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专在哲学的云雾中去找哲学中绝的原因！ （二）“中国古代哲学中绝的第一个真原因就是庄子的《齐物论” （三）中国古代哲学中绝的第二个真原因便是荀子韩非一派的狭义的功用主义 （四）“中国古代哲学灭亡的第三个真原因就是荀子韩非李斯一系的专制的一尊主义” （五）“哲学灭亡的第四个原因……乃在方士的迷信” （六）春秋战国时代四大系的思潮 （七）用“胡子头发一把梳”的办法治哲学史 （八）“第一个真原因”竟是一个假原因！ （九）“第二个真原因”又是一个假原因！ （一○）难道是“古学党”的宣传部长？ （一一）“第三个真原因”又是一个假原因！ (一二)“第四个真原因”又是一个假原因！（一三）介绍并批评梁启超所补充的古代哲学中绝的“两个更大的原因” （一四）不通的标题 （一五）四系哲学的中道灭亡或继续发展的分析观。

第十九，胡博士这部《哲学史大纲》不独是每篇错误百出，并且几乎每章都是如此，不独起首一章（指二篇第一章）错得顶厉害，并且末尾一章也是如此。其实起首一章的错误还算情有可原，因为他至少尚知道从所谓“时势”中去找哲学结胎的原因；到了末尾一章他简直把这种手续免去，专在哲学的云雾中去找哲学中绝的原因，因此弄出来的错误，便令人无从原谅了！可是我们暂且先听一听他的伟论罢。据他说，“中国古代哲学的中道断绝……约有四种真原因”：

（一）怀疑主义的名学。“中国古代的哲学莫盛于‘别墨’时代……不料这支学派发达得不多年，便受一次根本上的打击。这种根本上的打击就是庄子一派的怀疑主义。……有了这种态度，便可把那种信仰知识的精神一齐都打消了。再加上老子传下来的‘使民无知无欲’的学说和庄子同时的慎到田骈一派的‘莫之是，莫之非’的学说，自然更容易养成一种对于知识学问的消极态度。因此庄子以后，中国的名学简直毫无进步。名学便是哲学的方法。方法不进步，哲学科学自然不会有进步了。所以我说中国古代哲学中绝的第一个真原因，就是庄子的《齐物论》。”

（二）狭义的功用主义。“庄子的怀疑主义出世之后，哲学界又生出两种反动：一是功用主义，一是一尊主义。”荀子的“功用主义一方面是要挽救怀疑哲学的消极态度，一方面竟是攻击当时的科学家与哲学家”，因为他把“充虚之相施易”，“坚白异同之分隔”，看做“无益于理”。“这种主义到韩非时，更激烈了，更偏狭了。”他简直“把‘功用’两字解作富国强兵，立刻见效的功用。因此，一切‘坚白无厚之辞’，同一切‘上智之论，微妙之言，’都是没有的用。……这种短见的功用主义乃是科学与哲学思想发达的最大阻力。”哲学界有了它，“学术思想自然不会有进步，正用不着焚书坑儒的摧残手段了。所以我说中国古代哲学中绝的第二个真原因，便是荀子韩非一派的狭义的功用主义。”

（三）专制的一尊主义。怀疑派的人持一种智识上的悲观主义，以为“计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时，不若其未生之时。以其至小，求穷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乱而不能自得也。”（《庄子·秋水篇》）荀子欲救其弊，乃说：“‘故学也者，固学止之也。’这九个字便是古学灭亡的死刑宣言书！学问无止境，如今说学问的目的在于寻一个止境：从此以后，还有学术思想发展的希望吗？荀子接着说：‘恶乎止之？曰，至诸至足。曷为至足？曰，圣王也。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极矣。故学者以圣王为师,案以圣王之制为法。’这便是我所说的‘专制的一尊主义’。在荀子的心里，这不过是挽救怀疑态度的一个方法，不料这种主张便是科学的封门政策，便是哲学的自杀政策。荀子的正名主义全是这种专制手段。后来他的弟子韩非，李斯和他的‘私淑弟子’董仲舒都是实行这种师训的人。《韩非子·问辩篇》说：‘明主之国，令者言最贵者也；法者事最适者也。言无二贵，法不两适。故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这就是李斯后来所实行‘别黑白而定一尊’的政策。哲学的发达全靠‘异端’群起，百川竞流。一到了‘别黑白而定一尊’的时候，一家专制，罢黜百家；名为‘尊’这一家，其实这一家少了四围的敌手与批评家，就如同刀子少了磨刀石，不久就要锈了，不久就要钝了。故我说中国古代哲学灭亡的第三个真原因就是荀子，韩非，李斯一系的专制的一尊主义。”

