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宗统治初期的动荡岁月中，机构改革的想法成了一个禁区。王安石变法早已声名狼藉，而朱熹关于社会转型的构想还远未出现。然而，尽管王安石的理想主义早已随风而逝，甚至再也没人说一句支持变法的话，但是，主持政府日常工作的，却是那些早已习惯于新法的官僚。在处理实际事务时，这些老于世故的文官们更喜欢遵循灵活的实用主义原则，而不是任何教条。他们是保守的儒家，乐于固守在过去半个世纪中所形成的规矩程式。当权官僚对权力的把持，皇帝的矛盾心态，还有道德保守主义者自身的弱点，都将他们屏蔽在权力场之外。
亡国之耻的震撼
尽管未能重获权力，保守派却拒绝沉默。他们的愤怒不只针对变法的追随者。北宋的覆亡使整个帝国所蒙受的文化屈辱，更激起了他们强烈的道义愤慨。
军事上的失败本身就足够让人震惊的了，而失败的原因却恰恰是大宋列祖列宗为了防止内乱所采取的陈腐的军事措施。近两百年来，最精锐的军队总是被部署在京畿地区，而不是在边境线上。军政混乱，由刺面士兵组成的常备军通常不能足员，缺乏训练，统领不力，并且要经常性地奔波于各个驻防地之间，换防更戍，其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将领和军队之间建立私人的忠诚。但是，在边境地区，却千真万确地存在着一支支由世家出身的职业军官所控制的军队，军官和士兵之间结成虚拟的父子关系，构成一道“马奇诺防线”。一旦这道防线惨遭突破，整个防御体系也便宣告崩溃。在噩梦般的1127年，没有一处地方在抵抗。危急时刻，皇帝甚至被迫短期避难海上。
然而，在那个时代的许多观察者看来，最令人痛苦的却是士大夫阶层所暴露出来的可耻弱点。堂堂的儒家士大夫，投降的投降，投敌的投敌，还有更多人把自私的求生欲望摆在官员的责任和个人的名誉之上。诸多令人无法容忍的恶行汇集成为巨大的震撼。保守主义者发出难以遏制的呼喊：可耻啊！
正像其满洲后裔在几百年后所做的那样，女真征服者对占领区实行严酷统治，强迫被征服者停用汉人衣冠，要么接受女真发式，要么面对死亡的刑罚。对被征服者来说，接受这些条令是痛苦的，因为它要触动的不仅是人的外在形象，更有做人的尊严。这些法令起初并未严格地强制推行。十几年后，到了1139年，和约的签订宣告了女真占领的永久化。许多人，特别是那些在占领者手下当官的精英们开始自觉自愿地穿女真人的服装，梳女真人的发式。1150年，金朝政府最终同意人们可以选择服装和发式。[1]听到这个消息，南方的儒家学者们觉不到一丝安慰，心中只有悲愤。他们忘不了变发易服令中所流露出来的对汉人生活方式的蔑视，认为那是“一场关系到汉人和野蛮人关系的本末倒置的危机”（华戎之变）。[2]在此前的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冲撞与融合期，比如南北朝（420—589），文化的屈辱从未如此突出。
宋朝皇室成员在囚系和长期放逐当中所遭受的无以名状的屈辱，是这场巨大震撼的又一根源。俘虏包括高宗的父亲（徽宗，在位期间1101—1125）和他的皇后；高宗的长兄（钦宗，在位期间1126—1127）和他年轻的皇后；高宗的生母、妻子；王子、公主；许多有名位和没有名位的后宫佳丽；以及共约900名左右宗亲和他们的家人。[3]两个传说在当时流传甚广，尤其令人震惊。一个说高宗的生母做了一位女真王子的妾室。据说，这位女真王子名叫“盖天大王”，是负责押送宋朝俘虏的将军之一。[4]另一个传说则更加离谱，言之凿凿地宣称她甚至还给他生了一个孩子。[5]
儒家传统视家族关系为不可侵犯，皇帝的家族尤当如此。如果上述传说属实，那么传说中所描述的被迫失贞行为，对于高宗而言，就构成了忍无可忍的人格侮辱。若干世纪以来，这两个传说的可信度成了历史写作当中令人恼火的问题，历史学家视之为秽史邪说，或避而不谈，或干脆抹杀。20世纪早期，一些稀有史料的重新面世证明它们确是有意的虚构[6]，是女真人在长江以南遭受挫败之后，几个女真将军流布出来的谣言，其目的是要羞辱和削弱南宋朝廷。[7]当许多宋代宫廷妇女在囚系中忍受着种种虐待的时候，高宗的母亲和其他一些宫廷妇女幸免于非常之辱。在随后的和平谈判中，高宗乞求敌人体面地归还母亲。他对大臣们说，接回母亲是孝道的要求，和平因此显得刻不容缓。
尽管这两个传说查无实据，尽管没人敢公开谈论这件难以启齿的屈辱，但是，许多南宋人无疑都听说过它。[8]退一步说，即使抛开这桩谣言不提，数以百计的宫廷妇女在女真人手中的悲惨命运却是众所周知的不争事实。对儒家知识分子来说，这是何等的痛楚和令人震惊！
对于保守主义者来说，南宋军事上的失败尚可理解；可是，刚打了几场非决定性的战役就抛开民族尊严去乞求和平，好像那些耻辱之事从未发生过，以爱国主义立场和权位与道德并重的儒家古训衡量，则是断断不可饶恕的。受命于天（天命）的中国皇帝竟然向蛮族朝廷屈膝乞降，将列祖列宗传下来的土地和忠诚的臣民拱手送敌，则不仅是奇耻大辱，更是对上天的大不敬。父亲和长兄——两位前任皇帝沦为臣虏而不能报仇雪耻，不孝莫过于此。所有这些叠加在一起，令人不禁要质疑南宋王朝的合法性。
