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丈夫胃口不错。但我不觉得他是真的饿了。他嘴里嚼着，胳膊搁在桌子上，两眼盯着房间那头的什么。他看了我一眼，又把目光移开了。他用餐巾纸擦擦嘴，耸耸肩，又吃了起来。
“你老盯着我干什么？”他说。“怎么了？”他说，放下了叉子。
“我盯着你了吗？”我说，摇了摇头。
电话铃响了起来。
“别接。”他说。
“可能是你妈。”我说。
“等着瞧吧。”他说。
我拿起话筒听了一会儿。我丈夫停了下来。
“我和你说什么来着？”我挂电话时他说。他又吃了起来，然后把餐巾纸丢在盘子里。他说：“他妈的，为什么大家都这么爱管闲事？告诉我我哪儿做错了，我听着！除了我还有其他人在场。我们商量过，一起做的决定。我们不可能立马掉头往回走。我们离车有五英里远。我用不着你来评判我。听见没有？”
“你自己知道。”我说。
他说：“我知道什么，克莱尔？告诉我我该知道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这个。”他给了我一个自以为意味深长的表情。“她死了，”他说，“我和所有人一样难过。但她死了。”
“问题就在这儿。”我说。
他举起双手。他把椅子推离桌子，拿上烟，带着一罐啤酒去了后院。我看见他在草坪躺椅上坐下来，又捡起了那张报纸。
他的名字就登在头版。和他朋友们的名字一起。
我闭上眼，扶着水池的边。然后我用手臂扫过滴水板，把盘子全都扫到了地上。
他没动。我知道他听见了。他抬起头像是在听着什么。但是他没有动。他没有转身。
他、戈登·约翰逊、梅尔·多恩和弗恩·威廉姆斯，他们常在一起玩扑克、打保龄和钓鱼。每年春天和初夏，在造访的亲友到来之前，他们都要一起去钓鱼。他们都是正经人，顾家，工作认真。他们的孩子和我们的儿子迪安一块儿上学。
上个星期五，这些顾家的男人去了纳切斯河。他们在山里停了车，徒步去钓鱼的地方。他们带着铺盖、食物、纸牌和威士忌。
他们还没扎好帐篷就发现了这个女孩。是梅尔·多恩发现的。她赤身裸体，卡在伸到水面的一些树枝中间。
他招呼其他人过来看。他们商量该怎么办。其中一个人——我家斯图亚特没说是谁——说他们应该马上回去。其他人却用鞋搅着沙子，说他们不想那么做。他们借口说累了，天也晚了，实际上这个女孩哪儿也去不了了等等。
最后他们照原计划继续，扎起了帐篷。他们堆起篝火，喝上了威士忌。月亮升上来后，他们聊起了这个女孩。有人说不能让尸体漂走。他们拿着手电筒回到河边。他们中的一个——可能是斯图亚特——涉入水中抓住了她。他抓住她的手指，把她拉到岸边。他用一截尼龙绳捆住她的手腕，再把尼龙绳的剩余部分绕在了一棵树上。
第二天早晨，他们烧了早饭，喝了咖啡，又喝了威士忌，然后分头去钓鱼。那天晚上，他们烧了鱼和土豆，喝了咖啡和威士忌，然后带着锅碗瓢盆去河边，在女孩漂着的地方洗刷起来。
他们后来玩了一会儿纸牌。也许他们一直玩到牌都看不清了。弗恩·威廉姆斯先去睡了，其他人则讲起了故事。戈登·约翰逊说因为河水太冷，他们钓到的鳟鱼身体都是硬的。
第二天早晨他们很晚才起来，喝了威士忌，钓了一小会儿鱼，收了帐篷，卷起睡袋，收拾好东西就往外走。他们开车来到一个电话亭前。是斯图亚特打的电话，其他人则站在烈日下听着。他告诉了警察他们的名字。他们没什么好隐瞒的。他们不觉得有什么可内疚的。他们说他们会等在那里，直到有人来获取更详细的路线并记录下他们的证词。
