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她的单间寓所的窗边，眺望着6月里黄昏的祥和宁静，看到那第一缕日落的霞光映射在对街的窗玻璃上，还有远处教堂洋葱般的屋顶矗立在莫斯科高高低低的楼群中，国家安全部的塔蒂安娜·罗曼诺娃感到前所未有的幸福。

她的幸福概念并不浪漫，幸福与初涉爱河的狂喜无关——在第一滴苦涩眼泪之前的那些日子，这是一种安逸的幸福感。那种能够自信地展望未来的幸福，被身边的点滴细节渲染着的幸福。下午丹尼金教授对她的赞美，电炉上美味晚餐的香味，电台正在播放的由莫斯科国家交响乐团演奏的《鲍里斯·戈都诺夫》歌剧的前奏曲。尤其是，漫长的冬天和短暂的春天都结束了，现在迎来了美好的6月。

她的小房间位于萨多维亚·车诺哥里亚茨凯街头的一幢现代建筑里，那里是国家安全部门的女员工宿舍。这座精美的八层大楼共有两千个房间，是由囚犯建造，于1939年完工的。其中一部分房间同她在三楼的房间一样，只配有电话、冷热水、电灯，与其他房间共用浴室和厕所。其他在最上面两层的房间是两间或三间套房，有独立浴室，那些房间是给女性高级官员准备的。房间是严格按照级别从上到下分配的，罗曼诺娃下士必须一级一级从中士干到中尉、上尉、少校、中校，最后才能住上八楼的上校房间。

不过说心里话，对于现状她已经很满足了，每个月能领到一千两百卢布薪水（比其他任何一个市的平均工资高出了百分之三十），有自己的房间，在大楼底层特供商场能买到低价食品和衣物，部里每月至少发两张芭蕾舞剧演出票，每年两周带薪休假。最重要的是，这在莫斯科是一份前景光明的稳定职业——不是在那些无聊的省会城市，面对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千篇一律的景物，偶尔有一部新电影上映或巡回马戏表演足以让全城空巷。

当然，在国家安全部任职也要付出代价，那一身制服让你与世隔绝。人们会惧怕你，这让多数女孩无法适应，而且你只能与国家安全部的其他男女员工为伍，等到时机成熟，你得和部里的人结婚才可能留在部里。此外，他们个个都是工作狂——从早上8点工作到下午6点，一周五天半，中午只有四十分钟去食堂吃饭的时间。不过午餐相当丰盛，这样晚餐就可以简单一点，把钱省下来留着买一件貂皮红大衣，换下身上这件穿旧了的西伯利亚狐皮大衣。

想到晚饭，罗曼诺娃下士离开窗边的椅子，走去查看炉子上炖着的那锅浓汤，汤里只有一点点肉末和蘑菇粉，那就是她的晚餐。汤已经快炖好了，香气扑鼻，她关上电炉，让汤在炉子上焖一会。这个时间她用来洗漱准备，这是从小家人教给她的习惯。

擦手的时候，她在洗脸池的椭圆形的大镜子前端详着自己。

曾有一个前任男友说她长得像葛丽泰·嘉宝年轻的时候，一派胡言！不过今晚她确实看上去挺美，一头绸缎般的乌发向后梳着，及肩处微微上翘（嘉宝曾经梳过这种发型，罗曼诺娃下士承认自己是在模仿）；她的皮肤娇嫩白皙，脸上有一层乳白色光泽；她眉心较宽，平直的眉毛没有任何修饰，一双湛蓝的眼睛非常端正（她先后闭上两只眼睛，啊，她的睫毛可真长啊！）；鼻翼笔直而高贵——接下来看到嘴巴，嘴巴怎么样呢？太大了点吗？她笑的时候一定很大，她望着镜中的自己笑了，是的，嘴巴很大，不过嘉宝的嘴巴也不小。至少她的嘴唇饱满，唇线优美，嘴角也始终带着笑意，没有谁会说这是一张冷酷的嘴巴！而她的瓜子脸，太长了点吗？下巴是不是太尖了一点？她转过头去看自己的倒影，转头时浓密的头发向前一甩，遮住了她的右眼，她只好把它梳回去。嗯，她的下巴有点尖，不过不算太尖，她又转过身面对镜子，顺手拿起梳子梳理那一头浓密的长发。她的长相无懈可击，不然不会有那么多男人夸她美了——更别说姑娘们总是找她寻求美容建议。不过要说像电影明星——还是著名影星葛丽泰·嘉宝，还是别开玩笑了！她对着镜子做了个鬼脸，走去吃晚饭。

