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游词的成就不能和他的诗并称，这和辛弃疾的诗不能和他的词的成就并称一样。前人评论陆游词的，明代杨慎说它“纤丽处似淮海，雄慨处似东坡”。毛晋添一句说：“超爽处似稼轩。”（毛刊《放翁词》跋）都还只是泛泛比较。清代刘熙载说它“乏超然之致，天然之韵，是以人得测其所至”（《艺概》二），似乎过贬。冯煦说：“剑南屏除纤艳，独往独来，其逋峭沉郁之概，求之有宋诸家，无可方比。”（《宋六十家词选·例言》）又近于过誉。《四库提要》说陆游欲驿骑东坡、淮海之间，“故奄有其胜，而皆不能造其极”，则是较中肯之论。本文拟就陆游词各方面试作探讨，谈谈它的独到处。先从“诗余”一辞谈起。

词名“诗余”，起于南宋。后来有些词家不满意这个名称，说：“古诗之于乐府，近体之于词，分镳并骋，非有先后。谓诗降为词，以词为诗之余，殆非通论矣。”（清代汪森作《词综·序》）这话就文学发展史来说，原有其相当正确的理由；但是就某些词家对词这种文学的态度来说，这个名称也反映了他们创作的实际情况。南宋初年胡寅题向子的《酒边词》说：

词曲者，古乐府之末造也……名之曰“曲”，以其曲尽人情耳。方之曲艺，犹不逮焉，其去《曲礼》则益远矣。然文章豪放之士鲜不寄意于此者，随亦自扫其迹，曰谑浪游戏而已。……

以“谑浪游戏”而“自扫其迹”，确是当时一般词人否定这种文学创作的自歉心理。由于词起于民间小调，由于它所配的音乐是“花间”、“酒边”的“宴乐”，加之柳永、曹组诸人之作，多用娼妓口吻写狎媟情事，在某些文人看来，这是有损于正统文学的尊严的，所以当时文人写这种文学的大都带些歉疚情绪。就今所知，南宋人词集以“诗余”自名的，有林淳的《定斋诗余》、廖行之的《省斋诗余》等等（见《直斋书录解题》）。这里面有的是自谦，有的是自歉。

但是，以“余”为名，不一定都是贬辞。韩愈说：“余事作诗人。”以“余事”为诗，必其人有他的事业学问在诗之外，这只有大作家像屈原、杜甫辈足以当之。陆游《示子遹》诗云：“子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陆游一生，匡复志事，到老不衰，可谓不愧其言。说陆游之诗是他一生匡复志事之余事，那么，他的词又该是他的诗的余事。以“诗余”称他的词，岂不是名符其实？这对作者来说，原是褒辞而并不是贬辞。

但是就陆游平生议论看来，他原是瞧不起词这种文学的。他的文集里有几篇关于词的文字，一篇是自题《长短句序》：

雅正之乐微，乃有郑、卫之音。郑、卫虽变，然琴瑟笙磬犹在也。及变而为燕之筑、秦之缶、胡部之琵琶、箜篌，则又郑、卫之变矣。风、雅、颂之后为骚、为赋、为曲、为引、为行、为谣、为歌，千余年后乃有倚声制辞起于唐之季世，则其变愈薄，可胜叹哉！予少时汩于世俗，颇有所为，晚而悔之；然渔歌菱唱，犹不能止。今绝笔已数年，念旧作终不可揜，因书其首，以识吾过。淳熙己酉炊熟日，放翁自序。（《渭南文集》十四）

这里他明显地说出他菲薄这种文学的看法，认为它在传统诗歌里是“其变愈薄”的东西。“晚而悔之”、“犹不能止”二语，也说出自己创作的矛盾心理。另两篇都是跋《花间集》的：

《花间集》皆唐末五代时人作，方斯时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士大夫乃流宕如此，可叹也哉！或者亦出于无聊故耶？笠泽翁书。（《渭南文集》三十）

