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自从一九七八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将稼轩词编年笺注又一次重印之后，由于印数较大，发行面较广，各地的读者和专家当中，有很多人先后致函给我，提出了一些需要订正或补充的意见。这使我受到了很多的教益，同时，也受到了很大的鞭策。我不能把这一大批很可宝贵的意见束置高阁，若罔闻知。于是，从进入八十年代之初，我就又断断续续地对这本笺注进行修订和补充工作。到今天，为时已整整十四个年头了，而我也已经年届耄耋，精力衰惫，记性恍惚，手臂颤抖，作字维艰，只好把这项补正工作告一结束。虽还不应说是草草收兵，但在工作的过程当中，总经常会发生一些“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和“虽欲从之（指各地来函中的种种建议），未由也已”的感觉。
除这些外来的因素之外，在我自己，在一九六二年进行了那次增订之后，也时常想到对于辛词的编年隶事大作一番调整。原因之一，是元大德年间，广信书院刊行的十二卷本稼轩长短句的影印本刚刚出版，我看到之后，就在增订再版题记当中写道：广信书院所刊十二卷本，对于同调各词的排列，大致上也是以写作先后为序的。当时我还只是粗略地翻读一过，就已察觉到一些最明显的例证，如：凡是经范开编人稼轩词甲集中的各词，在广信书院的刊本中，大都编列在各调的最前面，而凡其作于闽宪或闽帅任上的诸词，则全无置列带湖所作同调诸词（此专指其词题中著有明确年代者）之前者。以后我更进一步细考这个版本的渊源，知其必出自曾任京西南路提刑的稼轩嗣子所编定、由稼轩之孙辛肃请求刘克庄写了序文（见后村大全集卷九十八）、嗣即在上饶予以刊行的那部只收词而不收诗的辛稼轩集（见后村诗话后集卷二）。既是如此，则凡收录于广信书院本中的全部辛词，自不至有赝品羼入；而其中对同调各词的编置次第，对于辛词的编年也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其中虽也间有先后参差错出之处，那大概是出于编集者见闻之所不及、推考之偶尔不当之所致。对于这类问题之凡有蛛丝马迹可考者，自当另行考求其写作时次；其确实难于考定者，则斟酌编置于可以考定作者之同调某首之前或后。本拟根据这一新的认识立即着手进行改编，不料不久就发生了继续到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遂致在一九七八年重印时，所用的仍是一九六二年增订的那个旧版。
另一原因，是我在八十年代之初，经铅山县档案馆的友人，辗转借到了铅山辛氏宗谱的第一本（据说全书共五本，其余四本，藏有此谱的辛姓人家秘而不肯示人）。这一本宗谱中所收录的资料，出于明清人伪造者什居七八，但有一篇宋兵部侍郎赐紫金鱼袋〔辛公〕稼轩历仕始末，尽管其中脱误甚多，却确是出自南宋末年人手笔，因而是极富史料价值的一篇文字。清朝嘉庆年间江西万载县辛启泰编写的辛稼轩年谱中，对于稼轩诞生的年月日时以及稼轩逝世后家中的景况，必即是根据此文写成的。只因辛启泰并未因编撰稼轩年谱而去广泛地翻阅有关书册，从而对于这篇历仕始末也未能充分加以利用。
元刻广信书院十二卷本稼轩长短句是经过清代的著名校勘家黄丕烈、顾广圻等人校勘过的，依照此本翻刻的王鹏运的四印斋印本，更为近代研究辛词者所易见。但直到要编写稼轩年谱问世的梁启超，都没能从中觉察出它所涵蕴的这一特征，自郐以下更不足论了。
