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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

七 时时小心,处处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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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专制主义高压下,有的人既不引退,也不招惹杀身之祸,蛇委曲折,如蚯蚓钻洞,是软泥就钻,是硬石就绕,在空隙中活动,在空隙中生存,在空隙中施展才华。

不可否认,武则天是位能干的女皇帝,既是皇帝就有皇帝的阳刚之气,她如其他皇帝一样也视臣下如奴仆,有才能者则用,不合者则罢,有过者则杀。大胆提拔,放肆杀戮,像摆棋子一样轻快。所以,武则天每升一官,宫中的女婢就私下议论说:“鬼朴又来矣。”(115)果然不过一个月新官又变新鬼。在这种气氛下当官,怎能不叫人觉得恐怖!武则天手下有一位大臣叫娄师德,他文韬武略,出将入相。在高宗时曾应募之“猛士”(116),赴边疆服役,可谓有胆量,到了武则天当皇帝时他晋升为相,反而变得胆小了。他的弟弟被任为代州刺史,娄师德临别赠言说,我已是宰相了,你又做了州牧,“荣宠过盛”,这是为人所妒忌的,怎么可以“自免”?他弟弟跪在地下回答说:自今后虽然有人唾我面,我“拭之而已”,哥哥不必为我担忧。娄师德严肃地说,这正是我所以担忧的!人唾你的面,是因为恨你,你当面拭之,不是拂人意吗?不是更加激怒他吗?“夫唾,不拭自干,当笑而受之。”(117)

有一次性格谦缓的娄师德与骄躁的李德昭要一同“入朝”,娄师德“体肥行缓”,李德昭“屡待之不至”,“怒骂”娄师德为“田舍夫”,娄师德笑着说,我娄师德不做“田舍夫”(118),哪个做!对待大臣尚且如此,可以想见他是怎样处理与皇帝的关系了,《旧唐书》评论说,娄师德之所以得以善终,就是因为他“虽参知政事,深怀畏避”(119)。

怕有各种,以上姑且叫作娄师德的怕吧!

西汉,自武帝之后,在皇位继承问题上险象环生,这是西汉后期的最尖锐最敏感的问题,有的人对这个问题怕沾一点点边。杨敞,是大司马霍光的亲信,先做霍光幕府军司马,后霍光提拔他为大司农,霍光之所以“爱厚”,可能就是看中了他胆小,不会做危及他的事。在昭帝时,有人将“上官桀等反谋”事,告诉杨敞,凭着他与霍光的亲近关系,他应该报告霍光。但由于他“畏事”,“不敢言”,故装病回避,昭帝死,迎昌邑王即位,后霍光以昌邑王“淫乱”,决定废昌邑王,并派田延年告知杨敞,杨敞得知“惊惧,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120)。一个多月后即死,大概是吓死的。

如果说娄师德的怕是软弱的怕,那么杨敞的怕则是懦夫的怕,更加窝囊。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及陈平这个历史人物。

刘邦得天下,陈平功多,史书称他“凡六出奇计”:第一,他“多以金纵反间于楚军”,使项羽不信武将钟离眛、谋士范增;第二,韩信求封齐王,“陈平蹑汉王”,劝阻刘邦的“怒骂”;第三,闻“楚王韩信反”向刘邦献“游云梦”之策;第四,平城围困,陈平疏通阏氏以解围;第五,平陈豨反,以计从;第六,平黥布反,又以计从。所以刘邦说:“吾用先生谋计,战胜克敌,非功而何?”只是奇计“颇秘,世莫能闻也”。(121)以致今天我们不知其详。

陈平自己也说:“我多阴谋。”(122)刘邦在世时,他辅佐刘邦用以对付项羽、韩信、陈豨、黥布等人,刘邦去世后,就用来为自己排除险情了。

刘邦刚带兵平定黥布回长安,燕王卢绾又反,刘邦派樊哙带兵平卢绾,樊哙刚刚走,就有人告发樊哙,年老多病的刘邦大怒说,看见我病,就希望我死。刘邦用陈平的计,召周勃与陈平一起在床前“受诏”,刘邦吩咐说,“陈平亟驰传载勃代哙将”,令陈平到了军中“即斩哙头”。在途中,陈平与周勃商量说,樊哙是皇帝的“故人”,又是吕后的妹夫,“有亲且贵”,现在皇帝在气愤中下令,万一“后悔”了呢,那就不好办了,不如囚载回长安,由皇帝“自诛之”。陈平押着樊哙囚车,在返回长安的途中,听到刘邦已死。假如陈平真的按刘邦的吩咐办,岂不是要招来不可挽回的祸殃吗?不过,陈平还有点怕,樊哙被夺兵权被囚能不恼怒吗?何况他背后还有吕后和吕后的妹妹吕媭呢。为此,陈平提前赶到长安。