然而，称帝后不久，高宗就置一切反对于不顾，打着问候囚系中的父母、兄长、妻妾、宗室的旗号，向敌人派出了一拨又一拨的使者，表示自己的乞和姿态。较早的使者朱弁（？—1144）是一位保守主义者，他出于对两位陷于女真之手的前任皇帝的忠诚，自告奋勇充任这桩充满风险的差使。[9]其他的使者，尽管保守主义者常常怀疑他们有政治变节行为，但事实证明他们都是忠诚的。沉醉在胜利喜悦当中的敌人一次又一次傲慢地拒绝南宋的使者，甚至从未让他们跨过女真军队的司令部接近金朝的朝廷，尽管如此，南宋的乞和努力却断断续续地坚持着。1129年亦即即位后的第三年，高宗修书给金军前线左副元帅，乞求罢兵，用词极尽卑微之能事：
现在，鄙国想要防御，又缺乏人力；想要逃跑，又无地可藏；只有盼望阁下的垂怜。正像此前屡次上书中提到的，我们情愿自削名号（指皇帝），让天地之间都成为大金的国土。[10]
此时，前宋朝高官刘豫（1079—1143）投降了女真人。南宋朝廷不仅没有加以谴责，相反，却请求这位变节者充当向其新主子传递乞和消息的中间人。当刘豫被扶植为女真羽翼下的伪政权首脑时，南宋朝廷又彬彬有礼地用这个伪政权的国号来称呼它“大齐”，正像他们称呼女真帝国“大金”一样。直到刘豫的军队开始参与女真人领导的侵略行动，南宋才宣布它为僭伪。[11]
高宗的乞和努力遭到了粗暴的拒绝，但他还是甘愿在与女真人的交往中摆出卑微的姿态，称金人为宗主。举例言之，他在1131年[12]派出的特使的名目是“大金奉表使兼军前通问”。[13]通常而言，“表”是臣下为了表明或重申其卑微地位所呈示的忠诚宣言。1133年，宋朝的使者第一次获准作为传信人前往女真朝廷。1139年，当宋金第一次达成和议之后，女真人向南宋发布文告，要求高宗放下皇帝的尊严，作为个人来接受诏书。这虽然只是一个简单的手续问题，但却有着授职仪式的象征意味，南宋朝廷顿时为之大哗。经过艰难的谈判，再加上女真使节也不想完不成使命，手续终于得以简化。当然，高宗仍然不得不在给女真人的答书中自称下属或臣子，而不能自称为皇帝。[14]
1141年的第二次和平谈判开始时，高宗上书金人说：“承蒙上国皇帝赐予无尽的和平恩宠，我们日夜怀念陛下的大恩大德，不知何以为报。”[15]第二次和平协议达成后，南宋派往女真朝廷的使节使用了“大金报谢使”这样的称号。[16]而当女真人终于将高宗的母亲从囚系中放还时，他对宋朝臣民表示，正是上国的仁慈（仁）成全了自己的孝道（孝）。[17]
当然，来日方长，高宗并没打算永远地卑躬屈膝下去。在以屈辱的条件换得自身地位的稳定之后，他便要讨价还价，提高地位。1151年，高宗请求女真朝廷允许他自称皇帝。但是，过了很长时间，诸如此类的努力尚未获成功。[18]1162年，高宗“功成身退”，宣布退位，被尊为“太上皇”。其养子孝宗皇帝（在位期间1163—1189）于1163年再度向女真人开战。次年，战争结束，和约再续，女真人最终承认了宋朝的统治者是皇帝。
上面所引的外交文件说的当然都是面子话，但是，在这个特别重视体统的社会里，外交辞令的争论却引发了对于权位和道德的公开质疑。胡寅（1098—1156）直言不讳地批评说，朝廷“置敌忾之心于不顾，违背道德大义，像卑下对尊上那样对北敌致敬，……明明是奇耻大辱，却当做莫大的恩惠”[19]。
许多士大夫、所谓的儒者自取其辱。高宗最初曾经发布诏书斥责那些国难当头之际未尽忠节的官僚。朝廷力量尚弱，无法重申这项斥责或是进一步谴责其令人震惊的恶行，然而，多数知识分子却不能原谅他们。几十年后，朱熹曾这样描述：“当北方朝廷沦丧之际，整个国家陷入极端的灾难。官员无论品位高卑，几乎无人能置个人安危于度外，果决地承担起应负的责任。”[20]当北宋首都开封遭到围困时，许多高级官员选择了同女真人合作。几个臭名昭著的家伙甚至逼迫两个皇帝出城到女真人的司令部去——而正是在那里，他们遭到俘虏，再也没有回到开封。不忠官僚加速了王朝的灭亡，又扶助张邦昌在故都做了第一任傀儡皇帝。
然而，这班人仅仅是最初的背叛者，在他们身后，大批人看样学样。当第二任傀儡皇帝刘豫统治了中国北方的部分地域时，大多数背叛者留下来继续当官。[21]
无耻的先例一开，令人震惊的背叛行为就不再局限于北方，随着女真军队的南侵，背叛也越来越普遍。所谓的儒者们以极端可憎的方式贬低着自己的形象。他们弃官而逃，速度比谁都快；向敌人躬下腰身，以示欢迎；自告奋勇为敌人或是傀儡统治者服务；一小撮叛徒甚至为敌人的纵深侵略出谋划策。更有甚者，叛徒怂恿敌人对已经陷落的城市中手无寸铁的平民大开杀戒。最让那些恪守原则的儒者们感到震惊的，是这群毫无廉耻的士大夫竟然用战国时代“士”的行为来文饰自己的恶行，说他们也是自由的，可以从一国的官场转到另一国的官场。[22]当女真与南宋之间的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时，一些靠近战场的宋朝官员不再明目张胆地不忠，而是见风使舵，控制地方政权，在宋金之间首鼠两端。[23]
曾几何时，南宋朝廷上流行着一封奏章，扬言要对大将实行集权控制，无条件打击武人的不忠和摇摆。被激怒的武将找来文人写下反驳文章，讽刺说：“今日之文官都是些尸位素餐的家伙。……朝廷派他们主政地方，他们却向敌人投降；朝廷派他们去保卫城市，他们却丢下城市逃跑。正是他们在鼓噪和议。……正是他们主张把领土拱手送给敌人。……更丢人的是，张邦昌建立了第一个傀儡政权，刘豫又建立了第二个。这两个人不也是文官吗？又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24]尽管旨在讽刺，但却有着无可争辩的事实根据。
