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看点

出任国务卿——内阁成员——战时债务承担——政治交易——无力的辩解——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财政方案——奇异的想法——分歧越来越大——错误的说法——不共戴天——对死人的诽谤

1789年10月23日，杰斐逊从英国考斯乘船回国，1789年12月23日到达蒙蒂塞洛。庄园里的奴隶们热烈地举行了欢迎仪式。离开法兰西时，杰斐逊本想用几个月的时间回趟家，然后迅速返回，去亲眼见证轰轰烈烈的法兰西大革命。一到美国，乔治·华盛顿总统就邀请杰斐逊担任国务卿一职。杰斐逊并不想去，因为他最感兴趣的是法兰西大革命。杰斐逊向乔治·华盛顿回复，自己应该遵从总统的意愿，但并不想改变自己的现状。乔治·华盛顿再次写信，极力劝说杰斐逊任国务卿。詹姆斯·麦迪逊[1]亲自到蒙蒂塞洛向杰斐逊说明情况，让他任国务卿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想让他发挥个人影响力。迫于压力，杰斐逊很不情愿地放弃了继续去法兰西的想法，接受了国务卿的职务。杰斐逊办理好自己的家事后，于1790年3月21日到达纽约任职。

当时，内阁成员只有四人。约翰·杰伊为临时国务卿，正式任命的国务卿一到，他就出任首席大法官。乔治·华盛顿总统就职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出任财政部长，同时亨利·诺克斯被任命为战争部长。后来，埃德蒙·伦道夫出任首席检察官。内阁公共事务中，最大的反对力量来自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精力充沛，才华出众，善于承担艰巨而复杂的任务。所有与国家外债和内债有关的问题，都经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建议后提交国会处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提出了由联邦承担各州战时债务的计划，引起了激烈的争论。相互对立的两派有的兴高采烈，有的叫苦连天。众议院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了该承担方案，讨论结果为：三十一票赞成，二十一票反对。方案随即被提交到众议院大会。适时，北卡罗来纳州的代表到了，事情发生了扭转。1790年3月29日，该方案被否决。从人们的情感状态来看，一场严重的危机正威胁着这个年轻的国家。国会每天都在开会、休会，并未解决任何问题。敌对的派系在任何议题上都很难达成一致。除了战时债务的问题外，议员们都不屑于思考和谈论别的事情。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因为财政部关乎着新政府的命脉。有了民众的支持，国家才有财政收入。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深谋远虑，正面展开稳步攻势的同时，也策划从侧面进行迂回包抄。他想到了新策略，决定要充分发挥杰斐逊的作用。

正在这个时候，国会内部就首都选址问题产生产了局部分歧。南部各州想选波托马克为首都，中部和东部各州想再往北一些。最后，支持在北方选址的一方占了微弱的优势。关于战时债务承担问题，辩论中也分成了两派。中部和东部各州支持战时债务承担方案，南方各州持相反意见，最后南方各州占了微弱的优势。就目前状况来看，两个问题还有商量的余地，也有不可抗拒的诱惑，只要理由正当，就可以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决定做一笔交易，准备支持波托马克为首都，以此为交换，让投票支持选择波托马克但反对战时债务承担方案的那些州投票支持战时债务承担方案，这样就可以为自己的债务承担方案多赢得几张选票。为实现其政治交易，亚历山大·汉密尔顿选择了杰斐逊这个得力的伙伴。一天，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街上遇到杰斐逊。他们边走边谈。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悲切地描绘了国家的危险处境，情真意切地请求杰斐逊，希望他能够利用自己和朋友们的影响力来挽救国家。杰斐逊回答道，他对整件事情“知之不多”，但如果要维护祖国利益，那么他责无旁贷。杰斐逊请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第二天一起吃饭，还要请一两个朋友，希望共同设计一个两全其美的“折中方案”。结果，饭局达到了预期的效果。杰斐逊后来写道，他“不可能亲自参与讨论，只是牵线搭桥，促成了此事，并不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饭桌上，双方提出了各自的条件，马上达成一致。这笔交易就这么轻而易举地完成了，既能实现定都波托马克的目标，又可赢得战时债务承担方案的通过，双方各得其所。按事先约定，双方将选票提交国会。这次，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财政方案稳占优势。

