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的人看来，护国政体于1658年达到鼎盛。爱德华·海德写道：“奥利弗·克伦威尔解散了最后一届议会后，国内外的一切事务似乎都按照他的意愿运转。他的权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稳固。”军事叛变、保王派叛乱、入侵阴谋，这三大在春天针对奥利弗·克伦威尔统治的威胁都得到成功化解。阴谋集团头目被及时逮捕，阴谋遭到挫败。一些心怀不满的官员被解职，几个第五君主派被监禁，高等法院审判了十几个保王派，其中五人被绑上绞刑架或断头台。在国外，沙丘的胜利和敦刻尔克的占领给英格兰军队带来了新的荣誉。奥利弗·克伦威尔在欧洲的声望得到提升。福肯贝格子爵托马斯·贝拉西在法兰西宫廷受到了隆重的接待。路易十四派来专员对奥利弗·克伦威尔表示祝贺，证明欧洲最强大的君主对与奥利弗·克伦威尔友谊的重视。

然而，现代历史学家对当时情况的看法却不那么乐观。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奥利弗·克伦威尔的权力岌岌可危，他肯定已经向周围的困难屈服了。这些历史学家表示，如果没有议会的支持，奥利弗·克伦威尔必将破产；而如果他召集议会，必将被推翻。这两种说法都言过其实，因为这两种困难都不是不能克服的。自开始执政以来，奥利弗·克伦威尔一直面临着这两方面的问题，而他的政府也设法解决了问题。

1658年，财政困难比议会困难更严重。长期议会被驱逐时，国家财政正处于混乱状态。财产税已经上升到每月十二万英镑，而政府每月负债却高达约七万英镑。皇家土地、教会土地、充公的地产——紧急时期的主要财政来源——几乎都被变卖了。在护国制期间，政府改善了财政管理，对公共资金的使用更节制，并降低了税收。每月税收最初降到九万英镑，然后降到六万英镑，最后降到五万英镑。但国家支出并没有相应降低，因此，收支没有平衡。1657年到1658年，奥利弗·克伦威尔政府的年收入大概有一百九十万英镑，而支出约四百万英镑甚至更多。陆军花费约一百一十万英镑，海军花费约九十万英镑，政府民事花费约三十万英镑。造成巨额赤字的原因有两个。其一是控制爱尔兰和苏格兰的成本。这两个国家的收入不足以支付当地驻军的成本，因此，英格兰财政部每年不得不为此提供二十五万英镑的资金。其二是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国外政策。据金融家计算，维持一支用于自卫的舰队只需要不到五十万英镑。然而，一支强大到足以与西班牙争夺西部海域控制权、封锁西班牙海岸、干涉波罗的海诸国争端的海军，所需花费要翻倍。这造成的后果是，护国主奥利弗·克伦威尔的政府总是经济拮据，债台高筑。1659年春，债务达到了一百七十五万英镑。假如护国制的金融家能像威廉三世时代的金融家一样，采用发行公债和贷款的方式弥补战争造成的赤字，或许能暂时解决困难。但受当时条件所限，奥利弗·克伦威尔的财政顾问也缺乏经验，没有采用这样的措施。因此，唯一的办法就是削减开支，或者从议会获得更多的资助。两者都很难实现，但也不是绝无可能。1658年的战役成功后，西班牙将被迫讲和，削减海军和陆军开支成为可能。法兰西大使是一位精明的观察员，密切关注这个问题并做出了正确的估计。他认为政府在财政上的窘迫并没有危及政府的稳定。在他看来，议会推翻政府的可能性不大。政府的四十名支持者退出议会，组建第二议院，政府失去了议会的多数席位。因此，共和党人在上届议会的第二次会议上取得了暂时的成功，但这个成功不可复制。护国制不但没有失去议会的力量，反而获得了更多支持。1654年，议会削弱了奥利弗·克伦威尔的权威。1656年，议会提高了奥利弗·克伦威尔的权威。1658年夏，奥利弗·克伦威尔决定在年底前召集另一届议会，而如果不是他突然离世，这个意图可能已经实现了。所有人都满怀信心地认为议会将再次提出给奥利弗·克伦威尔加冕。此外，正如1658年12月的选举显示，政府将获得至少三分之二的议会多数席位。理查德·克伦威尔获得了议会的支持，证明反对派企图推翻他父亲奥利弗·克伦威尔的理论根本站不住脚。

