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的划分

追溯中国悠久的历史，不要说石器时代，就是完全在传说中出现的伏羲氏、神农氏、黄帝、尧、舜、禹，及至殷代，都应视为神话传说的时代，这些不是我要在这里讨论的问题。然而在这些神话传说中，亦有与传及后世的黄帝以及与尧、舜、禹等的农耕技术相关的故事，还有禹倾注于治水事业所做出的努力等，于阐明中国社会特征一事并非毫无关系。不过这毕竟是传说时代，在将其作为分类对象来探讨现代中国社会特征时，并没有多大意义。

中国历史的划分法中，有按易姓革命产生的王朝更迭顺序进行年代划分的，我们学习“东洋史”的时候基本上遵循的就是这种方法。但是要探索中国社会的本质时，能够直接触及中国社会、经济本质变化的划分方法，才更具有意义。

在此，举两三个以此为目的的划分方法作为参考。

第一，前文介绍过的秋泽最近的成果值得关注。他对中国历史上社会结构方面的持续发展过程概述如下：

（一）奴隶制社会结构的时代

殷代末期及周代初期是种族奴隶的时代。这尤其明显地反映在进入周代之后的阶段。成为俘虏的殷人被征服者周人所瓜分，作为奴隶被迫从事农业劳动。

到了春秋时代，手工业从农业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如此发展而来的分工之上有了商业的发展。于是，奴隶买卖也成为很普遍的现象。

可以把春秋时代看作父权家长制，即家族内奴隶制和生产奴隶制产生的时代。

伴随着生产奴隶制的发展，各国为获得奴隶和土地而不断地抗争。于是，就出现了所谓的战国时代。战国的纷争是为了获取奴隶的战争，战国时期的社会基本上是奴隶社会。

很明显，秦汉时期也是通过这样的奴隶劳动进行农业生产的，特别是在广大的官有土地之上。

战国时期、秦汉（前汉）时期奴隶制的发展与这一时期工商业的发展、商人资本的积蓄有着密切的相互规定的关系。工商业的富裕者是大奴隶主。秦汉时期在巨大的官营工厂有数量庞大的官有奴隶被驱使。

秦朝庞大的土木建筑事业，是利用俘虏以及罪犯等官有奴隶的劳动力而实施的。

（二）奴隶制结构向封建制结构转化的时代

汉末至隋唐是奴隶制社会结构解体、封建社会结构形成的时期。

汉末至隋唐的中国社会中，奴隶制和农奴制以相互制约的特殊方式彼此关联着。这一时期，由于后汉灭亡、五胡入侵，社会倒退为自然经济，而推行原始的奴隶制——如部落型奴隶制。而且这一时期的中国南北分裂，南朝实行大土地所有制，北朝采取均田制。在南北朝时期，至少是北朝的很多国家里大体上奴隶制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

（三）五胡十六国是向奴隶制、自然经济倒退的时期

北朝的奴隶制与农业生产力的破坏、退步有密切关系。在北方的农民开始大举向南方移动的时候，南朝已经形成庄园，这些农民作为佃户或奴隶为庄园所吸收。在南朝，农奴制相当发达。只是在这种情况下，农奴制和奴隶制之间还是相互制约的关系。

然而经过南北朝到隋唐时，奴隶制衰微，封建制农奴明显成为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即奴隶的农业劳动部分由佃户（农奴）所取代。

（四）封建性社会结构的时代

中国的封建制社会伴随着均田制的崩溃而出现。均田制崩溃后的大土地所有制下，虽然也有奴隶制，但其不再是决定性的生产方式。

唐宋是封建农奴制生产方式在全社会得到确立，并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的时期。唐中期以后形成的封建性社会结构，此后虽然经历了王朝的灭亡、更替，但没有根本性变化，一直延续到大约清朝末期即19世纪末。

