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要了解南京政府实际上是什么性质的政权，需要先认识中国现在的性质。如果不这样做，只是从表面上观察国民政府即南京政府的组织构成等，最终将无法认识现实。

（作者按：南京政府并非正式的名称。当然，理应称为国民政府。然而，这个称呼除了首都设在南京的事实之外，还恰好触及了现在国民政府的本质。这个称呼，与人们甚至称国民政府为蒋介石政权相比，应该更合适。）

南京政府为国民党的政府，这乃是事实。然而众所周知，国民党过去由已故总理孙中山及其同志建立，以将中国从殖民地状态解放出来为目标。当时，首要的目标是打倒成为障碍、全然腐朽、对外敌没有任何抵抗能力的清政府。

1911年辛亥革命发生而清政权崩塌，但革命的成果没有归到民主主义人士手里，政权长期握在北方官僚政治家的手中。

孙中山1925年3月留下“革命尚未成功”的遗言，结束了60年波澜壮阔的生涯。

之后举行的国民革命军北伐，取得了非凡的成功。由蒋介石率领，1926年7月从广东出发的北伐军，8月末攻陷武昌，年末至翌年春季席卷长江一带，3月占领南京、上海，4月18日蒋介石政权，即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由蒋介石一手建立的南京政府，最终合并武汉政府，以1928年4月的二次北伐告一段落为基础。

在南京政府统治之下统一获得了切实的进展，曾是南京政府最大敌人的广东政权也于去年即1936年夏屈服。10月10日首义25周年纪念活动，在武汉盛大举行。普通国民就像中国已经完成了统一，走上发展资本主义、进行经济建设的轨道一般而欢欣鼓舞。

然而，这能说是孙中山意义上的革命已经完成了吗？绝非如此。少数认识不足的人士除外，面对这种现状，特别抱有善意的也认为这是向着既定的方向不断前进，但前途看起来尚且遥远。最冷峻的批评者则强调，与南京政府表面上的成功相反，中国在不断从半殖民地走向殖民地状态。就是说，“中国全境的经济命脉、财政、金融、水陆交通等悉数为列强所操纵。殖民地民族工业的发展与列强的利益发生直接冲突时，列强利用经济和政治上的种种力量阻挠民族工业的发展。中国的关税表面上是独立的，实际上受列强牵制成为一种协定关税，终究不能发挥保护幼稚的民族工业的作用。中国的大工厂大部分都属于外国资本，铁、煤炭等重要原料悉数掌握在外国资本手里”。这是绝无夸张的事实。

对于被称为南京政府一大成功的1935年币制改革，将之视作英国对日本大陆政策的急速推行感到焦躁而采取的对抗政策的结果，这种看法的理由也颇为充分。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以来，看上去美国与其关系最为密切，美国将中国作为自己的市场，最愿意中国实现统一稳定，因而援助国民政府的态度也最积极。但由于美国在中国的势力并不大，且与其国内政策又有矛盾，所以未能积极的推动，动员了巨额资本的白银政策，结果让中国苦不堪言，在金融方面征服中国之前，反遭到英国的反手一击。“新货币是英镑的战利品。中国的货币已经失去其独立性，以至于现在完全具备了殖民地性的作用。”某位中国人的观点，也难说是夸张。

南京政府虽然依靠表面的统一而获得了国际地位的上升，但本质上还处在半殖民地的地位，不仅如此，还有进一步殖民地化的风险。认识到中国中央政府的这种性质，是绝对必要的。

现在列强围绕中国的角逐日趋激烈。列强的对立矛盾，有时对于南京政府也并非无益。但不能否认的事实是，根本上列强势力正在以种种形式不断地介入中国。

二

国民革命的迅速发展，不消说得益于孙中山采取的容共政策。孙中山最初试图通过与各国资本协同合作，以实现中国的产业开发而摆脱半殖民地地位。看到俄国革命的经验，对其的信任逐渐加深，最后形成了著名的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了联俄、联共与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北伐军超乎寻常的快速发展，就是其必然的结果。

广东政府于1926年11月11日决议转往武昌，成立武汉政府。对于左翼激进的发展，向来立于国民革命头阵的国民资产阶级阵营感到不安和不满，也是极其自然的。

湖北和湖南两省中，左翼工人、农民以及其他组织迅速成长起来。国民革命军中的军事势力配置，也使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资产阶级阵营感到不安。慧眼的蒋介石把自己的作战中心转移到江西，夺取了长江沿岸最重要的经济中心——上海。于是，南京政府就建立在与上海的密切关系之上。

自1927年4月成立以来，南京政府已经超过10年，其性质也多少发生过一些变化，但根本上的改变并没有。

南京政府最大的特征，要言之，即军阀政府。这又可归结为：与浙江财阀的经济势力相结合，且受到外国势力的强烈影响。

最后一点已经谈过，接下来考察另外两点。南京政府是作为军阀政府发展起来的，这一点毋庸置疑。蒋介石的上海政变以及将共产党排除出武汉政府后，国民党成了以民族资本家和地主的结合为核心的组织，它分裂为几个相互抗争的集团，在集团中占支配地位的是军阀。一段时间里，最有优势的为李宗仁、白崇禧等的广西军阀，掌握着南京政府的实权。他们攻打支持武汉派的最大军阀唐生智，也占领了武汉。国民党左派汪精卫在广东派军阀之雄张发奎的支持下，曾一度获得广东政权。而当这些军阀的抗争没有妥协余地之时，一度下野赴日的蒋介石回国，再次成为南京政府的代表人物。

