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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有“督军团”的支持,徐树铮劝段祺瑞,对孙洪伊不妨采取严峻的态度。他的说辞是,不管平政院是否合法,总是目前存在,而且是由财政部发经费的一个机关,孙洪伊既为阁员,不该不尊重同为政府机关之一的平政院。现在主张将此问题移付国会解决,尤为开门揖盗,其心可诛。

段祺瑞本觉得孙洪伊一点不讲交情,已有不满之意,经徐树铮的“小扇子”一扇,那一丝不满之意,很快化为熊熊怒火,但以正在补选副总统,且等灰尘落地再说。

不道孙洪伊跟徐树铮已结了不解之仇,跟丁世峄密议,决定联冯倒段。因为孙洪伊是天津人,丁世峄籍隶山东黄县,亦与直隶为近,捧出河间府籍的冯国璋出来,足以增加河北人的声势。

于是在国会中,由韬园系联络反段的益友社,加上黎元洪一系,以及冯国璋本身的力量,结成一股强大的势力,在十月三十日的副总统补选会中,冯国璋以高票当选;其次为陆荣廷;“北洋三杰”中声望远过冯国璋的段祺瑞,仅得七票。

国会秘书处打电话来通知选举结果,徐树铮愣住了,但旋即恢复常态,心里在想:这一下用不着旁人说话,段祺瑞就会驱逐孙洪伊。

果然,段祺瑞决定摘孙洪伊的纱帽。徐树铮关照,拟就一道“大总统令”,缮写既竣,送府盖用大印。

徐树铮派人埋伏在公府中,丁世峄亦有人在国务院,所以公文未到,消息先通。这样的结果,原在意中。研究下来,认为既是“责任内阁”,则国务总理保有组阁的全权,关于阁员的任免,大总统是无法干预的。但处置的方式,不妨表示意见。

由于事先已经仔细考虑好了,所以请求用印的公事一到,丁世峄立刻去见黎元洪,有所陈述。

“是总理要免总长的职,而由大总统出面,等于代人受过。这个程序,大有问题。”

“是啊,我也觉得有问题。”黎元洪问,“你看怎么办?总要替人家留点面子才好。”

“是!别说是民国,哪怕是前清,皇帝要逐大臣,亦须经过一番安排。‘京堂’以上,无‘勒令休致’之理。”

“不错!示意他辞职,也就是了。”

于是,丁世峄将公文原封不动退回,同时亲笔写了一张便条:“奉大总统面谕:‘阁员进退以礼。示意孙总长辞职可也。’敬闻台洽。”署了上下衔,封入信封,带交徐树铮。

这个钉子碰得不算重。徐树铮找了个孙洪伊的好朋友去传话,得到的答复,大出徐树铮的意外。

“他说:‘免职不免职看大总统的意思,无所谓;辞职绝对不干!’”那人拱拱手说,“又铮兄,效劳不周,效劳不周!”说完走了。

原来是丁世峄跟孙洪伊串通好的一出把戏。徐树铮摸透了段祺瑞的脾气,只要据实而陈,就会有预期的反应。

“好!”段祺瑞将桌子一拍,站了起来,“他不辞,我辞。”接着吩咐:“套车!”

这天晚上,黎元洪的一班智囊,奉召到公府晚餐。黎元洪喜欢“吃大菜”,用纯银的餐具,非常讲究。到喝咖啡时,他向坐在右首的哈汉章说:“你家知道了吧,段芝泉摔纱帽了。”

这哈汉章是雍正朝征苗名将哈元生之后,是有“世职”的“汉军旗”。庚子拳祸以后,清朝为了练新军,选派武官到日本留学,第一批选的是勋臣子弟,哈汉章即在其列。回国后一直在湖北当差,与黎元洪的关系极深,也是黎元洪的首席智囊。段祺瑞为孙洪伊事件,以辞职为要挟,他自然知道,而且也想好了对策。不过事关机密,不便在餐桌上谈,所以顾而言他。

“大总统好久没有听戏了吧?”

“两个月了。”

“城南游艺园新邀了一批角,有个坤伶姓金的,很不错。几时我做个小东,请大总统赏光。”

“噢,”黎元洪问道,“比鲜灵芝、刘喜奎怎么样?”

鲜灵芝、刘喜奎都是坤角,一年前在北京最享盛名的两座戏院广德楼、三庆园打对台。那时“筹安”之议正热闹,各省劝进的,找路子想做官的,看热闹的,如青蝇之集,八大胡同与前门外大栅栏,出现了空前未有的盛况。当时黎元洪住在袁世凯所赠、位于东厂胡同、原为荣禄旧居的华厦,不过监视甚严。黎元洪为表示并无异志,间或微服出游,照例先听戏,后下馆子,听过几回同是黄陂杰出人物的谭鑫培,也曾去捧过鲜灵芝、刘喜奎的场,所以这时提出这两个人,要哈汉章作个比较。

“论艺,各有所长;论色,要看大总统是怎么个看法。”哈汉章答说,“鲜灵芝、刘喜奎,人间尤物,但总不免风尘气;这姓金的,天然风韵,以气度胜。”

“好吧!几时到城南游艺园去听听。”

“这不大合适吧!”另有个黎元洪的亲信金永炎说,“以大总统如今的身份,出现在市井混杂之处,似乎有伤体制。”

“是的。”哈汉章急忙解释,“我的意思是让她出个堂会,甚至不必到公府,就在舍间唱,请大总统光降顾曲。”

“堂会跟戏院的味道不一样。”黎元洪忽若有所思地说,“想想还是那个时候有意思。”

“哪个时候?”

