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彼得堡小组——我家里的星期六聚会——别林斯基对勒鲁和乔治·桑的酷爱——《独立月刊 》 1 ——别林斯基的新倾向给克拉耶夫斯基先生造成的难堪处境——别林斯基结婚——克列切托夫——中风——涅克拉索夫——同涅克拉索夫和格里戈罗维奇结识——屠格涅夫的到来——关于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几句话

巴枯宁和卡特科夫出国以后，别林斯基觉得住处离编辑部远了不方便，便从彼得堡市区迁到阿尼奇卡桥附近的洛帕京公寓；我也搬进了这家公寓；克拉耶夫斯基先生丧偶以后也在这里租了一套寓所。

围绕着别林斯基，在彼得堡逐渐形成了一个小组，参加的人都十分看重他这样一个作家，并深深钦佩他的为人。除其他人以外，属于这个小组的有巴·瓦·安年科夫、卡韦林（他已迁到彼得堡）、亚·亚·科马罗夫、米·亚·雅泽科夫、伊·伊·马斯洛夫、尼·尼·丘特切夫 2 等人；不久涅克拉索夫和屠格涅夫也参加进来，后来还有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冈察洛夫……瓦·彼·博特金、伊斯康捷尔和奥加廖夫也经常从莫斯科来这里，他们每次来，别林斯基和我们所有人都像过节一样。伊斯康捷尔每来一次，同别林斯基的交往就更加密切……

别林斯基以他固有的那种精力开始沿着新的方向迈步了。然而过去的事仍然像噩梦一样压在他的心上。

“我不会活得很久，”他对我说，“我染上了肺结核——这一点我很清楚；然而只要能完全补偿我丧失理智的过错，彻底摆脱对这一时期的回忆，并且销毁我在这一时期写的所有荒谬文章的话，那我情愿付出几年的生命。”

就在别林斯基受到伊斯康捷尔的影响，思想发生转变的时候，巴黎出现了由勒鲁 3 、乔治·桑和维阿尔多 4 编辑的《独立月刊》。我开始如饥似渴地读它。我被勒鲁的文章深深吸引，便给别林斯基翻译了这些文章的片段。在此之前别林斯基读了已翻译过来的乔治·桑所有的小说（我特地为他翻译了《斯皮里迪翁》的结尾部分），过去他在论闵采尔的文章中那样尖锐地表达了他对乔治·桑的愤懑，现在这种愤懑在他身上换成了对她的极为强烈的热情。

他从前心目中的所有文学权威和偶像——歌德、沃尔特·司各特、席勒和霍夫曼——在她面前都黯然失色……他开口只谈乔治·桑和勒鲁。他对他们的作品极为醉心，竟至决心学习法语，以便阅读他们的原著。他对黑格尔哲学总的说来已经有些冷淡：对黑格尔学派右翼他表示愤懑和憎恨，但十分赞许黑格尔学派左翼。

在别林斯基逐渐地、十分吃力地学习法语（他在学习语言方面总的说来没有什么天分）的过程中，我开始根据米涅 5 的著作为他编写法国革命史，并附上我从《法国革命军事谈判始末》 6 一书中摘录的吉伦特派和山岳派最精彩的一些言论。

别林斯基和许多不懂法语或对这一时期的详细情况知之甚少的朋友每逢星期六聚集在我的家里，我给他们读我在一星期里编写和翻译出来的材料。

别林斯基面前逐渐展开了一片新天地，而在此以前他对这片天地概念模糊，只是道听途说……他怀着异常急切的好奇心倾听朗读，他的内心深处受到强烈的震动，常常用热烈的欢呼声打断朗读，而且激动得不断从椅子上跳起来，一次又一次地说：

“不错，一切都怪我那该死的无知。假如我早就了解这一切，我决不会写那些不成体统的文章，这是我一生中的不幸，是留在我身上抹不掉的污点！”

这一年（一八四一年）冬天，别林斯基较之以往对我表现出更大的好感；热情洋溢之下，他还对我的才能和品格讲了许多溢美之词……

我看到我的翻译促使别林斯基的思想变得清醒，帮助他扩大了视野，心里感到莫大的幸福。我引以为自豪的是，我激发了他崇高的热情，给他带来一些精神上极为愉快的时刻，唤起了他和其他听众的公民感情……