军阀战争一直持续，几乎没停过。在长江中游、广东以及广西站稳脚跟的广西派，与以长江下游及上海、浙江为地盘而支持南京政府的蒋介石一派之间的斗争最终发展成战争（1929年1月至12月），结果以广西派失败而告终。之后，还有蒋介石与冯玉祥之战（1929年11月至12月）、与唐生智之战（1929年9月至1930年1月）。

张发奎还对南京政府发起过武力行动（1929年9月至1930年1月），其行动代表着国民党左派对南京政府的武力反抗。

1930年5月到10月发生了军阀混战中规模最大的战争，即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联合军之战。结果，是南京方面靠着张学良的干预获得了胜利。

1931年春以来，广东派和广西派诸将领结成反蒋协定，5月28日宣布在广东成立第二国民政府。7月21日广东发出讨蒋宣言。与此相关联，北方有石友三采取行动。此种形势因“满洲事变”的发生而得到缓解。

1933年12月到1934年1月，有针对“福建独立运动”的战争发生。

然而对于国民政府来说，最为困难、时间最长的战斗是从1930年12月一直持续到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之时的对于共产军的“讨伐”战。

结果导致南京政府始终是以军阀为中心的政府，财政上积累了很多内债，而不得不依靠浙江财阀。

时至今日，地方军阀割据还未得到完全清算。这在南京政府的地方政治上也明显体现出来。看一下地方省政府的主席基本上是大小军阀，这一点就很清楚了。

［作者按：河北省：冯治安；察哈尔省：刘汝明；绥远省：傅作义；江西省：熊式辉；山东省：韩复榘；湖北省：黄绍竑；河南省：商震；湖南省：何键；福建省：陈仪；陕西省：孙蔚如；甘肃省：朱绍良、贺耀祖（代理）；宁夏省：马鸿逵；贵州省：薛岳（代理）；云南省：龙云；广西省：黄旭初；四川省：刘湘；青海省：马麟；新疆省：李溶；西康省：刘文辉等，均是军阀，非军人出身的不过两三人。］

南京政府财政中的军务费以及军事行动直接导致的结果——债务费所占的比例如下：

三

我们来看一下南京政府与浙江财阀的关系。作为南京政府支柱的浙江财阀，其作用众所周知。随着中国资本主义某种程度上的发展和南京政府统一的推进，与此相关联的浙江财阀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

（作者按：浙江财阀之名，如日本的江州财阀、甲州财阀，一开始是因为以上海为中心活跃的中国新兴资本家中浙江出身者众多而得此称呼的，但现在多用于广义上的中国新兴资本家整体。）

浙江财阀的基础是银行、金融高利贷资本。在国民革命军的发展中，广东财阀（广东经济势力，此外还有不少华侨资本）发挥了重要作用。南京政府成立及之后北伐的持续行进中，与蒋介石有密切关系的浙江财阀贡献巨大。他们为了摆脱内乱之苦，需要援助打着克服内乱的旗号，且拥有武力的南京政府。而南京政府要整顿地方军阀也需要财政援助。如裁兵公债、编遣库券（1930年9月）等就具有这样的性质，它们实际上成了南京政府进行内战的经费。

不断受到财政崩溃威胁的南京政府，通过浙江财阀承借内债而打开血路。同时，浙江财阀通过将国内产业资金全都用于土地投机和内债承借而获得非法利益，两者形成了密不可分的依存关系。

1931年年末南京政府的公债未偿还额为9.18亿元，1935年年末增加到12.69亿元。1936年2月国民政府突然宣布以统一公债置换旧债，发行了3.6亿元的复兴公债。当时现存国债为14.6亿元，未偿还债总额达到18亿元。

这些公债由以中国银行为代表的浙江财阀各银行、钱庄承借，这种情况下政府的实收金额不过公债面额的六成左右，但是本金利息的支付按面额进行，这对浙江财阀来说有莫大的利益。然而另一方面，浙江财阀作为高利贷者，其不完备的发展导致本身的发展不健全，加深了对南京财政的依存。1932年以来中国严重的危机给浙江财阀以打击，南京政府对浙江财阀实行了统制强化和编制更改。宋子文、孔祥熙等浙江财阀中对南京财政有支配性力量的人物，乘机成为浙江财阀的统治中枢，夺取了原来浙江系银行资本的领导者王座。众所周知，宋子文、孔祥熙等与蒋介石的关系不单是政治上的结合，还有亲缘上的关系。

