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看点

东方历史的共性——迅速扩张的波斯帝国——向西扩张的波斯帝国——希腊民族的政治成长——孤立的希腊城邦——早期的希腊文明——希腊城邦的宗教特征——公民权的障碍——城邦：希腊社会的终极单元——希腊人的国民性——希腊人与东方帝国臣民——节日对希腊人的训教——希腊哲学的诞生

纵观人类历史上的改朝换代，每一次东方帝国的崛起皆出于不二法门——扩张。历史一次次见证了这样的铁律：一旦当权者滋生了征服的欲望，其后满足欲望便是他必然的选择，而奢华和怠惰必然会导致政权的迅速衰败。严格地讲，倘若一个国家的公民缺少国民性，缺乏智力成长的环境，缺失个体独立的精神，那就最好别对这样的国家抱有什么幻想。一个士兵粗鲁蛮勇、统帅肆无忌惮的社会必然会压制臣民，而专制者只好依赖父辈攫取的基业来保障自身的持续繁荣。但假如权力从一个不堪大任的统治者手里流入到另一个同样的货色手中，这样的新旧更迭就不会带来根本改变。那些跟随自己的主子建基立业的跋涉者们随后便成了主子子孙们悠闲的家臣，而后又在新的入侵者面前俯首听命。

公元前6世纪，波斯人正是依循这样的兴衰铁律而成为东方世界的霸主。尼尼微[1]的领主们将古巴比伦[2]的当权派拉下马，随后就倒在了米底亚[3]君主和他强大的部族统治之下。而米底亚人随即又发现自己的主子正面临更强大的后继者——波斯王居鲁士二世[4]。倒不是缺少食物，而是冬季高原寒流的侵袭才迫使米底亚人就范。这样，伊朗的勇士们席卷了米底亚和吕底亚[5]，把巴比伦和埃及的财富转嫁到自己国家的富人们手里，而这些财富正是富人们以极端的热情为他们的国王攫取来的。

征服吕底亚为波斯人带来了接触希腊少数部落的机会，这些少数部落的一些同宗部族居住在爱琴海以西，他们将会使世界上最高傲的世俗君主体验到最惨烈的教训，向他昭示自由守法之精神面对用皮鞭迫使奴隶上场作战的暴君之军是如何大获全胜的，让他们见证自由之师是如何制胜基于脆弱的利益纽带而结成同盟的邪恶之师的。这样，欧亚之间的斗争实际上变成了有序政府与毫无约束的专制统治之间的斗争，成为保障思想、言论和行为自由的法律与靠刺客的匕首才能割断其罪孽的暴君的专横之间的斗争。假如波斯王在希腊也大获全胜，就像他曾经撕破埃克巴塔那[6]、巴比伦和孟菲斯[7]的铜墙铁壁一样，他的族人早就遍及各地，从黑海之边到赫拉克勒斯[8]大力神殿，早就把整个欧洲套上紧轭，让自由之火熄灭四百多年了。而这套紧轭依然禁锢着拜占庭[9]帝国的臣民。这位波斯王终究没弄明白，任何障碍都可能阻止他前进的步伐。这并非无理可寻，因为首先挑战并最终打败他的不是那些像他一样强大的统帅军队的领主，而是那些不起眼的“小镇上的人”。他们宁愿挨打也不愿接受施舍，哪怕是面对他乡的同宗族亲，而这些同宗族亲自称是最想击退侵略者的人。波斯人的迫近给希腊的各个城邦带来了极大的恐慌，只有一座城市——雅典例外。“事情因雅典而不同”，做出如此强有力判断的历史学家只有一位——希罗多德[10]。他留给我们一个关于斗争的故事，这个故事堪称现代社会的典范。当塞斯托斯[11]沦陷、雅典帝国尚未建成之时，希罗多德才约六岁。他沉浸在乏味的考据中，这些考据将使他得以展示一系列波斯战争中的是是非非，而这些战争的原因也必须在雅典形成之前去寻找。很明显，直接导致这场剧烈斗争的起因是对希腊庇西特拉图[12]王朝的驱逐，庇西特拉图王朝的坍塌应归因于梭伦[13]对当时贵族阶层排外势力的打击。这些贵族占据着幼发拉底河，试图按照他们的秩序谋求国家霸权。

