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芳柏太哥，广东嘉应州[1]人也。其居里为石扇堡。水口有神坛一座，枌榆镇抚，桑梓屏藩，形势最胜。有习青鸟者，观此形胜，谓此处必产异人，将来功名事业必高出寻常万万者。故罗太哥生而虎头燕颔，龙肫虬髯，长耳方口。虽长不满五尺，然好读书，胸中常怀大志。量宽洪，喜怒不形于色。而且多材多艺，诸子百家无所不晓。壮游交，为众所推尊。后游金山，作『游金山赋』一篇以见志。

时坤甸初开，有聚胜公司，四大家围。[2]罗太哥初到坤甸之日，聚胜公司及四大家围皆器重之，有罗方口之称焉。由坤甸而上，有东万律，相传是鹤老[3]州府，开金湖者多潮阳、揭阳人。由东万律上十里许，有茅恩（mao-yien）山、猪打崖，坤日、龙冈、沙拉蛮（senaman）等处，开金湖者亦潮，揭二阳人居多。明黄等处，开金湖者多大埔[4]公州人。有刘乾相者，同堂子弟有五百余人，自立为太哥，当时最强盛者。由东万律下数里许，为山心，开金湖者是大埔县人，董其事者为张阿才。至于嘉应属人，惠、潮属人，亦多杂处其间，但不能一一枚举焉。[5]

是时坤甸埠头，潮州属人多不守礼法，好以强欺弱，嘉应州属人往往被他凌虐。[6]罗太哥目击时艰，深为握腕，思欲邀集同乡进据一方者久之。既而有同心者壹百八人，由笏黎黎港口而上，至老新港起岸，到山心金湖已黎明矣。董事张阿才率工人方在金湖，忽见罗太哥等众蜂拥而来，遂仓惶奔走。罗太哥即招安抚慰，视同兄弟，即据其金湖之屋，筑栅修垣，徐图左右。自是声威日振，雄据一方，四方来归者众，创建东万律兰芳公司总厅。厅之左右起民房，造店铺，居然市井闾阎矣。

时茅恩[7]聚处甚盛，有老埔头，有新埔头。老埔头有店两百余间，新埔头有店二十余间。老埔头系潮、揭二阳，海陆二丰人多，尊黄桂伯为总太哥。新埔头系嘉应州人多，以江戊伯为功爷，统率其众，立兰和营，举四人协理，名曰『老满』。罗太哥欲淹有其地，使刘台二伯藏信于笠，入茅恩暗通江戊伯，内攻外合，出其不意，攻其无备。黄桂伯束手无策，只得归降。罗太哥自黄桂伯归服，而坤日、龙冈、沙拉蛮等处俱为罗太哥所有矣。[8]

明黄刘乾相自恃其强，不惟不肯归顺，而且兴兵构怨，战伐经年。自明黄起联营至六份头，有蚕食鲸吞之意，相距兰芳公司总厅不过数百步。罗太哥忿恨至极，与诸兄弟约，誓灭此而朝食。于是亲抱桴鼓，奋力争先，诸兄弟无不以一当十，呼声动天，一朝而破刘乾相六个大寨，联营尽皆奔溃。刘乾相被赶至阿亦华帝，跳港而亡。是役也，杀得刘乾相尸横遍野，血流成渠，为数年来第一血战，亦赖众兄弟之力方能一举成功也。罗太哥复得其土地，扩而充之，而兰芳公司益见富强矣。

罗太哥因思内患虽平，外患未息，居隣东万律者，莫如打唠鹿（montrado），于是复又起兵至打唠鹿。时打唠鹿开金湖者有七公司，最强者为大港[9]，其次三条沟[10]公司、新屋公司、坑尾[11]公司、十五分公司、十六分公司，满和公司，又有和顺总厅、[12]九分头、新八分、老八分、新十四分、老十四分等公司。[13]罗太哥所扎之营，近打唠鹿埠头之山。罗太哥观打唠鹿之形势如锅，不可急图，须待釜沸，方可以破其釜，遂引兵而回。至倒河，江戊伯引接济之兵又到。罗太哥言其时势不能骤平，遂合兵而回东万律。至今打唠鹿仍有山名兰芳会崠云。

罗太哥初得东万律之时，上、下坤甸俱由老新港笏黎黎来往。时高坪以下沙埧达港口等处，皆唠子[14]所居。沙埧达港口上湾，系邦居兰使打[15]喃吧哇人创造王府，谅必港路如故，但唐人不敢在此往来耳。因思此港路不通，上下较远，不若打通此港路，方为便捷。于是令山心财库张阿才，先带兵丁前往高坪以下开仗。罗太哥引兵接仗，老仕丹[16]亦令邦黎麻[17]则麻黄伯麟雅阿滥带兵助战。唠子不见兵革，势如破竹。邦居兰使打遂退上万那，而沙埧达港口一带皆平。至今唠子港之名仍存，邦居兰使打王府之基趾犹在，但遍地皆蓬蒿矣。

