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摧月号

第八章 红色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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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德昨晚2点钟才上床睡觉,可是10点就准时到了总部。他感觉很糟糕。昨晚喝下的两大瓶香槟酒让他的胃和肝很难受。另外他还觉得心情郁闷、精神萎靡。这一方面是服用苯齐巨林的后继反应,另一方面也是昨天晚上那一幕的结果。

他乘电梯上楼,准备开始一天的日常工作时,昨晚午夜时分那种不好的感觉依然萦绕在他的心头。

梅耶如释重负地快步离开,回家睡觉以后,邦德从外套口袋里拿出了那两副牌,摆在巴斯尔顿和m面前。其中一副是德拉科斯切好牌递给他,被他调包装进口袋的蓝色牌。他用手帕做掩护,把这副牌换成了右手口袋里精心摞好的那副蓝色牌。另一副是装在他左手口袋里没用上的红色牌。

他把红色的那一副在桌上摊开成扇形,向m和巴斯尔顿展示这副牌如何同样可以派出让德拉科斯吃瘪的那局大满贯牌型。

“这就是著名的‘克伯森牌型’,”他解释道,“当年克伯森用这个来取笑自己归纳的快速赢张法则。我准备了两种颜色的牌,都做好了手脚。这样就有备无患了。”

“嗯,干得确实漂亮极了。”巴斯尔顿感激地说,“我想他会回过味来的。接下来他要么就别来玩牌,要么就会循规蹈矩了吧。他这一晚上过得可不便宜。至于你赢得的赌注,那是你应得的,不用客气。”他补充道,“今天你给我们所有人——尤其是德拉科斯——帮了个大忙。你冒了很大风险,说不定损失一大笔的可能会是你呢。星期六支票就会送到你那儿。”

他们互道了晚安。邦德上床睡觉的时候感到很失落。他吃了一片药性温和的安眠药,希望能让他从今晚这些离奇的事件中清醒过来,好好迎接明天的工作。临睡前他想道,其实一场赌博中赢家所赢的往往要比输家所输的少得多。每次打牌赢了钱他总会有这种念头。

邦德走进办公室关上了门。洛艾莉亚·彭松贝疑惑地看着他的黑眼圈。她有意让他注意到她质询的眼神。

他咧嘴笑了。“一半是公事,一半是玩乐。”他解释说,“玩伴是大男人。”他加了一句,“多亏了你送来的苯齐巨林。我当时确实急需那玩意儿。希望昨晚没打扰到你。”

“当然没有了。”她回答道,想起了昨天因为邦德的那一通电话而错过的晚餐、没读成的书。她低头看了看速记本:“办公室主任半小时前来过电话。他说m今天可能会要见你,但是他也说不好什么时候会找你去。我告诉他你3点有徒手格斗训练,他让我取消了这个日程。就这些,再就是昨天没处理完的公文。”

“谢天谢地,”邦德说,“要让我去被那个突击队的家伙扔来扔去我还真受不了。008有消息吗?”

“有,”她回答道,“他们说他没事。他已经转移到了沃纳尔海德的军队医院。只不过是休克罢了。”

邦德知道他们这一行里“休克”是什么意思。“很好。”他将信将疑地说道。他对她笑了笑,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关上了房门。

他绕过书桌,径直走到椅子上坐下,把摆在最上面的文件移到自己面前。星期一已经过去了。今天是星期二。新的一天。他暂时不去想自己的头痛和昨天晚上的经历,点着了一支烟,打开了标有表示最高机密的红色星形的那份棕色文件夹。这份文件是美国海关最高防卫长官的备忘录,标题是“x光检查镜”。

他认真地读了下去。“x光检查镜,”他读道,“是一种利用荧光镜原理检测禁运物品的设备。它由位于旧金山的思库拉x光镜制造公司,在美国监狱中广泛应用于秘密检测囚犯或访客衣物中暗藏的金属物品。亦用于非法钻石交易和非洲、巴西等地钻石矿中的检测环节。此仪器价值七千美元,约有八英尺长,七英尺高,重约三吨。需要两名受过训练的操作员操作。在爱德怀德国际机场海关大厅对本设备进行的实验结果如下……”