“喏,不就是袁老大没有添兵,行动比较自由的时候。”

“大总统还觉得那时候有意思?”外号“麻哥”的刘成禺说,“大家‘狗头’不曾落地,真是万幸。”

在座诸人,大都经历过这场惊险,于是谈了开来。原来当蔡锷起兵时,刘成禺等人跟黎元洪的中文秘书瞿瀛、英文秘书郭泰祺密商,打算将黎元洪秘密移出北京,到西南或者上海,依照约法,摄行大总统职务,主持讨袁。此事的策动者是汪彭年,他跟郭泰祺通过日本东方通信社驻华公社社长井上的关系,与日本公使小幡作了一次秘密会晤,提出他们的计划,问小幡是否可予以助力。

“可以。不过,这个消息,绝对不能让英国人知道,否则,一定失败。”

“是的。”郭泰祺答说,“以朱尔典与袁的关系,表面不赞成帝制,暗中是赞成的。”

“我先跟美国公使谈一谈。请你们明天再来。”

第二天会晤,消息非常好。美国公使深表赞成,愿意合作。接着小幡谈了秘密移送黎元洪出京的计划。

“我本来卸任回国,船期已经定了,为这件事我可以在正金银行多住一个星期,亲自陪黎副总统出京。”小幡又说,“我们坐美国公使馆海军陆战队换防的专车,绝对妥当。”

到了天津,自然是坐美国运输舰,直航上海,这一路的安全,绝无问题。问题在于由东厂胡同到东交民巷使馆区这一段,如何能够平平安安地通过。

“这一段路程,要你们自己负责了。”小幡答说,“我一出面,反而引人注目。”

这是初步的结果,但已相当具体,可以跟黎元洪谈了。由于日本、美国的公使有此友好表示,可以想象得到,在上海一露面,两国政府会发表支持的声明,这远比“洪宪皇帝”登基,只有“清国大使”溥伦一人觐贺,在声势上是强得太多了。

因此,黎元洪欣然同意。郭泰祺一面秘密通知云南的唐继尧、广西的陆荣廷,希望到时候响应;一方面会同汪彭年,仍旧要找井上去商量,如何由东厂胡同安然到达东交民巷。

经过仔细研究,设计出来一个看起来很妥当的办法。黎元洪的副官刘钟秀,住在黎家后面,背靠背仅一墙之隔。刘家前面,则是一条冷僻的小胡同。到了出走那天,打通黎、刘两家的墙壁,黎元洪易服钻墙,然后打电话给日本人办的同仁医院,说刘钟秀出了急病,请派救护车来接。救护车是预先联络好的,将黎元洪用担架抬上车,直驶东交民巷,会合美、日两国公使,一起出京。

计划既定,刘钟秀陆续将家人遣走,定在星期日夜半,也就是星期一凌晨两点钟,开始行动。哪知到了星期六下午六点钟,情况突变,郭泰祺神色仓皇地奔到他们设在宣武门外南横街的机关,一见留守的刘成禺,便即说道:“不得了,不得了!刘麻哥,快走!”

“少安毋躁。”刘成禺倒很沉着,“先把话说明白来。”

“瞿干卿让我来告诉各位,袁老大送了黎本危两万大洋的珍珠,消息已经泄漏。现在东厂胡同,军警密布。”郭泰祺又说,“听说是胡朝栋向杨杏城告的密。”

刘成禺想了一下说:“就是抓人,一定也在晚上。现在分头办理,我仍旧在这里留守联络,你去看副总统,切切实实问清楚,有没有把同谋的名字告诉人家?”

郭泰祺应诺着,转身就走。到了东厂胡同,果然满目缇骑,不由得使人自“东厂”想到明朝的魏忠贤,捉人的“白靴校尉”,行刑开刀的“驾帖”。不过一进了大门,却是平静如常,黎元洪在书房里,好整以暇地在看《三国演义》。

“副总统!”

声音很大,让黎元洪微吃一惊,脱口将《三国演义》上的一句对白说了出来:“何事惊慌?”

