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们班的校友录里，我得知了他的现状，在南京一家化工厂上班。相册里，他笑容满面，身边依着一个温柔的、已有孕的妻。这是整场青春记忆过后，我唯一的慰藉。
一
15岁时的我，有个习惯，一旦心里塞满委屈，便跑到离街道不远的那个废弃厂房，坐在锈迹斑斑的大机器上，将每个指头包括脚趾的指甲剪个遍。厂房有小半个操场那么大，里面堆满陈旧的机器，氧化后它们只能被称做废铁。废铁也有人要的，一斤八毛钱，在那个一碗刀削面一块五的年代，觊觎的男孩子有不少。
看守这里的伯伯逮住过几个，送到派出所，一说叫老师，人就瘫软。学生嘛，总归怕老师。
我除了怕老师，还怕那个家。50平方米的旧单元房，5个人住，二伯二伯母，堂哥堂妹，还有我。每天清晨起床，二伯母的声音永远那么尖细： “江海，你昨天帮我买盐找的零钱呢？什么？没有？那我告诉你，今天的早餐费也没有，你以为咱们家是金库，我和你爸养这么多人容易吗？”
“江溪，你头发还没梳完？你是相亲还是上学呀？什么？梳你堂姐的头发？你怎么好的不学，光学一些不三不四的。”
我永远是默默无声的那一个，努力将自己缩小，缩小，可这50平方米的房子，因为我的存在，显得更加狭窄。不是没有自己的家，父母厂子破产后，去深圳打工，我被寄养在二伯家。妈妈信里叮嘱我，人要知道里外。
外人就不该孩子们分糖你也抢，就不该吃完饭抬起屁股就走，更不该恰好你在家时家里丢东西。
算你倒霉！我坐在厂房的机器上，给剪好的指甲涂一层淡蓝色指甲油。那年，小地方的人只知道红色指甲油，妈妈从深圳寄过来一瓶蓝的，让我送给二伯母。
我没来得及送，抽屉里的钱就少了，二伯母将江海和江溪骂个半死，对我却是一个字也没有说。后来，抽屉换了锁，比以前更大更重的锁，硕大的钥匙挂在二伯母的裤腰带上。邻居见了常调侃，二伯母少不了一番诉苦：“你不知道，家里人多啊，人多嘴多，眼多手多哟……”
那次丢钱后，我就成了这个家臆想中的贼。晚饭后，大家都去串门，我忙着看借来的金庸小说。二伯母遛一圈回来，坐在沙发上不停往我这边瞟。我明白了，提着书包跑到巷口，坐在报刊亭外的小板凳上，继续有滋有味地看。看到黄蓉偷人家的馒头喂狗，然后戏弄饭馆掌柜，我不禁向往起来，偷窃的乐趣果真这么妙吗？
我从书里抬起头，报刊亭的大妈正在给小孙子擦鼻涕，小孙子哭天喊地地反抗着，旁边一个织毛衣的妇女看热闹。我又想起二伯母一家防我似贼，心里有个声音跳出来：我就当个贼给你们看看！鬼使神差，我顺手将一本杂志放在书包里，拎起包扭头就走，骨骼肌肉都要被心脏撞个血肉模糊，没走几步一头碰到电线杆上。大槐树下乘凉的妇女们，齐刷刷冲我大笑，这孩子，看书看得入迷了。
这世上有烟瘾、毒瘾、酒瘾，就有偷瘾。胆子大了，我的手逐渐伸得更远更长：学校门口小摊上的造型橡皮、帽子店带檐的少女帽、饰品店里的五彩耳坠。偷来的东西大部分都扔掉或者送人了，乐在其中的不过是偷的过程。
二
班里组织大家到邻市旅游，我回家给二伯母提了提，二伯母尖细的嗓门立马跳出来：“你又不是不知道，现在物价飞涨，你爸妈给的那点钱吃饭都不够，上个月给你买的那身衣服还是二伯母掏的钱呢！”我很乖巧地点点头，心里却明白，爸妈给的钱养活两个我都够了。委屈的时候，又想到那个废弃厂房，我的心生了锈，和那儿的废铁废块有什么不同！
