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泌、郭子仪都不是改革派，他们的本领全用在维持局面上。改革派是另一种风貌，他们要向危局挑战，信心百倍地去解决矛盾，而不是回避矛盾。但是，在专制主义统治下，改革派和维持派有一个同样的弱点，都离不开皇帝这个后台。

当王安石登上历史舞台时，宋王朝已处于积贫积弱的困境中。恃才傲物的王安石决心以改变这种状况为己任。他确实有足以凭借的才识，在未上台之前，欧阳修、文彦博、司马光、曾巩等无不欣赏、称赞、推崇他。他确实有不怕千难万险的气概。北宋朝廷盛传王安石曾在神宗面前提出这样三句口号：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司马光有意置王安石于社会传统思潮的对立面，以这三句作为一道“策问”，对谋求“馆职”的人进行考试，为此，神宗问王安石说：“外人云：‘今朝廷以为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昨学士院进试馆职策，专此三事，此是何理？朝廷亦何尝有此？”王安石没有正面回答有无，而是作了不无新意的解释。他说，陛下“每事唯恐饬民，此即是畏天变”。实际上，王安石确实认为“天变不足畏”，他曾说过：“灾异皆天数，非关人事得失所致。”他又说：“陛下询纳人言，无小大，唯言从之，岂是不恤人言？然人言固有不足恤者。苟当义理，则人言何足恤？”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他更是理直气壮地回答说：“则固当如此，且仁宗在位四十年，凡数次修敕；若法一定子孙当世世守之，则祖宗何故屡自变改？”(199)

王安石这样有胆有识的改革家，在待价而沽，有哪位皇帝敢用他？仁宗庆历七年（1043），王安石作《读诏书》诗曰：“去秋东出汴河梁，已见中州旱势强。日射地穿千里赤，风吹沙度满城黄。近闻急诏收群策，颇说新年又亢阳。贱术纵工难自献，心忧天下独君王。”(200)在王安石当了十八年地方官之后，于仁宗嘉祐五年（1060）进京任三司度支判官，他认为向皇帝献出他的治国方略时候到了，于是于第二年向仁宗皇帝上万言书，虽然不为暮年的仁宗所赏识，但是，作为改革派的王安石在朝廷内外亮相了。有人预见到王安石将要作为改革派登上政治舞台，开始造谣中伤他。如洛阳城天津桥上惨闻杜鹃声，预示不二年南士为相，“专务变更”(201)，天下将乱，又有人假托苏洵作《辨奸论》，将王安石不伦不类地比作王衍、卢杞，又牛头不对马嘴地说什么面垢不洗，衣垢不瀚，“囚首丧面而谈诗书”，“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202)这预示着王安石登上政治舞台是挟雷带电滚滚来，必然要爆发震撼整个社会的大风暴。

英宗在位四年，正值王安石在江宁结庐守孝，丧期过，神宗即位，天赐良缘，王安石遇到了支持他变法的皇帝。

王安石出众的才学和治理地方的政绩，使他已名噪社会，当时士大夫“恨不识其面”(203)。神宗在做太子时不仅有所闻知，而且还读过他的《万言书》，欣赏他的才干，“想见其人”(204)。所以，神宗即位第二年，授王安石翰林学士，“越次入对”(205)，神宗本以唐太宗为榜样，王安石认为唐太宗不足学，“当法尧、舜”(206)。王安石心目中的尧、舜是什么样子，只有王安石自己知道。不过，王安石的话使神宗扩大了眼界，从而使神宗感到王安石抬高了他的身份。所以，神宗谦和而又充满希望地说：“卿可谓责难于君，朕自视眇躬，恐无以副卿此意。可悉意辅朕，庶同济此道。”(207)随即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兼新建立的制置三司条例司的副主管。王安石向神宗推荐吕惠卿，开始推行新法。

王安石变法坚持了十六年，变法的内容广泛，有青苗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均输法、市易法等。漆侠教授将王安石变法的全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

