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娇滴滴玉人儿何处也！”“别恨离愁，满肺腑难淘泄。除纸笔代喉舌，我千种相思对谁说？”

一早起来，几日来被阴霾的春气所埋没的太阳已在放射出满天的光芒。春已到来了，暖融融的春光随风在迷醉人：越秀山的梧桐抽出幼芽，枝头的小鸟叫；白云飘扬，天空晴亮，最动人是入夜的月亮与星光，撩起了爱人的情怀！

我的爱人在何方？在遥远的天涯。在南京与我的距离有数千里远！但我俩心心相印好似在眼前！

她快来了！就要在数日内来了。我俩几月间在通讯中无限的情绪，不久地就要在实践中一端一端地来实现了！还其间是初相逢的见面礼，当然是互相亲吻与拥抱。我俩已约好在下车时，她胸前缀上一蕊大红花，我手中执起一束美丽的鲜花，我俩就在这种标志上互相认识。

我俩已经认识好久了。她给我几个小照片，都表现她的“杏脸桃腮”，满面笑容。我最爱是在她那一个小相上，在桃花下所照的，俊庞儿娇是脸，苗条儿是身材，分不出她是人儿是花葩。她穿的是杜鹃花的印花，满身上表示花容月貌，满脸儿是娇羞的花貌。

她现在是“徐娘半老”了，但不减当年的风韵。正是在这样成熟的年华，比少女别有一种价值。

1957年3月4日，在饮一杯橙花酒后

（二）

人生姻缘，似有前定。我俩是素未谋面的。偶然间一位在北京的友人(2)为我们介绍。这位友人与我情同兄弟，而有丰富的学问与见识的。他与我的爱人是通家，而极佩仰她的。

她呢？据这位友人在信中说，是南京有名数的美人。她极聪敏而又侠义。她是“私生女”，而被一位慈爱的妇人，在她出生后仅数十日即将她收养如自己亲生一样。在廿岁时，她嫁给一位大商人，但不几年，这位商人又买妾氏，她遂与彼离婚了。离婚后，她为了生活与供养二位养父母所迫，曾在一年间的短期内，为舞女的生涯。因她的娇媚与艺术，引起社会人士的重视，遂成为那时舞场中的“红人”，对她竞逐者多人，有大商、富贾，以至达官、巨绅，都愿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可是她不愿富贵，不羡骄奢，只望得一位学问家知心人，为终身的伴侣。那时有一位少年游宦，偶然路经金陵，闻她名声，特到跳舞场中与她认识。这位少年风流豪爽，学识丰富，因旧式婚姻娶到一位不合心的发妻，每对风月而悲伤，回顾前途而搔首。常望得一适意的伴侣，以补情爱的损失。自认识她后，自喜佳人难得，遂而与她同居了一年有余。不幸，政局变迁，他被迫离职，经济感觉困难。况且家中老婆子未易容纳这位爱姬，于是忍痛割爱，只身北上；这位可怜的女人又被抛弃了。可是她具有坚强的意志，且受近代社会的教育，自誓今后自力谋生，不愿为寄生虫。况经屡次被对方所离弃，对一切男子就起了“反感”，不愿再受他们所摧残了。所以她到上海为一大家庭的保姆，日夜抚育小儿辈，将薪资所得寄回南京为养父母二老之用。每在灯下，顾影自怜，嗟叹今生已矣，薄命女愿尽余生为社会服务，不再为男子所戏弄了。