（四）方士派的迷信。中国古代通行的宗教迷信至春秋战国时又因几种原因而“增添一些势焰。一是墨家的明鬼尊天主义。二是儒家的丧礼祭礼。三是战国时代发生仙人迷信。四是战国时代发生的阴阳五行之说。五是战国时代发生的炼仙药求长生之说。——这五种迷信渐渐混合，遂造成一种方士的宗教。”当时的君主如齐威王，宣王，燕昭王，秦始皇都迷信这种宗教。尤其是秦始皇极力加以提倡，“到处设祠，封泰山，禅梁父，信用燕齐海上的方士，使徐市带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使卢生去寻仙人羡门子高，使韩终，侯生等求不死之药，召集天下‘方术士’无数，‘候星气者多至三百人。’这十几年的热闹遂使老子到韩非三百年哲学科学的中国，一变竟成一个方士的中国了。古代的哲学，消极一方面，受了怀疑主义的打击，受了狭义功用主义的摧残，又受了一尊主义的压制；积极一方面，又受了这十几年最时髦的方士宗教的同化；古代哲学从此遂真死了！所以我说，哲学灭亡的第四个真原因，不在焚书，不在坑儒，乃在方士的迷信。”

以上从胡博士古代哲学灭亡的四个真原因的撮要，原文共有十大页，此处所引不过四分之一，因此，我们的批评不能完全以此为限。现在分条讨论如下：

一，我们在上面的批评中已经指出春秋战国时代的思潮共分四大系，这不是胡博士所说的道，儒，墨，法四家，而是：

代表贵族和封建地主阶级的老庄系，

代表士和新兴地主阶级的儒法系，

代表农工阶级的墨子系，

代表无产阶级的许行系。

这四大系既各有各的阶级背景，也各有各的主义和学说，虽因同时并存，可以互相影响，而各系的游离分子甚至于将此等学说混合起来，然其主要潮流各有分别，是不能并且也没有混在一起的。所以各系中人始终是互相非难，各不相下，如墨子的攻击儒家，孟子的排斥杨墨，进攻许行陈仲，荀子的批评老庄墨子，庄子的非笑儒墨，老子的抨击儒墨法三家，都是其中彰明较著，信而有证的。我们如果要研究中国古代哲学灭亡的真原因，应当按照各系的情形，加以个别的分析，才能得到真相。不意胡博士虽著了一大本《哲学史》，对于此等思想系统及其背景始终不懂，以致应用我们乡间所谓“胡子头发一把梳”的办法，将它们混在一起来讨论。他说，科学的“别墨”一派正在发达之中，竟受了庄子一篇《齐物论》的“根本打击”，试问这是什么话？坚苦卓绝的墨者，自信力是何等坚强，做成“中国古代第一奇书”（《墨辩》六篇）的墨者，知识是何等优越，因反动派的庄子做了一篇《齐物论》，就“受一次根本上的打击”，只有实验主义者才做得出这种结论！

胡博士自言从赫胥黎学到一个“拿证据来！”平日也喜欢用证据，现在要问他这种说法有没有证据？有的，就是“和庄子同时的慎到，田骈一派的‘莫之是，莫之非’的学说”。可是我们在第八项中已经说过，慎到虽时常证引墨子的话，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墨者，这种证据是没有用处的。还有一层，胡博士在《哲学史》的第八篇指出墨学的灭亡，“第一是由于儒家的反对”，“第二由于墨家学说之遭政客猜忌”，“第三由于墨家后进的‘诡辩’太微妙了”，并没有涉及庄子的怀疑主义；现在竟将自己前次所举的原因，一齐抹杀，另来一个庄子的《齐物论》，可见他著书多系东拉西扯，临时凑成的。

