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办过的签证不算少，可是只有这一个把我办哭。就是日本签证。
接待我的是一个满脸皱纹的中年男子。他脸上所有皱纹都是竖着的，紧绷绷的，尤其是从眼角到嘴角的那两道。以后我坐在大阪安静到压抑的电车里，观察满车安静而克己的日本人，一个个都紧绷着脸，不动，不说话；脸上若有纹路，也像极了车窗外的雨线，从眼角到嘴，竖而直的一道道排开。
旧金山的日本国领事馆。工作间的窗口可以眺望到碧蓝的太平洋。
一共去了七次。
我同学后来说：给签证就像允许陌生人进你的家门。从法理上讲，任何一个国家都有权无理由拒给签证，就好像你可以没有理由，拒绝别人进你的家门。更何况中，日，关系这样差。
第六次，那天我真的是火了。我这样吼完以后，那个男人满脸的竖线，忽然出现了一种奇妙的弧度。所有紧绷的竖直的皱纹，忽然瘫软下来，堆叠成一种奇怪的形状。愧疚，那是。
他神色由严厉转为沉重，由沉重而晦暗。好像一瞬间受了什么重大打击。像一条高度戒备的狗，忽然变成服软的猫咪。
他用几乎是沉痛的语气跟我道歉，说是他工作失职，上一次没有及早发现这个问题。
第七次。终于收下材料。三天后给了签证。
我的室友铃木由佳，一直为日本签证的事跟我道歉。她反复跟我解释说，日本人做事很认真——认真到过头。仿佛领事馆拒签我是她的错，一遍遍跟我道歉。
后来她自嘲地说：“日本人都很变态吧？在日本也是这样。我一点也不想在日本生活。”
无比守时。
日本领事馆9：30开始办公。我一共去了八次，每次都早到。9点29分，可以看见一排人影整齐地站在窗口之后；9点29分45秒，刷刷一片响，一排四个窗口四个窗帘同时拉开。
浅草的某条街道。会出现这样的奇观：在时针指向9点正的那一刹那，刷拉拉一阵响，一排银行与店铺同时开门。
日本的新干线与航空公司都以守时著称。航班若有晚点，就有一堆工作人员出来鞠躬。我坐从京都到东京的新干线，公告牌上写14:36分出发。14:36，当真一分不多一秒不少。
从来没有人告诉我，自己喜欢在日企工作。在我们看来是剥削，在日本人看来，拼死拼活地努力工作，是天经地义。我去日本留学的同学很多，高中也有，大学也有；然而无一例外，全部回国。
何况日企还奉行着一种令人无法忍受的等级秩序。顾客是上帝，上司也是上帝。
顾客被捧得高高在上。走进无论哪一家店铺，都有无数人跟你微笑鞠躬问好。我猜那些服务生每天笑到脸僵。
大概，这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个民族，会如此在意旁人的看法。
西方人说中国人要面子，其实日本人远比中国人更要面子。日本的厕所，总是干净得光可鉴人。冲洗的按钮旁往往还有一个古怪的“音姬”按钮，一揿下就会发出滋滋的声响，用来遮掩尴尬的声音。有些马桶的“音姬”，还能播放广播和音乐。
女人在意旁人的看法，所以日本女人出门必定化妆。她们觉得不化妆对不起别人。
男人在意旁人的看法，所以日本男人永远想要赢。他们觉得赢是应该，输不可原谅。
跟日本朋友一起看世界杯，日本对科特迪瓦。本田圭佑在开场第15分钟进了第一个球，从此大家一直在高呼本田的名字。后半场科特迪瓦反追两球，日本以1：2败北，全队鞠躬。日本朋友仍然抱怨：本田怎么这样。
对于不服从群体规则的个体，采取极其严厉的态度。
大阪与京都的电车，总是安静得令人害怕。明明满车是人，却鲜有人说话，只听到电车前行的机械声响。
日本街道的干净，就像日本电车的安静。表面是彬彬有礼，无可挑剔，却总是让人瘆得慌。
我至今还记得2008年我在鸟巢当志愿者。有一天有日本选手出场，我负责的看台坐了小半日本人。无比齐心地摇晃太阳旗，有组织地呐喊口号。比赛结束后，其他看台都是瓶罐狼藉，唯有那一小片日本人坐过的地方，干净到不留一丁点纸屑。
行走在京都的街道，就仿佛看见，鸟巢那一小片干净看台，被扩展成一个城市，一个国家。
当我以极苛刻的眼光刻意去察看了数条街道，除了落叶以外没有看见任何垃圾的时候，脑海中闪过的念头不是“好干净”“素质真高”“令人尊重”，而是，“真瘆人”。
路上没有垃圾桶，所有人都把垃圾带回家。家里的垃圾遵循严格的垃圾分类：塑料、瓶罐、纸板、玻璃、可燃物。
日本动漫里出现的群体排挤个体的故事，非常的真实。仍然是远藤的故事。他在东京某个并不著名的学校学习电影。因为某种原因，他被日本朋友排挤。以后，他的朋友都是中国人。
我没有问他，他被日本朋友排挤，是不是因为他的朋友都是中国人。
半夜十二店，我们喝酒喝到醉醺醺。在隅田川的西岸，隔着河流看对面的东京展望台skytree。我指着波光粼粼的隅田川问远藤：东京的自杀率这么高，这条河是不是有很多人来自杀。远藤笑笑说：不会啊。大家都会选择跳电车的轨道吧。比较快啊。
无比守时。无比认真。无比要面子，无比争强好胜。对个体残忍。对失败绝不原谅。
这真是一个很可，怕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