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辜负潮州父老
一个好哲学家，同时必然是好教育家，可恨我二者都不是。
当一九二〇年，我在法国大学结业时，由潮州各属的议员联名聘为潮州金山中学校长(1)。这间中学拥有丰富的产业，又素以腐败著名。当时执省政的陈炯明极想把它并入官办。但潮人恐归官办，校产必为官僚所吞食，一如以前的韩山师范学校一样，所以潮属议员对陈的提议拒绝，而仍主张照旧一样为公立，而以我这个潮州第一个博士为校长做“挡箭牌”。我因为潮人的关系，就即答应，但只许暂住校数个月短期，目的专为整理腐败的校务后，即行离去。
当船到香港，例须入广州领校长的文件，我在船上用一些旧纸写上许多条陈，其中最突出的为限制人口，提倡避孕一件事。把这些条陈当面交给陈炯明，我这个校长的地位就即动摇，因为陈的子女成群，又见我所写的纸张字句都极潦草，不是如当时上大都督的那样整齐严肃的文书。他事后向那位力保我的潮属议员兼财政厅长邹鲁说，张某恐如你那位侄儿吧？邹的侄儿是美国留学生，归国后犯神经病。陈意是指我或许也有神经病的，所以他不想任我为校长。但那时地方势力极大，我仍然以潮州公众名义的聘请，走马上任。
到金中后我大行整顿，辞退了许多素来声名不好的教员，聘请许多好教员。可是大风潮也就起来了。那些被辞退的教员，暗中勾结一些学生，借故就在校内对我动武，向广州打电报及发传单，说我有神经病（迎合陈炯明的词句），又诬我为“卖春博士”（指我在汕头报提倡避孕节育的），总之闹得满城风雨，一塌糊涂。
我本意已不想长期做金中校长。逢了这场的风潮，又悲哀国事的腐败与我家庭无聊的环境，我初想跳海自杀，继而转念到新疆去牺牲，或者仍辟一个新天地。我终于不得省方的同意，而乘轮远飏了。
我此时的灰心已达极点，而终不能提起先前斗争的勇气了。这真是可惜！以当时的事实说，以我所计划说，如我有一点教育家风度，我定可于校产整理后，办起一间近代化的岭东大学。
这间近代化的岭东大学，条件俱全，只要我与一些人努力去做，包管可以成功。可恨那时厌世太深，与恨我不是教育家，我把这个好机会放过了。我真是辜负了潮州数百万人热诚的付托，我对潮州子弟的完善教育未能履行，这是我终身抱恨的事情，也是我不能取赎的罪过。
经过廿余年的自怨自艾，在解放前，这个大学校又有一度极可实现的希望。可惜主持者毫无教育的常识，虽则香港及南洋的潮商竭力帮助，而终于失败。若使当时照我的计划而行，包管可以成功。往事已矣，这个也可见国事整个的不好，地方局部的事是极难做得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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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21年2月，张竞生出任广东潮州金山中学校长，同年9月辞职，不久出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三十一、未能实现的志愿
我生平最遗恨的，是廿余年来想与人共译世界名著，到今日尚毫无着落。这个志愿本来是已有二三次机会可以成功的，但终于无成就。
当美的书店开张一年后，经济已有办法，我正想集中人才，共同进行译述世界名著的计划。不意一连十次受了起诉与搜查的摧残。终于不得不关闭。个人生计尚属小事，最恨是这个大计划也随而消灭了。
