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岑科
苏格拉底有句名言，“我知道自己的无知”，乍一听是句谦虚的话，但经过长期学习的人都知道，这句话的水太深了，绝不是谦虚这么简单。
歌德写《浮士德》，主人公是位学者，多年埋头钻研，学识渊博，受人尊敬，但仍然苦恼，他知道自己的学识似是而非，有很多问题并没有搞清楚，于是决定回归世俗，想通过实践获取知识。书中有句传世的话，“理论是灰色的，现实之树常青”，反映的就是他的处境和心态。
那种感觉你知道吗，一个人从无知开始学习，不断进步，到某个时候认为自己掌握了最重要的真理，却又发现知识的局限和漏洞，最后看到自己的无知，我也经历过。
一
我第一次觉得思考问题有趣，是在大学里读政治经济学，有一天在寝室里看书，脑子里突然冒出个念头，把经济想象成一匹马驮着一个人——马是穷人，骑马的是富人，马跟人相比不能太瘦也不能太壮，人跟马相比不能太重也不能太轻，就像贫富差距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太小了不够效率，太大了会把马压垮，即爆发经济危机。这是我第一个“思维模型”。
之后接触到西方经济学，觉得它更合逻辑，更近现实，而马克思经济学有很多自相矛盾、空洞说教之处，便将兴趣转向西方经济学。几年后，又读到茅于轼先生的《生活中的经济学》，觉得醍醐灌顶，头一次感到知识是如此深入浅出，充满魅力，大大激发了我学习经济学的决心。
茅老师强调经济学的核心是一般均衡，价格由供求决定，反过来影响供求，一种商品的供求和价格变化，会引起一系列商品的供求和价格变化，但最终会趋于稳定，使所有商品的供求和价格实现平衡，同时达到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用普通的语言叫“稳态”。
受这个观念影响，我认为只要找到一般均衡的成立条件，就能找到解决任何经济问题的答案，甚至在一般均衡成立的条件中，有类似于牛顿定律和重力常数那样的东西，只要找到它们，就能揭开经济世界的奥秘。我一度拼命搜集一般均衡的理论文献，希望通过努力钻研，取得划时代的突破。
那时我相信，经济学是研究社会最有力的武器，它假定人是理性的，资源是稀缺的，人们在利益最大化的动机下做选择，结果必然最优而稳定，这样贴近现实并且简洁完备的理论框架是前所未有的，我拜倒在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光环面前，认为经济学能解释所有社会现象，只要掌握它就有了破解人类行为的钥匙。
一直到凯恩斯的出现打破这个迷梦。
二
凯恩斯的理论晦涩难懂，但我清楚记得他在《通论》中所说的：经济不止有一种均衡。这个观点让我惊醒，并将它与博弈论联系起来。博弈论认为在某些情况下理性的人会形成背信弃义的不合作均衡，即“囚徒困境”，从侧面证实了他的观点。由于经济存在多重均衡，要找出普遍的一般均衡常数是不可能的，我放弃了这种想法。
这就使问题复杂起来：经济存在多种稳定状态，意味着无法确定个体选择能否达到最优的结果，也无法确定社会可否形成最优的制度，制度演变会走更好还是更坏的道路。
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中国社会制度无法维持下去，将很快向西方靠拢。但时至今日，中国仍然保留着自己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国家实力不断增强，并以“中国模式”影响世界。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市场化改革大步推进，我预计三到五年内随着教育、医疗等市场的开放，大城市的户口就没用了。但多年后，教育、医疗等非但没有放开市场，甚至商品房也开始实行限购。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后英国女王提出“为何没有经济学家预测到如此巨大的危机”的疑问，更引发了对经济学的质疑和反思。尽管如此，我对经济学的信念没有动摇，因为没有找到更有力的理论工具和知识方法。
一直到我认识朋友圈里的“奥派”（奥地利经济学派），他们自认为掌握了唯一正确的经济学，因为奥派理论是基于公理假设，从公理出发经过严密逻辑推导得出的结论，所以不可能错，他们称之为“尚未普及的科学”。
这种自以为是的学风让我厌恶，但他们强调逻辑一致、先验正确的视角使我注意到知识方法论的问题，并开始阅读哲学史，探究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关系，读到康德的二律背反，对我产生了巨大影响。
