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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对种族的影响——早期移民——法国人和英国人——没有被英国推翻的伊斯兰统治——佩龙的行政管理——之后的变化——塔卢克达尔——杰拉德·莱克的意图——塔卢克达尔的失职——权力受到遏制——没有人生、财产、交通等方面的保护政策——诸如此类的事情依然依赖外国

通过不断发展的生产劳动和人类犯下的诸多错误，历史得出了一个结论：一个国家的自然环境是形成国民性格的决定因素。在某种意义上，虽然移居到异国的人并不习惯那里的土壤和阳光，但他们的后代却表现出与其祖先完全不同的生理和心理特征。

因此，当学者们认为缺乏活力的印度人是人类最古老、最纯粹的种族代表时，我们不应该感到惊讶。首先解释一下印度教徒：人们认为婆罗门和其他一些阶级的人是古代亚洲文明的勇敢民族的后裔，无论是宗教作家还是世俗作家都常常提到这些民族。他们同样也是尼尼微和巴比伦以及后来的米堤亚和波斯帝国的创建者。当时，波斯帝国在马拉松[1]和萨拉米斯[2]被希腊人击败，它征服欧洲的计划被迫终止。准确地说，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以及现代欧洲人是同一个庞大族系的后裔。

伊斯兰教主要有三个贵族部落，早期入侵印度的伊斯兰教是来自新月[3]的阿拉伯战士，或者是阿拉伯的早期盟友——加兹尼王朝和古尔王朝勇敢的山地人。他们的后代至今仍然分布在印度各地，被称为谢赫人和帕坦人。一些赛义德人也是他们的后裔。

后来，成群结队的突厥人和蒙古人（欧洲人称他们鞑靼人，但并不准确）来到印度，也就是成吉思汗和帖木儿的后代。他们像蝗灾一样可怕。他们到来之前，这片土地如同伊甸园，经过他们的蹂躏，这里变成了一片荒芜之地。

之后，许多波斯人入侵印度。这些人主要来自赛义德家族或者伟大的默罕默德的后代。后来阿富汗人的一个种族也被称为帕坦人，最终与鞑靼侵略者（皈依伊斯兰教）一起建立了莫卧儿帝国。在这样的政权统治下，印度文明开始呈现一种波斯风格。在今天的印度，“莫卧儿”一词更多地指波斯人，而不是突厥人或鞑靼人。这些人在名字中间加上“贝格”一词，他们通常属于什叶派，同时也是波斯赛义德家族的后裔。阿拉伯出身的赛义德家族常在姓名前冠以“米尔”头衔，帕坦人的姓名中间通常使用“汗”这一词缀。除了印度教徒的后裔，其他人都是一些好战的外来种族的后裔。

这些强大的入侵者渐渐被印度斯坦炎热的气候征服。虽然这里土壤肥沃，但人们却很懒散。炎热的天气使人们讨厌做任何费力气的工作。

蒙古人来到印度后，将这片土地蹂躏得面目全非、荒芜不堪

然而，高温不是导致这种变化的唯一因素。阿拉伯是世界上最炎热的国家之一，但阿拉伯人曾推翻了拜占庭的罗马帝国和西班牙的哥特君主国。另外，克什米尔宜人的气候使这里的男人显得比印度其他地方的男人更羸弱。的确，在印度人中，尤其是多阿布北部地区的农民，他们大都身强力壮，从事大量户外劳动，但这里的气候非常炎热。也许印度的这个魔咒如同克什米尔人的魔咒一样，甚至所有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也是如此，由于缺少持续努力的动力，人们的竞争意识逐渐被消磨殆尽，继而产生了一种忌妒心理。缺乏宣泄途径的原始竞争情绪以诽谤与邪恶的方式展现了出来。克什米尔人从当地的气候中获得的优势表现为他们智力上的优越性。

在1761年的帕尼帕特战役中，胜利者和溃败者的损失几乎相等。这场战役使印度被洗劫一空，再也无法诱惑入侵者。之后，几乎没有人愿意移居到印度。精疲力竭的印度居民以自己的方式为了这片破败不堪的土地争执不休。具有时代特色的混乱状态与普通大众经历的种种痛苦已经逐步展现在读者眼前。