中国的封建大土地所有制以庄园制的形式发展起来。庄园制在南朝已经出现，特别是从唐中期开始繁盛起来，其发展一直持续到宋代。

在这样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之上，中央集权的官僚支配体制得以确立。这就是官僚支配的封建制。这种庄园制的发展和官僚支配的封建性，在宋以后的元明清时期也可以看到。

一般来说，中国的商业资本没有自发地发展为产业资本，而是与占有土地密切结合，完全寄生于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很多情况下商人自己就是封建地主。在唐宋元明清持续发展的中国封建制时代，确实也可以看到工业生产的发展，同时还有商人资本的发展、积累。然而，尽管在清代出现了拥有数千万财富的富豪，但他们都是与官府相结合的御用商人或寄生于封建土地所有制之上的商人。这些商人的资本终究要依靠封建制。与此同时，中国特殊的社会结构造成工业商品生产停滞不前，于是现代工业也没有发展起来。中国的商人资本一直没有自发地发展为产业资本、现代资本主义化的资本，而总是为土地所有者所利用。

在中国，工厂手工业的协作早在汉代就有了，唐宋元明清时代虽有相当的发展，但未能转化成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这是由于中国社会的特殊结构，即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结构和建基于其上的中国专制主义体制所造成的。

我们承认，隋唐以至清朝，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中有手工业和商业的不断发展。但同时，这个过程其实也是中国封建制社会本身的矛盾发展过程。农民的贫困，贫困化农民的大规模叛乱（隋末、唐末、宋代、元末、明末等），作为其结果的王朝崩溃、更迭以及这一过程的不断反复，就是其矛盾的表现。

（五）现代中国社会结构——中国的封建制解体和资本主义的出现

中国的官僚统治、封建体制的动摇、瓦解，社会经济的现代化过程并非始于中国社会自身内部资本主义方式自发性的发展，而是源自欧洲资本主义的入侵。如此一来，即一方面缺乏资本主义自生性发展的各种条件——中国社会的“亚细亚”特性，另一方面欧洲资本主义的入侵、支配，必然导致中国资本主义的幼稚软弱且畸形发展，这些成为从根本上造成现代中国“半封建性”“半殖民地性”社会的主要条件。

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导致封建中国的解体和经济现代化的进程，其开端以19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动乱为转折点，但在社会经济方面仅发挥了微小的作用。直到进入20世纪才有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而其明显的发展则在欧洲大战之时及其后。

但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形成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成为全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中国社会到现在恐怕也不是完全的资本主义，根本上还是半封建（及半殖民地）社会。而且其中不仅有相当大比重的封建性、半封建性的关系，甚至还存在着奴隶制关系、父权或农村共同体的成分。

秋泽氏在中国历史的以上阶段中，将家长制的专制主义视为基本。他认为，奴隶社会是中国阶级社会的起始。

［作者按：最早强调中国社会中奴隶制存在的是郭沫若。他概观了中国社会之后说：好了，我好像坐起飞机一样把中国三千年的历史展望了一次，我的结论可以归纳成下面的关系图式——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第二，简要介绍一下将中国社会历史视为封建结构之发展而进行分期的波利亚夫的方法（具体的事实上我做了一些修正）。他的立场是将中国社会看作一贯的封建社会，而不承认其存在着“亚细亚生产方式”或奴隶制。

第一期：殷代末年至周敬王时期（春秋时期）

时间上是公元前12世纪到公元前5世纪。这一时期的周朝首次将黄河中游及下游的整个地域作为一个经济统一体囊括在内而建立起一个大的封建国家。然而王朝逐渐衰落，围绕在周王朝周边的各民族势力重新抬头。公元前722年以后的约240年间，在这些民族中又形成了新的封建王国。主要有卫、宋、鲁（旧诸侯）、齐、晋、秦、楚、吴、越、燕（新诸侯）。这一时期即所谓春秋时代，文化上的意识形态尚未分化，还没有哲学、文学、宗教等的分离，我们在《诗》《书》《易》中可以看到这些未分化的混合形态和表达。这一阶段的结束，即到了公元前5世纪，哲学开始飞速发展，道教和儒教的发展之路也逐渐显现出来。

