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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煌中的忧虑——坚持中立——在和平中发展——美国的两难处境——西班牙的威胁——约翰·伦道夫背叛——民众的深思——叛国阴谋——阿伦·伯尔受审——法庭指控——宪法的首要原则

自执政以来，杰斐逊好运连年。他领导的政府受到人民空前的拥护，取得了许多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一切随着1804年选举的辉煌胜利达到了顶点。如果杰斐逊是寓言故事中聪明的王子，他肯定为自己的好运感到吃惊。他不知道自己的聪明才智能持续多久，但知道辉煌的成功只不过是过眼烟云，很快就会过去。显然，杰斐逊并没有不祥的预感，在第二任期中表现得泰然自若。杰斐逊的这种性格不是个人虚荣，也不是批评者们所谓的唯我独尊。杰斐逊坚信自己的执政理论建立在永恒的真理之上，在实践中取得成功，自己获得声望是顺理成章的事。不知是自负还是自信，杰斐逊从心底里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有恩于人类。别人的怀疑随之而来，杰斐逊深感疑虑。从以往的经验可知，不管杰斐逊获得怎样的政绩，都不可能将繁荣长期延续下去。

詹姆斯·门罗和罗伯特·r.利文斯顿购买路易斯安那后不久，欧洲又爆发了战争。战争范围进一步扩大，美国难免经历拿破仑·波拿巴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欧洲的海军习以为常地四处掳掠，无法无天，对美国的贸易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在第二届总统就职前的几个月里，杰斐逊也听到过民众的抱怨之声。杰斐逊坚定而乐观，决心不偏不倚地保持中立。他相信自己的坚持会得到回报，美国的中立权利也将受到应有的尊重。乔治·华盛顿执政时期，杰斐逊对法兰西情有独钟，显得很不中立。多年来，看到法兰西人不遗余力地支持拿破仑·波拿巴的事业，杰斐逊对法兰西的好感逐渐消失，觉得美国更应该与英国交好。杰斐逊尊重英国的地位，因为英国是拿破仑·波拿巴军事专制的主要障碍。早在1802年10月，杰斐逊就曾给罗伯特·r.利文斯顿写过一封措辞严厉的信，说：“正式向你通知……我们再不能认为法兰西共和国和我们之间还有友谊。”1803年夏，杰斐逊说：“我们密切关注英国所处的地位。英国就像对抗洪流的堡垒，一直压制着法兰西共和国。如果人类真要面临拿破仑·波拿巴带来的灾难，只有英国能独当一面……我们认真对待与英国的关系，对法兰西共和国也没有敌意。对英法两国，我们都一视同仁，以诚相待。我们不会像前辈们一样想从他们那里获得什么。”面对英法两个敌国，杰斐逊“感到有点恐惧，好像自己已经与欧洲的政治联系在了一起”。杰斐逊希望欧洲国家打仗时，美国能作壁上观，不偏不倚地保持中立，抓住机会，利用中立国的地位，通过各种渠道发展商贸，迅速积累财富。美国要通过和平获得财富，变得强大。杰斐逊怀着梦想愉快地写道：“我们都能看到那一天，其他国家在海上应遵守的法律将由我们来制订。与此同时，我们已经签署的每一项条约都不得再改变。”杰斐逊的中立政策很明智，值得尊重。现在人们普遍认识到，随着人口增加、财富积累和工业全面发展，美国国力空前强大，这就是杰斐逊当时追求的目标。

当时，杰斐逊的心态就像是教友派信徒设法与愤怒的拦路强盗进行友好的交易。这种心态决不能长期保持。杰斐逊的理性和温和的主张像耶稣基督的登山宝训一样，深深影响着那些愤愤不平而追求个人利益的好战分子。对他们来说，和平和中立是可恶的言辞。英国内阁提出，美国如果不做英国的盟友，就是英国巡洋舰掠夺的对象。法兰西帝国[1]也在奉行同样的政策，但杰斐逊毅然致力于安定和繁荣，推行中立政策，坚持抗议和谈判。杰斐逊不断向英国表达善意。他说：“英美两国本是朋友，有许多共同的利益。如果执意要把他们分开的话，那么英美两国的领导人一定是没头没脑的笨蛋。”杰斐逊坚定的友善换来的却是英国的暴力和抢劫，让人难以容忍。1805年10月21日，特拉法加海战爆发，英国在海上独霸天下，美国的处境更加艰难。