但新鲜血液即将从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注入印度。当时欧洲最活跃的两个民族是英国人和法国人。英法两国贫困的乡绅的孩子生长在非常严酷的气候环境中（这种气候增加了人对各种资源的需求量，同时也增加了满足这些需求的难度），这使他们开始利用各种手段在东西半球寻找本国法律和统治机构无法提供的获取财富的机遇。他们的奋斗成果强烈震撼了印度和美国。然而，印度并没有在这些殖民者的激烈竞争下开始衰落，在最终的灾难来临之前，殖民者的英勇与野心也不是导致印度衰落的唯一原因。然而，除了造成印度衰落的表层原因外，最根本的原因是，印度所有的统治者在政府管理方面几乎都极其无能，欧洲的竞争者自然会抓住这一绝佳机遇。想要了解这方面历史细节的人可以参考马勒森上校关于法国人在印度的两部著作。在拥有本国政府的支持、稳定的政策扶持和充足物资供应方面，英国人更胜一筹。

在描述外国统治势力取代印度的无政府状态的过程中，我的任务是展现造成或伴随这种无政府状态的主要事件。从英属印度帝国的发展过程中可以追溯到这些事件。结果表明，长期以来，“商人们的公司”[4]占领了沿海地区及其邻近的一些省份，通过谨慎的自我保护措施与对自己生活长期的节制，该公司最终获得了印度的统治权。与此同时，印度北部地区与加尔各答政府之间的关系，与后来旁遮普和阿富汗被相继占领的地区与它们的统治者之间的关系非常相似。尽管这一事实绝对真实，却一直被人们忽视，原因在于印度成为英属帝国后，加尔各答仍然是最高政权所在地。然而1857年的事件表明，在印度人的心目中德里一直是帝国的都城。无论如何，认为印度是英国人从伊斯兰教徒手中抢过来的观点完全错误。英国人出现在印度之前，除了孟加拉，伊斯兰教徒几乎在所有地方都遭到重创。加尔各答的“马拉塔沟”表明，即使孟加拉的英国人几乎被印度新的领袖消灭殆尽，伊斯兰教徒也没有能力长久占据在那里。如果英国人没有赢得普拉西战役与布克萨尔战役，整个莫卧儿帝国现在可能已经成为锡克教徒、拉杰普特人和马拉塔人的战场。1716年，法鲁赫希亚尔颁布诏书后，除了德干的尼扎姆，印度几乎没有一个势力强大的穆斯林统治者。库尔德拉战役之后，德干的尼扎姆从英国政府那里获得了权力。从阿拉姆吉尔二世逝世到沃伦·黑斯廷斯卸任期间，孱弱的莫卧儿帝国在英国的支持下继续维持着对印度名义上的统治。正是由于英国对印度政权直接或间接的干预，海德拉巴德及其他所有的穆斯林公国才得以留存下来。

现在唯一应该注意的是，根据现有资料，莫卧儿帝国的大部分领土落入最终的征服者手里后，这些领土的社会状况如何。

半个多世纪后，奉地方政府的命令出版的一部作品或许给出了这一问题的最佳答案。该作品描述了法国将军（佩龙将军）亲自管理的领土的社会状况。

为了维持军队的日常开销，佩龙占领了大片土地，并以绝对权威统治着自己的领地。一位“老公使”描述了佩龙统治时期阿里格尔的状况。内容如下：

他保持着一位东方领主的威仪与尊严，与强大的王公联盟，并以其军事优势威慑周边的小酋长。在德里君主的领土上，佩龙拥有与君主同等的权力。他力图用增加税收的方式提高自己的收入。大区的百姓通常以农耕为生，其中小部分土地作为封地被分封给当地酋长，但他们治下的人必须定期服兵役。驻扎在总部的大批军队负责收缴税收（阿里格尔附近的土地）。西坎德拉巴德的一个旅的任务就是按时收税。如果土地所有者拒绝缴税，下场一般很惨，他的村庄会立即遭受毁灭性的劫掠与破坏，以此来杀一儆百。这些严酷而粗鲁的措施往往会导致流血牺牲。另外，这种司法管理体系存在很大缺陷，它没有固定的程序。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律法也没有强有力的执行体系。因此，除了增加税收，镇压犯罪活动成了统治者最关心的政务。一名官员被任命为巴克什·阿达莱特，他的工作是收取内政部官员的报告，并传达佩龙将军对逮捕罪犯的处理命令。没有任何审判来裁定罪犯的罪行，证据全部来自官员们的报告，最后由佩龙将军决定如何惩处。

