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死查理一世后，紧接着是废除君主制。1649年2月6日，下议院投票认为上议院既无用又危险，应该予以废除。1649年2月8日，下议院通过决议认为国王这个职位对这个国家的自由、安全和公共利益来说是不必要的负担和潜在的危险。随后，废除这两者的法案相继出台。1649年5月19日，第三项法案出台，宣布建立英格兰共和国。该法案宣布：“从今以后，英格兰将成为一个共和国，一个自由国家。作为这个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议会中的人民代表将管理国家。议会将任命下属的政府官员，为了人民的利益管理国家。”从此以后，所有的文书都要以“英格兰自由卫士”的名义下发，而大印章要刻上议会的铭文，“上帝赐福恢复自由元年”。

共和国的缔造者没有解释所谓的“自由国家”的确切含义。托马斯·霍布斯和詹姆斯·哈林顿一致将新政府定义为寡头政府。时事评论家认为这是贵族政府，但新政府表面依据的原则是民主政治。在1649年1月4日的决议中，下议院宣布人民是上帝之下所有正义力量的源头，并以此为依据推翻上议院。在一份关于建立共和国的理由的声明中，他们声称国王只是行政长官，是经由国王统治下的人民同意设立的，如果国王管理不善，人民就有权罢免国王。约翰·弥尔顿后来成为国务委员会的秘书之一，也发表了类似的观点。约翰·弥尔顿写了《国王和行政官的任期》。在文中，他断言“所有的人都是生而自由的，是上帝自身形象的再现”。受约翰·弥尔顿启示，让-雅克·卢梭认为政府起源于社会契约。然而，尽管英格兰共和国号称是民主政府，在这个新名字下，共和国只是长期议会统治的一个对象。残余议会将曾经属于国王和王国三个阶层的所有的权力都归为己有。因国王和上议院的存在而形成的制衡，以及教会在立法方面曾经产生的影响力，现在都已经被清除干净。这个新建立的机构只不过是进一步发展了内战时由委员会组成的政府制度。国务委员会既不是参议院也不是内阁，没有权力制衡议会，只是一个每年选举一次的委员会，同时受议会委托承担行政和管理职责。组成国务委员会的四十一人中，除十人外，其余都是议会的议员。

让-雅克·卢梭

因此，长期议会拥有无上权威。这在英格兰的所有政治集会中，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长期议会的立法权力不受限制，通过国务委员会间接行使行政权，通过议会决议直接实施行政权，通过干涉私人诉讼和任命具有准司法职能的委员会行使司法权。长期议会拥有不可分割、不受控制的主权。奥利弗·克伦威尔在八年后说：

当时的英格兰人民就是这样的处境。议会将之前三个阶层的权威都揽在手中。它是如此自以为是。如果有人来问：“你根据什么法则来判断？”它可能会说：“怎么了？我无须法则。我在立法和司法上是至高无上的。”

这一权威机构带来的更大麻烦是，议会压根没有结束的那一天。议会不像现在这样一年只有七个月办公，而是全年都办公，假期从来没有超过三四天。此外，根据1641年5月11日的法案，议会不得休会、闭会或解散，除非经议会自己同意。虽然通过该法案的国王已经驾崩，但该法案仍然生效。所以，用奥利弗·克伦威尔的话来说，这个国家是由“永恒的议会统治”。

虽然长期议会的权力达到了巅峰，但它没有理论依据可以证明它的权力是合法的。1649年1月4日，下议院通过的一项决议宣称：“英格兰议会的下议院由人民代表并代表人民，在这个国家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通过这个决议时，下议院此时最没有资格称自己代表人民。内战期间，保王派议员被驱逐。1648年，长老派成员被驱逐。这时的议会，正如奥利弗·克伦威尔所说，经过了“筛选，只剩下小部分人”。1640年11月，长期议会召开时，约有四百九十名议员。1649年1月，还留在下议院的，或自愿留下来的，不超过九十人。很多地区都没有代表。当时的一本小册子里记录了议员名单，没有一个代表来自赫里福德郡、赫特福德郡、坎伯兰郡和兰开夏郡，也没有一个代表来自议会管辖范围内的自治市。威尔士有三个代表，而伦敦只有一个代表。虽然在后来的几年，几次补充扩容和重新选举使在任议员的总数增加到一百二十五人左右，但在1649年到1653年，长期议会没有资格说自己代表人民。因为长期议会的权力不是建立在人民的意愿上，而是建立在军队的支持上，建立在英格兰人对议会迷信式的尊敬上。即使长期议会只是一个影子议会。