就在这个时候,吕后使“使者诏”陈平与灌婴驻军于荥阳,陈平此时要不要不见吕后马上“受诏”去荥阳?这着棋走对走错关系重大。而陈平“立复驰至宫”,在吕后面前痛哭,诉说受刘邦诏,逮捕樊哙事的原委,以释“谗怒”。好在樊哙没有杀,好在陈平赶在别人进谗之前,所以吕后当时未发作,只对他说,你辛苦了,休息去吧!陈平仍感到事情还未过去,为此他一再请求不去荥阳,要“宿卫中”,吕后任他为“郎中令”,“傅教孝惠”(123)。这样才使“吕媭谗”“不得行”。

这件事有四个环节:(1)军中杀不杀樊哙;(2)闻刘邦死,要不要提前赶回长安;(3)要不要立即进宫向吕后释谗;(4)要不要请求留宿卫中。这四个环节都埋藏着祸害,陈平稍有差池,对任何一个环节处理不当,都会遭杀身灭族之祸。多险呀!唯有陈平才这样小心、细心,在小心细心中施展着智谋,在险象环生中脱祸。

陈平脱离了险境又进入了险境。刘邦死后,吕后偏向娘家违背丈夫的盟约,要立诸吕为王,问王陵,王陵照实回答,违高祖约,不可。问陈平,陈平回答说:“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称制,欲王昆弟诸吕,无所不可。”(124)出了宫廷,王陵责问陈平说:“阿意背约,何面目见高帝于地下?”陈平回答说,“于今面折廷争,臣不如君”,但安定天下局势,稳住刘家天下,“君亦不如臣”。(125)吕后对王陵来个明升暗降,升他为惠帝太傅,夺了他的右丞相权,由陈平代替。王陵发闷气,杜门不出,十年后死。陈平仍然知道,吕后对他的防备并未解除,陈平虽然居相位并不瞎忙乎,“日饮醇酒,戏妇女”。要抓陈平辫子的人,到吕后那里去告陈平的状,“吕太后闻之,私独喜”。吕后反而要主动解除陈平的思想顾虑。当着吕媭的面对陈平说:鄙语曰“儿妇人口不可用”(126),你看我对君怎么样,不必顾虑吕媭之谗。历史验证了,稳住刘家天下的是陈平,是陈平联合武将周勃所起的作用。

从道德上讲,陈平一贯玩弄权术,而且还讲假话、讲违心的话。从历史作用上讲,辅佐刘邦战胜项羽定天下,他的作用不亚于韩信、张良、萧何、周勃等;他与吕后周旋,安刘家天下则是众多老臣宿将所不能做到的,或者所不及的。有的身亡过早,有的暴露过早,有的勇敢有余而智谋不足,唯独有陈平担此重任。陈平不玩弄时时小心、处处提防的权术,躲过种种暗礁,也就没有与吕后周旋、击败诸吕的陈平了。这就是通常所说的道德的评价与历史的评价的二律背反。可以断言,在专制主义统治下,这种离奇的背反是不会绝迹的。

大凡新王朝统治地位稳固之后,有功的老臣们都应该时时小心,处处提防。其中尤其是武将,在专制主义统治下这是一个带普遍性的问题。

唐初,李靖、李勣二位名将,赫赫战功,李世民即位,始终将一双警惕的眼睛盯着他们。他们俩也感觉这一双眼睛,如芒在背,时刻不忘。如李靖平时装着大智若愚的样子,不多讲话,“每与时宰参议,恂恂然似不能言”。当到战争基本告以结束时,他就“以足疾上表”求退,这正合李世民的胃口,所以李世民称赞他说,“朕观自古以来,身居富贵,能知止足者甚少”,“朕今”“成公雅志”,使“公为一代楷模”。(127)也就是暗示唐初的老臣们要向李靖学习。因此,李靖得以善终。

李世民很欣赏李勣的才智,有心想让他辅佐将来的高宗,但是又不放心,所以李世民对太子李治说,李勣才智有余,然而你对他“无恩”,恐怕你不能“怀服”他。我今“黜之”,让他“以同中书门下三品”的身份去做边地叠州都督,他“若徘徊顾望,当杀之耳”;他若“即行”,等我死后,你取用他为宰相,加以重用。这埋伏着多么险恶的杀机。李勣摸准了李世民的意图,“受诏,不至家而去”。有人评论说:“太宗以机数御李世勣(李勣),世勣亦以机心而事君。”(128)好在李世勣用了这个“机心”,不然,他早被砍杀了,哪还有后来的善终呢?