事实上，塔蒂安娜·罗曼诺娃下士的确是个美女，不仅仅是脸蛋漂亮，她身材高挑挺拔，姿态优雅。她曾在列宁格勒的芭蕾舞学校培训过一年，后来因为个子超过规定的五点六英尺而被迫放弃舞蹈这一职业。芭蕾舞学校教会了她如何保持优雅的姿势。出于对花样滑冰的热爱，她常年在发电机冰场练习滑冰，并且已经入选第一支发电机女子滑冰队，因此她看上去十分健康。她的两臂和胸部十分完美，完美主义者也许会挑剔她的臀部，那里肌肉太结实，以致失去了女性特有的圆润、下坠的曲线，变得像男人一样两侧扁平中间凸出。

仰慕罗曼诺娃下士的可不仅限于国家安全部索引中心英文翻译部。大家都认为过不了多久就会有高级官员遇到她，不由分说地把她从现在这个低微的岗位抽调去当他的情人，或者干脆做他的妻子。

姑娘把浓汤倒进一只小瓷碗，瓷碗边像是狼群追赶一只雪橇的图案，她掰了一些黑面包碎块放进汤里，走去坐在窗边的椅子上，用一把锃亮的漂亮汤匙舀起汤细细啜饮。这把汤匙是几个星期前她在莫斯科酒店一个同性恋晚会后偷偷塞进包里的。

吃完了晚饭，她收拾好餐具，又走回来坐下，点起今天第一支香烟（在俄罗斯，正经姑娘都不会在公众场合抽烟，除非在饭店里，假如她在工作场所抽烟，会被立刻开除的）。她颇为不耐烦地听着收音机里播放的一支土库曼斯坦乐队演奏的低沉呜咽的怪调，他们总要播放这种讨厌的东方玩意儿，就为了取悦某个偏远的野蛮国家的富农。他们为什么不能演奏一些有文化有情调的曲子呢？比如现代爵士乐或古典音乐。这种曲子令人恶心，更糟糕的是，过时过气。

电话铃突然响起来，她走过去关上收音机，拿起听筒。

“是罗曼诺娃下士吗？”

是她喜欢的邓尼金教授的声音，可是一般在下班时间他都叫她塔蒂安娜或者干脆塔妮娅，今天这是怎么了？

女孩紧张地睁大了双眼：“是我，教授同志。”

电话那头的声音陌生而又冷漠：“十五分钟以后，也就是8点30分，锄奸局二部的克莱勃上校同志要见你，在你们宿舍八楼，听清楚了吗？”

“可是，同志，为什么？是什么……什么？”

她喜欢的教授用一种奇怪的、不自然的声音打断了她。

“就这样，下士同志。”

女孩将听筒从耳畔拿开，她瞪大了眼睛慌乱地望着听筒，仿佛能从黑色的听筒上那些小洞里挤出更多信息。“喂！喂！”话筒没有任何反应。她感到自己的手和小臂因为用力过度而疼痛，她缓缓地弯下腰，把话机放下。

她愣了一会儿，一动不动地呆望着黑色的电话，她应该拨回去吗？不行，这不可能。他刚才那样说话是因为他和她都知道，进出这栋大楼的每一个电话都会被监听并录音，所以他才没有说一句废话。这是国家的任务，传达这样的信息时，你应该尽快转告，语言越简练越好，然后把自己撤出来。你已经把这张可怕的牌发出去了，你已经把那张方片传给别人，这样你的手就干净了。

女孩把手指关节塞到嘴里咬着，瞪着话机看，他们找她做什么？她干了什么？她绝望地回想，回忆过去的每一天、每个月、每一年，她在工作中出了什么可怕的错误被他们发现了吗？她说过什么叛国的话了吗？或者是说了叛国的玩笑话被人举报了？这很有可能，可是是哪一句话呢？什么时候说的？如果说错了话，她当时会有一阵犯罪感或者恐惧感。她的良心是清白的，是吗？刹那间，她想起来了，她偷的那把勺子，是那个吗？政府财产！她现在就把它扔出窗外，扔到远远的这边或那边。但是，不对，不可能是勺子，这也太鸡毛蒜皮了。她无奈地耸耸肩，手落下来。她站起身，走到衣柜，拿出她最漂亮的制服，眼里像孩子一样满是恐惧和疑惑的泪水。不可能因为刚才那些事情，锄奸局不会为了那种事抓人，一定是更严重的事情。