邦居兰使打自迟上万那后，与万那王合，故新港等处唠子又不安分。罗太哥又起兵打新港。我公司筑寨六处，将邦居兰使打之寨困在垓心，相持有九月之久。罗太哥令掘地而攻使打之栅，掘至寨边，寨柱抵塞，锯其柱脚，柱尾摇动。唠子知觉，故使打宵遁。罗太哥挥兵直抵三叭地方。万那王与沙埧达王胆破心寒，有朝不保夕之状，特请坤甸仕丹，到其处说立和约，以三叭为界。罗太哥亦姑念穷寇莫追，即允诺仕丹，而与万那王立和约，以三叭为地界。仕丹用竹劈开刻字，插地为界。年久竹灭，至今掘地之空犹存焉。[18]

罗太哥攻打新港之时，苦心竭力，辛苦备尝。尝曰『新港银坑也，银坑开，东万律不患贫矣』。罗太哥夫人亦有贤德，极力赞襄。偶值粮食不继，自出簪珥等项，今镇平人黄安八，下坤甸采办粮食器用，以济紧急之需。不料黄安八下至坤甸，竟将金银手饰，一概枭吞，带回唐山。噫嘻，何大忍心若此，可谓良心丧尽矣。故罗太哥怒气；冲天，即说誓曰，『此大厅头人，镇平人及各处人，俱不能嗣位；惟嘉应州唐山而来，择有德者嗣之，以后永为定额』。至今犹世世守之，不敢有负罗太哥一片苦心也。

罗太哥初意，欲平定海疆，合为一属，每岁朝贡本朝，如安南、暹罗称外藩焉。奈有志未展，王业仅得偏安，虽曰人事，岂非天哉。后之嗣者，当思罗太哥身经百战，方得此东南半壁，虽作藩徼外，实有归附本朝之深心焉。斯罗太哥在天之灵，亦实式凭之矣。

罗太哥创建东万律兰芳公司总厅后，时往来坤甸，每见港中鳄鱼，实为民间之患，作文祷诸神，效韩文公故事，[19]投以猪羊毕，而港中鳄鱼，皆浮水面，而出大海。本土番王等，见罗太哥如此申格豚鱼，皆惊为奇人，无不叹服畏敬。今录其祭鳄文以后焉。

祭诸神驱鳄鱼文

伏以圣德巍峨，降祥必不降孽：神恩浩荡，容物先备容人。曾以呼风唤雨，锡士庶之恩膏：岂其妖蠹害民，负苍天之爱育。予也来游南国，职掌于斯，出入往来，优游，与吾侪庆顺遂之乐，享太平之福者，谁非藉诸神之灵，而维持调护乎。然闻之，乐之民乐者，[20]必当忧民之忧；受民之奉者，必当治民之事。兹我坤镇，迩年以来，鳄类枭侵。壬子之秋，连丧吾唐人之三子。或者曰为恶遭殃，三子宜受其咎。然下民之罪，应终于天，终不忍饱于鳄腹。值前月又噬唐人，似唠肆行波浪之间，利锋谁挫；威逞埠市之侧，爪牙孰拒。势必率诸同人，叩祷诸神之前，投以猪羊鹞鸭，而安鳄鱼之灵。鳄鱼有知，其听吾一言：夫海之中，鲸鲷之大，虾蟹之细，无不容归。你鳄鱼各从其类，藏形敛迹，而徙于洋，庶不得与吾人杂处唠土也。如不听从，是目无吾人，且目无诸神也。伏乞诸神，大振威灵，率雄兵，挥猛将，尽起大队大帅，以涸鳄鱼之港，必使种类不留，庶小民有赖，升平有象矣。[21]

罗太哥战获新港之时，年已五十七矣。次年乙卯，五十八岁而终。胡天之不恳遗一老，而遽终其天年也。

罗芳柏太哥开创东万律兰芳公司时，是唐前丁酉年，即是和一千七百七十七年。

罗太哥时，未有公班衙[22]来理此州府，故一切法度，经其手定，犯重罪者，如命案、叛逆之类，斩首示众；其次如争夺打架之类，责以打藤条、坐脚罟：又其次如口角是非之类，责以红绸大烛。是时本厅举一副头人，本埠头亦举一副头人，并尾哥、老太以帮理公事。其余各处，亦有举副头人、尾哥，老太以分理公事。各副头人有饷务可收，惟尾哥、老太以得举者为荣，无言俸禄之事焉。时人子约有两万余人之间，开金湖者居多，亦有耕种、生理、业艺等项经纪。开金湖者有纳脚仿金，[23]耕种者有纳鸦息米烟户钱，做生理者出口货物无抽饷一惟入口货物方有抽饷焉。

罗太哥时，由坤甸新埠头[24]港路上，有万那港口栅，[25]沙埧达栅，高坪栅，新港有宝恩[26]栅，喃吧哇港上有华帝栅。此数处为东万律咽喉之所。

罗太哥终于唐乙卯年。临终时遗嘱曰：兰芳公司太哥，系嘉应州人氏接任；本厅副头人，系大埔县人氏接任。此两处永为定规。至于各处头人、尾哥、老太，不拘本州各县人氏，俱可择贤而授任。故历代相传，俱遵规例焉。

