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
今天我们讲清朝的史学和文学。
清朝学术当中，史学的发达程度仅次于经学。中国典籍一般分为经、史、子、集四类。经指经学，史指历史，子指荀子、墨子等诸子百家之学，集指文集、诗集等文学方面的著作。其中，集部属于文学范畴，与其他学问有所不同；子部，即诸子百家的研究，在清朝时期未有很大发展。随着经学的基础学问不断发展，人们开始将诸子学视为经学的附庸进行研究。诸子典籍是与经书同时代的产物，或者稍晚于经书出现，成书年代与经书最接近。因此，对治经之人而言，研究诸子典籍的语言文字是很有必要的。经书中意义不明的文字，或许能在诸子典籍中解读出来；而经书中缺佚的内容，也可用诸子典籍补入。如此，诸子研究便开展起来了。其中，以诸子补充诸经佚文的研究——譬如，经书虽无尧舜时期的详细记载，诸子典籍却有记述——诸如此种的补佚实际并未取得太大进展。但之前说过的出于解经需要对诸子语言进行研究的小学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譬如，此前讲过高邮王氏之学。王氏著有《读书杂志》一书。近年又有大家俞樾写下《诸子平议》。这些诸子语言的研究被视为经学的附庸，服务于解经。但近年来，也有人开始从事真正的诸子研究。譬如大名鼎鼎的孙诒让写过一本关于墨子的非常有名的著述《墨子间诂》。现仍健在的王先谦写有一本《荀子集解》。总之，诸子研究在清朝时期发展略微滞后。这与日本的汉学研究有所不同。诸子学在日本发展相对较早。荻生徂徕十分关注诸子研究，著有《读荀子》《读韩非子》等书。荻生徂徕之后也有人继续相关研究。而中国的诸子研究则出现较晚。不过，日本的诸子研究并未有像《墨子间诂》这样的名作，所以虽然起步较早，成就却不足为道。而中国的诸子研究虽然逐渐开展起来，却也只是为了补证诸经。张之洞就抱有这种主张。汉代王充早在《论衡》一书中写道，可以用诸子来补充经书，可惜没有做出太大成绩。总之，诸子的研究范围十分狭窄，史学研究较之更发达。史学研究也是在经学研究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
一、清代史学之祖黄顾二氏
中国起初研究历史，很少把历史当作一门独立的学问来研究。当然，这种研究很早以前还是有的。譬如唐朝、南宋时期，就有很多著名学者像我们理解的那样去研究历史。可自从著名的《通鉴纲目》问世以后，效仿《春秋》褒贬黜陟古人的观念盛行一时。明朝的史学研究无不受其影响，很少有对历史客观正确的研究。
但明末时，经学开山之祖黄宗羲、顾炎武开始提倡史学。黄顾二人分别是浙东学派和浙西学派的创始人。黄宗羲虽然阅历丰富，却未留下有关史学的重要著述。他的门下弟子万斯同则著有《历代史表》，补充历代历史年表中缺漏的部分，书中所承为黄宗羲之学问。浙东学派转入史学的说法，就源自万斯同此举。后来，全祖望也十分关注明末历史，写下许多文章，堪称一名历史学家。此人我们以后还会讲到，他对记述古代水道的水经之学也颇有研究。以上就是先后继承黄宗羲之学的历史学家。
我们再说顾炎武。顾炎武的外甥徐乾学撰有《资治通鉴后编》一书。此书起初只有草稿，近年才得以出版成书。这部书并非由徐乾学一人完成，而是他召集众多学者，合众人之力编撰。而顾炎武的历史编纂思想，在其所著《日知录》中均有体现。《日知录》对查询史料、考辨史实真伪的学问有奠基之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史学著作。总之，黄宗羲、顾炎武可谓清代史学的开山之祖。
二、正史
此后，史学渐渐分成很多流派。在此我们有必要先来看看正史。何为正史呢？譬如元、明等朝代灭亡以后，接替它的下一个朝代都会为前朝编史，并以此为史籍之正宗。历史上历朝各代撰写的正史共有二十二部，所以又称为二十二史。二十二史中的最后一部就是清朝撰写的明史。编修明史时，一个新变化出现了。此前修史大多效仿《资治通鉴纲目》体例，对历史人物褒贬黜陟，评判其正邪善恶。明史编修机构明史馆设立之初，经学方面颇有建树的著名学者朱彝尊曾上书明史馆总裁，主张修史不能一味效仿《资治通鉴纲目》，而应有所创见。以前，宋学家、朱子学者修史立传时，学者一般被一分为二，分列《儒林传》和《道学传》。著录学者传记的《儒林传》最早见于《史记》，唐史当中也有设列。但编修宋史时，《儒林传》之外又增设了《道学传》。他们对学者加以区分，将研究朱子学义理空论、偏向哲学的学者列入《道学传》，而将钻研经籍治学之人仿照旧例列入《儒林传》，并自此形成惯例。朱彝尊却标新创异，认为根本无需做此种区分。这到后来还引发了朱子学者与汉学家之间的一场争论。最终，《明史》总纂采用了朱彝尊的意见。《明史》以后，学者传记才又统一列入《儒林传》，舍弃《道学传》。以上就是发生在清初时期的有关朱子学的史学思想之变化。