事实清楚地表明，护国制的维持有赖于军队的忠诚。在护国制初期，军队人数有六万多。1654年12月，尽管刚刚裁军，但散布在三个王国的军队仍然有五万三千人。到护国制结束时，包括在佛兰德斯和牙买加的军队在内，共有四万八千人。在这期间，军队的性质和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反对政府的军官一个接一个地被剥夺了指挥权：1653年12月的托马斯·哈里森少将、1654年的罗伯特·奥弗顿和其他四名上校、1657年的约翰·兰伯特少将、1658年春的威廉·帕克少将和五名奥利弗·克伦威尔所在兵团的上尉，无一例外。1658年，上级军官要么是奥利弗·克伦威尔的个人追随者，要么是对政治问题不感兴趣的职业军人，乔治·蒙克这样的人取代了托马斯·哈里森少将这样的人。在下级军官和士官军官中，有许多共和党人，但他们没有足够的影响力，无法构成威胁。所有的重浸派和第五君主派都被清除出军队，而普通士兵将服兵役看作一种谋生手段。如果军饷拖欠太多，他可能会制造暴动。但制造暴动绝不是出于维护政治主张。

护国制的历史是奥利弗·克伦威尔逐渐从军队的政治控制中解放出来的历史。护国主奥利弗·克伦威尔不仅两次成功地粉碎了议会反对派和军队不满分子结盟的企图，而且每次都加强了他在军队中的权威。

只要奥利弗·克伦威尔还活着，起义运动就绝不可能成功。在绝望之余，保王派和平等派多次策划暗杀奥利弗·克伦威尔的阴谋。1654年，查理二世身边的一些人用国王的名义发布公告称，任何人只要成功用“手枪、刀剑或毒药”杀死某个叫奥利弗·克伦威尔的人，就将获赏五百英镑，并被授予骑士爵位和上校军衔。查理二世知道这些阴谋，只是提议暗杀奥利弗·克伦威尔应该结合大规模的保王派起义，而不仅仅是一次孤立的行动。后来还有许多同样性质的计划，特别是在平等派和保王派结盟之后。爱德华·塞斯比中校曾经是奥利弗·克伦威尔所在兵团的一名士兵，如今负责安排暗杀奥利弗·克伦威尔，为此西班牙政府提供了资金。1657年1月泄露的阴谋中，迈尔斯·辛德库姆就是他派出的特工。1657年5月，迈尔斯·辛德库姆出版了一本名为《刺杀非谋杀》[1]的小册子，意图证明杀死奥利弗·克伦威尔既是合法的，也是光荣的。他说：“为了上帝的荣誉和安全及自身和国家的利益，让每个秉承了上帝的智慧和勇气的人，用一切理性手段将世界从这个祸害手中解放出来。”迈尔斯·辛德库姆宣称：“不是我死，就是奥利弗·克伦威尔亡。”迈尔斯·辛德库姆在乔装打扮前往英格兰安排暗杀计划时被捕，死于在伦敦塔被监禁期间。

警察将所有阴谋都汇报给了奥利弗·克伦威尔，但他对这些阴谋嗤之以鼻。在一次演讲中，奥利弗·克伦威尔称这些阴谋为“小打小闹”。奥利弗·克伦威尔将1654年的阴谋告诉议会说：“第一次暗杀是针对我个人。这对我和你们来说，都不值得放在心上，因为他们在阴谋得逞前就会丧命。”