居鲁士二世

埃及的孟菲斯遗址

雅典城遗址

希罗多德的雕像

在很多氏族中，这场人类有史以来最重要的变革持续了很久，这些氏族以身为希腊人[14]为荣，也许事情发展的结局远不能证明这一点。尽管这种荣耀的潮汐有时会流入低谷，使他们离最初的目标更加遥远，但这场声势浩大的变革运动突显了人类智力的上升，而这是人类任何其他时代或国家未曾见证到的。从本质上来说，这是多数人在抵抗氏族。这些氏族仅占政治集团中的一小部分，而少数人无权统治整个国家，倒是每一个公民都有权参与制定自己将要遵守的法律。如果说雅典在这场举世的伟大变革中走在前列，倒不是因为他们敢为天下先，也不是因为他们拥有一种胁迫邻人的力量，更不是因为他们拥有“希腊人的领袖”这样的名声。

的确，希腊不是作为一个我们称之为国家的社会而存在的，称不上紧密而有组织。它由一套各自独立的单元组成，除了各自城邦社区的成员之外，他们怀疑、嫉恨、讨厌一切。这一时期，希腊的城市发展模式成为社会的最终单元。除此之外，整体上看，希腊人没能再次站在人类历史的潮头。波斯战争[15]的结局将希腊逼入一个尴尬的境地，他们必须实行更加宽容、明智的政策。然而，希腊的历史就是一部来自斯巴达[16]的激烈而永不疲倦的反抗史。因为希腊人企图使社会普遍秩序让位于城邦的孤立和无序，希腊人的敌意使自己成了孤家寡人。至此以后，希腊人的历史只不过是一些对抗各个城邦的战争的重复。虽然期间希腊也赢得了或多或少的权威，但看起来倒像是对独立邻国的威胁。在波斯战争之前，情况的确不过如此，但这正是政治和智慧的成长时期。希腊人未曾觉悟这种成长是事情向好发展的前提。这种政治和智慧的成长倒是在大不列颠的土壤上结出了最丰硕的果实。

那时并没有希腊这样的国家，如果我们考虑到当时希腊各个部落的成长环境，我们就会明白这样的结果顺理成章。不管是肆意独断还是宪法自由，一切雅利安人[17]的社会都有一个出发点，那就是绝对孤立，不和邻人有任何来往。如果我们愿意，也许可以说这无异于兽困于穴，没什么好处。这么说也许并不过分，因为我们不能在这样的事实面前闭上眼睛：所有雅利安人的政治形态都可以追溯到以村为社区的组织构造。在这样的村庄社区里，每个家庭的房屋不只是一座堡垒，更是一座不可侵犯的神殿。这种排外习惯早期使得户与户之间完全隔绝，而后延续了下来，成为希腊或罗马各城邦之间交往的一道障碍。我们又被带回到那样一个时代：倘若超出自己家庭的范围，一个男人在世界上便一无所有。他生来就有也必须有的是敌人。由于天生为敌，也就毫无怜悯，即便是战场厮杀，也毫不留情。和平时期，他会禁止自家人与外邦人通婚，也不因后辈们的过错而放松对他们的管教。但倘若在别处，这个男人就一无是处，只有在家里，他才是绝对的“王”，他掌握着孩子们的命运，妻子只是他的奴隶。男人这样的生活倒是与困于穴中的兽很像。但人们总要继续生存，生存的冲动力促事情向好发展。生存的信念早在人类历史的黎明时期就已存在，这种信念不是写在人类的文明史中，而是烙在原始社会最残忍的记忆之中。假如家里的主人死去了，他不仅像他活着的时候一样依然是王，而且成为被崇拜的对象，成为整个家庭的神。妻子和奴隶们被残忍杀死以陪伴主人的亡灵，通过他们的殉葬、食物以及衣物，主人死后依然能感受到生前的欲望、痛苦和快乐。然而，假如安葬欠妥，即便在亡灵之乡，他还是不能安生。他的葬礼必须由他的合法代表来举行，换句话说，必须由最初进入他家族宗系的初婚妻子所生的儿子来做代表，这个儿子行使他的绝对权力仅仅因为他是死去主人的代理人，他继承了死去主人的权威。到后来，首当其冲的事就是要保持香火不断。于是，神圣婚姻的义务就落在了男人头上，若拒绝服从，公民权便会被剥夺。有时也会没有子嗣，隆重的收养就必不可少。但必须澄清，这种收养基本上是宗教意义上的，这个被收养的孩子就像婚礼上的妻子一样，放弃自己的家庭和信仰的神，转而围着别人家的灶炉，改奉别人家的神。事实上，每个家庭的主人或父亲对别人家里的规矩一无所知，也不承认与任何人有宗教意义上的纽带关系，他只属于他的家庭。然而，随着儿子们长大成人、娶妻生子，家庭的范围有必要扩大，家族群落随之产生，家族成员血脉相连，共祈神祇。这些家族群落就成为后来的氏族，或者用希腊人的话说，是具有同宗家族血缘的胞族或兄弟。从家族发展为氏族的过程中，氏族之间可能结成了同盟，也不会因冒犯对方的信仰而大动干戈。这样的联合并非基于接受陌生人进入氏族或家族私密的信仰之地，那可是不可宽恕的亵渎。而是采用一种常见的同盟仪式，对这种常见仪式的采纳将氏族扩大成了部落或部族。再进一步，城邦或城市中的部落基于同样的宗教而形成了独有的行事作风，这表明了政治成长过程中的局限，而希腊人总是拒绝突破这种局限。