自熙宁二年（1069）初王安石执政到熙宁五年（1072）夏行市易法之前，是为第一个阶段。在这阶段中，反变法派围绕着青苗、免役两法向变法派进攻，形成变法斗争的第一个大浪潮。对变法犹豫、不坚定的分子，或放弃自己从前的主张，或离开变法派，从侧面或跟反变法派一道向变法派进攻。但斗争的结局却是：反对派遭到很大的失败，变法改革得以广泛地进行。自熙宁五年（1072）行市易法到熙宁九年（1076）王安石第二次罢相，是为斗争的第二阶段。在这阶段，改革愈益深入，宋封建统治力量（对内对外）已有所加强。宋的北方敌对力量辽国因宋加强边防实力而故意挑起衅端，要求‘议界’，反对派趁着这个有利的机会，并同大商人和皇亲贵戚结成联盟，向变法派发动了凶猛的攻势，形成了反变法斗争的第二个大浪潮。变法派抵挡住了内外敌对力量的联合进攻，维持住了变法改革的局面。但在这个猛烈的打击下，变法改革显现了停滞，变法派内部则因而日趋分裂，最后王安石罢相，离开政府。自熙宁九年（1076）底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到元丰八年（1085）春宋神宗去世，是为第三个阶段。这一阶段，宋神宗成为变法改革的指导者，虽然还继续执行以前的改革，但前此改革中的若干积极因素（如抑制豪强之类）大为缩小，单纯为了满足国库收入的措施增多，两次对西夏斗争的巨大损失，更给局部地区人民带来更多的痛苦。变法改革的最初动向至此发生了逆转。反变法派更由此取得废除变法改革的种种借口。(208)

王安石上台推行新法，过去称赞他的人改变口气攻击他，过去攻击过他的人变本加厉了。

富弼，仁宗、英宗两朝宰相，神宗即位优之以礼，他教神宗以权术御臣说：“人主好恶，不可令人窥测。”当神宗问到边事，他回答说：“愿二十年口不言兵。”(209)神宗并不完全听他的，但仍任他为相。当变法开展后，富弼就对神宗说，“臣闻中外之事渐有更张”，这必定是“小人献说于陛下”，大凡“小人”都喜欢“生事”，从“生事”中得到自己要得到的东西。若是朝廷“守静”、遵“常法”，“小人”(210)怎么会有机可乘呢？把力主变法的王安石骂为别有用心无事生非的“小人”。

唐介，在仁宗、英宗两朝有“直声”，神宗即位任参知政事。由于神宗信任王安石，委以大权，事事让王安石参与决策，唐介说，假如是这样，“则是政不自天子出”，即使“辅臣皆忠贤”，也是“擅命”，假如用非其人，“岂不害国”。(211)皇帝最忌文臣“擅命”，唐介偏偏用这一着，挑拨王安石与神宗的关系。

吕诲，神宗时任御史中丞；更是赤膊上阵上疏专攻王安石，说他是“外示朴野，中藏巧诈”(212)，并罗列王安石十大罪状，耸人听闻地说：“误天下苍生，必斯人也。”(213)

范纯仁，范仲淹子，多次向神宗进言说：“王安石变祖宗法度，掊克财利，民心不宁。”又说：“小人之言，听之若可采，行之必有累。”建议退王安石，重用“称疾家居”的富弼。(214)

鲁迅先生在《老调子已经唱完》中写道：“宋朝的读书人讲道学、讲理学，尊孔子，千篇一律。虽然有几个革新的人们，如王安石等等，行过新法，但不得大家的赞同。”王安石出场实行变法，面对的是反对、谩骂、攻击、造谣、中伤，其势汹汹，如没顶的恶浪。当时，几乎所有的重臣、社会名流都卷入围剿王安石的潮流，除上面已提到的富弼、唐介、吕诲、范纯仁外，还有欧阳修、司马光、张载、张戬、程颢、文彦博、韩琦、范镇、苏轼、苏辙等人。司马光说：“观介甫之意，必欲力战天下之人，与之一决胜负。”(215)王安石在统治集团上层异常孤立，真有“必欲力战天下之人”的局势，这样的局势，王安石的胜败取决于一人，神宗支持他，他就能在朝廷上以少数压倒多数，若失掉神宗的支持，就会为多数所压垮。

