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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皇威廉二世回忆录

第6章 行政机构的同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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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海因里希·冯·斯蒂芬先生的合作非常愉快。海因里希·冯·斯蒂芬先生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人,和我很投缘。他总能很快理解我提出的观点和建议,并坚定地支持这些观点和建议,然后全力以赴去执行。他在工作中很有干劲和毅力,而且积极乐观,非常有幽默感,能快速感知新事物,从来不会对突发事件感到不知所措,对政治和处事技巧也很精通。他似乎就是为了创造性合作而生。我毫无保留地信任他,而且从来不曾改变这份信任。我在与这位富有激情、睿智能干的顾问的合作中学到了很多东西。

海因里希·冯·斯蒂芬先生在邮政部的工作非常出色,全世界都钦佩他。他将电话这一伟大发明广泛运用在公共服务领域,为了改进通讯技术不断进行开发研究。他在建筑领域也提出了一个决定性的改善意见,并得到了我的同意和支持。

当时,德意志政府的所有大型建筑项目都必须经过建筑科学研究院的调查后,才能投票决定是否修建。建筑科学研究院的工作效率低下,机构臃肿,而且非常落后。我曾亲身体验过。“白色画室”起初只是一座临时性的建筑,建造时并没有特别关注它的风格,最初的目的也只是为了在印度的化妆舞会拉拉罗克纪念节时纪念腓特烈·威廉三世的女儿夏洛特女大公和她的丈夫,即后来的沙皇尼古拉一世。我命令建筑科学研究院对这座建筑进行调查,结果发现这座建筑使用的全是劣质材料,它的主体结构已经锈迹斑斑,随时有可能倒塌,必须重新修建。

夏洛特女大公

沙皇尼古拉一世

建筑顾问伊内

我们与腓特烈太后[1]合作制定了计划。腓特烈太后称为“现代施吕特”的建筑顾问伊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大模型,这个模型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但建筑科学研究院却提出了反对意见。建筑科学研究院的人认为应该保留“白色画室”的历史美感,不需要重新修建它。然而,当新的建筑完工后,以前持反对态度的绅士们都非常赞赏这座建筑。

海因里希·冯·斯蒂芬先生与建筑科学研究院的意见不合。他认为现存的许多邮局太过破旧,尤其是大城市的邮局,都需要修缮或拆掉重建。但由于建筑科学研究院效率低下和拘泥于繁文缛节,海因里希·冯·斯蒂芬先生提出的问题根本没有得到答复或被直接拒绝。建筑科学研究院的拇指法则[2]可以压倒一切。海因里希·冯·斯蒂芬先生认为在建筑或其他方面,年轻的德意志帝国必须给人留下强权印象,帝国邮局必须重新修建。他认为邮局的外观应该和所在城镇的风格协调统一,或至少符合各城镇最古老以及最重要的建筑风格。我完全同意他的观点。

第1节 打破建筑科学研究院的束缚

最终,海因里希·冯·斯蒂芬先生与建筑科学研究院闹翻了。海因里希·冯·斯蒂芬先生失去了耐心,他告诉我他已经将自己的办公室及其所在的建筑物从建筑科学研究院的监督中脱离了出来,并召集了一批建筑学家和官员组建了一个监督委员会,要求我终审一些重要的建造计划。我欣然同意。

海因里希·冯·斯蒂芬

海因里希·冯·斯蒂芬先生是一个热情的猎人。在宫廷狩猎时,我经常和这位与众不同、表里如一且忠诚可靠的官员及顾问交流。

我最尊敬的大臣是约翰·冯·米克尔先生。他是我的财政大臣,他使普鲁士顺利完成了伟大的改革,为日后的繁荣昌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这位机敏的政治家交流不仅让我身心愉悦,还让我对未来充满信心,激励我奋发向上。

