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革命与七月革命的异同
1850年2月23日，站在讲坛上评价1848年的二月革命时，阿方斯·玛利·路易·普拉·德·拉马丁先生和玛利·约瑟夫·路易·阿道夫·梯也尔先生将其定性为一场可怕的、灾难性的革命。无论是对发起者还是受害者来说，1848年的二月革命都无异于石破天惊。无论后人如何评说，是否同意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或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建立者所持的观点，反思1848年的二月革命时，所有人都会感受到忧郁和阴暗。在三天时间里，这场导致七十二名士兵牺牲、二百八十九名暴乱分子死亡却未起战火的革命极大地改变了世界。1848年的二月革命有力说明了人类无论如何精心算计都难以做到分毫不差，证明了最优秀政治家也有可能盲目行事。当然，没有人比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更了解七月革命的历史。在统治期间，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可能会对自己说道：“我见证了查理十世的错误，绝不会摔和他一样的跟头。我肯定不会像查理十世那样失败。”然而，无论是法兰西路易-腓力一世和他的大臣们还是反对派成员，所有人都没有从七月革命的历史中吸取教训。1848年的二月革命仿佛是一种命运的嘲弄——无论资质颇深的议员们有何种看法，1848年的二月革命都像是对七月革命的一次拙劣的模仿。
1830年3月2日，在自己执政期间的最后一次会议上，查理十世谈到了给他的政府制造障碍的罪恶策略。1847年12月28日，同样是在自己执政期间的最后一次会议上，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同样指出，“盲目或敌意的激情”煽动了骚乱。诸如“应受谴责的花招”和“盲目或有害的激情”这些直白又轻率的言辞就是国王与反对派之间的战争的信号。
德·夏多布里昂先生引导朋友们为1848年2月22日的演讲投票，而卡米耶·亚森特·奥迪隆·巴罗先生则组织了十二区的宴会。当时，德·夏多布里昂先生和卡米耶·亚森特·奥迪隆·巴罗先生都以为自己的做法只是会为各个政府部门带来某些改变，没有想到会引发一场革命。
查理十世和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虽然收到了同样的警示信号，但都视若无睹，就像水手只有在遇上海难后才会意识到暴风雨已经降临。
和七月革命一样，1848年的二月革命也分为三个阶段。
疾病如果在一开始就得到控制，那么不会继续发展下去。然而，实际上，法兰西的“疾病”一直在自由地发展。
拉古萨公爵奥古斯特·弗雷德里克·路易·维耶斯·德·马尔蒙和伊斯利公爵托马·罗贝尔·比若虽然非常不受欢迎，但与共和党人和正统主义者臭味相投。直到最后一刻，拉古萨公爵奥古斯特·弗雷德里克·路易·维耶斯·德·马尔蒙和伊斯利公爵托马·罗贝尔·比若才得到军队的领导权。拉古萨公爵奥古斯特·弗雷德里克·路易·维耶斯·德·马尔蒙和伊斯利公爵托马·罗贝尔·比若如果事先知情，那么很容易便能组织防御和抵抗行动。可惜的是，拉古萨公爵奥古斯特·弗雷德里克·路易·维耶斯·德·马尔蒙和伊斯利公爵托马·罗贝尔·比若受命太迟，而等待他们的只有败局。
伊斯利公爵托马·罗贝尔·比若采用的正是拉古萨公爵奥古斯特·弗雷德里克·路易·维耶斯·德·马尔蒙成功使用的那一套方案，即让军队排成纵队穿越城市，再回到起点——对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和查理十世来说，这种排兵布阵的方式都十分致命。
拉古萨公爵奥古斯特·弗雷德里克·路易·维耶斯·德·马尔蒙
1795年10月5日，即葡月暴动时，拿破仑一世展示了如何在街头进行斗殴。然而，伊斯利公爵托马·罗贝尔·比若和拉古萨公爵奥古斯特·弗雷德里克·路易·维耶斯·德·马尔蒙都没有从拿破仑一世身上吸取教训。出于人道主义或其他动机，拉古萨公爵奥古斯特·弗雷德里克·路易·维耶斯·德·马尔蒙犹豫是否应该让士兵们使用火炮，禁止士兵们向民众开火，使军事行动陷入了瘫痪。此外，伊斯利公爵托马·罗贝尔·比若允许玛利·阿方斯·贝多将军和国民自卫军谈判并且命令停火的做法导致军队的士气严重受挫。
