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是清朝的过去和现在，接下来再稍微讲讲将来。

人们常拿清朝的时局问题来问我，譬如中国的形势未来会怎么样等。这种问题非常复杂，三言两语是绝对说不清楚的。接下来，我要参照过去，对中国未来的形势做几点判断。

以前的演讲只是罗列事实，容不得我高谈阔论，接下来的演讲则会夹杂一些我的个人见解，还请各位知悉。

如果一上来就问我中国以后会怎么样，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不如就对当下人们的各种观察以及相关人士开展的工作做一番评论，以阐明我对未来形势的判断。

革命发生以来，清朝的命运始终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清政府不断颁发诏书，近来拟定了《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宣誓于太庙。就在宣誓的第二天，革命军占领的汉阳被清军攻陷，也不知合不合时宜。《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要把中国从一个极端专制的国家改造成一个极端民主的国家，君主不再拥有军事、外交等任何权力，可谓极端之至。接着，摄政王载沣辞职。这样一来，人们对清朝命运的走向大抵有数了。时局变动引发了日本乃至全世界的热烈讨论，最近备受瞩目的是调停议和的主张。

调停议和的主张

虽然在谁和谁之间调停尚说不清楚，但当前的确有一种调停议和的主张。有报纸发表评论，认为现在正是议和的最好时机，却又说不清楚是谁和谁来议和。总之，一些人认为，议和是当下最好的办法。我对这种观点实难苟同，连谁与谁议和、在谁与谁之间调停都搞不清楚，还谈什么议和？我刚刚说过，清政府宣誓遵守《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承诺放弃凌驾于人民之上的任何权力。宣统皇帝的父亲也辞去了摄政王的职位，只留一个五六岁的小孩独坐皇位。试问，是由这个小孩去和革命党议和吗？这种议和成立吗？如果这个小孩真的具有议和能力或者太后在旁辅佐，那么宪法规定的没有任何权力的皇帝难道就有议和之权吗？如果答案是有，那就无妨，但如果答案是无，请问该由谁和谁来议和呢？

宣统帝

袁世凯

这样一来，革命党的议和对象非北京城里得势掌权的袁世凯莫属了。也就是说，该由袁世凯来和革命党首脑议和。日本、英国、美国等估计会出面斡旋调停，敦促袁世凯与革命党首脑和谈。清政府名存实亡、形同虚设。各国只能力促勉强据守北方的袁世凯与南方革命党人和谈了。在我看来，这也是徒劳无益的。假使清政府还在，皇帝也居于一国权力中心、与各国君主的地位平等，列强居中调停尚且可能问题重重，更何况如今的情况是，袁世凯虽然大权在握，但却不是清政府的最高统治者，因此，就算他与革命党人的和谈促成，又有何效力可言呢？如果日本、英国、美国等真的去做这种调停，那就太荒唐了。这些国家应该不会做出这种糊涂事，但报纸上是有这种推断的。

清朝末年的袁世凯（中）

南北分立的主张

此外，有人主张将中国一分为二，维持现在的局面，南北分治。这也是无稽之谈。有的报纸说，日本内阁也主张南北分治，奉命前往北京的人[25]就肩负着这项使命。虽然不知消息真假，但如果这么判断时局就大错特错了。我想，日本内阁应该不会这么荒唐。

比起上面的调停说，南北分立的主张似乎更有几分道理，但南北分立在中国果真能够成立吗？中国南有长江，北有黄河，长江流域是南方，黄河流域是北方。或许有人会说，两河之间划一条线，不就可以南北分立吗？单从地图上看，确实也说得过去，但如果把国家分合看作为在地图上划线那么简单的事，就只能说明不懂中国历史，尤其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太缺乏了解了。我在其他地方也讲到过这一点，今天再来简单说说。