脑子里灵光一现，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冬天的黄昏，来得特别早。我借口不舒服，向老师请了假，提前离开了学校。驾轻就熟地翻过厂房一人高的围墙。厂房的门用铁链锁着，但用力推，可以推出半人宽的缝，费一点劲就过去了。铁块很多，我随便捡了几块装进书包，又轻车熟路地钻出去。
路过厂房旁的小屋，里面的灯亮着，我忍不住侧耳听了听，没有任何动静。好奇心驱使，我踩在堆在窗户下的煤堆上，朝里面看，吃了一惊：那个伯伯靠着床坐在地上，眼睛紧闭，旁边的火炉上，热水壶“咝咝”作响，水壶下一缕缕灰烟不断往外冒。
“煤气中毒！”我下意识就要大喊，但张开嘴却什么也喊不出。我是谁，我来干什么，我为什么会发现这一切，这些问题砖一般砸在我脑袋上。我想象着那个场景：我被扭送到学校，老师和学生围在我周围唾骂，你是贼，你是贼；二伯母也来了，她冷笑着告诉大家：“我说的没错吧？她就是个贼。”然后，父母也来了，妈妈哭得伤心欲绝，爸爸冷冰冰地看着我。
寒风吹醒了我，眼前飘起了鹅毛大雪。我不敢再多想，背着书包朝家里狂奔。
那晚，我发烧了，昏昏沉沉的，书包被我死死地压在枕头下。还好，大家都顾不上我，二伯父给我喂了些药，一大早就上班去了。我挣扎起身，将书包里的铁块扔到巷口的大垃圾桶里。做完这一切，我才发现，世界已经被白色覆盖，那年冬天的第一场雪，从此深深落在我的记忆里，掩埋住一切。
直到很长时间后，我才知道，那个伯伯煤气中毒，第二天被人发现时，已经救不活了。从此以后，我的噩梦永远离不开那个厂房。这个噩梦榨干了我，蹂躏着我，将我压成一个恐慌怯弱的少女。
厂房旁的小屋搬进新看守员。有一次，我在学校门口看到他和一个男孩子在一起，听他说：“我在床下捡到一个水杯，可能是你爸以前留下的，你放学来取一下。”
我费了一番周折才打听到，男孩叫杜小鸣。我用很蹩脚的途径认识了他。我竭尽所能地对他好，女生流行编手链，我一口气编了三条送给他；他学习很紧张，常常在教室学习忘了吃饭，我主动把买来的饭菜送到他教室。
我企图用这种方式减轻心里上的折磨，却不知，年少的我在他心里注入的暖流已然变味。
三
初中毕业时，父母在深圳稳定下来，我被接到深圳读高中，一晃就是10年。15岁到25岁，我华丽蜕变，再也不是那个被任何人都能捏圆捏扁的少女了。
二伯父一家来深圳旅游，我们一家为他们接风洗尘，在人声鼎沸的海鲜店，堂妹说：“堂姐你记得咱家丢钱那次吗？其实是我拿的，我妈审问了我一天，我硬是扛住没说，英雄吧？”二伯母又嗔又骂：“你还英雄，我看你就是个大狗熊，一点小事都不敢承认。”
大家都笑了，我没笑。谁也不知道，那个你们眼里的小事如何将一个少女间接地变成刽子手。
我举起酒杯：“来，为10年后终于洗脱我当年的冤屈，干杯！”
一桌人面面相觑。我一仰而尽，然后独自走到酒楼的阳台。
夏日潮湿的热气扑面而来，我翻开手机，里面有一条保存了两年的短信：这辈子受伤最痛的有两次，一次，失去父亲面包，一次，失去你。谢谢你，曾在我最低落的时候照顾我。——杜小鸣。
那年去深圳前，我拒绝了杜小鸣的求爱。两年前，他辗转打听到我的手机号，然后，发了这条短信。我才明白，我的无知曾伤害了他两次。
在他们班的校友录里，我得知了他的现状，在南京一家化工厂上班。相册里，他笑容满面，身边依着一个温柔的、已有孕的妻。
这是整场青春记忆过后，我唯一的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