墨家一系哲学中绝的原因，既不在区区一篇《齐物论》，儒法系更不用说，因为胡博士自己明明承认荀子，韩非的“狭义的功用主义”和“专制的一尊主义是怀疑主义的反响，“都带有救正怀疑主义的意味”。至于许行一系的实行家当然不会受这种无聊的空谈的影响。于是还只剩着道家一系或有受影响的可能，但仍旧没有证据。不，依照胡博士的说法，《庄子》一书在两千年前即已发见和达尔文一样的“物种由来”说（即所谓“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此说如果是庄子本人倡的，可见他的怀疑主义并不能影响他自己，如果是后人倡的，可见他的怀疑主义也不能影响他本系的同志。自我们看来，《庄子》一书中既没有达尔文一样的学说，而《齐物论》在思想上也没有表现什么影响。胡博士如不以这句话为然，即请以慎到为例。这个人是他所认为完全接受怀疑主义的，宜乎“以‘不谴是非’为高尚”，不肯“研究真理的科学与哲学”了，但他在第十二篇曾告诉我们说：

“慎子的‘法治主义’便比儒家进一层了。……慎子最明‘法’的功用，故上文首先报出‘法’的客观性。这种客观的标准，如钧石权衡，因为是‘无知之物’，故最正确，最公道，最可靠。”

倡“莫之是莫之非”学说的慎子居然能创造一种“比儒家进一层”的“法治主义”，并指出“最正确，最公道，最可靠”的法的“客观的标准”，可见《齐物论》自《齐物论》，科学进步自科学进步了。至于认“庄子以后，中国的名学简直毫无进步”，为受了《齐物论》的影响，更是一种无稽之谈，值不得我们一驳。由此看来，所谓“中国古代哲学中绝的第一个真原因”竟是一个假原因了！

二，胡博士把荀子，韩非等“狭义的功用主义”和“专制的一尊主义”看做庄子怀疑主义的反响，其立论的浅谬，和他认庄子的名学是“别墨”一派名学的反响，而墨学的中绝又是受了《齐物论》的影响那样的议论，没有两样。在他自己以为是在做“明变”的工作，系他所举的哲学史三大目的之一，万不可少的，但自我们看来，这是一种“拉扯”的工夫，只能形成一种似是而非的议论，不独没有用处，而且贻误后学。各系的学者既各有其阶级的背景，则一种学说的出现必然是按照本阶级的需要而来的，决不像公子哥儿闹意气一样，你有这一样，我就要弄出那一样来和你比一比长短，见个高下。荀子倡这两种主义正是新兴地主阶级急于要升为统治阶级所不可缺少的工具，后来李斯利用师说获得成功，就是一个明证。此等学说的出现和庄子的怀疑主义没有因果的关系，有了怀疑主义，它们固然要出现，即没有它，也要出现。（不过有了它，对于他们多少要发生一点影响。）试看荀子是何等喜欢臧否人物，他对于老子，申子，它嚣，魏牟，陈仲，史鱿，墨翟，宋钘，慎到，田骈，惠施，邓析，子思，孟子，一律加以批评，尤其是对于他所不赞成的学说，必定长篇阔论地驳个痛快，如用《性恶篇》驳孟子的性善论，在《富国篇》和《乐论篇》中驳墨子的节用与非乐论，在《正名篇》中驳“杀盗非杀人也”诸说，在《正论篇》中驳宋子的学说是。他对于庄子的批评怎样呢？只有“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的话。他的两种主义如果真是为庄子的怀疑主义而发，拭问岂有不来一大篇驳论么？他的默不作声就是胡博士的推论不过一种曲说的反证。

“狭义的功用主义”既是儒法系为着本阶级的利益，应时势的要求而发，（其实胡博士自己也承认此说，所以说：“这种极端的‘功用主义’，在当时韩非对于垂亡的韩国固是有为而发的议论。”）其他各系因立场不同，自不致一致接受，这是很显明的道理，不意胡博士不肯细心考察这种实在的情形，偏偏好发空议论，说“哲学界有了一种短见的功用主义，学术思想自然不会有进步。”他既没有提出证据，怎能断定各系一致奉这“短见的功用主义”为准绳，而不再去求科学与哲学思想的发达呢？所以他说的“中国古代哲学中绝的第二个真原因”又是一个假原因！

