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另一间房取回6瓶吗啡。我把注射器灌满，准备把它接上——但琳推开我的手，直接拿走注射器。我就坐在她床边。随着吗啡进入血液，她逐渐失去知觉，但她能听见我的希望。我哭着说：我爱你，你爸爸也爱你……
判决的时刻到了。1小时45分钟的闭门会议后，陪审团将宣布他们是否认为我故意谋杀了我女儿琳。我抚摸着脖子上的盒式挂链，一连9天的审判我一直戴着它，那里面有琳的照片和她的几缕青丝。我知道琳一定不希望我经历这样的煎熬。在她离开人世前，她曾告诉我，她很担心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
“陪审团，针对对凯·吉尔德戴尔的指控，你们达成一致裁决了吗？”法庭传达员问。
“是的。”首席陪审员说。
“就凯·吉尔德戴尔企图谋杀自己女儿琳·吉尔德戴尔这项控告，你们是如何裁决的？”
我屏住了呼吸。
17年前一个普通秋日的下午，我接到琳的老师打来的电话，她问我是否能来接琳，她好像生病了。当我赶到学校时，14岁的琳面色惨白。“妈妈，很抱歉让你从公司赶来，但我感觉恶心，头晕得厉害。”
琳从此再也没能回到学校。短短几周，我们可爱的女儿就不再是我和丈夫理查德认识的那个活泼、阳光的小话匣子了。
除了严重和持续的喉咙痛、头痛、四肢痛、腺体肿胀和感染以外，琳几乎每天都会昏迷，有时，一次发作会持续几个小时。几周后，琳最终被诊断出慢性疲劳症（也叫做肌痛性脑脊髓炎，即myalgic encephalomyelitis，简称me）。me是不治之症，医生们也不确定病因。尽管有关的科学证据越来越多，但还有人怀疑这种病到底存不存在。然而，me却影响着25万英国人，其中有25％的人病情严重。
接下来的17年，琳不得不没完没了地去医院接受检查。她逐渐变得不能吞咽，只能通过鼻饲；她整天只能平躺，因为她坐起来会失去知觉；她的主要脏器和内分泌系统已失灵，尽管每天注射吗啡，她还是经常感到剧痛。但我坚强可贵的女儿始终没有放弃信念，她相信终有一天，她可以像一个正常的年轻姑娘那样生活。
2007年9月30日是琳30岁的生日。但她，却想放弃了。她示意想和我谈谈：“我不想再这样下去了。”她用力写着，“妈妈，我完了。你治不了我。我们得做点什么。”之前的几周，我时常发现她在哭——这不像她。琳极少沉浸在自怜中。但30岁这关对她很重要，她曾告诉我说，如果她到那个里程碑时还不好的话，她不想再继续下去。
但即使这样，琳又坚持了一年。2008年12月的一个夜晚，我从睡梦中惊醒。时间是凌晨1点45分，琳按了对讲机上的按钮。我跑去她的房间。“出什么事了？”困意让我有点不耐烦。她的眼睛里噙满了泪水，她抬起一支大注射器。我去睡觉前，刚给她在注射器里装了24小时用的吗啡。注射器连着一个泵，这个泵会慢慢将止疼剂推进她的大腿。但现在注射器空了！
我马上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她把整管药剂推入了血管！她哭着对我示意：“我坚持不住了，妈妈。”我紧紧握住她的手，眼泪夺眶而出：“为什么是现在？”“什么时候又是合适的呢？妈妈，我真的很抱歉。这管吗啡我全都打完了，但还不够。妈妈，请再给我加一管吧。”她恳求着。虽然我曾想象过终有一天琳将离我远去，但我从未想过会以这种方式。我想起过去这17年里，琳所忍受的种种煎熬：医生用巨大的针管扎她的脊柱，她的静脉萎陷，在医院里被传染上超级病菌。现在，她的肾和心脏都有问题，她有骨质疏松症、肝功能衰竭、肾上腺失灵、甲状腺不活跃……
“我理解你的感受。”我说，“但我不想让你走。你不能再等等，等待上帝的召唤？”我俩谈了很久，她一直恳请我结束她的生命。“你是唯一能帮我的人。妈妈，我求你了。”我终于接受这个事实，不能让女儿再这样下去。