担任《明史》总纂的人是王鸿绪。经王鸿绪对草稿的整理编纂、修改润色，才有了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明史》。现存的王鸿绪《明史稿》中，《史例义》一文阐述了明史的撰修原则以及它所遵循的编纂体例。文中多有反对朱子学说的言论，主张不蹈袭《资治通鉴纲目》旧例的修史方针，呈现出与宋元明以来史学大不相同的面貌。
三、修补旧史
清朝史学在其他方面也取得了很大发展，譬如“纲目”中所列的“修补旧史”和“考证旧史”。其中，修补旧史在明代以前也有，但考证旧史却是在清代才有的。明代有很多修补旧史的著述；清初吴任臣的《十国春秋》、邵远平的《续弘简录》等均在明代历史著述的基础上，进一步弥补缺漏、订正谬误，重新改编旧史。从厉鹗到彭元瑞，清朝修补旧史形成了有别于明代的特有风格。明代人修补旧史时，从不言明自己所用史料是否准确，只是选取自认为可信的材料进行改写。而清朝的风格则是将自己所用材料全部列出，以便他人也能用此材料进行研究，治学更客观公允。《辽史拾遗》一书就将参考《辽史》之处一一摘录列出，供人参考。这就是清朝修补旧史的风格。当然，也不免有人自行判断、改编历史。但整体而言，清朝修补旧史采取公正罗列材料的方针，以方便他人继续研究。这与明代改写旧史的方法大不相同，可谓独具清代风格。不过，也有人另辟蹊径，譬如撰写《晋略》的周济。周济作《晋略》不以考证史实为主，而是将《晋书》当中自认为不合史家笔法之处，按照自己的想法加以改编。周济是清代屈指可数的大文豪，文笔精炼，提倡回归唐前的史书写法。清代修补旧史的学者当中，周济可谓独树一帜。《晋略》这种不证史实、只改史法的做法，几乎只此一家，十分特别。
四、考证旧史
下面我们来看“考证旧史”。旧史的考证在清朝时期尤其发达。王鸣盛、赵翼、钱大昕等人从宏观角度研究历史的著述比较有名。除《十七史商榷》以外，王鸣盛还著有《蛾术篇》，论述经学、历史。除《廿二史劄记》之外，赵翼还著有《陔余丛考》，其大部分内容也在论史。特别是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可谓开新史学之先河。《十驾斋养新录》效仿清代史学之祖顾炎武的《日知录》体例，论及经学、历史等各种学问。在以“实事求是”著称的学者中，钱大昕治学也称得上严谨缜密。因此，他的大部分研究成果放到当下皆不失水准，其研究方法堪称当代中国历史学者的圭臬。
虽然王鸣盛、赵翼、钱大昕都很有名气，但市面上流传甚广、在日本也有翻刻的赵翼的《廿二史劄记》较之王钱二人的著作却逊色许多。对史学有奠基之功的首推钱大昕。从钱大昕开始，清朝的史学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史学。此后，史学研究以实事求是为原则，强调通过旁征博引、多方求证获取历史事实。顾炎武等人依托金石碑文研究历史的主张也开始受到关注。史料的选取尽量倾向最基本、最原始的材料。钱大昕之于清代史学，好比戴震之于经学，是一个不容忘却的人物。后人承袭钱大昕的学术，开展了诸多具体的、局部的研究。
此外，王元启、梁玉绳、洪亮吉等人兼治历史和地理，章宗源研究史志目录，沈钦韩研究《汉书》《后汉书》，吴卓信格外重视《汉书》中《地理志》的研究，张敦仁研究《资治通鉴》，汪士铎研究《南北史》。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学者，这里只列举上述主要人物，并将他们的大部分著作展览出来。总之，正是因为这些名家的出现，清朝史学才取得了巨大进步，一改从前动辄褒贬黜陟、空论历史的观念，开启了依据基本史料求证史实、实事求是的研究方式。这是清代史学最显著的特点。
五、地理