三，儒法系“狭义的功用主义”既不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绝的真原因，它的“专制的一尊主义”自然也事同一律，用不着多说。不过我们在此处应当指出唯心论的经验主义者是怎样夸大荀子“故学也者固学止之也”这九个字的作用。他似为这“便是古学灭亡的死刑宣言书”！(我看到这句话，疑心他秘密组织了一个什么“古学党”，并担任了宣传部长的职务，不然，他便没有这样信口开河的必要。区区九个字就可以宣告全部古学的死刑，这比庄子的一篇《齐物论》有效得多了！伟矣哉，文字的力量！可怕呀，“死刑宣言书”！

好了，我们不要停在此处开顽笑，应当正正经经说几句。胡博士对于荀子的话实在犯了穿凿的毛病。“学问无止境”的大道理，荀子是懂得的，所以他在这九个字的上面预先说明：“凡〔可〕以知，人之性也。可知，物之理也。以可以知之性，求可知之理，而无所疑（定也）止之，则没世穷年不能遍也。”同时他在这九个字的下面又明白解释“止之”两字是要“以圣王为师”，“以圣王之制为法”。如把上下的文字连贯起来看，那就是说，知识原无止境，所以没世穷年不能探遍，但应当有个标准，有个范围，才不致博而寡要，劳而无功，于是便不能不以尽伦尽制的圣王为师，而以其制为法。胡博士不知注意上下的文意，竟断章取义，把这九个字曲解作“学问的目的在于寻一个止境”，于是大惊小怪地指它为“古学灭亡的死刑宣言书”，这种手法彷佛江湖术士的耍把戏！

“以圣王为师”，“以圣王之制为法”，这是“专制的一尊主义”，不错；“这种主张便是科学的封门政策，便是哲学的自杀政策”，也不错。不过墨子也曾说过：

“凡国之万民，上同乎天子而不敢下比。天子之所是，必亦是之；天子之所非，必亦非之。”（《尚同》中）

胡博士既说“墨子是一个教主”，便应当承认他这种说法不仅限于政治方面，并包括教育在内。他的话和荀子的话虽不完全相同，然其为“专制的一尊主义”则一，胡博士在讲墨子的“尚同”时，也征引过意义相同的句子，何以不斥为“专制的一尊主义”，何以不斥为“科学的封门政策”，“哲学的自杀政策”呢？恐怕是因当时墨学正在勃兴之际，用不着这种材料罢！

还有一层，所谓“科学的封门政策“，和”哲学的自杀政策”，是要一般科学家与哲学家接受这种“专制的一尊主义”，才会呈出如此现象。现在根据我们在上面所说的理由，儒法系以外的三系决不会接受这种主义（就是主张“上同乎天子”的墨家也不会听命，因为它明明要“选择贤能圣智辩慧者立以为天子”，在此举未能实现时，它还是要反对“专制的一尊主义”）；其实儒法系又何尝奉行过这种主义？当胡博士拿笔草这一段文字时，他的下意识中恐怕也有同样的感觉，所以于“科学的封门政策”和“哲学的自杀收策”之后，马上变更论点，把韩非的说法与李斯的实行这种说法的事实叙述出来，想借此淆惑读者的心思。殊不知李斯“实行‘别黑白而定一尊’的政策”，对于科学哲学界仅系一种外来的暴力，与焚书坑儒同其性质（胡博士也说“这两件事……都不是古代哲学消灭的真原因”），至多不过是科学的被封门，哲学的被杀，绝不能与“科学的封门政策”，和”哲学的自杀政策”混为一谈。况且李斯的政策并没有贯彻出来，其效力当远在焚书坑儒之下。所以胡博士所说的“中国古代哲学灭亡的第三个真原因”，又是一个假原因了！