奥利弗·克伦威尔当上护国主后，警卫还是最初做总司令时由四十五名绅士组成的。1656年，为了预防这类阴谋的发生，警卫人数上升到一百六十人。保王派记载说，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奥利弗·克伦威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担心人身安全”，因此，他周围总有卫兵护卫，再也没有沿原来的路线去过汉普顿宫，而且每天换不同的地方休息。这些不过是无稽之谈。奥利弗·克伦威尔虽然采取了合理的预防措施，但也没有过分夸张。他不是一个会被威胁吓倒的人，但他和对手一样清楚，他的生命关系重大，而他事业的永久存续希望渺茫。

奥利弗·克伦威尔正在衰老，这才是对护国制真正的威胁。他现在已经五十九岁了。在执政之前，战事劳顿损害了他的健康。1648年春天，他患了一场重病，1651年春天又病了一次。对于第二次生病，他曾经说：“我以为我会死于这场疾病。”在繁重的政务下，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派遣外国的使者经常提到，延迟谈判的原因之一是护国主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健康状况不佳。奥利弗·克伦威尔在1651年的签名和在1657年的签名大不一样。写下第一个签名的那只勇敢坚定的手在六年后变得颤抖无力。他的讲话证明他感觉到了肩上的重担。1657年，他说：“到现在我才发现，崇高的职位和无上的权力同时也是巨大的负担。这不仅是一个哲学命题，事实也确实如此。”失败曾经使乔治·丹东[2]大失所望，乔治·丹东叫道，做一个穷渔夫总比做一个统治者好。在为无上权力奔忙劳碌时，奥利弗·克伦威尔偶尔也会怀念平静的乡村生活。“在上帝面前，我们微小如蝼蚁。我愿意住在我的木头房子里，饲养着我的羊群，而不是管理这样的政府。”

奥利弗·克伦威尔1651年和1657年的签名

乔治·丹东

奥利弗·克伦威尔总是足智多谋，勇敢面对每一个新的困难。但一个困难刚被克服，另一个困难又出现了。不断的斗争对他的精力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在他的管家约翰·梅德斯顿看来，“在没有议会协助的情况下，他不得不尽其所能与一切困难做斗争”。他的第二届议会解散后，这更是一个致命的负担。“我敢说，虽然他身躯里储备着无限的精力，但这耗尽了他的心神，并最终将他送进了坟墓。”

个人的不幸也增加了他的负担。1658年2月，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小女儿弗朗西丝·克伦威尔的丈夫罗伯特·里奇结婚才四个月就去世了。1658年8月6日，他最宠爱的女儿伊丽莎白·克伦威尔在长期的病痛折磨后也去世了。在她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奥利弗·克伦威尔经常陪伴着她，“她极度痛苦的样子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罗伯特·里奇

在女儿的葬礼后不久，奥利弗·克伦威尔患了疟疾并伴随着间歇性发烧，但几天后他似乎摆脱了病魔，恢复了体力。1658年8月20日，乔治·福克斯前往汉普顿宫，“就朋友们的冤屈”向奥利弗·克伦威尔求情。他看到奥利弗·克伦威尔带领着警卫在公园骑马。乔治·福克斯说：“我走近他之前，感觉到有一股死亡之风向他袭来。而当我走到他身边后，他看起来像个死人。”第二天，奥利弗·克伦威尔又病了，但他确信上帝会回应他的祈祷，他会康复。他对一位忧心忡忡的医生说：“驱走你脸上所有的悲伤，像对待军人一样对待我。”“你或许医术十分高超，但自然能做的远超过所有医生。而上帝远胜于自然。”发烧暂时缓解后，医生命令他搬到白厅去住，认为换换空气对他有好处。