埃德蒙·伦道夫（右二）与同僚

战场上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亨利·诺克斯

后来，杰斐逊很后悔自己参加了这笔交易。杰斐逊从个人的角度看待问题，犯了严重的错误，很大程度上帮助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树立了威望，扩大了影响力，有效地促进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财政方案的成功实施。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后来成了杰斐逊政治上的劲敌。无奈之下，杰斐逊找到参与谋划的那伙人寻求解释，就像一只为逃离陷阱而不得不咬断自己腿的狐狸。为了否定此事，杰斐逊完全牺牲了自己特有的精神品质，忘记了自己在政治上精明的一面。他被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下了套，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上了人家的当。财政部长在进行一笔缺德的交易，而他作为国务卿，却“非常无知地拿着蜡烛为其照亮，”站在一边推波助澜。这种辩解似乎表明杰斐逊不适合从政。同时这种辩解也贫乏无力，可信度不强。杰斐逊如此为之，可能另有缘故。从政治的角度来看，这笔交易简单明了，五分钟之内就可以明白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战时债务承担方案十分健全，杰斐逊本期望能听到别人对它的议论，不料一无所获。该方案的确立一波三折，杰斐逊最清楚其中的苦衷。如果杰斐逊当初没有拿定主意支持该方案，那么他就显得太轻率、太鲁莽。杰斐逊既然当初没有慎重考虑，就无权指责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也不应该提出并宣扬自己的观点[2]。其实，透过杰斐逊的各种理由和实际行动，事情的真相显而易见。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财政方案如同人皮肤下面的肌肉，表面之下才是力量所在。杰斐逊怀疑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财政方案强大的影响力之前，就有人征求过杰斐逊的意见。当时杰斐逊同意参与其中，这才是事实真相。杰斐逊实际上十分愿意推行该财政方案。该财政方案让联邦得以持续，产生的影响更加深远。后来，杰斐逊很欣赏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因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能出奇制胜地操纵财政，能采取适当的财政措施，使政府可支配的财政收入相当可观。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财政方案应不断得到加强和巩固，集中力量为社会谋利益。

从政期间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杰斐逊的想法逐渐被人们知晓。他觉得自己糊里糊涂地受人欺骗去改变政府的运行原则，做了自己深恶痛绝的事，对此异常愤怒。杰斐逊也对自己曾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交易牵线搭桥、推波助澜而懊恼不已。杰斐逊觉得这种做法违背了自己的本意。他不仅参与了此事，还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一起寻求同伴，共同谋划。最后，杰斐逊算是看清了事情的真相，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其实充分利用了他的天真，引诱他去宣告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用自己的智慧打败了杰斐逊。杰斐逊对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恨之入骨。杰斐逊曾是种植园主，经营种植园时有自己得心应手的办法，但不是财政专家。杰斐逊热情难抑，要将以前的经验变为理论，用来处理错综复杂的国家财政问题。杰斐逊的思想有时狂热不已，常常荒谬地异想天开。去内阁任职的几个月前，杰斐逊曾有一个奇异的想法，他说：“这样的结果不仅值得做出决策，而且要成为政府基本准则。”后来，大家才知道他的伟大而令人迷惑的学说指什么。杰斐逊认为任何公共债务存在的时间不能比设立债务的这一代人的寿命更长。他像一位大胆而独到的逻辑学家，提出了一个“不证自明”的命题。“活着的人在土地上设立了用益物权，人死了之后再无权使用它。”他说，一旦一项公共债务存在的时间比设立它的一代人的寿命长，“土地上”设立的益物权就变成了一种死人强加给下一代的负担。这种说法与“不证自明”的前提背道而驰，显然不对。杰斐逊认为，假如一个人在二十一岁有权设立债务，大多数在二十一岁时活着的人会再活三四十年。由此推断，一代人可能会背负长达三四十年的债务。“一代人由各个年龄段的人组成，法律的制订是以二十一岁以上的所有人为对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很快就会死去，三四十年的合同期太长。”于是他将该负债时间减少到十九年。一个有影响力的领导人说这样的废话，真让人感到可笑、可怜又可怕。由此可见，杰斐逊在批评世界上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财政专家时，难免让人感到有点遗憾。

杰斐逊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不善于处理财政问题，毫无顾忌地批评别人，实在是一种危险的做法。杰斐逊总是说，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财政体系就是一个谜，民众从来不能理解也无法质询。1802年，杰斐逊在写给艾伯特·加勒廷[3]的信中提到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他想将财政问题复杂化，乔治·华盛顿总统和国会都无法理解，因此也无法控制他，政府几乎成为他操纵的机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先通过负债的方式增加财政收入，然后将这些东拼西凑来的财政收入作为自己的财政拨款，用在不同的对象上。实际上，好多收入根本不存在，整个财政系统被他搞得乌烟瘴气。这就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提出的最武断、最不可思议的财政政策。