“副总统跟二太太、胡朝栋说了出走的计划没有?有没有提到我们的名字?如果说过,让我们快走,不然,狗头都要落地。”郭泰祺又说,“请发天良,不要说一个字假话。”

由于最后两句话说得很不客气,黎元洪便也板着脸回答:“我可以对天地父母发誓,没有说过出走计划,亦没有提过你们任何一个人的名字,只说意思想离京而已,包你们狗头不会落地。”

“那好!”郭泰祺松了一口气。

黎元洪却气上来了,“我是副总统,叫我易服钻洞,岂不失了体统?”他冷笑着又说,“你们如果害怕,最好能变只白鹤,飞回武昌黄鹤楼好了。”

“白鹤一去不复返,此地空余副总统。我们也舍不得你啊!”郭泰祺笑着走了。

回到南横街的“机关”,与谋诸人都已到齐,郭泰祺将黎元洪的话,照样转述了一遍。大家都知道,黎元洪唯一的长处就是憨厚,他包大家“狗头不会落地”,就一定不要紧了。不过,还有件事必得马上去办。

“副总统改了主意,要通知人家才是。”

汪彭年所说的“人家”,是指井上与小幡。于是仍由郭泰祺伴同汪彭年去看井上,由井上陪着去见小幡。

听完陈述,小幡脸色铁青,“好了!你们请吧!”他说,“我从今以后,再不跟中国人共事了。”

汪彭年、郭泰祺心里都很难过,只有连连道歉。回到南横街,刘钟秀也来了,同时带来了一个内幕消息:情势何以突变的缘故。

原来黎元洪的“二太太”黎本危,本是汉口的黑牌红妓。黎元洪的太太长斋念佛,诸事不问,黎本危操纵内外,招权纳贿,成了黎元洪的一大弱点。

黎本危有个手帕交,嫁的是湖北外交交涉员胡朝栋。帝制议起,黎元洪从武昌带进京的亲信,分成两派,一派反对帝制,就是怕“狗头落地”的那班人;一派赞成帝制,以善拟痛哭流涕的通电而闻名的饶汉祥为首,胡朝栋尤其热衷,走杨士琦的门路,得以巴结袁克定。反对帝制的人,都知道他是袁克定的奸细,所以敬鬼神而远之,防他防得像贼那样。

谁知百密一疏,疏忽了胡朝栋的妻子,就住在黎家,是黎本危的“清客”。袁克定通过这一重关系,以两万元的珍珠买通了黎本危,窥探黎元洪的意向。东厂胡同的监视,一度放松,就因为辗转从黎本危口中得知,黎元洪并无异志的缘故。

不道黎元洪在出走的计划将实行的前两天,告诉黎本危说:“我要走了。”

黎本危立即问说:“到哪里?”

黎元洪摇头不答,经不住爱姬一再迫问,才答了句:“将来派人来接你。”

黎本危一半假,一半真——怕黎元洪一走,袁克定放不过她,下令逮捕,受牢狱之灾,因而号啕大哭,要黎元洪带她一起走,不然宁愿此刻就死在他面前。

黎元洪的英雄气,本就不壮,这一来更觉气短,无可奈何地说一声:“好了,好了,我不走就是。”

黎本危还怕他口是心非,暗中关照胡朝栋到杨士琦那里去告警,结果来了个东厂胡同逐部戒严。此日回溯当时的情形,黎元洪还自诩定力。

“也亏得我主意拿得定,不然项城一去世,我怎么就顺顺利利地补了他的位子呢?”

但是,这个位子有段祺瑞与徐树铮在,就像曹操、华歆之与汉献帝,不会坐得稳当。因此这天晚上由餐厅到书房,与人密谈时,哈汉章提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建议。

“如果‘歪鼻子’要辞,大总统就准他辞好了。怕什么?”

谁是“歪鼻子”?黎元洪先是一愣,随后才想起来,这是袁世凯那班少不更事的幼子为段祺瑞所题的外号,接着使劲摇头:“那会出事!”

“风波是会有的,不过不会有什么了不起的大事,莫非他还敢举兵造反?”

“我是怕没有人能接替他。”

“大总统是说谁来组阁?有人、有人!”

哈汉章认为不妨与研究系合作,让汤化龙来组阁,梁启超当然要罗致在内。另一方面,由韬园系联络冯国璋,梁启超疏通西南,局势可以很快地稳定下来。

“难得缠,难得缠!”黎元洪打着湖北腔说,坚决拒绝。

乘机去段是哈汉章的上策,既不见用,只好再陈中策,请徐世昌来京调停。

“这个办法比较妥当。”黎元洪问道,“你看,派谁去请他?”

徐世昌自从洹上送葬以后,“归隐”于河南辉县,筑了一所别墅,名为“水竹邨”。不管他是不是做作,但表面看来,是绚烂之后,归于平淡,不愿再沾惹九陌红尘的模样。因此不是交情深厚,有特殊渊源的人,恐怕还请不动他。

斟酌再三,大家认为最理想的,莫如“北洋三杰”之首,而赋性比较恬淡的王士珍。商量既定,由黎元洪下了帖子,请王士珍赴宴,以西餐相饷。

王士珍字聘卿,北洋军人都称他“聘老”,黎元洪是后辈,亦照此称呼。“聘老,”他说,“芝泉跟我闹脾气,我很为难。我想请聘老劝劝他,把辞职书收了回去。”

“大总统明鉴,”王士珍很客气地说,“不是我敢驳回,芝泉的脾气,大总统是知道的,只怕越劝越僵,反为不美。”

“这就难了!以你跟芝泉的交情,尚且如此,更有谁的话是他能够听的呢?”