奥利弗·克伦威尔陪伴生病的伊丽莎白·克伦威尔

伊丽莎白·克伦威尔病亡

在白厅，奥利弗·克伦威尔的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变得更糟。他被交替的冷热折磨着，大家都意识到情况严重。约翰·瑟罗在给亨利·克伦威尔的信中写道：“我们极度担忧，看不到希望。”1658年8月31日星期二，法兰西大使告诉法兰西政府，英格兰护国主奥利弗·克伦威尔生命垂危。但就在当天晚上，他重新振作起来，似乎有好转的迹象。那天晚上，一个留在病房看护的人说他听到奥利弗·克伦威尔在祈祷，“为上帝的事业而献身的公共精神确实一直延续到他最后一次呼吸”。奥利弗·克伦威尔不是为自己或家人祈祷，而是为清教主义和所有清教徒祈祷——为“上帝的事业”和“上帝的子民”祈祷。奥利弗·克伦威尔说：“虽然我承担不起，但您让我成为一个卑微的工具，可以为他们做点好事，为您服务。他们中的许多人把我看得太重要了，尽管其他人希望我死，并为此欢呼。但主啊，无论您怎样处置我，都请继续向他们播撒善意。让他们保持判断力，坚持信仰，互信互爱。请继续护佑他们……教导他们依靠自己，而不是过分依赖您的‘工具’。原谅那些想要践踏可怜的蝼蚁之人，因为他们也是您的子民。求您看在耶稣基督的份上，饶恕我这短暂而愚妄的祷告。承您恩典，让我们一夜平安。”

奥利弗·克伦威尔逐渐衰弱。1658年9月2日，星期四的晚上，他非常焦躁不安，不时自言自语，断断续续，人们难以听清。他说：“我愿意继续活着为上帝和他的子民做更多的事，但我的职责已经完成了。”“上帝将与他的子民同在。”他静待死亡。

一名医生给他一些喝的，让他尽量入睡。但他回答说：“我不想喝，也不想睡，我只想尽快离去。”快到早上的时候，他再次开口，“用隐晦的圣言，暗示着内心的安慰与平静”，混杂其中的是“过度自我贬抑的话语，自我毁灭和自我审判”，此后他不再说话。1658年9月3日，星期五下午四点，奥利弗·克伦威尔去世。

奥利弗·克伦威尔之死

这一天是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幸运日，邓巴和伍斯特的胜利纪念日。

正如安德鲁·马维尔所唱：

他的荣誉从未消逝，

整年都是奥利弗·克伦威尔的纪念日，

但今日，是最吉利的日子，

战场上他曾经三次头戴桂冠，

掀翻敌人藏身的邓巴之山，

他穿过幽深的塞文河，终结内战。

他的永生是否同一时刻，

与他的名字永垂史册？

生病期间，奥利弗·克伦威尔口头将长子指定为继承人。因此，奥利弗·克伦威尔死后只过了约三个小时，理查德·克伦威尔就被宣布成为护国主。各郡、各市、各兵团纷纷来信向新的统治者表示祝贺，外国列强也立即向这位新统治者表示祝贺和承认。几乎没有什么反对意见，似乎他就应该继承护国主之位。约翰·瑟罗在给亨利·克伦威尔的信中写道：“甚至没有激起一声狗叫。这是多么平静啊！”

理查德·克伦威尔就任后的第一件事是安排父亲的葬礼。经过防腐处理，奥利弗·克伦威尔的遗体被从白厅运到萨默塞特宫[3]并安放，就像当年安放詹姆斯一世的遗体那样。奥利弗·克伦威尔的蜡像身穿貂皮镶边的紫色王袍，手里拿着金色的权杖，头上戴着一顶王冠，一连好几个星期供众人瞻仰。1658年9月26日，奥利弗·克伦威尔的遗体被秘密安葬在亨利七世的小礼拜堂里。1658年11月23日，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举行了一场盛大的葬礼。所有高级官吏和各兵团的军官庄严地从萨默塞特宫出发，穿过大街，走向威斯敏斯特教堂。街道两旁站着的士兵身穿有黑色纽扣的红外套。