随着历史研究的展开，人们也开始研究地理。地理研究早在此前就有人陆续在做。譬如，“纲目”中列举的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就是记述中国历史地理的著作。即使放在今天，历史地理学也是历史学中一门很不成熟的学问，而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作为立足政治的历史地理著作，其研究可谓系统而全面。书中首先分述各地形势，引征各种文献资料，考订古代地名、现今地名；其次分省记述，譬如山东省、河南省……各省都写有一篇通论，论述其政治形势；最后再从整体上总结中国历代地理的沿革变迁。因此，《读史方舆纪要》既有分论，也有综述。这种中国式的研究虽不合西方范式，却是系统而全面的。《读史方舆纪要》对今天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功不可没，堪称是一部伟大的著作。我们从《读史方舆纪要》中也获益颇丰。与此同时，阎若璩、胡渭等人依托经学研究历史地理。顾炎武的外甥徐乾学编修《一统志》时，以上这些人都应邀参加。不过，这些研究并非为编修《一统志》而做。历史地理学早在那时就显露兴盛之兆。顾祖禹等人的研究也已取得显著成果。不过，顾祖禹等人受徐乾学之邀编纂《一统志》，得以博览群书，研究因此才取得更大进展。总之，在康熙年间，徐乾学等人对学者有提携和扶持之功，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
齐召南撰写的《水道提纲》是一部非常特别的著作。《水道提纲》不考论古代地理，而是记述当代地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水道提纲》与第三讲提到的西方传教士所绘地图颇有渊源。传教士所绘地图中的水道，也就是水路、河道，与齐召南《水道提纲》中的记载完全一致。由此可见，齐召南的《水道提纲》其实是依据传教士测绘结果的汉语文本写成。后来，道光年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人开始研究海外地理，新地理学自此兴起。譬如，昨天提到的魏源就写有一本《海国图志》。总之，海外地理的研究日盛。近来，一个叫邹代钧的人曾前往海外。他主张以西法研究地理学。新地理学虽然逐步取得一定发展，但仍然远不够发达。
六、塞外史学和地理
之前说过，钱大昕在清代的历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自钱大昕以来，塞外史学、西北地理学发展十分迅速。所谓塞外史学、西北地理学，就是对蒙古等地的研究。钱大昕读《元史》后，认为《元史》是二十二史中最粗劣的史书，于是心生重编元史之念，开始研究元史。钱大昕发现了一本用蒙古语写的记述成吉思汗和窝阔台汗两代事迹的《元朝秘史》，便据此研究元史，并最终写成百卷《元史稿》。《元史稿》如今是否保存完好，这点尚不可知。总之，钱大昕此举对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元史也被称为蒙古历史。蒙古历史的研究和蒙古地理的研究相得益彰，共同将清代史学推向了高峰。
除钱大昕之外，也有人出于政治方面的实际需求研究西北地区。譬如祁韵士所著《皇朝藩部要略》。《皇朝藩部要略》记述了清朝建立以来蒙古藩部诸事，是一部难得的佳作。遗憾的是，《皇朝藩部要略》的草稿还未完成，祁韵士就离世了。后来，经其同乡张穆之手，《皇朝藩部要略》才得以完稿成书。张穆也对蒙古之事兴趣颇浓。他本想写一部关于蒙古历史地理的书，却也在即将完稿时与世长辞。后来，何秋涛继承张穆的遗志，完成此书。何秋涛的《朔方备乘》是皇帝御赐的书名。只是今天的《朔方备乘》大部分经人改动，已不足为信。《朔方备乘》原名为《北徼汇编》，是一部论述中俄边境问题、涉及西北地理的著述。
上述这些人的研究使蒙古之事渐为人知，也让中国的西北地理学取得长足发展。无论是张穆还是何秋涛，都十分钦佩钱大昕的学问。他们继钱大昕之后，对记述成吉思汗事迹的《皇元圣武亲征录》做了进一步的研究。而后又有洪钧出使西方，根据西方材料研究元史，写下了《元史译文证补》。此外，辞世已十年有余的文廷式与今仍健在的沈曾植虽然没有留下著述，却也潜心研究元史。沈曾植手中存有一本未完成的《元史译文证补》草稿。近来，屠寄写了一本《蒙兀儿史记》，柯劭忞写了一本《新元史》。
与此同时，松筠开始实地考察蒙古、新疆、西藏等西北地区，并根据这些考察结果开展研究。松筠是蒙古人，曾屡次被任命为西北地区的大官。他对历史很感兴趣，相关著述也很丰富，对徐松等人影响颇深。徐松为官时，由于一些过错，曾被流放到伊犁。流放期间，徐松通过对当地的实地考察，做出很多研究成果。在此期间，魏源等人也已出现。魏源等人主张将国内研究与海外研究综合并举。总之，清代的历史地理学成为清代史学当中成就斐然、相对突出的一部分，这一点是需要重视的。
七、郦学
