俾斯麦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他为普鲁士王国和德意志帝国作出了不朽的贡献，这些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事实。无论他属于哪个党派，都没有人敢对他的贡献提出质疑。因此，那些控告我不了解俾斯麦的丰功伟绩的人实在是愚蠢至极。事实恰恰相反，我非常敬畏他、崇拜他，时刻铭记着他对德意志帝国作出的所有努力。我们这一代人都钦佩俾斯麦，他是德意志帝国的缔造者，也是我祖父的得力干将。我们都认为他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政治家，并为他是一名德意志人感到骄傲。他是我神殿里的偶像，我敬佩他！
但君王也都是血肉之躯，会受到他人的影响。只有从普通人的角度来看俾斯麦，人们才能明白他如何与我针锋相对，从而亲手毁掉了我心目中的偶像。但这丝毫没有减少我对他作为伟大政治家的崇敬之情。
当我还是普鲁士王子时，时常会产生这样的想法：“我希望这位伟大的首相可以多活几年，如果我与他一起治理国家，我会感到心安。”然而，在我成为皇帝后，我虽仍尊敬他，但不能承担他的政治决策和行为所犯的错误。甚至按照我的理解，1878年召开的柏林会议[1]与“文化斗争”[2]一样，是一个错误。另外，帝国宪法是为了配合俾斯麦作为政治家的非凡优势制定的，但这双大靴子并非适合所有人。
俾斯麦
德皇威廉二世
1878年柏林会议
紧接着是劳动保护法[3]。虽然我对由此引起的争议深感遗憾，但当时我必须妥协，这也成了我处理外交事务和国内问题时的一贯方针。因此，我不能像俾斯麦希望的那样，与社会民主党[4]公开斗争。无论如何，政策上的分歧并不能减少我对俾斯麦作为伟大政治家的崇敬之情，他仍是德意志帝国的缔造者。当然，他对这个国家的贡献无人能及。
由于必须考虑国家统一问题，我坚决不允许自己被当时普遍存在的不安因素影响。俾斯麦当时被称为霍亨索伦王室的管理者，虽然这一称号并没有动摇我对他的信任，但他可能考虑过自己家族的政治传承问题。譬如，他的儿子比尔·俾斯麦对政治不感兴趣，因此他希望将自己的职权交给另一个儿子——赫伯特·俾斯麦。
赫伯特·俾斯麦
第1节 祖父的继承人
在俾斯麦这件事情上，对我来说悲哀的是，我成了祖父的继承人，换句话说，我在某种程度了越过了一代人。这个问题很严肃，因为这样一来，我不得不经常与那些资历较老的人打交道，这些人一般活在过去，不问将来。我继承了祖父的王位，并与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俾斯麦共事，别人都认为这对他来说并非幸事，其实我也这么认为。俾斯麦在他的回忆录第三卷描写海因里希·冯·伯蒂歇尔[5]的一章中，提到了我这位年轻的君主，也提到了他对我的忠告[6]。
当艾伯特·巴林[7]带俾斯麦看了一眼汉堡的新港口后，俾斯麦意识到一个新时代即将到来，但他还不能完全理解这个时代。当时，他惊讶地说：“另外一个世界，一个新世界！”
海军元帅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去腓特烈斯鲁庄园[8]拜访俾斯麦时，俾斯麦再次提到了这一观点。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希望说服帝国的老首相支持第一份海军法案。
1886年，俾斯麦委托我完成棘手的布列斯特使命。当时我心里想：“将来有一天，这个人一定会成为我的首相。”每次回忆起这件事我总是很高兴，因为这说明俾斯麦很信任我。
19世纪90年代的汉堡新港口
海因里希·冯·伯蒂歇尔
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
我没有因为俾斯麦回忆录第三卷中的内容[9]对他心怀怨恨。获得版权后我批准发表那部分内容，因为隐瞒事实真相已经毫无意义，书中描述的事件早已广为流传。如果这部分内容并不属实，那么它的出版时间可能会被一拖再拖。俾斯麦假若知道了第三卷回忆录的出版时间以及造成的影响，他可能会掘墓而起。倘若第三卷内容与俾斯麦的记忆不相符，我会由衷感到悲哀，因为他是一位英雄人物，德意志帝国的重生需要这样的人物。我不会因为第三卷书或其他任何东西减少对俾斯麦的感激与敬仰之情。
19世纪80年代上半叶，我应俾斯麦的邀请去外交部工作。当时的外交部由赫伯特·俾斯麦负责。我刚到办公室，俾斯麦就递给我一份外交部的工作人员名单，其中有一个叫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的工作人员，他是俾斯麦最重要的合作人之一。俾斯麦似乎在暗示我不要与此人交往过密。
德意志帝国外交部的入口
我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办公室，桌子上摆放着普鲁士王国与奥地利结盟的初期历史、起源及结果等相关文件，我可以随时翻阅。我经常去俾斯麦和赫伯特·俾斯麦的家中拜访。
第2节 长了一双土狼眼睛的人
熟悉俾斯麦的生活圈子后，我经常听到一些人谈论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大家认为他是一个怪人，因为他聪明、恪尽职守，但非常骄傲，喜欢异想天开，从来不参加社会活动，没有任何社交关系，也不相信任何人，更重要的是他有仇恨心理，是个危险分子。俾斯麦称他是“长了土狼眼睛的人”，提醒我最好远离他。俾斯麦后来对自己曾经的合作者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表现出的怨恨态度当时已经初见端倪。
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
赫伯特·俾斯麦掌管外交部时纪律严苛，他对属下的无礼让我感到惊诧。当外交部官员被赫伯特·俾斯麦传唤或被解雇时，这些绅士几乎是飞着去见赫伯特·俾斯麦的，以致有一句笑话说：“他们的大衣尾巴直挺挺地站在他们身后。”外交政策由俾斯麦和赫伯特·俾斯麦商议后直接裁定，赫伯特·俾斯麦负责传达以及执行俾斯麦的命令。因此，外交部俨然成了俾斯麦的私人办公室，他独揽大权。显然，这样的地方训练不出有独立思维能力的人。
这种现象和曾经的陆军元帅老毛奇负责的总参谋部形成了鲜明对比。总参谋部认真培训新来的军官，使他们有独立思考和行动的能力，依据公认的原则行事，并且兼顾旧传统和新时代的教学内容。但在外交部，工作人员只能执行带有个人意志的行政命令，他们甚至不知道交给自己处理的重要问题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无法互相合作。俾斯麦就像草地前耸立的一块突兀的巨石，如果将这块巨石搬走，下面一定是大量蠕虫和腐烂的植物根茎。
我赢得了俾斯麦的信任，他和我共同商议过许多事情。譬如，当他为德意志帝国收购第一批殖民地——格罗特、克莱因波波和多哥时，我按照他的意愿告诉了他这次行动在人民和海军中产生的影响，并向他描述了德意志人热情支持新家园的景象。但他却说这件事不值得这样做。
后来，俾斯麦经常和我谈论殖民地问题。我发现他有意将殖民地视为商业对象或交换对象，而不是为帝国发挥效用的领地或原材料的产地。我从汉撒商人工会[10]了解到，商人和资本家已经开始大力开发殖民地，并希望得到海军的保护。为了履行自己的职责，我提醒俾斯麦将注意力放在这件事上，并提出适时组建舰队的方案和步骤。我认为这样做可以保护德意志帝国在异域的资产，况且俾斯麦已经将德意志帝国的旗帜插在了外国的土地上，德意志的人民也在那里生活，因此，必须创建自己的海军。
陆军元帅老毛奇
第3节 俾斯麦的大陆观念