在政治上，最重要的问题是军队将继续支持这个残余议会多久。军队与议会表面的一致掩盖了它们在政治观点上的根本分歧。军队认为维持现有议会只是权宜之计，议会则认为自己是一个合法的最高统治者，拥有不可剥夺的统治权。军队理解的自由国家指的是民主政权，不接受没有共和制度的共和国。最重要的是，军队要求新成立的国家应该将成文宪法作为基础明确规定被统治者的权利和政府的权力。在1649年1月起草的《人民公约》中，军队勾勒出了心目中共和国的轮廓。长期议会将于1649年4月结束。所有为救济穷人而纳税的公民，以及除家奴和乞丐外的任何一名男子，都有投票权。选区将变得更平等。议会每两年选举一次，一年的会期不超过六个月。在议会休会期间，由国务委员会行使权力。如果国家认为必要，可以由国家出资维持一个国家教会，但教皇制教会和主教制教会除外。所有形式的基督教都将获得宽容对待。最后，为确保对专制权力的限制，《人民公约》列举了几项任何政府都不能干涉的基本权利：不受压迫的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信仰自由。

军队的宪法计划于1649年1月20日提交给议会。它要求的不是通过法律形式将宪法计划强加给国家，而是要求将其提交给国家接受。宪法计划将通过类似请愿书的形式在人民中散发，请人民签名。如果大多数支持者都表示赞成，就采取措施使计划生效。议会接过了《人民公约》并表示感谢，但从此将它束之高阁。

1649年4月过去了，议会没有任何解散的迹象。1650年，亨利·马滕明确表达了军队希望成立新议会的愿望。亨利·马滕将共和国比作婴儿摩西。他说，有人在芦苇中发现了摩西，将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面前。法老的女儿认真仔细地找出孩子的母亲。孩子的母亲将摩西托付给法老的女儿照顾。共和国就像一个婴儿，成长缓慢，宪法现在还很脆弱。没有人能像养育它的母亲那样照顾它。在它长大成年、实力增强之前，不应将它托付给别人。

法老的女儿与婴儿西摩

1649年，要让这一观点得到支持任重道远。年轻的共和国面临着国内外的敌人。在英格兰，共和国面临来自保王派、长老会和平等派的威胁；在欧洲，英格兰共和国没有朋友。查理一世的处决引起了国外普遍的恐慌。当时的欧洲统治者不会联合起来惩治弑君者，虽然保王派也希望如此，但各国政府和人民都对英格兰怀有敌意。在俄罗斯，沙皇囚禁英格兰商人，没收他们的货物。在德意志、瑞典和丹麦，牧师们严厉谴责英格兰教派，力图撇清新教与弑君之间的联系。共和党人本来期待得到尼德兰联合省的同情，但公众对他们同样愤怒。荷兰议会将查理二世称为国王，对他父王查理一世的崩逝表示慰问，并允许鲁珀特亲王在荷兰港口装备舰队。荷兰议会拒绝接见英格兰派往荷兰的使者瓦尔特·思特里克兰德，也拒绝承认这个新国家。1649年5月，一个来自英格兰的特别大使埃萨克·多利斯劳斯博士在海牙被苏格兰保王派谋杀。尽管荷兰政府答应会追查到底，但民众情绪使凶手得以逃脱。这种敌意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尼德兰联合省总督威廉二世的影响。他与查理一世的女儿玛丽·斯图亚特的婚姻使奥兰治王朝成为斯图亚特王朝的坚定盟友。威廉二世给查理二世提供了金钱和建议。如果条件允许，他还可以做得更多。但七个省中最强大富裕的荷兰反对联合省总督的战争计划，希望与英格兰和平共处。