三
二律背反，即人们对某一问题的两种观点或判断，既相互矛盾又同时成立。比如，“宇宙在时间上有起点，在空间上也有限度”和“宇宙在时间上没有起点，在空间上也没有限度”是相互矛盾的命题，但通过逻辑可证明两者同时成立，此外还有像物质是否可以无限分割、世界是否存在自由意志、宇宙是否存在必然成因等命题，都存在着二律背反。
二律背反不是随意捏造的，而是有深刻的认识论根源，它表明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都是残缺的，不能提供完整知识，因为人的理性能力有限，超过界限就必然陷入矛盾和困惑，这是在几乎所有问题上人类认识都会相互对立的根本原因。
我被这个发现打懵了，也打醒了。
自古以来很多体现人类智慧的信条，其实是相互矛盾的，比如说兔子不吃窝边草，又说近水楼台先得月；比如说宰相肚里能撑船，又说有仇不报非君子；比如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又说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正像哲学家桑塔亚指出：几乎每句格言对面，都有一个意义相反并且同样充满智慧的格言。
生活也是这样，同一件事总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在社会舆论中，对新闻事件的评价会自动划分成两个对立阵营，甚至在学术界，任何一位学术权威对面都能找到意见相反的权威，并且这些对立的观点都能找到依据。
这背后的原因就是二律背反，任何判断都能找到相反的判断，比如“人的行为有目的”和“人的行为无目的”、“人是理性的”和“人是非理性的”、“市场有效”和“市场无效”等命题，在逻辑上都成立，因为什么是人、什么是目的、什么是理性这些问题不断追问，最后必定遇到时间、空间、有限、无限这些初始概念，它们是二律背反的，作为扩展命题的普通看法也是二律背反的。
四
这动摇了我的信念，过去我相信世界是按规律运行的，人能掌握规律，不仅自然科学如此社会科学也如此，但是通过更多的观察，我发现不存在确定无误的经济学，更不用说其他的社会人文学科了。
最明显的一点是社会经济现象不可预测，大到苏联解体、英国退欧，小到个人创业、婚姻破裂，再到股票投资、金融危机等，无人能准确预测。有人声称预测了金融危机，并拿出多年前的观点作为证据，其实不过是把预测中正确的部分拿出来，错误的部分隐藏起来，“报喜不报忧”而已。
谢国忠是一位著名的预测错误者，他原本是摩根斯坦利的亚太首席经济学家，1997年因准确预测亚洲金融危机而声名鹊起，多年来被投行媒体评为最佳经济学家，但2008年后，他一再提出中国出现房地产泡沫，房价面临下跌的观点，却不断被房价上涨的事实“打脸”，成为典型的误判。
2020年新冠病毒漫延期间，我认识的一个朋友，也是一名中国前外交官、一位高层智囊，在中美两国都生活了多年，对美国疫情提出预测，大家都很重视他的观点，他对美国新冠病例死亡的预测是不超过500例，而实际结果已经超过19万例，令人难以置信。
五
后来我进一步认识到，连自然科学也是不确定的。
人们通常认为自然规律是确定的，那是指经典物理学而言。在牛顿力学描述的世界中，物体运动有迹可循，它假定时间和空间是绝对的，并且物体的位置和速度可精确测量，因此在理论上说，只要完全了解宇宙在某一时刻的状态，便能准确预测宇宙中将发生的每一件事，换句话说，世界是确定的。
而在现代物理学，也就是量子力学中，微观世界的粒子不只存在于一个位置，也不会从a点通过单一路径到达b点 ，粒子处于叠加状态，受到外界测量时才会有确定结果，描述这个过程的波函数只能预测粒子的可能状态，它是概率性的 。换句话说，世界是不确定的。
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了二律背反。
数学是知识可靠的最后堡垒，但对我来说也被打破了，我读过一本《数学：确定性的丧失》，它研究数学发展历史，发现数学公理并不是普适的，而是根植于特定领域的经验，数学在这些领域能作出精确有效的描述，但要是扩大到其他领域，适用性就可能消失。
比如，在虚数发明之前，人们不能对负数开平方，在黎曼几何出现之前，人们一直用欧氏几何，在欧式几何中，三角形的内角和是180度，但在黎曼几何中，它大于180度。换句话说，理论都是有条件的，数学和物理一样在条件适用时是正确的，在脱离条件时则必须修正。
六
到这个时候，我就从可知论者转向不可知论和怀疑主义。
个人或人类所拥有的知识，在我看来就像一座岛屿，知识的边界是岛屿与海洋的分界线，知识越多，未知的边界越大，边界之外是人类认知所无法触及的辽阔海洋。
