忧郁的感情焕然一新。他的心理学不是受过良好训练的大脑里的几何学，而是一种生活浓缩了的精华。这使他的真实变得如此逼真，使他的观点变得如此具有远见卓识，使他的知识如此广泛运用，而这一切既是无与伦比的，同时又是持久不变的，因为没有任何一种勤于思索像一个信心十足的人无忧无虑地敢于思索，能充分地理解这种活生生的东西。思想和理论，就像《荷马史诗》中冥府的阴影一样，永远只是松散的模型，没有形体的镜中影像；当它们吮足了人的血液时，它们才会有声音有形体，才能够与人来交谈。
* * *
[1]依波利特·泰纳（1828—1893），法国哲学家、历史学家、文艺理论家。
自我描述
我从前是什么？我现在是什么？我很难说清。
只有司汤达本人才有这样令人惊异的描写自己的匠人之笔，这是任何别的大师都办不到的。“要了解人，只要研究自己；要了解众人，却要接触他们。”他说，并立即添加了一句，说他只是从书本上了解人，他的所有学业都是通过自学完成的。司汤达的心理观察总是从自己出发。它的目的仅是返回自身。但这条个人道路周围却是人的整个精神世界。
童年时代司汤达就经过了观察自我的第一个学程。他热爱他的母亲，但母亲的早逝使他成为弃儿以后，他就看到周围充满着敌意和陌生的心理。他不得不把自己的内心活动全部隐藏越来，不让别人看到他的内心，他很早就以各种伪装的方式学习说谎“这种奴隶的本领”。他躲在角落里，用不满和怨恨的目光窥视父亲、姑妈、老师、一切折磨和统治他人者。憎恨把他的目光磨砺得充满无限的愤怒。在进入社会实际生活之前，他就由于迫不得已的自卫，由于受人误解的精神压力，熟谙对人的心理分析。
这位如此冒着风险地接受预备教育的人，他的第二学程持续了很久，实际上持续了一生。这个学程就是爱情，女人成了他的高等学校。人们早就知道——他本人也不否认这个令人忧伤的事实，司汤达作为追求女人的人并不是英雄，不是征服者，只不过是一个爱装作唐璜的人。梅里美写道，司汤达从来都没有感觉到自己被爱，很遗憾，他几乎永远是不幸地被爱。“在爱情方面我几乎永远都是不幸的，”他不得不承认，“在拿破仑的军队里像他这样占有极少女人的军官寥寥无几。”他从他肩膀宽阔的父亲和本性温和的母亲身上继承了一种非常迫切的情欲：欲火旺盛，虽然司汤达总是急不可耐地检验每一种情欲表现，看她对他是否“忠诚”，但他一生始终都是相当悲哀的爱情骑士。在家里，在写字台旁，在远离危险的情况下，这个典型的享乐者在性欲战略方面总是出类拔萃的（远离了她，他总是很勇敢，什么都敢做）。他在日记里十分精确地写着他使自己眼下的女神完全堕落的时间（“我要在两天后得到她”）。不过刚刚来到她身边，这位自封的卡萨诺瓦立刻就变成了一个腼腆的中学生。第一次向女人进攻通常（他本人也承认）以男人在开始表示顺从的女人面前感到内心羞愧而告终。每当他必须主动献殷勤的时候，他就变得“又羞又窘”。每当他应该表现出温存体贴的时候，他就变得玩世不恭。在需要进攻的时候，他却优柔寡断。一句话，他由于左思右想和言谈拘谨而耽误和错过最佳时机。他由于窘迫，由于畏惧，显得多愁善感和“易于上当受骗”，为了避免这一切，这个与时代格格不入的耽于幻想的人便“披上轻骑兵的外衣”，表现出十分粗暴无礼和哥萨克人般直率的样子，从而藏匿起他的温情。因此他在女人那里屡遭惨败，这是他一生中那种隐蔽的、最终被无意中透露出的绝望。司汤达一生中只盼望有明显的爱情上的胜利，他说：“对我来说，爱情始终是最大的事，更确切地说是惟一的大事。”