摆在伊斯利公爵托马·罗贝尔·比若和拉古萨公爵奥古斯特·弗雷德里克·路易·维耶斯·德·马尔蒙的面前有两条路，即和平之路和战争之路。伊斯利公爵托马·罗贝尔·比若和拉古萨公爵奥古斯特·弗雷德里克·路易·维耶斯·德·马尔蒙选择和平和战争两条路一块走，却没有成功走上任何一条路。在巴黎，伊斯利公爵托马·罗贝尔·比若和拉古萨公爵奥古斯特·弗雷德里克·路易·维耶斯·德·马尔蒙架满却未使用枪炮，造成威势却未发动袭击。伊斯利公爵托马·罗贝尔·比若和拉古萨公爵奥古斯特·弗雷德里克·路易·维耶斯·德·马尔蒙被自己的失败弄得不知所措——一旦倒下，他们甚至都不会试图站起来。
拿破仑一世让位给拿破仑二世的愚蠢行为没有让查理十世和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得到任何启示。巧合的是，查理十世和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要传位的孩子都是九岁——尚博尔伯爵亨利·夏尔·斐迪南·玛利·迪厄多内·德·阿图瓦出生于1820年9月29日，而巴黎伯爵路易·菲利普·德·阿尔贝则出生于1838年8月24日。和七月革命一样，1848年的二月革命对老人和妇孺毫无怜悯之情。
八岁时的尚博尔伯爵亨利·夏尔·斐迪南·玛利·迪厄多内·德·阿图瓦
七月革命与1848年的二月革命还有一个相似点，即这两场革命所处年代的女性比男性更有判断力。查理十世和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如果能听从女性的建议，那么或许可以保住他们的王位。
1830年7月28日，贝里公爵夫人玛丽-卡罗琳·德·波旁-西西勒恳求查理十世让她从圣克卢骑马去巴黎面对巴黎人民和军队。查理十世唯一的回应是让贝里公爵夫人保持沉默，并且禁止任何人向她提供马匹。贝里公爵夫人玛丽-卡罗琳·德·波旁-西西勒流下了愤怒的泪水，大声喊道：“天哪！成为女人真是不幸啊！”
1848年2月24日早晨，在狂风肆虐、雷声隆隆和法兰西这艘大船搁浅的情况下，是谁稳住了船长并且让他冷静下来重新掌舵？是一个女人——玛丽·阿梅莉王后。又是谁建议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穿上制服去检阅正规军和国民自卫军？还是玛丽·阿梅莉王后。不幸的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被胆小的顾问欺骗，决定退位并且放弃王位和七月王朝时，又是谁哭喊道“虽然敌人想夺走你的权杖，但除了你，没有人能拥有它！英勇赴死都好过退位！骑上马去迎战！军队会追随你的”？是玛丽·阿梅莉王后——总是玛丽·阿梅莉王后。玛丽·阿梅莉王后这位杰出的女性是伟大的玛丽亚·特蕾西娅·沃尔布加·阿马利娅·克里斯蒂娜的后代。
勇敢的奥尔良公爵夫人海伦·路易丝·伊丽莎白丝毫不逊于玛丽·阿梅莉王后。奥尔良公爵夫人海伦·路易丝·伊丽莎白在杜伊勒里宫的住所曾属于贝里公爵夫人玛丽-卡罗琳·德·波旁-西西勒。作为一位母亲，奥尔良公爵夫人海伦·路易丝·伊丽莎白展示了因恐惧被放逐和想为巴黎伯爵路易·菲利普·阿尔贝争取王位的野心而被激发出的勇气与智慧。和贝里公爵夫人玛丽-卡罗琳·德·波旁-西西勒为尚博尔伯爵亨利·夏尔·斐迪南·玛利·迪厄多内·德·阿图瓦做的事一样，奥尔良公爵夫人海伦·路易丝·伊丽莎白也勇敢地维护了巴黎伯爵路易·菲利普·阿尔贝的权利。1848年2月24日，在下议院，奥尔良公爵夫人海伦·路易丝·伊丽莎白的勇敢行为完全配得上安德烈·玛利·让·雅克·迪潘先生写给她的悼词。安德烈·玛利·让·雅克·迪潘先生写道：“虽然1848年2月24日的结局不像支持君主制的人期待的那样，但作为母亲和英勇的奥尔良公爵斐迪南·菲利普·路易·夏尔·埃里克·罗萨利诺·德·奥尔良的遗孀，奥尔良公爵夫人海伦·路易丝·伊丽莎白勇敢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而后人则会将她的行为视为一种荣耀。在君主制存在的最后一天，我紧紧抓住上天赋予我的巨大荣誉，即支持奥尔良公爵夫人海伦·路易丝·伊丽莎白——这是我此生最勇敢的行动！”