接下来我们看郦学。《水经注》是一部中国古代记述河道情况的名著。清代研究《水经注》始于全祖望。戴震和赵一清等人后来也研究了《水经注》，他们的门下弟子纷纷指责他人抄袭，掀起一场诸如赵一清剽窃戴震学说或者戴震剽窃赵一清学说之类的争论。总之，《水经注》的研究因戴震和赵一清等人进展巨大。后来，董祐诚、陈澧等人也从事相关研究。最近去世的杨守敬可谓此前研究《水经注》的集大成者，虽然他的书稿尚未出版，但他的研究已然大成。
八、古代地方志
除研究地理以外，清代还研究古代地方志。毕沅所著《关中胜迹图志》是关于古都的研究。李兆洛的《李氏五种》为查考古代地名的现今所在地构建了一套方法。六严[76]是李兆洛的门下弟子。杨守敬承六严余绪，集以往地方志研究之大成。
九、古史
清代也有人专治古代历史，譬如康熙年间的马骕。马骕因精研上古三代历史，被称为“马三代”。后来，满洲人李锴继承了马骕的研究。李锴原籍朝鲜，是曾经征伐日本的名将李如松的后人，撰有《尚史》。除了马骕、李锴，研究古代历史的还有林春溥、陈逢衡、崔述、程恩泽等人。
十、掌故
除上述研究以外，清代还有掌故之学。不过掌故学并非清代独有的学问。所谓掌故学，就是研究官府典例故实之学。明朝时期，基于坊间传闻编写的历史在市面上十分流行，大有混淆真实历史之势。清朝几乎没有野史，代之而起的是更确实的掌故学。掌故学这种关于官府故实的学问，不像野史一般基于未经考证的传闻而作，所引皆为确切可考的材料。这也是清代史学思想比明代更进步的一个体现。掌故学方面的著名学者已在“纲目”中列出，其中盛昱、文廷式虽然没有留下著作，却都十分精通典例故实之学。
十一、经济
经济学算是历史学的附属学问。中国通常把经济学归入历史学中，作为政策论研究。我们先看“纲目”中列在最开始的包世臣的《安吴四种》。包世臣在《安吴四种》中就治理黄河提出了非常独到的见解，还就中国利用运河调运粮食一事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可以说，包世臣复兴了顾炎武以来久已湮灭的经世实学。此外，魏源助贺长龄编撰《皇朝经世文编》。《皇朝经世文编》分门别类地辑录了大量文献资料，是一本了解清代经世政策的必备之书。我们从《皇朝经世文编》中也获益颇多。龚自珍、俞正燮等人也有部分著述论及经济学。蓝鼎元撰有关于台湾的著作。陶澍著书论述对中国影响重大的盐务。那时的苗人和台湾生蕃很相似，严如煜于是研究苗防之事，为防苗御苗出谋划策。冯桂芬可谓中国最早呼吁改革的先驱人物。他在著作《校邠庐抗议》中就中国的诸多问题提出了很多见解深刻的经世之策，对中国今天的经世思想影响重大。近来康有为等人的改革思想都出自他的主张。总之，冯桂芬是个值得关注的人物。张之洞等人近年来也写了许多著述，阐述经世致用的思想。
以上就是清朝史学的大致情况，其中有自古就有的学问，也有新发展起来的学问。新发展起来的学问有旧史的考证和西北历史地理等。古代地方志的学问中也有一些新内容。掌故学虽然以前也有，但在清朝时期格外兴盛。
十二、史法
关于历史整体的研究，还需注意史法之学。史法研究始于唐初刘知几的《史通》。《史通》是一部关于历史编纂方法的名著。南宋时期，郑樵编著《通志》，留下许多精辟的史论。到清朝时，方苞等人开始讨论文章的作法，主张修史应当效法韩退之的记事之文——需要写的地方如何写，不需要写的地方如何省略——这些都要讲求义法，否则就会文不成文，史不成史。之前说过，章学诚写有一部《文史通义》。《文史通义》使《通志》以后中断的史学理论研究得到复兴，是一部非常有名的史学理论著述，备受中国人推重。近来，张尔田效仿《文史通义》写下《史微》。虽然《史微》无法与《文史通义》相提并论，但这说明《文史通义》尽管不至经久不衰，却也会偶尔被人念及得到复兴。张尔田所著《史微》即使放在今天也颇有与众不同之处，因此特列于此。清代史学的发展情况大体如此。
文学
一、古文
下边我们说说清代的文章。“纲目”中最开始列着“古文”，后面还列有“骈体文”。要想了解中国文章的变迁，就必须了解这里的古文和骈体文。“古文”一词在中国不只一个意思。文章中的古文与经学中的古文就大不相同。这里的古文是指文章中的古文。在经学中，古文与今文相对。古文指上古文字，也就是篆书以前的、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今文指隶书以后的文字。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分别指以古文写的经书之学和以今文写的经书之学。在文章中，古文与时文相对。日本如今说起中国的时文，一般都指中国的诏敕、书信或者奏章。不知这种说法是如何讹传来的，因为诏敕、书信或者奏章在中国并不叫时文。中国的时文是指文官考试中所采用的八股文。八股文从四书五经中取题，要求作文多用对偶，分成八个段落来写。不会这种文体就无法通过科举考试。古文与八股文相对，是唐宋八大家以来广为流传的一种文体。入清以后，除时文以外，人们开始格外关注骈体文。这是清代特有的现象，后边还会讲到。我们先从古文说起。