江戊伯太哥，广东嘉应州人也。初为茅恩兰和营功爷。身体长大，武略超群，能以力雄人。相传所持之刀，重壹拾捌斤。曾一刀而杀断唠子之头十八颗。唠子之畏江戊伯，如张文远之威镇逍遥津。间有唠子夜啼，一呼江戊伯之名，便战栗而不敢啼。以故声名赫奕，四方唠子皆平。为罗太哥同德同心之兄弟，忠勇第一者也。嗣位四年，即回唐山。后阙四伯太哥嗣位时，复由唐山而来东万律焉。

阙四伯太哥，广东嘉应州人也。自嗣位后，远近唠子，起复恣肆，暂次猖獗。幸江戊伯至自唐山，阙四伯曰：老兄回来甚好，方今唠予恣肆，实王家放纵之故，[27]望老兄助一臂之力。江戊伯次日即带兵丁到冒顿黎乌，歇一夜。又次日，到原议树下，依港唇而挂帐幕。适有小舟自上流而下，叫他登岸，方知唠子。问他欲往何处，唠子畏缩而不敢言。江戊伯大声疾呼，唠子五体投地，魂不附体，良久方应曰：要往喃吧哇。江戊伯曰：你至喃吧哇对喃吧汉[28]说，限明日喃吧汉要上来会面。倘若不来，即踏平你喃吧哇。次日，喃吧汉即上来见面。江戊伯叮嘱：方今唠子多事，你王家岂得坐视。倘使仍蹈故辙，惟你王家是问。喃吧汉诺诺连声而退。及后远近唠子，俱不敢放肆。江戊伯又复任八年，唠子更为死心踏地。一连三十余年，安享太平，无唠子滋扰之事者，皆江戊伯之德威足以及人之力也。[29]

宋插伯太哥，广东嘉应州人也。亦罗太哥同时之兄弟。值承平之世，功名事业罕所表见，惟坐享太平而已。[30]

刘台二甲太，广东嘉应州人也。为罗太哥同时兄弟中年最幼者。嗣位后，始有公班衙来理此州府，封刘台二为兰芳公司太总制甲太之职。[31]后至嘉拉巴，[32]禀见缎大王，[33]将罗太哥战功起家、勤劳得地、择贤任能、揖让相传之事，陈说一番。又道谢公班衙授职颁爵，敝公司得托并檬，实叨樾荫之意。缎大王喜见颜色，抚慰甚多。及辞行之日，仍奖谕不绝云。[34]

兰芳公司自罗太哥传位至江戊伯，阙四伯、宋插伯，俱称太哥。传至刘台二时，始有公班衙来理此州府，封甲必丹南蟒，[35]刘台二为兰芳公司甲太大总制。于是本厅副头人、本埠副头人俱请封为甲必丹。[36]后开万那，[37]设公馆，举一甲必丹。而新港、佇喃（toenang）、沙拉蛮、喃吧哇、八阁亭（poko klappa）、淡水港（soengei poeroen）、坤甸、新埔头等处，俱设公馆，俱举甲必丹。惟时人子挥钱[38]归公班衙，至于各马饷务则归公司。[39]

古六甲太，广东嘉应州人也。自嗣位后，壬寅年即与万那唠子斩杀，耗费公司兵丁钱粮不少，公司元气自此而大伤矣。至于古六甲太接任，唐壬寅年与万那王家斩杀，遂失万那公馆甲必丹之缺，并失新港公馆甲必丹之缺。蒙坤甸缎仕丹令人讲和。[40]

谢桂芳甲太，广东嘉应州人。也曾进本州武庠，颇有本领。刘台二甲太在日，每期许他，谓将来嗣位者，必此人也。及至辞世之日，在位诸公，有欲举谢桂伯者，亦有不欲举谢桂伯者，遂至举古六伯为甲太。因壬寅年，有事于唠子，国势维艰，乃辞位而回唐山，众方举谢桂伯为甲太，时年老，兼沾风疾，仅八月而辞世焉。论者谓刘台二甲太辞世之后，即举谢桂伯为甲太，当不至与万那唠子有争斗之事。然势时之盛衰，国运之隆替，其中有数存焉，不可得而强也。

叶腾辉甲太，广东嘉应州人也。时在本埠经营生意，自嗣位后，仍居店中，遇有事方至厅中焉。

刘乾兴甲太，广东嘉应州人也。谢桂芳甲太、叶腾辉甲太俱未与万那鬬杀，及至刘乾兴甲太接任，唐丙午年，复与万那王家鬬杀，又耗费公司兵丁钱粮不少。又蒙坤旬缎仕丹，著人和解，故两家罢兵。[41]自是以后，公司人民渐少，出息渐微矣。秉之两任头人，不处厅内，以故厅事破败，日就倾颓。值丧乱之后，委靡不振者久之。幸举刘生甲太，[42]方修整总厅，各处关隘之栅，皆重修复，连先锋庙、[43]福德祠，[44]，以及各神庙，皆焕然一新。论者比之汉之光武焉。