“除非徐相国。”

“那就只好恳请徐相国出山来调停了。不过聘老,恐怕非劳你的驾不行。”黎元洪又说,“为了北洋团体,请聘老务必辛苦一趟。”

提到“团体”,王士珍义不容辞,很爽快地答应了。

于是黎元洪特备一份花色繁多的重礼,由交通部特饬平汉路局备妥一列花车,载着王士珍南下,由河南新乡转道辉县去请“东海相国”,进京调处府院之争。

这是袁世凯死后,徐世昌的声望升至北方第一位的鲜明象征。他很了解,如果长此归隐,对于调处一事,不妨听其自然,双方肯让步,固然很好,若是各走极端,无从化解,亦不妨浩然还山。但若还有用世之志,那么此生就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才能无损威望。

这样就必须慎之又慎。先跟王士珍促膝深谈了好几次,又跟京津的亲信旧部,电信往还,了解黎、段双方都觉得下不了台,很希望有人转圜的意愿,认为确有把握,方于十一月十六日,专车进京。

到京那天,前门车站冠盖云集,盛况空前。段祺瑞率领阁员,列队欢迎。黎元洪因为体制所关,不便亲临,特派秘书长丁世峄携带“黎元洪”的大红名片作代表。花车一停,首先上车,先道劳,后致谢,面邀徐世昌在西苑下榻。

这时段祺瑞亦已上了花车,有丁世峄在,不便多说什么。及至下车,记者一拥而上,徐世昌事先已备好了书面谈话,由随从分发,声明进京宗旨:不受职,亦不受任何政治名义,专任调停。调停就绪,即还乡里。

“菊老,”段祺瑞说道,“公馆备好了,请上车吧!”

“芝泉,”徐世昌答说,“我算是黎代总统的客人,礼貌上不能不听他安排。反正住在哪里都一样,你就不必费心了。”

段祺瑞当然也知道,做客的道理应该如此,不过不能不尽自己的礼。如今听徐世昌这么说,也就无所谓地让丁世峄将贵宾接至总统府。

“菊老,菊老,”黎元洪在居仁堂外,降阶相迎,一见面便说,“怎么迟到今天才光临,盼望久了。”

“实在是有些琐务分不开身。”徐世昌驻足四顾,似乎要找出这里与袁世凯在日有何异样似的。

总统府的高级官员,以及黎元洪的亲信,早就在站班了,徐世昌少不得略作周旋。然后拥入大客厅,略道旅途情形,随即转入正题。

“菊老,”黎元洪说,“我要请你评评理。芝泉对孙部长有意见,要换掉他,我亦是同意的。不过,何必弄得大家面子不好看?免职也好,辞职也好,总归是一回事。”

“我听说孙部长表示辞职不干,除非免职。有这话吗?”

“那是孙部长听说芝泉一定要免他的职,负气的话。”

“原都是意气用事。岂不闻相忍为国?都是身居高位的人,如此不顾大局,试问于心安否?”

这几句教训,语气中将黎元洪也包括在内,但义正词严,不能不连声称是。

其时应邀赴宴的宾客已陆续到达,每人上前寒暄个两三句,便去了个把钟头。窗外暮色已垂,大厅中灯火璀璨,侍从鹄立,宴会可以开始了。

黎元洪平时喜欢以西餐宴客,这天更要用西餐,因为主人居中而坐,不失身份。这天是盛大欢宴,特地调了外交部的厨子来主持,外交部的厨子又邀了六国饭店的厨子来帮忙,算是黎元洪正位以来,第一次的盛会。

入席以后,黎元洪的右首是徐世昌,左首是段祺瑞。上了冷盘与汤,黎元洪向徐世昌说道:“是不是请菊老给大家讲几句话?”

徐世昌点点头。全场的视线立刻集中,正在喝汤的也放下了银匙,厅中静得连根针掉在地上,都听得见了。

“这一次我承黎大总统相邀,到京来调停府院纠纷。大凡纠纷之起,一定不能归咎于某一方,我希望黎大总统跟段总理,先能虚衷自问,承认自己有不对的地方。”

等他的声音停了下来,大家便都去看紧挨着坐的黎元洪与段祺瑞,两人脸上都没有什么表情。

“黎大总统左右非人,段总理自信太过。循此不改,必致病国。”徐世昌左顾问道,“两位以为我的话,是不是太率直了?”

“请菊老来,正是要听菊老的老实话。”黎元洪表示受教。

“芝泉,你呢?”

“菊老是好话。”段祺瑞答说。

“如今府院之争,起于双方的幕僚长。又铮年轻,勇于任事,可惜不中绳墨,要替我切切实实改!”

