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光以来，诗坛是江西跟福建人的天下，诗坛的领袖在名义上是陈宝琛，而实际上能各张一军、开宗立派的，江西是陈三立，福建是郑孝胥。

陈三立与郑孝胥同年不同榜，他们都是光绪八年的举人。其时“清流”的势力正盛，“翰林四谏”之二的陈宝琛与宗室宝廷，分别放了江西与福建的主考。陈宝琛在江西中了个得意门生，便是陈三立，他是江西义宁人。义宁在宋朝名为分宁，出了一个大诗人，便是“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为江西诗派的开山之祖。八百年后又出了一个陈三立，直承山谷而为江西诗派的不祧之祖。巧的是，不但同出分宁，而且陈宝琛在清末的诗名，恰如北宋的苏东坡。师弟擅诗，后先辉映，并足千古。

宝廷跟郑孝胥的关系更不同了。郑孝胥是这一年福建的解元，自然视宝廷为恩师。可惜其时清流盛极而衰，宝廷已看出慈禧太后及其他左右用事的人，“憎兹多口”，清流被祸不远，因而见机勇退。但方当盛年，又是宗室，旗人没有“告终养”那一套可以退隐林下的办法，只好采了个自劾的下策，于是而有一重艳传人口的风流公案。

原来其时由京师奉差福建，最舒服的是一条水路，由通州乘官船沿运河南下，到了杭州换船，循富春江入闽。这些船不知缘何叫作“江山船”，船户一共九姓，据说是元末陈友谅部属的后裔。明太祖得了天下，为报复陈友谅的对抗，限制这九姓不得陆居，世世以操船为业，五百年来一直是受歧视的“贱民”。

但在杭州一提起“江山船”，立刻就会浮起风光旖旎的感觉，因为船户亦是男主外，女主内，舱中侍候客人，皆是船娘，名之为“桐严嫂”，桐是桐庐，严是严州，此富春江上的两州县，是江山船的大本营——数典忘祖，桐严谐音为同年，“桐严嫂”一变而为“同年嫂”了。

其中有个“同年嫂”，身材袅娜，皮肤极白，为这位满洲大名士的宝竹坡——宝廷惊为天人。其实她是个白麻子，不过宝竹坡是深度近视眼，只见其白，不见其麻，但觉雾里看花，风情万种，尤其是背着灯罗襦初解，真个是销魂。无奈欢娱日短，到得水口镇起旱时，不能携入闱中，只得订下后约，待试事已毕，仍是原船来接。到了杭州，索性换船不换人，纳此同年嫂为妾，双载北归。这是官常所不许的事，便有人想借题发挥，作为攻清流的借口。宝竹坡见机，借个名目上奏，却加了一个“自劾”的“附片”，说他有兄弟五人，唯他有两子，不敷兄弟承嗣，所以途中买一妾，自请议处，结果革职。当时李慈铭作了一首律诗笑他，其中有一联“宗室八旗名士草，江山九姓美人麻”，哄传遐迩。

老师倒霉，弟子亦不得意，郑孝胥四赴会试不第。他本是个功名之士，并不稀罕翰苑清班的虚名。其时终南的捷径是走“洋务”这条路子。郑孝胥在光绪十七年，奉派为驻日本公使馆秘书，不久升为总领事，由东京、大阪而调至华侨最多的神户，直到甲午战起，方随公使下旗归国。

这时的郑孝胥，已是三品道员的身份了，一任广西龙州督办，升为监司，陈藩开臬，眼看将要封疆了，不道武昌起义，清廷逊位。入民国后，郑孝胥也在上海做遗老，虽是举人出身，但乡榜既早，又以诗名盖世，所以杂在那班“中堂”“制军”之中，毫不逊色。他又写得一笔出入苏黄的好字，每天半夜起身，在黑头里一面磨墨，一面苦吟，得到天明，就那一池墨写字，写完为止。润格不低，收入可观，徜徉北里，征色选歌，日子过得很潇洒，也很舒服。

不过他毕竟是策士型的人物，自觉有满腹经纶，不甘寂寞，看军阀越来越不成话，而溥仪已及成年，应该可有一番作为，因而北上投效。他做过外交官，在龙州督办任内，对法国及安南的关系，亦颇了解，见识自远比那班旗人及视洋人为“夷狄”的师傅们，来得容易受庄士敦欣赏，所以常在溥仪面前荐贤。

在大婚以后四个月，溥仪第一次召见郑孝胥。他从盘古开天辟地一直谈到未来的“大清中兴”，慷慨激昂，甚至泪下，一片“忠爱”之气，让溥仪大为感动。他的那套主张策动列强“共管”，来共同保护“大清天下”的理论，更使得溥仪怦然心动。因此在这一番倾谈之后，溥仪开了一个“祖宗”以来所未有的特例：特授郑孝胥为“掌印钥”的总管内务府大臣。

郑孝胥这才识得“老鼠”“蝗虫”的厉害，不敢再谈什么“辟”与“驱”了。相反，还来了个“文明”招数，每个星期天，召集下级官员座谈，虚怀若谷地愿纳忠言。

于是有个司员想出来狠毒的一着，替郑孝胥跟太监“拴对儿”。其时太监已遣散了一部分，但也还有一百多人，而且依旧对溥仪很有影响力。如果让太监们痛恨郑孝胥，早早晚晚说他的坏话，要不了多久，就能教他在“皇上”面前失宠。