宋兵部侍郎赐紫金鱼袋〔辛公〕稼轩历仕始末一文，对于述写辛稼轩的生平事迹自极重要。我在三十年代所编撰的稼轩年谱中，凡其仅仅以辛启泰所编年谱为依据者，除有关稼轩子嗣后裔部分外，几均可在此文中找得其更较原始之出处。而从宋孝宗乾道元年至三年的稼轩行踪，过去长时期内未得解决，我还曾经根据词中涉及吴江的几句话，而假定此三年为稼轩被投闲置散而流落吴江的时期。从历仕始末中却看到了他在任江阴军签判之后继即改任广德军通判，遂使多年空白借得填补。于此可见，历仕始末对于稼轩词的编年也有极大的用处。单是其中的“初寓京口”一句，便递送给我们一道信息：辛稼轩在“锦襜突骑渡江初”的绍兴三十二年（一一六二），便已有了家室，亦即和稍前于他寓居京口的范邦彦之女、范如山之妹成婚了。其时稼轩为二十三岁，女方年龄亦与之相当。这样，我就把原编入“作年莫考诸什”中的一首作于立春日的汉宫春，认定为稼轩渡江后第一篇创作。因为，据词中的“年时燕子，料今宵梦到西园”句，知其违别故乡济南仅及一年；“却笑东风……又来镜里，转变朱颜”诸句，为稼轩以“朱颜”形容自己面貌仅有的一次，知其确作于青年期内；而“浑未办黄柑荐酒，更传青韭堆盘”两句，也正说明新建立的家庭，在饮食居住等条件上还都很简陋。既确定稼轩与其夫人为同龄，则据其“寿内子”的浣溪沙词中之“两人百岁恰乘除”句，又可断定此词必作于淳熙十六年（一一八九）家居上饶之时（至其专言“寿内子”者，则必是二人仅为同年，而出生月日并不相同之故）。从上举二三例证，当可概见历仕始末这一短文所寓有的史料价值，是大可予以充分考索和利用的。
既有因稼轩词编年笺注在一九七八年的大量印行而引致读者提示给我的无数补正意见，又有我从影印元刻本稼轩长短句受到启发而久积于怀的要把编年大作一番调整的笃愿，又从铅山辛氏宗谱获见自万载辛启泰以后二百年来的辛词研究者都未得见的宋兵部侍郎赐紫金鱼袋〔辛公〕稼轩历仕始末；这次的对稼轩词编年笺注和辛稼轩年谱的大幅度增补订正工作，就在这种种主客观的形势下开始了。至其成为一种马拉松式的工作，前后持续了十年以上的时间，则是我始料所不及的。
二
回想半个世纪之前，当我最初着手于稼轩词编年笺注的编撰时，业师傅斯年先生曾告诫我说，最好能把书名中的“笺注”改为“笺证”，亦即只把涉及稼轩词本事的时、地、人等等考索清楚，把写作的背景烘托清楚即足；对于典故的出处则可斟酌其关系之重要与否，有选择地注出，而不必一一遍加钩稽；至其脱化于前人诗词之语句，则注之不可胜注，自以一概不注为宜；各词写作年月，其明确易知者固可为之编定，却不应曲事牵合，强为系年，以免或失鲁莽，或失穿凿。傅先生还郑重地向我说道，千万不能把此书作成仇兆鳌的杜诗详注那样，仇书作得确实够详、够繁琐了，但那只是供小孩子阅读用的，对于真正研究杜诗的人究竟能起多大作用呢？（以上仅记其大意如此。）对于傅先生的这些意见，有的我在编写词笺的过程中接受了，所以从一九五七年的印本直到一九七八年的印本的第五卷，都标著为作年莫考诸什，而在另外的五卷中，明确加以系年的，共不过二百二三十首。对于典故出处及词句之脱化前人者之处理，则只是部分地接受了傅先生的意见而非完全照办，所以在书前的例言当中，就写有这样一条：“兹编之注释，唯以征举典实为重。其在词藻方面，则融经铸史，驱遣自如，原为辛词胜场之一，故凡其确为脱意前人或神化古句者，亦皆为之寻根抉原，注明出典；至如字句之训诂以及单词片语之偶与古作相合者，均略而不注。”尽管在初稿当中，也有许多并不符合这些原则之处。至于书名，我也没有把“笺注”改为“笺证”。