我所有的听众都像盼望过节一样等待星期六来临，并全神贯注地倾听我的朗读。马斯洛夫在此之前对法国革命一无所知，他对这个波澜壮阔的时代感到不胜惊讶；听到维尼奥、加德等吉伦特派人物的讲演时他喜得浑身颤抖，后来听到他们被处死时又热泪纵横……他和其他几个人成了狂热的“吉伦特派”，我和别林斯基则拥护山岳派。

朗读结束时通常是一场激烈的争论，只有这种时刻才能看到别林斯基的风采！他那高尚的、火热的天性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再加上他那毫无保留的真诚的感情和极为充沛的精力，这种精力有时会使几个性格柔弱的吉伦特派的拥护者发抖。

每星期六听完朗读以后，马斯洛夫总是对我们发誓，说他一定要学会法语。

别林斯基责备他懒惰而又任性。

“我要是像您一样有那么多空余时间的话，”他说，“我学习语言就是再笨，也早就学会法语了。您怎么不感到羞愧！我的工作累得要命，就这样我还在找时间学习，而且开始懂一点法语了……我向您保证，再过半年我就能流利地阅读和毫不费力地理解一切了，可是您……”

这时别林斯基越说越起劲。他狠狠责骂所有的俄国人，说他们对一切都漠不关心，冷淡无情，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没有任何一点求知欲。他把这一切都归咎于我们的斯拉夫血统。

“过去我们需要彼得大帝的棍棒，”他说，“为的是使我们多少像个人的样子；现在我们应当经受恐怖的磨难，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高尚的人。我们斯拉夫人不可能很快觉醒。事情明摆着——雷声不响，庄稼汉就不画十字。 7 不，先生们，不管你们怎么议论，断头机这位圣母可是件好东西！”

别林斯基同伊斯康捷尔接近以后开始的内心的急剧变化（其实，没有伊斯康捷尔的影响这种变化无疑也会发生，伊斯康捷尔不过是加速了这种变化而已），他内心的痛苦，他在观点发生根本转变之前的思想斗争——这一切当然只有同他亲近的人才看得出来。

克拉耶夫斯基先生丝毫也没有料到这一点。当《祖国纪事》上开始出现倾向完全相反的评论时，他还在重弹别林斯基论《波罗金诺周年纪念》和《闵采尔》的文章中的那些老调。当他发现自己刊物的倾向已经改变时，一开始他感到大为惊愕，不过毫无办法。他在思想方面不如钱财盘算方面精明，只好毫无条件地听从别林斯基的。对他来说，把过去的思想方式换成新的思想方式就像喝一杯水那样容易，况且新的倾向说不定还预示着订户增加。这就是克拉耶夫斯基先生自由派观点的主旨。

四十年代初期和中期很少有人留意俄国文学，它的存在几乎很难觉察。政府不仅没有感到需要有一本文学教材，而且只要谁有这种念头，都会被政府看成是极端的放肆。假若它获悉有人竟敢用什么哲学公式来维护它的专制制度，它大概会封住这些毛遂自荐的卫道士之口。它把自己的力量建立在千千万万把刺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荒诞的哲学思想之上。获得君主制度头号政论家的头衔在这一时期没有任何好处，因此那些怀疑别林斯基阿谀谄媚、受到收买的人只不过表明了自己的幼稚可笑、不明事理。别林斯基论《波罗金诺周年纪念》的文章根本没有引起政府注意，即使引起了注意，那么毫无疑问，别林斯基也只会受到申斥，要他今后不得干涉与文学无关的事务。照政府看来，文学描写的唯一范围是大自然和爱情，当然还不得超越合法的形式；道德则严格限于奖善惩恶。因此允许文学作品讴歌俄国军队的光荣和统帅们的功业……所有的文学家只要逾越这张清单的雷池一步，就被认为是居心不良……普希金经常处于警察的监视之下，尽管他写过《给诽谤俄罗斯的人们》这首诗。纳杰日金为了赎免自己办《望远镜》所犯的罪过，从乌斯季-瑟索尔斯克归来后不得不去当一名勤勉的官员；波列沃伊用《监狱中的西伯利亚清洁女工》来为自己的《莫斯科电讯》赎罪；布尔加林被认为是办报刊的人和文学家中间思想正统的楷模 ，波列沃伊便亦步亦趋地模仿他的腔调……