刘生甲太，广东嘉应州人也。初上任时，河水澄清三日，连埠头左右之沟渠，尽皆澈底澄清。盖坤甸各属之水，皆树叶浸渍，而成红赤，一旦澄清，莫非气运使然与。上任之明年，庚戌岁，即上万那，欲与王家修旧好也。不意王家恐惧有异志，以上掩乌为名，推托不见。生甲太等候三月之久，方回东万律焉。生甲太原欲开采万那地方，于是辛亥年复上万那，使人先知会王家，原欲开采地方，非有异志。后来王家方推诚相信，见面后，许诺开采，生甲太遂带五百余人，开采文兰[45]等处。当是时，牙王城（ngabang）并无埠头，只有锺恩寿一家数口居焉。自经开采后，渐次聚处，埠头内山，日复兴旺。后来出金钢石最多，为西面第一富盛之地，此亦公班衙洪福所致也。

初太港未与公班衙战争之日，不讲仁义，全行霸道，骄盈极矣。起兵斩山而行，击破邦戛。邦戞失守，四散逃亡。时滨海一山，有数百人为太港所困，往来不通，粮食不继，将就毙焉。生甲太闻之，即遣救出其民，分给衣食，安插得所。[46]及后结连公司亦被太港所破，难民千余，逃至东万律地方。生甲太即命发粥救饥，安插各处，济急扶危之道，生甲太其得之矣。

和一千八百五十年，即唐庚戌岁，鹿邑太港公司叛逆公班衙，生甲太奉缎里思麟[47]为利[48]之命，要助公班衙以拒太港。于是今通山筑栅，制铳炮铅码，火药粮食，一切器用，以防堵太港。后来太港鬼计百出，反覆无常，终不能抵敌公班衙之兵。待至计穷力竭之日，将其鹿邑埠头，一概放火烧尽，[49]约有六七千人，逃至敝公司属下不离居（prigi）地方，扬言要由万那而往沙拉昼。[50]生甲太闻及此信，即日亲带壮丁六百余人，前往不离居，撤其军器，擒其首逆，送至坤甸，安其良民，送回鹿邑，修复埠头。复上万那，亲与王家讲和，开采土地。又奉瑕里思麟之命，举一人为万那甲必丹。合计六年之久，因打唠鹿滋扰，叠奉公班衙之命，奔走効劳，不敢稍懈。感蒙公班衙推诚相爱，寄以腹心，亦赖通山人子出入相友，守望相助。

公班衙谅亦洞鉴焉。惟万那，喃吧哇各王家，则无相顾之心，迄今唠子叠 次死唐人，竟置之不理。且互相掩饰，实有故纵之意。如王家正太，严究凶手，何至公司耗费银钱若此。所幸公班衙时深眷顾，故通山得以依赖，不然王家行为若此，公司人子通山不敢居住矣。

和一千八百五十六年，即唐丙辰年，生甲太会同缎屙物[51]恩得里山[52]，过嘉拉巴谒见缎太王，画定公司地界，永为兰芳公司之地，揖让相传，世世守之焉。[53]

在上述多次提到的历史文献中，包括了华人公司控制下各县首领的年表。这份年表只是单调无味的人名罗列，因此我们就不照年表原样翻译。不过，其中有许多零散资料，对了解当地华人乡镇历史地理很有意义。在此将它简要归纳，相信对以后的婆罗洲历史研究者有所帮助。

南吧哇与八阁亭

南吧哇河两岸的华人原属兰芳公司，在南吧哇首府有一个区长。但在1857年1月4日根据政府决议确定政府与公司的关系后，公司对该河右岸所有华人的管辖权被剥夺了，此后他们直接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

南吧哇的第一任首领，是罗芳伯在位时任命的“二哥”。不过，当地人却称他为“甲必丹”。那里同时有两位首领，一个是客家人，一个是福佬，两人都有甲必丹头衔。在宋插伯领导时，后来提升为甲太的刘台二担任首领。刘从当地酋长那里获得甲必丹首领的头衔，荷印政府一直用这个头衔称他。刘台二在南吧哇建立了第一个公馆，位于新埔头（kampongbaroe）之上或附近，在我们1822年那个堡垒的对面，距酋长的府第约一刻钟的路程。

后来的甲太古六，也曾任南吧哇与新埔头的甲必丹。与他同时在任的，是已在第21页提到的：由甲太刘台二任命并得到我们政府认可的老埔头甲必丹刘阿loen。当上述1857年的决议生效后，政府开始任命南吧哇河右岸的华人甲必丹，该公司的甲必丹公馆迁往八阁亭，直到兰芳共和国解体。南吧哇管理处的甲必丹前后总共有十七位。

淡水港

在宋插伯甲太时期，该地区华人第一次有了首领。坤甸苏丹封他甲必丹称号，并赐给一只金矛。此矛一直保存在当地公馆中，由各首领代代相传。此后还有七位甲必丹在任。除个别外，都来自嘉应州。直到公司解体，此处甲必丹公馆一直保存著。