女孩泪眼婆娑地望了一眼手腕上廉价的手表，只有七分钟了！又一阵恐慌向她袭来，她用手抹了一把泪水，从衣架上扯下她的仪仗队军装，无论如何，不能因为迟到而罪加一等！她用手撕扯着白色棉衫的纽扣。

在她穿衣打扮的时候，她的脑海里继续寻找着答案，像一个好奇的孩子用棍子捅蛇洞一样，不管她从哪个角度捅那个洞，都会听到愤怒的嘶嘶声。

暂且不论她犯了什么罪，和锄奸局任何一个部门联系都是要万分小心的，这个机构的名字本身就令人厌恶、避之不及。锄奸局——“间谍之死”，这是个肮脏的字眼，来自坟墓的词，死神的耳语，一个甚至朋友之间的悄悄话都不会提及的词。在这个可怕的机构里，锄奸二部——酷刑和死亡的部门，是最为可怕的地方。

锄奸二部的头儿，那个女人，罗莎·克莱勃！部里有很多关于这个女人的难以置信的传闻，那些让塔蒂安娜做噩梦的事情，那些她在白天忘记过而现在又记起来的事情。

据说克莱勃不肯错过任何一个酷刑的场合，在她的办公室有一件沾满鲜血的外衣，还有一个矮凳。他们说当有人看到她穿着那件衣服，手拎着那只凳子匆匆穿过地下室的走廊时，大家会奔走相告，即便是锄奸局的职员也会压低声音，埋头工作——也许他们的双手在口袋里合十祈祷呢，直到有人通报她已回到自己房间。

那是因为——至少大家是这么说的——她会拿着那只凳子，把它放在审讯台边上的男人或女人的脸下方，然后她会坐在凳子上，望着被审讯人的脸，静静地说“1号”或“10号”或“25号”。那些审讯员们就会心领神会，开始行动，而她将在距离几英尺的地方看着被审讯人的眼睛，在被审讯人撕心裂肺的叫喊声里陶醉着，像是闻着香水的芬芳。而且，她会根据被审讯人眼神的变化，悄悄改变刑罚的种类，会发出“现在换36号”或“现在换64号”的指令，审讯员们就会改变手段。当被审讯人眼中的勇气和抗拒一点点消退之后，他们开始示弱哀求，她就开始柔声安抚：“好了好了，我的小可怜，告诉我，我的漂亮宝贝，我就让他们停下来。疼啊，啊，很疼的，我的孩子。人受不了那种疼痛，想让它停下来，想静静躺着，再不要受那种折磨，妈妈在你身边，就等着阻止这一切。她为你准备好松软舒适的床铺，让你好好休息，然后遗忘，遗忘。说吧！”她会慈爱地呢喃着，“只有说了，才能享受安宁，才能免受痛苦。”如果那双眼睛依然抗拒，她就又开始用那种诱哄的口气说：“可是你这个傻孩子，你那么傻，这些痛算不了什么，不算什么！你不相信我吗，小心肝？那么，妈妈必须试一下，只用一点点87号。”审讯员们听到后立刻改换工具和手段，她会坐在那里，静观那双眼睛里生气一点点黯淡，然后她必须对着那个人的耳朵大吼，不然这些话入不了大脑。

不过他们说，没几个人能在锄奸局的酷刑下撑很久，更不要说撑到底了。而且那温柔的声音承诺会带来安宁，它几乎每次都能成功，因为罗莎·克莱勃能从被审讯者的眼睛里看到何时此人的精神被摧垮，会变成哭喊妈妈的孩子。她会适时扮演妈妈的角色，彻底融化对方的防御，而这时候男人的狠话则适得其反。

等到又成功地撬开一个嫌疑犯的嘴巴之后，罗莎·克莱勃会带着凳子顺着走廊走回办公室，脱下溅上新鲜血迹的外套，继续她的工作。这时结束了的消息总会散布开来，地下室才会恢复正常。

心事重重的塔蒂安娜又看了一遍手表，还有四分钟，她用手整了整制服，又看了一眼镜中自己苍白的脸。她转过身，向自己熟悉的温馨的小房间说了声永别，她还能再回来吗？

她走过长长的走廊来到电梯前，按下按钮。

电梯到达时，她挺胸抬头，带着赶赴刑场的表情走进电梯间。

“八楼。”她对操作电梯的女孩说。她面对门站着，在内心深处，她想起一个儿时以后就没再用过的词，她一遍遍重复着“我的天啊——我的天啊——我的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