（一）古文草创期
因袭明朝，清朝在初期时多习唐宋八大家之文。唐宋八大家中，金、元以来苏东坡一家之文尤其盛行。清人创作纷纷效仿唐宋韩退之、苏东坡之文，一时蔚然成风。“纲目”所列的清初三大家中，魏禧和侯方域就属此派。而汪琬作起文来苛求文法，中规中矩，与魏禧、侯方域的风格大不相同。总之，效仿韩退之、苏东坡等唐宋古文是当时的文坛主流。
后来，情况有所改变。人们不再一味拘守古文笔法，开始强调学问才是文章之本。譬如，黄宗羲和顾炎武从不刻意追求文采，却自然而然地写得一手好文章。清代后来不少考订古学、文采蜚然的人为文大都效法黄宗羲和顾炎武。因此，可以说黄宗羲和顾炎武奠定了清代特色的文风。朱彝尊和姜宸英等人的文章游走于黄宗羲、顾炎武以及从前的古文派之间，已经极具清代特色。朱彝尊和姜宸英等人的文章笔法和从前效仿韩退之、苏东坡的一派大不相同，强调为文要以学问作为根底。
到清朝中期时，袁枚等人出现了。袁枚天纵奇才，既作得了古文，也写得了骈体文，可谓来去自如。我们稍后再讲骈体文。袁枚虽才华横溢，文风自由，但为人轻佻放纵，颇受世人非议。总之，袁枚等人开创了有清一代的文风。但这时的清朝文章初露头角，还未分出很多流派。
（二）古文极盛期
古文草创期以后，清代文章才开始分门立派。作古文的有古文派；写骈体文的有骈体文派。我们先说说骈体文。骈体文俗称四六文，因为追求文章美感，多以四字、六字相间成句得名。由于文章全篇多用对偶句，所以又称四六文为骈体文。而古文则是奇句单行，尽量不用对偶。四六文或为四字句，或为六字句，句中字数多为偶数；而古文当中，句子字数多不成偶。清代兴起古文之时，已有人开始作骈体文。“纲目”中“骈体文”项下的“旧派骈体文家”就是那时的骈体文家。也就是说，古文家和骈体文家几乎同时出现，只是由于经学的影响，才有了不同的发展。当时，治经之人都很反对宋学。而朱子学派的文章大多取法唐宋八大家——尤其是曾南丰的文章。因而朱子学者十分推重古文。汉学家们对朱子学不满，以至于对曾南丰等唐宋八大家之文也心生厌恶，处处攻击古文，批判作古文之人根本不懂文为何意。中国古代之“文”只指骈体文——这个极端论断是阮元提出来的。阮元指出，“古人所谓的文笔是两个相对概念。有文采者谓之文；没有文采、只为表意论事则谓之笔。唐宋八大家的文章是笔不是文，真正的文章只有骈体文”。因此，汉学家为文大部分都用骈体。方东树猛烈抨击了此种言论，并积极地为唐宋八大家辩护。总之，古文反对派站出来的同时，古文家们也形成了一个派别，那就是“桐城派”。
苏东坡
桐城派古文的渊源，可以追溯至明代归有光。归有光反对荻生徂徕十分崇尚的明代李王七子[77]之文，尊奉唐宋八大家尤其是曾南丰之文为文章典范。入清以后，方苞继承归有光的余绪。随后，刘大櫆上承方苞，下启姚鼐。姚鼐因在学术上与汉学分歧严重而抽身汉学，转向古文研究，标举古文旗帜，引来许多当地学子拜入门下。由于此地名叫桐城，故得名桐城派古文。总之，桐城派十分推崇唐宋八大家之文，尤其喜欢师法曾南丰的文章。有些反汉学倾向、独树一帜的桐城派兴起过程中，喜作骈体文的汉学派曾极力贬低古文，其中以阮元最甚，方东树等人挺身应战。后来，桐城派古文分出一支流派——阳湖派古文。阳湖派古文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恽敬、张惠言、董士锡、李兆洛等。阳湖派是古文派中逐渐向骈体靠拢的一支流派，虽与桐城派同宗，但又有所不同。
与此同时，“崇佛家的古文”一派——这是我自己取的名字——出现了。也就是说，佛教居士当中，也有人习作古文。譬如，“纲目”中列出的罗有高、汪缙、彭绍升等人都研究佛学文章。他们的文章虽然佛教思想平平，文笔却令人佩服。总之，这些人研读佛教典籍，以佛教文章自成一派，虽然流传不是很广，却对后来龚自珍等人的文章产生了极大影响。
姚鼐
再下边的“选体”是骈体四六文中的一种。后来，治古文的人作文时也不时采用选体。包世臣认为，如果通篇都是古文，未免太杂乱无章，索然无味；要想把文章写得韵味十足，光彩照人，大可取法选体。清朝时期，很多治古文的人虽然从古文起步，却慢慢向选体即骈体文靠拢。这种发展路径是清朝特有的现象，在明代少之又少。