当时要想使大胆创新、独立不羁的思想在图书审查机关获得通过，就必须对自己的信仰坚信不疑，同时在文学上极有分寸；审查机关虽然头脑迟钝，手上的剪刀却十分锋利。别林斯基深信自己真正的天赋，对自己新的信仰满怀热烈的信心；他有惊人的才干，善于使自己的思想披上一层面纱，不知不觉地躲过了书刊审查机关，尽管审查员的书刊审查是严格的……

但是这一切耗费了别林斯基极大的力气，而且，要抑制自己刚毅热烈的个性，使某种思想能悄悄通过，有时仅限于对这种思想做些暗示，也并非总是能够办到……这对他来说是一种无法忍受的苦刑。他觉得十分难受，感到精疲力竭，经常诉苦。他日甚一日地深信，运用他曾在极短时期内加以维护的那些原则，人类绝不可能得到自由发展。

“我不明白我怎么会落到那样丧失理智的地步。”他一再说道。

当他收到巴枯宁否定并嘲笑自己的过去的第一封信时，当他后来听说巴枯宁成了当时德国政论家中最重要的人物时，别林斯基对这些消息感到异常高兴。

“我们的米舍尔多了不起！”他一再说。“不过，对他怀疑本身就很可笑。”——他通常带着最爽朗的笑容补充道。 8

当遮住我们视线的迷雾开始消散以后，我们所有人都或多或少开始追求美好的未来，更加看清我们的理想，开始理解旧制度并不稳固，并感觉到它的重压。

当时那些自认为是先进的现代人物的人全都热烈地谈论起这个话题，他们身边的其他人自然也是亦步亦趋。

我在本书第一部分向读者介绍过我的老师瓦西里·伊万内奇·克列切托夫，他耳朵里灌满了别林斯基和我其他朋友的谈话，也谈了很多从我这里借去的《独立月刊 》 9 ，因此他也开始追求理想，抱怨有头脑的人无法在这个（用他的话来说）道德败坏、世风日下的社会 里生活下去。尽管如此，他吃起东西来还是像往常一样津津有味，望着一块油汪汪的煎里脊牛肉，心里还是像往常那样喜滋滋的，吃午餐时也还是像往常那样，心满意足地咂着嘴，把一瓶道地的雪利酒 （这是他对赫勒斯白葡萄酒的称呼）喝得一滴不剩。

他初次在我家里见到别林斯基时，别林斯基觉得身体不适，目光忧郁，很少说话……克列切托夫提到各种问题，别林斯基答得简单而又冷淡。他想在别林斯基面前显示自己博学多才，便引用了贺拉斯的话，说他能够背诵贺拉斯的全部作品；他对浪漫主义发表议论，把俄语的h念成法语的n。别林斯基对他的议论毫无反响，只是付之一笑……

“唉，老弟，”他对我说，“你们这位别林斯基被捧得那么高，看来也没有什么特出之处！”

但当他看见别林斯基精神振奋，又听见他争论问题时，他意味深长地咬紧下唇，说道：

“噢，不错，不错！从他身上可以看出这种——这个这个力量，这种威力……有头脑，很有头脑！”

自此以后他对别林斯基怀有一种敬畏之情。自然，当着他的面还是不露声色，神气十足，但他不喜欢别林斯基，因为别林斯基从来没有郑重其事地看待他…… 10

克列切托夫依旧常来常往我家，一段时间以来我开始注意到，他似乎心绪不佳，吃得少，坐的时候老是垂着头，经常深深地叹气。一开始，我以为这是因为他收入减少了，我问他：授课的情况怎么样？他在授课方面并无怨言，相反，他还增收了一些新学生；再说有时他需要钱用，往往找我暂借几个卢布，也总是准时归还，分秒不差。他在这方面特别讲信用。有一天我无意中仔细瞧了他一眼。我吃惊地发现他肥胖的脸颊呈紫红色，两眼发红，然而此时他又毫无醉意。