王安石之所以能开展变法运动，主要是因为神宗不信上面所提到的富弼、唐介、吕诲、范纯仁等人的谗言，信任王安石，给以重用，给以大权。神宗愈是重用王安石，王安石便愈是握有大权，变法运动便愈是深入开展，反对派对王安石和他的新法也愈是忌恨、攻击、谩骂，愈是要离间王安石与神宗的关系。他们先是一般地泛泛地攻击，后来，他们是有重点地攻击某一项改革，例如在第一阶段，他们曾集中力量攻击青苗、免役两法。

知通银台司范镇攻击青苗钱是“盗跖之法也”(216)。特别是河北安抚使韩琦就青苗法上疏给神宗说，青苗法的实行，违背了“抑兼并、济困乏之意”(217)。神宗将韩琦疏出示给王安石等人说：“琦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谓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神宗以韩琦的话而疑惑，王安石因神宗的动摇而“称疾不出”(218)。翰林学士司马光为神宗起草批答，私自加上“今士夫沸腾，黎民骚动”等语。王安石见此语，“即抗章自辩”，神宗“手札慰安石”说：“诏中二语，失于详阅，今览之甚愧。”(219)神宗一方面挽留王安石，另一方面又“欲大用司马光”。神宗为此访王安石。王安石认为，司马光尽讲有害于新法的话，所交往的尽是反对新法的人，陛下“欲置之左右”，参与朝廷决策，“是为异论者立赤帜也”。

然而，神宗在未听王安石意见之前，已任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司马光力辞说：“陛下诚能罢制置条例司，追还提举官，不行青苗免役等法，虽不用臣，臣受赐多矣。”神宗“谕执政罢青苗法”(220)，这时王安石求退家居，曾公亮、陈升之准备“奉诏”，赵抃说：“新法皆安石所建，不若俟其出。”(221)司马光不肯上任，王安石又出“视事”，因此，青苗法得以不废。

神宗看了韩琦疏，始疑青苗法不“利民”而是“害民”，表扬韩琦，实际上是贬了王安石，王安石因此求退。神宗一方面对王安石表示挽留，另一方面未等王安石出来视事，就任命司马光为枢密副使，下令罢青苗法。假如保守派的旗帜司马光上台，王安石下台，青苗法废，改革就有可能付之东流。

从表面上来看，神宗对王安石变法的支持是够坚决的了，但神宗的内心活动是极复杂的，他既要王安石变法，又要容忍保守派对王安石变法的攻击，既要王安石当权，又要保守派与王安石共同执政。因此，出于这种原因的支持不可能是稳固的，是经不起韩琦和司马光这些有极大社会影响的上层人物挤压的，用王安石的话来说，神宗对这些人“刚健不足”(222)。神宗在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从未完全投向改革派。如王安石说：“天下事如煮羹，下一把火，又随下一勺水，即羹何由有熟时也。”(223)王安石太天真了，他根本忘掉了神宗是皇帝，与臣子不一样，作为皇帝，有皇帝的打算。皇帝根本就不想将羹煮熟。对皇帝来说，司马光、韩琦这些人不是全无用，他们所讲的话不是全无可取之处。这次变法出现了危机，其根源是神宗皇帝的动摇，而危机之所以很快过去了，也是因为神宗这个钟摆没有完全摆到司马光、韩琦那一边，而又摆到王安石这一边来了。