第二期：战国时期至西晋时期

原文误为公元211年。——译者 第二期是从战国到西晋时期，即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4世纪。划分这一时期的依据，是生产力的严重衰退和各势力间不断的武力斗争导致的国家内部发生的异常分裂。及至战国末期，汉民族以外的很多民族进入北方，占领了其领地。这时候开始，秦国不断上升，势力增强，逐渐使其他王国成为从属，遂于公元前221年 兼并天下而建立起统一的帝国。这个秦国变得强大的原因在于很早就实行了富国强兵的策略而获得地利，而强力推行富国强兵的策略则出于防范外敌的需要。同时，其富强建立在强化对农民的榨取之上，故统一完成后不久就发生了农民起义，还伴随着领属诸侯的反抗，因而秦灭亡。在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1世纪及公元1世纪至2世纪，前汉、后汉之全中国范围的强大帝国相继兴起又迅速瓦解，经过三国时代而形成西晋帝国。

这一时期的特点是生产力显著发展，国家开采大量的铁和盐，并确立了盐铁专营。手工业也获得显著的发展，形成了城市。封建性的关系扩展至现今中国本土的大部分地区，国内外贸易获得了极其明显的发展。基于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手工业者、商人和高利贷阶层初步形成。农民起义在秦朝覆灭（公元前206年）之后发挥了很多作用，公元前2世纪末至公元1世纪30年代的农民起义有赤眉（发起于山东，由樊崇等率领，在公元25年9月攻陷首都长安。长期占据河南地区并获得农民的支持，之后败北）、铜马、大肜、高湖、重远、铁胫、大枪、尤来、上江、青犊、五校、坛香、五幡、五楼、富平、获索等，更有历史上以黄巾之乱（以张角为头领。张角依黄老之学附以神仙术施行妖术，聚集了党徒数十万。184年起于山东，冠戴黄巾，被称为黄巾贼）闻名的强大的农民起义。

这一时期当中，前汉和后汉统治期间，中国的领土有了显著扩展，其势力发展到西域，并由此驱逐匈奴，并对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民族等实施远征。

在文化领域，有儒教和道教的基础性哲学方向的（曾子、孟子、荀子、列子及庄子）以及文献训诂方面的发展，值得大书特书的是佛教在这个时期传入中国。

第三期：东晋、宋、南北朝至唐末

这一时期从5世纪到9世纪。末尾的9世纪最后30年，生产力极度衰落，全国分裂成众多小国家，爆发了严重的农民战争而进入到下一个时期。该时期之初，即4世纪末到5世纪初，在北方于前一个时期的衰微期入侵中国本土的很多非汉民族国家，尤其是北魏得以形成；在南方则有汉民族的宋、齐、梁、陈等王朝的确立，形成所谓的南北朝对立。之后，统一进程快速发展，在6世纪末由隋统一中国（589年陈亡）。隋在7世纪20年代因激烈的农民战争而覆灭，后由唐统一。之后，唐在9世纪的最后25年完全衰落，由此中国进入了生产力衰退、农民战争再起的时期。在唐代，农民流亡的原因有苛税、兵祸、水灾、旱灾及王侯官僚和宦官的土地兼并，而最明显的是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的收取。农民起义中，黄巢（在山东卖盐的黄巢于874年起义，聚众数万，横行于河南、江淮一带，入侵江西、福建，攻陷广东，并窜入长安称帝，最终失败后为部下所杀）之乱规模最大。907年朱全忠篡位，唐亡。

这一时期中国各方面的社会制度显著复杂化。城市的发展显著，手工业向城市集中，特别是绢织物和陶器的生产获得了特别的发展。唐朝领土的发展也达到了极高的程度。

文化领域方面，文学的发展是其特点，唐朝治下，以李白、杜甫为代表，诗人辈出，尽显百花齐放的壮观局面。小说的形态也取得显著发展。哲学及宗教领域，佛教和道教发挥着主要作用。