说“士大夫乃流宕如此”、“或者亦出于无聊”，可以看出他对唐末五代词的态度。第二篇说：

唐自大中后，诗家日趣浅薄，其间杰出者亦不复有前辈闳妙浑厚之作，久而自厌；然梏于俗尚，不能拔出。会有倚声作词者，本欲酒间易晓，颇摆落故态，适与六朝跌宕意气差近，此集所载是也。故历唐季五代，诗愈卑而倚声者辄简古可爱。盖天宝以后诗人，常恨文不迨；大中以后，诗衰而倚声作。使诸人以其所长格力施于所短，则后世孰得而议？笔墨驰骋则一，能此不能彼，未易以理推也。开禧元年十二月乙卯，务观东篱书。（同上）

这里一方面惋惜五代词人枉抛心力，一方面又叹佩他们的才力有不可及处。这是有贬有褒之辞。另有《跋后山居士长短句》一篇说：

唐末诗益卑，而乐府词高古工妙，庶几汉魏。陈无己诗妙天下，以其余作辞（应作“词”），宜其工矣，顾乃不然，殆未易晓也。绍熙二年正月二十四日雪中试朱元亨笔，因书。（《渭南文集》二十八）

开头三句，拿汉魏乐府比唐末词，却是全面肯定语了。还有一篇《跋东坡七夕词后》说：

昔人作七夕诗，率不免有珠栊绮疏惜别之意；惟东坡此篇，居然是星汉上语，歌之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学诗者当以是求之。庆元元年元日，笠泽陆某书。（《渭南文集》二十八）

说“歌之曲终”，必是指词而非诗。案，苏轼《东坡乐府》中《鹊桥仙·七夕送陈令举》下片：“客槎曾犯，银河波浪，尚带天风海雨。相逢一醉是前缘，风雨散、飘然何处！”所谓“居然是星汉上语”，知此跋“天风海雨”云云，确是评此词。说“学诗者当以是求之”，那么，他似乎把词抬高到在诗之上了。总观这五篇题跋，他对词忽褒忽贬，似乎并无定见。五篇里有四篇是明记作年的，《长短句序》淳熙己酉（一一八九）最早，《跋后山长短句》绍熙二年（一一九一）次之，《跋东坡七夕词》庆元元年（一一九五）又次之，《跋〈花间集〉》的第二篇开禧元年（一二〇五）最后。可见他对词的看法是逐渐由否定而趋向肯定。《跋〈花间集〉》的第二篇，大抵可以作为他最后定论。但是在这一篇文字里，他一面说五代“倚声者辄简古可爱”，一面又怪他们不能“以其所长格力（词）施于所短（诗）”，他意识里似乎仍是重诗轻词的，由他看来，词究竟不可能有和诗并列的地位。

以这种见解来创作，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许多“轻心掉之”的率作。《放翁词》里就有好些这类作品：有的内容空虚，有的言辞拙僿，有的声情不相称。如《破阵子》，看调名该是激扬蹈厉的，而他作“仕至千钟良易”、“看破空花尘世”两首，却全是消沉颓废语。

但是，这些在他的全集里究竟是“瑕不掩瑜”的东西。他以一位大诗家而作这种在他看来是“余事”的小品，在这些率作之外，也有决非一般作家所能及的好作品。苏轼论学所谓“厚积而薄发”，“流于既溢之余，而发于持满之末”（《稼说·送张琥》），这可以拿来评赞大作家的小品，陆游的词也正如此。

庄子说过几个故事，《达生》篇里的痀偻者承蜩：“吾处身也，若橛株拘；吾执臂也，若槁木之枝。虽天地之大，万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侧，不以万物易蜩之翼，何为而不得！”《养生主》里的庖丁解牛：“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这原是专精独诣的境界。还有《徐无鬼》篇写郢人斫鼻：“匠石运斤成风，听而斫之，尽垩而鼻不伤，郢人立不失容。”以巨匠良工而作业外余技，又何尝不有其至美至乐之境！读陆游的许多好词，可作此体会。