然而，俾斯麦对我的提议置若罔闻，并用他的口头禅劝诫我：“如果英国人在我们的土地上登陆，我会活捉他们。”他认为我们在国内完全有能力保护殖民地，但他没有重视这一事实，虽然德意志人无法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但因为英国已经占领黑尔戈兰岛，所以英国人可以自由进入德意志人的领土，而且不会受到阻挠，如果我们想让自己的领土从一开始就不被其他国家侵略，我们必须有一支强大的海军。
黑尔戈兰岛
俾斯麦的政治目光主要集中在欧洲大陆，他每天面临种种烦恼，其中就有英国。更令他烦恼的是，因为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与他关系很好，所以索尔兹伯里首相代表英国支持建立德奥同盟[11]。俾斯麦经常与俄国、奥地利、意大利以及罗马尼亚等国打交道，他密切关注这些国家和德意志帝国的关系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威廉大帝[12]曾对他的内阁首领埃米尔·冯·阿尔贝戴奥中肯地评论过俾斯麦在这方面的谨慎和睿智。
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
威廉大帝
埃米尔·冯·阿尔贝戴奥
埃米尔·冯·阿尔贝戴奥知道威廉大帝和俾斯麦的谈话后非常兴奋，因此十分担心威廉大帝的健康状况。他建议威廉大帝不要为将来担心，如果俾斯麦不愿服从威廉大帝的旨意，威廉大帝可以解雇他。威廉大帝说尽管他很钦佩并感激俾斯麦，但俾斯麦有时表现得太霸道。他也想过解雇俾斯麦，但他和国家都太需要俾斯麦。俾斯麦有超强的能力，就好比他手里可以同时玩转五个球，而且其中至少有两个球被抛到了空中。因此，威廉大帝认为有这样一位精明能干的大臣帮助他治理国家，远超过他一个人的力量。
俾斯麦并没有意识到得到一些殖民地后，他不得不关注欧洲大陆以外的地方，并被迫在政治上大规模地采取行动，甚至和英国一起行动。确切来说，英国是他的政治外交游戏中的一个球，但也只是五个球中的一个，他并没有赋予英国应有的特殊重要性。
漫画：德意志帝国首相俾斯麦
正因为如此，外交部完全陷入了欧洲大陆的政治游戏中，它对殖民地、海军以及英国丝毫不感兴趣，对世界政治也毫无经验。对外交部来说，英国人的心思与他们在追求世界霸权过程中显露的一样，虽然他们竭力掩盖，但还是一本被七枚印章封存的书[13]。
第4节 俄国人仇恨的根源
俾斯麦曾告诉我，他的主要目标是阻止俄国和英国达成谅解。我暗自观察发现，推动两国达成谅解的机会在1877年至1878年已经出现，当时俄国可能会被允许去攻占君士坦丁堡，如果俄国人采取了行动，英国的舰队就会毫不犹豫地去保卫君士坦丁堡，如此一来，将会产生俄英冲突。但后来，《圣斯特凡诺条约》[14]的签订使俄国人在一场惨烈的战斗后被迫撤离。因此，俄国军队对我们产生了无法消除的仇恨[15]。后来，《柏林条约》取代了《圣斯特凡诺条约》，德意志帝国的负担越来越沉重。《柏林条约》加深了俄国人对我们的仇恨，将我们视为他们“在东方应得利益”的敌人。这样一来，俾斯麦想要看到的俄国和英国之间的冲突成了遥遥无期的事。
俾斯麦不赞成“他的”柏林会议作出的评判，但他很骄傲自己担当了“诚实的调解人”的角色。他很认真地说自己原本希望阻止一场大灾难，结果却被迫成了调解人。后来，我将我们之间的谈话告诉了外交部的一位官员，这位外交部官员说俾斯麦签署了《柏林条约》后，回到外交部得到了在场人员的热烈祝贺。听到大家的祝贺，他站起来说：“现在，我仍然掌握着欧洲的四个球！”他说这句话时犯了一个错误，因为那时俄法关系有取代俄普关系的势头。换句话说，有两个球已经脱离了俾斯麦的掌控。正如俄国看到的那样，本杰明·迪斯雷利[16]的政策已经将俾斯麦作为“诚实的调解者”的工作变成了英奥战胜俄国的一场谈判。
《圣斯特凡诺条约》签订
《圣斯特凡诺条约》签订后的漫画：俄国熊获利最大，沾沾自喜；“英国狮”因利益受损而异常愤怒
本杰明·迪斯雷利
虽然我们之间存在很多分歧，但俾斯麦对我一直很友好、和善。尽管我们年龄相差巨大，我们依然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因为我和同龄人一样，是俾斯麦的崇拜者，而且我的坦白和热情也赢得了俾斯麦的信任，我从来没有辜负他对我的这份信任。
我在外交部任职期间，枢密院顾问拉施道和其他官员都与我谈论过商务政策和殖民地等问题。他们告诉我，德意志帝国必须依赖英国，因为我们没有自己的海军，而且英国人占领了黑尔戈兰岛。毫无疑问，在必要时我们有扩张殖民地的计划，但只有得到英国的许可我们才有可能实施这项计划。虽然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对当时的德意志帝国来讲微不足道。
第5节 内政
我在外交部的工作引起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我的父母对俾斯麦很不友好，不赞同我进入俾斯麦的工作圈。人们害怕我影响到我的父母，也害怕超级保守主义，更害怕各种危险。来自英国的故事编造者和“自由圈人士”围在我父亲周围陷害我。我从来没有为这些无聊的事感到烦恼，但我在父母面前的处境越来越艰难，有时甚至感到很痛苦。虽然我经常遭受最严酷的考验，但因为在俾斯麦手下工作，而且他信任我，所以我默默承受着一切。俾斯麦却觉得这一切理所当然。
我和赫伯特·俾斯麦关系很好，他是一个热情的人，家里经常聚集着一群有趣的人，其中一部分人在外交部工作，另一部分人来自其他圈子。我们俩的交情并不深。他的父亲退位后，他也要求离开，这反映出我们两人只是泛泛之交。我请求他留在我身边，帮助我维持我们秉承的传统政治政策，但他却尖酸地答复我，称他已经习惯为自己的父亲服务，不可能再为别人效力。
威廉二世的父亲腓特烈三世
威廉二世的母亲维多利亚公主，她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长女
执政后惨遭谋杀的沙皇尼古拉二世[17]成年时，俾斯麦要求我去圣彼得堡为这位法定继承人授予黑鹰勋章[18]。祖父和俾斯麦不约而同地提醒我两国之间的关系和两国政权之间的利害，并告诉我一些风俗习惯以及上层名流间的来往礼节等。祖父非常喜欢将自己年轻时第一次拜访俄国时得到的忠告告诉我。当时，阿德勒伯格伯爵告诉他：“通常来讲，人们喜欢听到表扬，而不愿接受批评。”俾斯麦对我说：“在东方，裤子外面套大褂的人都是体面的上等人，但一旦他们将褂子穿在裤子里面，脖子上再挂一个项圈，就会变成猪狗。”
黑鹰勋章
阿德勒伯格伯爵
我在圣彼得堡多次向祖父和俾斯麦汇报我看到的情况。我注意到旧的俄普关系已经明显冷却，不再像祖父和俾斯麦与我谈话时设想的那样。我回国后，祖父和俾斯麦表扬我的报告清晰明了，这令我很高兴。长期以来在许多事情上，这些高层人士的梦想因为我被迫幻灭，因此我经常感到很压抑。
第6节 将达达尼尔海峡拱手让给俄国
1886年八九月之交，祖父和俾斯麦在加斯坦与弗朗茨·约瑟夫皇帝[19]进行最后一次会晤，当时我应祖父的命令也在场。祖父委托我直接将他们会后作出的决定汇报给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并与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商议地中海和土耳其问题。获得祖父的批准后，俾斯麦给我下达了命令。俄国想得到君士坦丁堡，俾斯麦不仅不打算阻拦，还计划将君士坦丁堡和达达尼尔海峡送给俄国[20]，同时，他们还计划促成土耳其与俄国的和解。
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约瑟夫
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21]热情接待了我。我出席了俄国军队的检阅仪式，参观了堡垒，还观看了防御演习，但即便如此，我还是感觉到了俄国浓厚的反德情绪。
