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三早晨邦德早早地在死去的军官的床上醒了过来。

他睡得不好。昨晚回住处的时候德拉科斯一言不发，只在他上楼梯前简短地道了声晚安。邦德沿着铺了地毯的过道来到一间亮着灯的房门前，发现自己所有的东西都整齐地摆放在这间舒适的卧室中。

房里的摆设和楼下一样豪华。一张希尔牌的床铺旁摆放着一些饼干，还有一瓶维希矿泉水（邦德确认那并不是维希的瓶子装的自来水）。

房间里除了梳妆台上放着的带皮匣子的双筒望远镜和一个锁着的金属文件柜外，没有原主人的任何痕迹。邦德推动柜子，让它斜靠在墙上。他伸手摸索着柜子底部，摸到杆式锁的底端。它向下伸出，表明柜子的上部确实上了锁。邦德朝上一用力，柜子的抽屉就一个接一个打开了。他动作轻柔地将柜子的边缘放回地面，有点恶意地想到，塔隆少校如果在情报局里工作，可待不了多长时间。

最顶上的那个抽屉里装着几张发射场和整个工作区域中各建筑的比例图，以及编号海军部图表1895号的多佛海峡航海图。邦德把每张图表都放在床上仔细研究了一番，发现航海图的褶皱中有烟灰的痕迹。

邦德伸手拿过自己的工具箱——那是摆在梳妆台边上的一个皮箱子。他仔细检查了皮箱转动密码锁，满意地发现没有别人试图打开的迹象。他把转轮转到符合密码的数字打开了箱子。箱子里密密麻麻地摆放着各种仪器。邦德找出指纹粉和一个高倍放大镜。他把指纹粉一点点喷满了那张航海图，一大片指纹随之显现出来。

邦德用放大镜检查过后得出结论，上面的指纹分别属于两个人。他分离出两组最清晰的指纹，从皮箱里拿出带闪光灯的莱卡相机将它们拍摄下来。随后他又用放大镜仔细观察着被纸上的粉末层显现出来的两条细细的划痕。

看上去是两条从海岸上某处起始画出的交叉方位标志，覆盖的面积很窄。两条线的起始点都是邦德现在所在的这幢房子。邦德认为这两条线很有可能表明了分别从房子的两翼对海面上某个目标观察的结果。

线不是用铅笔画的，而是为了掩人耳目用铁笔尖在图上浅浅划出的两道。

两条线交汇的地方有一个问号的痕迹。这一点位于距悬崖五十码处、水深十二英寻的海面上，正处于房子和南古德温号灯塔船之间的航线上。

图上没有什么其他收获了。邦德看看表，差二十分钟到深夜1点。他听到门外走廊上远远传来的脚步声和关掉电灯的咔嚓声。他猛然起身，轻轻关掉房灯，只开着床边罩着灯罩的台灯。

他听到德拉科斯重重的脚步声在楼梯上越来越近。又是一声关灯的声响，然后就悄无声息了。邦德可以想象那张多毛的大脸面向走廊观察和聆听时的表情。接下来传来了门轻轻开合的声音。邦德等待着，想象着德拉科斯准备床铺时的动作。开窗的声响沉闷地传了过来，然后擤鼻涕的声音在远处隐约可闻。不久一切又重归寂静。

邦德多等了五分钟，然后走到文件柜前轻轻打开其他的抽屉。第二和第三个抽屉中空无一物，不过最下面的抽屉中放满了文件，用首字母顺序排序。这些是在这里工作的所有人的卷宗。邦德抽出a卷，躺倒在床上开始看起来。每份卷宗的格式都是一样的：全名、地址、出生日期、外貌描述、辨认特征、战时迄今的职业、参战记录、政治履历、目前的政治立场、犯罪记录、健康状况、家庭成员等。有妻儿的人他们家人的详细情况也会有记录，每份卷宗都附有照片，包括正面像和侧面像，此外还有双手的指纹照。

邦德花了两个小时，抽了十支烟才读完了所有的材料。他发现了两点值得注意的地方：首先，五十个人中，每个人的人生都无可指摘，没有一丝一毫的政治敌意和犯罪倾向。这一点非常不可思议。他决定一有机会就对这些卷宗逐一进行彻底核查。

第二点有意思的地方是，照片上所有人都没有留胡子。不管德拉科斯怎么解释这一点，这一事实还是在邦德脑中留下了一个小小的问号。

邦德从床上起来，把所有的东西重新锁了回去，只把那份航海图和其中一份档案放进了自己的皮箱。他锁上密码锁，把箱子用力推进床底下，使其正好处于枕头下方，贴近墙角。然后他走进浴室轻声洗脸刷牙，轻轻打开了窗户。

