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吉本自传》包含《吉本回忆录》和《吉本书简》两个部分，是在吉本去世后，由他的朋友谢菲尔德勋爵（原名约翰·贝克·霍尔罗伊德）检取他的遗稿和他致谢菲尔德及其家人的信件编纂而成的。

据吉本自己说，他在完成《罗马帝国衰亡史》之后，决定写《我的生活和著作回忆录》。这回忆录他写了，但没有写完；写下来的是六篇体制不一、详略参差的草稿。其中写得最详细的一篇，也是全文的第一部分，是从他的家世写起到一七五三年他离开牛津大学为止的那一段历史。第二篇的记述，终止于他的旅游意大利（1764年）；第三篇终止于他父亲的逝世（1770年）。第四篇写到一七九一年三月，是按年月顺序作记的，笔墨较前三篇简略得多。另外两篇草稿则更为简略。所以读者所见的《回忆录》，是由谢菲尔德煞费苦心地编缀成为整体的文章。

谢菲尔德发现吉本自己在草稿上所记的往事，到一七八八年他回返瑞士后就没有什么内容了。从此时到他去世，《回忆录》中有五年多时间实际上属于空白。他和吉本通信三十年。为弥补这个缺陷，他从吉本自一七八八年七月以后寄给他和他家人的书信中选取了一批，续刊于《回忆录》的后面，借此使读者见到这位历史家生活的起讫和他的完整形象。而且，就如谢菲尔德所说，由于书信写来较为随便，较为亲切，也可以使读者见到这位作家更多的真实面目。

二

吉本是个富家子弟。他祖父善于经商，积产达十万英镑以上，购买了许多田地，在伦敦和乡下都有房屋。吉本的父亲和吉本本人因此都成了“有身份的人”，或称绅士。凭着这一点，父子俩先后都进议会当了议员；在乡间成立民兵组织时，父子俩很自然地当了军官，一个是营长，一个是连长。

他在家庭中是独子。他母亲养了七个孩子，他是第一个。其余六个在幼小时都死了。他母亲因为连续生育，身体很不好，在吉本十岁时就去世。吉本也是生来就孱弱多病，是依靠他的一位姨妈的抚养照料才长大的。

由于吉本从小体弱多病，所以在他进入青春期之前，一直没有正规上学。进入威斯敏斯特公学两年，也因多病而时时请假。直到满了十五岁，他在体格上方才有了转机。

就在满了十五岁的那一年，他进了牛津大学。但在牛津只呆了十四个月。呆不住的原因，一方面是导师教学的内容与方法不能引起他的兴趣，另一方面是他手里可以零花的钱多了，就跟上一批玩乐朋友溜到校外去游耍，甚至上酒馆逛妓院，换句话说是无心读书。不过最大的问题是他对英国国教发生了怀疑，暗地里改宗天主教。此事一经揭穿，学校立即就叫他退学。

他父亲为此十分恼火，于是采取了一个断然措施：一七五三年六月，派人送他出国到洛桑，住在一位私人教师家里，接受严格的基础教育。他从小喜欢读书，在这样的压力下，他就认真用功起来，如此将近五年，打好了文科教育的底子，特别是外语方面的底子。他父亲特别托付教师一项引导他改变宗教信仰的任务，这个目的也达到了：吉本在到洛桑的第二年又成了新教徒。

“七年战争”使英国人想到要加强海防，于是在英吉利海峡沿岸兴起了民兵。吉本应父命返国，嗣后于一七六〇年五月参加了民兵组织。一七六三年战争结束后，吉本开始欧洲大陆的旅游，走了法国、瑞士、意大利三国，访问了巴黎、佛罗伦萨、罗马等许多名城，并且重游洛桑，直到一七六五年六月回返英国。一七七〇年他父亲去世。两年后，他从乡下移居伦敦。一七七四年进入议会，居有议员名义近十年。1783年第三次到洛桑，从此就在这里定居。

一七九三年五月，他闻知谢菲尔德丧偶，赶回英国慰唁。他自身原来患有严重的阴囊水囊肿，回国半年后，囊肿溃疡，手术无效，死在伦敦朋友家里。

三

吉本从略识文字时起，就喜欢书本，见到什么书都想读。后来逐渐将兴趣从一般古典著作集中到古代历史上。他在一七六一年出版第一本著作，题曰《论文学研究》。一七六五年与德韦尔登共同编写瑞士革命史；一七六七年又共同编印丛书式的刊物《大布列尼文学研究》。

但他的卓然成名，他对历史学所作的杰出贡献，他的才智和学识的最大发挥，无疑是在于《罗马帝国衰亡史》这部著作上。他从一七七二年冬天起撰写此书，一七七六年出版第一卷，一七八一年出版第二、三卷，一七八七年完成全稿，并出版最后三卷。这部著作使他在史学上一下子与写《苏格兰史》的罗伯逊和写《英国史》的休谟两位巨头并驾齐驱了。

