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政府的分裂

德川幕府被废除，大政回归朝廷，三百诸侯之职务也被免除，全国的土地与人民悉数归于天皇直属。到此为止，朝廷理应毫无顾虑地朝着治国之大政方针推进，逐步落实可以施行新政的政治体制。然而，就在这时突然发生了出乎想象的阻碍，不只是历时数年的纠纷，甚至酿成了血流成河的争斗。在明治维新中立有大功的重臣之间相互的仇怨导致了这一局面的出现。

问题起于明治四年朝廷派遣全权大使前往欧美各国一事。朝廷打算在世界上探求知识以便大幅提振皇基，为此要对欧美的物质文明及相关制度进行考察。此外，安政五年的通商条约许诺了外国人的治外法权以及关税由相关国家协商议定的内容，这严重损害了日本的利益，因此朝廷也希望向各国提出改正条约的请求，故而首先要派出全权使节，在考察欧美各国文明的同时，深化与诸外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于是在明治四年十月，朝廷任命右大臣岩仓具视为特命全权大使，参议木户孝允、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工部大辅伊藤博文、外务少辅山口尚芳为副使。关于木户和大久保两位人选之事，因为有板垣和井上的反对而一时难以决定，但是在西乡的力排众议之下反对的声音被压下，二人得以顺利出发。然而，就在出发的时候，使节一方与留守一方之间签订了一份契约书。契约的主要内容是双方一致，经常保持联络，在大使出行期间不进行新的政治改变，即使产生部门长官的空缺也不进行补任或是增加官吏人数等行为，可是显然这一约定是难以遵守的。原因在于，大使一行人的出发时间是明治四年十一月，返回日本的时间则是明治六年的九月，也就是出访长达约两年。在这段时间里，留在朝廷的人有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参议西乡隆盛、大隈重信、板垣退助，议长后藤象二郎，大藏大辅井上馨，兵部大辅山县有朋等。仅仅这些人物要应对两年充满变化的变革时代，怎么想都是不可能的。结果到明治六年四月，后藤、大木、江藤三人被任命为新任参议。此时朝鲜出现了问题。明治维新一开始，朝廷就向朝鲜 [1] 发出了大政已经回归朝廷的通告，然而朝鲜只知有幕府而不知有朝廷，于是拒绝接受朝廷的通告书，表现得非常无礼。因此木户孝允等人认为即使通过武力手段，也有必要对这种无礼行为进行警告劝诫。其后，又产生了很多的问题，朝鲜方面的无礼行为只增不减，一般的外交人员受到朝鲜的愚弄而难以进行交涉。于是在明治六年六月十二日，三条太政大臣与西乡以下的诸位参议进行商议。在商议的过程中，板垣主张即刻出兵，西乡则将其主张压下，认为首先应该稳健又不失威严地派出使节进行交涉，并申请由自己担任这一使节，西乡的主张作为最终决定得到推行。大久保于五月二十六日归来，木户则于七月二十三日归来，然而不可思议的是他们谁都没有触及上述问题，而是顽固地等待岩仓的归来，直到阵容齐整之后，他们在十月十四日召开会议，会上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对此深感忧虑的三条一病不起，随后岩仓出任太政大臣代行，十月二十二日之前的会议决定遭到全盘否定，于是西乡于当天，板垣、副岛、后藤、江藤则于次日全部辞去了参议一职。

伴随而来的是最先在佐贺发生的叛乱。江藤新平聚集了一万二千人，一时间造成巨大的骚动，不过这次骚动到三月末被逐渐平定。明治九年十月熊本的“神风连”、萩的前原一诚于同一时间举兵，秋月也与其呼应而起。在这些人全都遭到镇压之后，明治十年二月鹿儿岛之兵跟随西乡大举进军，试图上京，虽然各地的激战一直持续到了九月，但以九月二十四日城山陷落、西乡隆盛自尽为止，以武力反对政府的运动由此宣告终结。

分裂的原因

关于向朝鲜派出使节的问题会出现如此激烈的纷争，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事情。通说认为，从当时的国情来看，并不应该对外出手，而应该秉持全力专注于内部治理的方针，由此只好排除西乡、板垣、江藤等人了。然而西乡等人辞官离开是在明治六年的十月末，在这之后明治七年四月政府便出兵台湾，清朝对此提出抗议，参议大久保亲自前往北京进行谈判，在得到补偿金之后撤兵；八年五月政府与俄国进行了千岛与萨哈林的领土交换；同年九月，江华事件爆发，黑田清隆与井上馨被派遣至朝鲜谈判。由此可见，认为日本当时的政策是专注于内部治理，延迟所有与外国事关重大的交涉这一说法是明显不成立的。