讽刺漫画:约翰·冯·米克尔的改革加重了帝国人民的负担

约翰·冯·米克尔先生对德意志帝国所有可能发生的事都了如指掌,令我非常吃惊。他在日常谈话中总是显得反应敏锐、机智幽默,他非常喜欢对一个话题进行解释和辩论,而且经常引经据典。他还十分熟悉历史,懂一些古语,因此他在报告中经常引用古罗马语、拉丁语中的警句格言支撑自己的观点,这些警句格言都是储存在他自己的知识库中,而不是来自格奥尔·格比希曼[3]的知识库。下达指示时,从来没有人厌烦他杰出的辩证法,他的听众经常听得津津有味,甚至不听完不会走。

当普鲁士保守党反对修筑中央运河[4]并导致修筑计划夭折时,约翰·冯·米克尔先生依然鼓励、支持我修筑大运河。在他的激励下,我告诉自己不能在这场战斗中输了斗志,并决心不打胜仗绝不罢休。约翰·冯·米克尔先生和我都知道荷兰以及法国的运河给当地带来了很多好处,相比遭遇困境的铁路,运河减轻了它们不少压力。在世界大战期间,我们本来可以通过自己从东到西的一条运输干线运输军火、伤员以及被封锁的物资、军需品等,以此减轻铁路的负担,利用铁路输送大量士兵,而且还可以解决煤炭短缺问题。另外,运河在和平时期更具优势。

约翰·冯·米克尔先生是德意志帝国和霍亨索伦王室最热心的拥护者。我认真倾听他对这一问题的处理方式。他坚持传统,从国家利益出发考虑问题,完全满足了新时代的要求,而且他能正确地欣赏有价值的东西。

我从一开始就一直关注铁路系统的建设。从有关民族防御的报告和总参谋部的投诉以及个人的观察看,我发现东普鲁士对铁路问题的忽视态度让人难以置信。俄国在边境上的兵力越来越稳定、强势,俄国的铁路系统也越来越完善。因此,德意志帝国的处境已经非常危险。

威廉大帝统治的最后几年,他命令陆军元帅老毛奇汇报了当时的形势。当时俄国在法国的影响下大张旗鼓地向普鲁士的东部边境派军,关于大量俄国骑兵是否会突然进入普鲁士、波森、西西里亚的猜测引发了人民的忧惧。阅读民族防御报告时军需主任阿尔弗雷德·冯·瓦德西和我都在场,我们决定让普鲁士的军队向东转移,抓紧时间完成被遗忘的铁路建设。

实施威廉大帝曾经颁布的措施需要时间,特别是由于新的铁路桥要通过维斯瓦河和诺加特河,这项工作必须由军方当局去完成。但官方代表艾伯特·冯·迈巴赫大臣依然强烈反对这么做,因为铁路被视为“民族的钱罐子”,所以德意志帝国的政府只愿修建“可以赚钱”的铁路,对为保卫祖国而设计的军用线路心存偏见,原因是修建军用线路会减少盈余资金。

艾伯特·冯·迈巴赫

我继承皇位后,打算实现威廉大帝的计划。每个手持1888年铁路地图的人都会感到十分震惊,因为德意志帝国的东边尤其是东普鲁士竟然没有铁路网。通过对比1888年的铁路地图和1914年的铁路地图,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中间这些年德意志帝国的发展。如果当时我们有铁路网,也许会在1914年失去东部领土。

毫无疑问,艾伯特·冯·迈巴赫大臣在促进铁路系统的建设方面提供了重要建议。他考虑到了西德快速发展的工业的需求和前景,也考虑到了军队的需要。然而,他在任期内却忽视了东德铁路线、桥梁以及铁路车辆等方面的建设。如果当时军队人员已经开始流动,那么有必要转移几百辆火车去东边保证总参谋部的部分需求。当时通往东边的唯一路线是地尔斯巧和马林贝格的两条陈旧的高架桥。但总参谋部坚持己见,甚至为此和艾伯特·冯·迈巴赫大臣发生了几次争吵。