萨默塞特宫

葬礼花了六万英镑。由于花费过大，政府无力承担，引起了共和党人的愤怒批评。他们的不满原本应该无关大局，但在一个更危险的地方，这些无关紧要的不满正酝酿着大祸。在护国主的国务委员会中，民事派和军事派之间出现了不和。奥利弗·克伦威尔曾经是总司令兼护国主，但现在高级军官们要求自己选出一个总司令，并提名乔治·弗利特伍德中将为候选人。他们的目的是摆脱理查德·克伦威尔的民事顾问的控制，使军队独立于民事权力外。理查德·克伦威尔坚决拒绝了他们的要求。暴风雨似乎平息了，但军官们只是等待一个更合适的时机。

政府运转需要资金。1659年1月，理查德·克伦威尔不得不召集议会。所有共和党领导人都获得了席位，但超过三分之二的当选议员是政府的支持者。对于是否承认理查德·克伦威尔的护国主身份，议员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论战。接着，针对苏格兰和爱尔兰议员是否有权参加议会，以及上议院的地位问题，议员们展开了激烈辩论。在这些问题上，政府都赢得了胜利。然而，与此同时，军队的骚动又开始了。军官委员会重提了上一年秋天的要求。议会反对军队独裁，对理查德·克伦威尔表示支持。理查德·克伦威尔命令军官委员会停止会议。军方领导人与下议院的共和党少数派结盟，拒绝服从命令。几个坚持服从理查德·克伦威尔命令的上校则被军队驱逐。伦敦所有的兵团都聚集在圣詹姆斯宫的乔治·弗利特伍德中将周围。乔治·弗利特伍德中将和约翰·德斯伯勒代表军官委员会要求立即解散议会。约翰·德斯伯勒说：“如果他解散议会，军官们就会支持他；而如果他拒绝，军官们也可以自行解散议会，那他就自求多福吧。”如果理查德·克伦威尔继续坚持，可能会有一些胜算，因为乔治·蒙克和苏格兰的军队仍然愿意效忠于他，而亨利·克伦威尔和爱尔兰军队也会支持他。但理查德·克伦威尔相信了他们的承诺。无论结果如何，他都不敢发动内战。“我不会为了维护我的地位而让流血事件发生。”1659年4月21日，迫于压力，理查德·克伦威尔解散了议会。两周后，他辞去职位。

奥利弗·克伦威尔的遗体

威斯敏斯特教堂

因此，护国制在共和党和军队的不满分子结盟前就垮台了。此前，奥利弗·克伦威尔一直能稳稳地控制住局面。乔治·弗利特伍德中将无意推翻小舅子，约翰·德斯伯勒对外甥也没有敌意。他们只是想让理查德·克伦威尔成为手中的工具，用他的名义统治政府。然而，下级军官宣布恢复共和国，推翻了克伦威尔家族的统治。1653年4月，下级军官驱逐了长期议会。1659年5月7日，同一批人重新扶持长期议会上台。到这时，革命结束。

这些临时盟友之间没有真正的团结。用共和国名义统治英格兰的五六十名长期议会议员没有学到任何教训，也没有忘记任何恩怨。士兵们意识到，如果没有军队的支持，政府一天也维持不下去。当士兵的要求被忽视时，他们变得焦躁不安，恕不可遏。1659年8月，在约翰·兰伯特少将镇压保王派叛乱后，议会和军队公开决裂。议会开除了约翰·兰伯特少将和其他八名军官，原因是他们发起了一项请愿。议会宣布请愿书具有煽动性。1659年10月13日，约翰·兰伯特少将采取报复行动，终止了议会。