在我第二次往欧洲时，船过香港。那时为广东省政府主席的为友人陈铭枢。但因那时在报纸对我的歪曲宣传，又正在浙江省政府驱逐我出境之际，我想陈铭枢身居政府要职，又素来习佛学的，定必对我无好感，最多不过看友人面分，不下通缉令就算了。所以我未曾下船入广州会面。到了法国后，我写信给他的参谋长，也是同学的，说到我经济的困难。不意他闻知，即寄我旅费五百元，使我纠正初始的顾虑，随而向他提出意见，要求以一种名义给十万元，为译述世界名著之用。我在信中并为详述这个办法，即是所出丛书，所有权为广东省。不但世界古典名著予以择要译出，而又着重于科学名著的介绍，推而到技术上，如工程，如野外运动，以至于打猎、钓鱼、栽花、种果各种民生著作也有系统的译成。我信中着重说，只期以三五年内译完，每个月都可出版。书本为便装，每本不过数毫价钱，期得普通人能买得起、看得进。我最后保证说，以我在上海美的书店的经验，包管书本陆续出版，陆续得利，陆续推广，则到三五年间，所出资本陆续可以收回。社会的知识普及得到，而公家财产不致落空。
陈氏接我信后极端赞成。给我信中并附上我向广东省政府应提出的条件。我接信后，欢喜极了，即予复信，照他所给我的手续申请。我以为这事千成万就了。就在巴黎郊外静穆处所，物色一间译述人的房屋。并向当时一些国内教授在欧洲旅行考察的，说明同行译述的利益。一因对国人的重大贡献，一因译述时的生活有着落，而此后所得优待的版税，可以为生活的资助。这样，我满心满意地在等待好消息的来临。
天下事真是有些出人意外的。当时的通讯都靠海运，不意在我们这样来往信期间，迟延了二三个月。当我信到达广州时，陈铭枢已去职，我的计划由此落空。他只好道歉，并以最浓厚的友人感情，由他私款给我一万五千元，祝我努力。
我得到私款后，因为是“省毫”，而且巴黎的生活高涨，只好维持个人数年期的用费，至于集合多人的经营是不能做到了。我由此只用个人力量译述“浪漫派丛书”几本，余的译述都束诸高阁了。在我方面，真是抱恨无穷。数年前，我曾游历暹罗(1)，中有一位富华侨，也曾有意请我到他槟榔屿的别墅，集合一些人同时教书与译述。因我看他不是此道中人，终于被我婉词拒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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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泰国的旧称。
三十二、陈璧君约我救汪精卫
我进的京师大学，就是北京大学的前身。但在满清时代的大学，当然不免有腐朽气象。各科系所教的都是官样文章。学生自由研究的风气几乎等于零。桐城派的古文，占了中心势力。虽则各班外国文有多少外国教授及留学生主持（例如我所入的法文班，就有二位法国人为教授）；不过所教的，都是遵照既定的课本，个人特出的意见不能自由提出的。
我入此校后仅数个月，便发生一件特出的事情。一日有熟人张俞人来会，说他此来是与汪精卫未婚妻陈璧君同来谋救汪逃狱的。他约我晚间与她密谈。当然以汪那时的志气，能奋不顾身，只身到北京谋炸满清摄政王，事虽不成，无论何人都会寄予同情的。我就一口应承与他们会谈了。
在一条暗巷的小寓内，见到满面凄凉的陈璧君。她向我提出计划，照满清政府当时的条例，捐纳一个实缺的主事后，再谋为法部监狱（即禁汪精卫的所在）的监狱官，由此就可以把汪放走了。那时实缺主事的捐纳款项一二万元，她是南洋富侨，外加一些人的帮助，款项是不成问题的。但最难的，是要有这样一个当得起捐纳的人，张俞人是一个书呆子，土头土脑，当然不配。至于我，是个尚未满二十岁的人，当然更配不上。此外，在当时的情况下，要寻得一个这样具有革命党人志气的人，是万分做不到的。我们会谈之下，只有惋惜这个计划的难成。他们不久就出京了，独留我这个人在受苦。
我愈思愈难耐：我想他们此来的计划，或与别人也谈及。万一事机不密，有些泄露的风声，我就不免被捕而至于杀头了。我想放弃京师大学他去。但父亲是断难允许的。我若离此校，家费定不再供给，只好终身失学了。由是，行住两难，终日彷徨失措，无心读书，只有敷衍功课及格，其余时间便到校中藏书楼东阅西看那些佛学书籍，借以消遣心中无限郁闷的心情。