“大人！”那司员站起身说道，“司官有个条陈，官里大小祭祀，一年到头不断，甚至一天两三处，也是常事。譬如前朝哪位皇上的冥寿，也正好是哪位太后的忌辰，就得分开来上祭。每一回上祭都要用‘饽饽桌子’，还有水果。这笔花费很大。反正是个意思，不如用泥塑木雕代替，一样也很庄重。”

郑孝胥一听，这个主意好极！不但可以节省大笔经费，而且也免得“三大殿”臭气冲天——祭祀用的饽饽、“克食”，都是面粉做的，祭完归太监所有，吃不了拿来制酱，酱缸摆在“三大殿”的丹墀之下，夏天晒得浊气上冲霄汉，人人掩鼻而过。

“言之有理，言之有理！”郑孝胥立即下令执行，而且还去嘉奖了那个司员。

这一来宫内的太监，无不将郑孝胥恨之入骨。不久，他便收到了一封恐吓信：断人财路，当心脑袋。同时，被派去整顿颐和园的庄士敦，也接到了匿名警告信，说：“你如敢到颐和园上任，路上就有人等着宰你！”庄士敦知道是太监们玩的把戏，也知道那班生理残缺的人的特性是“专门在暗地里使坏，绝不敢明目张胆有所动作”，所以还是坦然骑马去上了任。当然，郑孝胥亦不致为恐吓信所遏阻。

于是，有个“高人”，想出来一记绝着，策动国会议员，酝酿提出议案，要废止清室“优待条件”，由政府接收紫禁城。理由极多极充分，但最要紧的只有一条，说复辟祸首的张勋，原为国民公敌，去世以后，居然由溥仪赐“忠武”。更非法的是，派汉人郑孝胥为总管内务府大臣，仍视汉人为“包衣”。

内务府由“上三旗包衣”组成，算是皇帝私人的奴才。尽管郑孝胥对溥仪的自称，是“臣”而非“奴才”，但破格以汉人管内务府，难逃蔑视汉族之嫌。这件事说起来确是很严重的。

报纸一登这个消息，引起了一连串揭发内务府黑幕的新闻，和攻击清室的议论。

首先被攻击的是溥仪的岳父荣源，被派为内务府大臣以后，由于他本应是“承恩公”的身份，所以担当了一个好差使，经手办理抵押贷款。

名为抵押贷款，但因只借不还，抵押品没收，所以实际上等于买卖，这里面就有很多好处了。荣源经手的这笔贷款，对手是袁世凯的老表张镇芳开的盐业银行。借款八十万元，抵押品是尊封皇太后、册封皇太后的十三份金宝、金册，以及其他金器、宝石、珍珠，总值超过借款好几倍。

第二个被攻击的是奉派在“懋勤殿行走”的罗振玉。此人剽窃攘夺他的儿女亲家王国维在学术上的成就，被称为“甲骨文专家”，实为搞钱的专家，特长是将书香化为铜臭。当了“天子近臣”以后，除了经常上条陈，以及“打小报告”的“密奏”以外，自告奋勇，清点故宫书画，逐件盖上“宣统御览之宝”。这一点搅得满城风雨，但事无佐证，不知真假，最后终于露了马脚，早成国宝的毛公鼎、散氏盘，只见著录，到底是什么样子，绝少人有此一见的眼福，但琉璃厂居然发现了这一鼎一盘的拓片。追究来源，便是罗振玉假公济私。

第三个是佟济煦，利用“内务府堂郎中”这个职位的方便，公然带了技师进宫，将宫中的藏画精品照相，用珂罗版印成画集，跟毛公鼎、散氏盘的拓片一样，卖得了极好的价钱。

第四个便是郑孝胥。他是商务印书馆的董事，居间促成了商务印书馆影印四库全书的计划。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一方面嘉惠士林，一方面也替内务府筹得了一笔正当收入。但结果是文渊阁所藏的一部四库全书在启运到上海时，为步军统领王怀庆根据内政部所颁布的《古籍、古物及古迹保存法草案》而扣留了。

于是，载沣第二天“上门”，结结巴巴地表示，郑孝胥的办法需要好好斟酌，如果连民国当局都不满意，以后各事难办，关系甚大。

这是暗示应该撤换郑孝胥，而溥仪没有听懂。这一来，原来掌印钥的“内务府大臣”绍英就只好“直奏”了。

“有件事奴才不敢壅于上闻。步军统领王怀庆对郑孝胥的做法很不满意。他说，再让郑孝胥这样胡闹，民国如果有什么举动，他就没法子帮忙了。”

一听这话，溥仪开始着急，“怎么办呢？”他问。

“皇上圣明。”

这是宫中习用的一句话，意思是要请“皇上”做断然处置，但却不便出口，一则是表示生杀黜陟大权，操之于上，不敢擅请；再则是不愿明明白白地得罪人。

溥仪当然懂这句话，但当初赋予郑孝胥改革内务府的全权，如今成效未见，却又降“朱谕”拿他调差，出尔反尔，问心有愧，因而大感为难。

“你先下去，”溥仪只好先拖一拖，“等我想一想。”