四，卡尔说得对：“宗教是被压者的太息声，是一个无情世界的心情，是种种惨淡无光的状况的精神。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宗教是人民虚幻的幸福”。当春秋战国时代，战争频仍，被压迫阶级的痛苦，都有增无减，宗教的迷信也与时俱进，这原是不足奇怪的。可是宗教迷信的增加与科学哲学的发达，并非绝不兼容的，它们可以同时并进，春秋战国之际就是一个显例。因为不独各阶极的人知识思想各不相同，即一个阶级的人也有程度上的差异，一部分人尽管沉溺于宗教的迷信中，愈陷愈深，但另一部分人（指这个阶级一部分开明的领导者）可以跑上知识的道路。日趋光明，尤其是在一种学说已有根基的时候，这种可能性更大。试看前几年我国所谓同善社，悟善社遍布全国，上自武入官僚，下至绅士老百姓，都趋之若鹜，不独没有因此影响国内科学哲学的发展，并且这些学科也与之惧进，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所以胡博士指秦始皇时方士十几年的热闹为中国古代哲学中绝的原因，殊不合理。他应当知道方士的热闹是一种外部的势力，恰和焚书坑儒一样，假史四大系的学说没有内部崩溃或停滞的原因，这种热闹对于它们不会发生影响，即发生影响，也是极其有限的。胡博士说：“秦始皇所坑杀的四百六十余人，乃是一班望星气，求仙药的方士。这种方士多坑杀了几百个，于当时的哲学只该有益处，不该有害处。”他以为方士的坑杀对于“当时的哲学只该有益处”，而在实际上并无益处，那么，他所谓方士的害处，也就未见得真是害处罢！至于说这十几年最时髦的方士宗教同化了古代哲学因而灭亡了古代哲学，又是一种杜撰的话，我们用不着驳斥，叫他先实行赫胥黎的教训，“拿证据来”！然后要求答复。总而言之，他的中国古代“哲学灭亡的第四个真原因”仍旧是一个假原因。

大家看了以上的驳论，就可以知道唯心派的实验主义者，美国道地的哲学博士，和自命为中国治哲学史的开山人做出这十大页的古代哲学中绝的结论，可含有半点真理？！好一个实验主义者，好一个哲学博士，好一个中国哲学史的开山人！第一个批评这部哲学史的梁启超虽本于唯心论的见地，承认这“四种真原因”，但他还觉得不够，不替胡博士补充“两个更大的原因”：

“第一，凡当民族混化社会剧变时代，思想界当然像万流竞涌，怒湍奔驰；到这种局势完全经过了，社会状况由川湍变成大湖泊，当然是水波不兴，一拭如镜。战国和秦汉的嬗变，正是如此；思想界发扬蹈厉了几百年，有点疲倦了，自然移到休息时代。

第二，中国人本是太平原民族，因他的环境和遗传，久已养成一种爱中庸厌极端的性质；春秋战国间，因社会剧变，发生特种刺激，才演出这个例外。像孔子这派的中庸态度本来是最适于这个民族的心理；他本身又有很丰富的资料，尽够人受用，所以特种刺激过去之后，自然是唯他独尊了。”

梁大玄学家看见胡大博士完全用唯心论解释古代哲学的中绝问题不大巧妙，于是极力靠近唯物论，冀得一种满意的解决。不意他的脑子里满装着民族的意识，兑把生产力和生产方法发展的问题抛开，拿住“民族混化”做主干，对于思想界打一个譬喻，归结到“有点疲倦”，“移入休息时代”。（一“休息”就是两千年，好“疲倦”啊！）这种用“当然”起，“自然”止的论断法再巧妙也没有了，只是空空洞洞，未尝告诉我们一点实在和具体的东西！

梁氏于民族问题之外又加上一个地理问题，以为“大平原民族”“久已养成一种爱中庸厌极端的性质”，可是这种性质于“久已养成”之后，偏因“特种刺激”，来一个春秋战国五百年的长时期的“例外”，实在有点奇怪。这“特种刺激”是什么，未蒙明示，实在有些神秘。按着是孔二先生的遗产丰富，尽够我们这个民族受用，我们于感潋之余，便馨香祷祝，尊之为“大成至圣”！

请大家仔细看一看，梁氏替胡博士所补充的“两个更大的原因”到底告诉了我们一些什么？无非是几句空话，一套玄谈！我们所要急切知道的，是中国古代哲学灭亡的实在的原因，而他所说的是一个文学家的美丽的比喻。他谈到“休息”，难道灭亡仅止于“休息”？他又谈到“独尊”，难道“独尊”可以衬灭亡？可怜，唯心的哲学家，可怜，玄学的批评家！