他回到家里时我已经睡着了。但在听见厨房的动静后我醒了过来。我见他拿着一罐啤酒靠在冰箱上。他用粗壮的手臂抱着我，一双大手在我的背上上下抚摸。上床后，他又把手放在我身上，然后他等着，像是在想着其他什么事情，我转过身，张开腿。完事后，我觉得他应该一直没睡。
早晨，我还没下床他就起来了。我估计他是去看看报上有些什么消息。
刚过八点，电话铃就响了起来。
“见鬼去吧！”我听见他喊道。
电话铃又响了起来，
“除了已经告诉警察的，我没什么好补充的了！”
他使劲摔下话筒。
“怎么回事？”我说。
就在这时，他告诉了我我刚才告诉你们的事情。
我把摔碎的盘子和杯子扫起来后去了外面。他正仰面躺在草地上，报纸和啤酒罐都放在伸手可及的地方。
“斯图亚特，我们开车出去转一圈吧？”我说。
他翻过身来望向我。“路上买点啤酒。”他说。他站起来，经过我身边时摸了一下我的屁股。“等我一下。”他说。
我俩一声不吭地开车穿过镇子。他停在一个路边集市买了啤酒。我注意到进门处有一大沓报纸。在最上面一级台阶，一个穿着印花连衣裙的胖妇人递给一个小女孩一根甘草棒棒糖。过了几分钟，我们越过爱弗森小溪，拐进一片野餐区。溪水经过桥下，流向一个几百码外的大水塘。我看见那儿有些人。我看见他们在钓鱼。
家门口就有这么多的水。
我说：“你为什么偏偏要去那么远的地方？”
“别惹我。”他说。
我们坐在阳光下的一张条凳上。他打开啤酒罐。他说：“放轻松点，克莱尔。”
“他们说他们没犯罪。他们说他们精神失常了。”
他说：“谁？”他说：“你在说什么？”
“马多克斯兄弟。他们杀了一个叫阿琳·哈伯莉的女孩，就在我长大的地方。他们割下她的头，把她扔进了克莱·爱鲁姆河。这事发生时我还是个小女孩。”
“你要把我给惹火了。”他说。
我看着小溪。我就在里面，眼睛睁着，面朝下，瞪着溪底的苔藓，死了。
“我不知道你犯了什么病，”他在回家的路上说，“你让我越来越上火。”
我没什么可以跟他说的。
他试图集中精力开车。但他还是不停地看着后视镜。
他知道。
今早，斯图亚特以为他在让我多睡一会儿。但我在闹钟响起前就醒了。我躺在床的另一边，远离他多毛的腿，想着心事。
他把迪安打发去了学校，然后刮胡子，穿衣服，离家去上班。其间他向卧室里看了两眼，干咳了几声。但我没睁眼。
我在厨房里发现了一张他留下的纸条。落款处写的是“爱你”。
我坐在早餐间喝咖啡，在纸条上留下了一圈咖啡渍。我看了眼报纸，把报纸在桌上翻过来翻过去，又拿近了看看上面写了些什么。尸体已被确认，认领。但其间历经了几次检查，把东西放进去、切开、称重、量测，再放回去，缝起来。
我拿着报纸，坐在那儿想了很久。然后我给理发店打了个预约电话。
我坐在头发烘干机下面，腿上放了本杂志，让玛妮帮我做指甲。
“我明天要去参加一个葬礼。”我说。
“听到这个我很难过。”玛妮说。
“是被谋杀的。”我说。
“这是最糟糕的了。”玛妮说。
“我们之间没那么熟。”我说，“但是你知道的。”
“我们会把你打扮妥当的。”玛妮说。
那天晚上我是在沙发上过的夜，早晨我第一个起床。他剃须时，我烧上咖啡，准备早饭。
他出现在厨房门口，光着的肩膀上搭着条浴巾，打量着我。
“咖啡在这里，”我说，“鸡蛋一会儿就好。”
我叫醒迪安，三人一起吃早饭。只要斯图亚特一看我，我就问迪安要不要加牛奶，再来点面包之类的。
“今天我会打电话给你。”斯图亚特开门时说道。
我说：“我今天不会在家。”
“好吧，”他说，“就这样吧。”
