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北起京汉、陇海沿线，南至南浔、粤汉铁路沿线，一大延绵不断的战线如今已达到激战的高潮。

武汉正可谓日中抗争过程中决定性的目标，从而成为日本国民关注的焦点。

据传，中国方面保卫武汉的阵容如下：

△长江正面：北岸一线（蕲春—广西—蕲水—黄冈）南岸一线（马头—阳新—大冶—鄂城）

总指挥陈诚，中央军八个师、广西军三个师、云南军两个师、共产军一个师。

△南昌方面：南浔线（德安—永修—南昌）浙赣线（南昌—清江—分宜）

总指挥熊式辉，中央军六个师、江西军五个师、共产军两个师。

△武汉方面：长沙一带（醴陵—株洲—长沙—湘潭）粤汉铁路沿线（长沙—岳阳—蒲圻—咸宁）

总指挥张治中，中央军七个师、中央机械化部队三千人、粤汉护路军两个师、湖南军八个师。

△武汉北面：京汉铁路沿线（信阳—武胜关—孝感）大别山南麓线（罗田—麻城—黄安—黄陂）

总指挥程潜，中央军十个师、四川军四个师、商震军五个师、旧西北军两个师。（东日本9月1日电，足利、横田两特派员）

据悉，兵员数中央军45万、广东军6.5万、四川军8万、云南军3.6万、西北军4.5万、江西军7万、广西军5.6万、湖南军5万，合计总兵数突破80万。

另有一部分消息称，中国方面拥此大军试图做最后的抵抗。而前面提到的足利等记者报道，到了最近蒋介石亦因共产党的压力与一般民众的期待而改变了放弃武汉的最初想法，以至于决心必死展开防卫战。

我们并不期待蒋介石在武汉展开决死的抗争，从以往的案例观之，可以明白大会战总是单方面发动，中国方面即使抵抗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武汉的命运。

有关这些给进攻武汉的战局所带来的各种影响，我已在上个月（《大陆》1938年9月号）做了分析。毫无疑问，攻陷武汉将对改变战局具有重要的意义。

然而在我们看来，将攻陷武汉与此前日中战争过程中的重要据点之占领进行比较的做法是错误的。

我相信，攻陷汉口具有与此前完全不同的特殊意义。

二

在我看来，以往夺取上海、南京和对北方中国各重要据点的占领乃至对战略要地徐州的攻陷，当然在战略要地的获得上具有重要意义。因而，在此情况下，一地区的攻陷预示着对下一个地区的进攻，而一个据点的攻陷其意义只在于局部性和暂时性方面。

当然，上海、南京、徐州这样的地区各自有其经济、政治、国民心理乃至战略上的特殊重要性，甚至有一部分人期待着这些重要性会给整个战局带来决定性的影响。然而，将战斗的结果立刻连接到全部政治效果上，这种思考肯定是错误的，更何况我们的所有考虑暂时还处在忙于追求战略上之效果的阶段。

而这次攻陷汉口的意义则与以往完全不同。

这与至今为止日本在中国大陆所取得的战果已经足够有关。当然，也存在着日本当前面临着的内外因素所产生的制约这一消极的方面。总之，攻陷汉口迫使日中抗争中的中国的抗战形态发生了实质性转变，在日本一方则以汉口为顶点完成了一个井然的体制——体系，与此前截然不同。

大致而言，由长江逆流而上至汉口，再由京汉铁路北上，进而经黄河到达包括山西在内的蒙疆一带，人们会在脑海里画出这样一条“线路”。这种情况下，汉口的重要性得以清晰呈现出来。

可是，我感觉一般人并没有清晰意识到攻陷汉口的意义。就是说，多数人依然这样认为，占领上海之际，这里有着中国经济一半以上的价值，而南京政府在经济上完全依赖于此，但南京政府并没有屈服；北方中国的要地接连沦陷，其广大土地落在了日军的手中，可南京政府还是不曾投降，甚至在日军攻进首都南京时也是如此。战略要地徐州被攻陷的时候又怎样呢？依然没有产生日本人预期的效果。这样想来，大家以为即使攻陷了武汉也会和此前一样吧。由此便产生这样的思考，为了获得彻底的效果，在拿下汉口之后必须再向四川腹地乃至昆明追杀过去，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但是，我要说此次绝非这样性质的问题。在日本方面，需要从这个新生成的“体系”中发现规定自身行为的一个极限。这是最重要的意义所在。

以这个“体系”为基础，我们应该重新调整与中国腹地无所不在的对抗势力进行抗争的态势，通过提示出这个“体系”，我们应该采取与不断阻碍日本军事行动的第三国取得合作的步骤。这些第三国恐怕也会明确看到两个“体系”的截然不同，它们会在基于比较和考量并盘算本国利益的基础上，最终决定是采取合作还是对抗的态度。