这样无聊的光阴，经过有一年多久，幸而武昌起义，汪精卫得以出狱，到天津组织“京津保同盟会”。我才得离开京师大学往天津加入组织，到此始把先前的顾虑包袱完全放下。计我在京师大学约有二年久的时间，除再学习一点法文外，其余毫无所得，可说白费了少年的有用光阴。那些佛书，翻来覆去，无非是空空色色，色色空空，白嚼舌头，在我觉得讨厌。又那些翻译的字句文法，也使我头痛不易了解。我于佛学可说是毫无缘分，只有看到一些“高僧传”的奇怪情状，有些开心。但到底于实际学问毫无关系。
三十三、痛家庭之多故
我父亲(1)是一个稍富裕的华侨。他在新加坡住了许多年，克勤克俭，也稍读古书，遵守道德，通晓世情，可是他一生最大的错事，就是晚年买了一位小老婆。
这位父妾在潮安的家中成长，受了城市坏人的狡猾习尚，本性阴险恶毒，到我家后，恃宠放刁，极尽挑拨的能事。大兄与二兄被父亲赶去南洋，大嫂二嫂经不住她的摧残，双双服毒自杀！我幸而少时在外读书，也曾一度被其间疏，父亲几乎不接济我的学费。我今特写出来，不单是暴露父亲的过失，而且为一班在晚年娶小老婆的鉴戒。假使老父不娶这个妇人，我们家庭的生活本极美满。但既娶了，假使不听这恶妇的谣言，也终不会闹到家散人亡。我的母亲是极和顺的乡下女子，但她对我父也极敢抵抗，常常与他及其妾侍大闹一场，但于事毫无裨补。
我就是这样亲历家庭的惨祸。至我个人受了旧时婚姻制的毒害，更加惨痛。
我在十岁，即与她八岁订婚；当然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娶她那一日，她的容貌，虽未像某先生所说那位她，如猴子一样的尊容，但我这一位矮盾身材，表情有恶狠狠的状态，说话以及一切都是俗不可耐。我前世不知什么罪过，今生竟得到这样伴侣。可是我终于忍耐，我在欧洲那样长期，终然不敢想与她离婚，当我在金中时，她也来相晤，但我终不能相亲，一点什么关系都未曾发生。以我那时学校的处境，对于世事的厌恶，若使她对我有一点安慰，我或者不至于如那时厌世到极端而至于想自杀。这样名是夫妻，实如路人，当然在她也不快乐。及后她在家乡，接我由北京被迫的离婚信（此情已在前说及），她更加痛苦。到后，她终于决定自行离开这个无情的世界了。我写及此，真是不能继续再写下去。千错万差，是社会旧制度的遗毒。若生在今日新婚姻制之下，我们彼此都不会为爱情所牺牲吧。
说及家庭的变故，我尚须兼及我与长子(2)那段决绝的事情。当我避免广东伪省政府通缉逃到香港时，他的母亲闻知，亲到香港带他去上海，以后抗战军兴，我在家乡七八年之久，不能得到他们母子的行踪。及胜利后，始知儿在南京农学院毕业。我赶到南京，他已被派到台湾。我赶到台湾，他见我埋怨我若干年来不理他。我说连他的住址尚未知，我怎能理他。他究实是受他母亲在广州发出的指示，决定要与我脱离父子关系的。我也一时负气与他决绝。到今日已十年之久，天涯中他不知有父在，而我也不知有子在了！人生至此，惨何以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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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竞生的父亲名为张致和。
(2) 指张应杰，1925年出生于北京，后移居台湾。
三十四、说鬼
鬼在《聊斋》已尽量人情化了，故能引起读者的兴趣，但“鬼”字在蒲松龄的意义是“贵”字，即贵族贵人的意思，与他的“狐”字是胡人，是指那时宰制汉人的满洲的意义，所以在《聊斋》表面上虽则是鬼狐满篇，底里则是描写与讥刺贵族与满人的现实派的写法。
可是人们不晓蒲松龄这个本意，以为世上确实有鬼的一回事了。