“是!”徐树铮站起身来,皮鞋跟碰得极响。

“佛言呢?也不可以存成见,以为又铮霸道,凡事有理无理,都采取对抗的态度。佛言,不知道你肯不肯听我的劝?”

徐树铮表现了那样恭顺的态度,丁世峄当然不能落后,从座位站起,哈着腰说:“谨受教!”

接下来,便批评北洋军人,一个个有褒有贬,曹锟、段芝贵、靳云鹏之流,自然只有唯唯称是。

这顿饭吃得大家“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饭罢客散,段祺瑞已得到通知,请他留下来,徐世昌预备当天晚上进行调停工作。

在小客厅中,只有徐、黎、段三人密谈。府院之争的焦点在孙洪伊。徐世昌提出一个顾到双方面子的折中办法,将孙洪伊调闲,改任农会总长,徐树铮让出秘书长,专任陆军总长。

黎元洪对此安排,表示满意。段祺瑞觉得有些委屈,不过他是听了徐树铮的话来的:“不管菊老说什么,都答应下来,不能扫他的面子。有话事后再说。菊老还能膀子往外弯吗?”因此,段祺瑞表示,尊重徐世昌的决定。

这在表面上算是圆满解决了。偌大一场纠纷,不想三言五语,便已化解,黎元洪觉得面子很足,十分高兴。但徐世昌心里有数,等到跟段祺瑞单独见了面,一定还有别的话要说。此时认为解决,言之甚早。

因此,他预留余地,问黎元洪说:“事缓则圆,今天虽已有了结论,考虑尚欠周详,咱们各人搁在心里,暂不宣布,如果发现什么窒碍,还来得及改正。如果考虑下来,觉得很妥当,仍照原议,也让大家知道,咱们是慎重将事,并非草草了事,岂不是更好?”

“菊老说得是!”黎元洪说,“不过也不宜拖得太久,是不是要定一个限期?”

“以二十四小时为限好了。明天晚上九点钟,如果大家都没有意见,后天正式发布命令。”

“芝泉,”黎元洪的神态很亲切了,“你看如何?就照菊老的意思办吧!”

“是。就这么办。”段祺瑞转脸说道,“菊老今天累了,请早点休息,明天中午,北洋同人想公请菊老吃顿饭,请菊老给大家讲几句话。”

“可以。”

“那么明天上午十一点派车来接。”

“早一点好了。”徐世昌说,“明天上午我想去看看几个老朋友。”

“那,明天一早,我就派人过来侍候。”段祺瑞回脸来又说,“明天中午,不知道大总统能不能赏光?”

“谢谢啰!你们北洋团体的恳亲会,夹我一个外人算什么?”

宴会设在段祺瑞的私邸,一共只有一桌人,主客以外,都是北洋要角,但关起门来密谈的,只有段祺瑞、王士珍与徐世昌三人。

“姓孙的居心险恶,华甫已受了他的蛊惑。本来同是北洋,大家都是项城跟菊老熏陶出来的,将来谁来主持局面,都是一样的。不过,姓孙的另有阴谋,极力替华甫在拉拢西南方面。这就太对不起死者了。”

华甫是冯国璋的号。徐世昌本来因为他在袁世凯称帝时所表现的态度,有自外于北洋的模样,颇表不满;如今听他跟西南方面有关系,益觉可恶。尤其是段祺瑞那句“太对不起死者”,颇能打动徐世昌,袁世凯就是因为西南跟他作对,方始送了老命。冯国璋现在居然与敌为友,这简直是叛逆的行径!

不过,这件事出入很大,他不能不慎重,便即问道:“华甫跟西南勾结,有没有证据呢?”

“选举副总统的结果,就是证据。华甫的票最多,其次是陆干卿,未来的安排是,冯正陆副,趋势很清楚的。”

“谁来安排?”

“还不是姓孙的。”段祺瑞又说,“北洋团体迟早毁在此人手里。”

“可恶!”徐世昌沉吟了一会儿说,“去此人本来不难,不过我的处境比较为难。”

“菊老有什么为难,尽管说,大伙儿来想办法。”王士珍说,“北洋团体,决不能因为项城去世而散掉。”

这意味着只要徐世昌是为了北洋,大家愿为他分忧分劳,也就是隐隐奉之为北洋领袖之意。这在徐世昌,当然是值得安慰的一件事,同时也觉得应该负起驱除“北洋之敌”的责任来。转念及此,原来尚在考虑的一个念头,立即变成决定要达成的目标了。

话仍旧要归结到处境上,“我是应邀来做调人的,未便过于左右袒。孙伯兰,”孙洪伊字伯兰,“他,我可以请黄陂下免职令,不过,另一方面也应该有个差不多的表示,外头才不会说闲话。”

“这是又铮的问题。”王士珍问,“芝泉是怎么个意思,请当着菊老说一句。”

“好办!我让他辞职好了。”

徐世昌点点头。“我也赞成又铮辞职。”他说,“好些是非是他惹出来的。”