其次，作为日本的问题，眼下要从内部来调整和充实这个新出现的体制。为此，维持“体系”内部的治安也将成为必要的条件，同时必须全神贯注地推行维持此“体系”的经济建设。

为了经营大陆，日本要在军事政治经济上倾其全力，而此“体系”的出现则展示出了明确的对象范围。

攻陷汉口和此“体系”的产生，当然是“不以蒋介石政权为谈判对手”这一原则的必然结果。

三

不用说，这个“体系”的形成和维持绝非轻而易举。首先可以想到的是，这个“体系”本身一开始并不均衡。蒙疆、北方中国、中部中国的各地政权，进而以汉口为中心的广大区域——它们以各自不同的形式组成。在地理条件，与本地居民乃至与外国甚至日本的关系深浅方面，都大不相同。我们必然深深受制于这些因素。

我国的大陆政策论者过于心急气盛，且不说满洲经营截然划一的错误。总而言之，对中国社会特殊性缺乏认识令人遗憾。

对于中国半殖民地性质的缺乏理解，导致误判其背后存在着的列强势力，甚至出现失策。

关于中国社会的半封建性，虽在局部的中国人习性等问题上有所关注，但根本来说并不全面具体，因此在日中事变这样大规模急进事态的发展上，对中国社会特殊性的理解几乎没有派上用场。

这里，不准备对上述问题做进一步的说明，但在未来的阶段将有必要重新思考和改变。陆军大臣板垣的回乡访问车中谈（8月29日）是触及当下日本问题的深有意味的谈话。他这样谈到中国未来的政权建设：“中国将来会出现怎样的中央政权乃是中国自身的问题，我自然无话可说，但恐怕不会立刻形成中央政府的。这应该有两个阶段，即首先要在北方中国、中部中国及蒙疆各地的新政权之间建立相互联系的机关，目前这样的机构还不存在。例如，各政权联合委员会。我认为，只能这样渐渐向中央政府发展。”（8月30日《朝日新闻》）

若从问题逐步解决的角度来看，这当然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我想如果进一步深挖到中国社会本质这一方面，则甚至要考虑如何利用封建性势力的问题。与此相关联，是不是也可以考虑联省自治或者几个区域圈结合成国家组织呢？总之，这个“体系”本身相当不均衡，不难想象其外围有着相当浓厚的封建性关系色彩。

但是，为了维持和充实这个“体系”，恐怕需要对其内部的状况加以整理，必要时还须有所割舍和缩小。

而决定这一切的，最终将归结到日本国民对大陆关心的深度以及国力如何这一点上。

这个“体系”与日本自身的决定性关系，不到“体系”本身的外延得以形成的时候，将无法清楚地做出规定。

正如我们反复强调的那样，可以视攻陷汉口为决定这个“体系”大致轮廓的东西，需要注意的是该“体系”本身的形成使“体系”得以暂时固定下来。日本所拥有的力量将集中到从内部强化这一“体系”的方向上去。

当然，并不是说今后不再向这个“体系”以外的地区发动进攻，但假设将来会向广东或者更遥远的重庆、昆明进击，这种进击的意义也不在于扩大该“体系”本身，只能想象是为了这个“体系”的维持、充实之战略目标而发动的行动。

四

我相信，如今已到了日本国民必须理解日中战争之意义的时候了，即这绝非勇猛舍身就能马上解决的问题。战斗的胜利，当然是重要的，而战争的胜利所开辟的空间实在广大无边。但若说这就是全部，则绝非如此。问题是更加深刻的。如果是对这种困难没有理解的人，将很快就会表现出不满。但可以断言，后退或半途而废的解决已是不可能的了。

就连蒋介石是否屈服的问题，在这个“体系”本身的维持和巩固面前，实际上也早已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战争何时结束”这样的问题已经不重要了，日本国民将背负的不是战争而是长期建设的困难问题。汉口会战以来，在我所谓“体制”基本完成之后立刻出现的并非中国残存的敌对政权如何，而是为维持这个“体制”日本社会及国家机构如何变革的问题。这实在是一个重大课题！

指兴亚院设置问题。——译者 以对华中央机关的问题 为中心，国家机构各方面改革的要求现在仿佛迟迟不得进展，然而这本是基于现实的要求，毫无疑问必须以某种形式加以解决。

近卫内阁机缘巧合赶上了战争的爆发，无论如何成了实施战争的责任者，也是今后国内改革的担当者。其责任和任务在一段时间里是不容推卸的。

可以想象，近卫内阁处于内外堆积如山的困难当中，不管自己是否愿意都必须向内阁常规化的方向走去。

如果不结束以往那种被时局的波涛所翻弄而不断更换内阁的状态，最终将无法担负起应对今后重大时局的责任。

这也正是把组阁视为政权夺取目标的政客、野心家们所不喜欢的地方，来自各方面的反对意见今后将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而只凭近卫内阁本身的决定就向这些势力让步，那是不能容许的。

然而，这并非问题的关键所在。

日本社会和国民正在此前牢固的根基上受到撼动，而且是因眼下的时局而必然被撼动，并无法逃脱地沿着一定方向运动着。政治指导部必须看准其方向并制定相应妥当的政策。更何况，在指导部和国民之间存在着多重的官僚、资本家性质的既有机构，它们在最高政治领导阶层与试图行动起来的大众之间形成了绝缘体——至少是不良导体。

如何解决或者是否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所关乎的绝非仅仅一个现行指导部，即近卫内阁的命运。

（1938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