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汝伦
维特根斯坦说过：“一个哲学问题只有在正确的背景中才能得到解决。我们必须给这个问题一个新的背景，我们必须把它比做我们通常不作比较的情况。”同样，要解决哲学的危机，我们必须将它放在一个新的背景，即批判现代性或现代性批判的背景中来思考和讨论。维特根斯坦自己正是这么做的。
与许多大哲学家一样，维特根斯坦始终将哲学本身作为他思考的焦点，他的主要哲学思想，在相当程度上是根据他对哲学性质的思考而提出和发展起来的。从一开始，维特根斯坦对哲学的理解就迥异于现代性对哲学的主流理解。
在人们拼命要证明哲学与自然科学一样“科学”或表达了科学的精神或本质时，他在《逻辑哲学论》中明确指出：“哲学不是自然科学之一种。(‘哲学’一词应该表示在自然科学之上或之下的东西，但不是同它并列的东西。)”“哲学不给予实在的图像，它既不能肯定也不能驳倒科学研究。”
这其实就有哲学的任务并不是追求自然科学所追求的客观知识，也不是描述自然科学的本质或内在逻辑结构，更不是对自然科学的拙劣模仿等意思。自然科学是理论，但“哲学不是理论，而是一种活动。”这种活动是“从逻辑上澄清思想”。“哲学的结果不是‘哲学命题’，而是澄清命题。”
但是，在维特根斯坦这里，“澄清”不是把没有说清楚的命题用明白无歧义的语言说清楚，更不是赋予命题以严格的逻辑形式和结构，而是限定与划界：“它(哲学)必须划分可思考的东西，由此划分不可思考的东西。
它必须通过可思考的东西从内部来限定不可思考的东西。”他在《逻辑哲学论》的序言中开宗明义地说道：“本书将为思想划一道界限，或者不如说，不是为思想而是为思想的表达划一道界限。”也就是要明确哲学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
《逻辑哲学论》最后一个命题：“对于不能说的，人必须保持沉默。”这很容易使中国人想起老子“道可道，非常道”的话来。但两者只是形似，其实各有其不同的出发点。维特根斯坦上述命题，是出于他对西方哲学危机的诊断而提出的根本治疗方案。虽然自古以来，西方人就喜欢将哲学称为“科学”，只是到了近代，西方人才将自然科学而非哲学，作为科学的典范。
这也导致了他们经常忽视哲学与科学的根本区别，即便看到两者的区别，也总是认为它们的区别只是内容上的，形式上则是完全一致的，即通过命题来表明各种知识主张。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就是建立在此基本预设基础上，也因此成为一切理论思维的指南。
然而，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西方哲学的根本问题恰恰在于不知道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别不但在内容上，而且也在形式上。
哲学由逻辑和形而上学组成，形而上学的命题没有意义，因为它们事关超越(即在世界之外的事情)。因此，真正能说的(也就是有意义的)只有自然科学的命题；但它们恰恰与哲学无关。
哲学的根本问题在于用自然科学的命题形式说命题形式不能说的事情，即无关意义的事，因为形而上学的命题是无关意义的(unsinnig)。(55)“哲学著作中发现的大部分命题和问题不是虚假的，而是无关意义的。因此我们根本不能回答这种问题，而只能确定它们是无关意义的。”
但是，在维特根斯坦那里，无关意义而不能说的形而上学不是像在逻辑实证主义者那里那样是应该拒斥的对象。“意义”(sinn)一词在维特根斯坦那里有特殊的含义，只有能被经验事物通过与其一致与否检验真假的命题，才能叫“有意义的”。形而上学的事情连说都不能说，也无关经验事物，自然是“无关意义的”，但不是“无意义的”(sinnlos)。
不能表达(但能显示)的东西才是极为重要的东西，如逻辑、形而上学、音乐、宗教、伦理学、神秘的东西等，因为它们都属于生命的问题。“我们感到，即使所有可能的科学问题都被回答了，我们生命的问题仍然完全没有被触及。”
科学不能回答生命的意义问题。哲学虽然并不提供关于世界的知识，但却是自有其特殊的价值所在。