王安石这次未退，但是，要求神宗退王安石、废新法的疏文像雪片一样纷飞，攻击王安石的言辞愈来愈烈，如监察御史里行张戬上疏数十，最后极言之：“今大恶未去，横敛未除，不正之司尚存，无名之使方扰，臣自今更不敢赴台供职。”还到中书“声色甚厉”(224)地争吵。翰林学士范镇上疏说：“陛下有纳谏之资，大臣进拒谏之计；陛下有爱民之性，大臣有残民之术。”(225)范镇使用了保守派惯用的权谋，极力把神宗与王安石分离，将一切罪过归咎于王安石。王安石“持其疏”，气得手发抖。王安石就是生活在天天被人攻击、诬蔑的环境中，老是不称心。所以，王安石一生气就要辞退。为此，神宗曾与王安石做了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朕与卿相知，近世以来所未有。所以为君臣者，形而已，形固不足累卿，然君臣之义，固重于朋友。若朋友与卿要约勤勤如此，亦宜少屈，朕既与卿为君臣，安得不为朕少屈。”(226)神宗与王安石的关系非同一般，神宗这一番话也非同一般，确有真诚感人之处。但是，不能因为神宗对王安石真诚敬重而就改变他犹疑于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政策，更不能因此就能保证神宗对王安石不产生猜疑。

熙宁六年（1073）、七年（1074）连续发生虫、旱灾，反对派利用这个机会将对王安石变法的攻击推向高潮。说什么变法触犯天威，非废法不可救，说什么新法使人苦不堪言，加上天灾，致使流民遍野。这时曾经为王安石所提携的郑侠大做文章，向神宗献《流民图》。神宗本来就焦急不安，看了图，更是长吁不已，“寝不能寐”。神宗特地对王安石说，士大夫多言新法“不便”。又说，“置官多费”，要撤除制置三司条例司。神宗因为天灾而“欲尽罢法度之不善者”，王安石说，对于天灾，“当修人事以应之”。神宗答：“朕所以恐惧者，正为人事之未修耳。”(227)这实际上当着王安石的面，表达了他对王安石和新法的怀疑。

熙宁七年（1074）四月一天，神宗下求言诏，司马光“读之感泣”上疏，全面攻击新法。“近臣以至后族”，无不言新法之害。有一日，神宗侍太后（高氏）至太皇太后（李氏）宫，太皇太后对神宗说：“祖宗法度，不宜轻改，吾闻民甚苦青苗助役，宜罢之。”又说：“王安石诚有才学，然怨之者甚众，欲保全之，不若暂出之于外。”神宗没有马上同意。于是，太后流着泪说：“安石乱天下，奈何？”(228)神宗再坚持不了，王安石只得主动“求去位”，将权交给韩绛和吕惠卿，自己到江宁去了。吕惠卿与韩绛两不相容，“事多稽留不决”，而且吕惠卿忌王安石“复用”，“凡可以害安石者，无所不为”。韩绛“密请帝复用安石”，王安石在外不到一年即得到皇帝的召唤，他欣然“不辞，倍道而进，七日至京师”。(229)

一年后复位的王安石所面临的境况更复杂。王安石最亲信的吕惠卿背叛了他，这对他是最沉重的精神打击，以致王安石打不起精神与吕惠卿合作共事。王安石在给友人的信中诉述他的心情：“顾自念行不足以悦众，而怨怒实积于亲贵之尤；智不足以知人，而险波常出于交游之厚。”(230)促使他不得不心灰意懒。吕惠卿对神宗说：“安石为陛下建立庶政，千里复来，乃一切托疾不事事，与昔日异。”“安石不安其位，盖亦缘臣在此，不若逐臣使去。”(231)王安石与吕惠卿之间的纠葛，引起了王安石的儿子王雱对吕惠卿的怨恨，王雱因此伪造罪状企图陷害吕惠卿，事情败露，王安石受牵连。王安石责子王雱，“雱愤恚”，于熙宁九年（1076）“疽发背死”(232)。王雱“性敏甚，未冠，已著书数万言”(233)，深得王安石喜爱。王安石早就“多称疾求去”，儿子死，更“力请解机务”。这时神宗对年老多病的王安石的所作所为已有所厌恶。(234)56岁的王安石获得恩准，回江宁养老了。从此王安石一去不再返回政治舞台了。