直到卡尔·冯·蒂伦上任,由于他自我牺牲的工作精神,事情才有了转机,所以我们应该感谢他。卡尔·冯·蒂伦准确认识到了军队的需要,因此他积极推动建设东边铁路系统。他是一个能干、勤奋、具有老普鲁士特色的忠实官员,对我非常忠诚,我也很敬重他。和约翰·冯·米克尔先生一样,卡尔·冯·蒂伦一直支持我,为中央运河的建设与建筑科学研究院斗争。在易北-特拉韦运河的开通仪式上,他当着我和一大群人的面说:“我们将修建中央运河,必须这么做。”这是他的行事特点。我和他的关系一直很融洽。

虽然德意志帝国拥有西部铁路系统,但从军队的流向和部署看,铁路建设和帝国的实际需求仍有很大差距,而且许多线路需要修改。从莱茵河到美因兹只有一条铁路桥,而且美因河只穿过法兰克福。总参谋部已经要求改善这里的铁路状态。幸运的是,这一地区的主要交通是朝一个方向。譬如,如果一个来自西边的旅行者希望去地处托罗特山脉的其中一个水域,或莱茵河右岸火车站附近的某个地方,他可以先到法兰克福,然后沿着来时的方向返回,虽然他在美因兹,但几乎就在威斯巴登的对面。

卡尔·冯·蒂伦

易北-特拉韦运河的开通仪式

赫尔曼·冯·布德负责前去完成铁路修建工作。作为总参谋部的铁路部门领导,赫尔曼·冯·布德早已因为出色的工作能力、充沛的精力以及决策时的果断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他经常向我汇报铁路系统的漏洞,这些漏洞可能会阻碍军队在东西战线上的快速部署。他也指出了俄国和法国在这一方面做的准备工作,因此我们应该义不容辞地以民族防御为前提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

赫尔曼·冯·布德

当然,在铁路建设方面首先需要考虑的是铁路可以促进工商业的发展,但目前德意志帝国的铁路系统还无法满足这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因为用来缓解铁路负荷的运河还没有开始修建。两边前线的战争给我们造成了极大的威胁。从技术方面讲,我们的铁路还没有做好应战的准备,部分阻碍是财政造成的,因此政府需要加强对军事需求的关注。俄国在法国的资助下正在修建针对德意志帝国的大型铁路网。另外,法国也正在延伸专门用来部署针对德意志帝国的军事力量的三轨铁路系统,但德意志帝国根本不知道这件事。

赫尔曼·冯·布德立即投入工作。他在美因兹的莱茵河上修建了第二条铁路大桥,此外,地处考斯塞姆的美因河上的桥、沿莱茵河右岸连接威斯巴登必经的岔道和环路以及比布里希-莫斯巴赫的三角路段的桥都已经修建完成。在组织和培训铁路员工方面,赫尔曼·冯·布德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才能,他不仅组织壮大了铁路职工队伍,还非常关心自己的下属。

我非常尊敬这位精力充沛、积极向上的大臣。我为他因身体原因结束了自己的职业生涯深感遗憾。

保罗·冯·布赖滕巴赫是我修建铁路计划中的另一位重要的协助者和合作者。经过多年的历练,保罗·冯·布赖滕巴赫已经声名显赫。他不但受人尊敬、乐于助人、造诣全面,而且政治眼光敏锐、工作能力突出、积极进取。我与他一直保持着亲密关系。

保罗·冯·布赖滕巴赫和总参谋部在军事事务上有合作,因为保罗·冯·布赖滕巴赫坚信必须加强德意志帝国的防御体系,随时准备应对可能发生的敌对攻击。我们计划在吕德斯海姆、新维德和洛勒莱修建三条新的莱茵河大桥,这三座桥直到战争期间才完工,它们分别被称作“王储”“兴登堡”和“鲁登道夫”。我们在东边延伸了铁路站点和桥梁,并修建了新的铁路线,其中一些工作一直持续到战争期间。