此外，认为这是通晓世界大势的人与不知晓世界大势的人之间的争斗，这一说法也说不通。原因在于跟随江藤于佐贺发难的人中有香月和山中两位人物。香月经五郎于明治三年留学英国，六年十二月回国；山中一郎于明治四年留学法国，六年九月回国。回国之时，二人都是二十五岁的青年才俊，饱受诸方期待；却追随江藤举兵，最终难免死刑。另外，与西乡共同举事之人中有一位叫作村田新八。村田本是宫内大丞，作为岩仓大使的随员与木户、大久保一同赴欧美视察，回国之后适逢重臣分裂，却背弃了大久保而回归鹿儿岛，与西乡同生共死。由此观之，这一分裂未必就是进步派与保守派的争执。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分裂呢？恐怕还是因为感情上的裂痕吧。

如果说萨、长之间未达成联合的话，推翻幕府大概就不会这么容易了吧。这一联合是由木户与西乡之间的和议而达成的。当时，木户极尽口舌之能，痛斥萨摩的态度。而与之相反，西乡则是一点儿也不生气，默默地听着，以极大的度量保持了宽容克制。另外，幕府大政奉还，毫不抵抗地将江户城移交给官军，这件事虽然与末代将军庆喜原本生于水户，接受了光圀以来的勤王精神有关，但倘若官军之中没有西乡的话，想必就算是庆喜也没办法压制幕府军反抗的热潮，那么江户就不会如此顺利地平稳移交，大江户八百零八町也会葬身火海了吧。西乡隆盛，就是如此伟大的人物。

另外，明治元年秋天，庄内藩投降官军，藩主酒井氏前来致意之时，西乡丝毫没有胜利的傲慢，而是稳妥地加以接待，完全让人感受不出孰胜孰败。因此庄内众人无不心服于西乡，在明治十年之时亦有二人心甘情愿地为西乡而战死。此外，如前所述一般，从在安政大狱之时为救月照而苦心谋划，发现实在无计可施之后则要与月照死在一处以成全友情，以身投海的例子之中，也能够看到此人的古道热肠了吧。逼迫这样伟大的西乡不得不以身披贼名的身份而自决身亡，实乃明治一代之中屈指可数的污点之一。

那么，是否有什么方法能避免出现这样的污点呢？如果桥本景岳还在世的话，或许可以避免重臣之间的分裂，使双方顺服吧。西乡心悦诚服之人，便是比自己还年少的景岳。就算到了明治十年自决之时，西乡依然片刻不离地随身携带着二十年前得自景岳的书信。景岳的见识与人格魅力，拥有足够能让西乡与木户、大久保之间保持融洽关系的力量。此外，如果吉田松阴还活着的话，就可将他的门人前原一诚引向不至于沦为乱臣贼子的方向。前原乃是松阴所信任喜爱的弟子，明治元年成为官军参谋，二年任参议。木户也是学习松阴的兵学之人，让木户与前原之间关系缓和，对于松阴来说也是完全可能的事情。

矗立于明治的重臣之间，或者甚至说在他们之上，足以对这些人物进行指导的桥本景岳和吉田松阴都于安政六年被斩首，真木和泉守于元治元年自尽，此外，完全能够在恐怖的局面下愉快地进行周旋的坂本龙马也于庆应三年十一月遭到暗杀，到明治六年，上述这些人物无一幸存。因此，佐贺之乱、萩之乱爆发，造成了大量的战死者与受刑者，西乡举兵之时，萨军死伤两万，官军死伤一万五千，国家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

明治七年江藤被斩首的时候，年四十一岁；九年前原谢世之时，年四十三岁；十年西乡自尽之时，五十一岁。然而灾难并未就此终结，待至来年的明治十一年五月十四日，参议兼内务卿大久保利通四十九岁遇刺身亡，木户孝允则于更早的明治十年五月四十四岁急病而殁，本应辅佐大政之人物，在这数年之间相继谢世，朝廷迅速地沉寂了下去。明治天皇陛下，无疑也对此深感哀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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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平泉澄在此后均使用“韩国”一词来指称当时的“朝鲜”，翻译时均根据史实改为“朝鲜”。——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