以上就是乾隆至道光年间古文的一些发展情况。后来，曾国藩登上了历史舞台。曾国藩不仅是位颇负盛名的政治家，还是有清一代的文章大家。曾国藩的文章最早师承姚鼐的桐城派。在博览群书的过程当中，曾国藩渐感取法曾南丰的桐城派古文有气度狭小之弊，决心广泛涉猎，博采众长。于是，他一改桐城派奉唐宋八大家为圭臬的做法，广泛涉猎经史诸子，最终成了有清一代的古文大家。曾国藩虽师承姚鼐，却融会贯通，自成一派。张裕钊以及最近去世的吴汝纶都是曾国藩的门下弟子，也都是古文名家。此外，薛福成以及曾经出使日本的黎庶昌也是文章大家。这些人取法曾国藩，文风规模宏大，与桐城派迥然不同。曾国藩的友人左宗棠也是千古文章名家。郑珍也是名闻天下的文章大家。这时的古文可谓迎来了它的极盛时期。古文源起桐城派，它不断发展、壮大的这段时期统称为清代古文的全盛期。
二、骈体文以及骈散不分家
接下来我们看骈体文。骈体文在清朝可以分为前期和后期。前期骈体文作家被称为旧派骈体文家。明代也有人写骈体文，只是他们一味追求对偶，导致文章多成俳谐之文。清朝的骈体文作家大多兼治经学，认为文章无需处处强求对偶，而应追求根柢深厚、刚健有力。他们身体力行，强调骈体文创作要效法《文选》，追求庄重典雅，不能戏谑轻佻。古文与骈体文同步发展，并逐步向对方靠拢。之前我们说过，桐城派古文虽然完全取法唐宋八大家，但后来的阳湖派古文已经多少跳出原有范围。再后来，主张为文兼收古文、骈体文两体之长的人愈发打破藩篱；治古文之人也开始创作与骈体文相近的文章。曾国藩一派中的吴汝纶等人尤其如此。吴汝纶虽然最初主张为文应效仿唐宋八大家，但后来开始取法《史记》《汉书》作文。《史记》《汉书》中有很多既非古文也非骈体文的文字。吴汝纶受《史记》《汉书》影响，文章渐向骈体靠拢。骈体文也由起初的俳谐之文转向内涵深重的选体文。如此，骈体文与古文逐渐向彼此靠拢，最终出现骈散不分家的局面。
骈散不分家出现在清朝选体文发展的鼎盛时期。汪中等人创作的骈体文从不刻意精工对偶，渊深厚重，文才艳丽，颇具《文选》风采。汪中等人因此成为清朝人公认的有清一代文章大家。但如果让方东树来评说，必是一番贬低之辞。后来，承汪中余绪的有汪士铎以及现仍健在的王闿运等人。王闿运今已八十多岁，居于湖南，是个生来就写得了文章的天才。他所作的文章骈散交融，不落窠臼。此外，谭献等人也工于文章，且主张骈散合一。谭献认为，好文章就应该不拘骈散，穿行其中来去自如。汉魏文章亦是如此，文才艳丽而不失趣味，辞藻绚丽而不浅薄轻佻，是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谭献的门下弟子袁昶也主张骈散合一。袁昶因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时向西太后慈禧进谏而被杀。骈散不分家是清朝兴起的最后一种文体。纵览清朝各个时期，最具清朝特色的文章，便是这种骈散不分、合二为一的文体。这些虽是文章之事，却也与经学大有关联，这一点是需要注意的。
到了近代，梁启超等人来到日本，看到日本的报纸文章以后，被这种自由自在表达见解的报章文体吸引。文体改革始于来自广东的驻日参赞官黄遵宪，勃兴于康有为时期。到梁启超时，中国的文章竟像是从日文翻译过去的。康有为的文章虽骈散不拘，但不如梁启超的那么新派。梁启超的文章与日本的报章文体已经十分接近，因其实用性强在中国非常流行。不过，是否只是流行一时就不得而知了。文章之事我们先说到这里。
三、诗
接下来我们说诗。清朝的诗歌发展可以追溯至明朝时期。纲目中的李梦阳、何景明工古文辞，诗文遣词造句都摹仿古人。诗歌复古的主张始于此。隆庆年间，王世贞等人主张为文应当效仿经书古籍、诸子百家，写得庄严肃穆。王世贞还提出，诗歌方面应标举盛唐。唐朝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李太白、杜子美等人就是盛唐时期的诗人。何景明则倾向于取法更早的初唐诗歌。总之，这些人的诗歌多为拟古仿古之作。复古思潮在文坛盛极一时的同时，反对仿古的声音出现了。譬如，钟惺、谭元春、袁宏道猛烈地批判了复古思潮。他们提出，诗歌是个人性情的真实流露，创作本该随心所欲，率性而为。这种诗论虽也流行了一段时间，但在中国毕竟属于极端，最终未能广为流传。明朝末期，陈子龙等人虽然也像此前李梦阳、何景明一样提倡诗歌复古，却不再一味受其拘束。明代令人眼花缭乱的诗文论争终因陈子龙复归于正。
梁启超
（一）清初大家