虽然名义上乔治·弗利特伍德中将是军队的领袖，但约翰·兰伯特少将才是军队真正的首领。现在约翰·兰伯特少将身居1653年4月时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地位，但这次军队分裂了。在苏格兰，乔治·蒙克一边宣布恢复议会，一边拖延谈判，从而阻止约翰·兰伯特少将和乔治·弗利特伍德中将采取行动，直到士兵逃亡、舰队叛变和伦敦敌对迫使他们让步。1659年12月月末，长期议会第二次恢复。乔治·蒙克带着六千余人进入英格兰，一路没有碰上任何阻力。使议会恢复的不是人们对议会的喜爱，而是对军事政府的敌视。在充满讽刺意味的绰号“残余议会”下，议会成了每一个民谣作者的笑柄，但目前是宪法留下来的唯一痕迹。英格兰人民厌倦了政治实验，也烦透了刀剑统治，希望回归熟知的法律和政府。当乔治·蒙克行军到伦敦时，许多人请愿，要求他宣布议会自由。每个请愿者都心知肚明，一个真正有代表性的议会意味着查理二世的复辟。作为回应，乔治·蒙克宣布对共和国矢志不渝。但他暗下决心，要用手中的权力让国家自由地决定未来走向。1648年，托马斯·普赖德上校曾经驱逐长老派议员。1660年2月21日，乔治·蒙克利用伦敦的不满，迫使议会重新接纳这些议员。因此，乔治·蒙克获得了议会多数派的支持，可以提出请求让下议院自行表决解散。1660年3月16日，乔治·蒙克签发令状，要求召开自由议会。作为总司令，他负责维护选举自由，控制军队，守护国家和平。

1660年左右的查理二世

乔治·蒙克对英格兰最大的贡献不是复辟查理二世。在军队和议会决裂后，复辟在所难免。亚伯拉罕·考利说：“这股洪流不可抗拒。面对它，最强大的力量也无法抵御，而最弱小的力量也能顺流前进。”乔治·蒙克的贡献是在没有发生内战的情况下实现了复辟。他圆滑无耻的政策蒙蔽了共和党人的眼睛，当他们想反抗时为时已晚。乔治·蒙克利用军队实现了自己的目的，而这原本是军队大部分人想要尽力阻止的。但如果不是乔治·蒙克，用奥利弗·克伦威尔的话说，英格兰就是“一个该隐”。多亏了乔治·蒙克，通过一场和平的宪政革命，英格兰从代表少数人的武装政府过渡到全国绝大多数人希望的政府。因此，建立在铁血基础上的清教主义统治不攻自破。长老派和保王派在1647年就开始的联盟现在终于成功了。曾经胜利的独立派四分五裂，无力改变现状。在给约翰·温思罗普的一封信中，奥利弗·克伦威尔的管家约翰·梅德斯顿为军事独立派写下了墓志铭：

约翰·温思罗普

独立派利益被践踏在地。曾经宣称是忠实信徒的著名人物，此前在战争中取得了伟大胜利，因而在军中获得了巨大权力。他们用手中的权力对独立派管理施加各式改革，而这些改革是危险且有害的……他们极力攻击独立派创始人的原则。作为公理教会会众，他们不仅让独立派变得卑鄙无耻，而且使独立派信徒在整个国家眼中变得面目可憎。

1660年4月月末，二十年来第一次召开自由议会。1660年5月29日，查理二世重回伦敦，“这是超过两万骑兵和两万步兵的胜利。他们挥舞着刀剑，欢呼雀跃，带着无法形容的喜悦。道路上摆满了鲜花，钟声阵阵。街道上绣帷漫天，喷泉里酒香四溢”。约翰·伊夫林写道：

我站在河岸街观看。上帝保佑，这一切竟然发生了。军队还是那支反叛过国王的军队，这次却没有造成任何流血牺牲。但这是上帝所为。自从犹太人逃脱了巴比伦的囚禁以来，这样的复辟前所未有。这个国家呈现出从未有过的愉悦和生机。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期待它或者实现它都已超过人类的处事原则。

查理二世回归后，英格兰回到了内战开始前的状态。奥利弗·克伦威尔的立法和长期议会制定的所有法律都被认定无效。除弑君者和少数被认为特别危险的人外，所有政治犯都获得大赦。十二名弑君者因叛国罪被处以极刑。休·彼得斯和亨利·韦恩爵士也遭遇同样的命运。有二十人逃到了国外，二十五人被处以终身监禁。活着的人受到了惩罚，而死去的人也难逃报复。1660年11月，下议院讨论了剥夺奥利弗·克伦威尔和其他弑君者公民权的法案。在讨论过程中，西利乌斯·提图斯上尉站起来观察讨论情况：