第四期：唐末、五代至北宋末期

这一时期包括9世纪末、10世纪至11世纪和12世纪初。到了10世纪中叶，中国有北汉、周、荆南、后蜀、吴越、南唐、楚、南汉等各国。生产力方面后周达到最高水平。这个国家兵变的结果是960年赵匡胤成为皇帝，吸收了其他王国建立宋朝。再到10世纪末，宋完成统一。11世纪后半段宋已进入危机时期，12世纪初农民暴动又广泛出现。与此同时，在今天的“满洲国”地域形成的金威胁到中原各地，与宋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战争。宋朝急速落入没落之途。

农民起义中，有993年四川王小波的均贫富起义，1131年在湖南的以钟相为领袖的同样性质的大规模叛乱，1120年则有方腊之乱等。这些都是聚集于地方的小农的暴动。此外，城市里也有起义发生（如1126年7月25日在汴梁发生6万人的暴动，要求宰相李钢复职而与金军进行武力对抗）。

宋的版图仅限于中原地带，不包括贵州以及云南。在边疆有强大的异民族国家，如南诏（由唐代云南蛮族六部构成，故也称为六诏蛮，南宋末被蒙古军征服）、西藏、西夏、契丹和辽等。在统一的中国帝国中，宋属于势力最弱的一朝。

整个这一时期，生产力比此前时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政府的专营企业、开采工业发展出全国性的网络。也开始出现井盐制作、煤炭开采等，书籍的印刷亦得以发展。

文化领域里可以列举出新的儒教哲学体系化的发展（朱子、程明道、程伊川），佛教及道教从占统治地位的世界观位置上跌落下来。中国最早的通史类历史著作——《资治通鉴》编纂完成。

第五期：南宋至明末

这是从12世纪20年代到17世纪中叶的时期。最初的百年时间里，中国内陆分割成两大王国，即南方的南宋王朝和北方的金王朝。两个王朝不断斗争，但总是金占据优势。13世纪20年代中国北方又有崛起于蒙古地区的封建王国的强大军队入侵，20年间西夏和金被攻灭，整个中国北方陷入蒙古人的统治之下。蒙古人与南宋进行了50年的战争，1279年南宋灭亡而蒙古吞并全中国。元帝国存续到14世纪60年代，但在这个世纪的中叶，元朝衰微的气象渐重，农民战争频发于各地。1351年韩山童叛乱，接着发生了刘福通的农民起义。结果导致元朝倾覆（元朝灭亡于1368年，距世祖时期190年、铁木真时期162年），明朝取而代之掌握权力。

明朝的朱元璋原本是贫农出身，利用元末的农民斗争获得政权。因明朝的建立，经济关系获得显著发展，但15世纪末国力已渐衰微。16世纪20年代开始，农民暴动持续发生，撼动了明这个封建王朝的统治性组织。17世纪20年代发生了中国史上规模巨大的农民战争，最终导致明朝的倾覆。这次叛乱的中心在陕西（陕西骚乱的原因是1628年全省的饥馑问题）。而在农民及流民中，显露头角的是李自成。

明朝末期即17世纪中叶，明朝与兴起于北方的满洲王国之间一直持续着战争。1644年是农民军颠覆明朝之时，也是满洲军队占领首都北京的年头（3月李自成攻陷京师，4月清兵攻破李自成）。

这一时期，以经济上的飞跃发展为显著特征。北京、杭州等城市拥有数百万人口。手工业已经达到了可以称为资本主义化单纯协作劳动的发展阶段。在经营者即老板的指挥下，有10人以上劳动者从业的个人企业在城市里已相当普遍。关于元及明时期的官营企业，许多史实显示出其大致的轮廓。在元代，杭州有织染工厂，成都有纹锦局。明代有官营矿山等。