李世民手下还有猛将尉迟敬德,出身草莽,性格粗鲁,居功自傲,每见大臣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等,短长“必面折廷辩”,致使与当朝者不协调。有一次,他与任城王李道宗争功,“拳殴道宗目,几至眇”。此时,李世民对尉迟敬德说,我曾读汉史,见汉高祖的“功臣获全者少”,心中很不快,到了我做了皇帝,“常欲保全功臣,令子孙无绝”。然而,看到你动辄“犯宪法”,才知道韩信、彭越被杀,不完全是汉高祖的过错。尉迟敬德听了皇上这半训斥半警告的话,清醒了、收敛了。叱咤风云的尉迟敬德晚年转为“笃信仙方,飞炼金石,服食云母粉,穿筑池台,崇饰罗绮,常奏清商乐以自奉养,不与外人交通”(129)。故得以避祸。

明太祖朱元璋废除相位,加强皇权,更加专制,设有锦衣卫暗中监视大臣。据说,国子祭酒宋讷有一天独坐生气,面有怒容,第二天,上朝时,朱元璋问他昨天生什么气,宋讷大吃一惊,只得照实说。朱元璋还叫人把暗中给他画的像拿出来看。这种阴森恐怖的气氛,使得包括李善长在内的大臣都日夜提心吊胆,连咳嗽都怕墙外有人。在这种气氛笼罩下叫人怎么不时时小心、处处提防呢?

徐达是朱元璋手下头号大将,相当于刘邦手下的韩信,但是,徐达比韩信才智更高,他“言简虑精”,“延礼儒生,谈议终日,雍雍如也”,但在朱元璋面前却“恭谨如不能言”,朱元璋不放心,对他做过试探:一天,朱元璋到徐达官邸,故意将徐达灌醉,蒙上被子,抬到“正寝”去睡觉,徐达醒来,在惊恐中匆匆忙忙“下阶”,“俯伏呼死罪”。(130)朱元璋见此状,心中高兴。要是徐达丧失了这个警觉,那岂不是大难临头吗?

汤和也是朱元璋重要将领之一,朱元璋到了晚年,和其他皇帝一样,考虑到他的身后事,“意不欲诸将久典兵”,在徐达、朱文忠死后,朱元璋最要防备的就是汤和,而汤和也揣摩到朱元璋的心事,于是汤和找空从容地向朱元璋说,臣年龄大了,不能胜任“驱策”,“愿得归故乡”为墓穴,以待埋葬骸骨。朱元璋听了非常高兴,“当时公、侯诸宿将坐奸党”(131)先后伏法,唯独汤和得以幸免,这完全是用自己的小心提防换来的。

众所周知,雍正上台,是得力于隆科多和年羹尧的,雍正力报之以厚,使这两位功臣所得的荣誉盖过所有的大臣,可是曾几何时,功臣变成罪人,雍正在整治这俩人时曾表白说:“朕御极之初,隆科多、年羹尧皆寄以心腹,毫无猜防,孰知朕视为一德,彼竟有二心。”(132)说得多漂亮,其实应从反面读;隆科多、年羹尧对雍正“视为一德”,雍正“竟有二心”。其间原因,就是因为在雍正夺位时,他们两位陷得太深,知道得太多,事成后又不避嫌引退。为皇帝策划和参与干见不得人的事,事成又享其利,皇帝恐其泄者,身危。隆科多、年羹尧属于此类。年羹尧“幕客”汪景祺借此大发议论说:“功高不赏,挟震主之威,不能善自弢晦,故鲜有以功名终者。”(133)

在专制主义统治下,不论是非功过如何,不得放胆做人(不管好人、歹人都不得明明白白地做),要小心火烛。而且愈是处高位者愈要小心,不然的话,为什么岑文本拜相,对来贺者说:“今受吊,不受贺也。”(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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