保罗·冯·布赖滕巴赫在西边负责的重要工作包括在科隆修筑取代破旧的叉架桥的大型铁路桥,在拜恩塔附近修筑一座用于货运的新桥,在埃菲尔山脉修建新的铁路线。此外,在我的特别建议下,他负责修建了贯通吉森到威斯巴登的铁路,包括重建这段路线上的洪堡和威斯巴登两个火车站,以及在法兰克福和赫希斯特修建会车的环形路,而且还提供了从弗拉兴到陶努斯的直通车。

这些工作不可能让每个人都满意,譬如我们曾经遭到了法兰克福的旅店老板们的暴力攻击,他们对拆除法兰克福火车站很不满,因为以前的旅客都要在这里换乘,所以经常会留宿一晚。现在车站被拆除,他们失去了很多顾客。这也是人们强烈反对在赫希斯特修建环形路的原因之一。

修筑中央运河的斗争终于落下帷幕,德意志帝国最终决定实施我的方案。在保罗·冯·布赖滕巴赫的领导下,这项修建工作由多个部门联合推进。已经交付使用的部分中央运河完全达到了预期效果。

修筑中央运河期间,非常棘手的威廉皇帝运河的延长和加深工作也告一段落,这项工作相当于再修筑一条新的水路。埃姆登大船闸也已经完工。在桥梁和船闸施工领域,这些都是非凡的成就,获得了世人的赞赏。譬如,在船闸修建方面,我们修的船闸在体积上已经远超巴拿马运河的船闸。负责修建船闸的官员们出色地完成了这些艰巨的任务。因为建造工作掌握在帝国手中,所以大多数修建工作都是在普鲁士交通内阁的合作监督下进行的。

我经常去保罗·冯·布赖滕巴赫家里拜访他。我在他家里常有机会和他以及一些知识分子谈论商业、政治、经济方面的问题,也有机会遇到许多杰出人士并和他们讨论一些重要问题。所有的大型火车站、船闸、桥梁的修筑计划和草图都会在动工修建或重修前交给我审阅,之后有关部门还要向我汇报相关工作。

德意志帝国大建设时期的海报,背景是这一时期的重大工程,上面的人物为威廉二世(上)、艾伯特·冯·迈巴赫(左上)、卡尔·冯·蒂伦(左下)、保罗·冯·布赖滕巴赫(右上)及赫尔曼·冯·布德(右下)

在建设和完善德意志帝国的交通上,为了做如下说明我有意介绍得特别详细:第一,一个君主如何通过个人促进国家的发展;第二,如果君主排除政党因素作出选择,他如何选择有才干的人担任各个部门的要职;第三,如何让君主与各部门的要员真诚合作,让君主信任他们,以便取得最大的成果。我和政府各部门一起做的每一件事都光明正大,我们之间也真诚坦率,大家一起为了祖国的发展和繁荣以及提高德意志帝国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不懈努力。

因此,我和公共信仰与教育部在一些常规事务上长期保持着密切联系。古斯塔夫·冯·戈斯勒先生和奥古斯特·冯·特罗特先生是这一部门最重要、最杰出的两位人物。在公共信仰与教育部,阿尔托夫是唯一的天才型长官。

我自己的上学经历使我了解了教育制度中高中学校的黑暗一面。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占据统治地位的语言训练导致了教育的片面化。

1874年至1877年,我在卡塞尔高中学习,当时我注意到虽然大多数男生对1870年至1871年的普法战争和新帝国的热情很高,但大家都没有正确的德意志观,缺乏“我是一个德意志帝国公民”的民族自豪感。后来,我在萨尔堡的奠基仪式上向人们强调了这一点。鉴于陈腐、过时的课程,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唤起新生代的民族意识,以及在年轻人心里打下爱国的坚实基础等都超出了学校教师的能力范围。