这样看来，所有古代雅利安人的社会都有浓郁的宗教情结。圣火将永久供奉在市政厅或雅典的某处圣地，守候圣火者定非异族人或外族人。每个部落[18]都有同样的祭坛、仪式和神职人员，氏族的后裔遵守着同样的戒律。而每一个家庭里，父亲像以往一样，是家里的牧师，是神，是王。这样，外族人或异族人之于国家如同他们之于私密的家庭，没有什么空间可言。严格地讲，一个外族人既无权保护他人也无权保护自己的财产，他可能根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财产。他在这个城市的存在只是一种痛苦，他成为公民根本就是对上帝的一种亵渎，他的参政是一种侮辱。

显然，这些现状不大可能促进国家快速发展，只能寄希望于当权者与权力之外者的持续斗争或冲突，否则，国家可能根本不会发展。这样的状况下，国家也找不出最便利的资源来塑造权威。有必要保证国家范围内的司法独立性不容怀疑。父亲对家庭其他成员的绝对权威就像教皇对基督教王国享有绝对权力一样。因此，家长权，或者像古罗马法律中所说的父权，远非是希腊人的创造，而只是人类早期的一种社会状况。古代雅利安人既然无力废除这样的法律，也就只能对它做出修正。这样，我们就看到了两种斗争齐头并进，一是当权者基于自身目的急不可耐地盘算着如何塑造权威，毫无疑问这是没有希望的；二是没有公民政治权力的人们竭力争取属于他们的那份权力。后一种斗争使希腊历史与单调乏味的东方历史显著不同，甚至比罗马历史更加动人心魄。在东方，对独裁者忍无可忍的反抗只能换来新旧独裁的更迭，但对于拥有权力的希腊贵族家族而言，冲突基本上是宗教意义上的。地方治安官拥有统辖一方城市的权力，他们施行制裁的权威与一个家庭的主人制裁家人的权威如出一辙，二者的首要义务都是敬奉上帝。他们凭借出身和血缘的力量成为上帝的代理人，而靠着庶民同胞的支持才获得民意的庶民代表则声称要分享贵族的权力。这在贵族看来不但会造成一场可能导致暴民统治的运动，而且简直就是对上帝圣权的侮辱。