瓦尔特·思特里克兰德

埃萨克·多利斯劳斯博士在海牙被苏格兰保王派谋杀

因查理一世被处决，每个英格兰人在法兰西都不受欢迎。枢机主教朱尔斯·马扎林正忙于与西班牙开战，法兰西的内部事务也让他焦头烂额，无法给查理二世提供帮助。但他拒绝承认英格兰共和国。英法关系迅速恶化。法兰西政府禁止进口英格兰布料，作为报复，英格兰禁止进口法兰西葡萄酒、毛织品和丝绸。法兰西的私掠船蓄意破坏英格兰的贸易，甚至官方船也加入进来。1649年到1650年，法兰西掠夺了英格兰总量达五千吨的海运货物，货物价值达五十万英镑。理所当然，英格兰商人对法兰西也进行了报复性掠夺。两国外交关系中断，一名法兰西使者被驱逐，一名使者一上岸就被遣返，还有一名使者刚抵达英格兰就被勒令离开。

尼德兰联合省总督威廉二世

玛丽·斯图亚特

枢机主教朱尔斯·马扎林

与法兰西的敌意相比，西班牙的态度友好得多。虽然西班牙不承认英格兰共和国，但西班牙大使与英格兰国务委员会保持着非官方往来，而西班牙政府在英格兰各党派之间保持中立。西班牙要等到新政府的永久存在得到保证时才采取行动，同时拒绝帮助一个复位机会看起来不大的王位继承人。弗兰西斯·卡廷顿和爱德华·海德是查理二世派往西班牙的特使。西班牙对他们态度十分冷淡，拒绝了他们的援助请求。与此同时，1650年5月27日，英格兰共和国的使者安东尼·阿斯克姆一抵达马德里就被英格兰保王派谋杀，只有一名凶手受到了惩罚。西班牙首相说：“我羡慕那些先生，他们做了如此高尚的事。”虽然政治需要可能会迫使西班牙与英格兰共和国保持友好关系，但无论是臣民还是统治者，都和法兰西人一样对英格兰共和国怀有敌意。

弗兰西斯·卡廷顿

安东尼·阿斯克姆

在英格兰，国王被俘引发的反对情绪随着国王被处死而越发强烈。行刑十天后，《国王圣像》印刷出版，书中将查理一世描绘成孤独而痛苦的殉道者。虽然这本书确实是约翰·高登博士写的，但英格兰保王派确信书中包含了查理一世亲手写下的思想和感情。这本书提高了保王派的忠诚度，转变了动摇派，甚至感动了冷漠派。他们开始相信查理一世是最好的君主，也是最温顺的殉道者。查理一世不再是被政客们讨伐的背信弃义的暴君，而是戏剧家赞美的有着温和的声音和悲伤的眼神的人。约翰·弥尔顿抱怨说，人们“精神卑劣，愚蠢堕落。除了少数一些人还保留着古英格兰的坚韧和对自由的热爱，大多数人时刻准备跪倒在地，向这个人的肖像和回忆录表示崇敬。而正是此人，比以往任何大不列颠国王都更擅长玩弄阴谋诡计。他破坏了自由，将暴政演变成一门艺术”。在《偶像破坏者》一书中，约翰·弥尔顿竭力粉碎“反复无常、感性荒谬、偶像崇拜的乌合之众”的偶像，但完全失败了。

就目前而言，保王派势单力薄，不足以构成严重威胁。在荷兰和法兰西，一群因战争而一无所有的贵族和士兵焦急地等待着反攻征服者的机会。蒙特罗斯侯爵詹姆斯·格雷汉姆已经在北欧开始征募兵丁，准备重新登陆苏格兰。在写给已故查理一世的诗句中，蒙特罗斯侯爵詹姆斯·格雷汉姆承诺要为查理一世报仇：

我要在您的葬礼上吹响小号，

以血肉书写您的墓志铭。

其他流亡者，或为谋利或为复仇，开始私掠船舰。从爱尔兰港口、曼岛、泽西岛和锡利群岛出发，成群结队的私掠船舰在英吉利海峡出没，掠夺英格兰商船。更遥远的海域也不安全。几个月后，在大西洋上，鲁珀特亲王带着残存的皇家舰队掠夺了许多战利品。鲁珀特亲王突袭进入地中海，在亚速尔群岛附近拦截返航的英格兰船舰，甚至还在西印度洋海域大肆破坏。他的一个军官写道：“我们靠在海上劳作为生，贫穷和绝望是我们的伙伴，而复仇是我们的向导。”