杰斐逊第二任期的第一年，在法兰西帝国的支持下，西班牙威胁美国，要在路易斯安那东部边界上制造严重的麻烦。杰斐逊很恼火，做好了打仗的准备，但他坚守一贯的原则，更愿意和平解决问题。1805年12月6日，杰斐逊要求众议院像购买路易斯安那一样批准一笔拨款，该拨款由他自由支配。行政主义者们对此既惊讶又困窘。众议院委员会做出了一份与杰斐逊的指示精神完全不同的报告，委员会主席就是约翰·伦道夫。这份反常的报告确实令人震惊。约翰·伦道夫一贯领导众议院支持政府。他勇猛果敢、能力出众，很有影响力。谁也没有想到正是这些优点使约翰·伦道夫后来成为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者。在通过购买路易斯安那的法案时，约翰·伦道夫对逻辑和法律不屑一顾，是杰斐逊最坚定的支持者。在塞缪尔·蔡斯弹劾案中，约翰·伦道夫受到了严厉的斥责，经历了惨痛的失败，但表现得十分勇敢。这说明他是杰斐逊最忠诚的追随者。这次，约翰·伦道夫突然站在了杰斐逊的对立面，滔滔不绝地责骂杰斐逊，反对他的政策，指责他的政治操守。杰斐逊因约翰·伦道夫这种奇怪的行为大吃一惊。若要购买佛罗里达，杰斐逊总统有权得到与购买路易斯安那时同样的支持。杰斐逊在思忖，约翰·伦道夫的叛离究竟到了什么程度。杰斐逊焦虑不安地看着众议院的辩论，看到投票结果后才安心。在约翰·伦道夫的召唤下，众议院共有十一人背叛了，但仍有八十七人支持杰斐逊总统。约翰·伦道夫显然高估了自己的个人影响力，十一个追随者并非全都对他忠心耿耿。约翰·伦道夫的目的不仅在一件事上与杰斐逊相悖，而是要站到杰斐逊对立面上，一条道走到黑。杰斐逊宣布，众议院议员们“应一如既往地工作。一位杰出领导人的背叛使议员们陷入沮丧和困惑。他们很快又团结一致，坚持自己的原则。约翰·伦道夫只带着自己的五六个追随者与别的议员分道扬镳……从这次分裂中我们得到了警示，如果掉以轻心，我们内部就可能不再和谐团结。总的来说，各位议员能够坚守原则，使我对政府的稳定更有信心。我更加确信，无论何时，一旦政府出现问题，民众将和平地行使他们的选举权，获得自己应有的权利”。

特拉法加海战

特拉法加海战

多么经典的话语啊！随着岁月的流逝，杰斐逊变得越来越乐观。

约翰·伦道夫的所作所为没造成多大的政治影响，却引起了民众的深思。约翰·伦道夫不自私也没有失望，而是真正不满政府的事务。正如杰斐逊所言，约翰·伦道夫在政治上是一个纯粹主义者。约翰·伦道夫信奉共和，衷心地追随杰斐逊。他相信在这位英明的共和党领袖的影响下，纯粹的政治行为将会盛行。随着共和党逐步取得胜利，约翰·伦道夫慢慢从错觉中醒悟过来，看到自己所崇拜的偶像用的正是政客们惯用的手段，政府事务像联邦主义者执政时一样糟糕。这位急躁的改革家既痛苦又愤怒。约翰·伦道夫明白，最好的办法是抛弃这不守誓言的总统。如依批评家所立的标准来看，约翰·伦道夫对杰斐逊的批评是不公正的，并超出了人们的预期。从约翰·伦道夫对杰斐逊的苛评中得知，执政早期，杰斐逊不该对自己不应该插手的事情指手画脚，并提出一些不切合实际的希望。杰斐逊曾梦想过、承诺过要遵守政治原则并言行一致，但没有把梦想变成现实，也没有遵守诺言。事实上，杰斐逊也曾努力过，但不幸地发现自己的梦想和诺言在现实的政府中根本不可能实现。他认为理想的政治科学还没有形成。