我和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谈话时，他发表了很重要的评论。他说：“如果我想得到君士坦丁堡，就一定会设法得到它，不需要俾斯麦的许可和批准。”他无礼地拒绝了俾斯麦的提议，我此次访俄的使命失败，于是将情况如实汇报给了俾斯麦。
当俾斯麦决定将这个提议告诉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时，他一定改变了自己的政治观点。这些政治观点促成了《圣斯特凡诺条约》和《柏林条约》以及其他条约的签订。由于欧洲政治格局的变化，也许俾斯麦认为是时候重新打这张政治牌了，按照我祖父的说法是“玩别的花招”。只有像俾斯麦这样具有卓越外交才能的杰出政治家才能做出这样的举动，但不知他是否已经计划按照这种方式和俄国玩政治游戏。首先，凭借柏林会议他可以阻止一场全面战争的爆发，欺骗英国。其次，他会竭力阻止俄国东扩，然后凭借自己的外交天赋以出其不意的方式再次迎合俄国的计划。当然，我不可能将自己的这种推测说出来，因为俾斯麦从来没有告诉任何人他伟大的政治构想。
沙皇亚历山大二世
如果上述情况属实，对自己的政治才能绝对自信的俾斯麦肯定希望德意志帝国得到俄国的青睐，因为当时整个欧洲的政治局势并没有1877年至1878年的局势那么紧张，俄国只有得到德意志帝国的帮助，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在这种情况下，除了俾斯麦，没有人能够成功玩好这场复杂的游戏，但伟人也有弱点。如果俾斯麦将他向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提出的提议告诉英国，英国肯定会像1878年那样强烈反对。
俾斯麦是德意志帝国这艘巨舰的的掌舵人
不管怎样，俾斯麦还是采取了我提到的那项政策。就在这时，我体会到了俄国人站在君士坦丁堡门前无可奈何、梦想破灭的心情。
第7节 俄国没落的预言
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准备各项军事活动的过程中，我感觉到俄国军官们对我的态度相比我第一次去圣彼得堡时变得更加冷酷、傲慢，只有少数老将领，尤其是从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以来一直为宫廷效力的那些人了解威廉大帝，尊敬威廉大帝，仍然对威廉大帝持有敬仰之情，也对德意志帝国相对比较友好。与其中一位将领谈及两国的宫廷关系、军队以及国家时，我发现这些方面也正在发生变化。这位老将军说：“都怪可恶的柏林会议。这是俾斯麦犯下的一个错，他已经破坏了我们两国之间长期以来的友情，在宫廷和政府中种下了怀疑的种子，使人民心里产生了错误的观念。经过1877的血腥战役后，现在的俄国军队只想复仇。由于仇恨，我们和法国联合起来对付你们，我们将毁掉自己的国家。”
这就是一个王朝没落的预言呀！
离开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后，我去了斯特拉斯堡，我的祖父正在那里观看帝国军事演习。虽然我的访问失败了，但我还是对政治形势作了理性的判断。祖父对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诚挚的问候感到满意。就两位统治者之间的个人关系来说，这种问候表明他们的心意并没有发生变化。让我感到吃惊的是，我收到了俾斯麦的一封信，他对我的汇报和行为表达了深深的感激和欣赏。这说明我的陈述得到了祖父和俾斯麦的认可。柏林会议抹杀了俄国军人之间仅剩的兄弟情谊，但我们仍然提倡在德意志军人之间培养这种感情。由于与法国军官团体勾结煽动了仇恨普鲁士和德意志帝国的一切，也因为法国人，最后通过战争来解决问题的报复欲望产生了。这也是后来爆发世界大战的深层原因，敌人的野心在此时找到了生存所需的养料。“为色当[22]报仇！”“为圣斯蒂凡诺报仇！”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那位老将军的话已经深深刻在了我的记忆中，我和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以及沙皇尼古拉三世也因此有了多次会晤。祖父在弥留之际对我的嘱托是密切注意德意志帝国与俄国的关系，这一嘱托后来成了我的行动指南。
第8节 对俾斯麦的免职感到轻松
1890年，在纳尔瓦的军演中，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要求我向他详细描述俾斯麦退休的事情。他聚精会神地听着，等我讲完后，这位不常谈论政治的冷酷、缄默的君主不由自主地抓住我的手，对我的诚恳表达了感谢，也对我卷入这样的形势表达了遗憾。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说：“我完全理解你的行动方针，虽然俾斯麦很能干，但他毕竟是你的下属。如果他拒绝执行你的命令，你完全可以罢免他。我一直怀疑他，从来不相信他说的话，因为我知道他只是在开玩笑。对于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亲爱的威廉（这是他第一次这么称呼我），俾斯麦退休会是最好的结果，我们之间的猜疑即将消失。我相信你，你也可以信任我。”
我立即记录下了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并冷静地问自己：一个统治者对另一个统治者能有多友好？俾斯麦作为一位重要的政治人物，他的退休是否有意或无意地影响了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作出这样的评论？俾斯麦相信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对他的信任，从主观上讲这无疑是真诚的，而且不能否认沙皇亚历山大三世钦佩并且尊敬作为政治家的俾斯麦。
无论如何，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直到驾崩时也一直信守承诺。当然，这对俄国的总体政策并没有什么影响，但却使德意志帝国避免了一次攻击。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耿直的性格保证了两国的和平，但他软弱无能的儿子却采用了相反的政策。
不管人们对俾斯麦关于俄国的政策持何种态度，必须承认的是，虽然召开了柏林会议，法国和俄国也恢复了关系，但俾斯麦依然有能力避免与法国和俄国发生摩擦。换句话说，从柏林会议开始，俾斯麦出色地玩了一场长达十二年（1878—1890）的外交政治游戏。
沙皇亚历山大三世遇刺身亡
第9节 德意志帝国充当调解员
我们必须强调一个事实，一名德意志帝国的政治家在1878年以破坏俄国和德意志帝国的关系为代价阻止了一场大规模战争的爆发。俾斯麦有充足的理由相信自己是一位有天赋的政治家，因为他清楚自己的目标，也可以再次成功促进两国关系的发展，或至少可以在他成功化解威胁整个欧洲的危机后避免两国发生冲突。
俾斯麦成功做了十二年调解员，他的继任者掌权后又成功将他的政策推行了二十四年。
我还是普鲁士王子时，试图脱离党派政治，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管辖不同的军事机构上。我很满意当时的选择，也过着充实的生活。因此，我当了普鲁士王储后，一直竭力避免将自己牵扯进各种政党事务中。党派人士经常以各种名义蛊惑我进入政治圈，譬如举行茶会之类的活动或一些竞选活动等，但我都推辞了。