自身还立足未稳的朝廷不敢太讲原则，对臣下的道德要求太高。相反，它情愿对背叛者睁一眼闭一眼，对背叛者及其留在南方的家属不施惩罚，盼望宽宏大度能引来回心转意。从“现实政治（realpolitic）”的角度考虑，留在朝廷这边的士大夫及其家族越多越好，而他们的过去并不重要。套用一句流行的话，这是一个政府“藏污纳垢”的时期。的确，事实上，许多官员、将军和流寇头目都有双重的背叛行为：先投靠女真人或其傀儡，过不多久又倒向宋朝这边。[25]女真人废除刘豫的傀儡政权，随后与南宋达成了第一次和平协议，在此期间，相当数量的北方官员又摇身一变，成了大宋的臣子。
不少武人的表现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频繁地从一方倒向另一方，从宋朝方面转而投靠刘豫，然后再背叛刘豫转向宋朝或是干脆变成流寇。有时是反其道而行之：从流寇变成宋或刘豫的武装力量。然而，知识分子们却从不激烈地批评武人和流寇的投机行为。在宋朝，皇帝的猜忌导致了军队的堕落，而士大夫也因此越来越忽视军事理论和军队管理。在文官考试中名落孙山的年轻人也许会通过相对简单的考试猎取一个军事方面的学衔，目的却是换试文官。[26]即使是那些有资格定期为子弟谋取武官官职的军官，通常也不希望家人步自己的后尘。[27]因此，当女真人打来的时候，知识分子们想当然地不会指望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武人去遵守高尚的儒家道德准则。
但是，士大夫应当与武人不同，该是深明大义的。退一步说，他们总还可以选择去职，从积极的生活中退隐，或者干脆隐居。[28]但是，却有如此多的人表现出如此无耻的机会主义。残酷的现实提出了一系列严峻的问题：儒家教育还是否足够有效？士大夫阶层的道德价值观究竟是什么？怎样做才能挽救现状？
士大夫阶层还暴露出其他一些令人沮丧的问题。在对当时日渐败坏的“士的生活方式”（士风）的诸多批评当中，有两种特别值得一提。第一种以讥讽的口吻勾勒出一个士大夫在其官僚生涯的一系列环节上的应对办法，就像是一幅抛弃了一切道德顾忌的贪婪者的漫画像：首先，摆出良好姿态等待任命，力争肥缺，务求兼职。万一所求不获，则谋改派。如果玩忽职守遭到查处，则争取官复原职，至少也要谋得一份闲职，好领上一份退休金。如果得志，则当争取供职于靠近朝廷的地方。在朝供职，则当摆脱论资排辈，争取超擢。最后，找个大官作靠山，他一封表奏上去，就能安排一个在其直接领导之下的特别职位。[29]另一种批评则温和得多，它指出了一种现象：“人人都想升官，但是，令人费解的是，大多数士大夫却害怕被派到地方去当县官或通判。”[30]官僚机构人满为患，员多缺少，却没有人愿意去当地方官，特别是边远、贫困地区的地方官。虽说儒家把责任抬得很高，许多士大夫却根本没把它当回事儿。
形形色色违背儒家道德的行为叠加在一起，引起了强烈震荡，使得信念坚诚的儒家知识分子们不断感到道德愤慨。他们相信，要想拯救这个国家，军事防御是必要的，但仅有军事是不够的。首先，这个社会必须是值得拯救的，然后，社会便会实现自救。在他们看来，惟一的出路便是道德重建。
变革之门的关闭
震荡引发人们求新求变。但是，那究竟应当是一种什么样的变化？是否亟须进行某种改革呢？无论他们的想法是对是错，那个时代的许多士大夫都认为北宋的灭亡与变法或制度改革不无关系。在南宋初期的朝堂上，曾经支持王安石机构改革及其变法体制的官员通常保持沉默，那些侃侃而谈的官员所表达的则是对元祐时代（1085—1093）充满怀旧色彩的推崇，正是在那个时代，大权在握的保守派废止了变法措施。1129年，当时还是低级官员的赵鼎（1085—1147）大胆指责北宋宰相蔡京（1046—1126）推行的改革体制导致了王朝的灭亡。[31]几年后，高宗皇帝本人更进一步越过蔡京，将斥责的矛头指向王安石，说人们只知道蔡京一伙的罪行，却不知“帝国的乱亡其实从王安石就开始了”[32]。这句话是对另一位保守派陈渊言论的回应，陈渊宣称：“王安石的学术不灭绝，列祖列宗时代的好政府就不会重现……眼下的复兴也不会成功。”[33]
上引敌对言论的结果之一，是朝廷把王安石的牌位从先帝神宗（在位期间1068—1085）的庙里请了出去。不久，又撤销了王安石的追赠爵位舒王，并将王安石的任命状从记录中清除，就像它们从未发生过一样。王安石成了众矢之的，攻击的火力主要集中在他的儒家理论，而不是他的变法措施。最激烈的批评甚至否认王安石是儒家。批评者宣称，王打着儒家的幌子，取法于古代的法家和霸道，拉虎皮做大旗，把一批儒家绅士（意指保守派）排挤出朝廷。他们甚至指责王安石的几首名诗离经叛道。高宗同意这些批评，说王安石“心术不正”，所作所为既不恰当，也非正统。[34]所有这些攻讦归结起来构成了口头上的“驱逐出教”。此后，任何略带变革色彩的建议、一切机构改革都将遭受“背离儒家”的责难。