1818年，杰斐逊才公开说，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建立的财政体系在实际运行中完美无比，根本无懈可击。杰斐逊对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指责绝对真实，因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财政体系一直是杰斐逊无法破解的“难题”。尽管如此，杰斐逊还是盲目地仇恨和谴责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滔滔不绝地讲一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杰斐逊对具体问题吹毛求疵时，对经济原则却一无所知，思维异常混乱。相比之下，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财政体系宏大而简洁，有总的大纲，也有具体的操作细则。他向国会提交的报告清晰易懂，就连妇女儿童都能理解。杰斐逊不太熟悉这个领域，没有什么难题要解决，也算是一件幸事。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财政体系日趋完善，控制了除国家银行以外的其他政府机构。杰斐逊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

有人认为，乔治·华盛顿组建内阁就是为了合并政党，将持相反政见的主要代表人物召集在一起，让他们成为政治上的搭档。这种说法以两种错误的判断为依据，显然不正确。第一，杰斐逊反对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所支持的宪法。这已证明是错的。第二，杰斐逊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分别从一开始就建立了相互对立的财政体系。可事实并非如此。一段时间内，所有人都对杰斐逊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疑心重重，捉摸不定新政府的政策。结果表明，杰斐逊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所做的一切都十分符合事实逻辑，也符合国家和民众的实际特点。他们已离我们远去，我们不得不改变对他们的看法。这两位主要人物的思想特点过了好长时间才得以显现。他们曾相互学习，相互影响。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杰斐逊有一定的友情基础。他们自己也很清楚，他俩不可能和睦友好地去奉行同一种政策。起初，美国政治生活中的确没有两个政党，更没有两种体制。只是人们思想观念中自然而然地觉得他们是两个党派，这种观念就像是斜躺在矿坑里的矿石，有一半不为人们所见，尚未加工成形。

有人曾旗帜鲜明地反对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所有观点，但他们不是有组织的党派，也没有明确的政治原则。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财政体系逐步趋于完善，人们对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这位创立者的了解也更加全面。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建立了财政秩序，增加了财政偿付能力，使政府越来越强大。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以自己的准则来解释宪法，为政府的运行奠定了基础。政府有了更多的权力。人们都知道，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推崇君主政体。他没用多长时间就将一个共和政府变得如此强大。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人们对此惊恐不已，他们牢牢抱成一团。这些人中间，杰斐逊的民主主义思想最强，对君主政体最警惕。回想杰斐逊宁愿无政府也要有报纸的观点，我们不难想象，杰斐逊看到一个联邦如此迅速地转变成君主政体的国家时，该有多么伤心。不久杰斐逊又有了奇思妙想。他认为就当时情况来看，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如同开着船航行在一条毁灭之路上，而他杰斐逊要在乘客中低声发出警告，组织一场哗变，来对付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因为真正有权掌舵的是他杰斐逊，而不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杰斐逊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相互信任的时间不长，有过短暂的友谊。没想到他们后来成为政治上的劲敌。两个朋友相互指责、攻击，各自的追随者们也参与其中。不久以后，他们彻底撕破了脸，相互之间的攻击日益尖刻，甚至反目成仇，不共戴天。

由于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斗争，杰斐逊开始准备撰写著名的《语录》，为自己树立好名声。杰斐逊的朋友们不敢为这些令人恐怖的言辞辩护。有人以向杰斐逊道歉的方式进行辩解，倒是起了一定的作用。杰斐逊的著作出版时，编辑以责任为借口，借杰斐逊之名，诽谤杰斐逊已死去的政敌，并将这些诽谤永久地保留下来。其中不过是一些毫无意义的、传了再传的谣言和闲话，以及充满恶意的故事，目的是攻击敌人的名誉。而这位编辑所谓的“敌人”从来也没有攻击过他本人一次。更令人可憎的是，这位编辑让这些恶毒的片断整理出版。当时他所攻击的“敌人”早已死去，已无法以现有的证据反驳，而他自己死后，也无人将他叫来当面对质，更不能惩罚他。编纂这些臭名昭著的片断可算是历史上最卑鄙的行为，严重损害杰斐逊的名誉，远远超过了杰斐逊一生中所犯的错误和政敌们对杰斐逊的攻击。如果这位编辑能够抵挡住诱惑，不要对这些已死去的所谓的“敌人”卑鄙地进行报复，那么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就会更加高尚。

艾伯特·加勒廷

总统任上的乔治·华盛顿

注解：

[1]　詹姆斯·麦迪逊（1751—1836），美国民主共和党成员，美国第四任总统，大陆会议代表，制宪会议的主要人物，担任总统期间领导了第二次美英战争，保卫了美国的共和制度，为美国赢得彻底独立。——译者注

[2]　在杰斐逊1790年6月20日写给门罗和1790年6月27日写给吉尔默的信中，可找到证据，他当时对自己所做的事情理解到位，并对此寄予希望。——原注

[3]　艾伯特·加勒廷（1761—1849），美国民主共和党成员，人类学家、语言学家、外交家、政治家，曾任美国财政部长。——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