德意志医生提前坦诚地告诉了我腓特烈三世[23]的病情。英国医生莫雷尔·麦肯齐爵士曾邀请这些医生作为专家一起为我父亲会诊。更令我悲痛的是，我不能单独与我亲爱的父亲交谈，因为他当时像犯人一样被英国医生看管。虽然各国记者可以在医生的房间探视这位可怜的病人，但我想要接近父亲却是困难重重，我甚至不能给父亲写信，信件在中途都会遭到拦截。此外，一些人正有组织地在报纸上针对我进行一场空穴来风的诽谤运动。在这件事上，有两名记者特别活跃，一个是施尼德维茨先生，一个是费加罗报的记者m.雅克先生，他是一名德籍犹太人。他们在法国用最恶毒的语言诽谤我，直到“小糖罐”审讯，他们的诽谤才告一段落。
莫雷尔麦肯齐（左一）、赫尔曼·克劳斯（左二）、弗里德里希·古斯塔夫·冯·布拉曼（中）、马克·霍威尔（右二）和施拉德医生（右一）给腓特烈三世做喉部手术
当我亲自率领第二步兵旅经过父亲住的房间时，给弥留之际的他带来了些许安慰。这是父亲在位期间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见军队。他给我写了一张小卡片，我非常高兴，他在信中告诉我他很感激，因为他在有生之年终于看到了军队，并自豪地称他们是自己的军队。在长达九十九天的阴森恐怖气氛中，作为普鲁士王储，这件事确实给我带来了一丝希望，但也包含着悲痛、羞耻和怀疑。其间，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我对军队、政治界以及社交圈发生的所有事都保持高度的警惕。随处可见懈怠的迹象，尤其是别人对我母亲越来越明显的敌对态度让我感到义愤填膺。此外，他们还诽谤我和我父亲之间充满矛盾，这一切深深地伤害了我。
第10节 继任皇帝
父亲驾崩后，管理整个帝国的重任落在了我的肩上。首先，政府各个部门的人员都需要更换。前两任皇帝的随行人员以及庞大的官僚体系已经老化。之前，父亲完全保留了“家族军队”[24]，不需要履行军事职责。其次，我以最友好的方式罢免了那些愿意回家养老的官员。剩下的官员中，一些人在军队谋得了一官半职，一些年轻官员留在我身边负责交接工作。
在我作为普鲁士王储的九十九天里，我默默关注了那些后来被我提拔的人，因为医生告诉我父亲生命垂危，在世的时日已经不多。我选择这些官员时，并没有考虑宫廷以及外部的情况，只根据他们以前取得的成就和各自的性格进行选拔。我废除了传统的“家族军队”，将其改编成“皇家总司令部”。在选择随行人员时，我只参考了一位自己非常信任的人的建议，他是我的前首领和司令官，也是一位大将军，后来的副官马克西米兰·冯·费尔森。他是一位性格耿直、侠义果敢、极其严苛的老普鲁士学派的军官，几乎是从这个学派的模子里刻出来的。他在部队和警卫团服役期间，用一双慧眼注意到了宫廷和“家族军队”对军队的不利影响。高层官员的妻子也担任一些工作，她们因年龄而被戏称为“三十和四十”。我打算尽快消除这些不利影响。
腓特烈三世驾崩
我任命恩斯特·冯·维蒂希将军为我的第一任副官，威廉·冯·亨克将军为第二步兵警卫司司令官和我的军事内阁首脑。威廉·冯·亨克将军是我父亲的一个朋友，当时我在第一步兵警卫司工作，他是我的旅长。这两个人都有丰富的军事领导经验和坚定的原则，并且绝对服从上级，一直是我身边最忠实的朋友。
我任命一位认识多年的人担任宫廷领导，他是我父亲的前宫廷元帅——奥古斯特·奥伊伦堡伯爵。直到1921年6月八十二岁时去世，奥古斯特·奥伊伦堡伯爵一直在皇室内阁工作。他机智多谋，能力出众，对宫廷和政治事务都有敏锐的洞察力，而且为人诚恳，对君主和皇室绝对忠诚。这种综合能力在某种程度上使他作为宫廷元帅闻名整个欧洲，他完全具有担任大使或帝国首相的能力。奥古斯特·奥伊伦堡伯爵总是非常热情，经常给予我很多指导性的建议，譬如政府、家庭、宫廷以及政治生活等方面。他与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交往，大家都尊敬他，我也很感激他，将他视为我最可靠的朋友。
奥古斯特·奥伊伦堡伯爵
第11节 维多利亚女王的影响
与俾斯麦商议后，在公共信仰与教育部工作的弗里德里希·冯·卢卡努斯被任命为民事内阁首领。俾斯麦开玩笑地说他对这一决定很满意，因为他了解弗里德里希·冯·卢卡努斯，这是一个能干、热情的猎人。对文职官员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推荐理由。俾斯麦还说一个好猎人通常也是一个有能力的人。弗里德里希·冯·卢卡努斯从弗雷尔·冯·威尔莫夫斯基手中接管了这个职位，他出色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不仅如此，他在艺术、技术、科学和政治方面也很有天赋，是我忠实的顾问、勤勉的合作者和朋友。他集广博的知识和幽默风趣于一身，这些正是日耳曼民族缺少的素质。
自从我在外交部工作以来，一直和俾斯麦保持着友好并相互信任的关系。和以前一样，我对他充满敬仰，对自己曾经为他效力感到自豪，也为他现在是我的首相感到骄傲。
在祖父弥留之际，俾斯麦和我亲耳听到了他对我的遗嘱，遗嘱里特别强调了德意志帝国和俄国的关系。正是为了完成祖父的最后一个心愿，才有了世人看到的我第一次前往圣彼得堡的夏季之旅。这次政治旅行的目的是处理德意志帝国和俄国的关系。此外，祖父还为我拟定了一些“行程安排”。
由于维多利亚女王的一封信，我的计划受阻。维多利亚女王一听到我要去圣彼得堡，就给我写了封信，她的语气幽默但不乏命令之词，表示自己不赞同这次旅行。她说一年的服丧期一晃而过，之后我可以去完成自己的圣彼得堡之旅。因为她是我的外祖母，英国也是我母亲的祖国，所以我理应先去英国。我将这封信交给俾斯麦，他看完后勃然大怒，并说在一定程度上必须停止这种“英国家族命令式”的干涉。这封信的语气表明我和父亲以前受了不少维多利亚女王以及我母亲的命令和影响。因此，俾斯麦希望我就这封信给维多利亚女王一个回复。我说作为外孙和德意志帝国的皇帝，我会准备好措辞合适的答复，而且在信发出前让他过目信的内容。
威廉二世的外祖母维多利亚女王
回复的信函在形式上刻意突出了外孙和祖母之间的亲密关系。当我还是婴儿时，外祖母曾将我抱在怀里，现在她年事已高，应该得到晚辈的尊重。但信的内容特别强调了德意志皇帝的地位和职责，我必须无条件去执行祖父临终时的命令，这个命令影响到德意志帝国最重要的利益。我在信中还写到自己必须以国家的利益为重，尊重祖父的命令。这些国家利益已经按照上帝的旨意移交给了我，因此外祖母必须让我自己决定该怎么做。我补充道，我仍然是她最亲爱的外孙，我一直很感激她将自己多年的宝贵经验传授给我，但关于德意志帝国的事务，我必须保留自己行动的自由。去圣彼得堡是政治任务，祖父的命令与我和俄国皇室的亲密关系一致。因此，这个计划必须立即实施。
俾斯麦批复了这封信函。维多利亚女王的回复令人惊讶，她同意了我的观点，并说我应该以国家的利益为重，即使是先去圣彼得堡再去英国，她也很乐意见我。从那天起，我和维多利亚女王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虽然她自己的孩子都害怕她，但从那天开始，她将我看成了一个和她地位平等的君主。
我的第一次旅行由外交部代表赫伯特·俾斯麦陪同。他拟定了演讲内容，并主持了政治会议，演讲内容和会议内容都具有官方性质，与他父亲的指示一致。
第12节 在土耳其政策上的分歧
1889年，我从君士坦丁堡回来后，向俾斯麦描述了我对希腊和君士坦丁堡的印象。我的妹妹索菲嫁给了康斯坦丁王储[25]。令我感到惊讶的是，俾斯麦对土耳其以及土耳其的高层官员不屑一顾。我认为自己必须用容易被人接受的观点提醒他，但还是徒劳。我问他为什么对土耳其持有这样的观点，他说赫伯特·俾斯麦曾经很勉强地向他汇报了土耳其的一些情况，他和赫伯特·俾斯麦对土耳其从来没有好感。因此，他们一直没有同意我的土耳其政策，这也是腓特烈大帝曾经提出的政策。
威廉二世的妹妹索菲
康斯坦丁王储
在俾斯麦做首相的最后一个任期，他宣布和俄国保持友好关系。沙皇亚历山大三世[26]非常信任他，也是他的这项政策使他保住了自己的职位。后来，他告诉了我和俄国秘密签订《再保险条约》[27]的事。在这之前，虽然我很关心德意志帝国与俄国之间的相关事务，但从未听说这一条约，俾斯麦和外交部也从来没有提到过这件事。