中国北方指直隶、山东、山西、陕西、甘肃、新疆、满洲三省和蒙古地区，南方指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浙江、福建、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省。把中国划分为南北两块，使其各自独立看似简单，实则很难。横跨亚欧大陆的蒙古帝国之所以在元朝末年走向灭亡，其中一大原因就是南方各省的叛乱。在浙江沿海一带，海盗方国珍最早举起叛旗。之后，叛乱愈演愈烈，各地纷纷揭竿而起，江苏有张士诚，湖北、江西、安徽有陈友谅，四川有明玉珍。其间，朱元璋在安徽东部起兵，以南京为根据地，先灭头号劲敌陈友谅，再攻张士诚，接着挥师福建广东，占领南方，最终北上消灭了元朝。当时，元朝的兵力并不弱，山西有王保保镇守，山东河南一带有太子爱猷识理达腊镇守，陕西也有军队镇守。总之，北方地区还在元朝军队的控制之下。然而，当明军挥师北上时，山东旋即失守，河南很快陷落，随后大都也被攻占。山西、陕西的元军纷纷溃散，元朝被赶出了中原。究其原因，就是南方长期叛乱导致元朝财政极度匮乏。那么，南方叛乱为何会使财力虚竭至如此地步呢？早在唐朝时期，北京附近地区就仰赖从南方运来的粮食。北京成为首都后，当地根本无力负担政府的开支，只能每年从南方调运钱粮。元朝时期，江苏的粮食每年经海道运至京师多达三百三四十万石，换算成日本单位，差不多折半。此外，湖北、湖南的粮食每年通过运河向北方运送。总之，北京的粮食、经济都仰赖南方的支持。这种情况始于元朝，明清两代依然如故。虽然明朝曾经一度停止海运，但以江南之粮供京师之用的局面自元朝以来就未曾改变过。然而，元朝末年，江南叛乱四起，不再向朝廷缴税纳粮。朝廷虽以官职收买叛军，企图恢复南粮北运，但叛军大多接受官职却不纳粮，只有张士诚往北京送过一次十万石的粮食。这种情形持续了二十年，自然使元朝的处境窘迫不堪。恰在此时，朱元璋平定了南方，然后挥师北上，元朝最终便走向了覆亡。这是元朝的历史。很多读中国历史的人会认为，中国常因北方入侵而灭亡，可见北方更强大。不过，如果深入中国内部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南方收入事关重大。因此，在我看来，假使南北分立，北方能否与南方抗衡尚且是个疑问。

朱元璋

但这种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国某个政党中有个兼治文学的政治家曾在杂志上撰文说，南方未必就无法与北方抗衡。我们研究问题的出发点是，北方是否能与南方抗衡，而他的疑问则是南方能否与北方抗衡。当然，这或许是政治家的研究方法与我们治学之人的研究方法不同所致，总之，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路。

形势的不利

现在，虽然汉阳被官军收复，但武昌仍然被革命军控制，南京也落入了革命军之手。江西的革命军正奔赴湖北，湖北与江南即将取得联系。在不久的将来，进行革命的南方各省就会连成一片。清政府的形势较之元朝末年更加不利。元朝末年，山东尚有王信率义兵据守，而如今山东态度却很暧昧，先是宣布独立，接着又取消独立，反复不定。山西也已经宣告独立，不再服从朝廷。山西商人以太原府为中心，掌控着北方的所有钱庄，如今，革命军却也在此起事。陕西早已不服从朝廷。蒙古也已独立。朝廷尚可勉强号令的只有直隶和袁世凯的老家河南。直隶有一个决策中心，也就是咨议局，设于离北京不远的天津。清政府曾想向外国借款征讨革命党人，咨议局对此极力反对。所以，虽然清政府名义上能够号令直隶，但于事无补。

武昌起义中的革命军

清政府认为，渡过难关最好的办法是向外国举债。不过，虽然清政府想方设法争取贷款，但没有丝毫进展。像清朝现在这种情形，估计不会有任何国家疯狂到愿意贷款给它。贷不到款，江南的接济又断了，清政府仅凭直隶、河南两省的财力，必不可能打败南方各省的革命军。就算拿出内帑，数目也是有限的。如果各国不横加干涉，坐视革命军与清政府一决高下，那么清政府必败无疑。