夜空中月光依旧皎洁。邦德想，某一天在同样明亮的月光下，塔隆可能被某种奇怪的声响惊醒了。他爬上屋顶，可能就是在几天前的某个晚上，他看见了海上的某样东西。他当时可能带着自己的望远镜。邦德想到这儿，离开窗前，拿起那副望远镜。这是一副德国产的高倍望远镜，可能是战争中缴获的战利品。望远镜顶部的金属铭牌上标示着“7×50”的字样，邦德知道这意味着这是一台夜用望远镜。接下来塔隆可能小心翼翼地（也许还不够小心）走到了屋顶的另一端，重新举起望远镜，估算了一下悬崖边缘到海上那件东西的距离，以及它距离南古德温号灯塔船的距离。接着也许他沿原路悄悄返回了屋内。

邦德第一次开始想象塔隆在这间屋子里的活动。他仿佛看见塔隆小心地锁上房门，走到文件柜边拿出了那张航海图。他之前很少看这张图。他现在轻轻地将自己刚才粗略估算的方位用线标注出来。塔隆可能对这幅图端详良久，然后在旁边留下了一个问号。

那么这个神秘的海上目标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很难猜测。也许是一艘船？一盏灯？还是一阵声响？

不管那是什么，都是塔隆不该看到的东西。有人可能猜到塔隆已经看到了这东西，于是等他第二天离开房间时，这个人潜入他的房间进行了搜查。可能从航海图上没有发现什么，但他却看到了窗边的夜用望远镜。

这就足够让塔隆在当天晚上一命呜呼了。邦德站直了身体。他可能想得太多了，仅仅根据最薄弱的证据是无法证明蓄意谋杀的。巴尔奇可能确实枪杀了塔隆，但他并没有听到塔隆发出的声响，也没有进房间来搜查，并把指纹留在了航海图上。邦德的皮箱里现在就放着留下指纹的那个人的卷宗。

那个人就是那个油腔滑调的副官克雷布斯。脖子长得像白色鼻涕虫的那个家伙。就是他的指纹留在了航海图上。邦德用了一刻钟来比较图上的痕迹和他档案中的指纹记录。有什么理由相信克雷布斯就是听到响声后干了这一切的人呢？嗯，他看起来就是个天生的偷窥者。他长了一双贼贼的眼睛。可以确定航海图上他的指纹一定是在塔隆看过之后留下的。克雷布斯的指纹在多处覆盖在塔隆的指纹上面。但是克雷布斯怎样在德拉科斯的眼皮底下卷进这么一桩事件的呢？他可是深受德拉科斯信任的助手啊。但是想想大战中英国驻安卡拉大使的贴身男仆西塞罗吧。他把手伸进大使挂在椅背上的条纹长裤口袋里。大使的钥匙被窃。保险箱。机密文件。听起来和眼前这一幕颇为相像。

邦德打了个冷战。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在窗边站了太久，应该上床去睡觉了。

上床前他从椅背上拿起挂在衣服旁的肩挂式枪套，从固定枪架中抽出自己的布雷塔手枪，塞到枕头下面。这是要防备谁呢？邦德自己也不知道，但是他的直觉告诉自己这儿有危险存在。这种对危险的嗅觉非常强烈，尽管它并不怎么清晰，而且还只是盘旋在他潜意识的边缘。实际上他知道这种感觉来自于一系列没有解决的小小问号，在过去这二十四小时内这些问号相继出现——德拉科斯身上的迷；巴尔奇的“嗨，希特勒”；古怪的胡须；五十个身世清白的德国人；航海图；夜视望远镜；克雷布斯。他必须先把这些疑点告诉瓦兰斯。然后他应该去调查一下克雷布斯。接下来要核查一下摧月号的防卫情况，特别是海面方向的防卫。他还要找机会跟那位布兰德姑娘联络，一起制定接下来两天的计划。时间很紧张。

邦德尽力让自己思绪满满的脑子接受睡眠。他在脑中想象了一个指向7点的钟面，然后把它隐藏在自己的记忆深处，好让自己到时会醒过来。他想尽早起床到房子外面去给瓦兰斯打个电话。他不担心自己的行为会招致怀疑。他的目的之一就是吸引那些对付塔隆的人来关注自己，因为他至少有一点是非常肯定的：塔隆少校一定不是死于对嘉拉·布兰德的爱。

他的第六感闹钟准时起作用了。他在7点整醒来，嘴里因为昨夜抽了太多烟而感到干涩。他强迫自己从床上爬下来，冲了个凉水澡。他刮好胡子，用一把硬邦邦的牙刷刷了牙。现在他正身穿一件有些旧的黑白相间的上衣，里面配着深蓝色的海岛棉布衬衫和黑色丝织领带，轻手轻脚但又并非鬼鬼祟祟地沿着走廊走向楼梯口，左手提着那只方形皮箱。