“不过又铮虽然辞职,继任人选,还是得好好研究。如果再起摩擦,请菊老来做二次调停,就没有意思了。”

“当然。只要黄陂不掣肘,我绝没有跟他为难的意思。又铮走了,谁来接他,我毫无意见,菊老跟聘卿如果有人,不妨提出来。”

“如今目标既是孙伯兰这一系,那么黄陂这方面的人宜乎拉拢。”徐世昌紧接着又说,“我听说张乾若虽然不安于位,大体上还能顾到双方的立场。芝泉,你索性卖个交情给黄陂,跟他要张乾若。”

“菊老这一着很高,我完全同意。”段祺瑞说,“现在要研究进行的步骤了。”

当下决定,分头进行,一方面由徐世昌跟黎元洪去谈孙、徐并去的办法,一方面由段祺瑞征得张国淦的同意后,再向黎元洪正式提出。

于是这天晚上,到了所谓“二十四小时限期”的九点钟,黎元洪来访徐世昌,探询考虑结果,徐世昌表示,孙洪伊调农商,徐树铮由秘书长调任原由段祺瑞自兼的陆军总长,两人仍在内阁。阁议中,秘书长无发言权,徐树铮多少还有点顾忌;如果一调陆长,虽然职掌跟农商部绝少关联,但阁员在阁议中,对任何问题皆可发言,那一来冲突反倒更厉害了。

“我承大总统不弃,让我来做调人,总要筹个长治久安之计,才是道理。一时苟安,留下后患,这种事,我是决不做的。”

“不错,不错!菊老顾虑得很周到。想来长治久安之策,一定也是胸有成竹了。”

“徐又铮好事,我已经劝芝泉,不必留他在内阁。可是徐去孙留,又怎么说呢?”

“原是劝孙伯兰辞职,再劝他一劝。”

“如果他坚持原来的立场呢?免职可,辞职则不可!大总统又如之奈何?”

“那就免他的职。请芝泉送‘府稿’来,我画‘行’就是。”

“好!就这么说。”

接着谈起谁来接替徐树铮。徐世昌料想张国淦绝无不愿之理,也就将内定的人选公开了。黎元洪对这一点非常满意,认为徐世昌确是助他在设法谋长治久安,因而唯命是从,在第二天就发布了将孙洪伊免职,及准徐树铮辞职的命令。

这个变化,震撼了北京的政治圈。为徐世昌始料所不及的是,为他凭空增添了几许声望,因为大家认为这一处置是“各打手心二十板”,正是“东海相国”能使黎、段俯首听命的明证。

在韬园派,尤其是孙洪伊,对徐世昌自然恨之入骨。但徐世昌是在野之身,对他无可如何,报复的对象,唯有施之于权力所及的内阁。孙洪伊集合了本系的力量,拉拢亲冯国璋或反段祺瑞的派系,结成一条专门杯葛内阁的阵线,以致出缺的内务总长,始终补不上人。内阁请求行使同意权,提一个否决一个。到最后,不得不以教育总长范源濂暂代。

这些纠纷,与徐世昌无关,他的调停任务已经终了,为实践自己的诺言,向居停告辞,遄返辉县。但北洋不放他;黎元洪更不放他,怕北洋还会捣乱,便可就近将他搬出来作挡箭牌。

商恳再三,出京还是要出京,不过移住天津。在他动身离京的第二天,“小朝廷”的内务大臣世续也到了天津。

“大哥,”世续开门见山地问说,“请皇上复位这件大事,你的意思,到底怎么样?”

“这又何消问得?”

“是的。我也知道大哥一片赤忱,都在皇上身上。不过,事机急迫,再不着手,就要落在人家后面了。”

徐世昌心里清楚,这“人家”就是指张勋,当即问道:“怎么?绍轩那方面有什么消息?”

“绍轩派万公雨来跟我说,日本方面已经同意了,要我赶快预备,机会一到,立刻动手。”世续紧接着又说,“张绍轩到底是武人,资望也不够,由他来发动,号召得动或不动,大成疑问。”

“噢,”徐世昌很沉着地问,“他说日本方面已经同意,证据呢?”

“据万公雨说,日本参谋本部次官田中义一在徐州,跟张绍轩见过面,当面表示过的。”

“这看来倒不假。”徐世昌说,“能不能找万公来谈一谈?”

于是世续随即挂了北京的长途电话,派他“内务府”的司官,到北京饭店找到张勋的参谋长万绳栻——万公雨,立即陪着到天津来。

据万绳栻说,日本完全赞同复辟,只要溥仪一宣布复位,日本立刻就会承认。他的话说得斩钉截铁,但徐世昌听来,是有漏洞的。

最明显的一点是,日本军部支持中国的任何人或任何团体做政治活动,通常是用军火或金钱,不会涉及承认问题,因为承认一个新国家或新政权,是外务省的事。

等万绳栻辞去以后,徐世昌将他的疑问率直为世续细道,世续立刻便有明白的回答,他说:“大哥说得不错,外交承认,不干军人的事。不过,田中义一说,只要军部表示承认哪一方面,他们的外务省自然会跟着军部走。”

“那就是了。”徐世昌依然从容不迫,“不过,事情是要越稳当越好,不能操之过急,项城的前车可鉴。请你回去跟王爷说,这件事,我马上就会进行。不过如何进行,一时还说不上来,我得找人商量。反正一个字:‘稳’。总是朝稳当的路子上去走。”

“是,是!”世续连连点头,“只要稳当,有利无害,陈师傅一定也赞成的。”

陈师傅是指陈宝琛,他字伯潜,别号弢庵。徐世昌便问:“这件事陈弢庵知道不知道?”