南京政府和浙江财阀的这种胶合黏着关系，决定了其作为民族资本家政权的性质。

四

如上所述，看上去以蒋介石为中心的独裁倾向不断发展，南京政府的地位也仿佛不断得到强化。但是，去年12月12日张学良在西安发动事变之后，突然出现于中国政界的现象，几乎是一般人所意想不到的。外有列强（日本除外）的善意援助，内有浙江财阀的全力支持，普遍认为完全拥有作为军阀政权优势的南京政府，却意外地暴露出其脆弱的一面。具体而言，这主要是指事变之后快速发展的国民党和共产党相互靠拢的事实。

我们在看待这个事实的时候应该注意的是，比起对共产党做内部性分析来，更应该从半殖民地中国的民族运动方面来理解。

多年来作为最难相容、关系最为恶劣的敌人斗争过来的国民党和共产党竟然要相互合作，这一事实并非靠双方或某一方的努力就能实现的，还需要在根本上有更大的力量推动。

而促成其合作发展的是1931年以来抗日民族运动的潮流。数年来受国民党攻击的共产军和因日本的进攻而遭受压迫的国民党政权，两者的现实状况也促成了其相互的接近，这亦是事实吧。但是，这次合作得以实现更是因为中国在向着一定的方向变化，受其影响两者才再次汇聚到了同一方向上来。在这个意义上，抗日民族运动的潮流才是根本的原动力。

仅看中国共产党的实际力量，其实并没有那么壮大。30万曾经在江西开辟了根据地的红军，经过长途迁移及与南京政府的不断斗争，现在只剩下四五万的主力部队。当然，得以保存下来的久经磨炼的干部，也是其强大有力之处。中国共产党未能充分扩大自己的势力，正如他们所言，原因在于仅仅依靠农村而没能在城市站住脚跟。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在共产党在城市里的确没有足够的势力。因此，他们目前的强项只能说实际上是在所谓人民阵线中的指导力量方面。

（作者按：去年夏天从甘肃东南部集结到陕西的共产军总兵力，有朱德、徐向前、罗炳辉军队约2万人，贺龙、萧克军队约1万人，毛泽东、徐海东军队2万人，共计约5万人。）

中国共产党同时进行打倒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的土地革命，并将之作为核心任务。而不论从哪个角度看，国民党都被视为中共所面对的敌人。然而，1931年“满洲事变”发生以后，中共的重点主要放在反帝问题上，而且从普遍的反帝逐渐将焦点集中在反日抗日上面。

1933年1月14日共产党发表宣言，宣布同所有接受以下三个条件的军队合作：（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地区；（二）保障人民的权利；（三）武装起来，为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而战。

1934年7月15日，已经准备撤出江西的红军将其转移称为北上抗日，发表《中国工农红军北上宣言》并组织“北上抗日先锋队”。

基于1935年夏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的决议，中华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及中共中央委员会联名发表《新方略》。主张以民族运动为基调、以“救亡”为目标，囊括全中国所有的党派，建立统一战线。

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及之后出现的人民阵线派要求，乍看起来很是唐突，但实际上乃是在有上述准备和前提下突然闪现于政治舞台的。

1937年2月中国共产党在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的通电中，做出了如下重要提议。（一）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接受南京中央政府和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二）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三）在全国范围内停止颠覆国民政府的方针；（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

国民党对于共产党的这一提议，在第五次三中全会上以“根绝赤祸”之决议做出回应，并声称是共产党完全屈服了。但是人们逐渐了解到，它们两者之间实际上达成了某种谅解。

从1930年11月开始持续进行的对共产军的“围剿”，到此中止。据说，南京政府方面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张冲和共产党方面的书记处书记周恩来进行了种种交涉。

南京政府与共产党的妥协虽然不情不愿，但不得不做的原因实际上不外乎人民反对内战的要求，乃至主张抗日统一战线的民族运动发展所使然。

在分析南京政府时，我们刚才观察了其作为国民资产阶级政权的特性。我相信，南京政府的本质确实如上所述。但现在必须注意，其特性也在迅速变化。不能忽视，广泛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浪潮在塑造着南京政府，或者说渗透到了其支持阶层。南京政府的母体——国民党的下层党员、年轻的官僚群体、青年士官阶层之中，乃至广泛的知识分子阶层，追求民族阵线的意愿正在迅猛增长。他们之中，攻击共产党的想法已经全然消失了。此外，还有日中关系的紧迫，特别是在日中武力冲突的背景下，两者以日本为斗争目标相互靠拢的快速发展，实在是不足为奇的。

观察这次“卢沟桥事变”的爆发，共产军指挥部直接由毛泽东、朱德联名致电蒋介石，表示准备开往前线，成为抗日战线的一翼。蒋介石亦对此表示谢意。据说，现在共产党方面的代表周恩来，共产军代表叶剑英正在南京。

有消息说，最近红军被改编为第八路军，任命朱德为军长，彭德怀为副军长。

与此相关，有关中国的国际政局中苏联的动向值得注意。如8月21日缔结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确实给予共产党和南京政府之间的关系以重要影响。在这个意义上，中苏军事秘密协定等尤其需要引起注意。

南京政府今后是遵循其本质而行动，还是因民族运动和国际政局的外部压力而变化，不久就会明朗。而且，不能不说这也将给东亚的政局变化以重大的影响。

（1937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