维特根斯坦从未认为形而上学的问题是无意义(nonsense)的。他只是认为形而上学的问题无关世界的经验事实，超越了经验世界，而人们只能用命题有意义地说经验事实。如果人们用命题来说超越的东西，就会导致无意义(nonsense)。
然而，维特根斯坦对形而上学和哲学始终有最高的尊敬，因为他和康德一样，认为形而上学植根于人的本性：“人有强烈的欲望要冲击语言的界限。例如想想人们对事物存在的惊讶。这种惊讶无法用一个问题的形式来表达，也没有答案。我们能说的任何事先天一定是没有意义的。但我们冲击了语言的界限……不过这种倾向、这种冲击，还是有所指……我只能说：我不会小看这种人类倾向；我向它脱帽致敬……在我看来，事实是不重要的。
但当人们说：‘世界存在’时，他们的意思与我心相近。”这是因为，形而上学的倾向是人之为人之所在：“伦理学是出自想要谈论生命的终极意义、绝对的善、绝对的价值……它所说的东西对我们任何意义上的知识都没有增加任何新的内容。但它记载了人类心灵中的一种倾向，我个人对此无比崇敬，我的一生绝不会嘲弄它。”
人们往往以为，哲学在维特根斯坦那里只有消极的“治疗”作用，即指出传统哲学问题乃出于对语言和逻辑的误用，该如何纠正，等等。殊不知哲学在他那里也有正面积极的作用，即给予对世界的一种整体性理解，或者说揭示世界的逻辑可能性：“哲学只是将一切显露出来，既不解释也不推论。因为一切都在那里明摆着，无须解释。”
这里说的“一切”(alles)，当然不是指一切经验的事物，而是作为整体的存在可能性。哲学问题超验的整体性，使得“这些问题的答案是一劳永逸地给出的；是不依赖于任何未来的经验的。”哲学就是通过将世界的秩序重新安排，使得它一目了然。
因此，有人说他似乎有两种不同的哲学观。只是那种积极意义上的哲学维特根斯坦说得相对少些而已。 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哲学的根本问题产生于误用科学命题形式来说一些没有意义(senseless)的话，即说些与经验事实无关的话，或根本就不是知识问题的话。
治疗意义上的哲学，就是将哲学问题实际的无意义彰显出来以消除这样的问题。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哲学问题根本就不是经验问题，哲学问题从根本上说是由于误用语言引起的：“哲学是一场用我们语言的手段来反对理智着魔的斗争。
具体而言，就是根据具体哲学问题描述语言的种种用法以表明哲学问题是出于语言的误用，因此，维特根斯坦一再强调，哲学不是解释而是描述，因为语言的用法——语法是世界秩序和我们思维与行动的先天前提，它是百姓日用而不知，却又是最重要的东西；我们只能顺从但不能构造，所以只能通过描述才能使人们发现这“最显眼、最有力的东西”。
在此意义上，哲学不是理论，没有假设，没有解释；而是行动，彰显整体性秩序的行动。由此我们也可以发现，治疗意义上的哲学和给予总体的世界观意义上的哲学是可以统一的：治疗是消除误用语言产生的哲学问题，这样就能以正确的方法从事哲学，以达成它的真正目的。
由于有些人往往不清楚维特根斯坦哲学与罗素和逻辑实证主义哲学的根本区别，而恰恰是在后者的影响下去理解维特根斯坦哲学，因而总以为维特根斯坦哲学前后期思想有明显的区别，是两种不同的哲学。其实这完全是一种错误的看法，是因为没有对维特根斯坦哲学的根本倾向有真正的理解所致。
英国哲学家莫尔虽然认为《逻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在风格、进路，甚至(似乎是)学说上有影响深远和醒目的不同，但还是认为“在维特根斯坦的早期思想和他的后期思想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首先就在于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观，他因此把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称为是前期的“重演”(reprise)，说《哲学研究》第89-133节提出了一种在所有意图与目的上与《逻辑哲学论》提出的完全同样的哲学概念。