这部著作是他生平事业的顶峰。书出之后，学术界扬起一片赞誉之声，同时也出现许多指摘和诋毁。但功力和识见是客观存在的。出书至今两百年了，史料的增多和史识的进步，“后浪推前浪”，必然减损此书的光辉。但两年前据美国《生活》杂志评选“有史以来最佳书”的结果，吉本此书在二十种首选书中位居第十七，可见它至今仍有广大的影响。

在吉本完成此书以后，他没有再向上攀登，却是很快就往下坡走了。写《回忆录》，起了六份草稿而不曾亲自完成。计划写亨利八世及以后的英国名人传记，据他自己说，材料是现成的，可是他不曾动手。这同他经常为疾病所苦有关，也同他在成功后的志得意满思想有关。

但他的伟大成就是世所公认的，而这个成就的取得，显然是他长时期艰苦努力的结果。

他对拉丁文、希腊文、法文、意大利文的学习，花过很大的功夫。特别是学习拉丁文和法文，他采取了这样的自学方法：将拉丁文名作译成法文，过了若干时间，等到原文词句完全忘记了，再将那法文译成拉丁文，然后拿这译文与原作对照，寻取其同异。他用这个方法达到了精通这两种文字的目的。

就他的读书劲头来说，他可以称为“书呆子”。不过自从他拿读书活动与历史研究结上关系之后，他也讲求读书方法了。涉略的范围始终是广泛的，但在这中间逐渐走上有目标、有选择的途径；对于古典作品，不放过任何一个难懂的或疑似舛错的词语；经常执笔在手，一面阅览，一面写摘记，摘录书中要点和对他有用的材料。另外还写阅读心得，有时写多了，竟成了短篇论文。

与此同时，为了寻觅和查证历史记录，他还时常研究古代铭文和勋章、纪念章等实物。写历史离不开一点一滴的考古，吉本在方法上也做了个很好的榜样。

登高自卑，聚沙成塔，吉本在学术上成为巨人，原不是偶然的。

四

倘使说吉本在学术上是个强者，那么，从生活上来说，他又是个弱者。他过的是畸形的生活。

他的弱，首先弱在体格。青春时期以前的十五年，他的生活显然很不正常。他的外貌，身材矮，脑壳大，到了中年以后又发胖了，总之是仪表不动人。据说他喜欢穿漂亮衣服，目的似在遮丑，结果不免给人作为笑话资料。中年以后，他经常带着痛风症和疝气病在身上。痛风症多次使他躺在床上或坐在椅子里过日子。疝气病则不但对他的身体上是个负担，而且还在他的精神上形成一个阴影；此病发展成为水囊肿，到最后夺去了他的生命。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对后者是隐讳的，也不愿别人提到它。

在他父亲去世之前，他的经济来源一直依靠他父亲。父亲要管他，有时管得很严，他也怕父亲。他在早年出现在头脑里的“独立”、“自由”的观念，就是同他们父子关系的实际生活分不开的。

一七五九年，他在瑞士同苏珊·居尔肖小姐恋爱了，女方父母同意了他们的婚姻。这位小姐品貌既优，才学亦高。可是吉本的父亲认为这样办婚事不合习惯，简单地表示一个不许。吉本没有办法，也简单地表示一个服从。他自我解嘲说：“作为恋爱者，我叹息；作为儿子，我遵命。”这以后，他继续过着独身生活，直到生命的末日。

他不是独身主义者，特别是在五十岁以后，他苦于孤独和寂寞，曾经明白表示：“我现在的心事，是必须结婚和传代。”然而，在婚姻问题上，当他父亲在世之日，他不敢自己作主；到他父亲死去之后，他还是不敢冒一冒险。

一七七四年，他进了议会。平日在朋友们的交谈中，他是以吐属高雅吸引了不少人的。可是在议会里，他只投票，不发言，成了“无言议员”。为什么？因为他胆怯。他自己说，“无论从天禀上或教育上，我都没有得到勇往直前地发挥心智和辩才的能力。”

当了议员，首相诺思勋爵照顾他，派了他一个商务参议的闲差使，每年有八百英镑的官俸。他喜欢交游，现在手头宽裕了，就在伦敦广泛结交上层人物。后来差使停了，议员也不当了，他无力维持在伦敦的开支，于是“退隐”到了洛桑。在洛桑，他除了读书、写书之外，仍然喜欢广招宾客。这里开支小，他的经济能力足以时常请人吃饭、玩乐。有一次在寓所举行了有一百三十人参加的晚宴和舞会，玩了个通宵。可是他自己没有这样一份玩乐的精力。招待事务是托别人办的，他自己过了午夜就溜走睡觉去了。所以批评他的人说他“浮夸”，“强装门面”。

这一切都是弱者的矛盾，弱者的悲哀。

五

在思想上，吉本一贯强调独立和自由。独立、自由是他的最高价值标准。他认为独立和自由是人间第一幸福。他写历史，评价过去时代人类的祸福休咎，就是首先拿独立、自由作为必要的量尺。