在这样孤苦奋斗的长期中，她抱定一个信心，一个宗旨，在好好为社会养育小孩们得到身体的健康与精神上的修养。她每夜只睡上极少的时间，常常在午夜鸡声初唱，即起来喂小孩们吃牛奶。她在日间和小孩玩耍，教他们一切应有的常识与合理的规矩。她是一位优良的教师、慈爱的母亲，她是社会一位温柔和气的女子，一位极力在情感上、道德上、智慧上帮助人的母性。以她这样的高尚人格、忘我的劳动、济助人的牺牲精神，自然得到小孩们的家长所表扬，与社会人士的敬爱。她到此领略到人类的爱是为整个人类，才是伟大的、浑厚的、广度的。伴侣间的爱情是自私的、狭义的，比那整个人类的爱，未免相形见绌了。她于是不愿再与男子结合了。她视男子都是自私的、假情假义的、毫不值得恋爱的。她从此有一种反感，对任何男子都不愿接近，都视他们为怪物，为肮脏，为无情感的机器、为女子们的敌人、凶徒、摧残人！她于是回想先前被人离弃的经过，是她极好的教训，教训她重新做人，重新做起了一位新女界的人物，重新得到人生情爱的伟大意义不是在一个人身上，而是在整个人类上。她于是觉悟了，从而更解脱了，解脱了男子的束缚，而得到自由身，自由的情爱，自由的精神。因为她的爱是对整个人类的，男子也是人类，所以她对先前那二个离弃她的男子，反而不觉得怎样痛恨，反而原谅他们为不好教育与恶劣环境所造成。故她在痛恨男子中，尚存有一些原谅的好意。所谓“恩与仇”，到此都一律同样看待，一视同仁了。她于是大彻大悟、大解大脱起来了。我们这位可怜的女子，到此成为一位大觉悟的菩萨，一位救苦救难的观世音！

可是她虽然愿为社会服务，愿为整个人类的情爱而牺牲，但社会是无情的，生活是鞭挞的锁械。年年日日，“为他人作嫁衣裳”。人孰无情？况且她是多情的女子。在凄清的灯下，不免常想起一生飘零，谁人怜惜？随风柳絮，谁人拾取？因此，不免常自堕泪，湿透衣裳。每见枝头小鸟，比翼双飞，池上鸳鸯，交颈同睡。她常怀疑这个广大的博爱人类主义，究竟有何着落？未免对景生情，有秋水伊人之想。她常想到如得一位真情热爱的对方为终生的伴侣，在两人的情爱生活中再扩大为整个人类的爱，岂不是在私爱中又有博爱；岂不更加有意义与着落么？她于是自知先前的过度怨恨男子，未免是一时的错误。一切男子，不是全无真情感的。天地间尚有一些男子，真情挚爱愿为情死的。他们也有的纵对女子假情假义，也尚为她们而死的。她又对自己的女界起了反感了。女子固然比男子重情爱，但多少女子是为势利为虚荣而假装爱她的对方呢？她于是对男子，对女子，都同样厌恶，同样原谅，同样宽恕他们的错失了。

我们这位可怜的女子到此深深陷入于矛盾了。爱既不能，怨又不是，宽恕他们又觉得多余。那么，她自己只好检点自己，只好努力自己，不管他人是是非非，只好自己如随风飘舞的柳絮不愿堕入污泥，只好自己振作与白云相追随，与飞鸿相唱和。希望有一日堕落在高高的山峰、洁白的雪层中，同归于尽。她想到此，泪也不流了，只保存她天然的笑容；冷眼看，看那些热爱的伴侣，双双对对；看那些悲鸿孤雁在满天哀鸣！

1957年3月9日，在一支又一支香烟的吸吞中

（三）

西欧人的婚姻论进化家主张在未婚前先有“试婚制”，即是先行同居多少时间，少则几月，多或几年，男女双方在这个试婚期，得到彼此性情、人格、文化程度的深度认识后，如果确是志同道合，然后才举行正式的结婚。如不可能，就如普通友人的分散。当然，在这个试验婚制中，最好是完全不产育，便免致为子女所负累，在西欧妇女常识上，她们对于避孕的方法是极有把握的。

在我现在的情状下，我又提出一个“通讯试婚制”了。若说西欧的试婚制是有肉欲一方面加入的；那么，我这个“通讯试婚制”，是纯粹的主灵方面作用了。

现就我与汪女士的结合事实来做例证吧。我俩经过我友的“月下老人”介绍后，他介绍我许多好处，说我是一位杰出的哲学家、文学家；说我的人格怎样清高；说我在思想上怎样奋斗与革命的精神（指我所主张的性学与美学）；说我几年来的独居生活，“父兼母职”，为五个小孩做饭菜洗衣服，管理一切家务的勤苦；说我是情感派，可恨一生不能得到一位知心的伴侣。这些是“月下老人”、媒公媒婆的撮合话题，其中自有许多夸大处，但这些夸张话，不免掀动了我的对方人许多倾慕的情怀了！