不料一九五七年初版印行之后，不久就有人发表文章，批评这本书的注释过于简陋了；也还有几位素不相识的专家学者，例如刘永溍、李伯勉诸先生，直接写信给我，连续不断地提供我许多应当增补的资料；再结合我自己随时觉察到的一些应行补正之处，便动手进行了一些修改和增补。以后于每次印行前又递加修正，成为一九六二、一九六三和一九七八诸年的印本。这几次印行的版本，在笺注的一些方面已经突破了初版例言和题记当中所设定的各种准则了。
把两宋的词人划分为豪放派和婉约派，我自来是并不认为十分恰当的。但不论分与不分，辛稼轩在两宋词人当中应是名列前茅的大作家，其影响之大，感染力之强，都为其他词人的作品之所不能比拟，我想，这已经是得到了公认的一桩事实。其所以能够如此，除了因为他是一个民族志士和英雄豪杰人物，当全民族正处于最艰苦困难的时期，他能够怀着高昂的激越奋发情绪，代表着那一代人而唱出时代的最强音，亦即具有最高的思想境界和最深厚的感情原素之外，在其写作的布局命意和艺术加工方面，必定也有远非其他词人所可跂及之处。而这些，又必定都是出于辛稼轩的生活、学识和艺术的素养，而决非临时浚之使深、筑之使高的。然而我自己，却是一个从来不曾涉及于诗词创作领域的人，既然不曾有这方面的实践，怎能对稼轩词的写作技艺有确切而且深透的理解呢？因此，不论在编写这本笺注的初稿时，或在一九六二年以及今次的增订修改过程中，对于这一问题，我一直为了藏拙，避而不谈。只因在一九六二年以来的印本中，我把略论辛稼轩及其词一文置诸卷首，题目虽标明了“论稼轩词”，实际上所论却只是极为肤浅的几点。那位素未谋面而却为这本词笺的增改已经提供了无数意见的刘永溍先生（他已在十年浩劫中去世），看到我的这篇文字之后，又特地写信给我，对辛词在写作方面的特点，提出了几条意见。遗憾的是，当他在世之时未及将此信收录于辛词笺注当中，现在就趁此书增订改版的机会，全文照录于此，聊以稍补本书的阙失，稍祛我的几许遗憾，并借与读者共赏。
再版增入略论辛稼轩及其词一文，为读者先介绍作者及作品之概要，确属必要。文中对政治方面陈叙甚详，关于词的艺术特点方面，只提创作态度一点，似太单薄。以溍之意，此文不啻词集的代序也。
辛词如感皇恩上片述读庄子的感想，下片述闻朱晦庵即世的感慨；六州歌头告鹤三事，上片述二事，下片述一事；贺新郎上片述离别三事，下片述二事；又一阕“赋琵琶”，则将琵琶故实分别在上下片吟咏：都打破了前后两片成规。辛词喜掉书袋，他的用事，如前述贺新郎等，都是堆垛式的，我认为这是一种堆假山的手法，也和别人不同。辛的白话词，是效法李易安的。除丑奴儿近外，如寻芳草（“调陈莘叟忆内”）、糖多令（“淑景斗清明”）、好事近（“医者索酬劳”）、鹊桥仙（“送粉卿行”）、西江月（“醉里且贪欢笑”）等，虽是白话词，却都是文人吐属，和柳耆卿一派的市井腔调颇有不同。这三点似乎都可以作介绍。当否请酌。
刘永溍先生信中对于几首辛词的写作技巧的论析，虽已全录于此，但也只能起发凡起例的作用，他所没有论述的大量的辛词，就请辛词的研究者们凭靠各自的理解和认知去进行辨析吧，这对我来说依然是无能为力的。
除了对辛词的结构和布局，从形式上探求其艺术手法外，对于大量的辛词的意蕴，即其托言于此而寄意言外的所谓“寄托”，自也应予以探索和阐发。但这所谓寄托，只能以具有深远隐微的旨意为限，而并不是打哑谜，作密电码，因而不能用猜谜底、破密码和作红楼梦索隐的办法去考求和对待。然而前代词家之阐发辛词之寄托者，却每每不免于那样的取向。尽管其中也偶有“不幸而言中”之处，而一般说来，则或出穿凿，或出附会，我却是大都不以为然的。我在撰写此书的初稿时，在例言中所列的如下一条：“明悉典实则词中之涵义自见，揆度本事则作者之宅心可知。越此而往，举凡凿空无据之词，游离寡要之说，所谓‘只谓搅心、胡为析理’者，兹编概不阑入。宁冒释事忘意之讥，庶免或臆或固之失。”说穿了，这一条就全是针对上述那种取向而发的。我也常暗自发笑，我的这种做法，大似王安石注经时对“先儒传注，一切废不用”的办法了。所以，在这本笺注先后印行了几版之后，一位友人告我说：不论他或其他读者，从此书所得的印象，同样是：它是出自一个历史学者之手，而决非出于一个文学家或文学史家之手的。这个评语的涵义，不论其为知我罪我，我总认为它是非常恰当和公允的。