“您怎么啦，瓦西里·伊万内奇，您身体不大好吧？”我问他道，“您最近似乎有些闷闷不乐，您的脸色又那么不正常……”

克列切托夫忧郁而又绝望地摆了摆手。

“我的身体倒是很健康，体格像铁一样结实，可是精神上确实垮了……不知您信不信，两个多星期以来我一直受到这种，这种……无法摆脱的忧愁的折磨……走到哪儿都坐立不安。”

“那是为什么呢？”

“这还用问吗！”克列切托夫答道，“我同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一样，忍受不了这种野蛮鄙俗的社会结构中的生活……我觉得这种窒闷发臭的环境令人无法呼吸……”

接着克列切托夫便大声喘息起来……

此后过了一天，他下课后顺路到干草广场买了一大块牛犊肉，拎起纸袋就想回家，他突然觉得拎纸袋的右手发软，右腿也不听使唤……他吓坏了，刚叫了一声：

“马车！”

随即倒在马路上，失去了知觉。

他被送回家时人事不省。

克列切托夫在此以前两个星期已感到血往头上直涌，觉得十分难受。假如他不是跟我们熟识，大概就不会把自己的苦恼归咎于这种不相干的抽象的原因了；悟出真正的原因以后，只消放放血便可防止中风，安安稳稳地就着油汪汪的牛排喝他的雪利酒 ，继续充分享受生活的乐趣了……

你瞧，同所谓现代人接近有时会造成怎样致命的后果！

不过克列切托夫的体格确实是像铁一样结实。两个月以后他就复原了，此后大约又活了十年，虽然走路一瘸一拐，嘴也歪了，但在自己老熟人举办的午宴上仍然像以前一样，甚至比以前更爱享用肥腻腻的牛犊肉、油汪汪的煎里脊牛肉和牛排，畅饮道地的金色雪利酒 ，还要一再重复那句记熟了的话：

“在这个道德堕落的社会里，有头脑的人没法活下去！”

四十年代初，涅克拉索夫加入了《祖国纪事》撰稿人的行列；他写的几篇书评引起了别林斯基的注意，别林斯基便同他结识了。在此之前涅克拉索夫直接同克拉耶夫斯基先生打交道。我初次见到涅克拉索夫是在三十年代中期，在我的一个朋友那里。当时涅克拉索夫大约十七岁，刚刚出版了一本薄薄的诗集，名为《幻想和声音》，这本书他后来收购回来销毁了。我过了七年才同他重新结识。 11 当时他和我们所有人一样，完全迷恋上乔治·桑，但他只是根据俄译本读过她的作品。我请他上我家里去，答应把我翻译的《斯皮里迪翁》的一些片段读给他听。不久以后的一天早上，涅克拉索夫来到我家，我当即履行了我的诺言……

从那以后，我们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多。他同别林斯基一天天更加接近，他讲述了自己辛酸的文学经历，讲了他怎样被各种杂志的编辑推出门外。有一天他给别林斯基带来了自己的短诗《路上》。

涅克拉索夫一开始就给别林斯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爱上了涅克拉索夫那种突出的、近乎冷峻的才智。为了挣得一块糊口的面包，他那么早就经历了那些痛苦；他从自己勤劳而苦难的生活中得出了和年龄不相称的大胆而又实际的观点——这使别林斯基一直感到极为羡慕。

在此之前，涅克拉索夫已经着手出版各种小型文学作品集，这些文集经常带来小小的收益，但他脑子里已经在酝酿较为大型的文学事业，他不止一次对别林斯基谈过他的打算。

别林斯基听了他的谈话，对他的机敏感到惊讶，通常要感叹几句：

“涅克拉索夫很有前途……他跟咱们可不一样……他会挣得一笔小小的资本！”

别林斯基不论在哪个朋友身上都没有发现一点应付实际生活的能力，因此他夸大了涅克拉索夫的这种能力，以一种特别尊重的眼光看待他。

在此之前，涅克拉索夫的文学活动没有任何特出之处。别林斯基以为涅克拉索夫这一辈子充其量也不过是个有用的杂志撰稿人，但当涅克拉索夫给他读了自己的《路上》一诗以后，别林斯基两眼闪亮，扑上去抱住涅克拉索夫，几乎是噙着眼泪说道：