易卜生的名著《傀儡夫人》(1)一剧的结果是娜拉不愿在家庭为丈夫的玩具终于出走了。究竟娜拉出走后的结果，世人生出许多不相同的猜度。郭沫若就说她就是秋瑾的前身，就是说不愿做家庭的奴隶们，走出到社会为种种的奋斗了。
但易卜生似乎别有一种看法。他后来再写一剧叫做《鬼》(2)，就把娜拉变作阿尔芬夫人出现了。阿尔芬夫人被牧师所蛊惑再回到她丈夫的家庭，挨受丈夫的磨折而因为爱子的缘故终于屈服在旧时社会的势力下了！可是她仍然是反抗的女子，立意在把丈夫征服起来，但终于不能达到目的，而只好这样说：“鬼！当我听到兰琪娜和奥斯荷德在那边的时候，我眼前仿佛见到了许多鬼！曼德斯先生（他即是牧师），我有时会想到我们都是鬼啊！这不但是因为我们继承了我们父母祖宗遗传给我们的东西，而且继承了许多旧的死了的观念和所有旧的死的信仰，以及诸如此类的死东西，它们虽没有完全在我们身内活着，可是它们是潜伏的，完全一样，我们不能扔下它们。无论什么时候我拿了一张报纸看的时候，我像看见了许多鬼在一行行字之间跳着。整个世界准都是鬼。我看，他们真跟沙泥一样的数不清。我们——所有的人——是这样可怜的怕着光明！”
这些话说得极可怕是：“整个世界准都是鬼。”易卜生生活的时代与社会，与我们今日的不同。他还没有感触到“从鬼变成人”。
究之鬼是不是有的么？就事实说鬼是不能有的，但心理上，鬼仍然是存在的。我们记得英国大物理学家罗斯因为他爱子在第一次大战当兵战死了，他说常时与他的儿子——鬼——通讯。伍廷芳是前时我国的大官僚，也算是学者，他也证实能够与鬼通问的。我有一个旧同学，大军官，先前向我说及他有一女工，一晚间打扮得极尽美丽，衣服齐齐整整，涂粉抹脂，向他说她的死的爱人约她今晚再会，她终于半夜间吊颈自尽了！我的旧友人坚信到底世间的鬼是有的啊！
可是我们无论从天文学说，生物学说，从无论什么科学，都可百分之百证明了鬼是无的。可是从心理学说，“鬼”确是有的啊！
正如阿尔芬夫人所说，我们有祖宗父母的遗传性，我们有社会旧的死的观念，过去的幽灵，在我们心理上活跃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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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今译《玩偶之家》（1879）。
(2) 今译《群鬼》（1881）。
三十五、四鬼重生记
我今早真兴奋地参加了印尼华侨园的访问会谈。他们在南洋坏报纸上，屡次看到我与另外三位潮州代表人物耆宿(1)已被枪毙了。他们此次来到广州参观，听到我们四人仍然生存，甚为高兴，特别访问我们聚谈，并照相纪念。
我对他们热烈关怀的情绪，真是感激到万分。在谈话中，我表示在这个祖国欣欣向荣的前途中，除非万不得已的意外之死，我衷心是不愿死的，我要生活到百岁，眼看更幸福更美满的社会实现，过着富裕的高尚的生活。
我向他们提出二件要求：（一）请他们在南洋多多为我们搜集与我国有关系的史料。因为我在省文史馆极有兴趣地担任“我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史料组”的工作，我极希望能得到这些地方的史料，做成有系统的研究。（二）我要求他们响应政府优待华侨归国恳荒的政策，把我国的荒山荒地用华侨传统的劳苦节约而善于经营实业的精神表现出来，为我国兴建出许多福利的事业来。
他们原则上是对我的要求表示十足的赞成。他们说到政府已允许给他们在广州附近约有千亩地的经营。他们又说有许多华侨，都有想到祖国投资，开发实业的志愿。
除我外，那三位“重生鬼”，有一位是政治家，一位是军事家，一位是社会活动家，他们各就其见解，向来访的代表申说他们所要求解答的问题。代表们都极欢喜满足了。