陆游的诗，由江西派入而不由江西派出，精能圆熟，不为佶屈槎枒之态，他的词也同此风格。如《鹊桥仙·夜闻杜鹃》：

茅檐人静，蓬窗灯暗，春晚连江风雨。林莺巢燕总无声，但月夜常啼杜宇。 催成清泪，惊残孤梦，又拣深枝飞去。故山犹自不堪听，况半世飘然羁旅！

如《蝶恋花》：

水漾萍根风卷絮。倩笑娇颦，忍记逢迎处。只有梦魂能再遇，堪嗟梦不由人做。 梦若由人何处去？短帽轻衫，夜夜眉州路。不怕银缸深绣户，只愁风断青衣渡。

如《鹧鸪天》：

杖屦寻春苦未迟，洛城樱笋正当时。三千界外归初到，五百年前事总知。 吹玉笛，渡清伊，相逢休问姓名谁。小车处士深衣叟，曾是天津共赋诗。

如《鹊桥仙》：

华灯纵博，雕鞍驰射，谁记当年豪举。酒徒一半取封侯，独去作江边渔父。 轻舟八尺，低篷三扇，占断洲烟雨。镜湖元自属闲人，又何必官家赐与！

这些作品，有的深远饶层次，有的轻倩流利，宛转相生，而都字字句句“到口即消”，毫无艰难拮据之感。

以这种笔调写这些抒情小品，声情相称，是陆游词特色之一。陆游词中也还有好些表达其爱国思想，抒写一生不忘匡复志事的名篇。这类词出于他手，也仍然是举重若轻，神完气定。如《蝶恋花》：

桐叶晨飘蛩夜语。旅思秋光，黯黯长安路。忽记横戈盘马处，散关清渭应如故。 江海轻舟今已具一。卷兵书，叹息无人付。早信此生终不遇，当年悔草长杨赋。

如《谢池春》：

壮岁从戎，曾是气吞残虏。阵云高、狼烟夜举。朱颜青鬓，拥雕戈西戍。笑儒冠自来多误。 功名梦断，却泛扁舟吴楚。漫悲歌、伤怀吊古。烟波无际，望秦关何处？叹流年又成虚度！

《诉衷情》：

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

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洲！

前调：

青衫初入九重城，结友尽豪英。蜡封夜半传檄，驰骑谕幽并。

时易失，志难成，鬓丝生。平章风月，弹压江山，别是功名！

这几首都是寄寓乾道八年（一一七二）在汉中王炎幕府图谋恢复不成的慨叹。汉中军幕的一段生活，影响他一生的思想和创作。直到晚年，他还是不能去怀。他用多种手法在词里表达这种怀念心情。前举四首是正面写，也有以梦境写的，如《夜游宫·记梦寄师伯浑》：

雪晓清笳乱起，梦游处、不知何地。铁骑无声望似水。想关河，雁门西，青海际。 睡觉寒灯里，漏声断、月斜窗纸。自许封侯在万里。有谁知，鬓虽残，心未死！

他诗集里也有不少“纪梦”的篇章，这些“纪梦”其实就是“述怀”。也有寄托为闺情宫怨之辞，如《清商怨》：

江头日暮痛饮，乍雪晴犹凛。山驿凄凉，灯昏人独寝。 鸳机新寄断锦，叹往事、不堪重省。梦破南楼，绿云堆一枕。

这首词题“葭萌驿作”。葭萌驿在四川昭化县之南，是他离开南郑（汉中）回成都之作。他这次从南郑回成都是带家眷同行的，可知这首词下片所谓“鸳机断锦”云云，实是假托闺情写他自己的政治心情的，因为那时王炎南郑幕府解散，朝廷已经全盘打消恢复大计了。另一首《夜游宫·宫词》可证。《夜游宫》以女性口吻自诉哀怨：