批评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逐项废除改革措施有其实际困难和复杂性，结果也良莠不齐。第一项要废除的改革措施是不受欢迎的农业贷款，即所谓青苗钱，这是一项在播种时借给农民，到收获季节还本付息的贷款。废除青苗法没有引起争论，因为在这项措施的实施过程中，地方官坚持要凑够出贷款项的配额，胥吏便迫使那些无意贷款的百姓借青苗钱，老百姓已经是怨声载道。第二项要开刀的改革措施是免行税。缴纳免行税使行会免于向地方政府提供各种强制征收的物资。它的废除，使得许多地方军队既失去了足够的物资供应，又没有购买这些物资的资金，叫苦不迭。在这种情况下，军队不得不向行会另行勒索。几年之后，政府又恢复了这项改革措施。制度的置与废给了人们一个教训：匆忙改变一件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的事物，是不可能毫无麻烦的。[35]王安石已经犯了匆匆忙忙就想改变整个体制的错误，当他所建立的制度存在了三五十年之后，那些想要废除它的人又重蹈覆辙。
地方政府的吏役始终都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传统官僚和儒家保守主义者都主张依靠摊派，挑选那些通常是富裕的上层家庭来承担，他们相信这些家庭相对而言比较可靠。[36]王安石领导下的改革派则坚持取消摊派性吏役，以地方政府雇用吏胥和人力取而代之。雇役者的数量可能十分庞大，但政府却可以解雇或严厉惩罚不合格的人，因此，改革者相信这会是一个更加有效的方法。[37]1129年，就在废除改革措施的声浪中，朝廷决定恢复古老的摊派性吏役。但是，许多地方官员却报告说没法施行这项指令，困难太多了：有能力负担吏役的家庭数量根本就不够；缺乏有经验的人手；而且，人们已经习惯了用缴税来代替服役。直到1147年，有关雇役法的税收条款仍然保存在现行法令里面，而按照1129年的指令，它早应失效了。最终，朝廷承认摊派吏役和雇役各有利弊，将权力下放，允许地方政府因地制宜，自由选择吏役制度。[38]毕竟，宋代中国地域广大，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难以强求一律。如果某一派官员能够早一点意识到变通之道，那么，宋帝国是不是就有可能避免那场有关服役制度（役法）的规模浩大、充满火药味儿的争论以及由此引发的困惑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南宋无人知晓，甚至无人如此发问。因为儒学已经转向内在，儒者们所热衷的，仅仅是对特定领域内特定问题的探讨。
“保持均平”的仓库（常平仓）是地方政府用来赈济灾荒、平抑物价、应付危机的制度，早在变法之前就已经存在。变法增加了常平仓的数目，拓展了它的功能。变法者空前积极而灵活地使用仓储物资，出入于谷物和其他商品市场，以此来保持政府物资供应的平衡，为人民提供赈灾物资，平抑市场物价。[39]南宋伊始，便希望改变这项制度。1127—1128年的短时期内，常平仓政策三反三复：首先，为了削减常平仓的功能，政府下令取消常平仓管理机构，将其职能交由其他税务官员管理。然后，又颁布与前令相互抵触的新令，规定暂时维持常平仓的原有官职设置不变。最后，下达了第三条诏令，取消第二条命令，规定仍然不设常平仓管理机构。1135年，常平仓的职能再次遭到削减，它所有剩余的职能全部并入负责茶、盐专卖的税务官员名下。这些低级官员根本无法阻止地位远远高于自己的知州和其他官员挪用仓储物资。当人们意识到这一点时，为时已晚，常平仓政早已混乱不堪。[40]
对改革措施的批评和毁弃增强了公众的保守主义倾向，也造成了反对任何改革的偏见的泛滥。高宗引述一篇汉代的命令说：“存在已久的制度是不应当被轻易议论的。除非有一百样好处，不要改变一项法令。”在另外一个场合，他又援引祖宗的权威说：“很多人建议我们变法。但是，祖先留下来的古老规矩已经足够好，又怎么能擅作改动呢？”他诡计多端的代理人秦桧立刻奉承道：“帝国基本上没什么问题。遵循既定制度方针自然是好的。”受此鼓舞，高宗又加上一句：“只有小人才喜欢改变法度。”[41]改革的大门关闭了。保守主义影响深入大多数年轻学者的头脑。例如，虞允文是一个文武双全的人物，后来曾经在对女真人的战争中指挥过一场大胜仗。1158年，当时还是年轻官员的他以一篇文章博得盛名。文章提出三种明主贤君的为治之道：虔诚地礼敬上天；平和地统治百姓；遵行祖宗之法。[42]无一语提及改革或是政策的改变，因为当时的政治—文化氛围都是反对“变”的。
“变”常常会引发许多实际困难。正像几位宰相所说，那些提出新计划的官员也许根本就既不熟悉政策背景，也不了解现状。在讨论国家政策的变革时，一些人会抬出老规矩，另一些人则会举出新情况。一些政策在某些特定地区证明是成功的，但是否通行于帝国的其他地区则值得怀疑。[43]总之，现状几乎无法改变：事物的惰性巨大，而保守主义通常就等于墨守成规。有人曾建议高宗改革榷酒制度的缺陷，高宗的反应却是无望或者说是揶揄的：“如果能改，还会到今天这个地步吗？”[44]
保守主义者常常用一个比喻来表达对变革的嫌恶之情，这个自古儒家常用的医学比喻是：对重症久病者下药不宜太猛，因为他虚弱的病体也许无法承受其副作用。最好、最安全的疗法是让病人好好休息，佐以力道温和的药剂，使其慢慢恢复。几位政见各异的宰相抱持相同的保守主义观点，主张南宋政府与重病缠身的病人一样，需要温和的药方。皇帝最终也倒向了这个主张。[45]