沙皇亚历山大三世
由于我父亲早逝，我担任了政府的管理工作。正如我前面说的那样，我接手了祖父的工作，这意味着我越过了自己的父亲这一代人。这些人被父亲灌输了许多自由观念和改革思想，这些改革本来要在父亲的指导下实施。父亲驾崩后，这一代人，尤其是政治家们，发现改革带来的希望已经破灭，自己似乎受到了欺骗，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感觉自己成了孤儿。与那场改革相关的人虽然不知道我的理想和目标，但他们一直不信任我，并对我持保留态度。他们没有为了国家利益将自己的忠诚从父亲身上转移到儿子身上。
民族自由党[28]的代表、年轻气盛的汉斯·冯·本达先生是一个例外。我还是王子时，在巴比工作的议员迪策安排的一次狩猎野兔的活动中，认识了汉斯·冯·本达先生。当我被一群老人围着听他们讨论政治、农业和国家经济问题时，汉斯·冯·本达先生的做事能力以及对问题独到的见解引起了我的注意，逐渐获得了我的喜爱和信任。他邀请我去他在柏林附近路都的庄园做客，我欣然接受，后来一直保持着每年定期访问这个庄园的习惯。
我们在路都以家庭聚会的形式一起度过了几个小时，这次聚会给我留下了美好的记忆。汉斯·冯·本达先生的几个女儿都很有音乐天赋，为我们弹奏了美妙的曲子。我们谈论的政治话题也证明汉斯·冯·本达先生是一个很有远见的人，他不受派系斗争的影响，思想开放，这正是政治党派内部成员缺少的品质。他坚定地为我的家族效力，并向我提出了很多真诚、有益的建议，同时他也对其他党派持包容态度。
汉斯·冯·本达（中右）与同僚
第13节 我对党派的态度
在我执政后期，除了激进社会民主党[29]，我对其他任何党派都没有敌意，也不反对民族自由党。我最重要的财政大臣约翰·冯·米克尔先生属于民族自由党，商务大臣默勒也是民族自由党的一员。民族自由党的领袖鲁道夫·冯·本宁森先生是汉诺威省的省长。在我的第二个任期，通过约翰·冯·米克尔先生的介绍，我和老民族自由党代表赛德尔先生经常来往。赛德尔先生在东德有一处地产，他有一双慧眼，脸庞干净，没有胡须，和约翰·冯·米克尔先生一起负责铁路、隧道等方面的问题。他是一个能干、纯粹、务实的民族自由党人，但带有一点儿保守派的味道。
保守党[30]的贵族绅士经常在宫廷狩猎或其他狩猎活动中与我碰面，他们有时也来宫廷处理一些事情。我和他们商讨过很多事情。通过这些人，我了解了所有的土地问题，也知道了农民的生活现状。
约翰·冯·米克尔（右）
反对我的自由思想家们[31]因为固执任性的领导人，与我一直没有来往。我经常和汉斯·冯·本达先生以及鲁道夫·冯·本宁森先生谈到自由主义的未来。有一次，汉斯·冯·本达先生提出了一条很有趣的见解，他说：“没有必要让普鲁士的法定继承人涉足自由主义，这样做很不明智，这种事情对我们也没有任何用处。尽管法定继承人是保守派，但他必须宽容大度，不能对其他党派存有狭隘的思想或偏见。”
我提出让民族自由党修订他们的计划，鲁道夫·冯·本宁森先生同意了我的提议。民族自由党最初的口号是“维护德意志帝国和舆论自由”。这个计划将其成员聚集在民族自由党的旗帜周围。通过修订，普鲁士自由主义的传教力量并没有消失。但普鲁士的民族自由党和保守党都犯了一个错，他们将1861年至1866年发生的冲突记得太清，而且在选举和其他政治斗争中，延续了过去的旧传统。对我们这代人来说，那一时期已经成为历史。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的帝国已经和1866年划清界限，1870年是一个新的开始，我们必须为帝国重新建立根基，政治党派也必须根据这个方向制定他们的路线方针。另外，为了避免造成不好的影响，他们不能使用过时的东西。不幸的是，这一切并没有真正成为过去。鲁道夫·冯·本宁森先生说了一句很有说服力的话，他说：“如果南德民主党领导北德民族自由党，对南德民主党来说很悲哀，因为这意味着真正的自由主义的结束！我们看到的将是带着面具的民主党，这对我们一点用都没有。”
鲁道夫·冯·本宁森
北德民族自由党成员：上排从左到右分别为威廉·韦伦·芬尼、爱德华·拉斯克、海因里希·冯·特里奇克、约翰内斯·米克尔；下排从左到右分别为弗兰兹·冯·罗根巴赫、卡尔·布朗、鲁道夫·格尼什、路德维希·班伯格
保守党对皇帝一直很忠心，但他们一直没有培养出能力超强，同时又足智多谋的政治家。土地派别当时太显眼，为自己增添了不必要的负担，而且他们对那次冲突记忆犹新。我建议他们和民族自由党联合，但他们拒绝了。我经常强调民族自由党忠于帝国和君主，因此他们应该欢迎保守派，将保守派视作同盟。在德意志帝国，我不希望没有民族自由党，我也不能没有他们，更不愿意反对他们。由于历史原因，北德保守派做的一些事被人们误解，因此，民族自由党是最好的盟友。基于这样的考虑，我调走了宫廷牧师施托克尔。他作为一名传教士成就卓越，但他却在南德发表了一场具有煽动性的演讲，公开反对那里的民族自由党。
中央党[32]与文化斗争紧紧捆绑在一起，强烈反对新教徒[33]，对帝国也充满敌意。然而，我和这个党派的许多重要人士有过交往，并为了帝国的利益试图与他们合作。在这一点上，布格哈德·冯·朔尔勒默对我帮助很大。他从来不掩饰自己的忠诚。他的儿子是大名鼎鼎的农业大臣，也加入了保守党。在许多事务上，中央党一直非常团结。中央党曾由路德维格·温索霍斯特领导，他是立法机构中最热心的政治家。尽管如此，大家还是能察觉到中央党存在的潜在信念，即必须维护罗马教廷的利益，永远不要将教廷置于次要地位。
布格哈德·冯·朔尔勒默
路德维格·温索霍斯特
第14节 和俾斯麦的关系出现裂痕
我还是王子时，有一段时间一直在海因里希·冯·阿亨巴赫手下工作，他是勃兰登堡省省长，我向他学习如何治理内部事务以及解决经济问题的经验，这些对我后来的工作很有帮助。海因里希·冯·阿亨巴赫极富感染力的言辞激励了我，在那段人生经历中我对国内的经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对司法管理依然不感兴趣。后来，我整天忙着完善国内的基础设施，譬如建造运河、铺设高速公路、改善林业及各种交通设施、修缮住宅、在农业上引进大型机器及农业的合作发展等，尤其是兴修水利和铺设铁路网，因此我忽略了东德的领土问题。
王子时期的威廉二世（站立者）与家人
继任皇位后，我和内阁大臣们讨论过这些问题。为了激励他们，我允许他们在各自管辖的领域实行自治，但结果证明只要俾斯麦依然掌握着大权，他们就不可能实施自治，因为俾斯麦在任何事情上都独揽大权，压制了大家独立工作的能力。不久，内阁大臣们再次完全臣服在俾斯麦的铁腕下。对于“年轻君主”或“创新”的想法，只要俾斯麦不赞同，他们就不可能支持。
换句话说，内阁成了俾斯麦手中的工具，完全按照他的意志行事。这种情况很普遍，因为俾斯麦功勋卓著，他为普鲁士王国和德意志帝国在政治方面赢得了许多重要的胜利，所以内阁大臣们心甘情愿臣服他，任由他实行一人专制。我发现自己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我经常得到的回复是：“俾斯麦不想这样，我们没法使他同意这样做；威廉大帝不会问这样的问题；这不符合传统……”我渐渐地明白了，在现实中我没有自己的国务内阁，内阁大臣已经习惯性地认为自己是俾斯麦的属下。
俾斯麦执政期间，内阁成员对我的态度可以从更新《反社会党人法》一事中看出。这项法律是俾斯麦为了与社会主义斗争[34]提出的政治措施。为了修正这部法律，其中的一段话应该被删掉，但俾斯麦反对这样做。我和他的观点完全不同，于是我召开了御前会议。俾斯麦在接待室和我的副官谈话，他说我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一名佩戴腰刀的官员，他必须依靠军队，领导他们来和社会民主党斗争，以防社会民主党革命。他还说我应该给他自由，这样才能使德意志帝国永远恢复平静。在御前会议上，俾斯麦依然坚持他的观点。当问及内阁大臣们的观点时，他们表现得都很冷淡。投票结果是大家都反对我。