康德的二律背反揭示了人不可能单凭理性发现天然正确的命题，人们在实践中发现社会经济现象无法准确预测，即使在物理学和数学领域，量子力学和非欧几何也证明了自然科学是不断修正发展的，可见世界上没有绝对正确普适的真理。
当我们发现某一知识能正确反映事物的趋势或属性时，只能将其视为局部的、暂时的规律，而非普遍的真理，当人们对社会经济现象做出判断预测时，无论正确与否，都只是概率的结果。
比如，有些人投资或创业赚了钱，其实只是契合了某种局部或暂时的规律，却把自己的经验看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在接下来某个时候倾尽所有、孤注一掷，自以为胜券在握，最后却一败涂地，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过去我认为知识必须一以贯之，完全自洽，一个人的知识体系要么全对、要么全错，如果你在某个问题上是错的，在其他问题上就不可能对。现在则认为不管是个人的思想体系还是在不同学派之间，观点矛盾对立很正常，它们都可能对也可能错，只是在不同的前提条件下，正确或错误的概率不同。
按照哥德尔不完全原理，知识的完备性和一致性是不兼容的，你要追求完备就不能避免矛盾，你要追求一致就不能获得完整。
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过去我认为两者之间必有一个正确，一个错误，一个成立了另一个就不成立，现在则认为它们在逻辑上都可能成立，只是在实践中不能偏执一端，在不同条件下可按不同的比例和形式混合运行，现实中没有纯粹的市场经济或计划经济，想追求百分之百的理想模式结果大多是失败。
这种认识的好处是让人视野开阔，能包容不同体系的多元观点，对权威和既有的理论不盲从，随时保持怀疑的态度，但不妙的是，这样建立的知识体系会显得不清晰、很庞杂，不能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去指导人的行动。
经常有人跟我说，你写文章总是这也对那也对，这可能错那也可能错，没有一个明确的预测或建议，说了半天等于白说。
七
确实，如果按知识方法把人分为可知论者（独断思维）和不可知论者（怀疑主义），两组对象产生的性格和观念各有利弊。
可知论者和独断思维在理论上明确，在行动上坚定，因此富有号召力，对社会实践更有利，但是这样思考的人往往盲目轻信，一意孤行，在个体生存中会面临更大风险，在社会运动中容易形成激进的集体行为。
不可知论者和怀疑主义在思想上更多元，能接纳不同观点，在社会行动中强调妥协与包容，有利于和谐稳定，但在创造事物或完成目标过程中总是充满疑虑、犹豫不决，缺乏果敢和韧性，不容易取得成功。
这正如一个硬币有两个面，很难说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它们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
现在在我看来，世界上任何问题都有一对相反答案，当你能解释它们都是对的也都是错的，才算真正理解这个问题，但同时也就失去了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愿望，追求觉悟的人大多会走向无为，活得明白与活得精彩总是难以兼顾的，这是个永久的悖论。
但有时，这两者也会以奇妙的方式呈现在一起。
作为西方哲学的先导，苏格拉底宣扬的“无知”精神象征着热爱智慧、追求真理的宝贵传统，多年以后，有位非常成功的企业家叫乔布斯，带着偏执独断的精神开创了一个新的电子消费时代，就在乔布斯病逝之际，有人问他想要什么，他回答：宁愿用全部成就来换取和苏格拉底共度一个下午。
这让我看到了人对知识的渴求亘古不变，永无止境。
最后
我相信求知是人的本性之一，不断寻求知识的人最终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人是无知的，世界是不确定的，真理是相对的。
如果每个人都有这种信念，就具备了独立思考、敢于批判的精神，能避免轻信盲从所带来的社会灾难，但是在生活中承认自己无知，对世界没有把握，就不会有成功的希望，要想成功必须表现得自信满满、真理在握才行。
所以罗素说：这世界的问题就在于聪明人充满疑惑，而傻子们坚信不疑。
如果有一个人他既想要世俗的成功，又想保持诚实和理性，应该怎么办呢？恐怕只能这样：
承认自己无知，承认自己掌握的是相对真理，不是终极答案，但总比没有答案要好。
这是我对自己，和对所有注重现实的理想主义者的最大忠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