通向改革大道的门被重重地关闭了。这个经常处于女真威胁之下的政权，即使是在和平年代，也难再发生激烈的变革。
保守主义者的正统要求
南宋初期，如何巩固帝国从根本上说是一个方向问题。还有什么比重新强调那些在美好的往昔已经得到证明的价值观念更加安全的呢？新政权无意进行机构改革，相反，它坚信道德高尚的官员会自然而然地改善一切，把帝国巩固的希望寄托在建立具有崇高道德标准的新观念上面。这个方案最强有力的鼓吹者包括朝廷中的少数派官僚和几位应征为皇家教师的儒者，也就是我们称之为道德保守主义者的群体。此外，来自其他不同政治阵营的保守派人士，甚至最传统的儒家也支持这个方案。毕竟，同改革观点比起来，它才更接近于传统的儒家观念。
作为王子，高宗早年受过良好教育，是一位有才华的书法家，深受苏轼的影响。苏轼多才多艺，其成就遍及儒家精英文化的方方面面——书法、绘画理论、诗词、散文、政论、经学、哲学，还不乏幽默感。在他身上，最典型地体现了北宋文化的多元化精髓。高宗恢复了追赠给苏轼的学士头衔。[46]不久，他又推动了对司马光的崇拜。司马光不仅是反对变法的保守派领袖，还是一位人格无可挑剔的史学大家。[47]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受到皇家讲席的格外重视。这部书特别强调道德在历史教训中的作用，本来就旨在成为历史经验教训的指南。高宗认为，学习这部书可以帮助人们理解隐藏在秩序和混乱（治与乱）之下的基本原因。他是如此地喜爱这部书，在1134年，甚至将它作为礼物送给女真皇帝——他的敌人和可能的征服者。[48]此举表明这位年轻统治者当时在政治上尚欠成熟。
司马光的保守主义理论反复论证，通往天下大治的通衢大道在于“端正名分”（正名）。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自觉摆正个人应处的地位，对种种关系所划分的个人角色与责任（名分）采取认同遵循态度。高宗还特别欣赏司马光的另一个观点，即认为建立秩序的关键在于《大学》所倡导的“端正心思，意念坚诚”（正心诚意），这句话后来成为朱熹新儒家学派的一个口号。高宗对司马光的书法大加赞赏，说那古朴的字体就像出自汉朝人手笔。当然，高宗最欣赏的还是司马光为修身和建立家族规范所作的文章，甚至表示自己希望能发现某种办法，以便在科举考试中考察修身、齐家的德行。[49]显然，在统治初期，高宗心目中就已经牢固地确立了道德保守主义的基础。
但是，国家怎样才能实现司马光的设想呢？对此，道德保守主义者几乎拿不出什么具体建议。他们对历史有着明确的认识，但不是像司马光那样的职业历史学家；对现实问题有着激烈的看法，但不是治国安邦的行家里手；其主要特长便是哲学理论。司马光设计过一个负责审计的新机构，但从未变为现实。到了南宋，同样的建议两度提出，又两度遭到官僚机构的否决，理由是不现实。司马光最为人所知的制度改进措施，是将官员按照才能分为十种功能不同的类别，但此项提议也从未全面付诸实施。高宗想要推行它，朝廷官员对其有效性意见不一，最后通过了一项只有六类的修正案，但是，这个修正案也很快就被抛在了一边，因为它跟现行文官体制的其他部分实在不配套。[50]
高宗寻找司马光的思想传人和与他观点相近的学者，把他们请进朝廷，当自己的经筵教授或侍读，希望他们能给自己恰当的引导。女真人对北方的占领和向南方的推进，迫使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大幅度向沿海地区聚集，因此，高宗恰好可以在首都临安附近找到这批人。11世纪末，聚集在黄河流域洛阳地区的保守主义者的精气开始逐渐消失。在12世纪的头15年里，这个学派最终衰亡，其思想却开始由此向南传播，并在传播的过程中积蓄着动力。儒学在福建的发展最为令人瞩目。在那里，曾经从学于程颢、程颐两兄弟的杨时作为二程高弟赢得了广泛的声誉，成为在南方开创程学的第一位大师。女真人占领黄河流域后，这一学派的残存力量逃散开去，流向陕西、四川和长江下游地区。在长江下游的浙江和沿海的福建，出现了几个更有影响的保守主义群体。这样，尽管道德保守主义者在朝廷上仍然是绝对少数，但其中的重要知识分子却能够密切关注时局的发展，并在皇帝有意听听他们的意见时应声而出。
第一个被征召到高宗朝堂上来的保守主义知识分子是谯定（生卒年不详），程颐的学生。他的到来似乎没有给任何人留下深刻印象，他自己也明白朝廷和大多数官员不可能接受其观点。于是，当朝廷迫于军事形势考虑迁都时，谯定告假返回四川老家。此后，这个平凡的人就再无消息。[51]
第二个被请到朝廷来的知识分子顾问是杨时。当时，他已是75岁高龄，负有二程高弟的盛名。他曾经在北宋末年短期在朝为官，了解官场的规矩。在杨时的建议下，朝廷褫夺了改革者王安石的追赠官爵和礼仪上的荣誉。这是他所迈出的惟一一步，这一步的意义只是象征性的。他的崇拜者把这一举措比做正中要害的一刀，但很少有人同意这个比方。除此之外，杨时的经筵讲授都只围绕着纯粹的学术性问题。没过多长时间，他就因年老而退职。[52]