然而，在国内，保王派被镇压制服了。一些保王派领导人被关进监狱，其他领导人则受到共和国高等法院的审判。通常来说，对战败一方的惩罚仅限于罚款。早在战争初期，议会就通过决议没收了反对议会的武装分子的所有财产。后来，议会采用了违法者复利计划，也就是说，保王派分子可以以一定比例的价值赎回财产。赎金的数额从财产资本价值的二分之一到十分之一不等，根据财产所有者的地位和犯罪程度来具体确定。在这种制度下，议会筹集了大量资金用来支付战争费用。这种手段在惩罚保王派方面效果明显，但在增加收入方面的效果不尽如人意。举个例子，假如一个乡绅为支持查理一世，熔化了金银器皿，砍倒了橡树，结果战败后不得不筹集罚金。而这时他资金短缺，土地价值大幅降低。确定罚金数额的过程漫长而复杂。在确定过程中，他的财产已经被扣押。如果他没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分期支付罚金，或者被发现瞒报了财产，议会就会重新评估罚款，或者重新扣押财产。他可能会像以往一样迫切希望看到国王重回王位的那一天，但他已经被解除了武装，而且穷困潦倒，再没有机会实现愿望了。然而，许多保王派甘愿冒着生命危险再次尝试。这些人与流亡王室保持着密切联系。1650年，中央保王派委员会建立，每个郡都有代表参加。但即使是最乐观的策划者也承认，如果没有国外援助，保王派“极度恐惧”，不敢拿起武器。

鲁珀特亲王带领残存的皇家海军出没大西洋、地中海示意图

在英格兰，在反对政府方面，保王派的潜在盟友是长老派和平等派。长老派人数众多，有钱有势。他们的势力集中在伦敦、各大城镇和兰开夏郡，大多数中产阶级和神职人员都属于这个党派。长老会的神职人员曾经强烈反对审判查理一世。他们中有许多人布道反对共和国，还有一些人大胆为查理二世祈祷。他们谴责共和国是“异端的民主”，并拒绝议会强加的忠诚承诺书。但除了消极抵抗，他们很少采取进一步行动。长老派和保王派的愿景大相径庭，因此他们之间不可能有真诚的合作。长老派想要的是在提交给查理一世《纽波特条约》的基础上建立君主立宪制，而保王派想要的是恢复战前的君主制。长老派要求建立某种形式的长老会教会，而保王派要求维持主教制度。1648年，长老派的不信任和冷漠阻碍了保王派的成功，也阻碍了他们和保王派的联盟。保王派同样不信任长老派。对爱德华·海德这样的人来说，长老派无异于叛徒，他们的悔悟是空洞的，他们的原则对君主制和宗教的摧残不亚于独立派的原则。长老派剥夺了查理一世的国王权力，给了独立派剥夺查理一世生命的机会。一位保王派分子总结了长老派和独立派两党在处决查理一世这件事上的作用，他认为虽然独立派砍下了查理一世的头颅，却是长老派将查理一世送上了断头台。虽然逆境可能会让长老派和保王派走到一起，但除非对军事统治的仇恨和对无政府状态的恐惧能抹去他们对战争的记忆，否则他们不可能采取联合行动。

平等派与保王派联盟的概率同样微乎其微。在平等派的名义下，有两个截然不同的政党。尽管这两个政党对现政府持敌对态度，但都不赞成君主制。一小部分人自称是真正的平等派，要求彻底的社会变革。他们说，没有彻底的社会变革，共和国就是个笑话。“除非我们穷人和绅士一样，也有可自由支配的土地，否则这就不可能是一个自由的共和国。”目前，他们要求分给他们公地和荒地，梦想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在这个共和国里，没有土地私有制，没有买卖，没有贫富。

大多数平等派只要求进行政治改革，他们声称没有打算“平分土地，破坏财产，或将一切变成共有”。他们想要的是限制政府的权力，扩大个人的权利。他们政治纲领的三个主张是男子选举权、年度议会和完全的宗教自由。他们抱怨说，1648年的革命结束得太快，共和国不是一个绝对的民主国家。