新埔头

据说当地有个叫郭庚伯的人的祭旗处，平时有人洒扫料理。这位村落的创始者，也就是当地的第一任甲必丹。第二位是刘台二任命的刘阿loen。直到公司被政府解散，一共有过四位甲必丹。

万那

万那的第一任甲必丹tsoenga-tshoi在哪一年被任命并无记载。第二任刘阿loen是由刘台二曱太从新埔头调往万那的。下一任也由刘台二任命，并在板肚（pientoe）[54]建了一个公馆。此馆在1842年那场动乱中被烧毁。因为打劳鹿动乱，刘阿生重新在万那任命了一位甲必丹，转属政府在牙王城任命的甲必丹领导。

新埠（sepata）

刘台二时期当地设立了甲必丹，在他的后任管理期间，由于1842年与戴雅克人的冲突，公司地位有所削弱，万那失陷，这个头衔自然也没有了。宝恩（po。yien）的工事同时付之一炬。

佇喃和menjoekei

后来成为甲太的刘台二曾担任南吧哇甲必丹，在此管理了一段时间。他居住在佇喃，他的继任者一后一届甲太古六，起先也住在这儿，后来搬到menj oekei的不离居，并在当地建了一个公馆。古六的后任及再下一任甲必丹都住在佇喃，直到后者就职后的第五年（即1848年）。最后一位甲必丹任命于1876年，一直到公司解散他都住在不离居。甲必丹所在地的变换，可能是佇喃的式微与人口减少造成的。如今在当地只剩下十来户散居的农家了。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公馆两位副头人之一，前后六任均由嘉应州人氏担任，正如甲太人选一样。另一位副头人职位，就如读者已知的，按公司创始人的规定，只由来自大埔县的人担任，先后共十人任职。他们原先住在茅恩，后来被罗芳伯召往公司总厅。值得注意的是，naala，pakwoeloe，炉末（loemoe）和沙拉蛮等地，一直有增设一位大埔籍甲必丹的特权，所以，共有四次两位甲必丹并存的局面。

1 译按：以下所录为《兰芳公司历代年册》，是由兰芳公司的叶湘云提供给高延的中文本，见原著第39-54页。

[1] 嘉应州，雍正十一年（1733）析潮州府属程乡为直隶嘉应州（今梅州市），辖平远、镇远（今蕉岭），兴宁、长乐（今五华），统谓“嘉应五属”主要居民为客家人，本书所研究的对象就是来自这五县与大埔的客家移民。――译者。

[2] 有关这一点，从未发现其它资料。

[3] 鹤老，客家人称潮州方言群。――译者。

[4] 大埔，潮州府九县之一。其它八县居民几乎都是福佬，唯有大埔全是客家人。

[5] 可以说，这些早期东万律殖民者的相当详细的资料，与后面将要提到的史料，填补了西婆罗洲历史上一个关键的空白。关於这一主题，我只看到vankervel《婆罗洲西海岸社会状况的变迁》 【（de hervorming van den maatschappelijken toestand ter westkust van borneo），见“tijdschrift van n.i”（《荷印期刊》），1853，第1期，第188页】一文有所记载：大约在1774年前后，打劳鹿和拉腊的公司之间发生了一场激战，两地华人大都逃亡到坤甸和东万律。我们无法考证这条被veth所引用的资料的可靠程度（见《婆罗洲西部》（borneo’s westerafdeeling），第1卷，第300页】。就如各位所见，《兰芳公司历代年册》没有提到此事

[6] 很明显，当时福佬在坤甸已占优势。

[7] 此地可能不复存在，我们无法确定它的正确地点，所以在下列东万律附图中未曾标注。不过，根据前面及此处所提到的来看，它应在东万律首府北面几英里处。

[8] van schelle先生在《荷印矿业年鉴》（jaarboek van het mijnwezen in neder.landsch o.i.,1881年）第268页显然说得不对：『大约在1775—1780年期间，罗太伯率领一批华人前往东万律，开垦了当地，使之得到迅速扩展。他们发现福佬已在沙拉蛮建立了一个据点，就把他们赶走』

[9] 大港，正如我的同事vonfaber在1864年的“tijdschrift voor taal land-en volkenkunde van n.i.”（《荷印语言地理民族学汇刊》）（第13期，第468页）中已说过的，该公司是从soengei raja（意即大河）借用了『大港』之名，至今婆罗洲华人仍以『大港』称呼该河。大港公司成员主要居住在该河流域。van rees先生发明的『奔腾的巨流』（“wachia，taykong en amir”，第91，92页）的译法，因为他以为大港之名显示了该公司比其它公司具有优势。这个解释尽管富有诗情画意，不过，它与这位作者其它一些有关婆罗洲华人的说法一样，都是凭空想像的结果。

[10] veth教授和他之前的人何以将『三条沟』拼写成sin-ta-kioe，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谜。很难讲这是源於福佬方言，因为福佬自己的叫法是sam-tiào-kao。那些在殖民地生活过相当长时间的西方人，误用中文往往比华人误用荷语、当地语更为严重。很可能，三条沟名称的来源是由於矿场需要的水源取自三条天然或人工河道。