说及我对于南洋华侨，确有特殊的关系。我父是新加坡老华侨，我们一家生活，都由他劳苦得来。我兄弟姊妹都曾往南洋谋生。叔侄宗人，每一家庭也如粤闽的华侨家庭一样，都与南洋发生直接的关系。以前，我到越南与暹罗漫游，亲眼见到华侨在这些地方有优越地位。东南亚任何地方，都由华侨的血汗发展起来。可说南洋到处都是华侨的第二家乡，其后裔也成为有力量的土著。华南尤其是闽粤，与东南亚是息息关联的。我们保护华侨，爱惜华侨，乃是一种天职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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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三人为政治家陈卓凡、军事家郑巽甫，另一人为社会活动家，姓名不详。
三十六、梦境
我前说睡时花费了人生大部分的时间这是不值得，应予节约的。
我先前译了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梦学》(1)（在《读书杂志》登出）。他是性学家，所以说梦是性欲意识的表演。实则，他不免于局限性，为他所主张的学说所蒙蔽了。因为梦是一切生命的重演者，一切事情都能在梦里表演出来，不单单是性欲的。
我个人的梦，便是一个例子。我在廿余年前有二次想与人译述世界古今所有的名著，可得二三百本。本是可以实现的，不意在进行中突生事故，以致在财力上不能完成。这是我一生中最痛恨的一件事了。可是，我常在梦中实现这件未完成的志愿，眼见在我周围，有十几位名家学者，每日埋头于译述世界名著，一部一部地赶日译完，一部一部地印好发行，那样好的书籍，又精美，又便宜，社会上人人都在购买，在看阅，在赞赏……不幸是睁开眼睛，原来是南柯一梦！可见梦不单是性欲的表演，常是生命中最希望的那一件事，不能完成时的补偿了。
“日思夜梦”，这是梦的根源，梦里所表现的，都是在日间——本日间或最近期，或先前最关心的事件，以一种复杂错综的心理作用表演出来。所以要做好梦，须要平日做了好事，在梦里，好人总是得好报，恶人总不免吃亏。我们记起古时有一件传说：那个凶狠的主人，在梦里变成他的奴隶的奴隶，受尽了恶毒的待遇与鞭打，但那位他的奴隶在梦里变成他的主人，威风凛凛，好不快乐。终于这个主人解放了他的奴隶，以免在梦里挨受摧残。这件故事是有根源的。
你要得到香甜的梦吗？你就要在日间做好事，想好事。如你常把夜间所梦的，有系统地记录起来，由此可以检查你的行为与思想，这是值得记录的一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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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竞生翻译了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纲要与梦的分析》在《读书杂志》第1卷第1期至第2卷第12期连载，由神州国光社在1931年6月至1932年12月出版。
三十七、浓厚深挚的友情
在这黄金色的晨光，我能来执笔写起友情，这是何等愉快的事情。
友情——朋友的情爱，有如春天的枝叶勃发生长，到了夏天的烂漫，而入了秋天，成为黄金色的鉴赏与享用。
当我与一位同学在黄埔陆军小学被开除时，预备出发往新加坡，谒见孙中山先生那一回晚餐会上，百数十位同学们的热烈招待与资助旅费的情景，当时使人觉得，世界上唯有友情比任何情爱为伟大。
在席中，那位同行朋友的父亲，眼见这样热烈的友情，感激到眼泪四垂说：“唯有在少年时候，才能有这样感情的发生。到了我们老年人，这个友爱已死亡不可复活了！”我那时听后觉得这些话极奇怪，怎样到了老年，友情就会消灭呢？由此想起，到了今日证实了那位朋友的父亲这一席话是极有根据的，但也不完全如此。