1805年到1806年又发生了一场骚乱。阿伦·伯尔胆量过人，政治抱负远大，有独特的个人魅力，更有操纵政治的天赋。不过比起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杰斐逊，阿伦·伯尔还有一定的差距。阿伦·伯尔认为，杰斐逊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处处敌视、排挤自己。阿伦·伯尔在选举中没能扭转局面，又在决斗中射杀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2]，使自己的处境变得更糟，感到懊恼无比。阿伦·伯尔下定决心，宁可叛国也不能在政治上失败。他不惜给国家带来政治动乱和经济损失，炮制了臭名昭著的计划。阿伦·伯尔想占领墨西哥，坐上“蒙特祖玛二世[3]的宝座”，并把阿利根尼山脉以西的所有领土全都吞并。阿伦·伯尔的阴谋未得到及时控制，谣言在疯狂流传。杰斐逊没有放松警惕，凭借自己超强的判断力，对事情的结果似乎有十足的把握。实际上，杰斐逊的预感是合乎情理的，因为阿伦·伯尔微薄的势力很快被粉碎，以“叛国罪”被捕。

当阿伦·伯尔被带到里士满受审时，杰斐逊总统对法律程序很感兴趣。联邦主义者完全忘记了阿伦·伯尔手上曾沾满了一名在联邦党内功勋卓著的杰出人物的鲜血。这位杰出人物曾为联邦党赢得过莫大荣誉。联邦主义者清楚地看到，只要阿伦·伯尔的计划有一项获得成功，就会使杰斐逊政府颜面尽失。联邦主义者觉得阿伦·伯尔很不幸，向他伸出了友谊之手，表达了他们的钦佩之情。他们假惺惺地把阿伦·伯尔当作无辜的人，认为他因为私人之间的恩怨而受到杰斐逊的迫害。联邦主义者口是心非，不会成为阿伦·伯尔真正的拥护者。杰斐逊特别愤恨阿伦·伯尔的所作所为。惩罚这位叛国者也许会平息杰斐逊心中的怒火。阿伦·伯尔的犯罪行为已成事实。作为总统，杰斐逊要求给阿伦·伯尔定罪是职责所在，其中有个人的感情成分，也尊重了民众的意愿。根据既定的规则，总统有权对阿伦·伯尔的行为质疑。联邦党人的行为非常可耻，宁可不计较阿伦·伯尔对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谋杀行为，也不让杰斐逊得到半点好处。

阿伦·伯尔射杀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蒙特祖玛二世

杰斐逊认为，阿伦·伯尔的叛国罪行是不争的事实，在约翰·马歇尔主持的法庭上不会有任何不当的影响。杰斐逊没有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审判过程。他无权这样做，只能把想到的事实或建议告诉政府律师。杰斐逊关注着整个审判过程，对其中的一些事件愤愤不平。例如，路德·马丁公开在法庭上支持阿伦·伯尔，指控杰斐逊总统使用“暴君式的命令”，“违背了宪法和法律”，千方百计地“毁坏一位无辜之人的生命和财产”。实际上，路德·马丁本人并不清白，人们怀疑他曾与“备受尊敬的朋友”阿伦·伯尔勾结。被告人的律师提出申请，要求法院发出传票，迫使杰斐逊亲自出庭作证，并携带战争部的文件和记录。法院批准了这一请求，但承认无权强制执行传唤。杰斐逊对这种权利的主张非常生气，因为法律并没有强制性规定。杰斐逊准备向法庭提交全部相关文件，但拒绝了法院出庭作证的要求。当时人们如果敢质疑约翰·马歇尔的裁决，要么是对法官职业的亵渎，要么就是胆大包天。这种说法似乎出自联邦主义者之口，约翰·马歇尔不可能说这种话。如果约翰·马歇尔所有的裁决公开受到批评和怀疑，将有辱他的名声。