王安石走后，神宗继续主持变法，已是强弓末弩，新法名存实亡，元丰八年（1085）神宗逝世，司马光上台，尽罢新法而告全面失败。元祐元年（1086）三月，王安石听到罢助役，他“愕然失声”地说：“亦罢及此乎。”并哀绝地呼唤：“此法终不可罢也。”(235)同年四月，曾“力战天下人”的王安石含泪离开了人间。

王安石从权力顶峰退下来之后，度过了十年退休生涯。这时，王安石的心情既宁静又不宁静。从闹哄哄的官场退到平静的山林，看到世界是空蒙蒙的一片，王安石悟到人生另有真谛，他写给女儿的诗云：“梦想平生在一丘，暮年方此得优游。江湖相忘真鱼乐，怪汝长谣特地愁。”(236)人生如梦，早知如此，何必等到暮年才来此“优游”呢？

曾巩曾责怪王安石的提倡读佛经，王安石写信辩解说：“方今乱俗不在于佛，乃在于学士大夫沉没利欲。”(237)浑然有今日方醒之感。实际上，王安石用佛教的空无写出了自己的禅诗：“云从钟山起，却入钟山去。借问山中人，云今在何处？无心无处寻，莫觅无心处。”(238)从追逐名利的官场上退出来，看破名和利，心中是空旷的，从哪里来，还到哪里去，无心寻找任何东西，这里本来就无什么可寻找。这种淡漠的心境是王安石从青年时的狂热到老年时的冷却的逆转，是他将自己政治抱负的实现寄托专制主义权威的愿望的破灭。在专制主义统治下，有多少失意之人从官场败退下来遁入空门，看看王安石年轻时的言论和行为，一个泰山都压不倒的人，怎么会预见他到了晚年写起了禅诗呢？但是，他就是写了，这里难道没有点必然性吗？

年轻时的王安石算是好斗逞强的了，这时王安石成了息事宁人的老人。有一首诗，他是这祥写的：“风吹瓦堕屋，正打破我头。瓦亦自破碎，岂但我血流。我终不嗔渠，此瓦不自由。”(239)这无疑是王安石对自己官宦生涯的反省和总结。这不完全是消极的，教人不做两败俱伤的无谓的斗争，不要意气用事，有时伤害不伤害别人，也不完全以个人意愿为转移，吕惠卿做到宰辅的位子，是王安石一手提拔的，后来，在王安石最困难的时候，出于私利，对王安石却暗中算计着，在当时对王安石的精神打击极大。元丰三年（1080）吕惠卿也来到了江宁。吕惠卿奉信给王安石表示愿捐“旧恶”。王安石也回了信。为了明了王安石的心境，不妨抄录于下：

与公同心，以至异意，皆缘国事，岂有它哉？同朝纷纷，公独助我，则我何憾于公？人或言公，吾无与焉，则公何尤于我？趣时便事，吾不知其说焉，考实论情，公宜昭其如此。开喻重悉，览之怅然。着之在我者，诚无细故之可疑，则今之在公者，尚何旧恶之足念。然公以壮烈，方进为于圣世，而某荥（弱劣也）然衰疢（病也），特待尽于山林。趣舍异路，则相呴以湿，不如相忘之愈也，想趣召在朝夕，惟良食为时自爱。(240)

总之，王安石不愿再谈起过去的事，“开喻重悉，览之怅然”。至于今后“趣舍异路”，你当你的官，我“荥然衰疢，特待尽于山林”，对过去，对现在，对未来，对是与非，对恩与怨，对一切，都是淡淡的。

元丰七年（1084）苏轼路过江宁拜谒王安石，苏轼与王安石也曾政见相左，但在王安石的心目中苏轼与吕惠卿有本质的不同，两位名盖当世的文学家相见，更是尽捐前嫌。这次相见，畅谈吟诗，苏轼与王安石都引以为快慰。别后，苏轼曾写信给王安石说：“某游门下久矣，然未尝得如此行。朝夕闻所未闻，慰幸之极。”(241)事过境迁，苏轼从王安石身上发现了过去未发现的东西，王安石从苏轼身上也发现了过去未发现的东西。对他们来说，岁月没有白白流逝，不平凡的遭遇，使他们增长了智慧，他们有讲不完的共同语言。是苏轼向王安石靠拢，是王安石向苏轼靠拢？还是王安石与苏轼一同向佛、道靠拢？(242)