然而，作为一个有组织的社会，如果城邦发展缓慢，那么彼此之间交流的障碍就永远存在。雅典在强盛时期建立了帝国并竭力稳固帝业，这时自然会削弱，甚至取缔这些古老的偏见。雅典做到了，它将传统的观念踩在了脚下，建立了一个被普遍承认的专断政权，试图将一些视孤立为生命的城市捏成一个整体社会，将法律平等的恩施波及每一个公民。然而，这一企图冒犯了一些人，他们无法接受自己城邦之外的人，认为那已超出法律的界限。于是，作为惩罚，当权者驱逐了他们，而这并不逊于死刑。令人欣喜的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即便是最糟糕的法律也都得到了修正，宗教排外的罪恶某种程度上也经由大城市中那些自治小镇的联合而得到了缓解。

对阿提卡[19]而言，这个好的变化应归功于忒修斯[20]的强政。这样，占地只与英国小一点的县一样大的雅典成了一方领土的政治中心。然而，希腊的整体情况并没有改变，还是从前的老样子。男人密切的同盟关系依然靠血缘纽带来维系，就像约克[21]、布里斯托[22]、谢菲尔德[23]和伯明翰[24]的居民泾渭分明一样，向彼此宣战依然是他们眼中最高的特权。而实施这种特权不是坚定而必须的，倒是日常正轨中常见的小事。究其根源，完全是因为人们信奉这样一种理论：城市是社会的终极单元。根据这一理论，城市是男人的集结地，每一个男人都在城市政务会里占有一席之地，在立法和管理事务中享有他的那份权力。这样的政务会以公民大会[25]而闻名。而像利物浦这样一座人口众多的城市若靠政务会处理事务，就很难管理。以亚里士多德的观点看，太多或太少都不是一个城市里健全的宪法所需的人数。希腊人不大可能明白一个由男人构成的团体可以通过一个普通的代表来投票。结果便是那些在公民大会中没有一席之地的人们尽管不是外国人，但也得不到政治权利，这无异于异乡人，也无异于携妻执子流浪于塞西亚[26]沙漠的野人。

忒修斯与埃特拉

尽管孤立与排外弥漫于城市之间，但在人类现代历史的黎明时分，希腊部落之间的一种属亲关系跃然兴起。他们惯于自称希腊人，这种称谓和习惯使他们有别于其他部落，我们可以宽泛地称之为“国民性”。而将他们维系在一起的最有力的纽带很可能是语言，很可能不管哪个部落的宗教都和希腊人的信仰颇为类似。但假如他们信仰的是同样的神，只是对神的命名不同，希腊人定会疑惑并拒绝承认这种相似性。像希罗多德这样有教养的旅行者，又是历史学家，或许会对埃及神职人员的叙述感兴趣。他们会使这位历史学家相信黎明女神雅典娜[27]这个名字只不过是倒着读的埃及神尼斯[28]的名字，而他的国人对这种说法定会满心狐疑。如果希腊人对语言和名字都不甚通晓，他们立刻就会体察出异样。希腊人直觉并不差，不管能否听明白对方的谈话，话语的亲疏感还是能判别出来的。要是有谁说的话希腊人根本听不懂，那他一定是野蛮人，在说野蛮话，哪怕他的语言比起一些并入希腊语的部落语言更接近希腊语的同源。希腊人对语音规范化的法令一无所知，天生只靠声音进行辨别。由于不同语言中词与词之间的发音差异普遍且多种多样，仅靠说话来判断对方就没什么价值。但以这样无知的方式得出的结论却有着极其重要的政治意义，这就意味着波斯战争成为希腊人与野蛮人的较量，或更严格地说，是语言通晓的人类与野蛮未退、面目可憎的怪物之间的战争，怪物说起话来简直就像笨嘴拙舌的畜生。