三
稼轩词编年笺注一九七八年的重印本，印数为二十五万册，印行仅及一年即全部销售一空，总应算作畅销书吧。其所以能够畅销，主要是因为十年浩劫刚刚结束，各地的学术研究工作蓬勃开展，青年学子的读书和学习的气氛也异常浓厚，对这本书的需求量自也随之加大。然而好景不常，到了八十年代的中期，学术文化以及出版界的情况便都发生了巨大的逆转：在大气候中，学术研究气氛似乎已成了过眼云烟，而青年学子的厌学情绪也突然袭来，以致出版界再也不肯考虑这本编年笺注及其同类书的印行问题了。这就是造成我在这篇题记开头所说的这次修订增补工作的马拉松式的主要原因。
在进行修订增补的最初阶段，我本是把我自己的一些想法（例如充分利用广信书院本各个词调的序列重行编年，把原标“作年莫考诸什”的第五卷取消，把其中所收各词尽可能考求其作年，或汇集于作年可考诸词的前后，等等），把先后所收到的各地读者来信中所提大量意见，一律交付与远在哈尔滨一所中学执教的辛更儒君（我把借到的一本铅山辛氏宗谱也转借与他，协助他先写了一篇介绍历仕始末的文章，并要他在修订词笺、年谱时加以充分利用），请他按照我所订立的几条原则加以筛选，填补在适当的地方。另外，旧版中引用诗文所注出典太简略之处（例如引用论语、孟子中的话而未注篇名，引用古人诗文而未注出题目之类），也请他代为查补。
辛更儒君接受了这一任务后，剪裁旧本，填补新注，有时须写为蝇头小楷，添入字里行间，费心、费力、费时均极多，颇为可感。只因从一九六二年以来的各次重印本中，对于某些与词旨不甚相关的语词也往往做了注释，到一九七八年的印本销行之后，读者来函中属于此类的增补意见因亦更多。辛君未能严加剔除，遂致较前更嫌芜杂。更由于我和辛君共同商酌的时间不够多，在编年和隶事方面，也间有未能取得一致意见之处。在他整理修定竣事之后，我虽又从头到尾草草检核一过，也多少有所改正，但终不免有些疏略。到一九八五年的夏秋之际，便把全稿寄交上海古籍出版社去审查。出乎意料的是，出版社对此书此次的审查工作特别重视，委托给一位对古代诗词有精湛研究的老编审陈振鹏先生去做。陈先生对于这本稼轩词编年笺注的审查工作，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他签贴了数以百计的意见，将全稿寄回，要我参照修改。我翻读之后，觉得他的意见无不确切谛当：他对于原笺原注中的错误，都指点得切中要害；他所建议添换的新的笺注，也都使本书在质量上得到很大提高。例如：
一、在注释稼轩作于福州的贺新郎（“觅句如东野”阕）中的“对玉塔微澜深夜”句时，旧版中我原引用了苏轼 江月五首之一中的“一更山吐月，玉塔卧微澜”两句，虽已算找到他所从脱化的古句，但对此句及苏轼原句的意义，还等于并未作出解释。陈先生乃于签条中录出苏轼诗序全文，并引录陆游 入蜀记七月十六日的一段记事云：“是夜月白如昼，影入溪中，摇荡如玉塔，始知东坡‘玉塔卧微澜’之句为妙也。”以为据此可知“玉塔”乃指月在水中之倒影。遂使苏诗辛词俱获确解。继又指明查慎行注苏诗谓玉塔指惠州丰湖旁之大圣塔之非是，这也解除了读者的另一误解：当时有一读者自福州来信说，淳熙三山志卷七公廨门载：“澄澜阁，旧西湖楼基，待制赵公汝愚创建。”澄亦作澂，则辛词中之“微澜”或即原作“澂澜”云云。今既知辛词此句确由苏诗脱化而来，又知“玉塔”确为月在水中之倒影，则澂澜阁之说自无法成立，因玉塔无法卧楼阁中也。