胡安国（1074—1138）是第三个应召而来的知识分子。他是谯定的学生，其盛名与杨时不相上下。他在朝廷中干了6年，比两个前任都长。此时，高宗的历史兴趣已经越过司马光那部著名的编年史所涵盖的时段，转向遥远的古代。因此，胡安国受命讲授《春秋》和《左传》。可是，后来高宗却说自己从胡安国那儿学到的上古史，不如从另一位更年轻的保守主义者张九成（1092—1159）那儿学到的多。胡安国既没有成功地让皇帝对其他儒经产生兴趣，也没有以自己的时事议论打动皇帝。在失意中，他向儿子透露：“我已经写了二十篇关于时事的文章。它们也许不足以概括全局，但即使是诸葛亮（3世纪时人，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谋略家和政治家）复生，恐怕也难以比这做得更好。”然而，《宋元学案》的著者却以为，这些文章的大多数内容都是陈词滥调。[53]
胡安国的前任都远离朝廷政治，他却卷入其中。此时，一向态度温和的大臣朱胜非（1082—1144）受到营私、偏袒和议、疏于防务等多项指责。胡安国公开攻讦朱胜非并导致了朱的去职。相反，胡却对秦桧抱有好感。他蒙在鼓里，根本不知道这位大权在握的宰相正秘密推进与女真人的和谈。显然，这位杰出的学者在政治上是幼稚的，缺乏正确的判断。结果，一向客客气气却从不温和的朝廷主流舆论对保守主义的态度变得冷酷而强硬。早先曾经示好的陈公辅（1076—1141）抓住机会，攻讦胡安国和程学鼓噪异论、企图以一派之说垄断儒经的解释权。胡安国被驱逐出朝廷。但是接下来，胡在退休之后关于《春秋》的著作却为他赢得了迟到的朝廷认可。[54]
第四位宫廷知识分子顾问是尹焞（1011—1132）。他是二程的同乡，洛阳人，先前曾滞留在女真占领区，后来才逃到南方。胡安国的外甥范冲（1067—1141）极力推荐尹焞，说他的观点高明之至，还有不少高官对他褒扬有加。但高宗却觉得他的讲授和议论没有多少超过程氏兄弟的。和程颐在北宋朝廷中的表现一样，尹焞也喜欢批评皇帝的某些细枝末节的个人癖好。比如，他反对高宗读著名诗人黄庭坚（1045—1105）的诗，说：“读那家伙的诗，能起什么好作用？”[55]他发现自己和朝中的一切格格不入，便抱怨那些才疏学浅的官僚把自己的学问看做“不实用和无关痛痒的”。他坚信，道德哲学是保卫国家的必要基础，而皇帝的道德水平则是朝政的核心。在反对和议的奏章中，在给秦桧的私人信件中，他坚持原则，并甘愿为坚持原则而去职。后来，朱熹及其学派对尹焞称赞不已。受其影响，《宋元学案》最初的编纂者对尹焞也称誉倍至，但这部书后来的编者却质疑这种评价，反问说：终尹焞一生之所学，对国事又有多少贡献？[56]
所有这些当过皇帝老师的道德保守主义者都处境不佳。原因之一，是他们没能在11世纪的大师们众所周知的学说之外开创任何新的理论境界。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双重的保守主义者：不仅在政治上保守，反对机构改革；而且在学术上也是保守的，把自己牢牢地禁锢在已有的思想框架之内，只是在前辈大师们画定的圈子里辛勤耕耘，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已转向内在。
他们的著述数量不大。或许，在两个学术浪潮之间，他们只能是相对较为缺乏创造力的。特别是，他们还赶上了战争的灾难与混乱。政治环境对他们也不利，大多数积极进取的士大夫在政治上都是现实和精于算计的，对哲学根本就不感兴趣。
皇帝想要有几个道德保守主义者立身朝廷，部分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求知欲；部分是要摆出一种政治姿态，向官僚表明自己的政策取向跟此前的黑暗时代有所区别；部分是作为橱窗摆设来抬升自己在普天之下的公众形象。他从来都没打算向这群人征求政治建议。但是，这些看起来不合时宜的学者却着实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烙印。他们坚持原则，以此支持那些现行政策的反对派，也为道德重建的前景存留下一份活的希望。在他们的激励下，新一代青年学者继续斗争，最终建立了新的道德先验论学派。
虽说保守主义知识分子无多建树，高宗还是接受了他们对元祐时期那充满怀旧色彩的崇敬。[57]元祐是王安石变法之后保守派掌权的时期。北宋晚期，元祐时代的领导人被宣布为“元祐党人”，遭到迫害，刻有他们的名字的石碑散布各地。高宗下令为元祐党人恢复名誉，授予他们身后哀荣，以便“引起各地百姓耳目的注意”[58]。最初的荣誉名单不无遗漏，因为在北宋末年，那些满含诅咒的碑刻已大多被毁，碑文的写本也不复完全。但是，不久，人们就在一些偏远地区发现了碑文的拓片，于是朝廷再次颁布命令发布完整的表彰名单。党人的儿孙获得了直接授官的特权。苏轼、程颐和少数人被授予较高的追赠官爵，而司马光则获得最高荣誉，成为先帝哲宗庙中的配享大臣。[59]
高宗皇帝对近事的兴趣开启了官修正史的纷争之门，引起纷争的是那段变法体制如跷跷板般废置变换的历史。正史的第一稿是在保守派集团的领导下完成的，自然将变法派置于不利地位。第二稿在变法体制恢复后完成，描绘出一幅相反的历史画卷。对保守主义先驱充满怀念之情的人们对它感到不满。范冲受命第三次修改这段历史。其父范祖禹（1041—1098）是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的合作伙伴之一。[60]范冲的第三稿出来之后，许多非保守主义官僚纷纷指出他出于私人报复心理造成的错误。错误如此之多，以致高宗不得不下诏命令范冲重考史实，以便改正那些有意或无意的错误。修订版本最终获得了朝廷的认可。[61]