这位“月下老人”对我一方面，又盛称汪女士，怎样好心灵，怎样奋斗，怎样侠义，怎样热情，与她的花容月貌。他甚且说过是南京女界特出的奇葩，是千古难逢的佳人。他又打动我内心的是她经历许多世故，到今日半世飘零，落花无主，劝我且做“东风主”，一意扶持与培养她成为一个文学家；最少能够帮助我管顾小孩，主持家务，助进我的文化工作。这些话又掀动我“古井”许多风波。

我俩在这样挑动中就通讯起来了。这位“媒公”，且把我俩的近日相片互相交换。在她虽则“徐娘半老”（她近四十岁了），但表示极壮健青年。在我呢？我已过六十年纪了，但我的根基着实，又是极端信奉“自然派卫生方法”者，故我自视尚是壮年人。亲友也证明我尚后生，活泼有生气的。我眼明，耳灵，食得下，极劳苦的工作与极深的心思都做得出。我俩在相片中与介绍信中，彼此对于身体方面也都有信心，都有把握后半生的康健与工作的保证。当然，女子通常比男子较为谨慎与顾虑的——尤其是对婚姻一问题上。在她头一次接到我的“自我介绍”信，对我所提出的情爱与同居二个问题，她答说早在十六年前已经知道我的思想与为人了。可是，虽然由介绍人怎样说，所谓情爱当须经过若干时日的彼此接触后始能发生与决定能否情投意合。至于同居问题，她表示许多顾虑。

她所说的极合理，但问题的解决是极困难的。或者回复到“试婚制”先行同居，然后去考验彼此的性格。但这是一个极危险的“尝试”。因为同居后，彼此性情不合而始行分开，难免生出许多的悲哀。况且同居后，如生有子女，事情更难于安排！

我于是生出一个通讯试婚的方法来解决。我就复信说：经过那位“月下老人”的详细介绍，我俩的身世与性格，彼此极为明了。那么，我俩在千里相隔的路程中，怎样能够互相接触而决定性格的相合？我于是向她提出一个彼此要“先有信心”。就是在未见面之前我俩先有信心，承认是一个可靠的伴侣，把二人所有的心情整个地尽量在通讯中表达出来；由这样通讯中（当然是极诚实的坦白，丝毫不假话），我俩也可从其间认出彼此的真性情，进而决定今后是否能结合成为真实的伴侣。她在这点上完全同意。我俩就极热烈地通起讯来——每日彼此都写了一封长信，无所不谈，毫无顾忌，一任对方提出一切问题，互相讨论，互相批评。这样在信文中，一如彼此在同居中，在对面交谈中，尽量发表意见与倾诉一切心中所有的情怀。

在三个多月的彼此近百封信中，我们彼此已经极深度地与极广度地了解对方的情绪与要求了。

我今就来摘要的介绍此中一些重要的问题吧。

1957年3月10日，在早晨阴雾的天空下

（四）

在两个素未谋面的人——尤其是我国的女子一方面，怎样能够破除羞恨与顾虑的心情而尽量诚实地倾诉呢？可是官样文章地通讯，又不能得到彼此的真情，这又不值得通讯的了。终于由我，由我这个在欧洲情场有经验的人先行挑动。我在起始几封信中，就不客气地认对方为曾经相识，好似先前的“情侣”一样，我是至诚的、真情的向她说话。我也要求看我如情侣一样的假设。由这样的基础，我们就假设是一对情侣、一对夫妻在暂时离开远地时，彼此通信的情状了。我俩就毫不顾忌地彼此倾诉心中所有的情绪了。

这其中，第一问题是彼此所拥有的情感到什么程度，即是说，我与她是毫无情感或只有少少的情感或极丰富的情感？在几封信后，她认识我是情感极热烈的人。她说我的情感好似“暴风雷”一样来得太快太急骤了。她说以我这样的热烈情感，真是打到她的心坎动摇，灵魂飘荡。她强调说以我这样的热情，无论哪个女子都受感动，都能对我亲爱的。她又反问我，怎么我这样多情人，而终生不能得到一位女子恋爱呢？