这一时期的后半段，西方的商业资本开始在中国国内获得明确的地位，值得一提。与此同时，欧洲商人的意识形态代表——传教士也进入中国。元、明时期中华帝国的版图显著扩大。

文化领域，编纂法典、汇成百科全书（《永乐大典》共22937卷，永乐元年根据明成祖之旨开始编纂。以韵部集书契以来的经史子集、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等），词典、地理学及历史学著作的编纂也得到了大规模实施。文学及艺术领域，小说和戏曲的形式获得一定的地位，绘画也获得显著发展。意识形态方面，儒教继续占据支配地位。

第六期：清朝的勃兴至覆灭

这一时期，包括17世纪中叶到封建制时代的终结，即20世纪初。清朝逐渐征服中国全境。17世纪60年代明朝末裔被清算（1662年4月吴三桂在云南杀死桂王，明全灭）。

17世纪80年代与满洲人结盟的部分封建诸侯遭到镇压，中国完全由清统一为一大帝国。清朝治下中华帝国势力获得最大发展的时期，是18世纪前半叶。而从这个世纪的后半叶开始，出现了内部的危机。19世纪初开始有了农民起义。19世纪中叶，发生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农民运动——太平天国之乱（所谓“长毛”之乱，1850年至1864年）。农民战争因为外国资本给予清朝的支持而败北。而中国的资本主义关系，在这次农民战争后逐渐发展起来。19世纪最后30年，国内显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诞生的苗头。19世纪中期的农民战争中，外国资本始向中国伸出侵略之手。直到20世纪初，中国受到两个国家的军事攻击（1884年的中法战争和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曾经向中国称臣的地域中的很大部分以及中国自身的很多领土，被迫割让给列强。而20世纪初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农民战争（团匪=拳匪运动）勃发，这场战争被中国的封建势力及与列强勾结的势力所镇压。事件之后，外国资本在中国确立了支配性的地位，决定了中国半殖民地的性质。而颠覆清朝的1911年革命以未完成告终，国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表现出革命性的爆发。

整个第六期期间，国内封建制度的崩溃过程不断加速，以此为基础，资本主义关系的形成要素也得以持续形成。中国的手工业领域出现了大规模的制造工场。我们在景德镇的制陶工业（明朝已经发展到相当的程度）以及绢织工业的中心地（南京、苏州、成都、广州）都可以看到这种情形。这一阶段最后的几十年间，因农民战争的原因，封建关系遭到部分破坏，手工业工场的发展受到明显冲击。这一时期机械技术进入中国，手工业工场开始向使用机械的工厂发展。大型机械工业在采矿和冶金业（开平煤炭、汉阳制铁厂和兵工厂）、棉丝纺织业（上海、武昌、汉口）中得到发展。

文化领域，这一时期的中叶在地理学［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编成清总志《大清一统志》］、书志［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编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语言学（《康熙辞典》及《佩文韵府》）方面出现了很多力作。另有规模宏大的百科辞典《古今图书集成》［《钦定古今图书集成》一百卷编成于雍正三年（1725），是中国类书中最为浩瀚的］问世。而意识形态领域，可以在康有为及其弟子梁启超等人那里看到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理论的发展。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孙文学说，在1911年革命中作为指导理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以上，我花大量篇幅概括性地介绍了波利亚夫的学说，不是为了特意介绍他的观点，而是考虑到便于从与封建制度发展的关联上展示中国历史上的具体事实。通过上述介绍可以明确地看出，在他的见解中并没有把中国是否存在奴隶制社会视为问题，也没有视“亚细亚生产方式”论为重要的问题。

他试图从封建性发展的角度，来理解中国三千年的历史。

在中国，农业是人们的主要营生，隶属性的农民和封建领主是社会的主要阶级。国家贯穿着封建性的、教权性质的结构。从中国封建制发展的过程中所见到的特征，在于其封建关系惊人的停滞性以及整个封建社会中主要阶级之间斗争的异常激烈。