我去另一间房取回6瓶吗啡。我把注射器灌满，准备把它接上——但琳推开我的手，直接拿走注射器。我就坐在她床边。随着吗啡进入血液，她逐渐失去知觉，但她能听见我的希望。我哭着说：“我爱你，你爸爸也爱你，所有人都爱你。我们能理解，我们不怪你，我们知道你承受了多少痛苦，你是如此勇敢、如此坚强。我亲爱的宝贝，你现在可以好好休息了。”
我就那样在琳身边坐着，抚摸她的头发。我没有挪动身体，不吃不喝。夜幕再次降临。2008年12月4日早上7点10分——等我醒来，已过去了29小时25分钟——我女儿停止了呼吸。
我不知道我和琳躺了多久。又一天过去了，我明白自己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我抑制住悲痛坐起来，设法集中精力，给琳的爸爸，我的前夫理查德发了一条短信：“请现在就来。”
理查德很快赶来。当他看见琳躺在那里脸色惨白、一动不动时，他几乎崩溃。他双膝跪地，用力抱紧她。“琳，我很抱歉。”他抽泣道。作为她的父母，我们面对me时无能为力。我们争取了那么多年，但还是没能挽回我们的女儿。
理查德终于平静下来，打电话给医生。医生走后不久，门铃又响了，两名警察站在门口……
我知道辅助自杀是犯法的，但我准备好向警察承认过去48小时发生的一切。
我不知道琳死后的最初几周我是怎么过来的。理查德和家人给了我莫大的支持，但我太想念琳了。我想念她的温暖、善良、幽默、淡淡的微笑和她的一切。
2009年4月16日，我被指控蓄意谋杀。“现在，无论发生什么都不重要。”我想，“最糟糕的已经发生，琳都走了。”检察官向我解释了参与协助自杀不被起诉的种种条件。如果受害人“患有晚期的病症，或不治的残疾或衰退的状况，自杀的意愿是明确的、不可能改变的、充分了解情况的，而且已告知嫌疑人，并要求帮助；嫌疑人的动机完全出于同情，而且应该是受害人的近亲或朋友”，那么，起诉将不太可能。但控方会撤销对我的指控吗？
意想不到的证据竟来自我的女儿，她从坟墓里告诉世界她的感受——证词来自琳的一封信，是写给她在网络论坛里结识的朋友的。这些人也患有me，在琳生命的最后几年，是这些同病相怜的朋友给她带去了巨大的慰藉。
她在信中写道：“朋友们，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和你们说。经过数月，甚至是多年的认真考虑，我基本上已作出了决定。是的，我受够了，我想离开这个世界。”
法庭上鸦雀无声，人们都在专注地聆听我女儿的心声：
“想象一下你的生命只在一间小小的房间里，只在一张单人床上，自从你14岁起，就待在那里，整整17年；想象一下一个31岁的姑娘，至今未曾热吻过；想象一下一个有着百岁老妪般瘦弱骨架的人，稍有行动，便有严重骨折的危险；想象一下不能将脑中活跃的思维表达出来，因为你无法说话，除了缓慢地打电子邮件；想象一下永远无法实现你想要的，可那是赋予所有年轻女性的权利，如孕育你自己的孩子；想象一下死亡，你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知道，那是你想要的——但却因病得太重，以至于无法自行了断，所以，你的‘生命’被囚禁在那悲惨的躯壳里苟延残喘……以上这些我都不用想象。那就是我的现实。我的身体和思想早已支离破碎，我渴望一份宁静。”琳是她自己最好的代言人。她的意愿表达得再清楚不过了，她能如此勇敢地为自己说话，我为她感到骄傲。
“首席陪审员，你们达成一致的裁决了吗？”“是的。”我屏住了呼吸。不管判决如何，当初我还会那么做。“就故意谋杀这项指控，你们是如何裁决的？”“无罪。”我的家人和朋友们发出一阵欢呼，我则泪流满面。琳的画面浮现在我眼前：她是那个笑着在沙滩上跑的小女孩；她是那个躺在阴沉房间里重病不起、精疲力竭的姑娘……我看见她在冲我微笑，现在，她终于可以安息了。我知道那天床边的道别绝不是我们最后的诀别，总有一天我们会在天堂重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