在我一方面，我也认识她是多情的女子，可惜她也一生不能得到一位多情的对方。她也是我国女子一样的情感——缓和的如“毛毛雨”的，并不是如西欧女子那样用情的剧烈。总之，我俩是有情感的，而且是多情的。可是用情的步骤与表情的方法彼此不同，彼此不免有一个距离：她是“毛毛雨”的，而我是“暴风雷”的。这其间究竟能相调和吗？能相接近与合一吗？“爱能调和一切的”，在十几封信后我俩彼此谅解了。她所怕的是“暴风骤雨不终朝”，来得猛而消失得也快。我就对她表示我这个暴风雷的热情是会耐久的，但有时也会温柔地变成为毛毛雨了。在她呢？经过许多信的温情后，也对我激起热情如暴风雷一样对我热恋了。我俩到此对于情感一问题上已算调和为一，不致参差了。

人们常说我国女子的情感好似一个暗藏的火炉，中间是热烈到几百度，但外面好似死灰一样无一点温气。这个中国式的情怀确是如此。但我个人对此不能满足。我习惯于西欧女子的表情法——内外是同样的表情法。她对你如果真爱，在外面也就同样毫无顾忌地、热烈地表示出来。我在巴黎街上，常见女子对她的爱人亲吻到如醉似癫。我在跳舞场中，看到女子对她的情人表示出她身心的醉迷癫狂。在他们的家中，朝朝夜夜，总是亲吻不离口，情意缠绵到不能离开。这样用情与表情法是合理的，是我所乐意的；因为有情感不能好好地表现出来，究之，与无情感有什么分别？又由善于表情，也可增加美化，提高原有的情感呢！

说到我对女子的用情并不完全失败。我在欧洲十余年间，对方女子是极爱我的。我的失败，只是在中国的情场中，不幸遇到一位重势利而轻情爱的女子。至于末后我所结发的死妻(3)，她对我也有些情爱的——她生来无热烈的情感，即对她所生的孩子也是极薄情的。况且她也不会表情。但我对她永久留存下爱感；对她的死，使我更终生留下情感的悲哀。她为“大时代”而死的。可是也因她无深厚对我与她的小孩们的爱情，以致不能忍耐抵抗而终为大时代所牺牲了（她写的《绝命妇日记》，我总望有一日为之发表）。

在长久通讯中，在极端坦白与真情中的倾诉，我与汪女士的情感是否相孚一问题上，已经彻底解决了。在末了，我俩直以“爱妻”与“情夫”相称呼了。我俩虽未见面，但彼此已极有信心！我俩是一对好夫妻、好情侣了。我俩彼此宣誓，愿今后，无论如何，总要实现我俩终生的情爱，到死不愿离开，“百年偕老”，我我卿卿，一刻不能相离；同甘同苦，永远地，永久地，两个人并合成一体；两个心合成为一个心，向文化上，向社会服务上，携手共进！