同时,学校教育忽视了德意志帝国的历史,而学习历史可以使年轻人的心灵焕发光芒,增强他们的爱国意识,唤起他们对民族未来的强烈责任感。但学校并没有将1815年以来的德意志帝国的近代史介绍给孩子们。我们培养了年轻的语言工作者,却没有培养出可以建立更繁荣的年轻帝国的务实合作的德意志公民。

威廉二世在萨尔堡

换句话说,有自觉意识的年轻德意志人民还没有出现。我的同班同学组成了一个小型读书俱乐部,为了消除他们狭隘的、阻碍德意志帝国发展的观念,我经常试着给他们灌输一些伟大的德意志帝国观。海军上将莱茵霍尔德·冯·韦纳尔的《德意志帝国舰队之书》是为数不多的杰出著作之一,这类作品可以激发学生对德意志帝国的热爱之情。

除了教育上的片面化,我印象深刻的另一件事是年轻人规划自己职业时的倾向。大多数年轻人渴望成为政府官员,认为律师或法官是最有价值的职业。

毫无疑问,这种倾向是普鲁士过去的社会状况对年轻的德意志帝国造成的影响。只要我们的国家由政府和行政部门组成,年轻人在规划自己的未来时就会出现这种倾向,这一点不难理解,也合情合理,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由官员组成的国家,为国家服务是年轻人可以选择的正确道路。相比之下,同时代的英国年轻人显得独立自主,精力旺盛,他们可以谈论对殖民地的侵略、对世界其他地方的探索,以及英国商业的开拓等问题。英国年轻人希望在先辈们的基础上通过自己自由的、务实的行动使大英帝国变得更强大,而不是仅仅成为一名政府雇员。当然,在英国已经成为一个超级大国时,德意志帝国还是官吏之地。因此,相比德意志帝国的年轻人,英国的年轻人有更远大的目标。

然而,德意志帝国现在已经进入世界经济和政治行列,作为不可忽略的问题,政府应该积极引导德意志帝国的年轻人转变志向。因此,我在执政的最后几年常常十分担忧地将德意志帝国的年轻人与骄傲的英国年轻人做比较。英国年轻人很少学拉丁语和希腊语,但我们的孩子由于在这些课程上过度用功,个个脸色苍白。当然,德意志帝国也有很多有抱负的年轻人,但服务祖国不是沿着一条确定的、官方认可的道路走下去,而是独立竞争,然而这种思想在德意志帝国很少见。因此,我提倡德意志帝国向英国学习,我认为在没有偏见的情况下,带着虚心求教的目的去世界各地比带着有色眼镜闯荡世界更明智。

有了这样的认识做基础,尽管语言教育工作者以及内阁和学校内外都强烈反对,我还是为德意志帝国的年轻人争取到了教学改革的机会。不幸的是,改革并没有按照我的意愿进行,也没有取得我期望的成果。

英国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通过他的《十九世纪的基础》一书将日耳曼思想中最优秀的部分宣传给了无知的德意志人民。然而,德意志人民的萎靡不振证明一切只是徒劳。虽然大家都会哼唱《德意志帝国高于一切》,但德意志人民却经常听从敌人的命令,允许自己的皇帝下台,允许德意志帝国四分五裂,甚至听命于文化上不如他们的俄国罪犯,在自己的军队英勇战斗时从背后捅一刀。

如果所有的德意志人民都接受快乐的教育,都为自己的祖国感到骄傲,很难想象这样一个伟大的民族会出现衰退。

但事实是德意志帝国的衰退发生在举世瞩目、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这一点很让人费解,因为虽然德意志帝国的年轻人由于过度用功损害了自己的健康,也没有像英国人那样通过体育训练强身健体,但在世界大战中还是取得了非凡的战绩,这在以前从未发生过。

如果按照正确的方向培养年轻人的优良品质,那么1914年至1918年发生的事表明德意志人民可以做到更优秀。1914年8月4日,由来自各个阶层的杰出人士构成的朗厄马克的英雄们[5]从长期的战争中成长起来,他们抹掉了身上的庸俗气,全身心投入到伟大的事业中,体现了德意志人民英勇的一面。希望德意志人民永远不要忘记自己可以更好,希望他们能领会真正的德意志精神,使自己变得更优秀!