“还不知道。”

“暂时先别跟他提。”

“我明白。”世续又问,“据张绍轩说,徐州会议,十三省督军都签了名,赞成复辟。这话不知道是真是假?”

“我也听见这话。不过,”徐世昌略微沉吟了一下,喊着世续的别号,低声说道,“伯轩,我跟你老实说吧,绍轩人缘也不见得怎么好。北洋一系的人,未见得个个听他的。”

“督军团”中,自以北洋为重镇,北洋军人不听张勋的话,听谁的呢?言外之意,非常明白,徐世昌是暗示唯有他才是北洋的领袖。

“是啊!”世续心里雪亮,“像这一次黎、段之争,若非大哥进京,谁也调停不下来。”

徐世昌矜持地微笑着,送走世续,随即派人打听,知道田中义一已由徐州到了北京,即将正在天津闲住的曹汝霖约了来,把世续来访的经过都告诉了他,拜托他一件事,请他进京去看田中义一,当面问一问,他是不是跟张勋说过那些话。

“润田,”他说,“张绍轩言大而夸,我实在不大相信。不过,日本方面的态度,确是很要紧。我想请你费心,跟田中好好谈一谈。不光是他对张绍轩的态度,还要知道他对这件事的态度。”

曹汝霖点点头,默喻于心,所谓“这件事”是指复辟,这与对张勋是否支持,应该是两回事。徐世昌认为必须基本上日本赞成复辟,方有可为。至于对张勋的态度,亦可分两方面来说:一方面是对张勋个人的支持,不论他干什么,都愿意加以援助;一方面是因为张勋搞复辟始予以支持,这当然也是不同的。

于是曹汝霖悄悄进京,一下车便到日本公使馆,告诉专门负责接待中国重要访客的书记官山本,他想要见面的,不是公使,而是田中参谋次官。

“田中次官,恰好出去了。”山本问说,“曹先生要不要看公使?”

曹汝霖因为不明了田中与张勋的谈话,是否已告诉了他们的公使林权助,见了面不便贸然探问;而林权助问起来意,亦很难回答,因而起身说道:“不必麻烦林公使了,我先回舍间。等田中次官回馆,请他给我一个电话。”

说完,留下一张名片,扬长而去。哪知刚要上汽车,山本追了出来,说林权助请曹汝霖暂且留步,有很重要的事要跟他谈。

于是曹汝霖去而复回,在公使办公室刚刚坐定,林权助便开门见山地问道:“曹先生是不是为了田中次官与徐州张将军的事而来的?”

既然林权助已经猜到,也就不必再瞒。曹汝霖答一声:“正是!我是受徐老先生的委托,想来了解此事的究竟。”

“田中次官现在赴约去了。我以公使资格代表他答复,请你转告徐老先生,日本决不赞成张将军复辟。外间有田中次官在徐州跟张将军会晤,支持他复辟的谣言。田中次官怕引起误会,今天已派小村通译官,专程到徐州,向张将军说明,澄清谣言。曹先生不妨就拿我这番话,回复徐老先生。”

林权助说这些话时,神态非常严肃。曹汝霖是跟他们打惯了交道的,察言观色,看出了底蕴。田中跟张勋之间,必有文章。但林权助站在日本政府立场,怕田中与张勋私人间的协议会引起外交纠纷,特别是怕英国提出质问,所以派小村通译官到徐州去解释“误会”。

当下不再多说,告辞而归。由于这不是很紧急的事,曹汝霖决定在北京陪陪白发双亲,多住几天,再回天津去向徐世昌复命。不道有天傍晚,段祺瑞的副官打电话给曹汝霖,说“总理请曹‘总长’过来谈谈”。

“你怎么把张绍轩给得罪了!此人不可理喻,润田兄,请你不可大意。”

看段祺瑞是相当诚恳的警告,曹汝霖大为诧异。“我跟张绍轩河水不犯井水,”他说,“我无缘无故得罪他干什么?”

“你没有在林权助那里说他什么?”

“没有啊!我是东海派我去问田中——”曹汝霖将日本使馆之行的经过,据实告诉了段祺瑞。

“原来张绍轩误会了!”

段祺瑞说,他接到的报告是:张勋在接见了小村通译官以后,对人表示:“田中明明赞成复辟,曹润田竟到林权助那里去捣鬼,想破坏我的大计。这小子可恶极了,我非揍他不可!”