邦德跳过了两页讲述几桩小走私案的有关细节,仔细阅读了“结论汇总”这一部分。读完后他做出了一个恼人的推断:下次想要带着他那把贝雷塔手枪出国时,得想一个比腋窝更好的地方了。他在提醒自己要和技术设备处商量一下这个问题。

他在抄送回执上完成了勾选和署名的程序,手不由自主地伸向下一个文件夹。上面的标题是“菲洛梵——日本杀人毒品”。

“菲洛梵”,他有点走神,但立刻提醒自己认真读眼前打印的文件:“菲洛梵是日本犯罪率上升的主要原因。根据当地福利部的统计,全国此类毒品上瘾者多达一百五十万人,其中二十岁以下的有一百万人。东京警视厅认为百分之七十的青少年犯罪应该归咎于这一毒品。

“与美国的大麻案例类似,这种毒品致人上瘾主要是通过注射的方式。其产生的效果是‘激励作用’,容易产生习惯性依赖。这种毒品价格低廉——大约十日元(六便士)一针——但上瘾者很快就会增加到每天大约需要一百针的剂量。这种剂量使得满足毒瘾的方式变得昂贵起来,瘾君子们不得不用犯罪手段获取毒资。这类犯罪经常包括身体伤害,甚至谋杀。这是因为本品有一种特殊的药性。它会产生一种强烈的迫害妄想症,用药者会陷入一种被追杀的幻觉中无法自拔,最终会用自己的手脚或者刀刃来伤害无辜的路人——他想象中的带着恶意打量他的人。如果一名用药者达到了一天一百针的剂量,他那些毒瘾较轻微的朋友往往会对他避而不见,这同样也增加了那种迫害妄想。

“在这种情况下,谋杀行径往往会被美化成高尚、正义的自卫行为。可以想象这种毒品在那些想要操纵有组织犯罪活动的‘智囊’手中会成为多么危险的武器。

“菲洛梵在臭名昭著的巴尔·麦加谋杀案中所起的推动作用已经被发现。在那场悲剧中,警方数周内逮捕了五千名此类毒品的供货商。

“这一罪行循例被归咎于朝鲜籍人士……”

邦德突然有一种强烈的反感情绪。他到底为什么要在这儿读这些该死的文件?究竟有什么理由非要求他来了解一种叫作菲洛梵的日本杀人毒品?

他漫不经心地匆匆读完了剩下几页纸,在抄送回执上打了几个勾,把这份公文扔进了“送出”文件盒里。

他右眼上方还是有挥之不去的头痛的感觉,就好像这种痛感已经钉在那儿了似的。他打开书桌抽屉,拿出一瓶止痛药。他想让秘书拿一杯水进来,但又不想她大惊小怪,于是他硬着头皮用牙咬碎了两片药,费劲地把干巴巴的药粉吞下肚去。

然后他点上一支烟,站到了窗边。他看着自己脚下郁郁葱葱的景象,却心不在焉地走神了。他的目光漫无目的地顺着伦敦城参差不齐的轮廓线飘移着,脑子里却一直还想着昨晚的奇怪经历。

他越想就越觉得奇怪。

为什么德拉科斯,一个百万富翁,一个公众英雄,一个国家需要的人,这么一个卓越不群的人物会在牌桌上作弊呢?他这么做能得到什么呢?他是要为自己证明什么吗?是不是因为他认为自己能无视法则、肆意妄为,可以不顾这些约束凡人的俗世教条,可以公然蔑视公众的意见?