[11] 这个公司处於环绕打劳鹿平原的群山中。那座也称作坑尾的山，耸立在首府东面三、四英里处·从那裏不仅可纵观打劳鹿全貌，晴天甚至可以看到海景。如今此地已无人烟。1881年，当地矿场曾建了一条深隧道，试图用以大规模开采金矿，但结果似乎毫无成效。参见1883年《荷印矿业年鉴》第23等页『技术与管理』部分。

[12] 这个建筑始终做为打劳鹿的『厅』而为人所知。组成联盟时，上述公司联盟就以『和顺』为名。【此处《兰芳公司历代年册》作者误将总厅作为公司之一。――译者】

[13] 所有这些公司的名称均按嘉应州客家话发音。直到今日，客家人一直是华人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居民。以往所有的作者对婆罗洲这些地名、人名的写法都与我们不同，最主要原因自然是他们不懂华人的语言，并且因为他们的许多信息都从马来人口中得到的。特别是van kervel先生犯的这类错误，证明了他与马来人一样，把华人的“f”音当成“p”音。

[14] 唠子，华人对当地原住民的统称。――译者。

[15] 1779年，荷属东印度公司任命了一位pangeran setja nata为万那的君主（veth，第1卷，第263页）。直到1794年，三发王国已控制在东万律华人手中时，也许他还在位。在兰芳年册中，pangeranseta变成了setja，是否年册作者搞混了或误会了？或是沙埧闧还有一位也叫setja的君主，即setja x：或是他完全分不清seta和setja的区别？我无从揭开这个谜。

[16] abdoe'r rahman，1772-1808年的坤甸苏丹，享年六十六（veth，第1卷，第373页）。因此，到1794年，他的年岁足以担当得起『老仕丹』的称号。

[17] panlima，马来语指军事首领。――译者。

[18] 上述说法对政府特使nahuys在1819年提到的一条资料（为veth所引用：《婆罗洲西部》，第2卷，第46页）是绝好的补充。据此，这个曾附属於万那的沙埧闧，大约与东万律同时被坤甸吞并。东万律被吞并，是1787年后由於南吧哇王sjerief kasim和他的父亲苏丹abdoe’r rahman之间的所谓调和而造成的。（veth，第l卷，第278页）。不过，此事对几乎独立的华人来说似乎没什么印象，他们的年册并没提到这件事。

[19] 此事参见作者：《厦门岁时习俗》（jaarlijsche feesten en gebruiken van de emoy-chineezen）第290页。

[20] 此处当是“乐民之乐者”。――译者。

[21] 事实上，尽管万那南部与kapoeas河的鳄鱼泛滥成灾，现今的东万律河却很少这种怪物。当然，可以肯定的是，自从沙埧达地区被强大起来的华人占领后，鳄鱼的数量确实减少了。但并非被我们这位大哥的魔法(伴著华人特有的喧哗的敲锣打鼓、鸣枪放炮)吓跑的，而是由於一个勤劳能干的民族的居住点的扩增，以及由此造成的水上运输繁忙而促成的。

[22] 即compagnie的音译，指荷兰东印度公司。――译者。

[23] 我们完全不清楚『脚仿金』的意思，可能是马来字或戴雅克字转化而来，也许就是mas kerdjang，意即散金块，可做货币使用，但在每次交易中都要称过重量。

[24] 这个座落在坤甸对面的相当繁荣的华人村庄，主要居民有勤劳的造船匠、锯木工和木材商。在兰芳公司统治的年代裏，它一直是公司版图的一个组成部分·直到1872年，政府为了澈底解决自己的租户与公司租户之间的利益冲突，买下甲太在新埠头的一些经济收益，将它与坤甸首府合并成一个税收区。

[25] 1883年，在栅栏内还有一块地盘作为甲必丹的住所。这一部分始终属於兰芳公司所有。【此注原著漏标号码，与前注相混，今改。－－译者】

[26] 可能是马来语的koeboe—tengah，处於沙埧闧河与东万律河交汇处。三年前，这个村落只剩二、三户华人了。

[27] 实际上，这是十分软弱的西婆罗洲马来君主们一直用以对付华人的策略，因为他们自己没有力量或没有勇气面对那些对手。

[28] 喃吧汉，即马来语panambahan，指部落首领。——译者。

[29] 此处可以看到中文作者记录的东万律与南吧哇之间的最早关系·所以在此没有提willer先生《南吧哇与坤甸志略》(“kronijk van mampawa en pontianak”见“tijdschrift voor indische taal-，land en volkenkunde”，第3期)一书的下列资料。他认为，大约在1784年，华人siapong(正确的拼法是afong)请求南吧哇王允许他在境内开采新金矿。王给了他一笔资金，并指定东万律地区给他。照此看来，这个说法的后半部纯属凭空想像，紧接的部分也是：『这就是华人村庄的起源，后来的兰芳公司就由此产生。这个公司是由一个三人委员会领导的共和国』(第533页)。在兰芳公司已成立七年后的1784年，马来编年史作者还提出如此严重的纪年错误，则可想他在其它方面的描述的可靠性了。也许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一种编造，目的无非是为了粉饰一个软弱的君主无力抵抗华人在他境内定居的事实而已.