希腊雅典娜女神与阿拉克尼

埃及神尼斯

尽管希腊部落的语言和宗教很接近，但也许希腊最落后与最发达的部落之间在社会和智力层面的差距很大。不过，几乎不可能对二者做出比较。假如我们拿希腊部落与亚洲帝国的臣民相比，我们定然会立刻分辨出一些差异，这些差异完全能证实我们所说的希腊人的国民性。在亚述人[29]或波斯人看来，人的身体就是他们任意侮辱和损坏的一件物品，是用来奴颜婢膝地向他们顶礼膜拜的，是用来祭献愤怒与嗜血的众神的。对他们来说，女人只是奴隶，孩子是自己的财产，可以随意卖掉来获取利益。希腊人对其中的恶劣性毫无意识，不然，他们怎么会对剜眼、割耳、削鼻毫不畏惧呢！换个角度讲，看到无遮无拦的身体，东方人会觉得羞耻、有伤风华，希腊人却心生愉悦。这种形态美体现在各种力量和技能的竞技中，并通过部落独立或联合开展的各种节日活动而逐渐与他们的宗教密不可分。进一步讲，这种对人的尊重总是与道德上的自我尊重形影相随，从不向羞耻或有伤风化的说教屈服。希腊暴君也许仰仗外国雇佣军的长矛为自己保驾护航，但他的臣民却该随时想到同类相食的野蛮与血腥，也该想到他们用这种波斯贵族式的崇拜去接近暴君是何等盲目。

谈及希腊人的社会与智力教育，与他们的邻人、非希腊人相比，差异显然是巨大的。早先，灶炉边和祭台边就是每个家庭聚会和活动的地方。随着部落中的氏族以及城邦中的部落联合的兴起，这种聚会和活动波及更大的群体。由于这些联合具有纯宗教性质，聚在一起也就没有太大的障碍，比如来自同一宗系的氏族和部落。家庭的聚会活动规模较小，而氏族的集会则盛况空前。这使奥林匹亚[30]、皮托[31]、提洛[32]和尼米亚[33]等地声名远扬。大型神殿中的供职人员可在此处生长，而后又在别处的宗教团体中司职。广义上说，这些节日盛会对民众的教育收效甚微，但某种程度上，我们也可以理解这些节日盛会的魅力——高尚而普及，且广布希腊社会。读着提洛人的颂诗，我们的心绪会联翩起舞，诗人诵出的悦耳声音和抒情诗中优美的乐感是其他时代或国家望尘莫及的。尽管带着节日的欢乐气氛回到家里，但希腊人离英国人的感受并没有更近一点。英国人认为和自己的城市或乡村芳邻作战，哪怕想一想都是一种背信弃义；而希腊人虽以身为希腊人为荣，但远非出于一个相容和谐的良好愿望，即中央政府统治之下的城市当权派的和谐管理。城市当权派应代表民众普遍良好的意愿行事，而非无休无止的内讧、树敌和开战。尽管希腊人基本学会了鄙视其他大大小小的城邦或国家，但我们还不能说希腊社会的粗蛮遗风已经消失。在希腊各地，村庄社区体制依然根深蒂固。而斯巴达人则炫耀：他们的城市没有围墙。历史学家修昔底德[34]指出，斯巴达由四个村庄组成。他曾评价说，废墟中的斯巴达令人难以想象它之前的宏伟壮举。乡村生活方式不仅在整个伊庇鲁斯[35]流传至今，而且遍及整个伯罗奔尼撒[36]半岛的西北部。