幸而郑孝胥听得风声，自己识趣，上了个“奏请开去差事”的折子，解决了溥仪的难题。他原来就在“懋勤殿行走”，此时仍回懋勤殿，与罗振玉同事。

这一来，“君臣”倒反而更接近了。郑孝胥经常“进讲”时事，溥仪此时觉得最有趣的话题是，曹锟的“逼宫”和贿选。

“逼官”的第一步是由津保派策动张绍曾内阁的总辞，他自道总辞的原因是“不堪二高之逼迫”。所谓“二高”中的一高是曾为张之洞所提拔的高凌霨，甘为曹锟所用的直系官吏中，数他的资望最高，自然而然成了另一高的“总参谋长”。

另一高不是一个人，是指一个问题，所谓“最高问题”，也就是下一任的大总统。高凌蔚的办法很绝，当张绍曾谢绝黎元洪的挽留，“隐居”天津时，派他的姓张的秘书长回京办理未了事件，同时关照办好一道继任人选的命令，只留姓名空着不填，等黎元洪决定提名何人组阁时，只要填上名字，便可发布。哪知高凌蔚叮嘱张秘书长将空白命令扣了下来，不送公府。以致黎元洪无法直接以府令发布继任人选，因为没有原任国务总理张绍曾的副署，大总统的命令不生效力。

这一来就只好派高凌霨以内务总长摄行总理职务。紧接着便“导演”了一出“逼宫”的闹剧，指使驻南苑的陆军检阅使冯玉祥，以及王怀庆，还有警察总监薛之珩等人，集合了各单位的官佐五百多人，到居仁堂求见大总统。

黎元洪得报大怒，厉声问道：“你们来干什么？是不是来逼我退位？”

“不敢！”五百多官佐，齐声同答。然后由一个上校阶级的代表发言：“军饷无着，内阁无人，转眼端阳到了，欠饷何以过节？特为来求见大总统，请大总统做主。”

这个要求不算过分。黎元洪答应在端午前两天筹发军饷，一场风波暂告平息。到了第二天，津保派雇了一批流氓，自称“公民团”，在天安门前搭起高台，召开“国民大会”，主席是在天桥摆测字摊的叶铁口。

吃这行饭的人，卖的就是一张嘴，长于口才，自不待言，但却没有“江湖诀”。他说：“这一次内阁总辞职，中央陷于无政府状态，推源论始，黎大总统不能辞其咎。黎黄陂这一次复职，本来没有法律上的根据，但恋栈不退，而且制造政潮，破坏法纪，引起政治上、社会上极大的不安。我们为了救国，不得不请黎元洪先生克日退位，以让贤路。今天来参加的各位，都出于爱国保民之一念，请大家踊跃发言，同抒卓见，以救危亡。”

措辞雅驯，比国会议员的演讲，毫不逊色。接着登台的就逊色得多了，有的发牢骚，词不达意；有的信口开河，不知所云。乱哄哄一阵过后，叶铁口将印好的驱逐黎元洪的“公民团通电”宣读了一遍，一哄而散。

这种闹剧，袁世凯、段祺瑞都搞过，大家不过当作看热闹，没有什么影响。但紧接着出现的一种情况，可就严重了！

这是在内阁总辞的第三天，北京城内城外，忽然看不到警察了，一问才知道是全体罢岗。警察不站岗，首先是交通发生问题，前门为各种车辆所阻塞，内外断绝，怨声载道。

这件事是由王怀庆在主持，一看引起民怨，丧失同情，赶紧想办法补救，一方面派出便衣的警察及保安队，维持秩序，一面请冯玉祥与他联名致函国会及外交团，说一定尊重国会，保护外人，这两件事由他们两人负责。

晚报上登了这个消息，读者大哗。有个宦游北方的老者，火气特别大，冒用达官的名义，找“王司令”讲话。等接通了，他老气横秋地问：“你是王怀庆吗？”

“是，是！你老是哪一位？”

问清楚了是王怀庆本人，此公便开骂了：“你姓王，简直是王八蛋！外国人要保护，中国人就不该保护吗？国会要尊重，百姓就不必尊重吗？你跟冯玉祥这两个混账东西，简直不是人养的！你不必问我是谁，反正见了面你得给我磕头。闲话少说，限你一个钟头之内复岗，不然，看我不找上门来，拿拐棍打你这个狗头。”骂完了，哈哈大笑，连声又说：“痛快、痛快！”

王怀庆吃了这个闷亏，将脸都气白了，打电话到“东局”问是哪里来的电话，却又碰了个钉子，说“没法儿查”。

这时候电话倒又响了，是冯玉祥的声音，喊着他的别号说：“懋宣，复岗吧！再不复岗，还得挨骂。”又说：“老百姓骂得对，骂得好，我们不能净保护洋人，赶快复岗，赶快复岗！”