“这不是冤哉枉也的事!”曹汝霖说,“总理既然已经了解真相,请替我解释。”

“张绍轩的事很难办,尤其是复辟这件事,我更不便有所表示。反正是菊老托你的,他应该替你化解。至于张绍轩动武,我想还不至于,有我在这里,他也不敢放肆。就怕他在大庭广众之中,给你来个难堪,那倒不可不防。”

“这倒没有关系。反正我跟他见面的机会,微而又微。”曹汝霖预备告辞了,“多承总理关照,谢谢,谢谢!”

“小事,小事!润田兄,我留你便饭,有个很重要的问题,要跟你好好讨教。”

偌大饭厅中,只得宾主二人。段祺瑞自奉颇为俭约,而且念经吃素,款客是一个火腿炖肥鸡的一品锅。宾主二人,荤素各适,边饮边谈,很快地谈到了段祺瑞的“重要问题”。

“润田兄,你看参战问题,有什么意见?”

所谓“参战问题”,是指中国参加欧战。段祺瑞对此事非常热心,因为欧战发生已经三年,德国的败象毕露,及时参加协约国方面,对德宣战,将来可以参加和会,分享胜利果实。但反对的亦很多,黎元洪即不赞成,主张严守中立。外交总长伍廷芳,则是折中派,主张对德绝交,不主张参战。国会议员,对此事亦是意见分歧,而且还夹杂着意气,将问题搞得越来越复杂了。

为了研究参战的利害得失,段祺瑞还特设了一个外交委员会,专司其事,由在袁世凯快垮台时辞职的外交总长陆征祥担任会长,曹汝霖亦是委员之一。在这个委员会中,大都是赞成参战的,而且还做成了一份“议决书”,提供政府参考。

因此,曹汝霖答说:“我的意见,都说在议决书里面了。我以为绝交而不参战,将来协约国胜利了,中国仍旧得不到好处。”

“阁员大部分不主张参战,是受了黄陂跟国会的影响。我奇怪的是伍秩庸是老外交家,经验丰富,何以他亦看不出其中的道理,不主张参战?”

“伍秩庸恐怕是受了美国的影响。”曹汝霖答说,“美国在传统上,不先挑战的,但美国实际上倾全力援助英国,我看迟早亦会参战。”

“又铮亦不主张加入,他以为德国兵强械利,绝不会败,中国应该慎重观望。”

好大喜功、喜出奇计的徐树铮居然亦不主张参战,这却是颇出曹汝霖意外的。不过,曹汝霖认为徐树铮的看法并不正确,当即为段祺瑞作了一番交战双方国力的分析。

他说,现代战争不是单靠兵力,还要配合国力。德国国力可敌英国,但美国一加入,德国的力量就差得太远了。而况英国的海军,不可轻视,德国如不能渡过英伦海峡,英国守住本土,长期坚持,有美国的不断援助,虽有消耗,得以补充,这对德国来说是非常不利的。

接着,曹汝霖不脱亲日派的本色,以日本加入协约国为论证的基础,说日本对于国际情势,颇有研究,若非看出德国必将战败,不会贸然参战。

“日本在协约国胜了以后,在和会的发言权,自然更大。可是,”段祺瑞问说,“总不能在和会中侵犯中国的利益吧?”

“总理指的是哪方面?”

“譬如青岛的问题。”

“提起青岛,中国更应该参战。胶州湾租借可以在德国战败后收回。否则,日本要求继承德国在华利益,是件很麻烦的事。”

“对!”段祺瑞神情矍然,但很快地又转为忧虑,“南北分立,对德问题意见不一,内部尚且不团结,何能一致对外。”

“我的看法不然。参战以后,民气一振,或者反可借此团结一致,亦未可知。”曹汝霖又说,“像美国,平时尽管党争甚烈,但遇到国际上重大事件,政府作了决定,反对党是一定支持的。”

“人家是美国;我们是有三个人在一起,就要分成两派的中国。”段祺瑞苦笑着说。

“总理不要气馁!”曹汝霖依旧替他打气,“外交政策是政府的事,应该由总理负责进行,大总统不应该干涉。至于国会方面,像这样的事,不牵涉到个人的权势进退,总比较好解决。”

段祺瑞深深点头,沉吟了好一会儿说:“你的见解很高明,不过参战军尚未练成,以何参战?大成问题。”

“这也没有大关系,用物资支援,亦是一样的。况且华工去了将近十万,虽不是正式派遣,总是华工,好当工兵运用,就是参战的资本。”

“你说得对!吾意已决。”段祺瑞的语气非常坚定,“润田,一旦参战,不能不先筹必要的费用。这方面,将来还要请你多费心。”

“总理的意思是,”曹汝霖很谨慎地试探,“要向日本借款?”

“是的。我想请你现在就作一试探。”

“现在还不是时候。”曹汝霖意味深长地说,“现在的对日外交,似乎以谈复辟为主,我劝总理静以观变。”

“说得不错。我现在全力进行对德宣战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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