奥地利哲学家阿兰·雅尼克和英国哲学家斯蒂芬·图尔敏在他们合著的研究维特根斯坦的名著《维特根斯坦的维也纳》一书(此书的中译者把阿兰·雅尼克的国籍搞错了)中，用了很长的一章专门讨论“《逻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的连续性”，以及维特根斯坦与罗素和逻辑实证主义哲学的根本区别。
维特根斯坦从一开始就像他所推崇的叔本华和克尔凯郭尔一样，拒绝学派哲学家特别青睐的一种哲学活动，就是“抹掉(即混淆)”事实探究与概念探究之间的区别的哲学讨论。
对他来说，这种讨论是“无意义的”。
《逻辑哲学论》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阐明这点。“要是对此书的最后五页置之不理，书中其余部分展开的智识技术则在数学和哲学方面适合于多方面殊为不同的用途，而且还可以援用它们来支持那些与维特根斯坦本人南辕北辙的智识态度。”可惜我们有些维特根斯坦研究者恰恰是这么做的，却还自信得了维氏的真传。维特根斯坦固然是在后期才明确提出“语言的用法”这个观念，“然而，引领他形成这一观念的理据就隐含在他的早期观点中”。
当然，说维特根斯坦前后思想存在着连续性并不等于说它们完全一样，没有发展。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是围绕着语言用法的多样性展开的，而不是像《逻辑哲学论》的语言哲学那样，认为语言只有一种功能，即描述事物的功能。
对于后期维特根斯坦来说，哲学的功能仍然是“治疗”，但此时意义与否的标准已非一端了；意义的界限是围绕着“用法”、“目的”、“实际后果”等来划的。但不管怎样，意义与否的基本原则没有变，这就是语言表达的东西是否对应于经验事实(关涉经验事实，而不仅仅表象事实)。
在他看来，形而上学的根本问题是它模糊了事实研究与概念研究的区别。哲学研究是概念研究，但形而上学的表达却看上去总是像一个经验命题，实际却是语法命题或概念命题，维特根斯坦因而又时常把形而上学命题称为“重言式”或“逻辑命题”。如果意义与否与是否表达或指涉经验事实有关，那么形而上学当然是无意义。
然而，在维特根斯坦那里，“无意义”(nonsense)不等于不重要。恰恰相反，“无意义”者才是最重要的东西。
维特根斯坦批评形而上学是因为传统形而上学用经验形式来表达不能这样表达的东西，而不是因为它处理的是不重要的事情：“‘nonsense’是由于试图用语言表达应该体现在语法中的东西。”
形而上学处理的是非常基本的问题：“它要从根本上来看事物，不关心实际发生之事的具体情况。——它既不是产生于对自然发生之事的兴趣，也不需要去把握因果联系。它是出于这样的追求：即要理解一切经验事物的基础或本质。”所以，他明确对人说：“不要认为我蔑视形而上学或嘲笑它。相反，我把过去伟大的形而上学著作归入人类心灵最高尚的产物之列。”
维特根斯坦不是像许多人误以为的那样，是要消除形而上学或终结哲学；他的目的是要重新去理解哲学这发自人性深处的追求的性质，消除现代性思想对它的种种误解。对现代哲学观的批判并没有终结哲学本身，而只是清除会导致哲学归于消灭的误解：“我们摧毁的只是纸牌屋，我们清理这些纸牌屋的语言地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某种原已一直在我们眼前的东西。”
阿兰·巴丢称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是“反哲学”，所谓“反哲学”，按照他的解释，是“对哲学进行哲学式藐视”。这显然是不对的。维特根斯坦不是“对哲学进行哲学式藐视”，而是对哲学进行了哲学式的重新审视。
我们发现，他要反对的“理智着魔”，实际就是现代性的哲学对自身的理解。
这种理解按照科学知识的模式和科学方法的要求去理解哲学，将哲学视为对普遍的知识形式的追求。它提供正确思维的标准和方法，进而提供各种观点和立场的内在理由。它告诉我们正当思维的步骤与程式，却不管善恶是非的根据。
因此，它是中性的思维术，而无关价值。这样，哲学就失去了它一开始就有的实践本性，即它既是对生命意义的思考，又是一种基本的生活方式，而成为纯粹的理论。而作为理论，它彻头彻尾是一种理性的事业；但理性本身却日益成为工具理性。