接下来，外交部来了电话，说使馆区的外交团及洋人，纷纷来电抗议，如果这种情形再坚持下去，将会造成国际上的笑话，丢脸的是全体中国人。

这几句话，不足以威胁王怀庆，但下面还有一段就严重了。“有个外国人，是好事之徒。他说，谁不知道，中国的将军，个个是大富翁？军警因为欠饷罢岗，那是中国政府太穷，国际上原谅的。但中国的将军穷奢极侈，让他的部下挨饿，这件事太说不过去。他准备告诉外国通信社，发电报出去，公布中国的将军的财产。”那人又说，“名单中的第一位是曹老帅，第二位是曹四爷。那一来——”

“老兄、老兄！”王怀庆急急打断他的话，“请你不必再说下去了。这件事，实在情非得已，我们倒不是为了洋人抗议，自己的百姓要照顾到。准定晚上七点钟复岗。”

这一场风波，本来可以闹得很大，哪知黎元洪以不变应万变，居然有意外的助力，得以化险为夷。但这种占便宜的事，可遇而不可求，再下一天就让他很头痛。

下一天仍旧是王怀庆发动的“军警官佐索薪团”，一共三百多人，浩浩荡荡开到东厂胡同，要求见大总统。

黎大总统当然不肯出面，派侍卫武官长荫昌代见。他说：“各位的来意，大总统已经了解，而且深表同情。不过现在正在组阁，在没有组成以前，薪饷无从发放。请各位暂且忍耐。”

“我们可以忍耐，枵腹从公，无奈一家大小，嗷嗷待哺。现在端午节快到了，债主在家坐索。”那个代表用极坚决的语气说，“无论如何，要请大总统体恤下情，否则，我们亦只有在大总统官邸坐等了。”

荫昌只有软语商量，又请援兵，但王怀庆、薛之珩等人连电话都不肯接。这样僵持到晚，荫昌说得舌敝唇焦，索薪团方始暂时退出。说明天一早再来。

这一夜工夫，以黎元洪的身份，自然可以设法脱困。但王怀庆已算到这一着，以保护为名，另外派军警守卫，而且剪断电话线，堵塞自来水管，困住了黎元洪。

再下一天，“公民团”又出花样了。这一回是集合了一千多人，由天安门出发游行，手里持着白布旗帜，上面写的是“财政无办法”“速即退位让贤”“总统不管市民”“百姓饿，总统肥”，等等；而且一路喊口号喊到东厂胡同，要见大总统。

黎元洪当然不见，派人去找警察总监、卫戍司令，相应不理。“公民团”包围到晚，方始散去。

黎元洪搞成四面楚歌的局面，但所幸江夏“子弟兵”并未散去，而且有急难赴援的“义士”。一个是李大麻子李根源，字印泉，云南腾越人，日本士官出身，曾当过云南副都督、陕西省省长。张绍曾组阁，他经黎元洪推荐，出掌农商，在政治派系上属于政学系，为了感激义气，特地到东厂胡同，与“举主”来共患难。

再两个是由于黎元洪办中美实业公司结识的美国朋友，一个叫福开森，一个叫辛博森，都被黎元洪聘请为顾问。那时军政要人请洋人做顾问、做教习或者其他宜于客卿担任的职务，在宾主双方都有一个默契，即是负有“保护”的任务。此刻黎元洪近乎蒙难状态，福开森与辛博森，无论于公于私，都有赶到东厂胡同，来跟他做伴的义务。

及至请王怀庆不来，打电报给曹锟、吴佩孚，又置之不理。到这时候才知道，非出奇计，不能脱困保位。

当然，最要紧的是自己站稳脚步。李根源想出来一句口号：“元洪依法而来，依法而去。”这就是表示，对任何非法逼迫的情势，决不屈服。饶汉祥最喜欢学时髦，讲国际公法，以前为黎元洪所拟的通电，有“元洪法人也”的妙语，对这“依法而来，依法而去”八字，自然大为欣赏。

在曹锟这方面，自然也要为他开一条路，间接向黎表示，不妨提名颜惠庆组阁，并将政权交给新内阁暂摄。黎元洪根据李根源的意见，提出答复：“提名颜惠庆组阁，可以考虑；政权问题，应由国会解决。”

保派一想，这也不过是个形式问题，于是邀请参议院正副议长王家襄、王正廷，商量由国会解决政权的办法。其实这个问题，在国会已讨论过好几次，由于解释不一，聚讼纷纭，而又有一派主张先修宪、后讨论总统选举，无形中延搁现任大总统的任期，为黎元洪所欢迎，以致所谓任期问题，始终未能解决。如今旧事重提，必得先费手脚，在召开院会的法定手续上，一步一步做到，保派认为缓不济急，要求尽可能以最快的办法解决。

最快的办法是由黎元洪自己发动，议长便可根据咨文，发布召集紧急会议的通知。保派认为只要做到这一点，如何成立能让黎元洪即日退位的议案，由他们自己来想办法。

两王得到这个保证，便联袂去访饶汉祥，要他拟一个咨催国会解释任期的稿子，拿给黎元洪去看看，不料饶汉祥拒绝了。

他说：“关于这个问题，大总统给国会的咨文，已非一通，或则没有答复，或则退回。如今为了要逼大总统下台，打算草率成议，这种暴力胁迫是非法的，我不能起这个稿。哪怕大总统交代下来，我宁可辞职不干，也要坚持不屈服在非法行动下的原则。”