二、世人共知辛稼轩喜在词中“掉书袋”，却未必都知在他的书袋当中之丰富贮藏，乃是三教九流兼收并蓄的。这自然为注释者增加了一定的难度，傥不能跟踪追寻，便必致多所漏略。例如他的“别成上人并送性禅师”的浣溪沙，开头的两句“梅子生时到几回，桃花开后不须猜”，即均自禅宗机锋语脱化而来，而我在已经印行的各版中却均未作注。这次订补，仅将“桃花开后”句在景德传灯录中找出其渊源，在陈振鹏先生的审查签条中却把“梅子生时”一句的渊源从五灯会元中找出，不唯将全文录示，并告以景德传灯录卷七所载此事，而文较简略，不能表见事之原委，故不宜用。
陈振鹏先生签提的类似这样的一些珍贵意见，举不胜举，我全已把它们订补到这次的修订本中去了。这些意见，既足以表见陈先生对我国古典诗词具有精湛的研究，也足以说明他的学识的博洽，更足以反映出，他对于一部书稿的审定工作做得如何严肃认真。这种种美德，求之于当今各出版社的编审、编辑人员当中，即使不能说绝无仅有，大概也应是屈指可数的吧。因此，我虽迄今与他未得一晤，我却要遥认他为我的益友，并在此向他致敬致感。
如前文所说，我是一个已经进入耄耋之年的人，老眼昏花，手臂颤抖，查阅书籍，改写注文，工作效率之低下，经常影响到工作情绪之低落，迟迟复迟迟，也是造成马拉松式的原因之一，以致到今天才得告了结。
在此我还须说明，这本笺注虽始终是用我一个人的名字刊行的，但若非从撰写初稿以来就得到夏承焘、蒋礼鸿诸先生的大力帮助；若非在它几次刊行的过程中又得到刘永溍、李伯勉诸位素未识面的先生的大力帮助，以及广大读者所提示的大量意见；若非从一九七八年以来又得到更大数量的读者的来函，和陈振鹏先生的大力帮助，它是绝对不会呈现为目前这个差强人意的增订三版本的。
另外，诗渊中收有辛词数十首，经过辛更儒君加以核对，其为行世诸本稼轩词集所不收者仅为以下三首：
水调歌头（“簪履竞晴昼”阕）
感皇恩（“露染武夷秋”阕）
蓦山溪（“画堂帘卷”阕）
现一并收录编次于此增订本中。与前此印行各版所收之六百二十六首相加，共为词六百二十九首。
四
题记到此本已结束，然而我却还想“曲终奏雅”。
从写作艺术到语词涵蕴，从隐婉到寄托，从意象到境界，都置之不论，对于一本辛词笺注来说，总是令人遗憾的极大缺陷。这原也是使我多年以来极感尴尬困窘、经常耿耿于怀的一个问题。所幸是，在近十多年内，我从各地的报刊上，读到了加拿大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叶嘉莹女士（华裔）的许多篇纵论唐宋诗词的文章，其中包括了论稼轩词的许多篇。其文章议论皆浑融洒脱，恢闳开廓，曲汇旁通，而又全都在于反复阐发其主题。用四川大学教授缪彦威（钺）先生在灵谿词说后记中的话来说，那就是：一方面叶教授和缪先生本人一样，“由于多年来创作实践的经验，深知其中甘苦，因而更能理解、探求古代作家在其作品中所蕴含的幽情微旨，而赏析其苦心孤诣的精湛艺术”；另一方面，则是叶教授之论文学，“能兼融中西，自建体系，汲取中国传统文字理论之灵悟慧解，而运用西方思辨之法作清彻透辟之分析说明”。其“研治中国古典诗词，观察锐敏，思考深沉，既能旁搜远绍，又能索隐（广铭按：此非红楼梦索隐式之索隐）探微，所树立之精义，开拓创新，论证详核”。缪先生的这些话，是综括了叶教授的全部讲论诗词的文章而发的，但如专用在她论述稼轩词的几篇文章上，也无不确切谛当。叶教授论稼轩词的文章现在收入她与缪钺先生合写的灵谿词说中的，虽只是论辛弃疾词一篇，而这一篇论文的主旨，却是要把辛词内容的方面之广与风格的变化之多，作一次“将‘万殊’归于‘一本’的尝试”。她写道：