独夜寒侵翠被，奈幽梦、不成还起。欲写新愁泪溅纸。忆承恩，叹余生，今至此。 蔌蔌灯花坠，问此际、报人何事？咫尺长门过万里。恨君心，似危栏，难久倚！

结句九字，是暗指宋孝宗抗战主张动摇不定。当乾道五年三月，王炎除四川宣抚使，出发入川时，孝宗面谕布置北伐工作，似乎热情很高；但是到了乾道八年九月，整个国策起了变化，王炎被调京为枢密使，次年正月，又罢枢密使提举临安府洞霄宫。陆游这首词自悼壮志不酬，也是慨叹王炎的君臣遇合不终。乾道九年（一一七三），他在嘉州作《长门怨》诗云：“早知获谴速，悔不承恩迟。”又作《长信宫词》云：“忆年十七兮初入未央，获倚步辇兮恭承宠光。地寒祚薄兮自贻不祥，谗言乘之兮罪衅日彰……”（《剑南诗稿》四），都和这首词同其寓意。

陆游这些词，比之两宋诸大家：姿态横生，层见间出，不及苏轼；磊块幽折，沉郁凄怆，不及贺铸；纵横驰骤，大声镗鞳，也不及辛弃疾。但是他写这种寤寐不忘中原的大感慨，不必号呼叫嚣为剑拔弩张之态，称心而言，自然深至动人，在诸家之外，却自有其特色。

固然，他的词有朴僿质直、声情不称的，有游宴赠妓、写闲适和艳情的，也有萧飒衰颓、道人隐士气息很浓重的。这些都是他的缺点。对于他的游宴赠妓一类词，无足深论。这里应当特别提出的，是他那一种表达消极出世思想的作品：如《好事近》的“风露九霄寒”、“华表又千年”、“挥手别人间”诸首，以及《隔浦莲近拍》的“骑鲸云路倒景”等等，都是离群绝俗的出世思想，是陆游词的糟粕。宋代统治者从真宗以来，利用释道麻痹人民，大量度民为僧尼。到了徽宗，并且自称为“教主道君皇帝”。当陆游出生之前百多年来，这种宗教思想已形成为一种传统力量，给士大夫以巨大的影响。加之陆游一家世代笃好道教：他的高祖轸，自说受古仙人施肩吾炼丹辟谷法，著《修心鉴》一书。祖佃、父宰都多方外之交。陆家藏书，道书一类就有二千卷。他的老师曾幾曾经作一首《陆务观读道书名其斋曰玉笈》诗鼓励他钻研道书。陆游就在这种社会家庭交游影响之下，滋长他对神仙的迷信。

但是，这只是陆游词的一面。除了上述这部分消极出世的作品之外，他也拿它来写十分沉痛的大感慨的。如《鹧鸪天》：

家住苍烟落照间，丝毫尘事不相关。斟残玉瀣行穿竹，卷罢黄庭卧看山。 贪啸傲，任衰残，不妨随处一开颜。元知造物心肠别，老却英雄似等闲！

这首词上面七句都是消沉语，末了两句才点醒全篇作意，原是写“报国欲死无战场”的愤慨的，上文各句都是反面映衬，我们原不应轻率地抹杀它。但是，若拿他的诗来作比，如《忆征西幕府旧事》绝句：“大散关头北望秦，自期谈笑扫胡尘。收身死向农桑社，何止明明两世人。”《太息》一首：“书生忠义向谁论，骨朽犹应此念存。砥柱河流仙掌日，死前恨不见中原。”《南山行》：“会看金鼓从天下，却用关中作本根。”《金错刀行》：“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这类句子从来不曾出现于他的词集里。他在词里表达这种爱国思想的，只有“元知造物心肠别，老却英雄似等闲”（《鹧鸪天》），和“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洲”（《诉衷情》）一类的喟叹。《秋波媚·七月十六日晚登高兴亭望长安南山》一首，算是他写南郑军中生活心情的仅见词篇：

秋到边城角声哀，烽火照高台。悲歌击筑，凭高酹酒，此兴悠哉！ 多情谁似南山月，特地暮云开。灞桥烟柳，曲江池馆，应待人来。

也并无激昂发奋的气概。大抵他认为词更适宜于写低摧幽怨的感情，发扬蹈厉的只能入诗而不宜于入词。这可见他对词和诗这两种文学的看法，即使在同写这类国家民族大感慨时，也仍有其轻重轩轾之分。这种看法无疑会局限他的词的思想内容。

