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热衷艺事，自作亦高，扩充并掌翰林图画院，使北宋画坛达到极盛。由于徽宗所倡，使院体画风居于主导，《画继·论近》多有记载。如赵佶独赏之龙德壶中殿斜枝月季，是因“此作春时

日中者，无毫发差”，辨“孔雀升高，必先举左（脚）”而使“众史骇服”。这种“无毫发差”的审美要求，造就的画风是工巧精微，如作者“尝见一轴，甚可爱玩”，所画为一宫女露半身于殿廊朱门外，“以箕贮果皮作弃掷状，如鸭脚、荔枝、胡桃、榧、栗、榛、芡之属，一一可辨”。对于赵估如此崇尚法度，邓椿录而不论，但其不满，却可从《论远》中见之。他认为朱景玄虽有首立逸品之功，“然逸之高，岂得附于三品之之末？未若休复首推之为当也”。邓椿对放佚过甚也不满，《论远》云：“画之逸格，至孙位极矣，后人往往益为狂肆。石恪、孙太古犹之可也，然未免乎粗鄙，至贯休、云子辈则又无所忌惮者也。意欲高而未尝不卑，实斯人之徒欤！”这种既尊逸品又薄狂放之见，应该说是比较公允，是代表当时文人画普遍习尚的。

《画继》不但以推尊逸品一反居主导地位的院体画风，而且在不满“所尚专以形似”，深鄙“众工之事”同时，极力提倡画家的文学修养，从而丰富了宋代的文人画家的文学修养，从而丰富了宋代的文人画理论。《论远》不无极端地说：“画者文之极也”，并谓多文晓画，无文难晓，并举少陵题咏、昌黎作记及本朝欧、苏、黄、陈等人为例以明之。在邓椿看来，“评品精高”的鉴赏和“挥染超拔”的创作，都得益于文学修养，“画者岂独艺之云乎？”虽其所云画外功夫并不周全，但重视文学修养无疑是很正确的。当然，贬院体、鄙画工，也可见文入画倡导者的偏颇。

此外，顺应宋代以来山水花鸟等题材兴盛、水平日高的潮流，《画继·论远》在再申传神重要之同时，谓“世徒知人之有神，而不知物之有神”，亦为卓见。论吴道子与李公麟之同在兼具六法，其异则是“吴笔豪放，不限长壁大轴，出奇无穷。伯时痛自裁损，只于澄心纸上，运奇布巧，未见其大手笔，非不能也，盖实矫之，恐其或近众工之事”。非仅就吴、李可见唐宋画风之别，亦见宋代文人画审美趣味。对于评画之“善观”，邓椿认为应不囿于“独以其方所见”，要懂得“鸟兽草木之赋状也，其在五方，各自不同”的道理，亦很有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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