“您可知道您是一位诗人——而且是一位真正的诗人吗？”

从这一刻起，涅克拉索夫在他眼中的地位更高了……他的《祖国》一诗令别林斯基欣喜若狂。他背会了这首诗，并把它寄给莫斯科的朋友们……我已经说过，别林斯基在一定时期内会对自己的某一个朋友格外着迷……这一时期他迷恋于涅克拉索夫，只要一开口总是谈到他……

涅克拉索夫成了我们小组的固定成员。

通过涅克拉索夫，我认识了格里戈罗维奇。格里戈罗维奇是涅克拉索夫出版的小型文集的撰稿人，他为其中的一部文集写了一篇蹩脚的短篇小说，题目是《一匹亚麻布》。

有一天我在涅瓦大街上碰到涅克拉索夫。他同一个身材匀称、个子高大、外貌很讨人喜欢的年轻人走在一起。我也跟他们结伴而行。

不知怎么我们谈起刊登著名的《一匹亚麻布》的那本文集，我对这本书取笑了一番。涅克拉索夫也跟我一起笑了，自己还说了一些笑话。

“可是这本书里最荒唐的，”我说，“要数《一匹亚麻布》了。”

“请让我向您介绍这篇《亚麻布》的作者，”涅克拉索夫指着那个面貌讨人喜欢的年轻人说道，“这位是格里戈罗维奇先生……”

我还来不及发窘，格里戈罗维奇就向我伸出手来，笑着说道：

“请不要难为情，我自己对这篇《亚麻布》的看法也跟您完全一样……当然啰，再没有比它更荒唐、更鄙俗的作品了……很高兴认识您。” 12

大约就在同一时期，也许还要稍早一点，我同伊·谢·屠格涅夫结成了朋友。 13

还在认识他以前，我在涅瓦大街上经常碰见一个非常英俊、仪表堂堂的青年，他戴着长柄单眼镜，一派绅士风度，稍有一点浮华的样子。我原以为这是上流社会的一个富家少年，当得知这是屠格涅夫时，我感到非常惊讶。

关于屠格涅夫的情况，我听格拉诺夫斯基和其他在国外同他结识的人讲过很多。格拉诺夫斯基在柏林弗罗洛夫夫妇家里经常见到他，公正地评价过他的聪明才智，但总的说来对他并不十分赏识。他直至去世，对屠格涅夫都没有很大的好感。我还听许多人说过，屠格涅夫极有教养，热爱文学，诗写得很不错。

屠格涅夫同别林斯基和我们整个小组的人很快亲近起来。从别林斯基算起，所有人都很喜欢他，深信他在具有杰出的教养、出色的智慧和才能的同时，也有一颗极为善良、极为温和的心。

屠格涅夫是以写哀歌和叙事诗开始他的文学生涯的，当时我们大家都非常喜爱那些诗歌，连别林斯基也不例外。

屠格涅夫的到来使《祖国纪事》增添了一个出色的撰稿人，我们小组则增添了一位杰出而有教养的交谈者，他十分熟悉外国文学，对德国哲学的奥秘稍有研究，而且是个讲故事的行家，有时过分沉醉于自己那种奇妙的、诗意的幻想……

此时屠格涅夫身上尚未去掉青年时期固有的上流社会那种浅薄的虚荣和轻浮。别林斯基首先看出这些弱点，有时尖刻地嘲笑一番。应当指出，别林斯基只是对那些他十分赞许和热爱的人的缺点才毫不留情。

屠格涅夫十分敬重别林斯基的声望，无条件地依从于他的精神力量……他甚至有点怕他。

别林斯基讲过许多屠格涅夫在他面前的极为有趣的举动。我记得其中有这样一件事：

别林斯基出国期间，在德国某个地方碰到了屠格涅夫。屠格涅夫见他一脸病态，心绪不佳，神情忧郁，便向他保证一直陪伴他……

“您跟我在一起会感到烦闷，我不想限制您的自由，”别林斯基对他说道，“最好还是别许愿。”