这一来，黎元洪的态度也强硬了，表示完全支持饶汉祥的看法，因而激怒了保派，认为黎元洪跟饶汉祥是在唱双簧，玩弄权术。保派中对于“最高问题”的第一部分“驱黎”，本有和平解决、武力行动两种不同的主张，此刻，当然是后一派的主张抬头了。

东厂胡同却还在做以“依法而来，依法而去”为由，达成不交政权的最后努力。六月十一日那天，黎元洪邀请在京名流会议，被邀的很多，肯来的只有七个：颜惠庆、孙宝琦、顾维钧、王家襄、王正廷、吴景濂、汤漪。前两名做过或代理过内阁总理，具有日本的所谓“重臣”的资格。顾维钧负国际声望，虽以其发言声调不高，被称为“小猫”，但与法国总理克列孟梭的“老虎”这个外号并举。两王一吴是参众两院的首脑，只有汤漪资格较差，但学历不坏，他是江西泰和人，前清举人出身，为出洋到日本、美国的双料留学生，现为公府的咨议。

开会之前，先请吃西餐。黎元洪拿出他最珍视的纯金餐具款客。时值盛夏，鱼肉都用清淡的做法，如上海人所说的“色白大菜”；酒当然只用白葡萄酒，不过另外冰冻着两瓶香槟，预备等问题解决以后，再开瓶庆祝。

席间气氛极其沉闷，偶有所言，亦只是轻声细语的三两句话。及至吃过主菜白汁鳟鱼，黎元洪开口了。“当前最大的问题是内阁虚悬，”他看着右首的颜惠庆说，“曹仲珊那面希望颜骏人兄出来，我非常欢迎；关于副署的问题——”

“副署不成问题。”颜惠庆抢着说道，“不过，我实在无法担任，原因不必细说，大总统一定能谅解的。”

保派提名颜惠庆，是打算着让他来摄行大总统职权。黎元洪既不肯交权，颜惠庆便不肯贸然“承乏”。这个难言之隐，彼此心照不宣，黎元洪就只好转移目标了。

“少川兄，”黎元洪说，“英年俊发，一定肯来担当的！”

“不敢，不敢！”顾维钧指着孙宝琦说，“孙慕老德高望重，今天的局面，只有孙慕老才弹压得住。”

“慕老，”黎元洪转脸问说，“如何？”

孙宝琦摇一摇手，打着杭州乡话说：“没弄头、没弄头！”

“没弄头”就是不能干。看他意志坚决，黎元洪没有勇气劝驾了。

“各位看，今天的僵局如何解决？”黎元洪说，“我不能再蹈民国六年的覆辙，自己一走了之。我下台没有问题，可是不愿做徐东海第二，让人糊里糊涂撵走。我是依法而来，还得依法而去。”

对于黎元洪的牢骚，所得的反应，仍是近乎漠然的冷淡。汤漪看不过去，起而发言，认为国会应对大总统的任期做出明确的解决。目前“公民团”及军警索薪团的行动，国会应该出面干预。他说完了，王家襄想做解释，谁知站不起来，低头一看，才发觉纺绸大褂的下摆，为邻座的吴景濂压在双股之下，显然，是有意劝阻他说话的表示。

一场盛宴，在萧索的气氛中结束，两瓶香槟，原封不动。等客人告辞，黎元洪又召集智囊会议，决定了一个大原则，人可以走，权不能变。李根源的态度更为激昂，主张展开反击，方法是“开搅”。但以主张观望的人占多数，便决定再看一看，局势可有好转的迹象。

而迹象是反面的，包围的“公民”更多、更嚣张。冯玉祥、王怀庆提出辞呈。黎元洪请与直系一向接近、闲居在京的张怀芝将辞呈退回，冯、王拒而不受，并且出现了一件古今中外所无的怪事：陆军第十一师——由十六混成旅扩编的、冯玉祥的嫡系部队，中下级军官全体宣布辞职。

见此光景，黎元洪也觉得非走不可了。但走也得有所部署，首先是再打一个电报给直鲁豫巡阅使曹锟、副使吴佩孚，除了说明情势愈益恶化以外，表示“元洪何难一去以谢国人，第念职权为法律所定，不容轻弃。两公畿辅长官，保定尤近在咫尺，坐视不语，恐无以自解。应如何处置，仍盼示”。

接着是召集一次“作战”会议，决定在出走以后，宣布改组内阁，准张绍曾辞职，内阁总辞，除李根源以外，其余亦都准辞。派留任的农商总长李根源兼任国务总理，并任命黎元洪的第一号心腹金永炎为陆军总长，大有不惜与直系干戈相见之势。不过，兵在哪里还不知道。

除改组内阁的四道命令以外，另外还有三道战斗意味很浓的命令，一道是裁撤全国巡阅使、副使、督军、督理，全国军部均交陆军部直接管辖；一道是声讨制造政变者；再有一道是既以争取民心，亦以“开搅”的命令：“自民国十四年元旦起，裁撤全国厘金。”