1830年8月16日，在瑟堡，贝里公爵夫人玛丽-卡罗琳·德·波旁-西西勒戴着一顶帽子，和查理十世登上了船。贝里公爵夫人玛丽-卡罗琳·德·波旁-西西勒的表情透露着些许坚毅和无所畏惧。贝里公爵夫人玛丽-卡罗琳·德·波旁-西西勒眺望着法兰西的地平线，似乎说道：“我还会回来的。”
被流放的奥尔良公爵夫人海伦·路易丝·伊丽莎白也没有气馁。有一天，奥尔良公爵夫人海伦·路易丝·伊丽莎白大声喊道：“一想到可能永远无法再见到法兰西，我的心就似乎被撕裂了。”
我已经指出了七月革命和1848年的二月革命的许多相似之处。最后，让我们来看一看七月革命和1848年的二月革命之间的区别——和七月革命相比，1848年的二月革命似乎对宗教怀有敬畏。
在1830年的法兰西，任何僧侣都不能穿多米尼克修道服。1848年2月27日，即1848年二月革命后的第一个周日，让-巴蒂斯特·亨利-多米尼克·拉科代尔神父身披多米尼克修道服，走上了巴黎圣母院的讲坛，说道：“啊，制造这一切可怕打击的上帝啊，能够审判国王和仲裁世界的上帝啊，请慈悲地对待法兰西人民吧。法兰西人民是您遵守律法和虔诚的长子啊！请想想法兰西人民以前对您的侍奉，想想您第一次赐福给法兰西人民的情景。请再次让法兰西人民得到您的庇护吧！请与法兰西人民再续古老的盟约吧，让古老的盟约再放光，让人民的内心再次全部属于您吧！公正又神圣的上帝啊！从被亵渎的国王的宫殿到一尘不染的王后的宫殿，您的子民双手捧着十字架。请您通过这个十字架照看、保护和启迪我们吧！请再一次昭示世人‘敬重您的民族，终能获得拯救’吧！”说这些话时，让-巴蒂斯特·亨利-多米尼克·拉科代尔神父要压下的不是人们的低语声，而是赞许的欢呼声。
1830年，巴黎大主教亚森特-路易·德·凯朗被迫东躲西藏。1848年，在两位代理主教的陪同下，巴黎大主教德尼-奥古斯特·阿弗乐拜访了临时政府的总统雅克-夏尔·杜邦·德·厄尔。雅克-夏尔·杜邦·德·厄尔对巴黎大主教德尼-奥古斯特·阿弗乐说道：“自由和宗教是一对姐妹，都对友好共存感兴趣。”
巴黎大主教德尼-奥古斯特·阿弗乐
在七月革命时期，从政治的角度来看，神职人员沦为了被征服者。在1848年的二月革命时期，共和党人、英烈总统玛利·弗朗索瓦·萨迪·卡诺之父拉扎尔·伊波利特·卡诺对着一众法兰西大主教和主教们发表了讲话。在讲话的结尾，拉扎尔·伊波利特·卡诺说道：“不要让你们教区里的神父忘记，作为公民，他们享有参与各种政治活动的权利，是伟大的法兰西家庭的孩子。不要让你们的教区里的神父忘记，在选举大会或国民大会上，他们可以获得同胞们对他们的信任。神职人员需要捍卫的只有一种利益，即国家利益，与宗教紧密相连的国家利益。”
拉扎尔·伊波利特·卡诺
七月革命爆发时，神父们不敢穿教士袍走上街头。1848年二月革命时，神父们庄严地祝福自由之树。
简而言之，七月革命是基督教性质的革命，而1848年的二月革命则具有民主启蒙意义。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在七月革命和1848年的二月革命的间隔期里，巴黎人民对宗教的态度悄然发生了转变，而流亡生涯令玛丽·阿梅莉王后接受了这样的改变。正是因为感受到了巴黎民众对宗教的态度的改变，玛丽·阿梅莉王后才从未停止对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施加个人影响。虽然对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施加个人影响时，玛丽·阿梅莉王后做得谨慎又矜持，但这种影响非常真实，甚至贯穿于整个七月王朝存续期间。虔诚的玛丽·阿梅莉王后习惯于将宗教的利益置于首位。圣日耳曼教堂遭到洗劫和破坏时，玛丽·阿梅莉王后备受折磨。得知1848年的二月革命没造成和圣日耳曼教堂遭到洗劫类似的惨剧时，玛丽·阿梅莉王后由衷地感谢了上帝。人们虽然洗劫了杜伊勒里宫，将整个纳伊城堡付之一炬，但没有亵渎教堂。人们烧毁王座，却尊重祭坛。经历了1848年的二月革命后的法兰西人仍然信仰着天主教——虽然王冠已碎，但十字架犹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