这次投票结果再次提醒了我俾斯麦对内阁的绝对统治权。对此，我非常不满。我将这件事告诉弗里德里希·冯·卢卡努斯，他听后非常震惊。后来，弗里德里希·冯·卢卡努斯专门找了一些大臣询问他们的态度，他们明确告诉他自己不敢反对俾斯麦，并宣称任何人都不会期望他们投票反对俾斯麦。
第15节 处理煤矿罢工
1889年春，威斯特伐利亚的煤矿工人爆发了罢工运动，民政部门非常震惊。这次运动尤其在威斯特伐利亚的地方行政人员中引起了混乱和困惑。各部门立即请求政府派军队前来镇压，每个矿主都希望政府在自己家门口派驻哨兵。被派去的军队指挥官随即汇报了他们看到的景象。
派往威斯特伐利亚的军队中有一个叫冯·米夏埃利斯的指挥官，他以前是我所在步兵营里的士兵，隶属轻骑兵卫士团。这位指挥官有勇有谋，他轻装上阵，独自一人驱车前往罢工的矿工队伍。初春的天气特别温暖，这些矿工在山边安营扎寨。不久，冯·米夏埃利斯以鼓舞人心、愉快幽默的方式和罢工者们进行了善意的交流。通过询问，他得到了非常有价值的信息，了解了矿工们的各种苦衷，也知晓了他们的计划、目的以及对未来的期望。他很快赢得了矿工们的赞赏和信任，并与他们相处融洽，因此他负责的那片区域完全恢复了平静。当时，帝国首相办公室收到几位主要的工业领袖和官员发来的令人担忧的电报，于是我询问了冯·米夏埃利斯那边的情况，他在回复我的电报中说：“除了政府官员，一切都恢复平静了。”
整个春夏两季，我们从各种报告和布告中收集到大量材料，这些材料表明德意志帝国的工业状况令人担忧。许多工人的要求都合情合理，他们的雇主和官员至少应该对他们进行一些同情性的调查。当我向我以前的私人教师，即枢密院顾问辛兹佩特博士咨询如何帮助这些工人时，再次证实了我对这件事的认识。辛兹佩特博士很了解社会现状，尤其是他自己所在的那个省的状况。我决定召开联邦会议，将企业雇主和雇员也纳入审议范围，指导政府对工人问题进行彻底调查。我觉得我们可能会通过这件事获得一些指导性的原则和材料，这些原则和材料可以为俾斯麦和普鲁士政府在合适的领域制定新法律时提供参考。
我被这一想法启发，于是去找海因里希·冯·伯蒂歇尔。但海因里希·冯·伯蒂歇尔说俾斯麦一定不会同意召开联邦会议，因此强烈反对我这么做。我已经做了决定，就像腓特烈大帝说的那样：“我希望成为一群乌合之众的皇帝。”我告诉他我的职责是为德意志人民负责，他们已经被企业榨干血汗，我要去保护他们，为他们提供更好的生存条件。
第16节 再次和俾斯麦发生冲突
不出所料，俾斯麦反对我的做法。因为一些大工业利益集团支持俾斯麦，所以在我推行计划时出现了很多麻烦和纷争。联邦会议由我亲自主持召开。会议开始后，俾斯麦匆匆入场。他发表了演讲，讽刺性地批评了我，不赞同由我发起的整个计划，并拒绝合作，演讲结束后愤然离去。
俾斯麦的离去使会场的氛围变得很奇怪。他认为自己的判断绝对正确，因此坚决维护自己的政策，对我的计划嗤之以鼻。他在会议上的表现给我和与会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我感到这件事深深伤害了我。大会继续召开，会议为扩大威廉大帝曾经倡导的社会立法提供了大量材料。这一立法是德意志帝国的骄傲，其他地方都不曾出现类似的立法，它是对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劳动阶层的一种保护。
因此我决定召集大家召开一次全面的社会大会。俾斯麦反对召开这样的会议。瑞士也在考虑类似的事情，计划在伯尔尼[35]召开一次大会。驻瑞士大使罗特听到我的计划后，取消了去伯尔尼的行程，决定来柏林开会。会议进行得很顺利，罗特的慷慨相助为柏林会议的召开提供了很大帮助。大会收集了丰富的材料，这些材料后来都以法律形式呈现了出来，而且只有德意志帝国拥有这些材料。
威廉二世张开翅膀正欲飞翔，俾斯麦上前提出警告
后来，我和俾斯麦谈论了他的反社会民主党计划，他打算用大炮和刺刀镇压工人运动。我想说服他，因为我不可能在威廉大帝刚驾崩不久，在我执政第一年就让我的人民流血。但俾斯麦固执己见，他宣称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我只要放心将一切交给他就行。我回答说在上帝面前，我不能出卖自己的良心，玩忽职守，尤其是我非常了解工人们的生存状况，我们应该不惜一切代价改善他们的现状。
我和俾斯麦之间因社会问题产生的冲突，即是否由政府参与改善劳动阶层的社会福利一事产生的冲突，是我们之间不和的真正原因。这一冲突引起了俾斯麦、支持他的大部分德意志民众以及政府官员多年来对我一直怀有敌意。
我和俾斯麦之间发生冲突是因为他认为社会问题应该用武力解决。他说如果最坏的事情发生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就应该诉诸武力，而不是采取一些人道主义方式。他认为如果奉行人道主义的胡言乱语，他就得采纳我的意见。
第17节 俾斯麦的工人观
我并不是说俾斯麦是劳动阶层的敌人，事实正好相反，他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绝不会在工人这类重要问题上犯错，他这样考虑问题纯粹是权宜之计。他认为政府应该尽最大努力以合适的方式关心工人，但他不愿在工人运动方面给工人们的团结留有任何余地。他觉得必要时，政府应该用武力对由工人引起的骚动和反叛进行镇压。他还认为处理社会问题时，政府要软硬兼施，既要保护工人，必要时也要镇压骚乱。
然而，我希望得到劳动阶层的认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一直努力奋斗。我对自己的人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因此，我认为劳动阶层的权利和公平不应该被剥夺。另外，我相信无论在哪里，只要是正义的或必须做的，当雇主没有履行他们的义务时，政府和地主应该担起责任。我已经意识到改革的必要性，但也有来自工人阶级的反对。由于正义感的驱使，我决定竭尽全力捍卫劳动阶层的权益。
我已经认真研究过历史，发现让所有人幸福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我清楚地意识到，一个人的力量不可能使整个民族获得幸福。事实上，当一个民族容易满足或愿意满足时，才能获得幸福。换句话说，人民需要务实的心态，愿意为了可能实现的东西努力。不幸的是，我们的民族缺少这种心态。
同时，我意识到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需求太多，可能会发展成一种可怕的贪欲。因此，我希望自己能问心无愧地、用令人信服的方式与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斗争，我有义务重视并帮助人们实现合理的愿望。
第18节 德意志帝国的社会问题
在国际市场竞争中，通过众所周知的法律保护工人，并以工人福利为导向的政策无疑会给德意志帝国的工业增加沉重的负担。比利时的工业体制尤其如此，他们的工业体制用最低的工资榨干了工人们最后一滴汗水，雇主从未受到良心的谴责，对丧失的道德也没有一点愧疚，甚至对精疲力尽、生活艰苦且从未受到保护的人民没有一丝怜悯。通过社会立法，我希望这种社会现象在德意志帝国彻底消失。当然，在战争期间，我通过莫里茨·冯·比辛将军将我的法案引进了比利时，试图保护比利时工人的利益。然而，我的法案却成了德意志帝国工业在国际竞争中的一个障碍，它使许多企业的领导出现了不和。虽然对企业领导来说这很自然，但土地所有者必须始终牢记全国人民的利益，因此，我必须义无反顾地坚持自己的政策。
莫里茨·冯·比辛将军（前一）