弗里德伯格阁下担任了司法大臣一职,他是我父亲最亲密、忠实的朋友,我小时候已经认识他,当时他很受我父母的欢迎。这位淳朴可敬的人和我一起享受着我父母的关心。

后来,我时常和汉斯·哈特维希·冯·贝泽勒打交道。在汉斯·哈特维希·冯·贝泽勒的家里,我经常听到一些著名的律师非正式地讨论许多有趣的法律问题,也接触到许多杰出的律师。我对律师这一职业并不感兴趣,因为律师往往在法律领域太过教条,而且学究气重、脱离现实,与我的观念差别很大。但《公民法律书》的编纂引起了我的兴趣,我出席了处理编撰问题的会议。我很骄傲这样一部重要的著作可以在我执政期间完成。

汉斯·哈特维希·冯·贝泽勒

访问英国期间,我在陆军大臣埃尔莫·霍尔丹勋爵家里遇到了英国皇家首席大法官。我问这位伟大的法学家是如何看待德意志帝国的法律管理及相关工作的。他回答:“你们依靠法律文件办案,我们依靠法律精神和内容办案。”

我经常认为德意志帝国的不幸是因为没有在交通、街道相关的案件中引入英国“警察法庭”式的迅速办案程序。在英国,这类案件在第二天就可以给出判决结果。然而,德意志帝国往往需要耗费几个月时间搜集证据,审问证人,最后在案件已经被遗忘很久后宣布一些无关紧要的判决。德意志帝国新闻界也应该引进诽谤罪的处罚标准,这样的处罚在英国已经成为惯例。

我时常指出威廉皇储和财政大臣肖尔茨在参加会议时毫无存在感。迈内克阁下在会议中非常惹人注目,他在财政内阁担任副国务秘书。因为财政内阁和许多内阁有交往,所以这一职位显得非常重要。迈内克阁下总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微笑着找到走出困境的最好办法,并为自己赢得了声誉。

财政大臣肖尔茨

肖尔茨对工作尽职尽责,也很能干,但他没有将枯燥乏味的税收工作或类似的工作变得有趣,也没有引起我的兴趣,更没有对这些工作作出任何改变,直到才华横溢的约翰·冯·米克尔先生接管财政内阁后才有所改观。当约翰·冯·米克尔先生向我汇报有关普鲁士的财政改革时,他提出了三点计划:谦虚、适度、有抱负。令约翰·冯·米克尔先生感到高兴的是我毫不犹豫地决定采纳第三个计划。改革实施后,我和他都很满意。

内政大臣杰斯科·冯·普特卡莫先生在任职九十九天后被迫离职,这使威廉皇储感到十分悲伤。杰斯科·冯·普特卡莫先生是一个能干又可靠的老普鲁士官员,对君主非常忠诚,他也是一个老派的波美拉尼亚人,一个典型的贵族。有传言说腓特烈太后曾用计谋将他赶下台,但事实并非如此。腓特烈太后喜欢英国的自由主义,不喜欢这位守旧的普鲁士保守党,但她不应该为杰斯科·冯·普特卡莫先生的离开受到责备。俾斯麦当初只是将杰斯科·冯·普特卡莫先生挤到一边,或许他是顾及到了腓特烈太后。