或者说，如果外国不加干涉，就算清政府可以号令北方各省，也很难与南方抗衡。究其原因，主要还在经济方面。1893年，乔治·贾米森[26]曾做过一项调查。调查数据显示，南方各省的税收总额为九千九百万两白银，比北方各省多出两千万两，这是财政方面。从贸易方面来看，南北差距也非常大，南方贸易额遥遥领先北方。北方贸易中心天津的贸易额是六七千万两白银，南方贸易中心上海的贸易额则高达两亿六七千万两白银。也就是说，南方的经济实力是北方的四到五倍。如果中国南北交战、并且不受外国干涉，财力薄弱的北方是不可能与南方抗衡的。目前，清政府秘密向外国购买武器，这才成功收复汉阳。然而，如果没有外国的任何干涉，北方终究不能与南方抗衡。

无论是同室操戈进行内战，还是南北分别建国，这种局面大概都不会持续五年、十年之久。否则，北方的国家就吃了大亏，而南方的国家则捡了大便宜。这是因为，长此以往南方越来越富庶，北方却越来越凋弊，最终避不开沦为当今波斯的命运。就算袁世凯的目光再短浅，他也不可能接手这种国家。所以，主张南北分立的人是完全不了解中国的。

整体来讲，中国应该统一。或者清政府复兴，或者袁世凯以骗窃之术统一中国，或者革命军成立共和政府统一中国，总之，中国终将合而为一。即便外国从中干涉，试图让中国分成南北两个国家，北方也不会有人接手。哪怕拱手相送，日本最好也别接手。如果真的有人想接手，那可真是自讨苦吃，不切实际。我并不是革命党的间谍。我在这里赞美几句革命党，也不会马上就通过无线电传到中国，帮革命党重新攻占汉阳，使北京的朝廷闻风而逃。这些都只是单纯的学术性探讨。

清朝的以后又将如何呢？

将来

基于这些事实，清朝的结局已经显而易见。但在中国，事态的发展一般都不会很快，所以，事情也不会像我所说的那样迅速有个了结。在此，如果进一步进行预测不仅很难，而且无益。总之，革命党能否成功不谈也罢，革命主义、革命思想的成功却是必定无疑的。

当下很多日本人忧心忡忡，担心邻国如果成立共和国，革命思想是否会影响到我国国民。未雨绸缪固然很好，杞人忧天则徒劳无益。即便中国实行立宪君主制，国体也与日本大不相同。日本的维新措施拿到中国也不可能行得通。而且政体选择属于一国内政，如果处于神圣同盟[27]时代另当别论，当今这个时代，干涉他国内政已经不流行了。所以，我认为，日本静观其变就好，大可不必杞人忧天。天下大势所趋，终将无可抵挡，几场战争的胜败必不可能影响大局，这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战无不胜却最终走向覆亡的例子屡见不鲜。项羽百战未尝一败，却在声势如日中天时覆灭。元朝末年也是如此。南下平乱的大将并非总吃败仗，但元朝最终难逃亡国之命。总之，中国今天的时局既是大势所趋，也是自然规律使然。即使官军大胜，革命军大败，大局也不会改变，革命主义、革命思想必胜无疑。几百年来的趋势使然，如今的中国已经到了不得不变的时候。因此，各国大可停止调停干涉，静待大势的到来。以上就是我学究式的一点结论。演讲到此结束。

注解：

[1]　京都大学以文会指创设于1909年的京都帝国大学以文会，当时成员包括医科、文科、理工科等个分科的学生，以及教职工和毕业生，并发行《以文会志》杂志，1913年与运动会合并为“学友会”，1941年改名为“同学会”。现在的京都大学以文会指京都大学文学系的同窗会。——译者注