但是这种缺点，两宋词家也多不免，最明显的例证是李清照，我们不必以此苛求陆游。我对陆游词总的看法是：他是以作诗的余事来作词的，论创作态度，他原不及他的朋友辛弃疾那样倾以全副精力。但是他以这种“余事”的文学写闲情幽怨之外，有时也拿它来写十分正经、十分沉重的心情。在他几首不朽的忧国词篇里，他并没有矜气作色，而只是用寻常謦咳的声息，道出他“一饭不忘、没齿不二”的匡复心事，益见其真情挚意，沉痛动人，这可以说是陆游词突出的风格。

他所以有这样成就，大抵有两种因素：一由于词体本身的发展。从五代、北宋以来，经过百余年的演进，词坛上出现过范仲淹、苏轼以及张元幹诸作家，在这种文学里，或多或少反映了他们各时代的社会现实、民族矛盾，到了辛弃疾，更达到这类作品的高峰，这许多作家的精神和作品自然会影响陆游的词。另一因素是陆游诗的思想内容和工力。关于他作诗的工力，赵翼《瓯北诗话》卷六有论陆诗重锻炼一段说：“或者以其平易近人，疑其少炼。抑知所谓炼者，不在乎奇险诘曲，惊人耳目；而在乎言简意深，一语胜人千百，此真炼也。放翁工夫精到，出语自然老洁，他人数言不能了者，只在一二语了之；此其炼在句前，不在句下，观者并不见其炼之迹，乃真炼之至矣。……”词体短小，不得着长言冗语，陆诗这种锻炼工力对他的词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这就炼辞一面说。古代文论家尤重炼气，方东树却就此对陆诗提出指摘：“放翁独得坡公豪隽之一体耳，其作意处，尤多客气；如《醉后草书歌》、《梦招降诸城》、《大雪歌》等，开后来俗士虚浮一派，不可不辨。”（评姚范《援鹑堂笔记》四十）说他“多客气”，虽是过辞，但是“开后来俗士虚浮一派”，也确是陆诗的流弊。虽然这是学者之过，不能归咎于陆游。刘克庄推陆游诗“力量足以驱使，才思足以发越，气魄足以陵暴”（《后村诗话》）。姚范也说：“放翁兴会飙举，词气踔厉，使人读之，发扬矜奋，起痿兴痹矣。然苍黯蕴蓄之风盖微，所谓无意为文而意已独至者，尚有待欤？”（《援鹑堂笔记》四十）这可说是公允之论。但是当陆游以他作诗的工力来作“诗余”时，便自在游行，有“运斤成风”之势。这犹之大书家倾其一生精力临摹金石篆隶，偶然画几笔写意花草，却更见精力充沛。艺术的境界，有时原不能专以力取，却于“余事”中偶得之。陆游的词，可说确能到此境地。

刘熙载《艺概》卷二说：“东坡、放翁两家诗，皆有豪有旷。但放翁是有意要做诗人；东坡虽为诗，而有夷然不屑之意，所以尤高。”这几句苏、陆优劣论，是否正确，姑且不谈。陆游“有意做诗人”，何可非议？黄景仁吊杜甫墓云：“埋才当乱世，并力作诗人。”下句正写出杜甫的伟大。但是，若以“夷然不屑，所以尤高”八个字评陆游的词，我以为却很恰当。“夷然不屑”不是就内容说，而是说他不欲以词人自限，所以能高出于一般词人。陆游《文章》诗里有两句传诵的名句：

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

这十个字可以评赞一切大作家的小品。必先有工力深湛、规矩从心的“妙”手，才会有不假思索的“偶”得。这来自学力、才气的交相融会。两宋以来一切大作家如苏轼、辛弃疾诸人的“诗余”“语业”，大都如此，《放翁词》的许多名作，也复如此。

夏承焘

一九六三年三月初稿

一九八〇年八月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