然而，工人们却盲目追随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我为他们做的一切以及竭力给予他们的保护并没有换来一句感谢。社会民主党和我有不同的信条，我信奉的是霍亨索伦王室的一句格言：“各应得其所有。”但社会民主党信奉“人人平等”的思想。
我希望至少在欧洲大陆的工业领域，通过在国外确定配额阻止竞争性商业战争的方式促进生产，帮助工人阶层过上更幸福的生活。
德意志帝国的社会立法留给外国工人的印象意义重大。战前几年，发生过工人暴动的英国人深知工人应该得到更好的保护。因此，英国委员会代表团来德意志帝国参观学习，其中一部分代表是工人。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德意志人的代表带领他们参观了工业区、工厂、福利机构、保险公司的疗养地等地。他们对自己看到的景象表示震惊。在告别宴会上，英国工人阶级代表团的领导向奥古斯特·倍倍尔提出一个问题，他说：“我们看到了德意志帝国为工人们做的一切，我问你，你们这些人还是社会民主党吗？”这些英国人告诉一个德意志人，如果经过长期斗争，他们能成功实施德意志帝国几年前为改善工人状况采取的措施的十分之一，他们将会很满意。
奥古斯特·倍倍尔
我饶有兴趣地观察了英国的访问团，他们对德意志帝国社会现状的无知让我感到惊讶。但令我更惊讶的是，英国政府通过英国大使馆就同一话题问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直接暴露出他们丝毫不了解德意志帝国在社会改革领域取得的进步。我质问那位英国大使，既然英国出席了1890年的“柏林社会大会”，至少通过大使馆，访问团成员也应该知道帝国国会辩论的话题，因为当时会议详细讨论了多项社会改革措施。大使表示他也很疑惑，因为他对大使馆早期的记录作了调查，事实证明当时大使馆向伦敦发送了最详尽的会议报告，并就德意志帝国在社会改革进程中的每一个重要阶段向国内做了全面汇报，但“因为这些报告来自德意志帝国，所以从来没有人阅读，它们一直被束之高阁。德意志帝国没有引起英国人的兴趣，这简直是耻辱。”
这位英国人耸耸肩。不论英国国王还是议会，都没有足够的良知、时间或意愿去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在他们眼里，更重要也更值得做的事是消灭德意志帝国的“包围政策”，尤其是德意志的工业，进而消灭德意志劳动人民。1918年11月9日，德意志帝国激进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与其追随者加入了英国的消灭政策。
第19节 宫廷的“福利工作”
在我可以产生影响的地方，如我的宫廷和帝国汽车俱乐部[36]，我经常强调自己的社会观点。譬如，我利用对外展览宫殿获得的小费设立专项基金，这个基金完全是为了使家庭工作人员受益，然后逐渐让更多人受益。佣人和他们的家人可以得到基金的赞助去疗养地度假，还可以得到医疗费、丧葬费、子女婚嫁费、教会洗礼费等类似费用的赞助。
我同意保护新创建的帝国汽车俱乐部，并接受了恩斯特·冯·伊内的邀请，前往他建立的俱乐部与众人共享午宴。除了拉蒂博尔公爵、乌耶斯特公爵这样的富豪，来自柏林金融圈的许多绅士也参加了这次午宴，但其中一些人的表现非常轻率。当大家谈到汽车司机这个话题时，我建议设立一个基金，如果司机发生意外事故、疾病或死亡，他们的家人至少可以得到一笔抚恤金。我的建议得到了在场所有人员的支持，这个基金后来也取得了非常出色的成果。我还为基尔的帝国游艇俱乐部的船员和飞行员创立了类似的基金。
我在阿尔贝克创建的德皇威廉儿童福利院带给我很多快乐。在和平时期，每年的5月到9月底期间，来自柏林最贫穷工人家庭的孩子可以在这里生活，每一批孩子可以待四个星期。这家福利院现在由前柏林市长的女儿基尔什娜小姐负责。福利院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孩子们无论从身体还是心理方面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他们原先脸色苍白、身体虚弱，到了福利院后变得越来越快乐、健康、生气勃勃。我很乐意经常去那里了解孩子们的生活状况。
拉蒂博尔公爵
我前面提到，由于工人问题我和俾斯麦发生了冲突。我想补充一下他对这件事情的基本看法，下面这件事体现了他对工人问题的妥善处理。事实上，他当时的做法完全是迫于国家利益，但同时他也立即意识到确保工人不会失业的必要性，因此他充分利用自己的职权对这件事进行了干预。
1886年，我还是威廉王子时，已经了解到斯德丁的伏尔甘造船厂由于没有订单，面临破产的危险。成千工人受到饥饿的折磨，斯德丁正面临一次巨大的考验。但如果有一张制造轮船的订单，就可以保住伏尔甘造船厂。
伏尔甘造船厂正在造战舰
前段时间，由于受到海军上将阿尔布雷希特·冯·托施的鼓励，我希望德意志帝国能永远摆脱英国的轮船制造商。于是德意志帝国的轮船制造工人开始勇往直前，努力建造了德意志帝国的第一艘军舰。1874年我母亲生日那天，她亲自命名的第一艘德意志帝国军舰开始建造，当时我也在场。从那时起，这家船运公司建造的为数不多的军舰得到了海军专家的肯定。
海军上将阿尔布雷希特·冯·托施
第20节 俾斯麦采取行动
德意志的商船队不敢冒然采用海军上将阿尔布雷希特·冯·托施的建议。由于北德劳埃德公司拒绝建造客运轮船，声称英国有多年的造船历史，可以建造更好的船，导致德意志的船运公司濒临破产。情况十分危急，我立即去找俾斯麦，将这件事原原本本告诉了他。
俾斯麦听后勃然大怒，怒目圆瞪，使劲将拳头砸在桌子上，说道：“什么？你说这些商人宁愿让英国人造船，也不要德意志帝国的船？为什么？从未听说过这样荒唐的事！好好的德意志轮船公司因为这种原因要倒闭，这群无知的商人！”
威廉二世在北德劳埃德公司演讲
他按了铃铛后一个仆人进来了，吩咐道：“从外交部叫一个枢密院顾问马上来这里！”
俾斯麦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几分钟后，一位枢密院顾问进来了。
俾斯麦吩咐他：“给汉堡的外交特使发一封电报，告诉他不来梅的北德劳埃德公司要求斯德丁的伏尔甘造船厂为他们造一艘新的轮船！”
这位顾问听到命令后立即离开了，“他的大衣尾巴直挺挺地立在身后。”俾斯麦转过来对我说：“我非常感谢你。你为我们的国家和我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从今以后，德意志帝国的轮船只由我们自己的公司制造。我一定给汉撒商人公会的民众讲清楚这件事。你可以给伏尔甘造船厂的工人发电报了，告诉他们俾斯麦保证让他们来造轮船。希望这是一个契机，他们可以借此为德意志帝国建造更多轮船！你帮助那些工人保住了工作，他们一定会感激你！”
我将这个消息告诉了斯德丁的枢密院顾问施卢特瓦，伏尔甘造船厂的工人们听到这个消息后激动不已。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它必将引领德意志的轮船制造业蓬勃发展。
1888年，我登上了德意志帝国的皇位。为了在我的波拉美尼亚掷弹兵的军旗上绣上荣誉勋章，我去了斯德丁。受造船厂主管的邀请，我去了伏尔甘造船厂。主管们在厂外接待了我，然后他们推开大门，我走了进去。但当我走进船厂后，并没有听到锤子的敲打声，而是一片寂静。原来全体员工都光着头围成一个半圆站着，中间站着一位最年长的员工，他的胡须雪白，手里捧着一个桂冠。
我深受感动。枢密院顾问施卢特瓦在我耳边低语：“这是工人们想出来的，为了表达对您的感谢。”那位年长的工人向前一步，用最朴素的话语表达了工人们对我的感谢，感谢我曾经救了他们以及他们的妻儿，使他们没有继续忍饥挨饿，也感谢我建议俾斯麦由他们建造轮船。为了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他请求我接受桂冠。我非常感动，收下了生平第一个桂冠。不用打仗，没有流一滴血，我从自己最朴实的工人那里得到了桂冠。