胡博士的“四种真原因”和梁启超的“两个更大的原因”对于“古代哲学之中绝”的问题既完全说得不中肯，实在的原因究竟在那里呢！我们以为此事还不能这样直截了当地解决，当从标题谈起。胡博士“古代哲学之中绝”这一章的标题完全不通，如依照这个题目去做文章，即做一万年，也做不通！因为中国古代哲学只有一部分中绝了，另一部分是转变了，并没有全体中绝。所谓“怀疑主义的名学”，“狭义的功用主义”，“专制的一尊主义”，甚至于“方士派的迷信”明明也是一种哲学，怎好笼统地说古代哲学中绝了或灭亡了？此话如何说得过去？所以我们对于这个问题应当分别来看。

当秦始皇统一江山之际，可以说就是周代封建生产方法正式告终和前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完全占得势力的时代，当秦汉递嬗之际，可以说就是士和新兴地主阶级正式开始掌握政权，和小有产的农工阶级以及无产阶级完全失败的时代；前者的标记是秦废封建为郡县，而后者的标记是揭竿斩木起而亡秦的农工和无产者终于崩溃，而泗上亭长所领导的文士武士的集团获得最后的胜利。这种事前的趋势和事后的结果反映到哲学上，便表现下列的形势：

一，代表贵族和封建地主阶级的老庄系因贵族的颠覆和本阶级的灭亡已成事实，完全无可挽回，失望之余，走入怀疑主义一途，作为最后的微弱的太息声，并暴露这一系再也没有气力前进了。

二，代表小有产的农工阶级的墨子系因本阶级受尽残酷战争的毁灭，和横征暴敛的诛求，一部分死于战争，另一部分残存的受新兴地主阶级和政府的剥削压迫，生活日趋困苦，阶级的力量愈益薄弱，遂流入诡辩成销沉一途，度其无聊的岁月，暴露它得不到本阶级生力军的救援，再也兴奋不起来了；及秦末农工们暴动失败，这一系在哲学上战斗的能力也同归于尽了。

三，代表无产阶级的许行系因本阶级的力量原来异常薄弱（也许还没有完全组成一个阶级），除为战事所牺牲外，又备受比农工阶级还要厉害的剥削与压迫，更无以自全，更无力为之后援。加以这一系的学说十分幼稚，本来站不住脚，更容易趋于消灭一途，所以它不独比前两系灭亡更早，甚至于连自己的学说都无法保存了。

四，代表士和新兴地主阶级的儒法系因本阶级的势力飞黄腾达，日趋强大（战争对于这个阶级是害少利多，因为由战争所获的土地多归诸战士，使之成为地主，而重农的结果又足以增加地主的利益），在哲学上遂表现一种急功好利，切于实用的倾向，和一种勇往直前，豪迈无比的气概，于是“狭义的功用主义”和“专制的一尊主义”应运而生；及至汉初遂成为儒法系独霸“天下”的局面。所以单就这一系的哲学讲，不独没有”中绝”或“灭亡”，并且还继续发展，获得最后的胜利，深入实际的政治生活中，而两千年来在政治上总是开儒家的医方，行法家的手术，这两家能够狼狈相依，正因它们的哲学有互相辅助之处。

以上所说的仅为四大系哲学中道灭亡或继续发展的内部的和主要的原因，此外还有好些外部的和次要的原因，如秦始皇的焚书减少甚至于断绝了学说传播的机会（此事对于古代垂绝的各系哲学当然有极大的影响，胡博士毫不加以重视，未免可怪），当权者对于各系学说的仇视或提倡，得势一系对于失势各系的攻击等等，都有助于各系哲学的消灭或发扬。不过没有内部的原因，则外部的原因不能发生很大的作用，至多也只能是暂时的。如焚书一举对于四大系是同样不利的，而受打击的程度则各不相同，就是一例。

总而言之，我们如就古代残存的少数材料中，细心加以研究和分析，即不难找出古代各系哲学或兴或废的真实原因。不意号称博学多闻，能思能虑的胡博士，应用他那“历史的方法”和“实验的方法”，对于这一切的一切，竟毫无所得，迫得乞灵于“怀疑主义的名学”，和“方士派的迷信”，作为古代哲学中绝的两个真原因；尤其荒谬的是，将正在开始深入政治生活中并继续向前发展的儒法系哲学也列在“中绝”，或”灭亡”之内，而以“狭义的功用主义”和“专制的一尊主义”为另外的两个真原因——以这样错误百出的推论结束这部错误百出的哲学史，可以说得上是“横锁一湖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