一般是明代张居正变法与宋代王安石变法并提。

张居正与王安石的命运是相同的，但是表现形式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可以加深人们对相同东西的认识。

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加强皇权、废除了宰相。但是，皇权愈是集中，愈是需要得力的辅佐力量，于是就产生了皇帝的秘书班底的内阁，按照专制主义制度的常规，内阁的权力是很渺小的。阁员由皇帝任命，皇帝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下诏斥逐，诏书下达，当日即须出京，不得逗留片刻。内阁权力的主要表现是首辅的“票拟”权，即代皇帝起草诏谕。但是，在皇权因为某原因遭到削弱的条件下，内阁的权力，特别是内阁的首辅权，会得以膨胀，实行宰相权，乃至凌驾于皇帝之上。因此，内阁是明代的政治枢纽，也是权力争夺的中心。

张居正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中二甲进士，选庶吉士，入翰林院，取得了候补阁员的资格。张居正在入阁当权的前后，他学习怎么做内阁当权者。严嵩与夏言斗，严嵩因柔佞而得胜，夏言因刚愎而被杀。徐阶与严嵩斗，严嵩柔佞如水，柔得被人轻视，徐阶柔中有刚，如橡皮，“遇到坚强的压力，能屈服，能退让，但是在压力减轻的时候，立即恢复原状。对于外来的力量，他是抵抗，但是永远不采取决裂的态度，即在退让的时候，他也永远不曾忘去撑持”(243)。结果徐阶斗倒了严嵩，徐阶这种政治风度，张居正学到了。后来，徐阶与高拱斗，张居正作为阁员夹在中间，与谁也不站在一起，与谁都不决裂，而徐阶和高拱都看得起他，都要拉他。因此，徐阶被高拱赶出内阁，他张居正却安全无恙。

宽厚的穆宗在位时，他做裕王时的老班底高拱大权独揽。穆宗逝世，于是高拱与十岁神宗后面的陈皇后、李贵妃及司礼掌印太监冯保发生了尖锐的对立。大权在掌的高拱，曾斗倒过老谋深算的徐阶，怎么会将十岁娃娃皇帝放在眼里呢？动不动就嚷：“十岁的天子，怎样治天下啊！”孤儿寡母听到是什么滋味？从表面阵容和势力来看，高拱力量比陈皇后、李贵妃、冯保大，结果还是挟天子之势的陈皇后、李贵妃、冯保斗倒了高拱。

这给张居正以很大的启发。严嵩倒了，徐阶走了，高拱贬了。剩下来的就是张居正，他是当然的内阁首辅，无足抗衡者。只要处理好内阁与内宫势力的关系，与年少皇帝的关系，他张居正就可以坐稳首辅的宝座，就可以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在张居正看来，他有足够的经验和才能处理这两种关系，然而，精明能干的张居正一生中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小看了小皇帝。

张居正与两位皇太后及太监冯保之间的关系，处理得很顺当，两位皇太后和太监冯保只要求张居正尊重他们的既得利益和没有篡夺神位的野心，他们就不仅会顾大体，顾大局，不干预朝政，而且皇太后还以皇母的身份调教少年皇帝，听从张居正掌权，张居正也只要求两位皇太后和太监冯保不干预朝政，其他不关大局的小事，他能迁就的就迁就，能敷衍的就敷衍。