例如那个先前与我被开除同往新加坡的同学，可说是“死生之交”的。可是到今日，他有妻子，他有家庭的满足，连我这个老友人也被忘记了。我先前曾累次要求他与我会一面，饮一杯茶，呷一杯酒，重话先前的情绪，所谓“把烛西窗，重话旧雨”，也被他所不乐为了。到了今日，他虽然来会面，但已无先前真挚的心情，使我当然感到极端寂寞了。
我虽有许多故人离我而去了，但此中尚有多少亲爱我而给我许多温情。第一位是少年同学的，他做了许多任大官。(1)当他在广州做民政厅长时，我曾给他怎样监督广东的市长、县长，尽职做好官的方法。他对我条陈只付诸一笑，我从此就鄙视他了。但到今日，他转向学问研究，尤其是对于水利一门，他有深长的经验。今且对哲学有些心得，对我极殷勤，屡次来访问深谈。我们已恢复先前少年时亲热的友情了。他住在佛山，每次来广州公干时，我们就多得到了一次情感上、学问上的安慰。我对这样的情感实在满足极了。
我时不时在通讯上得到浓挚的友情，是北京张次溪(2)所给我的。我们彼此素未谋面。他认识我只在若干年前为赛金花捧场文字上结下的缘分。他也是极赏识这位名妓的。他不但在文字上表扬赛金花，而且对她在北京陶然亭的坟墓，尽了保存的心愿。这位张次溪著作等身，尤其是深悉北京一切的典故。他也任过前时的要职，慷慨动人，侠义可风。可是到了今日，他仍然向前进取，全心全意为国家服务。二三年来，他与我不绝通讯，对我文字上及介绍出版上，竭尽力量帮助。他叫我作哥哥，我称他为贤弟，我们俨然成为未尝见面的兄弟手足，有热烈情爱，不仅是泛泛的友情了。我每次得到他的信件时，就增加一层的温情安慰。
尚有一位故友，是四五十年前的同学，他现在住在新加坡隐居。他姓许，名唯心(3)。这个“唯心”，是佛学上的“三界唯心，万物唯识”的唯心。他深攻佛学，是辛亥革命前后的有名革命家。这位故友，给我许多思想上及物质上的帮助，使我有无限的感激。可惜我对佛学不够深入，未能与他在这方面有所切磋。他每次在通讯中为我说及佛学是众生平等，慈悲为怀时，我深深地得到故人热烈情感的安慰，温情的、友情的安慰，真是说不尽向往倾慕的情怀。
我今所保存的，是一些为道义为学问的故人或新友。我得此，才是领略到清洁的心灵与纯净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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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陈铭枢（1889—1965），字真如，广东合浦人，曾任广东省政府主席，1949年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06年秋考入广东黄埔陆军小学（第二期），与张竞生是同学。
(2) 张次溪（1909—1968），广东东莞人，史学家、方志学家。
(3) 许唯心（1892—？），新加坡知名华侨，祖籍广东潮州。20世纪初，主持中国同盟会潮汕分会的工作，20年代任《大岭东日报》总编辑，30年代侨居新加坡等地，有佛学方面的著述问世。
三十八、和李大钊同事时
李大钊的相貌，与我近在广州镇海楼所看见挂出的有所不同。在这些纪念像中，表出李先生一方面的严肃神情而已。实则他的真相，在严肃中具有极和蔼温柔的状态。他的低微声音，加上那和悦的笑容，使人觉得他可亲可爱。我今日执笔想起他时，仍然如在面前，领受他缓缓地一句一句的北京口腔，那种温和热情的心声，使人永远地印入脑底，化为灵魂。
他那件所常穿普通的布长衣，衬出他中人身材的坚强体魄。在他所兼任的北大图书馆内，一切修理整齐。可惜图书购买费不足，但在可能内，李先生对于一切近代普通的需要书籍，竭力罗致。故我当时所想研究的书，都可由这个馆中借到。