到此，还有一个“性格”的问题，需要彼此谅解与解决的。一个稍聪敏的人，都有“个性”。我俩——尤其是我的个性甚强。可是个性有好坏二方面：坚毅奋斗，向上努力，这是好的；执拗不悟，不接受批评与修正错误，这是坏的。我俩的介绍人开始就向我说：她先前是极“任性”的。但她已经历许多世故，遭受许多困难，希望她今后反省，所谓“浪子回头，千金不换”。这是我俩的介绍人所深切对于她所希望的。在通信中，我也向她提出这个缺点。她也承认她先前任性的错误，誓愿今后好好改过。这已经使我满足了。我的“个性”上当然也有许多缺点，如遇一事太凭主观，遇一事物太快判断，执行一事太过执拗等等。在这次通信中，我因针对她的“任性”的过去偏差，大胆地提出她对我要“绝对服从”，这个不免吓她一跳。她复信说，她素性是有自己的意志与主张，她的志愿力极坚强，凡事认为对的，她就彻底去实行，不管任何困难。她素来是极自由的，不愿受任何拘束。甚且说向来不受人干涉鄙视，以损害她的人格，摧残她的尊严。在这样合情合理的正义下，我所谓“绝对服从”这个要求，真是太过专制、自私与无理胡闹了！在我提出这个要求时，我由后来检点起来，觉得是我先前受那些女子的欺骗，所以生出这个过度的戒心与反动。实则是自己的错误，太过苛求对方的。我于是修正这个“绝对”为“相对”，而且彼此“互相服从”。但我总要求在合理之下，彼此是要“绝对”服从的。一件事，如以真理为根据，不能由两方提出异议，只有“绝对”地去服从。到此，不是服从彼此个人的意见，而是服从那真理；不是为个人的利益，而是服从彼此的利益，换句话说，是服从大众的利益的。就我们二人共同的利益上，我举出许多例子给她看，说明这个绝对的服从，不是服从我个人，而是服从我们两人，也即是服从真理。经过许多反复解释之后，她也同意了。她说：“在我俩中说，你是比我老于经验，熟悉世故人情，比较富于学识，长于处理事务，所以我决定今后一式事情都要先和你商量，得到你的同意后，才去实行……”到此，我俩对于性格的一问题上，也算解决了（可是我尚在怀疑中，这个问题须待到同居后许久去考验。我先前对我那位死妻，在初始订交中，也要求她与我需要彼此服从于真理。她当时也满口答应的，但结婚后就极少去履行了。说句苛刻话，她如真正听我话，“服从”我的要求，她虽在困难的环境中，也终于能够去克服，不致为大时代所牺牲了）。

现再来说到经济一问题吧。西欧人说：“爱情就是面包。”即是说无金钱就无爱情。当然这只对普通人说的。自然有许多人重爱情不重钱。她也知我所得待遇费虽稍高，但为五个小孩读书及一家人生活费，有时尚须济助一些亲戚朋友，以致常常是两手空空。她比我更穷，先前所得的微薄工资，除寄给家中二老之外，连一件漂亮的衣服也不能买上。可是她对我表示愿食贫，愿同甘苦，愿极端节约，不愿负债。她常说爱情不在经济。那些骄奢的大腹贾、贵公子，愈拥有充裕的经济愈不能有浓厚的爱情。她本人前此也已经过这个教训了，所以她对我的穷困，愈坚定她对我的情爱，鼓励我勿以经济为顾虑。她常说得好，一对真正的伴侣，万万不是在求物质上的享受，而是在彼此精神上的安慰、情感上的交孚、工作上的互助与上进的奋斗。这些不是纸上空谈，在这次的旅费筹措上，她给我一个事实的证明。在近来她决定来与我同居了，但她需要多少给她的二位养父母安家费与最节约来此的旅费。从南京来此与一些治装费和安家费合共需要百数十元。可是我手中空空，不能一时筹集，只好向一些知心友人摊借，但多方筹集终不能达到必需的数额。她一方面只好等待，也曾设法向她的穷家哥借了些少，仍然不足，她又想变卖一些私己的物件，而又不能卖出。因此，她只好久久等待旅费有着落时始能起程。在我俩信上的焦急情绪中，她永未对我的寄款微薄一层上，说出些丝毫的不满，只劝我勿焦急缓缓去筹集。在此种情形下，她决不是为金钱而爱我的。因为我实在穷乏。但她尚且向我表示她来后当按所收入的极端去节约。总之，由她来治家，比我更有步骤更有计划去掌握家庭的经济了。