年少的神宗在后宫听皇太后的，在前朝听张居正的。只要张居正调节好“内宫—神宗—内阁”这三者关系，张居正的富国强兵的变法，就能顺利通行。

神宗的生母李太后，是一位出身农家的有能力、有办法的坚强的女人，她作为贵妃，处理好了与陈皇后的关系，使陈皇后爱非己所生的神宗，不妒忌神宗的生母。在穆宗逝世后，她决然赶走了高拱，同时又看准了张居正，她将前朝托付张居正，她在后宫约束冯保和调教神宗。神宗还是孩子，李太后也如实地将他当作皇儿严加管教，管他学习，管他上朝，不准他有半点松懈，皇帝不读书罚“长跪”。有一次神宗实在被管教得烦躁，偷偷地带着太监出外玩耍，他要“内侍歌新声”，不听，他就“取剑击之”。陈太后得知，召神宗跪着听太后“数其过”，以致神宗“涕泣请改”，乃罢。(244)

表面上张居正称神宗为皇上、陛下，心底里还是将他看作孩子，实际上张居正行使了皇帝的权力，而当时的神宗也确实是一位听话的孩子。口口声声称张居正为先生，言无不听，计无不从，几乎是百依百顺，并屡屡表示一天也离不开张居正。

万历四年（1576），巡按御史刘台居然上疏弹劾威震全朝的张居正，建议神宗抑损张居正的相权。这是张居正执政以来所遭受的第一次打击。对他是一个异常的剌激，因此张居正跪在神宗面前，眼泪簌簌地直下，请求致仕。张居正也不仅是感到感情上过不去，而是已意识到他与神宗之间君臣关系的微妙处，反对他的人往往抓住这个要害向他进攻，一旦他们得逞，他张居正一切的一切就完了。他曾上琉说：

盖臣之所处者危地也，所理者皇上之事也，所代者皇上之言也。今言者方以臣为擅作威福，而臣之所以代王行政者，非威也则福也。自兹以往，将使臣易其涂辙，勉为巽顺以悦下耶，则无以逭（逃避也）于负国之罪；将使臣守其故辙，益竭公忠以事上耶，则无以逃于专擅之讥。况今谗邪之党，实繁有徒，背公行私，习弊已久，臣一日不去，则此辈一日不便；一年不去，则此辈一年不便。若使臣之所行者，即其近似而议之，则事事皆可以为作威，事事皆可以为作福，睊睊（愤怒貌）之谗日哗于耳，虽皇上圣明，万万不为之投杼，而使臣常负疑谤于其身，亦岂臣节之所疑有乎？(245)

从言辞上看，张居正是请求“罢归”，实际上给神宗打预防针，说明他要有所作为就要“代王行政”，他一旦“代王行政”，就“无以逃于专擅之讥”，谎言重复多次，就变成可以相信的事实，能不动摇皇上的“圣明”吗？

皇太后和神宗了解张居正的心情，随即在下达的圣旨中表示：“朕亦知卿贞心不二，绝非众口所能动摇。”经历刘台的弹劾之后，张居正的锐气不减，信心十足。他给私人的信中表示：“吾但欲安国家，定社稷耳，怨仇何足恤乎！”“‘专擅，专擅’云云，欲以竦动幼主，阴间左右，而疑我于上耳。赖天地宗庙之灵，默启宸衷，益坚信任。”(246)

万历五年（1577），张居正父亲病逝，按照丁忧制度，张居正应自闻丧日起，守制二十七个月，期满复起。由皇上特别指定，不许解职，称为“夺情”。张居正照例是请放回原籍守制。神宗下旨不准：“朕元辅受皇考付托，辅朕幼冲，安定社稷，朕深切依赖，岂可一日离朕？”(247)两太后和冯保都认为张居正不能奔丧，神宗甚至说，即使张居正再上百本，也不能准。张居正再三上书请求。神宗再下旨不准。最后一道谕旨写道：“朕学尚未成，志尚未定，一日、二日万几，尚未谙理；若先生一旦远去，则数年启沃之功，尽弃之矣。先生何忍！”(248)多么富有师生亲切的情谊。有人又借此攻击张居正“亲死而不奔”，“如同禽彘”，当然更不配做内阁首辅。神宗再次说：“先生精忠的心，天地祖宗知道，圣母与朕心知道，那群奸小人乘机排挤的，自有祖宗的法度治也，先生不必介怀。”