清初的诗坛大家有钱谦益、吴伟业等人。他们虽已另立门户，却都深受陈子龙的影响。钱吴二人可谓清代诗歌的开山之祖。顾炎武的诗歌虽然学问根底深厚，水平极高，对后世也并非没有影响，但却不至广为流传。总之，开有清一代诗风的是钱谦益和吴伟业二人。后来，钱谦益的名字渐渐被人遗忘，或者准确地说，是被人抹去的。钱谦益本为明臣，降清以后再次位居高官。虽然位居高官，他却诋毁清朝，屡屡作诗暗示自己并非心甘情愿向清朝夷狄之族臣服，只是明已灭亡，仕清实乃无奈之举。钱谦益此举引得乾隆帝大怒，并将其诗集尽数禁毁。久而久之，钱谦益之名也就被世人遗忘了。多年后，大名鼎鼎的王渔洋继承钱谦益、吴伟业遗风，成为奠基有清一代诗风的大家。此外，龚鼎孳与钱谦益、吴伟业并称江左三大家。再下面的吴兆骞是个诗歌天才。他曾因获罪被流放至满洲，因此他的诗作多与满洲有关。感情充沛的南方诗人来到寒冷荒凉的北方之地，这种经历使吴兆骞的诗别有一番风味。总之，清代诗风的奠基人是钱谦益和吴伟业。
钱谦益
吴伟业
（二）康熙雍正年间的大家名家
再下来的王渔洋也堪称“清诗之祖”。王渔洋的诗风被世人称为“神韵派”或“格调派”。他的诗歌多沿用古代文字，从不随意遣造，读来余韵不绝，备受推崇。有人曾评价王渔洋的诗歌“如华严楼阁，弹指即现”。此话出自《华严经》，原意是弹指之间《华严经》中极乐世界的宫殿楼阁便会现于空中，这里则形容王诗之神韵。总之，王渔洋的诗歌标举神韵，独具一格。但王诗也有一大弊病，那就是用典堆砌。用典虽能显示诗人的学识，但用得过多便有无法自如驾驭，才力薄弱之嫌。施闰章曾批判道，“王渔洋作诗有如施展魔法，一个弹指，便有楼阁现于空中；而自己作诗则好比筑屋，从打地基、立柱子到盖房顶，一砖一瓦，皆由平地起”。总之，人们对王渔洋的诗歌褒贬兼有。王渔洋虽然不似李梦阳、何景明那般拘守盛唐诗风，却也极为推崇唐诗。几乎同一时期或稍晚些时，诗坛还有一位名为查慎行之人。查慎行不喜盛唐艰涩的诗风，而取法白乐天、苏东坡作诗，如此便奠定了他自然流畅的诗歌基调。朱彝尊也是这个时期的诗坛大家。朱彝尊早期作品晦涩严肃，后来则以学问入诗，变得随性自由。以上王渔洋、朱彝尊、查慎行三人均为康熙雍正年间的诗坛大家。
此后，诗坛名家辈出。王渔洋虽被推举为一代诗宗，但也渐渐遭人反对。王渔洋有个亲戚名为赵执信。赵执信曾向王渔洋请教古诗，但王渔洋没有教他。赵执信于是靠着自己摸索作诗，处处贬低攻击王渔洋。这时的诗坛已有柴绍炳、毛先舒等人，号称“西泠十子”。西泠十子在杭州创登楼社，组织诗会活动。广东一带的诗坛名家则有屈大均、梁佩兰等人。以上就是康熙雍正年间诗坛的一些大家名家。
（三）乾隆嘉庆年间的名家
乾隆嘉庆年间的诗歌继承了康熙雍正年间奠定的基本风格。继承王渔洋一派的是大名鼎鼎的沈德潜。沈德潜是个长寿之人，深得乾隆帝宠爱。王渔洋诗派备受沈德潜尊崇，后由王昶传衍其宗派，是为王渔洋之正脉。只是当时诗坛的整体风尚已渐从王渔洋转向别的流派。譬如，颇负盛名的袁枚就曾极力反对王渔洋的诗歌。王渔洋作诗谨遵古法，注重神韵，中规中矩；袁枚作诗却更自由自在，随心所欲。袁枚所代表的就是与格调派针锋相对的“性灵派”。性灵派主张只有直抒胸臆才可谓之为诗，反对泥古不化，墨守陈规。乾嘉三大家就是此处所列的袁枚以及蒋士铨、赵翼。蒋士铨为人认真严谨；袁枚和赵翼却比较极端，其中又数赵翼最极端。赵翼认为，诗歌只要是率性而为，俳谐之作亦无妨。历代大家当中，赵翼最推崇查慎行，也多取法于查慎行。赵翼虽然没有公然反对王渔洋之说，但却尊奉查慎行为诗坛之正统。总之，袁枚旗帜鲜明地反对王渔洋；赵翼则取法查慎行，暗中反对王渔洋。清朝中期，诗坛本就对王渔洋之诗颇为反感，加之这些主张，更成一时风气。
在此前后出现的诗人都列在了“纲目”当中，其中也有不属于袁枚一派的。乾隆至嘉庆年间，随着时间的推移，诗歌不再像乾嘉三大家那么遒劲有力，而是变得清雅婉丽。“纲目”中张问陶、杨芳灿及其之后的诗人都以清雅婉丽的诗风著称。有趣的是，在中国人看来，凡作诗必是心中有所感慨；诗歌贵在吐露内心、真情流露；单纯追求婉丽和技巧并非诗之正道。因此，道光咸丰以后，诗风又发生了变化。
（四）道光咸丰以后的名家