加尔各答

这种司法管理体系的缺点在于，统治者可以肆无忌惮地对人民施行暴政，随心所欲地征税，并将这些税收占为己有。印度人统治阿里格尔时期，没有人担心建造华丽的砖石屋会引起大家的注意，从而使人们认为他很富有，因此缴纳巨额赋税。贝努瓦·德·布瓦涅和佩龙统治时期，人们在饮食与衣着方面非常简单朴素，甚至连婚礼都不敢铺张，女性也不敢佩戴首饰。在这种状况下，即使地主积聚了大量钱财也不敢享受，他们将钱埋在地下，但经常因为死亡或其他原因使这些钱突然被发现，落入他人之手。七十年间，科尔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科尔市到处都是豪华的房屋，市场上摆放着琳琅满目的商品，银行和钱庄的生意蒸蒸日上，女性戴着珠宝首饰在街上走来走去，人们享受着健全的法律体系带来的美好生活，再也不用担心遭遇危险。贝努瓦·德·布瓦涅和佩龙掌权时期，科尔市的集贸街特别狭窄。他们从未考虑过百姓福利和改善民生等问题，他们的精力都放在增强军事力量和维护国内秩序上，因为他们很清楚，并且他们的下属也曾提醒，对这片土地的统治只是暂时的。与道拉·拉奥·辛迪亚的战争将会改变事态的发展方向，最终，他们会失去这些土地。

一份写于1808年的报告证实了上述内容。阿里格尔的税收官写信给委员会，提出应当谨慎评估土地税或政府租金。这个委员会是为了在被征服的省份建立行政管理体系成立的。由于之前在管理措施上的失误，以及1785年的大饥荒和其他一些历史原因，再加上长年累月的战争，这个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退回原始状态。这位税收官预计，如果六年内不发生战争，种植业和财政收入将会增长32%。

这片区域内有很多杰出的地主，无论他们之前是官员还是农民，他们都取得了成功。主要代表是西边巴特普尔的贾特人和东边皈依伊斯兰教的拉杰普特人的后裔。曾经漫长的纷争使莫卧儿的贵族逐渐没落，如今，几乎没有一位莫卧儿贵族拥有大片土地。

贾特人和伊斯兰教徒是印度西北诸省著名的塔卢克达尔[5]的祖先。塔卢克达尔有限的权力是一个具有较大争议的话题，早期英国行政人员的严谨要求我们必须注意他们在法国-马拉塔人统治下的地位，以及他们成为英属印度的子民后的生活状况。

我们已经看到，塔卢克达尔（这个术语后来才出现，现在已广为人知，但当时并不适合指称大地主）经常非法收税，并挪为私用。每一个大型村庄都有自己的关税平台，进出的货物都要向乡村管理者纳税。除此之外，塔卢克达尔还通过与当地的强盗和土匪分赃来获得相当可观的收入。这些强盗和土匪中有一部分人是逃兵，由于战争结束后军队会遣散一部分军人，这种情况日趋恶化。

杰拉德·莱克将军发表了一份声明，称将会确保土地所有者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但对上述两种敛财手段采取了惩处措施。然而，印度贵族间的相互争斗和掠夺商人财富对土地所有者来说非常重要，就像这些权力对他们欧洲中世纪的祖先同样重要一样。这些地主自恃拥有坚固的防御工事，将这些反社会的特权紧紧攥在手中。

1803年初，在向道拉·拉奥·辛迪亚宣战之前，总司令亲自率领英国在印度北部的所有兵力，攻下了多阿布的部分要塞。一年前，奥德省督（莫卧儿帝国的省级地方行政长官）将多阿布割让出来。经过长期忍耐，被征服省份的伊斯兰首领采取了同样的方式。1804年12月，他们在阿里格尔附近叛乱，几乎占领了周边所有地区。阿里格尔要塞的指挥官伍兹上尉只能在税收官的支持下调拨军队。次年7月底，司令部派来一支强大的特遣部队，终于平息了叛乱。这些伊斯兰首领在任职期间大肆劫掠，积聚了大量物资，1806年10月再次发动了叛乱。整个阿里格尔北部地区，以及毗邻的波兰沙哈南部地区被侵占。卡莫纳要塞和格诺拉要塞的守军全副武装，时刻处于防御状态。1807年11月19日，卡莫纳要塞的守军抵御了狄更斯少将率领的英国军队的进攻，战况非常激烈，英国军队损失惨重。不久，卡莫纳部落被征服。

约十多年后，阿里格尔地区的贾特人的塔卢克达尔才被征服。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这段漫长的岁月里，他们阻断贸易往来，扰乱农业秩序，对社会发展造成巨大影响。最终，1817年3月，哈特拉斯要塞被捣毁，顽固的王公达亚拉姆被驱逐出去。至此，贾特人的塔卢克达尔叛乱完全被平息。

可以客观地认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为贸易往来中的外国商人和依赖土地生活的农民提供安全保障是政府的首要职责。但在我们看到的这段黑暗时期，政府并没有承担这些责任。