所谓“厘金”，是一种货物通过税。在明朝，国家税收以田赋为主。万历末年，外有清兵，内有流寇，军费支出浩繁，都在田赋上动脑筋“加派”。到了崇祯年间，“加派”比正税超过几倍，谁有田谁倒霉，因此用拆字格咏“田”字的打油诗，道是“昔为富之基，今为累字头”。地方情愿将受累的田送给公家，但公家只要钱，不要田，逼得地主、佃户相率逃亡，田地荒废，而流寇大增。明朝之亡，一半亡在这“加派”上头。

因此，清朝对苛扰农民，足以亡国，引以为戒。康熙三十八年，特颁一道上谕：永不加赋。清朝最重家法，雍正以后各朝，都能恪守祖训。乾隆好大喜功，六十年间有十次大征伐，军费都出自国库，不曾在田赋上加派分文。

道光末年，内忧外患交迫。咸丰即位之初，洪杨造反，席卷东南半壁，国库空虚，都靠各省统兵大员自己设法，但既不准加赋，这个法子从何处去想？于是有个叫钱江的幕友，主意打到商人头上，想出一个“厘金”的办法，货物行销，逢关过卡，抽取极低的通过税。积少成多，得以支应浩繁的军费，成就戡乱的大业。但洪杨虽平，厘金并未取消；到了民国，仍然如此。加派病农，厘金病商，久成苛政。因此，黎元洪下这道命令，便成了德政。如能实现，当然可以争取民心。不过定在民国十四年起实施，等于提出了一个交换条件，起码要让他这个大总统当过年，才能实践他的诺言。否则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诺言就成了空头支票。

话虽如此，继任的人因为有了他这句话，在厘金存废这个问题上，会出现困难。所以说，这道命令其实是“开搅”。

六月十三日上午，冯玉祥提出了“最后通牒”：在十二小时以内，发给欠饷三百万元，否则第十一军自由行动，恕不负责。黎元洪眼看有被劫持之危，决定出走。除了签发由李根源副署的七道命令以外，同时给了国会一个咨文，声明撤销辞职，为易地行使大总统职权作张本。

“军警监视很严，如果不能顺利出京，遭遇劫持，这个问题就要闹得不堪收拾了。”李根源提出警告，“出走一事，必须计出万全。”

“此刻恐怕无法筹划万全之计，只能瞒一瞒人的耳目，再仰仗两位洋顾问的保护。”金永炎说，“我可以做到上车之前，不让人知道大总统的行踪，以后就难说了。”

“只要能上了火车，就不会有问题。可是火车呢？路局会不知道吗？”

“至少可以瞒一时。”金永炎说，“我有办法。”

他的办法是直接找铁路局，说奉大总统之命，到天津迎接国务总理张绍曾回京复职，要一列专车。

这个大帽子很管用。路局立刻调派了一列头等车，并且告诉金永炎，随时可以出发。

于是黎元洪决定了同行的人，包括新任陆军总长金永炎、侍从武官、秘书、卫士及两名洋顾问，共计四十余人，但却没有他的“二太太”黎本危。

一直是“掌印夫人”的黎本危，派充了临时的“典玺官”。这也是黎元洪左右智囊的主意，万一大总统遭劫持，还有象征大总统权威的印玺在，依旧可以发号施令。所以决定将大小印信十五颗，由黎本危随身携带，住入法国医院。

及至黎元洪一行上车，路局才知道专车是如此用途，立刻通知交通部路政司，辗转报告国务院，秘书长张廷锷随即查问：“大总统是不是将印信也带走了？”答复是：“不知道，但印信已经不在了。”

于是张廷锷立即用电话通知在天津的直隶省长王承斌。等专车到达杨村，王承斌已经带着警务处长杨以德，及一批武装军警在等着了。

“大总统怎么出京了？”王承斌说，“事先该给我一个电话。”

“我想到了再通知你。”

“大总统为什么出京？”

“在京不能行使职权。”黎元洪说，“我已经通知国会跟外交团了。”

“大总统既然出京，印信为什么要带到天津来？”

“没有。印信仍旧在北京。”

“分明带出来了。”王承斌言语不大客气了，“为什么不说老实话？”

“我为什么要骗你？”

“那么，印信在北京什么地方呢？”

“你有什么资格来问我？”

“大总统及印信的安全，我有保护的责任。”

“我很好，不需要你保护。”

“可是印信没有下落。”王承斌说，“保护大总统的印信，也是我的责任，总要看到了，才能放心。”

“你看不到，在北京。”

“那么，我得知道下落。印信到底在什么地方？”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哼！”王承斌冷笑，“印信没有下落，只好请你回京。”说完，人就走了。

黎元洪气得说不出话，随行人员亦都保持戒备。车到天津新站停了下来，而黎公馆在“老龙头”附近，所以下令继续开往老站。

“不行了！”列车长报告。

“为什么？”

“车头不见了。”列车长说，“站里已经卸下来了。”

一语未毕，王承斌却又出现，“大总统，”他说，“请到曹家花园，或者省长公署去休息。”