社会主义者是无害的空想家，他们的学说没有什么建树，但民主党人的学说却硕果累累。民主党的代表人物约翰·利尔伯恩是一位卓有成效的时事册子撰写人，精力充沛的演说家，一位具有非凡毅力和勇气的党派领导人。在与政府的斗争中，他不仅表达了自己政党的愿望，还表达了共和国所有反对者的心声。政府没收了他的小册子，将他投入监狱，并以叛国罪对他进行审判。然而，这只会增加他的声望。“诚实的约翰·利尔伯恩”否定了当局用剑发号施令的权力，要求享有每个英格兰人与生俱来的自由权利。这时，没有哪个伦敦陪审团愿意给他定罪。他一次次地被囚禁，但他从不屈服。1651年12月，议会通过了驱逐他的法案。

由于树敌太多，共和国的缔造者面临的任务异常艰巨。然而，他们掌握着所有的政府机构，尽管支持者不多，但他们的精力和热情弥补了支持者人数不足的缺陷。国务委员会由具有军事或政治经验的乡绅组成，除了三四个职业军人，还有几个律师和商人。其中一些人相当能干，出现了好几个政治家，正如约翰·弥尔顿谈到亨利·韦恩爵士时所说的，当罗马长老院击退皮拉斯和汉尼拔·巴卡时，他们是最适合掌管罗马的长老。通过委员会和理事会进行管理的制度，一个部门下设的每一个机构都有可能增加一些具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外来者。因此，共和国的行政管理远比长期议会或君主制时期要好得多。保王派的时事小册子作者将当权者描绘成腐败分子和自私自利者。但实际上，除少数几个例外，大部分管理者都品格高尚、大公无私。即使在一个持敌对态度的外国观察者看来，如今的管理者确实配得上自己手中的权力，虽然他们的行政权来得不是那么正大光明。朱尔斯·马扎林的一位使者写道：

他们不仅在海上和陆上非常强大，在生活中也不卖弄浮夸，不相互攻击。他们在生活上精打细算，在公共事务上却慷慨无私，每个人都将公共事务当成个人事务一样辛苦奔忙。他们经手大量的金钱，却严守纪律，诚实管理。他们奖罚分明。

共和国的财力远超斯图亚特王朝的任何时期。1633年，查理一世的国库收入估计为六十一万八千英镑。1649年，共和国每月的税赋、海关税、消费税、违法者罚款和没收土地的出售收入约达两百万英镑。然而，共和国的花费很大。海上安全及可能发生的对外战争使海军的重组成为当务之急。因此，华威克伯爵罗伯特·里奇的最高海军将领职位被撤销，舰队的指挥权授予了三位海军上将：罗伯特·布莱克、罗伯特·迪恩和爱德华·波普汉姆。国务委员会下属的海事委员会取代华威克伯爵罗伯特·里奇行使海军事务的普通监督权，但船舰的建造、船员的管理及其他具体的海军事务交由海军委员董事会管理，这些董事会委员根据海上行动需要决定海上战斗舰队需要什么。在接下来的三年，海军增加了四十一艘战舰，还增加了一些雇佣商船。水手们比在查理一世手下时吃得更好，报酬更高，其他待遇也更优厚，而且他们可以从战利品中抽成三分之一，这大大激发了他们的作战热情。外国入侵的隐患很快消除，占领海洋已经成为现实，而不是一句空话。

罗伯特·布莱克

共和国军队虽然规模相较当前任务来说太小，但用于镇压叛乱或防止侵略则绰绰有余。新模范军的两万一千名士兵已经增加了一倍。1649年，常备军人数为四万四千人，其中一万两千人已经被派去重新征服爱尔兰。在性质和组成上，常备军与新模范军没有什么不同。军队穿上了统一的制服，从此“红外套”和士兵成了同义词。由于部队的薪金较高，而且退役相对比较规律，因此无须强制征召新兵。至于军官，从军已经成为一种职业，很少有人退休，除非残疾或被革职。各个级别的官员都受到某种集体情感的鼓舞，习惯在政治中一起行动。但在军官和士兵之间，开始出现严重的意见分歧。平等派的煽动在下级军士中迅速得到响应。许多士兵像约翰·利尔伯恩一样要求立即实现民主共和国。另一些人则希望重新建立鼓动者委员会，废除戒严法。与1647年一样，士兵拒绝去爱尔兰服役，再加上饷银拖欠问题，军队的不满情绪加剧。约翰·利尔伯恩抓住机会攻击军官委员会和作为精神领袖的奥利弗·克伦威尔。约翰·利尔伯恩和追随者谴责奥利弗·克伦威尔是一个暴君，一个叛教者和伪君子。在他们的一本时事小册子中有这样的描述：“你不能和奥利弗·克伦威尔谈任何事情，他只会将手放在胸前，两眼望向天空，呼唤上帝作证。他会号啕痛哭，悔恨不已，同时会一拳击向你的心脏。”