我前面参考的“统计数据”的作者们说：“事实上，那段时期，马路上空空荡荡，行人都通过小路往来。沃尔特·莱因哈特的寡妻的领土上有浓密的热带丛林和散布的众多堡垒，为逃亡的人提供了保护。在这里，掠夺来的财产可以很快脱手，为抢劫行为提供了诸多便利条件。”

英国征服者成立了一支特种部队，由著名的马拉塔军官加德纳上校指挥。他在打压嚣张的犯罪帮派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但不幸的是，这些犯罪帮派很快从贾特人的一位塔卢克达尔希拉·辛那里获得了支持，再次重操旧业。哈特拉斯要塞被摧毁后这种混乱的局面才结束。十四年对于重建社会秩序来说并不长，况且这里已经混乱了四十多年。

詹姆斯·福布斯[6]的《东方回忆录》是1763年到1783年作者对德干南部地区的调查结果，这本书并没有什么特殊目的，也不是为了引起争议。在作者退休至少三十年后，这本书才出版。下面这段文字摘录自《东方回忆录》卷一：

马雷是距温泉最近的一座马拉塔重镇，渡过河后很快就能到达。我们经常去附近的一座山上远足。马雷幅员辽阔，防御工事坚固。当地总督居住在浦纳，他无视百姓的疾苦，任由下属欺压百姓。事实上，马拉塔的管理制度一向暴虐无道，如果看到他们温和、公平的执政方式反而会觉得非常奇怪。贪赃枉法成为治国之道并渗透各个政府部门，只要君主需要钱，各省的总督和官员就必须无条件提供，君主从来不过问这些钱的来源，这为官员们提供了一个敛财机会。他们向自己的下属索要大量钱财，这些下属再从商人和农民那里敲诈更多的钱，远远超过他们应该上交的数目。于是，整个国家笼罩在暴政的阴影中，上至王公贵族，下至贩夫走卒，所有人都无法掌控自己的财产和生命。每当遇到雨水充沛、庄稼丰收的年景，农民的收成都会落入贪官之手。他们从来没有像英国农民一样，幸福地看着自己成熟的庄稼。他们的牲畜也是一样，随时有可能被抓去为战争服务，或者用于其他方面，但农民往往得不到任何补偿。印度农民无权支配自己的金钱，如果有人凭借聪明才智或不懈努力，积累了比邻居多一点点的财富，依旧于事无补，他的生活并不会因此好转，他也许会因为恐惧或多疑将这笔钱埋在地下，甚至不会告诉自己的子女。

在《东方回忆录》第二卷第339页有一段类似的叙述：

在所有东方专制君主中，马拉塔的专制王权最令人窒息。统治阶级通过各种残酷手段榨取百姓的钱财，而不是通过发展商业、农业的方式获取财富和实现繁荣，他们也不会像其他一些秩序井然的国家那样使百姓安居乐业。

1807年，埃特瓦和科尔地区的税务官详尽叙述了印度本土统治者的统治状况，这些叙述收录在1873年出版的《西北诸省税收记录》的第314页和第337页。下面是埃特瓦的税务官的一段叙述：

这是一个好战的部落，从本性和习惯上来说，他们更喜欢掠夺而不是和平与法制。他们更愿意用犁铧去换取刀剑。外国的入侵和本国的骚乱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人口增长，与此同时，国内的贫困和政府官员的贪婪几乎阻断了贸易的发展，或者说在很大程度上将贸易往来局限在沿海省份的极少数有钱人手中（如柴明达尔）。

科尔的税务官的叙述更大胆一些：

大大小小的革命带来的最显著的后果是，这个国家越来越贫穷，人口越来越稀少。政府没有能力采取相关措施满足人民的需求，也无法通过支持农牧业和商业发展的方式改善帝国的经济状况。然而，大多数国民极力推崇军队生活。职业军人往往忽视工业发展与和平的重要性，这一点符合当时的时代特征和民族性格，也影响了帝国的财政收入，人口不断减少。另外，国内盛行的高利贷和税收制度对国家经济造成了严重破坏。土地所有者的积极性遭到打击，统治阶级剥夺了他们通过辛勤劳作取得的合法收益，同时也剥夺了他们的生产资料。他们很快发现，自己为改善现状所作的一切努力，非但没有使生活变得更好，反倒助长了政府官员的贪欲。由于没有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逐渐衰退殆尽。