在科举的考场中，保守主义者的声望开始逐渐上升。1132年，张九成（皇帝认为他的古代史讲得比胡安国好）中进士第一名，由此声名远播，甚至传到了女真人治下的北中国。1135年，张氏的一个学生又高中状元。[62]皇帝从科举考场上一次又一次的辉煌表现中看到，保守主义的学术确实值得表彰和提倡。他表示，希望举人们能将更多精力投入经学和元祐时代的著述，而不要太过关注诗赋。几年后，他特意重申这一期望，指出科举策论重在考察古今治国之术，并强调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而这正是道德保守主义理论所鼓吹的。[63]
但是，许多保守主义者，特别是后来的朱熹学派并不满足于此。他们宣称自己的学术不仅是最好的，而且是正确的，是儒学的真正合法继承人。在当时的国际竞争格局中，“正统”是最合时宜的话题。金朝占领了中国的政治中心——中原，由此获得了政治合法性的现成招牌。为与之抗衡，宋朝必须努力证明自己才是意识形态的正统，有着最先进的文明以及无与伦比的文化。他们自以为这样便可补偿军事上的弱势，提高政治上的自信，并在对其他周边小国的交往中维持中央帝国的尊严。在这一点上，南宋儒家诸派和所有的士绅都毫无异议，他们所争论的是：是否所有儒家流派都可以同等地享有“正统”的桂冠？正统真是从远古传递下来的吗？
1136年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意义重大的年份。儒家诸派就意识形态的正统及其传承线路问题进行了激烈辩争。挑起这场辩争的，是道德保守主义者朱震（1072—1138）。他来自长江中游（今天的湖北）。[64]朱震主张正统是循着从一个大师到被选中的弟子（在罕见的情况下可能是一个被选中的群体）的路线线性传承的，就像是许多宗教中从先知到徒弟的衣钵传递，或者皇位的继承及家族中的长子继承。这种说法符合深植于社会习俗的继承观念。但是，许多其他学派的儒者根本就不理会这套线性传承说，古代典籍中也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来支持它。
然而，朱震却并未就此打住。相反，他大胆推论，以为道或者说真理之路，是从远古的圣王传给孔子这位最伟大的圣人——“素王”，又从孔子传给其得意弟子曾参，曾参传孔子的孙子子思，子思传孟子。孟子之后，此线中绝近千年，既没有合法的继承人，也没有特别的传承活动。直到二程——北宋洛阳的程颢和程颐发现并重新接续起这条断线。从那以后，二程学派即成为惟一正统的卫道士。而后，正统转而向南传布。这种说法暗示正统的转移与朝廷的南迁并行不悖。其他几位保守主义学者作过大同小异的论述。有人画图来表示像族谱一样的传承线路。还有人把文章写得一本正经，就像有孔子、孟子的权威似的。但朱震却是第一个正式在朝廷上如此断言的人。[65]
此论一出，攻击随之而起。道德保守主义者所画的传承线路是如此狭隘，难免招来其他儒者的反击。发起反击的是陈公辅。其原委正是儒家学者间官场角斗方式的一个缩影，颇为值得玩味。起初，陈公辅因在太学诸生中的影响而显名，范冲对他印象深刻，推荐他升迁到更高的位置。之后，他又因攻击王安石的理论在朝中声名鹊起。到这时候为止，他和大批道德保守主义者结成朋友，虽然他本人还不算是其中的一员。1136年，他看到政治风标转向，决定疏远道德保守主义者。由于害怕背上支持太学诸生保守派运动的嫌疑，他决心摆明立场，转而反对保守派；于是，便抛出了一封陈词激烈的奏章，攻击朱震的正统论是僭伪的自我标榜，以此来取悦上面的人。[66]
抛开陈公辅别有用心的动机不论，这篇奏章的第一部分听起来颇有道理。它指出，自从王安石迫使文人们就范于自己的理论之后，文人圈的思想和政治风气就开始每况愈下。倘若再把程颐的学说树为惟一正确的理论，只会重蹈覆辙，诱使许多投机分子为营一己之私投身程学，或是假装服膺程学来沽名钓誉。接下来，奏章的语气变得尖刻起来：果真如此，那些假冒伪劣的程学信徒便会打着程颐的旗号口发异论，身着宽袍大袖，脚迈方步，眼睛翻向天空，模样荒唐无比。陈公辅煞有介事地问道：“假如程颐活着，一个像他这样的人能够处理国家事务吗？”[67]
陈公辅接着论证，那所谓的正统传承模式也是同样的荒唐。说程氏兄弟是正统的惟一传人，简直不可思议，证据何在？还有，此刻的正统又在哪里？最后，他作出结论说，那样的论断，“如果不是可笑的吹嘘，一定是疯狂的夸张”。其他人步其后尘，纷纷攻击道德保守主义者自说自话、自我膨胀，竟敢宣称自己是儒家正统的惟一代表。
将一厢情愿的单一正统论和所谓的传承体系宣判无效之后，批评者们变本加厉，把攻击的矛头指向程学言论。陈公辅首先建议，无论朝廷还是科举都不应把像程学这样的特定学派的理论官方化，因为一旦如此，其理论便不可避免遭到曲解。其他人则走得更远，宣称程学教义充满夸夸其谈，缺乏实用价值，部分根植于佛教，思考的是形而上学的空，所有这些加起来便构成离经叛道的异端。[68]其用意是毁灭性的：程学不仅算不上惟一正统，它本身反而恰恰就是异端。