万历七年（1579），神宗发疹，病后，神宗与张居正交谈。神宗说：“先生近前，看朕容色。”张居正奉命向前挪了几步，又跪下了，神宗握着张居正的手，张居正才抬头仰看，见得神宗气色甚好，声音也很清朗，心里不由感觉快乐。张居正说：“陛下病后不但饮食宜节，而且疹后最患风寒与房事，尤望圣明加镇。”神宗说：“今圣母朝夕视朕起居。未尝暂离，三宫俱未宣召，先生忠爱，朕悉知。”神宗与张居正之间何等亲切，张居正是神宗的臣仆，又是神宗的监护人，神宗是张居正的主人，又是张居正的弟子，他们之间已非一般的君臣关系，平时对年轻的朋友和晚辈所不便说的话，张居正都讲了。谁会想到这么重的深切情感会有破裂的一天？

张居正这位大功臣，鞠躬尽瘁，于万历十年病逝。尸骨未寒，无端掀起一股风浪向张居正和他的家族袭来。

长期被管教和约束很严的神宗要展示自己的个性了，他要还他的皇帝的权威，皇帝不应受任何人的管教、约束和监督，谁要行使这不应该行使的管教、约束和监督，就要付出代价，神宗已是十九岁的男子汉，太后老了，大臣张居正死了，报复的时候到了。

将太后倚重的冯保赶出宫，原来百依百顺的皇儿，现在可以不征求太后的同意，要追问原因可以敷衍，到后来，干脆可以不照面。

张居正身殁仅仅九个月，就诏夺他的上柱国、太师等无上光荣的头衔，再诏夺文忠公谥，斥其子锦衣卫指挥张简修为民。凡是张居正所为的一切都来个兜底翻。朱东润先生在《张居正大传》中写道：“居正整驿递，现在官不得任意乘驿的禁例取消了；居正用考成法控制六部，现在考成取消了；居正裁汰冗官，现在冗官一律恢复了；居正严令不得滥广学额，现在学额一并从宽了；乃至居严守世宗遗训，外戚封爵不得世袭，现在也一概世袭了。居正所遗的制度，神宗正在不断地取消。”

最后，神宗下诏抄张居正的家，逼死其长子张敬修，阖门饿死十余口。

张居正在世时说：“盖臣之所处者危地也，所理者皇上之事也。”神宗慰勉他说：“卿忠贞不二。”张居正一方面感觉处境危险，但另一方面他也认为他可以自己的“忠贞不二”换得皇上的恩典和垂爱，而皇上也确实表示了这种恩典和垂爱，并还说，张居正死后，皇上要保护他的子孙。谁知道张居正一死，皇上的态度全变，将自己讲的话全忘光了。

当时有人劝阻神宗说：“居正诚擅权，非有异志。”这个评价应该是公允的，但是神宗就是在情感上不容允张居正“擅权”，因为张居正就是擅他皇帝应擅之权。有人想以感情打动神宗说：“居正为顾命辅臣，侍皇上十年，任劳任怨，一念狗马微忠，或亦有之。”然而神宗铁石心肠，就是不念“狗马微忠”。张居正在世曾说：“人臣杀其身，有益于君则为之，况区区訾议非毁之间乎？”(249)张居正死后，他长子张敬修在血书中写道：“其十年辅理之功，唯期奠天下于磐石，既不求誉，亦不恤毁，致有今日之祸。”

商鞅车裂，吴起箭穿，王安石凄凉的晚年，张居正身后被抄。历史上的改革派，一个个下场都不太妙，其原因是什么？是因为这些改革派都没有独立人格，仅仅是皇帝的臣仆，他的权力不是人民赋予的，而是皇帝赋予的，当到哪天皇帝先他而走，他就必死无疑；当到哪天皇帝厌恶他，他就难逃厄运。

皇帝绝对不可靠，只有依靠人民，然而，商鞅、吴起、王安石、张居正与人民之间没有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