屠格涅夫发誓，说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扔下他……

他跟别林斯基一起就这样过了五天……苦闷偷偷折磨着他，他很想挣脱樊篱恢复自由，但他怎么也不敢向别林斯基承认这一点。到了第六天，他悄悄拎上手提箱，没跟别林斯基告辞就溜到英国去了。 14

别林斯基很热爱自己在彼得堡所有的朋友，他们对他十分钦敬，把他看作自己的导师，屏息静气地听他讲话，对他写的每一行字、说的每一句话都深信不疑。他们每个人都甘愿为他赴汤蹈火，但没有一个人能就各种问题同他进行辩论，而别林斯基那种热烈活跃的本性又需要交流思想、进行争论，同势均力敌的对手展开辩论……因此别林斯基在自己的小组里常常感到寂寞，为了多少满足自己的需要，在找不到一个交谈者的情况下，便给自己在莫斯科的朋友们写些很长的信，谈论使他萦怀的各种问题……当他们中间有人，尤其是伊斯康捷尔或格拉诺夫斯基来到彼得堡时，他就像常言说的那样，同他们推心置腹，开怀畅谈。屠格涅夫的到来使他感到振奋。他的需要从屠格涅夫身上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因此他对他十分依恋。不过，别林斯基在任何一个彼得堡朋友面前从不因自己的威望而妄自尊大，从来没有让他们任何人感到他地位优越；相反，他总是找出每个人身上的优点，甚至加以夸大。

他高度重视雅泽科夫性格温和，心肠柔软，对朋友无限忠诚，毫无利己之心，甚至对个人利益不屑一顾；他赞赏安年科夫合乎情理 的利己行为，后者善于在一切方面——在自然界，在艺术中，甚至在各种生活琐事中——使自己得到享受和乐趣……“这是我一生中见到的最幸福的人之一，”别林斯基在谈到他时说，“在我们莫斯科小组里，内心反省发展到病态的地步；然而安年科夫健康纯朴的本性却没有受到这种可恶的反省的损害。”他十分喜爱卡韦林，把他看成一个高尚、热情、极易受到诱惑和十分轻信的青年，有时还笑着说：“只有一点很糟糕：他到老都会是这个样子！”

卡韦林当时刚刚迁到彼得堡来，和尼·尼·丘特切夫及库尔尼茨基 15 同住一套寓所。

别林斯基结婚之前通常在工作之余到这间寓所来休息。一个月有两个星期他几乎笔不离手，不离开自己的写字台；另外两个星期则消遣娱乐。这种消遣娱乐大都是玩三戈比一局的朴烈费兰斯牌，别林斯基极爱玩这种牌，我们晚上通常聚集在三位朋友的寓所玩牌。库尔尼茨基为人心肠很好（他在别林斯基去世前两年死于肺病），以给杂志写些小文章和一篇谈玩牌的戏谑式的论文而著称。他诚挚地眷恋别林斯基，想方设法投其所好。他往往在我们到来之前半小时准备好牌桌，亲自细心地把绿呢桌面掸得干干净净，不让上面有一丝灰尘，再放上四支精心削好的记分笔和一副纸牌。

我和别林斯基进屋以后，库尔尼茨基得意扬扬地迎着别林斯基，把他领到桌子跟前，大声说道：

“您觉得这一片碧野怎么样？赏心悦目，对不对？”

别林斯基高兴地笑了，于是我们应他的要求，马上开始干了起来……

别林斯基不仅吸引了那些有头脑、对他充分理解并在理智上赞同他的见解的人，而且也吸引了一些最为单纯、对抽象事物一无所知的人。在此之前不久，有一位姓科兹洛夫斯基的公爵 16 对他十分依恋。此人头脑简单，但在体格上却是个大力士：他能折断火钩，常用一卢布的纸币卷成烟斗，等等。科兹洛夫斯基公爵在彼得堡逗留期间，像保姆照料婴儿一样照顾别林斯基，别林斯基的餐桌上每天都会出现一些意外的礼物：或是一整只火腿，或是某种特制的香肠，或是一瓶勃艮地 17 葡萄酒。

科兹洛夫斯基公爵后来同戈利岑公爵 18 一起去了克里米亚。戈利岑公爵是躺在科兹洛夫斯基手臂上死去的，他遗赠给他一些东西——科兹洛夫斯基回到彼得堡后，把这些东西全部分赠给别林斯基和他的朋友们……