黎元洪木然相向，不理不睬，只是端坐不动，这就是他那个外号“黎菩萨”的由来。

王承斌当然知道他这个老毛病，既已成了泥塑木雕的菩萨，祈求不灵，威吓无用，唯一的办法是“保护”！

转念到此，转身就走，下令带来的一营人，“保护”大总统专车。车上的不能下来，想上专车的进不去，连黎元洪原配太太所生的儿子黎绍基都被隔绝了。

于是美国顾问辛博森自告奋勇，带了金永炎所拟的一个电报稿，下车出站，到电报局拍发。柜台上的成员一看稿子，用英语说了一句：“请稍候。”

原来电报是发到上海申报馆的，电文是：“申报馆转全国报馆鉴：元洪今日乘车来津，车抵杨村，即遭直隶王省长上车监视；抵新站，王省长令摘去车头，种种威吓，已失自由。特此奉闻。”而电报局已接到通知，有关黎元洪的消息，一律扣发，所以对辛博森要发这个电报，便须展开国际交涉了。

“请问你的姓名、身份。”电报局的领班说。

“我是黎总统的顾问辛博森。”

“噢，辛博森先生，非常抱歉，我们奉命不能发这个电报。”

辛博森大为诧异，“为什么？”他说，“请你详细告诉我原因。”

“原因不明。我们只是奉命办理。”

辛博森这时已想明白了，“下令的人，不了解国际公法上关于通信自由的保障。中国，我记得也是参加了这项条约的，如果违反规定，我想你应该知道后果的严重。”他略停一下又说，“事实上你无法封锁这个消息，因为我可以透过美国领事馆的电台，将这个电报发到上海。而你们，将毫无必要地担负起违反国际公约的责任。这是一件很不聪明的事。”

那个领班很有魄力，一听他的话不错，随即答说：“很好！我接受你的解释，电报照发。”

接着辛博森分访英美领事馆，报告黎元洪被劫持的情形，两国领事立即派遣副领事去探望。其时辛博森拍发电报的事，已报告到王承斌那里，立即加强了隔离的措施，原来洋人可以自由出入的特权，亦被取消。因此两国副领事，竟不得见黎元洪一面。

这一下引起了外交团的公愤，但却无法采取有效的授权行动。黎元洪困在专车上，越想越窝囊，一个想不开，取出随身携带的一管镀金小手枪，对准自己太阳穴，要扣扳机。

福开森大吃一惊，幸亏他眼明手快，跳起来将黎元洪肘弯一抬，子弹直蹿车顶，手枪也就被福开森夺下来了。

但这并不能使王承斌害怕，或者觉得黎元洪可怜而放松一步。相反地，他认为恶人的名声，反正已经出去了，若无结果，太不上算，所以逼印的态度反更坚决了。

到了晚上十点钟，他又上专车，开口第一句就是：“大总统既然觉得干不下去，又何必把持印信？”第二句话是对黎元洪的侍卫武官唐仲寅说的：“如果大总统不肯将印交出来，就只有委屈各位陪大总统一直住在专车上。”

于是黎元洪左右的亲信，密密商议，决定屈服，明告王承斌：“印信在北京，法国医院。”

“请大总统打电话回去，一交印信，我马上护送大总统回公馆。”

电话由唐仲寅打给伴护黎本危的机要秘书瞿瀛，答复是：“没有大总统的口谕，无法照办。”

迫不得已只好由黎元洪下车，在站长室要长途电话找黎本危，用湖北乡话讲了好久没有结果。因为黎本危不能想象有地方长官劫持元首这种危险的情况，犹自极力劝黎元洪坚持到底。

这时金永炎已用另一具电话接通了瞿瀛，他说：“大总统的处境，极其难堪，也极其危险。大总统已经自杀过一次了，二太太再不放手，只怕迟早会出事。”

瞿瀛听得这话，转告了黎本危，终于同意交印。但黎元洪却还不能恢复自由。原来交通总长吴毓麟等在直隶省长公署，预备收印复命，此时专车赶回北京，要从黎本危手里收到了东西，才能放人。

结果是站长室做了大总统的行馆，左右亲信，相对黯然。黎元洪却还不大服气，请辛博森到电报局补发了一个给“全国报馆”的通电：“前电到达。王省长率兵千余人，包围火车，勒迫交印；查明印在北京法国医院，逼交以后，尚不放行。黎元洪自准张揆辞职，所有命令皆被印铸局扣留未发，如有北京正式发布之命令，显系伪造，元洪不负责任。”