杰斐逊在给乔治·海伊的信中写道：

约翰·马歇尔阐明了自己的立场，所有人都应服从传票，除非能在他的法律书籍找到不服从的依据，否则无一例外……根据宪法，总统在六百万人民的关注之下行使职权。法律的效力在宪法之下，法院不能对总统呼来唤去，因为总统代表的不仅是他个人。我们可以把约翰·马歇尔自己的学说应用到他和同党身上。根据法律，联邦法官也是各州治安官的组成部分。假如亨里科郡的治安官从法官席上召唤约翰·马歇尔来平息亨里科郡某处的骚乱，约翰·马歇尔会放弃主要职责而履行次要职责吗？同样，新奥尔良或缅因州的法院用传票命令所有最高法院的法官出庭，这些法官们会执行吗？他们能放弃法官的职位，放弃数百万人的利益而去为个人服务的吗？美国宪法的首要原则是立法、行政、司法三个机关相互独立。法官们常对此忌妒不已。如果听命于司法机关，总统会因不服从命令而受监禁；如果几个法院都呼来唤去，那么总统难免会拖着疲惫的身躯在全国各地东南西北来回跑；宪法赋予总统的职权也会被完全撤销。如此一来，行政机关还能和司法机关相互独立吗？

路德·马丁

如果阿伦·伯尔没有因失去监禁而逃到国外，在俄亥俄州就受到审判，那么杰斐逊的论述就会成为坚强有力的范例。当时，英国巡洋舰在弗吉尼亚海岸虎视眈眈，美国与英国的关系危如累卵，总统坐镇首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如果杰斐逊听从了传票的召唤，肯定会远离首都出现在审判现场，国家利益就会受到很大损失。杰斐逊对约翰·马歇尔的决定漠然置之，传唤最后不了了之。只有联邦党人将杰斐逊的行为作为指控他实施暴政、违法乱纪的有利证据。

本案最终审判结果宣布时，杰斐逊指示政府律师乔治·海伊，待证人们把所有证词以书面形式记录下来后，再支付报酬遣散他们。杰斐逊说：“整个诉讼过程的所有记录都要提交给国会，以便他们确定本案在犯罪证据、法律适用方面有无瑕疵。这些记录还能为过去和未来的案件提供参考。”杰斐逊言出必行，随后做出指示，义正辞严地呼吁国会关注此事。在杰斐逊的努力下，国会通过了一些关于叛国罪的立法，但未涉及对阿伦·伯尔的特殊审判，也未牵扯到任何与此案有关的人。显然，一个案件产生的深远影响要比惩罚一个犯罪之人更应受到关注。

注解：

[1]　1804年11月6日，法兰西公民投票通过《共和国十二年宪法》，宣布拿破仑·波拿巴为法兰西皇帝，法兰西帝国建立，历史上称之为“法兰西第一帝国”。——译者注

[2]　在1800年总统选举中，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支持杰斐逊，阻止阿伦·伯尔当选。阿伦·伯尔耿耿于怀。1804年，阿伦·伯尔竞选纽约州州长时，受到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公开指责。竞选失败后，阿伦·伯尔要求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收回指责。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拒绝收回。阿伦·伯尔提出了决斗的挑战。1804年7月11，两人在新泽西州的维霍肯决斗。阿伦·伯尔一枪打中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胸部。1804年7月12日凌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去世。——译者注

[3]　蒙特祖玛二世（1466—1502），古代墨西哥阿兹特克帝国君主，曾一度称霸中美洲，最后却被西班牙征服者埃尔南·科尔蒂斯打败，导致阿兹特克帝国灭亡。——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