然而，在独立、自由的实践上，他的观点是保守的、落后的，甚至是反动的。最突出的事例是他对待法国大革命的看法和态度。他同情路易十六和大革命中逃亡国外的贵族，咒骂法国革命群众是“野蛮人”、“吃人者”，把革命后的国民公会称为“群魔殿”。

他对瑞士民族为争取自由所作的斗争，是竭力歌颂的。但对处于法国革命影响下的瑞士联邦政府，却十分担心它施行平民政治。

又如对待英国的贩奴贸易，他坚决反对放纵奴隶买卖的政策，但又主张在制止奴隶买卖的措施中严防“天赋人权”和“人类生而平等”一类民权思想在这里发生作用。

总之他是反对民主主义的。他说，“民主原则的有害结果，就是通过一条布满鲜花的道路导入地狱的深渊。”由此可见他是怎样深恶民主。

然而，从他的个人生活来说，当他父亲限制他的行动和生活费用时，他是深感痛苦的，一旦从这两方面得到放松，他就大为愉快。他不能从法国的专制政治如何残害人民而想到革命的火山必然爆发的道理，也不能用他自己理解和写述过的罗马暴君如何荼毒生灵、终于导致专制统治崩溃的历史事实来“古为今用”，因此形成他在思想上的重大矛盾。

这是时代的局限，更重要的还是阶级的局限所致。

六

综观吉本的生平，虽然没有错综曲折的经历，也没有什么浪漫的或惊险的遭遇，却也不是一部平淡无奇的历史。从这里有可能产生一篇社会小说的素材。不过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本平铺直叙的传记。这传记所写的，主要是两百年前经常关在书房里，凭着一己的努力而在学术上取得巨大成就的一个历史家，一般读者读来也许兴趣不大。但若我们有意想从一位学者的苦学过程中寻找他取得成功的途径，想从一个伟大的社会变革时代的许多侧面记述中摸到历史前进的脉搏，想从山川、人物的简单描绘中探索生活的趣味或哲理，我们是可以从这部自传里得到若干好处的。

我们更可以细细欣赏一下吉本的文笔。

两百年来，对于吉本的文笔，不断有人加以赞赏，因此使他在文学史上也占有一个崇高的地位。吉本自己说：“文笔应当是质朴而且平易的。不过文笔是性格的映像；而认真写作的习惯，又可能不费什么经营或设计，就将技巧和学问显示出来了。”《吉本自传》的《回忆录》部分，在作者手里是随手写下的草稿，有时写得很认真，有时也有些轻率和粗糙，但确实显示出了他的技巧和学问，也显示出了他的性格。《书简》部分有一些信札是一挥而就之后未加复阅便寄发的，从这里可以更多地看到作者“性格的映像”。

吉本的文字，具有十八世纪英国散文一般共有的质朴、平易的特点。又由于他长期从事历史材料的搜集、整理和鉴别，养成了致密和谨严的习惯，所以不但他的历史著作写得很致密和谨严，其他文章也有这样的优点。读他的《自传》，我们还觉得致密之中不失活泼，谨严之中仍多温润。

在吉本的文章里，虽然也常有愤怒的言语和泄气的口吻，但总的调子是亲切、和婉的。古书读得多了，又有良好记性，所以取用材料时，往往掉书袋子；不过并不装腔作势，叫人读来不会觉得太讨厌。

七

此书的翻译，所据原本是一九〇七年出版、一九七八年第八次重印的《牛津世界古典文学丛书》本，卷首有约翰·巴格纳尔·伯里所写的《引言》和谢菲尔德于一七九五年为第一版《吉本杂著集》所写的广告。还有一个提纲式的《目录》。卷末附有吉本墓前的碑文。

上述《引言》、广告、《目录》和碑文，在这个译本中都省略了。原本中，作为正文的脚注，录有吉本用英文和法文所写的许多日记和信札。这些日记和信札，对于《自传》本身有参考作用，但琐细太甚，也不成系统。考虑到全书的可读性，亦将这些脚注予以省略。

由于考虑到可读性，译者在编纂方式上做了一些小小的加工。原文常常一口气写下一大段，很不醒目；译者按内容加以分段，以便阅读。原文《回忆录》部分不分章节，译者参照卷首由编书人所写的那个提纲式的《目录》，将《回忆录》分成二十一章，并且加上了章目，也是便于阅读的意思。

另外，在标点符号方面，原文多用分号和冒号，这是十八世纪的习惯。译文对此也按现行标点方法随处作了改变。

由于考虑到可读性，译者在《回忆录》和《书简》两个部分都省略了一些繁琐的议论、引用或记述，一些无关大旨的人名和地名。有些片段，例如关于家族谱系，关于教会关系，关于与当时某些小名人的结交往来，不加译注不易看懂，加了译注对了解吉本又无甚意义；有的是一时一地的人或事，欲注又无从注起的：这些在译文中也作了省略。

所以这译本是个节本。

译者希望通过上述种种改动，能使这个译本在文字上眉目清楚，格调轻快，而不损伤原作的好处。此中倘有糟蹋原作的错误，当然不仅应由译者负责，而且译者是愿意承受一切指责的！

1987年6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