她爱我尚有别一桩事来证明。在个把月前，我因筹她的旅费曾向一位香港商人（平素对我极好的友人）借一笔款，但等待不来时，我就向她写一信，是为经济困乏的刺激而写出的。我大意是说我俩同居的时间再行延续一年半载后才来实行。为的是，在这期内我可得到出版社订约译出外国书一笔稿费，到此时经济上当比较眼前为充裕些。附带是我俩通讯中虽然有稍久的时间，但尚嫌太短。如再延长一年半载，比较上两人彼此的认识更加深入。最后是：同居不免发生肉体的接触，而在通讯中，我俩更可调情，更加领略到精神上的满足，纯粹心灵一方面的满足吧。横竖我俩已经彼此挨受若干年的孤单生活了，再多一年半载，似乎也挨得过。我发此信时，仍然保存我对她深切的爱情。可是她接此信时，误会我对她的爱情变动了！使她几乎心碎肠断，眼泪不干，饮食不进。幸而在第二日，她又接到别一信解释我一时的提议，内心上我终究在爱她。她才起始安心，不致如对那信上的悲哀到几乎发生神经病来呢！性交只是一种本能的冲动，本是极无意义的。但这个本能的力量真大，任何人都不能抵抗的。可是到了一些具有特别的意志与思想的人类，他们可能去抵抗，例如宗教界的男女与有些哲学家如柏拉图、康德诸人。他们把性欲的力量升华为精神上、思想上的作用了。

实则一对好伴侣的快乐，最要是在彼此调情上的满足。调情这个作用，我近来才发现它的重要性。我在西欧时，因为男女的性交太易了，所以我极少在未深刻认识对方之前有充分调情的机会。在这遭与我的情侣，在通讯的长时期间，我才得到这个调情的滋味了。调情就是由肉感而升华为灵感的“边缘”，又是帮助情感的发展。在我俩的每封信中，彼此都充满了这个调情法，此中最重要是在彼此可望不可即的情况下，倾诉个人向往与相思的情调。相思是有二种不同的：男女交合后的分离，遂而起了一种“离别的相思”；但在男女希望后来定能聚合时之前的相思，是“希望的相思”，它比“离别的相思”不是忧愁而是愉快，不是悲哀而是欢喜，不是失望而是希望。这样的相思是值得长久相思的。所以，我在那封信上，要求她再延缓一年半载然后同居，虽则为家庭经济上打算，但最重要是我想在通讯调情中得到这个“希望的相思”更多、更好、更有趣味、更加情感与灵感呢。

虽则是在这个短短时期的通讯中，我已得到一些“希望的相思”的滋味了。多少日子，我除提起笔为她写情信之外，别事都不萦怀，即最需要的译述工作，我也都搁置了。我的相思不止在她的一身上，我的相思扩大到白云：见白云飘扬，我就想到它是飞到我情侣的身旁；闻到鸟声，我似乎是听到情侣的音韵；日光、月亮、星辰，乃至风风雨雨，一切大自然的景象，我都幻化为我的情侣的象征。宇宙的一切凝结在她一身上，她的一身分散为万物，这样的“希望的相思”情怀，你说不是应该长久长久地去相思么？愈多愈好地去相思么？

在未同居前的情侣，通常彼此的相待是极尽客气，互相尊敬与原谅的，而且彼此各自检点努力向上，以求对方的喜悦。可惜一经结婚后夫妻彼此的相待就随随便便起来了。他们彼此以为“米已成饭”，不怕为他人夺去了。而且同居之后日久厌生，彼此看到对方都极平常，毫无特别可以引起新兴趣。至于在情人时期，男女彼此于每一次相会时，无论在服装上、修饰上，以至言谈举动上都想出一种新花样以求取悦于对方。所以“情人制”比“婚姻制”，无论在美趣上、表情上与对事业的奋斗上，都是较为优越的。说到我与她在通讯上，当然是彼此以“情侣”相对待。在这时期当然得到情人上的兴趣。可是在我俩同居后，我仍然希望我俩是情侣，不是如普通的夫妻。即是虽然为夫妻，但“情人化”了。情人化的夫妻才有生趣，不会如普通的夫妻那样把情趣硬化了，消失了。