[2]　寸，长度单位，一寸约合3.33厘米。——译者注

[3]　分，长度单位，一分是一寸的十分之一，约合0.33厘米。——译者注

[4]　足轻指日本中古和近代时期平时从事杂役、战时成为步兵之人。——译者注

[5]　旗本武士指日本战国时代由大名（领主）直接指挥的军队。——译者注

[6]　里，长度单位，一市里等于一百五十丈，合两百米。——译者注

[7]　三等轻车都尉，清朝异姓功臣爵位，居于公侯伯子男爵之下，分为三等，一等轻车都尉属于正三品，二三等轻车都尉属于从三品。——译者注

[8]　还有一次是征伐缅甸。——译者注

[9]　贯，明朝纸币单位，一贯等于一千文铜钱或一两白银，四贯合一两黄金。——译者注

[10]　厘，重量单位，两的千分之一。——译者注

[11]　钱，重量单位，一钱等于十分之一两。——译者注

[12]　文，铜钱单位，一文钱指一枚标准的方孔铜钱。——译者注

[13]　局卡指旧时专管商税的机构。——译者注

[14]　本膳料理是日本传统料理，多用于婚丧嫁娶等正式场合。膳是一种四脚托盘，用来给客人上菜。本膳料理一般由本膳（第一道菜）、二膳（第二道菜）、三膳（第三道菜）组成，更郑重的场合还会提供与膳（第四道菜，由于“四”与“死”同音，故避开四膳，称“与膳”）、五膳（第五道菜）。——译者注

[15]　胜海舟（1823—1899）， 日本政治家，江户时期幕府重臣中的开明派，明治维新以后，历任海军大臣、枢密顾问官等，因维新功勋受封为伯爵。——译者注

[16]　《纬书》是汉代的方士和儒生依托今文经义宣扬符箓、瑞应、占验之书。因与《经书》相对，故称《纬书》。兴于西汉末年，盛行于东汉。——译者注

[17]　须磨位于日本兵库县神户市。——译者注

[18]　大藏经是以经律论三藏为主体、荟萃众多高僧著述的佛教典籍总集，又称“一切经”或“藏经”。——译者注

[19]　杨文会（1837—1911），中国近代著名佛学家，在佛教研究、佛教传播、佛典出版等方面做出过巨大贡献。1897年，他在南京设立金陵刻经处，从日本搜集底本，刊刻因战乱散佚的佛教典籍。著有《大宗地玄文本论略注》《佛教初学课本》《十宗略说》等。——译者注

[20]　南条文雄（184—1927），日本佛教学者，真宗大谷派僧人，历任东京大学讲师、大谷大学校长。他曾协助杨文会搜求在日本的中国已佚失的佛经。主要著作有《大明三藏圣教目录》《梵本般若心经》等。——译者注

[21]　即戴望（1837—1873），字子高，浙江德清人，今文经学家。主要著作有《论语注》《管子校正》《颜氏学记》《谪麐堂遗集》等。——译者注

[22]　即俞樾（1821—1907），字荫甫，自号曲园居士，清末著名学者。治学以经学为主，旁及诸子学、史学、训诂学，乃至戏曲、诗词、小说、书法等。主要著作有《春在堂全书》《古书疑义举例》《诸子平议》等。——译者注

[23]　内藤湖南在演讲结束后所补内容。——译者注

[24]　秦良玉（1574―1648），字贞素，明末女将，战功显赫，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列入正式传记的女将。——译者注

[25]　此人可能是指1908年到1913年担任日本驻华公使的伊集院彦吉（1864—1924）。辛亥革命时他力主君主立宪，通过暗中出售军火给清政府和南方革命党等方式，企图造成南北对立，以便日本从中渔利。——译者注

[26]　乔治·贾米森（1843—1920），英国人，先后出任驻台湾代领事、驻沪代理法律事务秘书、代理翻译、驻九江领事等职。——译者注

[27]　神圣同盟是法兰西第一帝国瓦解后欧洲各国君主组成的保守的政治同盟。——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