按照他的说法，构成中国三千年历史之特征的是社会发展上显著的停滞性。不同时期有自身的循环，且各个时期并非单纯的循环，而是整体上依然显示出一种缓慢的发展。在这种停滞性发展的循环，即衰微—强化—发展—衰微上成为其特征的，是与各衰微期生产力遭到破坏同时发生的农民起义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参见西村雄三译《东方封建制史论》中所收波利亚夫的《中国封建性结构发展的合规则性问题》）

中国社会有着令人惊叹的悠久历史，其发展的节奏完全如所呈现出的停滞表象那样缓慢。因此，将如此漫长的时代以某种循环方式划分成几个时期，这样的尝试不足为怪。上述情况就是其中一例，在此情况下，我们承认社会基层结构整体的发展。

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这种循环容易被视为完全的重复。例如，前面提到的林语堂《吾国与吾民》中所介绍的李四光博士的《中国周期性的内部冲突战》。根据这种说法，中国历史的循环非常精妙地以800年为一周期。这个周期循环的特征在于先有宏大的工程，其后取民族的统一和平与繁荣乃至文化发展的路径，再后则是北方部落的勃兴，首都由北方迁移至南方，最后是南北的分裂和敌对，结果北方少数民族入侵。此以800年为一个周期循环往复。据此，第一个周期是周王朝的时代，从公元前1122年开始，持续约900年。经过近400年的和平与发展，至公元前770年受西北压迫而首都东迁，由此进入对诸侯完全失去统治力的所谓春秋时代。之后是战国时期，其间楚国不断扩张领土，事实上占领了当时已经开化的中国南方大部分地区。强有力地混合了夷狄之血和外来习惯的秦朝皇帝所率领的蛮族征服并统一中国，由此这一周期落下帷幕。

第二个周期从秦代开始到六朝末，以鞑靼民族的入侵告终（公元前221年至588年，前后约800年）。这一时期，有秦长城的修筑和巨大的阿房宫的建设。夷狄入侵是在所谓的六朝时代，即从东晋到隋统一，其间中国北方受到征服者夷狄的蹂躏。第三个周期，从隋代到蒙古族的入侵（586年至1367年，约780年）。这一时期，隋炀帝营造了以壮丽华美著称的宏伟宫殿，还开凿了大运河。最初，有遗留至今的长城的再建，多条运河以及大坝的修筑，还有以伟大的《永乐大典》闻名的明朝统治下的北京城的建造，等等。

第四个周期，至今还没有结束。但如前所述，过去经历的600年均在这个周期范围之内。我们可以把明清的统治看作经历了500年和平，而显示着最初内乱巨浪的1850年太平天国之乱则正处在走向战乱和内斗的顶峰途中，1927年国民政府由北京迁都南京也与上述公式相契合。遵照这个公式，在剩下的200年间将要完成南北分离、异民族征服中国北方的过程。

然而，这种观点丝毫没有触及生产关系的变化。林语堂将平衡遭到破坏的原因归于人口的增加，认为“和平持续数百年就会有人口过剩。这似乎是一个重要原因”。

这种观点与伊·亨廷顿的中国历史周期循环论非常相似，即（一）外族的侵略，（二）人口的移动，（三）人文的进步，（四）人文的衰退，（五）政治的混乱，（六）外族的入侵。

而《中国经济现状讲话》的编者自问自答道：“观中国以往的历史过程的确可以看到这样的周期性循环往复。然而最近百年来，中国虽经历了‘外族的侵略’及‘人口的移动’，但所谓‘人文的进步’依然没有出现。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这一问题稍加仔细地思考，就会明白绝非不可思议之事。因为，这一问题的核心全在于经济方面。以往侵略中国的外族，其经济发展阶段全然落后于中国，中华民族最终同化了他们，同时中国的版图也得以扩大。而现在则并非如此。侵略中国的外国民族，在其经济发展的阶段上远远凌驾于中华民族之上。他们的产业俨然居于先进地位，中国与之相反完全是产业不发达的民族。

现代中国所处的客观条件与中国历史上的情况根本不同，这是事实。无视这一点的类比推测，可谓有害无益之技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