这个声明当然是必要的，但无补于已成的败局。到了第二天一大清早，王承斌接到北京电话，知道已取得印信，可是黎元洪犹须办一个手续，才能恢复自由的平民生活。

这道手续就是正式向国会、国务院、全国民众表明：“本人因故离京，已向国会辞职，依法由国务院摄行总统职权。”表明的方式是发通电，发通电要他亲笔签名。

事已如此，黎元洪懒得再争，很痛快签了名，可是一回到家，当然会有所表示。

黎元洪的修养到底不如徐世昌，提得起，放不下，不能视非分的尊荣如浮云过眼，加以左右亲信的怂恿，决定把握一个“缠”字诀，跟直系周旋到底。

这就少不得又要发通电了，说交印以后，复要求“发电辞职，交院执行”，照通行法例，“被强迫之意思表示，应为无效”。

当然，直系在高凌霨一手导演之下，亦有一番精彩表演，除了由王承斌通电说明，大总统离京，不交印玺，“陷全国于无政府地位”，而“节关在迩，军警索饷甚亟，前途异常危险”，作为迫不得已索印的理由。最出人意表的是，高凌蔚与直系三总长，海军李鼎新、交通吴毓麟、财政张英华，联名给了黎元洪一个电报，说“事前未蒙通谕，攀辕无及”，北京为政府所在地，“国不可一日无元首”，恳请“即夕旋都”。这个假惺惺的做作，大有指黎元洪“弃职潜逃”之意，惹得“泥菩萨动了土性”，复电表示，高凌蔚等人，辞职已经照准，并派李根源代理阁揆，所以“请稍息贤劳”，目的是否定此四人的阁员地位。

但是，直系手中握着同为黎元洪具名的两套文件，运用自如。最有利的，当然是六月十四日凌晨两三点钟，在天津新站签署的“本人因故离京，已向国会辞职，依法由国务院摄行总统职权”的那个电报。高凌霨经此“授权”，在国务院召集会议，除了澄清总统辞职问题以外，最重要的当然是端午节以前，如何发放军警欠饷。

这除了举债以外，别无筹款之道。贷借的对象自然是外国银行，但能跟外国银行借得动钱的交通系正当失势，且与直系敌对，就算交通系有人自告奋勇，直系亦不愿请教。曹汝霖、李思浩的情况，亦复如此。除此以外，就只剩下一个与直系向有渊源，且与曹锟旧识而颇蒙欣赏的王克敏了。

“这件事找王叔鲁。”曹锟说道，“叔鲁有一样好，公私分明。”

曹锟的所谓“公私分明”之“公”，是指他自己。意思是王克敏的操守虽然不佳，但绝不会将他曹家的钱，装入姓王的荷包。换句话说，该当是他曹锟应得的好处，王克敏绝不会吃掉。

果然，王克敏神通广大，很快地借到了一百万元，在端午节前两天，及时发放了一批欠饷。

与此同时，黎元洪在天津亦借到了一笔钱，用他自己的不动产，押借了十二万元，设立一所“国会议员招待所”，预备拆曹锟的台。

因为这时直系逼宫，已演变为直系与反直系的政争，目标已非目前由谁执政，而是未来的“最高问题”。争斗的焦点，集中在曹锟身上。直系拥曹，而非直系反曹，原因不一，或由于私怨，或由于本身的利害，或由于看不起曹锟，或由于直系准备以钞票砌成曹锟踏上“最高位置”的垫脚石而大起反感，或由于政治主张的不同，坚持先修宪后选举。

反曹——阻止曹锟当大总统最有效的办法，便是采取消极态度，离开北京，使国会无法获得选举所必须的出席人数，这就是所谓“拆台”。黎元洪对拆曹锟的台，当然最热心不过，所以愿意花钱设立“国会议员招待所”，由政学系的要角，广东籍的参议员杨永泰主持。

不过，这个招待所只是过境的接待机构，出京到津的国会议员，每人发给大洋五百元，作为“移沪制宪”的旅费。统计在天津领了旅费的有五百零三人，但只有三百八十五人到上海报到。其余的一百多人，少数回乡探亲，大部分仍旧回到北京观望风色。

可是，就只三百八十五人的缺席，对拥曹派已构成极大的威胁，因为两院议员总计八百七十人，举成数而言，号称“八百罗汉”。选举大总统，依法必须有三分之二到会，去了三百八十五人，就凑不成三分之二的五百八十人了。

这一来，最着急的还不是直系要角，而是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原来直系津保派的核心分子，包括内务总长高凌霨、交通总长吴毓麟、司法总长程克、山东省省长熊炳琦、直隶省省长王承斌、议长边守靖、京兆尹刘梦寅及曹锟的秘书长王毓芝，曾集会做成一个决议，参议院议长王家襄已提出辞职的声明，态度消极，所以对众议院议长吴景濂该全力争取，不容生变。这个争取的任务，交由王承斌。

原来王承斌不但与吴景濂同为辽宁兴城人，而且有师徒之谊。吴景濂号莲伯，王承斌号孝伯，两人合称为“兴城二伯”。师徒二人向来无话不谈的，王承斌便老老实实向吴景濂开了条件。

“老师，”王承斌说，“如果你老想法子拿曹三爷捧上台，阁揆一席，自然非老师莫属。此外，另外送五十万，那是大家的意思。”

吴景濂一听这话，心跳不已，定定神问道：“何谓大家的意思？”

王承斌解释“大家”就是高凌霨那班人，五十万是活动费。曹锟兄弟对钱看得重，这话不必跟他说，反正由买票贿选的经费中匀出来就是了。

“组阁的话呢？”

“那是曹三爷同意的。”王承斌加了个伏笔，“将来吴子玉亦绝不会反对。”

“这是真话？”

“我怎么敢骗老师？”

“好！”吴景濂重重地说，“我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