煽动者约翰·利尔伯恩

奥利弗·克伦威尔对这些人身攻击毫不在意，但他感受到了这种躁动情绪对共和国的威胁。他坚定不移地坚持现有社会秩序，认为平等派的教唆是为了推翻权威，掠夺财产。在后来的一次讲话中，奥利弗·克伦威尔总结了他对平等运动的看法。阶层明确是社会的基石。“贵族、绅士、自耕农，这样的构成是国家稳定的基础。”但“平等原则”倾向于消灭所有的等级和阶层，实现人人平等。有意无意地，平等派的目标被他描述成这样：“他们的目的不是要使佃户像地主一样自由获得财富吗？”宣扬这种理论对国家是危险的，“因为这种理论取悦了所有的穷人，在所有坏人当中也大受欢迎”。

平等派在军队中宣传平起平坐的观点，煽动士兵反抗军官。奥利弗·克伦威尔处理这些头目的方法十分迅速果决。1649年3月，约翰·利尔伯恩和其他三名煽动者被带到国务委员会。奥利弗·克伦威尔拍着会议桌说：

我告诉你们，要对付这些人，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将他们打倒，否则他们就会打倒你们。没错，他们会将王国中的流血事件和财产损失都归罪到你们头上，让你们多年的辛苦劳作化为乌有。所以我再次告诉你们，你们必须打倒他们。

约翰·利尔伯恩和朋友们被关进了伦敦塔，但士兵们的躁动仍然不减。1649年5月，在索尔兹伯里，被指定前往爱尔兰的三个军团爆发了公开叛变，宣称在英格兰获得自由前拒绝前往爱尔兰。他们的口号是“英格兰的自由，士兵的权利”，并希望其他军团也加入他们。但奥利弗·克伦威尔和托马斯·费尔法克斯爵士没有给他们积蓄力量的时间。

这两位将军火速带领军队从伦敦赶到牛津，在伯福德整治了叛乱分子，俘虏了四百人，驱散了其余的人。几乎没有流血打斗。两位将军击毙了三名叛乱士官，并扬言要消灭其余的叛变者，但最终让他们重新回到军队并将他们送往爱尔兰。

奥利弗·克伦威尔不只在军队中打击反对共和国事业的敌人，他还投入极大的热情努力安抚游移不定的支持者，重新赢得失去的朋友。许多独立派人士愿意接受共和国，即便他们不赞成共和国建立的方式，但共和国的成立已经是既成事实。这些人被纳入国务委员会，与宪法革命的发起人共事。这个折中处理很有可能是奥利弗·克伦威尔的主意。他在上议院问题上的态度同样温和。奥利弗·克伦威尔反对废除上议院，希望将它作为一个纯粹的咨询机构被保留。在像埃德蒙·勒德洛这样狂热的共和党人看来，这就是缺乏原则。事实上，他天生的保守主义使他不愿意做出超出必要范围的宪法改革。同时，他也希望保留那些迄今为止仍然支持这项事业的几个贵族的支持。1649年4月，奥利弗·克伦威尔甚至向长老派示好。正如他在1647年曾经提出的那样，如果长老派能宽容对待那些信仰其他信条的“和平守法者”，他就同意建立长老会制度。他也表示，只要那些因“荣誉大清洗”而被驱逐的下议院议员承诺对共和国忠诚，他就同意重新接纳他们。但长老派拒绝了他的提议。

这些妥协的尝试在历史上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但奥利弗·克伦威尔的信表明他曾经努力试图改变其他人的看法。罗伯特·哈蒙德和菲利普·沃顿勋爵曾经是他的朋友，但正如奥利弗·克伦威尔所说，现在理性推理让他们脱离了为上帝服务的轨道，而为了将他们重新拉回轨道，奥利弗·克伦威尔诉诸信仰而不是理性，因为这是他消除顾虑的方法。他对菲利普·沃顿说：