奥林匹亚复原图

最能体现希腊的先进性特征的是他们对智力独立发展的充分肯定，这一点其他部落或民族都无法比拟。希腊人首先使用智力发现真相，甚至不惜以失败和谬论为代价。这一事实突显了东西方雅利安人之间的巨大差异，也保障了现代欧洲科学的发展。希腊人意识到自己身为人类社会的一员，既富有使命，也须懂法则。这对他们的忠诚既是考验，也是托付。对使命和法则的思考可能促使希腊人思考义务的本质和根源，周遭的事物将他们带入一个更加宏大的思考境界。他们身处一个永恒变化的世界，黑暗让位光明，炎夏取代寒冬。白天，太阳独自穿行天空；夜晚，无数的星光照亮天空，或如宝座般岿然不动，或在令人费解的轨道里运行；有时振聋发聩的火山腾空而起，有时大地在脚下震颤，懒洋洋地吞噬着人类和他们的功业。所有这一切，无论好坏，究竟源于何处？为什么存在？树林间发出巨响的风是什么？乐音飘飘，述说衷肠的气流又是什么？希腊人不断思考这样那样的问题，并在某一阶段做出了充分的解答。一切皆是存在，而且大部分事物是有意识的存在。宇宙中的一切现象只不过是神的作用而已。秋叶坠落，大地裹起丧衣，因为大地之神珀尔塞福涅[37]偷走了夏日之婴，而只有将她的侍女带回到依洛西斯[38]城中令人愉悦的幽会处，大地之神的忧伤才可能减轻。人们可以尽情发挥想象解释这些神话，但归结起来只有一点可以确定，一切现象都是人为。这套神话体系的弱点在于宇宙的根源问题。将高山大海、幽冥暗夜解释为混沌之子，这很容易，但混沌又是怎么来的呢？换句话说，万物源于何处？寻求解答这样的疑问，哪怕是微弱的尝试也标志着思想上的革命。希腊人首先鼓起勇气，并付诸努力，完成了使命，超越了巴比伦和埃及拥有大量天文观测经验的神职人员的洞察力。希腊人开始了新的探索，打算用新的方法解决问题，目标是用他们内在的知识解释事物，用确定的事实对事物进行诠释或否定，以此作为检测理论真伪的方法。最初的尝试也许像蹒跚不稳的婴儿，但人类已经开始使用智力探索真理。已经点亮的火烛将会由希腊的思想家们代代相承，并经他们传至伽利略、哥白尼和牛顿。

冥王抢走大地之神珀尔塞福涅

* * *

[1]尼尼微位于底格里斯河东岸，上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一带，是古亚述人的居住地，新亚述帝国的首都，曾霸居世界最大城市五十年，直到公元前612年被它的附庸国巴比伦、米底亚和卡尔迪亚等组成的联军吞并。——译者注

[2]古巴比伦位于幼发拉底河两岸，公元前2300年曾是阿卡德帝国的一个小镇，后来成为古美索不达米亚地区重要王国（前18世纪—前6世纪）。——译者注

[3]米底亚是公元前7至公元前6世纪伊朗高原西北部的奴隶制国家，以统治该国的伊朗语族游牧部落米底亚人而得名。——译者注

[4]居鲁士二世也称居鲁士大帝，曾经吞并古米底亚、吕底亚和巴比伦三个王国，建立了横跨欧亚的波斯帝国。今天，伊朗人尊称他为“国父”。——译者注

[5]吕底亚是公元前1200至公元前546年小亚细亚半岛上的古王国，后被居鲁士二世征服，并入波斯帝国。今位于土耳其境内西部。——译者注

[6]埃克巴塔那，公元前8世纪末古米底亚王国首都，今在伊朗境内。——译者注

[7]孟菲斯是古埃及中古王朝时期的首都，是古埃及的政治、宗教、文化中心之一。传说由埃及第一王朝的第一位国王美尼斯所建（约前3100年）。——译者注

[8]赫拉克勒斯，宙斯之子。古希腊一些名门望族自称是他的后代。——译者注

[9]拜占庭也拼作byzantium，公元前657年成为古希腊迈加拉的殖民地，后更名为君士坦丁堡，现称伊斯坦布尔。著名的拜占庭帝国（即东罗马帝国）就是在希腊古城拜占庭的基础上建立，是欧洲历史最悠久的君主制国家。——译者注

[10]希罗多德（约前480─前425），古希腊作家、历史学家，被尊称为“历史之父”。他著有《历史》一书，其中详细记录了第一波斯帝国的历史。这本书是西方文学史上第一部完整流传下来的散文作品。——译者注

[11]塞斯托斯是色雷斯半岛上的古希腊小镇。——译者注

[12]古雅典庇西特拉图王朝（前546—前510）延续了三代君主。——译者注

[13]梭伦（前638—前559），古希腊雅典城邦著名的改革家、立法者和诗人，出身于没落贵族。公元前594年出任雅典城邦的第一任执政官，制定法律，进行改革，史称“梭伦改革”。