别林斯基结婚 19 以后很少走出家门。他的病情逐渐发展，他开始感到十分不安，他充分意识到自己已经病入膏肓，读者在后文的一封信中将会看到这一点；书刊审查机关的苛刻态度不时变得难以容忍，他同克拉耶夫斯基先生的关系也日趋恶化……克拉耶夫斯基先生在别林斯基结婚后给他的报酬仅做了一点微不足道的增加，仍然借口说自己经济拮据，负债累累，尽管我们都很清楚，此时他的一切债务都已还清……

“天哪，要是能摆脱这个人的话，”别林斯基对我们说，“我觉得我就是最幸福的人了。我得常去他那儿，说些客气话，恨得发抖时却要做出笑脸——这种下流的虚伪态度令我无法容忍。当我同他坐在一起时，我鄙视我自己；不过，我有什么办法呢？怎样才能摆脱这种处境呢？你们哪能想象得到，我每次上他那儿去要我自己的、劳动换来的、满头大汗挣来的钱时心里是个什么滋味！”

别林斯基和我们所有人都很少同克拉耶夫斯基先生见面。克拉耶夫斯基先生在我们面前竭力显得亲切殷勤，但他内心对我们大概没有多少好感，而且当我们在场时，他必定觉得很尴尬，因为他意识到我们已经看透了他。他同博特金的关系倒是比同我们所有人都要好，博特金甚至对克拉耶夫斯基先生有时也表现出一些柔情。克拉耶夫斯基先生心里把我们都看成毛孩子 ，据说至少是在他对我们表示愤怒时口里才会冒出这个鄙视的字眼……

我们也确实是一批毛孩子，而最为幼稚的毛孩子 则是别林斯基。他没有意识到，克拉耶夫斯基先生只是靠了他和他的小组的精神力量才能维持下来，要是没有这种支持、没有这股力量，克拉耶夫斯基先生即使有自己的朋友加拉霍夫 20 和梅尔古诺夫帮忙（何况此时梅热维奇已离开他偷偷投奔布尔加林），也无法使自己的刊物维持两年以上；相反，别林斯基和我们所有人不知怎么以为是我们依赖克拉耶夫斯基先生，以为离了他我们就没有生路，因此为了微不足道的一点报酬，而有的人则完全不取报酬，一个个竞相施展上帝赋予他们的才能——让克拉耶夫斯基先生发财致富。我们没有一点待人处事的常识，自己身上又缺乏足够的独立精神，便给自己制造了一个偶像，用自己的贡献和牺牲来装饰他，向他鞠躬致敬，巴结奉承，甚至在他面前感到胆怯（我在后文将举出几件相当可笑的事实，说明我们有些人在克拉耶夫斯基先生面前表现出的胆怯 21 ），即使敢于对他发牢骚，也不过背后议论而已。

一个偶像善于巧妙地利用别人给他提供的地位，为了牟取私利剥削一些热情而又缺乏经验、自愿缚住自己手脚、把自己交给他全权支配的青年，那又有什么办法去指责他呢？

所有的偶像——包括一些大得多的偶像在内——通常都是这样行事的……

假如别林斯基和他所有把《祖国纪事》背负在自己肩上的朋友有朝一日突然振奋精神，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以独立自主的身份去见克拉耶夫斯基先生，对他说道：

“阁下！迄今为止，我们由于年轻和没有经验，一直屈服于您粗暴的压力，这种压力是由于我们自愿服从于您、放弃自己的意志而在您身上助长起来的。现在我们已经认识到，您本身一文不值，您没有独立的精神力量，只是靠了别林斯基和他的小组成员才得以在期刊出版界维持下来。对他给您提供的这股力量，迄今为止您只是用来牟取个人私利；您压迫和剥削了我们，却把我们的劳动成果算在自己账上，就像那只有名的鸟 22 一样夸耀自己的孔雀羽毛……现在我们觉得，没有您我们照样过得下去，我们可以开始过独立的生活……把您的《祖国纪事》拿回去吧——随您怎么去处理它，去找些新的牺牲品供自己剥削吧……”