前面提到公司存在一个三人委员会的看法，可能源於下列事实：除了大哥，东万律首府还有一位副头人。此外，根据罗芳伯的临终遗嘱，另外任命一位原籍必须是大埔县的副头人。也许，这两位副头人与大哥一起都住在公司大厅中。上述编年史还谈到东万律人的各种小公司。那些小公司在1787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联合坤甸苏丹占领南吧哇并任命这位sjerief kasim苏丹的儿子为南吧哇王时起了作用(第544页)，对此中文年册也毫无记载。所以，我们要么使用不完整的中文史料，要么使用粗枝大叶甚至凭空想像的马来文资料。不过，马来文编年史中有关1788年兰芳公司扩张到万那，kasim王好不容易抵制了华人侵袭他的内陆的记载，则得到了中文史料的证实。

[30] 就是这位甲太，在政府特使nahuysl819年访问东万律时接待了他。veth对此做了详细的记载(第2卷，第46等页)。nahuys写到，“panglimatjap”对他的民众施行了三十多年严厉而公正的统治。但对照中文年册，veth引用的这条资料显然不对，需要加以改正。在我们看来，宋插伯并不在公司下属的副头人名单中，而那些副头人自1777年以来就管理东万律各地。所以，说他统治了三十多年，不可能是指早年的甲必丹身分而言。

此外，nahuys先生在1819年1月16日的文件中，谈到确认宋插伯的地位，并提到东万律民众对他的尊敬与服从；谈到在同一天批准他交纳五十块金块，换取在万那境内的menjoekei升荷兰国旗的特权：以及同年东万律华人袭击我们在坤甸的堡垒的事；这些在中文年册中只字未提。关於1822年，政府特使tobias与destuers中校修建的通往东万律的军事通道，也同样不见记载·而此事被认为导致了宋插伯被罢免，兰芳公司从此越来越多地受到荷印政府的控制(见“tijdschriftvann.i.”1853，第1期，第176页；更详细的记载见veth，第2卷，第116等页)。年册关於兰芳公司与荷兰政府之间的接触及争端几乎是空白。我相信，为我制作这份副本的已故甲太刘阿生，有意隐瞒了许多文件。也许他认为涉及荷兰人的详情我们已很了解，更可能他认为把那些资料交给我是不明智的。就一个热爱共和式独立的自由民族来说，对我们酷爱收税的当局多半不会有什么恭维话吧。

值得注意的是，公司首领的名单表明，直到1823年宋插伯去世前他还在位。所以，估计在我们军队离开后，兰芳公司并不理会对他的罢免，民众以沉默的方式继续承认他的地位。它证明了只要没有荷军出现，东万律华人对我们政府也就视而不见，因此，他们给宋插伯保留了声誉。

[31] 这一点需要加以说明，刘台二是拥有kapitein demang头衔的，『受尊敬的华人』。是他在1819年就极力反对袭击我们在坤甸的堡垒的计划(veth，第2卷，第116页)；是他在1822年作为使团负责人，在坤甸向tobias先生请求谅解此事：也是他与一个使团到南吧哇，试图说服政府特使放弃对东万律的军事行动(veth，第119页)*宋插伯免职，在tobias先生的压力下，他被任命为公司首领，并与东万律首府的其他头人伴陪政府特使到坤甸(veth，第122页)，接受他的，『兰芳公司甲太』封号。就是这次机会，荷印当局也确认公馆副头人与东万律埠头副头人的地位，并授予他们曱必丹称号。

[32] 即巴达维亚。――译者。

[33] 指荷印殖民地总督。――译者。

[34] 这次会谈发生在1824年初。那年民政长宫hartmann安排了一次由这位甲太陪同的到巴达维亚的旅行(veth，第2卷，第411页)，目的无疑是为了让他得到盛情的款待，以便收买他，也让他一睹我们壮观的首都，感受到荷印当局的威力。从刘台二以后的无可置疑的忠诚看，hartmann先生的策略十分有效·

在已免职的宋插伯的葬礼期间，东万律甲太位置空缺发生一些混乱，不过警察很快就恢复了治安。见veth，同上

[35] demang，马来语对首领的尊称。――译者。

[36] 见注31。

[37] veth有关建立这块殖民地的时间是1831年(第2卷，第492等页)。此前(即1823年，见veth，第1卷，第69页)政府已允许东万律华人开采万那地区的某些金矿。其中，当地华人甲必丹a—loen得到了一笔资金开采belemian的金矿。还有一批打劳鹿的华人(大部分属於满和公司)，散居在万那北部，因此产生了不少争端。这种情况变得越来越难以控制，万那王只好请求三发副专员将他的土地置於政府的直接管理之下。三发专员即派遣这位副专员，ritter先生，作为全权代表率领一支军队到万那，任务是将打劳鹿的华人驱逐出境。不过，在军队到达之前，由於缺粮，打劳鹿华人已撤离当地。矿场重新回到东万律华人手中，条件是：今后凡在万那开采到的金砂，以每两赢利10-12荷币的价格卖给荷印当局。这样一来，公司就很容易得到新矿的开采权，甚至只要有相应的担保，那些熟悉的华人还能贷到一笔开矿资金。原来贷给已故甲必丹a—loen的钱，被转到甲太名下，用以经营新的矿场。