他在屋后找到了停车房。手一按上启动按钮，宾利车的大引擎就发动起来了。在墙上一扇扇帘幕低垂的窗子默然的注视下，他驾车慢慢驶过水泥空地。然后他在林子边停下车，让引擎在空挡待命。他回望房子，估算着一个人站在屋顶应该可以看到防爆墙后面的悬崖边缘，以及后面的海面。放置摧月号的圆顶建筑那边没有什么动静。晨光中，水泥路面熠熠生辉，一直向迪尔方向延伸。这片空地看上去就像一个小型机场，或者不如说，因为建于其上的这三个毫不相干的水泥物件——蜂巢般的圆顶，平整的防爆墙，还有远处方方正正的发射站朝邦德所在的位置一同投下黑影——的影响，更像是法国超现实主义画家达利那幅荒漠风景画：三样物品以一种精心设计的随意性分布在图中。今天应该是个好天气，远处的海面上，南古德温号灯塔船在清晨的薄雾中隐约可见。这艘暗红色的三桅帆船永远定格在同样的罗盘位置上，似乎是德鲁里巷的剧院舞台上被诅咒的船，只能日复一日看着波浪和云朵的影像匆匆移动到舞台两侧。船上没有通关文件，没有乘客，也没有货物。它永远停靠在岸边，它的起点就是自己的终点。

每隔三十秒，它就在晨霭中响起两声幽怨的汽笛声。笛声自高而低，渐渐消逝。海妖的歌声，邦德想，不过毫无诱惑力，令人反感。他想着船上那七名船员是怎样一边嚼着猪肉和豆子，一边忍受着这样的噪音。他们挤在狭小杂乱的舱室里用收音机的最大音量收听《主妇首选》节目时不停被这声音打断，会不会让他们厌倦这份工作呢？不过这种生活至少是安全的，邦德想道，尽管他们被禁锢在了墓地的门边。

他提醒自己要去了解一下这七名船员是否看到或听到了塔隆在航海图上标示的东西，然后他驾车快速通过了一个个哨岗。

到达多佛后，邦德把车停在皇家咖啡馆旁。这是一家不起眼的小餐馆，厨房也不大，不过邦德从以往的光顾中了解到这里会烹调非常棒的鱼和鸡蛋。店里的瑞士籍意大利母子像老朋友一样招待了他。他点了一盘炒蛋配培根，和大量的咖啡，请他们在半小时内准备好。然后他驱车来到警察局，通过苏格兰场的总机接通了瓦兰斯的电话。瓦兰斯正在家中用早餐。他默默听着邦德有所保留的汇报，没有发表什么意见。不过他表示对邦德现在还没同布兰德小姐单独交谈过表示惊讶。“她是个聪明姑娘，所以，”瓦兰斯说，“如果k先生有什么企图，她一定会有所察觉。如果t星期日晚上听到了什么响动，她可能也会听到。当然，我得承认她并没有向我报告过这些情况。”

邦德对瓦兰斯的这位下属对自己的态度只字未提。“我准备今天上午找机会跟她谈谈，”他说，“还有，我想应该把那份航海图和我的莱卡相机拿给你看看。我把它们交给这儿的督察吧，也许他们可以找一个巡警给你送去。顺便问一句，t星期一给他上级的那通电话是从哪儿打出的？”

“我让人去查一下告诉你，”瓦兰斯说，“还有，我会让港务局调查一下，看看南古德温号和海岸警卫队那边有没有人能提供些信息。还有什么吗？”

“没有了。”邦德说。这条线路转接的次数太多了。如果是跟m谈，他可能会透露更多信息。对瓦兰斯来说，提到胡须的事或者跟他描述自己昨晚那种危险的直觉似乎很可笑，而且这种危险感到了今天早上已经荡然无踪了。警察们要听的是确凿的事实。他们更擅长破案，而不是预测罪行的发生。“就这些了。”他挂了电话。

吃过一顿可口的早餐后，邦德感觉精神振奋。他读了读《快报》和《泰晤士报》，只发现了一篇关于塔隆案件的报道。《快报》放上了那姑娘的大幅照片，邦德津津有味地欣赏着瓦兰斯费力找来的那张似像似不像的照片。他决定设法同布兰德合作。不管她愿不愿意，他都要完全信任她。也许她也有某种怀疑或者直觉，但是因为太过模糊而不愿向别人提起。

邦德驾车快速返回了房子。刚过9点的时候他正穿过树林开到水泥地上。这时响起了警笛声，房后的树林中跑出来两排人，步伐整齐地跑向发射井上的圆顶。他们对了对时间，其中一人按响了门铃。门开了，他们列队进入建筑，消失了身影。

老话说，想知道什么是精确，就去找德国人。邦德这么想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