对任何人，对任何哲学家、任何诗人，甚至包括对拿破仑，他都没有表现出像对他舅舅加尼翁或对他表兄马齐亚尔·达吕这样真心的敬佩，他的舅父和表兄没有使用过任何精神的或心理的手段就征服了无数女人的心，也许正因如此，司汤达才逐渐认识到，只要一个人真动感情，就没有任何东西妨碍他受到女人的青睐。“只要一个人像对待一场台球戏那样不在乎输赢，他就一定会博得女人的欢心。”最后他就是这样规劝自己，“我特别需要有色鬼的手段。”他对任何问题都不曾较长久较深入地思考过。恰恰由于他（以及我们和他一起）对性欲进行过神经过敏、猜疑心重的自我解剖，他才对他最细腻的感情脉络有了完整的认识。他自己说过，没有任何东西像恋爱的屡屡失败这样教会他进行心理分析，他追逐女人的失败次数也不算多，一共也就六七次吧；如果他能像别人那样有艳福，他也就不必这样坚持不懈地探测女人的灵魂，了解她们最精巧最温柔的意识流向了。他在女人那里学会了怎样考察自己的灵魂，正是在这里屡遭拒绝的感受把这个观察者训练成了一个娴熟的心理学家。
司汤达的这种系统的自我观察老早就发展成自我描述了，这里还有一个特殊的、极为奇妙的原因：司汤达的记忆力很坏，准确地说，他的记忆力非常任性，变幻莫测，总之他的记忆力很不可靠，所以他总是手不离笔。他从不间断地做记录，记在读物的书眉上，记在零散的纸张上，记在信上，特别是记在日记里。他害怕忘记重要的生活经历，中断他生活的连续性（即害怕中断他有计划地长久写作的这惟一一部艺术作品的连续性），他总是立刻把每一次感情的波动和每一个事件固定在书面文字上。他给居里亚尔伯爵夫人写了一封动人心弦、沾满泪痕的爱情书信，在信上他以一个记录员冷漠的客观态度记下他们的关系何时开始何时结束的日期，他记录了他是在几月几日几点钟终于征服安吉拉·皮特拉格鲁瓦的。人们通常都有这样的印象：他把笔拿在手里才开始思考。我们最终应该把那六七十卷以一切想得到的创作的、书信的、轶事的形式所做的自我描述归功于这种神经过敏的书写癖好（到今天为止发表的还不到一半）。不是一种爱虚荣好表露的自白愿望，而是担心名为“司汤达”的这种不可能再造的特殊物质从他那沙漏般的记忆中渗漏一点一滴的利己的恐惧心理，为我们如此完整地保存了司汤达的传记材料。
像对待他的所有其他特性一样，司汤达以具有先见之明的明确态度分析了他的记忆力的这种特殊性。首先他承认他的记忆能力是具有极端自我中心特点的。“我不感兴趣的东西，我一点也记不住。”因此他很少记住心灵以外的东西，他记不住数字，记不住日期、事实和地点；最重要的历史事件的一切细节他都忘得一干二净；他不记得他在什么时候见过某些女人和朋友（甚至包括拜伦和罗西尼）。不过，他从不否认这个缺点，他毫不犹豫地承认：“我只在那些触及我的感觉的东西里面探究真实。”只要他的感觉是准确的，他就敢保证事情是真实的。在一部作品中他坚决地表示“抗议”，说“我从来也不敢描写事物的真相，而是只描写它们留给我的印象”。事实再清楚不过地证明，对司汤达来说，“事情本身”是根本不存在的，只有当这些事情引起他心灵震荡时，这种绝对片面的感觉记忆才空前敏锐地发生作用。他也完全不记得他是否跟拿破仑说过话。他不知道，他是真的记得自己曾经越过圣伯纳大山口，还是只根据一幅铜版画记得这件事。同一个司汤达，只要内心深受感动，却对一个擦肩而过的女人的声音笑貌和婀娜多姿的体态记得一清二楚。无论在哪里，只要他没有感情，他的记忆就像静止的黑暗的云层一样模糊不清，静止的黑暗的雾层会储藏几十年以上——使人们往往弄不清他几十年的生活状况。更奇怪的是，在感情太强烈的时候，司汤达的记忆能力也会遭到破坏。他恰恰在他生活的最紧张时刻（在描述越过阿尔卑斯山口，描述巴黎之际，描述第一次爱情之夜时）上百次地重复这个论断：“我再也想不起那件事了，因为感受太强烈了。”