克拉耶夫斯基先生对这种突如其来的壮举将作何回答呢？

他像一切走投无路的人一样，大概会张皇失措，指着上帝赌咒发誓，说他从来也没有想压迫任何人，说他一向认为别林斯基是他的救星，并向他表示愿意作出种种让步，要是别林斯基拒不接受的话，他兴许会像今天对杜德什金先生那样，让别林斯基跟他对半分成。

别林斯基呢，自然会深受感动，表示同意，却不料刊物的整个财权仍然控制在克拉耶夫斯基先生手上——他为人工于心计，老于世故，到了年终跟别林斯基怎么算账，自然由他的便。不管怎么说吧，到了那一步别林斯基的处境总会大大改善。

然而不论是别林斯基还是我们中的任何人都没有产生过这种果敢的念头，即或有人想过也不可能实现，因为总的说来，我们俄国人不仅在当时，就是现在也没有丝毫同心同德的精神，没有丝毫团队精神 23 ；因为我们迄今为止只是言语上的英雄，行动上的懦夫；因为我们生性淡漠消极，易于对任何人表示屈从，而不愿短时间奋发精神去为自己争取一辈子独立自主的地位。

即使别林斯基产生过公开奋起反抗克拉耶夫斯基先生的念头，他大概也会遭到自己朋友们的反对，无法使他们一心一德，去建立自己的功业……

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形形色色的克拉耶夫斯基之流才能在当今世界上得意扬扬、不动声色地侵吞别人的劳动成果，而且有时还要以自由派自居，侈谈什么人道主义！

1 原文是法语，系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派别的机关刊物，一八四一至一八四八年间出版。

2 尼·尼·丘特切夫（1815—1878），俄国翻译家，《祖国纪事》的撰稿人，巴纳耶夫和别林斯基的朋友。

3 皮埃尔·勒鲁（1797—1871），法国政论家，空想社会主义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

4 路易·维阿尔多（1800—1883），法国文学家、评论家和艺术史家，俄国古典文学作品的译者。

5 弗朗索瓦-奥古斯特·米涅（1796—1884），法国历史学家。

6 原文是法语。

7 俄国民谚，大意是“鼓不敲不响”“平时不烧香，急时抱佛脚”。

8 这一节不完全准确。巴枯宁（一八四〇年九月）的信中并未彻底否定自己的过去，也没有改变别林斯基对他的态度。“德国政论家中最重要的人物”一语则显然夸大其词。

9 原文是法语。

10 从别林斯基一八四二至一八四三年间的信件看来，他对克列切托夫是很关怀的。

11 据阿·雅·巴纳耶娃回忆，巴纳耶夫同涅克拉索夫重新结识是在一八四二年冬天（见《巴纳耶娃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第一百〇一页）。《幻想和声音》出版于一八四〇年，其时涅克拉索夫十九岁。

12 刊登格里戈罗维奇那篇小说的文集出版于一八四六年。格里戈罗维奇本人在自己的《文学回忆录》里说，这件趣事不是发生在他和巴纳耶夫之间，而是发生在他和屠格涅夫之间，他在巴纳耶夫打算写回忆录之前十五年把这件趣事讲给巴纳耶夫听过。年深日久，巴纳耶夫把人物记错了是不奇怪的。

13 巴纳耶夫认识屠格涅夫要早得多，是一八四三年。

14 不确。屠格涅夫陪同别林斯基在德国住了将近两个月。

15 亚·雅·库尔尼茨基（1815—1845），别林斯基的朋友，写过一些幽默故事和随笔。

16 巴·德·科兹洛夫斯基（1802—？），莫斯科土地测量学院学监，别林斯基一度在该院任教。

17 法国地名。

18 亚·尼·戈利岑（1773—1844），俄国东正教事务管理总局局长，亚历山大一世时任国民教育大臣。

19 别林斯基于一八四三年十一月跟马·瓦·奥尔洛娃结婚。

20 本书先后提到三个加拉霍夫，此处指亚·德·加拉霍夫（见第二百七十六页注1）。

21 巴纳耶夫未能实现这一打算。

22 指乌鸦。俄国俗语用“披上孔雀羽毛的乌鸦”讽刺爱出风头、虚有其表的人。参见克雷洛夫的寓言《乌鸦》。

23 原文是法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