我仔细穿戴。我试了试一顶帽子，在镜子里照了照。我给迪安留了个条子。
宝贝，妈咪下午有事，会晚一点回来。你在屋里或后院里玩，等我们回来。
爱你，妈咪
我看着“爱你”这个词，在下面画了一道线。然后我看着“后院”这个词。这个词这样写对吗？
我开车穿过农场，穿过燕麦地、甜菜园、苹果园和牧场，牛在吃草。不久，一切都变了。农场越来越少，房子更像是些简陋的窝棚，耸立的树群取代了果园。然后就是山。在右边的低地，纳切斯河不时映入眼中。
一辆绿色的小卡车出现在我后面，跟着我开了好几英里。我不时地在不该减速时减速，希望他能超过去。然后我开始加速。时机也不对。我紧握方向盘，把手指都握疼了。
在一段平坦无车的长路上，他超车了。但他和我并排开了一会儿，是一个剃着平头、身着蓝色工装的男人。我们互相打量了一下。然后他挥了挥手，摁了下喇叭，超了过去。
我减速，找到一个地方。我靠边停车，熄了火。我能听见树林下方河水的声音。这时我听见小卡车开了回来。
我锁上车门，摇起车窗。
“你还好吗？”这个男人说。他敲了敲车窗。“你没事吧？”他手臂靠在车门上，脸贴近车窗。
我瞪着他，想不出还能干什么。
“你没出什么事吧？怎么把自己锁在车里了？”
我摇摇头。
“把车窗摇下来。”他摇摇头，看了眼高速公路，又回过头来看我。“现在把窗子摇下来。”
“对不起，”我说，“我得走了。”
“打开门，”他说，好像没在听，“你会闷死在里面的。”
他看着我的胸脯，我的腿。我知道他正在这么做。
“嗨，宝贝儿，”他说，“我只不过是想帮帮你。”
灵柩已经盖上，上面撒满花瓣。我刚坐下，管风琴就奏响了。人们陆续进来，找好座位。有一个男孩穿着喇叭裤和黄色短袖衫。一扇门打开了，家庭成员结成一队，走到一处被帘子遮住的地方。大家坐下时传来了椅子的咯吱声。很快，一个身着深色高档西服、面容和蔼的金发男子站了起来，让我们低下头。他为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做了祷告，在这之后，他为逝者的灵魂做了祷告。
我跟着人群从灵柩旁走过。然后我来到前门的台阶上，走进了下午的日光里。一个妇女在我前面跛着腿走下台阶。她在人行道上四处看了看。“唉，他们抓到他了，”她说，“如果这也算是种安慰的话。他们今天早晨逮捕了他。我来之前刚从收音机里听到的。就是这个镇子里的一个男孩。”
我们沿着炎热的人行道走了几步。人们在发动车子。我伸手扶住一个停车计时器。光亮的引擎盖和光亮的挡泥板。我头晕目眩。
我说：“他有可能不是一人作案，这些杀人犯。你很难弄清楚。”
“她还是个小姑娘时我就认识她了，”妇人说，“她过去常来我这儿，我给她烤曲奇饼，让她边看电视边吃。”
回到家里，斯图亚特坐在桌旁，面前放着一杯威士忌。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是迪安出事了。
“他在哪儿？”我说，“迪安在哪儿？”
“外面。”我丈夫说。
他喝干了杯子站起来。他说：“我想我知道你需要什么了。”
他伸出手臂搂住我的腰，另一只手开始解我外套的扣子，然后是我衬衫的纽扣。
“先做最要紧的。”他说。
他说了些别的。但我无须再听。这么多的水在流，我什么也听不见。
“是的，”我说，自己解完了扣子，“在迪安回来之前。快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