在这个狭隘的有局限的感情领域以外，司汤达的记忆（也包括他的艺术家的气质）从来都不是很完善的：“我认为我只是一个人类的画师。除此以外，我什么也不是。”只有那些使灵魂产生最强烈印象的东西才能经受得住被司汤达遗忘的考验。因此这位最坚决的自我中心主义者写自传时从来都不能成为世界的见证人；他其实不能回想自己的经历，他只能重新感受往事。他在心灵中不是直接地，而是通过反射的曲折途径再现事情的经过。“他虚构他的一生”：他不是根据感觉的回忆找到事实，而是根据感觉的回忆杜撰和虚构事实。这样，他的自传便有点像小说，他的小说有点像自传。人们不能指望在他那里看到一种类似歌德在《诗与真》里所做的对个人世界博大精深的描述。作为自传作者，司汤达按其天性也必定是断片作品的作者，是印象主义者。事实上他描述自己的画像只是以松散的偶然的笔触和他那些“日记”里的记录开始的，他的日记几十年都不曾间断，不言而喻，他写日记完全是为个人的需要。首先只是记录，只是抓住那些微末的令人激动的感情，只要它们是热烈的，只要它们像一只被捉到的小鸟在手心中不安地跳动！只不过不让它们飞走，抓住和留住一切，不信赖记忆这条不安定的河，它在整个流程中会把一切都冲走和淹没！不怕把无关紧要的东西，把感官上的纯粹的小玩艺儿杂乱地堆散在大衣箱里。谁知道，也许这个成年人恰恰最喜欢观察这些曾经使他心动的古怪而平庸的东西呢。因此，这是一种使这个少年能够收集和保存感情的霎时图像的天才的本能。这个成熟起来的人，这个娴熟的心理学家和杰出的艺术家，终将怀着感激之情，像专家那样熟练地把它们安排在那幅描述他的青年历史的大型绘画里去，即安排在他取名《亨利·勃吕拉》的自传里。那是以晚年奇异而浪漫的眼光来看他的童年。
像写长篇小说一样，司汤达很晚才在有意识地撰写的自传体作品里阐明他青年时代的思想状况。一位日渐衰老的人坐在罗马城里蒙托里奥的圣彼得教堂的台阶上回想他的一生。再有几个月他就年满五十周岁了；过去了，青年时代已完全消逝，女人也好，爱情也好，都不复存在了。现在也许正该发问：“我过去是什么人？我现在是什么人？”那个为更有准备更有战斗力的晋升和冒险、而对人心进行仔细研究的时代现在已经过去了。现在需要的是总结和回顾。有天晚上司汤达百无聊赖地从公使的晚会刚刚回来（感到寂寞无聊，是因为再也不能占有任何女人，厌倦了一切轻浮的交谈），便突然决定：“我必须把我的生活记录下来！如果这件事在两三年后完成了，我也许就会知道我过去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了：愉快的还是忧伤的，聪慧的还是愚蠢的，勇敢的还是怯懦的，说到底，是一个幸福的人还是一个不幸的人。”
下决心容易，做起来就难了！司汤达已经下定决心在《亨利·勃吕拉》这本书里写出纯粹真实的东西（这个名字是用代码写的，这是为了使那些好奇者认不出他来）。但他知道做到真实，一反自我常规写出来这种真实的存在，是很难的！怎样在这鬼影憧憧的往昔的迷宫里找到路径，怎样区别鬼火和明灯，怎样摆脱那些戴着假面具蹲伏在各个弯路岔道后面的谎言！司汤达这位心理学家在这第一次，也许是惟一独创地发明了一种方法：为了让自己不至于被令人愉快的回忆的假象所蒙蔽，奋笔疾书，不重读，不深思。（“我的原则是不使自己为难，也不让他人忘却。”）干脆丢掉羞臊，抛弃疑虑；在内心的自我法官和检查官醒悟之前，令人惊奇地突然出现他的自白。不是像画家那样细描，而是像摄影师那样抓拍！永远及时抓住特征动作原始的激动心情，不让它形成艺术的戏剧的模式。司汤达快笔如飞地写他的自我回忆，一蹴而就，事实上就是没有再通读一遍这些笔录，完全不在乎风格、统一性和有条理的表现力，整个就像一封写给朋友的私人书信：“我写这些，没有说谎，也不抱幻想，心情愉快得像给朋友写信。”这句话里的每一个词都是重要的，司汤达做自我描述，“正如他希望的那样”，是按真实的面貌写，没有幻想成分，“怀着愉快的心情”，“像写私人信函”，这一切“都像卢梭那样不做艺术的渲染”。他有意识地为了真实而牺牲回忆录的美，为了心理分析而牺牲艺术。