我们在《浮生六记》中看到作者的“闺房记乐”与“闲情记趣”二章，所以特别感到兴趣，为的就是沈三白与陈芸娘在夫妻生活中，仍然保存情人式的风韵。我极望在与我情侣同居成为夫妻后，竭力仿效沈陈相对待的行为，而又想加入些“西欧化”的礼貌。例如，彼此求对方做一事，必说一声“请你”，事做后，必说“谢谢”。早上必彼此道“早安”，要去眠时，必说一声“晚安”。普通夫妻的相待大毛病就是在“太简慢”，以为彼此是“熟人”，不必讲什么礼貌规矩。由这样“简慢”的习惯，遂而生出如“路人”一样的无情。我想我俩今后遇到一人外出或回家时，要向对方亲热地行一“接吻礼”。衷情表现的礼貌，即以帮助情感的发展与提高精神上的作用。可惜我国的家庭里，夫妻、父母与子女、兄弟姊妹的相待，都极少讲礼貌，连最简单的礼貌也不讲究——即如“请”字、“谢”字、“早安”与“晚安”等口语也不说起了。我是极端反对这样“太简慢”的风气哪。

末后，说到年龄一问题，我是六十多岁人了。虽则是身体强健，精神盛旺，好似四五十岁的状态。但我也自知老，我年来对伴侣的年龄希望她是五六十岁的。五六十岁的老妇人再出嫁吗？在西欧社会是极平常的，可是在我国就成为凤毛麟角了。当友人介绍她时，我不免嫌她稍年少，她是三十七岁的。虽她不嫌我老，尚且表示极端爱我这样老年纪。因为她先前已被少年人离弃了，以为老年人用情专一，不会中途离异可以到“百年偕老”。况且看我照片，大为叹赏这个奕奕有生气而且貌似诚实的人物。所以在给介绍人和我的信上，表示愿真情爱我。当她接我那封要求她延续一年半载才来同居的信时，她以为我情爱中变，她在灯下宣誓。她把这誓词寄给我如下文：“现在我在灯下诚心诚意地向你宣誓：我爱你始终如一，决无中变，决无私心，决无一脚踏二桥，决无思念他人。我誓永久地，终生地在你身旁，决不离开。如爱你不是真心，叫我不得好死，死时分尸碎骨，五雷轰顶！”我读此后，真是惭愧万分，是我一时的思想给她误会。我于是又觉得她是真情爱我的。所以我俩此后只有商量从速同居以求得彼此肉灵上的安慰与愉快。到此，年纪一问题也算解决了。

可是尚有家务一问题也须预先商及以免后来的误会。她未生过子女，而我竟有五个幼稚小孩。那位介绍的友人在信中勉励她为“贤妻良母”。她在许多信中衷诚表示极端爱惜我的儿子，当作亲生的对待。这使我极满意。我固然愿得到一位好伴侣。可是假如这伴侣对我儿子不好，我愿永久孤独，不愿为自己快乐，而使我儿受到后母的痛苦。照她的素来行为看，我是极端放心她确能做到“良母”的，我尚望在经济可能内，佣用一女工帮理家务。但她来信说她愿做一切家务，不想用女工。这更使我感激。但我总愿用女工，使我的爱人能够有多时间向文化学习呵。

文化，文化，一切人都需要的。况且她虽有聪敏的天资，但少年失学，长大又受社会事务所纠缠以致她的天资不能尽量发展，那位介绍的友人常时嘱咐我好好地把她培养成一位文学家（可能时教她一种外国文以能够译书为度），我抱此希望，在她也极愿实现这个希望的。

暂此结束我对我俩在通讯上所得的感想与希望。在几日内，她就来与我同居了。我将于同居后再来写出一切的事情吧。

又一切都算极顺利适意，但因“物神”的作祟，使我俩不能密些时相合。终于由两人向各方筹集必需的旅费了；而在她往车站购票时，所带钱又被扒手偷去，遂使她又去再筹集，而延缓一些起程的日子。可是，无论外界怎样阻碍，我俩永久所抱的结合志愿终于达到。我俩远地许久的相思苦况已一去不复返了；她定在明早到达广州了。

1957年3月13日，在春雨缠绵中

* * *

(1) 本文记述了张竞生与人生最后的恋人汪翠微的交往过程，汪的基本情况可参阅张超的《漩涡内外自浮沉》一文。

(2) 指张次溪。

(3) 指黄冠南，张竞生第三任妻子，1952年在饶平被迫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