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川东老家，几乎每个农历节日，家家户户都要做一些特别的东西吃，比如端午的粽子，中秋节的糍粑，腊月的腊八粥。而清明呢，一是沿袭传统习俗上坟扫墓祭拜先辈，二是喜欢到山坡野地采摘些清明菜，用糯米、大米面做成形状各异的野菜粑粑，老家叫它“清明粑”。
清明粑的原料是一种叫清明菜的植物，这清明菜又叫佛耳草、鼠曲草，株小，灰色，有点黏绵，与糯米、大米推出的面相揉和，做成扁形、圆形的清明粑。现在每个家经济都富裕，那粑粑的空心里面，都包上腊肉炒椿芽、腊肉炒榨菜、红糖什么的。
遥远的印记里，让我最难以忘怀的是一九七四年吃到的清明粑。
那年我九岁。由于是集体生产，往往社员出工不出力，每天上坡都在磨洋工，全年生产出的粮食远远不够吃。生产队每年也种了一些糯米稻谷，由于疏于管理产量低，我家五口人分不到十斤糯米谷子。中秋节做糍粑和过年时做汤圆吃了，到了清明节，哪还有糯米来做清明粑。那些年生活的困苦，一个月吃不上一顿肉，饭的主食全凭季节产出的玉米、红苕、小麦、洋芋掺合在一起煮，但大米极少，每顿饭再难吃也要咽下。我是家中老大，正在长身子，饭量特别大。
母亲心痛我和弟弟、妹妹，总想做点好吃的，但手长衣袖短，巧妇难做无米之炊，但清明粑还是要做给我们吃的。那年没有糯米，也没有钱去买，而且那时的粮食属于统购物资，市场上即便有卖的，也只能够悄悄地进行，人们管它叫“黑市”，属于投机倒把的行为，况且家里也拿不出钱来去买。
但母亲总是绞尽脑汁找门路。那些年，我家二爷爷住邻乡偏远的山腰上，山高皇帝远没有人去割“资本主义尾巴”，在屋团屋转种了一亩多糯米稻。母亲知道二爷爷有存货，背着二十斤小麦走了七八十里山路，厚着脸皮找二爷爷换了六斤糯米，第二天中午才汗流浃背背回来。
晚上，父亲面包推磨母亲喂磨，将一半的糯米磨成面。随后，母亲开始和面做清明粑，用糯米面和玉米面混合揉搓，包上咸菜，吃上了别具风味的清明粑。吃上的清明粑，因为是玉米面掺和做的，没有今天的糯米和大米做的好吃，清明粑咬起来比较硬，但吃进肚子实在，很久都不觉得饿，味道却在嘴里弥久留香。
第二天上学，母亲用缸子装上三个清明粑让我带上作为午饭，带到学校旁边同学家里蒸热了吃。到同学家吃午饭时，揭开盖子清明粑只剩一个了，另两个不知被谁拿去了，确切地说是同学和他弟弟偷吃了。那年代发生这样的事很多，都是饥饿惹的祸！我默不作声吃下了那个剩下的清明粑。回到家里母亲安慰了一番，将她舍不得吃的一个清明粑给了我。
高中毕业后当了兵，回来后一直在外乡工作，就再没有吃过母亲做的清明粑了。
今年疫情解除风险后，住在县城的姨妹随她丈夫的姐姐到乡村踏青，遇见清明菜摘了回家，做了很多的清明粑。她的一个电话，让我到她家吃到了很久未吃的好东西。我吃着散发清香的清明粑，就想起了故乡，想起了母亲，想起了那个饥饿的年代。
一个人只有不忘记苦难，才会懂得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