道德保守主义者的确是自不量力。首先，他们低估了反对其标榜正统的潜在力量。他们本应意识到本学派虽然颇有声望，但还远远不足以在官僚和文人中赢得足够的支持。比如，就在1136年的辩争开始前不久，传说朱震即将主持来年科举，立刻就有人反对，说他会偏袒追随程学的举人。结果，朱震就真的没有得到那项任命。其次，自视过高是许多道德保守主义者的通病。他们高自标致，惹恼了不少学者，但却偏能自以为是，坚持以正统相标榜，把所有的批评、讽刺、挖苦都当做不敬，视而不见。[69]
不错，道德保守主义者的领袖人物的个人德行确实无可指摘，但其追随者中却有不少人的行为值得推敲。有人假称程学中人，领袖们也懒得去调查核实。有人伪造家庭背景，就像是南渡的北方移民常做的那样，把自己“过继”为元祐党人的后人，以便猎取朝廷特许的授官。还有些彻头彻尾的投机分子，一听说杨时和其他几位保守派学人获升朝位，立刻不请自来地自称门生，要求推荐。有些保守派的领袖，比如赵鼎（参见第6章）把这些人“宁可信其有”地照单全收，予以保荐任官。等到这帮只知营私的家伙负其夙望，甚至投向政敌时，领袖们也只有自任其咎。[70]
1136年的辩争无疑将保守主义者置于十分不利的处境。朱震等在朝知识分子没能成功地进行辩护。高宗皇帝似乎倾向于同情和支持程学的反对派。让保守主义者稍感庆幸的是，这时胡安国还没有被解职，尚能奋起捍卫保守主义者的立场。他说，不管怎样，二程之学源出孔孟之道，有什么理由横加摈弃？用他的话来说，解释是深入儒经真义的门径，而禁绝程学就像登堂入室却不经由门户一样。再说，以孝、悌、忠、信的标准衡量，程颐的行为都超出凡俗，堪为表率。众所周知，他从不接受任何不符合其道德标准、不正的东西，这样一位哲学家值得人们尊崇。不可否认，如今的许多程学信徒确实德行有亏。他们的自负已经遭到陈公辅之流的讥讽。但是，问题出在信徒身上——跟程颐本人又有什么关系？[71]
高宗是个善于玩弄权术的皇帝。胡安国的辩护发表之后，他决定不动声色地压制程学。出于常识性的政治考量，他不希望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朝廷分裂成互相对立的派系。相反，为了尽可能地笼络士大夫，他更愿意以后汉中兴之主光武帝（在位期间公元25—57）为榜样，采取“柔”道。[72]起先，他曾经宣布程学和王安石的学术各有可取之处。辩争发生之后，他的天平开始微妙地向多数派官僚倾斜，悄悄地冷落道德保守派。他没有明确宣布这种变化，而是采取委婉的说法，签署诏令表示“专门”、“私学”应当受到“限制”，后来又多次加以重申。[73]诏书中无一字涉及禁绝“专门”、“私学”，无一句申斥“专门”、“私学”的学者；只是说，学者们应当身体力行儒家美德，进行自我约束。但是，谁都明白“专门”、“私学”究竟指什么。在此后的几十年中，程学的流行程度明显下降。
除了这场辩争之外，高层的权力斗争也对道德保守主义的失势起了一定作用。程学的最大保护人赵鼎失去了首相之位[74]，取而代之的秦桧很快成为皇帝的代理人。他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恢复改革时期的风格。他是一个狡诈的阴谋家，极少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但人人都知道他不喜欢保守主义或者说程学理论（参见第5章）。1144年，有奏章建议科举考试禁绝“专门”之学和“曲学”——这是一个比“私学”更具贬损性的用词，皇帝表示首肯。尽管攻击还是遮遮掩掩，但已经比“限制”更甚一步。在太学中，同样的歧视开始流行。[75]几年之后，秦桧的孙子在科举试卷中公开攻击程学。他写道：“那些口口声声要正心的人自己都还没有正心，那些口口声声要诚意的人自己都还没有做到。”[76]言外之意是指责道德保守主义者是伪君子。从1144年到1155年秦桧之死为止，朝堂上失去了道德保守主义者活跃的身影。但是，正式的禁绝直到高宗统治结束之后很久才出现。高宗深谙统治之术，总是避免极端，在各种政治因素中保持平衡。
秦桧的死既没有撕去蒙在歧视上的面纱，也没有带来程学声望的回升。无论秦桧在还是不在，高宗在他统治的剩余岁月中保持着几乎同样的政策。[77]学术空气里透着死气沉沉的衙门气息，毫无理想可言。就像一篇文章里所说的，在整个国家“精英们饱受派性的折磨。作为学者，他们随着某个学派一时的升降沉浮而左右摇摆；作为官员，他们为官场的道德水准而忧心忡忡”[78]。
但是，在朝廷以外，道德保守主义却在顽强地生长蔓延。程学的新传人出现，这便是若干世纪之后西方研究者所说的“新儒家”。其支持者通过著书立说，出版本学派的著作，特别是开学授徒，成功地扩大了新儒学的影响。当各地的地方官学纷纷陷于颓败凋敝，新儒家却在他们的所居之地开创、促进和扩大了民间的书院。几十年中，他们与政治风暴、压制甚至官方的迫害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烦躁和苦闷未能阻止他们取得辉煌的最终胜利：国家终于赋予他们的儒学以正统的光荣。
在中国，这一正统在宋朝灭亡之后继续存在，直到19世纪末，其影响远播朝鲜、日本和越南。新儒家塑造了整个东亚的思想和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