打消您的疑虑或者回应您的异议都不重要。这些我都有所听闻，也曾为此心绪不宁，但现在我已经归于平静。为此我万分感谢。我不是在谴责您的推理，我是怀疑这些推理。

菲利普·沃顿无法接受“荣誉大清洗”和处死查理一世的做法。他谴责共和国的建立非法，并质疑有关人员的品性。奥利弗·克伦威尔回答说：

“如果我们过于看重形式，就会轻易反对上帝的光荣行动。不要纠结于方式方法，因为或许他们已经没有别的办法。如果上帝接受了他们的热情，就像接受了菲尼亚斯的一样呢？如果出于理性推理，菲尼亚斯原本应该被带到陪审团面前。”但最重要的是，“如果上帝已经表现出对这一行为的认可和接受呢？不仅是通过外在的表征，而且是发自内心的认可呢”？

菲利普·沃顿

对奥利弗·克伦威尔来说，这种外在标志与内在信念的结合无须争辩。事件的逻辑是唯一令人信服的逻辑。这是他在1648年针对罗伯特·哈蒙德的怀疑给出的回应。“世俗的理性会蒙蔽我们”，让我们看看上帝的目的是什么，而这是通过事件显现出来的。事情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上帝要让它发生。因此人们所说的事件，对于基督教教徒来说，就是“天命”“神启”“天意”。没有所谓的命运，“那是一个过于异教的词”。没有所谓的偶然，每一场战争都是“对上帝的呼吁”。奥利弗·克伦威尔经常用这个词作为战斗的同义词。胜负不是偶然，这是“上帝的旨意，却被错误地称为战争的机会”。因此，他事业上一次次接连的胜利都又一次证明了这个事业的正义性。他在爱尔兰的胜利成了共和国的合法证明。他告诉议长：“这是上帝对您的政府大变革的认可。”

不可否认，这种信仰包含了一种宿命论。奥利弗·克伦威尔自己也曾承认他倾向于过度使用“外在天意”。这一信条给他带来的对事业的巨大信心是他吸引众多追随者的力量源泉。其中一个追随者说：

在战场的高处，就像在邓巴、伍斯特和其他地方一样，当奥利弗·克伦威尔手里掌握着自己的命运时，他的信仰不是起着异乎寻常的作用吗？因此，当别人——包括一些善良的人——被恐惧和沮丧压迫时，他的眼中却闪耀着成功和胜利。

无论他自己会遭遇什么，这个事业都不能失败。“这是上帝的事业，必须兴旺发达。”他对朋友的劝告不是为了事业，而是为了那些内心犹疑的朋友。他告诉一个朋友：“耶和华不需要你。”他又劝说另一个朋友：“这个事业不需要你，但你需要它。”他心里只有这样的担忧：“如果我的朋友由于虚假错误的推理，从主的事业中抽身而出，那该怎么办？”在任何岗位为这样的事业服务是“这个世界给予的最大荣耀”。他呼吁说：“作为主的仆人而奔波是何等的伟大！”那么，一个人是被称为叛教者还是暴君，无论这样的服务会带来什么样的谴责和疏远或彻夜不休和辛苦劳作，都无关紧要了。“我们都不要在意人们会如何看待这些行为。不管他们愿意与否，上帝的美好愿望终将实现。我们要为我们的后代服务。我们可以指望在其他地方安息：这次休息将是永久的。”

因此，当其他人踟蹰不前时，用安德鲁·马维尔的话说，奥利弗·克伦威尔“不屈不挠地向前挺进”。共和国是幸运的，在需要的时候有这样一个仆人。更幸运的是，共和国的统治者意识到奥利弗·克伦威尔所效忠的事业不是某种政府形式，而是能与任何政府形式相容的理想目标。他曾经试图在君主制中寻求宗教和公民自由；现在要在一个共和制里寻求；今后，他要在一个既不属于君主制也不属于共和制的政府里寻求。在他看来，目前宗教和公民自由似乎与共和国密不可分。

奥利弗·克伦威尔和他的将军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