阿里格尔（科尔）的状况更加引人注目，因为这里与最先被英国占领的地区有关，更重要的是，这里由佩龙将军直接管辖。因为这部分地区不受欧洲人监管，所以更适合作为研究样本。尽管在亚洲人统治的地区，或者在频繁遭受锡克人侵扰的地区，再或者地理位置、土壤、气候等自然条件较为恶劣的地区，人民无疑遭受了更多苦难，但从我们的叙述中或许也可以看到社会状况的混乱程度。我们展示出的没有法律的政府、没有良知的贵族、没有交通的道路，以及被荒草覆盖的田野，是英国统治印度之前，印度人自己治理国家的悲惨图景。

对过去的所有记录中，很少显现出无可争辩的真理。除了肤色与语言，英国人对印度人来说不再是外国人，他们是来自异国的印度人。由于受到世代沿袭的制度缺陷与无政府状态以及民族传统的影响，至今没有出现可以完全统治整个半岛的势力。印度半岛幅员辽阔。婆罗门及其制度在早期穆斯林的猛烈攻击下逐渐衰落，这些穆斯林后来又被莫卧儿人征服。当帕坦人和莫卧儿人被印度本土人同化时，他们失去了自己强壮的游牧祖先的骄傲与活力，逐渐演变成两种新的印度种族。另外，对印度来说，像m.劳一样的难民联盟和像乔治·托马斯一样的逃跑海员与拥有一大群追随者的穆斯林贵族一样重要。

不能忽视的是，穆斯林统治印度的辉煌时期，虽然统治阶级拥有很大权力，但具体的土地管理权掌握在辛勤劳作的本地人手中。在穆斯林帝国衰落之前，统治阶级曾试图将行政管理权集中到君主的贵族议会手中，并孤立议会中的印度教徒。然而，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印度教徒是印度行政管理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可以肯定的是，即便穆斯林统治者的计划最后成功，他们的优越性也会削弱印度教徒的信仰，使局势更加混乱，最后导致没有移民愿意迁入印度的窘境，社会发展止步不前。之前印度的穆斯林因为滥用职权失去的统治地位如今被英国人占据，同样，英国人受到了荣誉与利益的双重约束。由于命运的安排，他们统治着数量庞大的部落与民族，这些部落与民族处在与他们不同的发展阶段，因此他们必须谨慎、温和、坚定。英国人的职责是促进当地人的进步，使他们适应文明有序的政治生活。

但这并不意味着，结果是诱使当地人要求自治。困难一如既往地伴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现在还看不到结果。此外，国民教育中不可避免的世俗特性激化了社会矛盾。当缺乏物质资源的种族处在顺从和无知的生存状态下时，他们可能陷入停滞不前的僵局，这也许是许多无能的统治者的理想状态，却不符合现代英国的统治精神。一方面，英国人意识到，在印度传播知识是他们的职责。另一方面，他们与印度人的关系使他们无法在印度开展宗教教育。因此，在英印合办的学校和大学里，学生正在逐渐失去自己的宗教传统，却得不到任何补偿。很显然，这样的体系迟早会招来人民的不满。

那些在以前的生存状态中失去希望的人，非常渴望在现在的生存状态中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尽管如此，社会中依然存在两种相反的情绪，二者水火不容。一方面，许多人向往埃及的奢靡生活，渴望拥有一片流淌着奶与蜜的肥沃土地。在这种憧憬下，他们愿意服从英国人的统治。但另一方面，一部分人对英国的统治表现出诸多不满。没有必须详述这些过程。我们的理想是让印度的统治者用行动说服印度人民，让印度人民相信自己正在被引向光明与自由，让辛勤善良的民众看到被救赎的印度如何在伟大的新体系中有条不紊地前进。也许这个理想永远无法实现，但对于那些为了大英帝国的强盛不断努力的人来说，这个理想还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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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拉松是希腊的一个地名。——译者注

[2]萨拉米斯是希腊的一个岛，位于爱琴海的萨洛尼卡湾。——译者注

[3]新月（crescent），即新月沃土，或称肥沃月弯，是指西亚、北非地区、两河流域及附近一连串肥沃的土地，位于今日的以色列、约旦河西岸地区（简称西岸）、黎巴嫩、约旦部分地区、叙利亚以及伊拉克和土耳其的东南部、埃及东北部。因为地图上这些地区好像一弯新月，所以美国芝加哥大学的考古学家詹姆士·布雷斯特德将这一片肥沃的土地称为新月沃土。——译者注

[4]商人们的公司指“东印度公司”。——译者注

[5]塔卢克达尔（talukdars）是指莫卧儿和英国统治印度时期的土地所有者，塔卢克达尔负责征收土地税。——译者注

[6]詹姆斯·福布斯（1749—1819），《东方回忆录》的作者。1765年，他作为东印度公司的作家去了孟买。——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