道光咸丰以后，世道动荡不安。诗人受到了极大的刺激。他们发现，那个可以悠然自得吟唱和平之音的年代已经远去。道光咸丰以来的诗人当中，龚自珍狂傲不羁，作诗从来不拘一格。与此同时，魏源、欧阳绍洛、毛贵铭等一众湖南诗人出现了。这些湖南诗人追求生涩瘦硬的诗风。曾国藩也同属此派。这些人的诗文主张颇为个性，一般被称为“江西诗派”。他们提出，作诗应当先学宋代苏东坡、黄山谷，再至唐代李义山、杜子美。即便没有天分之人，也能照此学会作诗。只要肯下功夫钻研学问，加以勤学苦练，就能学会苏黄之诗，尤其黄山谷之诗。之后便可进一步师法李义山之诗。李义山之诗委婉含蓄、不直不露。再上一层便是杜子美了。不过，大多数人在黄山谷左右便停滞不前了。因为要想达到杜子美的诗歌境界绝非易事，也确实鲜有人能做到。总之，江西诗派主张照此顺序学作古诗。这是道光咸丰以后的情形。再早些时期，诗坛受查慎行等人的影响，力戒乾隆嘉庆年间性灵派的纤佻轻薄之风，提倡以学问入诗。可道光咸丰以后，世事变迁令人们唏嘘感慨。刚健有力、沉重悲壮的诗风渐成主流，直到近日仍是如此。
此后列出的诗人大部分也同属江西诗派。其中，张之洞等人格外推崇江西诗风。“纲目”中写有“乾嘉以后诸家多由苏黄入玉溪生，以窥工部”，其中的玉溪生是指李义山，工部则指杜子美。江西诗派盛行之际，诗风一度发生转变，趋向以学问入诗。如同文章从唐宋八大家表情达意之文转为以学问为根底的骈体文一样，诗歌也渐渐转向以学问入诗，趋于《文选》风格。“近时作家往往宗选体”就是此意。其中，王闿运在效仿选体诗歌方面极具天赋，几乎可以达到乱真的地步。较之王闿运，谭献等人的诗歌风格更隽秀柔美。这些都是近来诗坛上很有影响力的人物。中国凡作诗之人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以上就是清朝最后的诗风。清朝的诗歌和文章最终都归向了选体。
四、旗人文学
下面我们稍微讲讲旗人文学。由于清政府鼓励皇亲国戚读书治学，满清旗人中也出现了大量的诗人学者。嘉庆年间，铁保所编《熙朝雅颂集》就收录了蒙古旗人常安的诗文。常安在作诗为文方面天赋异禀。此外，盛昱还收集旗人文章，编成了《八旗文经》。《八旗文经》中虽有他人代笔之作，但也有旗人自己的创作。满洲人与蒙古人很不一样。精通中国文学的蒙古人甚少，但也不至于完全没有。譬如，西域蒙古人的子孙后代也有能文善诗之人。不过在金、元时期，像满洲旗人这般竞相学习中国文学、热衷编撰诗词文集的情形是不曾出现过的。相比之下，满人被汉化的成效格外显著。诗文大体就讲到这里。
五、词曲传奇小说
最后我们再稍微讲讲“词”。我们所说的诗在唐前都是可以唱的。唐朝初期，诗都可以和着乐器的伴奏来唱。唐朝中期以后，诗渐不入乐，代之而出的就是词。日本有一种名为“端歌”的小曲，除原曲以外，还可以再配新词，谓之为“替歌”。譬如，《春雨》有《春雨》的曲调，《黑发》有《黑发》的曲调，都可以重新填词。中国的词与日本的小曲很像。词中也有各种曲调，譬如《百字令》就是一种曲调。词人可以根据曲调进行填词。宋代以来，外族入主统治中国期间，词得到了很大发展。对满洲人、蒙古人来说，一点底子也没有的情况下去学中国文学实非易事。而词相对接近口语，平日又总吟唱，时常入耳。这种别具妙趣的事物与外来的民族文化更加契合。在徐乾学的帮助下编纂《通志堂经解》的纳兰性德就是一位天赋异禀的词人。乾隆帝热心于各种学问，对词学的发展也颇费心血。康熙时期，很多优秀的词学著作已经面世。到了乾隆帝时，他则特命研究古词曲的名家黄文旸审校古代词曲。
至于“曲”，其实就是以词入乐，并辅以人的动作的戏曲的原型。清朝有很多名曲，譬如清初的《桃花扇》。清朝还有一位戏曲天才，名叫李笠翁。因诗名被称为乾嘉三大家的蒋士铨也是戏曲大家，作有《九种曲》。戏曲作家辈出，使戏曲在清朝得到大发展。虽然元明时期戏曲也很兴盛，但研究戏曲却始于清朝。孔艺亭曾奉乾隆帝之命研究戏曲。
此外，“传奇小说”在清代也有所发展，其中名气最大的首推《红楼梦》。《红楼梦》是一部西方人读过也都叹为观止的作品，已经被翻译成外文。这些小说中虽然也有一些近于淫猥低俗之作，但像《品花宝鉴》这种能够反映清朝民族性的作品，是很有研究价值的。此外，中国人喜爱怪诞故事。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都是志怪小说。大名鼎鼎的汉学家纪昀虽曾奉命编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却不屑再著新作，只在闲暇之余写下了志怪小说《阅微草堂笔记》。袁枚也著有志怪小说《新齐谐》。这些都是从通俗文学方面研究中国民族性的重要材料，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如今，围绕清朝文学代表作《红楼梦》的研究已经展开。
关于清朝的史学、文学，我大体就讲到这里。由于时间关系，大部分讲得比较粗略。今天就到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