第一，我们该注意到的是，辛词中感发之生命，原是由两种互相冲击的力量结合而成的。一种力量是来自他本身内心所凝聚的带着家国之恨的想要收复中原的奋发的冲力，另一种力量则是来自外在环境的，由于南人对北人之歧视以及主和与主战之不同，因而对辛弃疾所形成的一种谗毁摈斥的压力，这两种力量之相互冲击和消长，遂在辛词中表现出了一种盘旋激荡的多变的姿态，这自然是使得辛词显得具有多种样式与多种层次的一个主要的原因。第二，我们该注意到的，则是辛词中之感发生命，虽然与当日的政局及国势往往有密切之关系，但辛氏却绝不轻易对此做直接的叙写，而大多是以两种形象做间接的表现。一种是大自然界的景物之形象，另一种则是历史中古典之形象。这种写法，一则固然可能由于辛氏对于直言时政有所避忌，再则也可能是由于辛氏本身原具有强烈的感发之资质，其写景与用典并不仅是由于有心以之为托喻，而且也是由于他对于眼前之景物及心中之古典本来就有一种丰富的联想及强烈的感发。这自然是使得辛词显得具有多种变化与多种层次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
在这里，她确实写出了辛词的“由一本演为万殊的变化”的契机所在，甚至对几百年来词家所常道及的、寓贬抑之意多于赞扬的所谓“掉书袋”，也得到极为通达的解释，读来令人深有怡然理顺之快感。在此之后，她引录了稼轩的题为“过南剑 双溪楼”的水龙吟词全文，并结合题为“登建康赏心亭”之水龙吟、“更能消几番风雨”之摸鱼儿诸词加以阐发解析，作为其对辛词“一本万殊之特质”的例证。
叶文又进而从语言方面和形象方面谈辛词的艺术手段。她写道：
辛词既能用古又能用俗，在词史上可以说是语汇最为丰富的一位作者，而尤以其用古方面最为值得注意。……其更可注意者，乃是他即使在“别开天地，横绝古今”“、牵雅、颂入郑、卫”的“大声镗鞳”的作品中，却也仍保有了词之曲折含蕴的一种特美，虽然极为豪放，但却绝无浅率质直之病，这才是辛氏最为了不起的使千古其他词人皆莫能及的最为可贵的成就。……
在论述辛词在使用形象方面之艺术手段时，叶文又引录了题为“灵山齐庵赋”的沁园春词的全文，而依循她认为“关怀国计民生一心想恢复中原的志意与理念，一直是其贯穿于万殊之中的一本”这一主旨而进行剖析和阐发，所论也极为精彩。我在此只摘引其阐发词中“检校长身十万松”句的一段为例：
……而下句之“检校长身十万松”，则又把此一份不甘投闲置散的心情结合着眼前的景物做了极为形象化的叙写，遂于言外表现了极深重的悲慨。而其感发之作用则主要乃在辛氏于“十万松”之名物形象之上所用的“长身”两字的形容词，以及“检校”两字的动词。盖“检校”乃检阅军队之意，“长身”乃将松拟人之语。曰“检校长身十万松”，是直欲将十万松视为十万长身勇武的壮士之意，则辛氏之自憾不能指挥十万大军去恢复中原的悲慨，岂不显然可见。而此词开端之将群山拟比为回旋奔驰之万马的想像，则又正与此句之将松树拟比为十万大军的想像互相映衬生发，遂使此词传达出一份强大的感发之力量。
我对叶嘉莹教授论辛弃疾词的钞引到此为止。我希望这本笺注的读者，尽可能都亲自去阅读她的这篇原作的全文，这主要不是为了“奇文共欣赏”，而是要借以补拙著的一大缺陷，以提高和加深对稼轩作品的领悟。
邓广铭
一九九一年六月二十日初稿，
九月十五日改完于北京大学之朗润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