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观与现代性的主流哲学观背道而驰：哲学不是科学，哲学命题不是科学命题，它不提供任何新的知识，而只是要理解这个世界(包括人生)的根据和基础，它早已在我们眼前，只不过“百姓日用而不知”而已。哲学的任务和使命是通过理解显示此一世界的本质。
本质不在事物的背后或内部，而就在我们眼前，是事物之为事物的条件。因此，它不需要解释，不需要分析和论证，只需要描述。维特根斯坦根本不是人们理解的“分析哲学家”，在他的后期代表作《哲学研究》中，我们看不到论证、分析、推理、证明、证据等，只有描述。
然而，这种描述不是照相式的描述，而是创造性显示的描述：“人其实只应该像作诗那样作哲学(philosophie dürfte man eigentlich nur dichten)。”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说法，诗是用信息的语言写成的，但却不是用在给予信息的语言游戏中。言下之意，哲学的表述可能看上去像是提供关于世界的信息，实际却是对世界本性的理解。
哲学不是理论和学说，而是行动，首先是治疗我们理智魔怔的行动；所以，哲学是一个意志的事情，而不是理智的事情。哲学最终是每个人必须为他自己做的事。另一方面，哲学不涉及知识，而只是世界的可能性：“人们可以用‘哲学’来命名一切新发现和新发明得以可能之前的东西。”人们不免会想起黑格尔对“逻辑学”的定义：它是“上帝的展示，展示出永恒本质中的上帝在创造自然和一个有限的精神之前是怎样的”。维特根斯坦与黑格尔对“哲学”的根本理解何其相似乃尔!
维特根斯坦并未谈论哲学危机，更没有要告别哲学，抛弃哲学；他只是认为西方哲学有病，哲学病还得用哲学来治，他要用一种新的哲学来治疗传统哲学的疾病。
他没有像许多西方哲学家那样明确看到西方哲学危机与现代性的内在关系。
然而，他对西方哲学的诊断和治疗，实际上却揭示了西方哲学危机与现代性思维的根本关系。他的哲学使我们看到，哲学的危机并不是因为哲学本身是一个没有价值而被人错认价值的事业；也不是因为现代世界已经不再需要哲学；而是因为哲学自身产生了病变；或者说，哲学自己不断背离自己的初衷而陷入深刻的危机。哲学必须重新思考自己在当代世界的正当性所在，必须超克现代性的哲学定位。在这方面，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观提供了下列提示：
哲学并不提供关于事物的知识，而是追求理解世界之可能性及其逻辑(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前提，也就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世界之道(用西方哲学的话来说，作为整体的存在或整体性)。哲学并不是说明世界的理论，而是理解世界的活动。
因为哲学不是科学知识，哲学对世界的理解蕴含评价，而非价值中立，哲学应该体现世界的合理性，而这种合理性首先体现在人生理解的合理性中，因为理解人生与理解世界是不可分的。
“如果哲学探索就是发现存在的首要意义，人们就不能离开人的处境来研究，相反，必须深入这一处境。”哲学不完全是理性的活动，而是知情意统一的活动。
因此，当代学院形态的哲学是病态的哲学或不正常的哲学，因为它排斥了众多的语言游戏——生活形式。西方哲学家中的有识之士也都对这种现代性的学院哲学持坚决的批判态度。针对西方学院派哲学家日益脱离现实世界的真实问题，梅洛-庞蒂指出：“为了将哲学的根基置于地球之上，需要的恰恰是苏格拉底这样的哲学家。”
列维纳斯则认为传统西方哲学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但我对他人的责任是一切社会结构的基础，他要通过将体现这种责任的伦理学确立为第一哲学来反对西方自我哲学的传统。而阿多则通过对古代哲学的阐释来提醒西方人，哲学从一开始就是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实践”。而这种哲学传统，已经被许多哲学家遗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