事实上，从纯技巧角度看，《亨利·勃吕拉》和它的续篇《一个自我中心者的回忆》一样，是很成问题的艺术成果。此外，两部作品都写得太匆忙，太松散，太没计划。某种回忆的事实浮现在司汤达的脑际，他便闪电般快地把它写进书里，不管它是否适合于安插在那个地方。正像在他的笔录里，最崇高的东西与最浅薄的东西并列，不恰当的泛泛空论与最秘密的个人私事混杂在一起。不过正是这种无拘束地信笔写来，这种随随便便的叙述自己才透露出各种各样的真实情况，这当中的每一件真情都比平时的一页书更能发挥心灵文献的作用。那类关键性的自白，如关于他对母亲的颇具危险的倾慕的那段留有骂名的自白，关于对他父亲的凶残的不共戴天的憎恨，这些自白在别人那里，只要一位检查官有时间监督它们，总是在胆怯地躲进下意识角落不冒出来：这些深藏心底的东西——只可以这么说——是在勉为其难的道德方面的疏忽大意的情况下故意偷运出来的。司汤达从来都不给他的感受留有时间把自己修饰成“美的”或“有道德的”东西。仅仅是由于有这种绝妙的心理学家做法，他才在这些感受最敏感的地方抓住它们。而这些感受在别人那里，在那些蠢人和慢性子人那里，他们往往大叫一声跳起来就跑。这些被当场抓住的罪行和非常显眼的事情赤裸裸地，灵魂完全赤裸裸地，而且全然不知羞耻地突然出现在光洁的白纸上，人们第一次看见它们无不目瞪口呆。这时从一颗小小的赤子之心里爆发出的，是多么奇异的悲剧般怪诞的惊恐不安，是怎样恶魔般的无比强烈的愤怒感情啊！人们怎能忘记，他切齿痛恨的姑妈死去时的那一幕（“她是降临到我的可怜的童年时代的两个魔鬼中的一个”——另一个是他的父亲），当时那个小亨利，那个痛苦的无比孤独的孩子是“怎样双膝跪地感谢上帝呀！”紧挨着这句话（在司汤达心里多种多样的感情是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便是那句简短的注释：就是这个魔鬼也曾在（被精确描写的）一秒钟内撩拨起这个孩子早熟的性爱。在司汤达以前人们几乎不曾探寻过人类有多少不同的层次，不曾探寻过最对立的东西和最矛盾的东西的神经末梢怎样相互触动，不曾探寻过不成熟的孩童的心灵怎样包含着卑劣和高尚，残忍和温柔，它们都层层叠叠地存在于极薄的层面上。正是有了这些完全偶然的不经心的发现，自传里的分析才真正开始。
对形式和风格，对后世和文学，对道德和批判的这种不留意和漠不关心，这种尝试的显著的个人特点和自我欣赏特征使《亨利·勃吕拉》成为一个无与伦比的精神文献。尽管司汤达总想通过他的长篇小说成为艺术家，但他在这里只是一个受好奇心驱使而挖掘自我灵魂的人和个体。他的自画像包含着零星事物所引起的难以言表的刺激和即兴创作的天然的真实。人们既不能从他的作品中也不能从他的自传中彻底认识他。人们不断地感觉重新受到诱惑，希望去破解他的那些猜不透的谜，在辨认中理解他，在理解中辨认他。这样，他的双重色彩的、又冷又热的、受着神经和精神震荡的灵魂才会至今仍然对活在世上的人产生强烈的影响。通过塑造自我，他把他的好奇的兴致和观察灵魂的艺术传给了新的一代，教给了我们大家怎样从自我询问和自我探察中寻求激动人心的乐趣。