邦德突然觉得领悟到了什么。公然的蔑视。对,他在“刀锋”的行为举止就是这样。那是一种混合着优越感和轻蔑感的态度,就好像他面对的都是些废物垃圾,连轻视他们都算是抬举了。他根本就不愿意在这些人面前装作有教养。

德拉科斯可能确实喜欢赌博。也许赌博可以让他减轻压力。他那粗声粗气的说话方式、咬手指的习惯和不停地出汗都表明他处于很大压力之下。但他绝不能输。输给这些下等人对他来说是可耻的事。所以他不择手段、不惜作弊来确保胜利。就算有可能被人查到他作弊这件事,他可能也相信通过恫吓威慑就能蒙混过关。说不定他根本就没担心过这事。有强迫症的人看不到危险,邦德想。这种人甚至故意去招惹危险。盗窃狂总会不停增加自己盗窃的难度;性欲狂纠缠女性是明目张胆的,就好像希望被抓似的;纵火狂通常不会采取任何措施掩盖自己和案件的关系。

那么这个人患的是哪种强迫症呢?这种让他义无反顾地涉险作弊的冲动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偏执狂。幻想着自己的伟大,幻想着自己深受迫害。他脸上的轻蔑神情。他咄咄逼人的口吻。在被击败后只有一刹那的挫败感,然后表现出来的那种神秘的胜利者姿态。这种胜利感属于这种疯子——他们无视事实,永远觉得自己是正确的一方。不管谁想击败他都会被打倒。在他看来,他永不会失败,因为他拥有一种神奇的力量。他能点石成金,也能翱翔天宇。他无所不能——他是住在精神病院的上帝。

就是这样,邦德一边眼神空洞地望着摄政公园的景色一边这么想着。这就是正确的结论。雨果·德拉科斯爵士是个暴戾的偏执狂。这就是驱使着他通过不那么光明正大的手段成为巨富的力量。这就是他将这枚足以湮灭我们敌人的巨型导弹献给国家的主要动力。全是他心中那个无所不能的德拉科斯干的。

但谁知道他离精神崩溃还有多远呢?谁又能真正看穿他那咄咄逼人的外表和满脸红色须发下掩饰的真相呢?谁能从这些迹象里看出除了因为卑微的出身和战争创伤给他留下的敏感性格之外的意义呢?

显然没人能看出这一切。那么邦德自己的这些分析是不是就正确呢?分析的依据是什么?他对这个人性格的管窥之见是否可靠呢?也许也有其他人见识过这种性格。说不定在新加坡、尼日利亚或者丹吉尔的时候,某个坐在德拉科斯对面谈生意的商人也曾注意到他汗涔涔的脸、他咬手指的习惯、他突然变得惨白的脸上那双喷着怒火的红眼。

如果有时间,邦德想道,就可以去找出这些了解他的人来。如果这些人真的存在,就可以对这个人有更为确切的了解,就可以在这个恶棍犯下滔天大罪前除掉隐患。

隐患吗?邦德暗自笑了起来。为什么他要如此大惊小怪呢?这个人也没有对他有什么不利的行动,还给他送了一万五千英镑的大礼。不管怎样,反正不关他什么事。但是他最后说的那句“赢了钱我建议你快点花掉,邦德中校”是什么意思呢?应该就是这句话让自己感到不安,邦德想。就是这句话一直让他无法释怀,总是对德拉科斯的问题思前想后。

邦德猛然从窗前走开了。去他的吧,他想,我太多虑了。现在想想这一万五千镑吧,真是一笔横财呀。好吧,让我快点花掉我就快点花。他在桌前坐下,拿起一支笔。他思索片刻,然后在标着“最高机密”的记事本上写下了下面这样两行字:

1)宾利可折叠式敞篷车,算五千英镑。

2)三枚钻石领带夹,每枚两百五十英镑,共七百五十英镑。

他停下笔。这样还剩差不多一万英镑。需要添置些衣物,粉刷一下公寓,购置一套新的亨利·科顿熨衣工具、几打泰坦瑞香槟酒。不过这些都不着急。他可以下午去买领带夹,再跟宾利的车商谈谈。剩下的钱可以投资黄金,赚他一笔,然后退休。

红色电话机的铃声撕裂了屋里的寂静,仿佛在抗议邦德的计划。

“能上来一趟吗?m想见你。”是办公室主任的声音,听起来事很急。

“就来。”邦德警觉起来,“给点提示?”

“我真的一无所知,”主任说,“连对他察言观色的机会都没有。他一上午都在苏格兰场和军需部忙活。”

说完他挂掉了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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