威廉二世加冕
那一年是1888年。当时，德意志帝国的工人阶层懂得享受劳动带来的幸福。
* * *
[1]柏林会议指由俄、英、法、奥、德、意以及奥斯曼帝国和巴尔干半岛诸国在1878年6月13日到1878年7月13日召开的会议。这些强国希望在俄土战争后重建巴尔干半岛的秩序。会议最终签署了《柏林条约》，代替了三个月前签订的《圣斯特凡诺条约》。——译者注
[2]文化斗争指1873年到1887年罗马天主教廷和德意志帝国政府之间围绕教育和教职任命权展开的一场斗争。——原注
[3]劳动保护法是19世纪80年代俾斯麦颁布并实施的一项法律。该法律制订了严格的规章制度，以此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解决劳动争端。——译者注
[4]社会民主党，简称spd，1875年成立，前身是1863年成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和1869年成立的德意志帝国社会民主工人党。社会民主党的纲领是自由、正义和社会团结，奋斗目标是实现社会内部自由和社会正义。——译者注
[5]海因里希·冯·伯蒂歇尔（heinrich von boetticher，1833—1907），1880年至1897年担任德意志帝国的国务秘书以及内政大臣，在俾斯麦颁布的劳动法和社会保险法的执行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译者注
[6]忠告指俾斯麦劝威廉二世尽快处理1887年11月29日写的一封信一事。这封信实际是威廉二世拟的一份草案，里面提到了政权交替问题。俾斯麦劝告威廉二世，如果这件事声张出去，对威廉一世和王储等人都会产生不利影响。——译者注
[7]艾伯特·巴林（albert ballin，1857—1918），德意志帝国的航运巨头，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航运公司——汉堡-美国航线公司的总干事，在德意志帝国海洋发展史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被称为“现代邮轮之父”。——译者注
[8]腓特烈斯鲁庄园是俾斯麦的官邸，位于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译者注
[9]回忆录第三卷中的内容特指俾斯麦写给威廉二世的回信。回信中提到了如何妥善处理威廉二世起草的草案，以及如何更好地对待各联邦君主和威廉二世登基后如何利用社团与党派人士等问题。——译者注
[10]汉撒商人工会也称汉撒联盟，是德意志帝国商人在德意志帝国北部城市建立的商业、政治联盟，目的是保护他们的贸易利益。——译者注
[11]德奥同盟是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之间的防御性联盟，也是1879年10月7日签订的《俾斯麦条约》中的一部分。两个大国承诺在遭遇俄国袭击时互相支持，如果他们中的一个被某一个欧洲强国攻击，另一个国家承诺保持中立。——译者注
[12]威廉大帝（wilhelm friedrich ludwig，1797—1888），也称威廉一世，1871年1月18日加冕为德意志帝国皇帝。德皇威廉二世因威廉一世对德意志帝国的统一作出的伟大贡献将其尊称威廉大帝。——译者注
[13]七个封印出自《新约圣经》最后一卷《启示录》。——译者注
[14]《圣斯特凡诺条约》是俄国与奥斯曼帝国在君士坦丁堡西边的一个村子圣斯特凡诺签署的一项和平条约，该条约结束了1877年至1878年俄土战争。俄国从中获得了巨大利益，但俄国在巴尔干半岛的扩张引起了英国、法国、德意志帝国等国的不满，因此三个月后柏林召开了柏林会议。——译者注
[15]正如普鲁士军官们报告的那样，他们在土耳其战役中曾陪伴俄国军队，尤其是法伊尔伯爵。——原注
[16]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1804—1881），英国保守党，曾两次出任英国首相，在建立现代保守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译者注
[17]沙皇尼古拉二世（tsar nicholas ii，1868—1918），俄国的末代皇帝，1894年11月1日到1917年3月15日在位。苏维埃史学家将尼古拉二世描述为一位软弱无能的君主。1918年7月16日，沙皇尼古拉二世被枪决。——译者注
[18]黑鹰勋章是普鲁士王国最高级别的荣誉勋章，1701年1月17日设立，普鲁士王国的王室子孙年满十岁后就可以获得黑鹰勋章。——译者注
[19]弗朗茨·约瑟夫皇帝（franz josef，1830—1916），奥地利帝国和奥匈帝国的皇帝，在位时一直受到民族主义的困扰，1867年，他缔结了奥匈和解协议，并将奥地利帝国变成了奥匈帝国。——译者注
[20]即他们废除了《圣斯特凡诺条约》和《柏林条约》。——原注
[21]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是布列斯特1921年以前的名称。——译者注
[22]色当是法国东北部的一个小镇，距巴黎约两百多公里。1870年9月，普法战争中发生了著名的“色当战役”。——译者注
[23]腓特烈三世（emperor frederick iii，1831—1888），德意志皇帝和普鲁士国王，是威廉大帝唯一的儿子，1888年3月9日到1888年6月15日在位，后因患喉癌去世，因此被称为“百日皇帝”。——译者注
[24]“家族军队”指威廉大帝的家族化军事体系。——原注
[25]康斯坦丁王储，即后来的康斯坦丁一世。他出生后就被确立为希腊王位继承人，称“斯巴达公爵”，1913年继位。1889年，他与威廉二世的妹妹索菲公主结婚。——译者注
[26]沙皇亚历山大三世（alexander iii，1845—1894），1881年至1894年在位，亚历山大二世的次子。——译者注
[27]《再保险条约》是1887年三皇同盟废除后，德意志帝国和俄国在俾斯麦的安排下秘密签订的一份条约，目的是孤立法国的同时讨好俄国。——译者注
[28]民族自由党是在1867年2月12日举行的北德联邦选举中成立的一个党派，是北德联邦和德意志帝国的一支自由政党。——译者注
[29]激进社会民主党指德意志帝国的左派社会民主党人，他们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社会民主党右翼领导人的叛变行为，并广泛开展革命宣传活动，组织领导了工人斗争和反战运动。——译者注
[30]保守党是德意志帝国在1876年成立的一个右翼政党，后来由一个意识形态政党变成了俾斯麦在德意志帝国的利益集团。——译者注
[31]自由思想家指民族自由党和自由联盟的成员。——译者注
[32]中央党是1870年成立的一个德意志帝国天主教政党，它成功击败了俾斯麦在普鲁士王国发起的文化斗争，并在议会中赢得了四分之一的席位。——译者注
[33]新教徒最初只是一个带有政治色彩的词，后来获得了更广泛的意义，指接纳基督教新教教义的西方教会成员。——译者注
[34]社会主义斗争指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日益扩大，社会主义在德意志帝国蓬勃发展，俾斯麦对此深感不安，因此颁布了《反社会党人法》，试图通过法律限制社会民主党传播社会民主原则、镇压工人运动。——译者注
[35]伯尔尼，瑞士首都。——译者注
[36]帝国汽车俱乐部是德意志帝国最老的汽车俱乐部，1889年在柏林成立。1905年，威廉二世赞助并接管了帝国汽车俱乐部。——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