我也曾到他的家中便饭。那是一间北京普通的平民屋子。我们食的是北京普通馒头。因为是请客，所以除了一些素菜外，加上一碗蛋汤。他素不饮酒，只用些薄茶解渴罢了。
因为李先生对于学说有了深切的领悟，所以信心极强，故在北大所教的，在社会上所宣传的，都是他所信仰的真正学说。
他不但在学说上，而且他在实行上与一班向前进取的好青年一同奋斗。他都循循善诱，因势利导，他是一个善于说服人的领袖。我从没有一次见到他在辩论中表示有一点粗声厉色。
我们两人一日在闲谈中，我说他这样的人，在北京居住不无危险，请他设法迁避为佳。他引用了罗马大文豪与政治家西塞罗的说法：“处在这样混乱的局面，无论如何，都须横死的。”西氏当罗马政变时，逃到城门就被敌人抓去杀头了。所谓“横死”就不是自然的死法。李先生继后以庄严英勇的声容对我说：“处在这样的南北军阀时代，我也知我命运的危险，但这又何足畏惧呢！为主义而牺牲，要有这样牺牲的人，始能引起后来的信徒，而得到主义实现的胜利。”他末了又念了：“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我们彼此黯然相对久之。
现在的事实都证明了，李先生极具有先见之明。
我虽则有一些时期，跟随他同行，可恨我那时太落后了，不能一直跟随他走。到今日，他殉义若干年后，我始知他所信仰的学说之伟大。我实在觉悟太缓了，实在对不起我这位伟大的故友。只有时不时想及他为人的温和、赴义的勇敢，而对他无穷的敬仰。
三十九、林美南(1)公道待人
近广东省人民政府委员兼广东计划会副主席林美南，不幸因积劳逝世了。
在廿年前，我在饶平县主办公路时，他与刘翰同任技师。他年仅二十左右，瘦小的身材，但极聪敏、勤劳与正直。那时的技术人员在测路程时，故意弯曲路道侵入祖墓或乡里，使当事者行贿赂后，才予改正。林技师对此种不正当的行为极端痛恨，以身作则，创开技士界的廉洁正直的风气。
在这个工程的长久期间，他住在我族的小学校内，每日一早就到路上测量，与我一同监工，直到深晚始休。因此，他对我办这些公路时的情状极端亲切知道的。所以当解放后，他任粤东区的专员时，对于我先前为公路纠纷的乡仇王姓捏造事故告我的故案，为我竭力保护，主持公道。并且写一信给我，鼓励我向前进取，有意争取我再为祖国服务。种种亲切的美意，我至今仍然感念他这样为公服务的精神与公道待人的胸怀。
我在那时挂名为饶平县实业督办，他眼见我对公路的开办与三个苗圃及七处林场的振兴，遭到许多封建势力的反对时，极痛心地常向我说，在这样社会，难怪有这样的反抗怪现象。
解放初期，他暂时任汕头市长。我在汕头见他时，曾向他条陈振兴潮汕区的山利与海利，并开办潮州大学。
林美南的身体，本已瘦弱，加以在长年的地下工作，在那种困苦奋斗的环境生活中，使他得了心脏病，但精神上尚保存他素来的健旺，工作不停，以至于壮年就离开岗位了。
说到他们在地下工作时的困苦情形，我曾亲眼见到的。当我住故园时，那时周围在地下工作中有陈剑青等一帮人，每夜居住在山头，常时食不饱，衣不暖，而且常要预防敌人的袭击。如陈剑青因此而犯胃病与肺病，药品是不离身的，我曾向他说，眼见他们这样奋斗不顾身的情形，我很同情。
好好安息吧，林先生，你的肉身虽不存，你的精神是永久存在于人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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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林美南（1909—1955），广东揭阳人，20世纪30年代开始在潮汕从事革命工作，抗战时期任潮梅特委书记。1949年后担任首任汕头市委书记和首任潮汕地委书记，后调任广东省农林厅副厅长、广东省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