[14]在希腊语中称海林斯人。——原注

[15]波斯战争是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波斯国王对亚洲、北非、黑海北部沿岸地区和巴尔干半岛各民族进行的扩疆远征。——译者注

[16]斯巴达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南部，是古希腊著名的城邦国家，以纪律严酷、军事教化和专制统治而闻名。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斯巴达及其同盟战胜了雅典，统治了整个希腊，但不久便被新兴的底比斯打败。马其顿崛起后，斯巴达失去了在希腊的影响力。——译者注

[17]雅利安原是俄罗斯乌拉尔山脉南部草原上的一个古老游牧民族，约公元前14世纪南下进入南亚次大陆，创造了吠陀文化，建立了种姓制度，把雅利安—旁遮普语族的语言带到了印度。19世纪，雅利安语是印欧语的代名词。——译者注

[18]希腊人也称之为宗族。——原注

[19]阿提卡，希腊中东部的一个地区，首府为雅典，公元前13世纪就出现了独立的居民点，以橄榄、无花果、葡萄等闻名。——译者注

[20]忒修斯，传说中雅典城邦的缔造者，著名的改革家，主导了阿提卡地区的政治联合。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译者注

[21]约克，英格兰北约克郡的历史名城，始建于公元71年，是一座古老的城郭。——译者注

[22]布里斯托，英格兰西南部城市，早期属于古罗马殖民地，后成为航海家探索新世界的始发地。

[23]谢菲尔德，英格兰南约克郡自治区，曾是古罗马人的殖民地。——译者注

[24]伯明翰，英格兰中西部自治区，属于英格兰边区地带，早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就有住民。伯明翰的山区地带是抵御外邦的屏障。——译者注

[25]公民大会是古希腊城邦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国家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构，实权掌握在国王手中。雅典的公民大会早在忒修斯改革之前就已存在。——译者注

[26]塞西亚，古代欧亚大陆的中部地区，伊朗东部的塞西亚人在此居住。古希腊语中，塞西亚指欧洲东北部、黑海北岸的所有地区。——译者注

[27]雅典娜，古希腊神话中的智慧女神，奥林匹斯十二主神之一。希腊初民最早把她作为霁色初开的境界崇拜，代表纯洁和光明。——译者注

[28]尼斯，古埃及人崇拜的创世女神。——译者注

[29]亚述人，西亚两河流域北部的一支闪族人，有近四千年的悠久历史，上古时期奉行军国主义。横跨亚非的亚述帝国曾盛极一时。——译者注

[30]奥林匹亚，古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上艾利斯地区的神殿，是古代奥林匹亚运动会的发生地，并因此名扬天下。——译者注

[31]皮托，古希腊著名神殿之一，同奥林匹亚、提洛和尼米亚一样，是古希腊氏族集会与活动中心。——译者注

[32]提洛，古希腊神话、历史、古建筑遗址，有着上千年的神殿地位，在奥林匹亚神话中是阿波罗和阿耳忒弥斯的出生地。——译者注

[33]尼米亚，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北部的古遗址，同奥林匹亚一样，是古希腊远近闻名的氏族集会与活动中心。——译者注

[34]修昔底德，古希腊雅典历史学家、文学家和雅典将军，著有《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在西方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被誉为“政治现实主义学派”之父。——译者注

[35]伊庇鲁斯，古希腊西北部山区，最初归希腊科林斯城邦统治，前4世纪曾与雅典结盟，后附属于马其顿和罗马。——译者注

[36]伯罗奔尼撒位于希腊南部，历史古迹众多，公元前2000年迈锡尼文化盛行于此，古希腊城邦国家斯巴达占据了半岛南部的大部分地区。——译者注

[37]珀尔塞福涅，古希腊神话中冥界的王后，是众神之王宙斯和农业女神德墨忒尔的女儿，一般认为她是由希腊本土的女冥王、地母神两个形象融合而成。珀尔塞福涅兼具在地下为死神，在地上为丰产女神的特征。——译者注

[38]依洛西斯，古希腊西阿提卡地区的行政城市，位于雅典西北部，距离雅典仅十八英里，古希腊神秘宗教遗址，著名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的出生地。——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