查理二世在荷兰登船返回伦敦

查理二世回到伦敦

死刑的执行没有放过坟墓里的叛徒。一些人的头颅已经被放上了案板，而查理二世希望下议院下令将那些埋在威斯敏斯特的魔鬼的尸体——奥利弗·克伦威尔、萨金特·约翰·布拉德肖、亨利·艾尔顿挖出坟墓，拖到泰伯恩挂一段时间，然后埋在绞刑架下。

塞缪尔·佩皮斯认为很难决定“让一个像奥利弗·克伦威尔这样勇敢的人蒙羞，虽然他罪有应得”。尽管出席的四百五十一位议员中有很多肯定同意塞缪尔·佩皮斯的观点，但这次投票没有遭到任何反对。

1661年1月26日，奥利弗·克伦威尔和亨利·艾尔顿的尸体被从威斯敏斯特教堂的坟墓中挖出来。1661年1月28日，这两具尸体被从威斯敏斯特运到霍尔本的红狮旅馆。最后，1661年1月30日早晨，也就是处死查理一世的十二周年纪念日，他们和萨金特·约翰·布拉德肖的尸体都被放到了从霍尔本到泰伯恩的雪橇。“一路上，就像在这之前把遗体从威斯敏斯特运过来一样，人们蜂拥赶来，大声叫骂。”这家报纸还报道称，“当这三具尸体到达泰伯恩的时候，它们被从棺材里拖出来，挂在一棵树的三个枝丫上，直到太阳落山。随后刽子手放下尸体，砍掉头颅，而可憎的躯干被扔进绞刑架下的深坑里。”刽子手将头颅放在柱子上，高悬在威斯敏斯特大厅的顶上：萨金特·约翰·布拉德肖的头颅放在中间，而亨利·艾尔顿和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头颅分别放在两边。

然而，尽管这一切都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的，许多地方却声称有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坟墓，就像曾经争夺荷马出生地的荣誉一样。奇怪的谣言传到国外，说受辱的并不是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尸体。1663年，一位来英格兰旅行的法兰西人听说，奥利弗·克伦威尔曾经下令打开威斯敏斯特教堂里的四百五十二座皇家陵墓，调换尸体，这样就没有人知道他的尸体安置在哪了。塞缪尔·佩皮斯将这个故事告诉了奥利弗·克伦威尔的一位牧师，牧师回答说：“他相信奥利弗·克伦威尔从未有过这么卑劣的想法。”另一个谣言是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尸体被秘密运走，并在深夜被埋在纳斯比荒原。第三种说法是，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女儿福肯贝格夫人玛丽·克伦威尔预见到了改朝换代，事先将父亲的遗体从威斯敏斯特教堂移出，重新埋葬在约克郡纽堡修道院的墓园中。一直以来，这些故事都有人深信不疑。然而，目前没有任何可信的证据足以证明挂在泰伯恩的绞刑架上的不是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尸体，或者他的尸体没有被埋在绞刑架下面。现在的康诺特广场所在地，有千人万马践踏，而在街道下一两码的地方，就埋着这位伟大的护国主的遗骨。

奥利弗·克伦威尔、萨金特·约翰·布拉德肖、亨利·艾尔顿的尸骨被悬挂示众

注解：

[1]　《刺杀非谋杀》，1657年出版的一本时事小册子，主张暗杀奥利弗·克伦威尔。这本小册子发行后销售一空。据说这本小册子出现后奥利弗·克伦威尔十分不安，不敢在同一个地方待两个晚上以上，出行时总是小心谨慎。——译者注

[2]　乔治·丹东，法兰西大革命的领袖，1794年4月5日被处死。——译者注

[3]　萨默塞特宫，位于伦敦中部，是英格兰最早的文艺复兴时期建筑之一。17世纪，萨默塞特宫先后成为詹姆士一世王后、查理一世王后和查理二世王后的居所。——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