根据我们收藏的兰芳公司甲必丹名单，a-loen与甲太一样也姓刘。起初，刘台二任命他为南吧哇甲必丹，并得到我们政府的认可。大约在1829年，刘台二改任他为坤甸对面的新埠头的甲必丹。最后又转到万那。无疑，在前两处他履行了我们授予他的职责，得到了我方领导的信任，因而申请到了开发belentian金矿的经费。

1831年ritter先生制定的上述措施，几乎被政府特使francis‘全盘取消，黄金和钻石交易自由开放，此后华人可自行在任何地方开采贵金属，条件是：人数在75以下的矿场，每个矿工交纳6荷层税金；超过75年的矿场，每人交4荷盾(veth，第2卷，第530页)。

[38] 人子挥钱，即人头税。――译者。

[39] 此处与veth（第2卷，第410页）的说法不—致。veth的记载是，1823年东万律华人自愿割让鸦片与其它税收权给政府，条件是他们可以得到税收的一半。一就在那一年，一支十二人的军队驻进／东万律首府，按规定收取了八千荷盾的人头税。

就如这份年册所提到的，刘台二掌权期间的主要事件是1825年的骚动，起因由於荷印当局拒绝125名华人新客在婆罗洲登陆，：他们转送到爪哇。刘台二曾要求我们加强在东万律的驻军，相反我们却撤走了原有的军队，而他本人也被自己同胞关押了一段时间veth，(第2卷，第418页)。接著是同年5—7月打劳鹿华人袭击我们南吧哇的堡垒，东万律华人也积极参与。veth(第2卷，第412等页)与1853年”tijdschrift voor n.i.”(第2期，第310等页)对此均有详细记载。然而，就如veth在第425页所指出的，公司首领们还是忠於我们政府。次年，新任政府特使diard与一支东万律的竺团进行了谈判，他对上述事件表示谅解，并免除了1825年的税收veth，第2卷，第437页；”tijdschrift van n.i.”1853，第1期，第182页）。

1834年，刘台二陪同坤甸副专员ritter做了一次旅行。这次到kapoeas上游的隆重考察，旨在促进内陆贸易的展开。参见veth的记载：第2卷，第532等页。

[40] 我们无从发现有关这场对东万律十分不利的战争的资料。veth(第2卷，第621页)写到：1842年9月17日，传教士thomson和youngblood到达万那首府牙王城，深为当地华人区的衰败所震动，那裏几乎渺无人烟。现在已清楚个中原因，与veth教授的猜测相反，它和大港与拉腊的戴雅克之间的战争没甚么关系。无可置疑，我们对东万律与万那之间的纠纷所知甚少。在婆罗洲西部『被怱略阶段』 (1827-1846年)，地方官员甚至被上级禁止进入内地，更不可过问公司与马来君主之间的内部事务。

[41] 我看到veth（第2卷，第649页）书中的记载是，1846年radja brooke告知万那王，他属下的戴雅克将同时受到敌对的沙劳越戴雅克与东万律华人的威胁。此外，我没有发现其它有关万那与兰芳公司之间这场战争的记载。

[42] 他的前任离职后就回中国了，不过很快回到东万律首府聊度余生。

[43] 不知所供何神。

[44] 供奉土地公。见《厦门岁时习俗》第122-123页。

[45] 在tajan河发源处。直到1882年，当地还能见到金矿寮。

[46] 1850年7月，大港将倾向我们一边的三条沟公司赶出昔邦(sepang)和西宜宜，并攻击邦戛，因为当地聚有许多先前被驱逐的华人。邦戛的陆地边界全被包围，三条沟派了一个使团到坤甸求助·不过，军队到达为时已晚，公馆与工事已在前一天，即8月20日被攻陷。死裏逃生的三条沟民众纷纷往三发河右岸逃窜(见vanrees：wachia-taykongenamir，第112页)。从中文史料可以看出，东万律人在这次撤退中起了积极作用，vanrees先生上述著作第147页也证实了这一点：『东万律人对大港的怨恨很大，且有增无减。他们的两艘船接纳了80名邦戛的三条沟人，并想在东万律给他们提供一个避难所，但漂到大港的地盘，船员都被残忍地处死了』。

[47] 即荷兰语resident，指荷兰专员。――译者。

[48] wille，人名。――译者。

[49] 1854年7月25日。

[50] 即沙劳越。――译者。

[51] 即荷兰语overste，中校。――译者。

[52] 指率军消灭独立的婆罗洲华人公司的andresen中校。――译者。

[53] 有关刘阿生的详情，可参阅“bijdragen tot de taal，land-en volkenkunde van n.i.”第4编，第10期，第34等页所刊载的传记。

[54] 我未能发现板肚在何处，所以无法在附图中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