司汤达的现代特征
我将在一八八〇年闻名于世。
司汤达
司汤达跳过了十九世纪这一整个世纪，他开始于十八世纪狄德罗和伏尔泰的朴素的唯物主义，结束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心理物理学，即已成为科学的心理学。正如尼采所说的，“无论如何也需要两代人才能追赶上他，揭示使他陶醉的谜”，他的作品里很少有过时和受到冷遇的东西，一大部分预见性的发现早已成为共有的精神财富，他的某些预言在不断实现的长河中依然生气勃勃。在长时间落在他的同时代人的后面之后，最终他竟然超越了巴尔扎克之外的所有的人，因为巴尔扎克和司汤达这两位作家在艺术作用方面尽管是互相对立的，但他们二人都创造了超越自己时代的作品，巴尔扎克是通过现行的社会关系，把社会各阶层及其结构的改组、从社会学角度来看的金钱至上和政治机器，放大成畸形怪物，司汤达却是“借助于他比他人更有预见性的心理学家目光，借助于紧紧抓住的事实真相”，把个人研成碎末，从中研究细微的差别。社会的发展证明了巴尔扎克观点的正确，新的心理学也肯定了司汤达方法的合理。巴尔扎克的修正世界的观点预见到了现代，司汤达的直觉观点预见到了现代的人。
司汤达的人就是今天的我们，在观察自我方面更熟练，在心理分析方面更训练有素，生活上更自得其乐，更不受道德规范的约束，精神上更敏感，对自己更好奇，讨厌一切冷静的认识论，只渴望认识自己的本质。对我们来说，与众不同的人不再是巨大的怪物，不再是特殊情况，这位孤身独处于浪漫主义者之中的司汤达就是把自己视为特殊情况，因为心理学和心理分析这门新科学从此为我们提供了各式各样探清奥妙、分析纷繁事物的精密工具。这个乘邮车来到巴黎、穿过拿破仑军服的“极有预见性的人”（尼采又一次这样称呼他），我们是多么熟悉他啊！他的非教条主义，他早期的欧洲人自由选择身份的主张，他对世界的不由自主的客观化的厌恶，他对一切浮夸的群体英雄主义的憎恨——所有这一切跟我们的看法多么一致！他对同时代人多愁善感的无病呻吟采取极端蔑视的态度，是多么正确，他对他的那个时代和我们这个时代的区别的认识是多么深刻啊！他以自己文学上的怪癖的试验开辟的道路和走过的足迹是数不胜数的：没有他的于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拉斯柯尼科夫便不可想像，没有司汤达关于滑铁卢战役第一次真实描写的古典主义典范，便不会有托尔斯泰所描写的波罗金诺战役。尼采进行思考的无上快乐是在阅读了司汤达的作品以后逐渐形成的。这样，司汤达寻找了一生也没找到的“亲如手足的杰出的人”、“最优秀的人”，终于来到他身边了。一个惟一承认他的自由的世界主义者精神的迟到的祖国，也就是那些与他类似的人的祖国，永远给了他公民权利和公民桂冠。除了巴尔扎克这位惟一以手足情敬重他的人以外，在他同代人中没有一个人像司汤达这样在精神和感情上与今天的我们更为接近。通过心理分析的媒质出版物，通过冰冷的纸张，我们感到与他的形象声息相闻，脉搏相通，深不可测，虽然像他这样探究自己的人寥寥无几，虽然他总是在矛盾中摇摆不定，带着鬼火一样难解之谜的色彩，透露秘密又隐蔽另一些秘密，看似完成却又没有结束，但这一切永远是生动的，逼真的，有生命力的。下一代人最喜欢呼唤到自己中间来的，正是前一个时代的这些有怪癖的人。正是灵魂的最柔弱的振动具有时代的最远的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