内政大臣杰斯科·冯·普特卡莫

我对林业及其实际情况的改善很感兴趣,尤其是因为重新造林可以创造新的黄金储备量。

除了冯·波德别尔斯基先生,最能干的农业和林业大臣是克莱门斯·冯·朔尔勒默。冯·波德别尔斯基先生为了改善气候环境防风固沙,不遗余力地在东部种植了大片森林,为防范俄国的入侵提供了天然屏障。与冯·波德别尔斯基先生一样,克莱门斯·冯·朔尔勒默延修道路,打开了东部的森林保护区,促进了木材的运输,帮助德意志帝国在和俄国的木材生意竞争中取得了进展。

克莱门斯·冯·朔尔勒默

两位大臣和我一起努力培养优秀的普鲁士林业人才,提高林业工作人员的生活条件,并帮助他们晋升。这些官员对工作恪尽职守,对皇帝忠心不二,因此他们值得受到更好的待遇。

德意志帝国的富强确实需要依靠这些诚实、勤劳、朴实的劳动人民。我期待克莱门斯·冯·朔尔勒默的才干和政治家般的精明能使我们的祖国恢复实力。克莱门斯·冯·朔尔勒默一直很清楚自己的奋斗目标。

在多次和这些优秀的猎人、行政管理人员的狩猎探险中,我从林业部门的领导弗雷尔·冯·赫弗尔、约赫姆塔尔、绍夫海德和冯·斯腾伯格以及斯特科内·罗民顿身上学到了许多与林业相关的知识。

俄国在保护野生动物方面一直很积极。沙皇尼古拉二世听说罗民特有上好的雄鹿鹿角,于是他希望波兰的什保洛也能产出这种鹿角。一年夏天,冯·斯腾伯格被派到什保洛的狩猎者小屋,专门负责为这一项目提供建议。

一位住在山林小屋、负责当地狩猎的将军热情接待了冯·斯腾伯格。冯·斯腾伯格注意到那里所有的公寓,甚至没有人住的公寓都在供暖。他提出这样会浪费大量木材,但负责狩猎的将军耸耸肩说不能这么看待这件事,因为沙皇尼古拉二世随时会来。因为这位将军不知道保护区的事,而且对喂养野生动物一无所知,所以当地政府派来了一位德意志籍的猎场看守员。

冯·斯腾伯格在巡察过程中发现当地许多地方的草地可以改成牧场或建成优良的喂养基地,他提出这种安排非常有必要,因为他注意到梅花鹿已经开始大范围脱换鹿角,可能会对森林造成很大破坏。

但猎场看守员伤心地摇摇头,说他已经就此事上报过很多次,一直没有得到回复。梅花鹿吃的干草必须通过火车从黑海运来,但有时根本没有运来,有时耽搁很久才会运到,干草被运到时都变质了。猎场看守员说他也无可奈何,因为运输干草需要支付高昂的费用,而许多人会从中牟利。

猎场看守员还说他在梅花鹿的肠子里发现了许多木头碎片,为了证明梅花鹿没有吃饱,需要查看养殖基地。从圣彼得堡派来的一队兽医负责调查这件事。这些医生在什保洛吃住了几个星期,费用都由沙皇尼古拉二世承担,他们杀死了许多梅花鹿做检查,然后会诊。报告结果是这些梅花鹿的胃里确实有木材,这说明它们可以以木材为生,因此无需建立养殖基地,从黑海运来的干草也足够补充这些木材。虽然冯·斯腾伯格提供了很多建议,但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威廉二世查看被杀的梅花鹿

我听了这个故事后,不禁想起伯恩哈德·冯·比洛特别喜欢讲的他在圣彼得堡逗留期间发生的一件趣事。伯恩哈德·冯·比洛在圣彼得堡参加了杜尔诺沃夫人举办的沙龙,社会各界人士经常通过这种沙龙相聚。一天,一位著名的将军向女主人抱怨他现在被金钱问题困扰,这使他很不高兴。显然,他希望自己的艰难处境可以博得大家的同情,但杜尔诺沃夫人粗暴地反驳道:“我亲爱的将军,你在玩一些肮脏的把戏时,一定要确保成功!”

在挑选帝国邮政部的国务秘书时,我拒绝了许多候选人,最终选择了冯·波德别尔斯基先生。冯·波德别尔斯基先生的工作非常出色,很像海因里希·冯·斯蒂芬先生。他很务实,而且有经济头脑,对经济很了解,精通金融事务,有天生的管理才能;另外,他做事敏捷果敢,说话诙谐幽默、能言善辩,对工作充满热情,在世界邮政服务以及无线电报方面是一位先驱性人才。他曾在齐藤骠骑兵团[6]担任上校,为祖国服务时赢得了人们的赞誉,德意志帝国永远不会忘记他。

与冯·波德别尔斯基先生的事业形成有趣对照的是一个尼古拉一世时期的俄国轻骑兵军官。沙皇尼古拉二世对东正教教务委员会非常不满,于是将委员会的领导赶走了。不久,沙皇尼古拉二世视察了由普罗塔斯索夫上校指挥的轻骑兵卫士团。沙皇尼古拉二世对这个团的军演和表现非常满意,他高兴地对普罗塔斯索夫上校说:“这个团表现得非常好,我很满意,现在我任命你为东正教教务委员会行政长官,你必须为我管理好这个团。”无论是轻骑兵卫士团的指挥还是普罗塔斯索夫上校的下属,他们听了沙皇尼古拉二世的话后都非常惊讶。

齐藤骠骑兵团士兵及装备

这里还必须提到一位非常优秀、值得敬仰的人——默勒大臣。默勒大臣和枢密院顾问辛兹佩特博士都来自比勒费尔德,他们注定是我的老师,并和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默勒大臣在立法机关是民族自由党的领导人之一,为人正直,带有威斯特伐利亚人的特点,有丰富的从商从政经验,因此他在自己的政党内部和帝国国会中都很受人尊敬。

当伯恩哈德·冯·比洛建议我任命默勒担任大臣时,我说他是一名民族自由党,也是帝国国会成员,不适合担任这一职务。伯恩哈德·冯·比洛认为民族自由党会对这一任命感到高兴。我说普鲁士国王的内阁不能也不应该是一个政党内阁,它必须完全独立于其他政党。虽然我非常尊敬默勒大臣,但立法机关里的每个成员都想当大臣,如果默勒成了大臣,对他的任命可能会激起其他政党获得内阁席位的野心,没有人能够预见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另外,帝国国会也不能没有默勒大臣,因此我不希望选他担任内阁大臣。

虽然我强烈反对,但伯恩哈德·冯·比洛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默勒最后当了大臣,和我相处得很融洽。然而,我之前的预言很快变成了现实。由于默勒大臣政党内部的竞争,他被迫辞职。

* * *

[1]腓特烈太后(empress frederick),即腓特烈三世之妻,德皇威廉二世之母。——译者注

[2]拇指规则指基于实践经验而不是理论获得的容易学习并且容易应用的程序或标准,也称经验法则,是一种适用范围很广的法则。——译者注

[3]格奥尔·格比希曼(georg büchmann,1822—1884),德国语言学家,编纂了《名言格言大辞典》,1864年出版,后来经过多次扩充和修订,并被翻译成各种语言。——译者注

[4]中央运河指莱茵-威悉-易北(rhine-weser-elbe)运河。——原注

[5]朗厄马克的英雄们是指参加过三次伊普尔战役的战士们。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德意志帝国军队第一次在西部前线朗厄马克发动毒气战,那些具有牺牲精神的年轻人组成了朗厄马克第二十七党卫军志愿师。——译者注

[6]齐藤骠骑兵团是建于1730年的普鲁士军队和后来的德意志帝国陆军的一个骑士团,以它的第一任上校汉斯·约阿希姆·冯·齐藤的名字命名。——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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